聂耳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先驱，为创造和发展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以笔和乐曲为枪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成为不朽的民族战歌。聂耳仅23岁就英年早逝，却以最新的、革命的、斗争的姿势出现，正如冼星海所指出，“以他满溢的才华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1912年2月，聂耳出生于云南昆明。在求实小学读书期间，聂耳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因率领同学积极支持校方与霸占校舍的封建势力斗争并取得胜利，使那些封建卫道者以“有碍孔子尊严、圣庙不能办学”的目的没有得逞。学校为此颁发书面褒状表扬聂耳的正义行为。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聂耳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五卅”受难工人宣传和募捐演出等革命活动。在《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作文中，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矛盾，认为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压迫最为残酷，提出了“欲免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产)阶级不可”的见解。聂耳虽还是一名中学生，但对民族生存、国家兴亡已开始深入思考，认识日渐成熟。1926年，聂耳在《科学与国故及我国现时应提倡科学之原因》的作文中，提出“因现在中国为弱极之时，而正当列强竞争科学之时，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教师批语：主张重科学，所见甚是。聂耳强烈的斗争意识，为他走上革命音乐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聂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创作、为人民立言，替人民呐喊、为人民斗争是聂耳始终如一的斗争方向。1932年7月22日，他在上海《电影艺术》第三期刊载的《中国歌舞短论》中有力抨击当时文艺作品的现状，“香烟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明确指出黎锦晖作品中的妥协性和软弱性，高呼“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聂耳把维护底层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人以无限的感动，体现了聂耳鲜明的斗争方向。聂耳始终坚持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原则，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是第一个倾注全部创作心血、用占全部创作绝大部分篇幅致力于最底层人民劳动和生活题材的作曲家。
投入到“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去。纵观聂耳一生的学习、生活、创作和革命活动，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斗争意志，从未消退且愈加顽强。大革命失败后，聂耳在云南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就读，他在《我的人生观》一文中写道：“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聂耳并未退缩，反而激起了他更顽强的斗争意志，1928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印刻张贴传单和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用实际行动投入到“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去。1932年6月28日，聂耳在上海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的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是聂耳对其母亲提出的婚姻问题、回滇问题、人生问题做出的回答。他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将个人追求与时代主流相契合，正确看待和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坚定斗争意志，积极主动担当。
“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文化艺术是重要的斗争方法和斗争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让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侵略罪行，看到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工农群众的痛苦生活，深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聂耳大胆发问，“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代替大众在呐喊，而不是用颓废的、色情的靡靡之音腐蚀中国人民的心灵。聂耳还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为歌舞而歌舞”的口号，揭露以此掩饰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服务的本质。革命艺术化，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斗争，艺术革命化，让艺术充满革命的力量，革命事业催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应该服务于革命事业，这是聂耳斗争艺术的最大特点。
“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前进”。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有的深重灾难，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聂耳正是在这种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他刻苦学习、敬业工作、严以律己，一天至少练习七个小时的琴，生病的时候也从未间断，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创作、参加革命活动，还自学英语、日语、俄语。在为《新女性》配音时，三天三夜不睡觉，经常忙到废寝忘食。聂耳还积极主动学习革命理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前进。”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摘录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篇章。在创作《大路歌》的过程中，他曾去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一起拉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在创作《新女性》过程中，曾多次于凌晨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生活情景。聂耳总是主动投身于各种斗争中去，在斗争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形势越是严峻、情况越是复杂，聂耳越是勇往直前，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这就是为何聂耳的作品至今依然历久弥新、传唱不衰，深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欢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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