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34年，为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封锁，克服根据地物质经费极度短缺的困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厉行节俭作为一项既定执政方针，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俭运动。对于这场历时长、范围广、影响大的节俭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自始至终进行了全面报道，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优良传统留下了珍贵而详实的史料。
将厉行节俭作为既定执政方针
1932年2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常会，决议通令各级政府开展节俭运动。第二天，《红色中华》便刊登人民委员会第三号通令，指出“节俭经济，供给发展革命战争，帮助红军给养，这是当前紧急任务之一”，通令各级政府“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乱费，以免多耗经费。要存着‘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来实行广大的节俭运动，来积蓄金钱或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同日，《红色中华》以社论的形式刊登署名文章，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要知道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自此，节俭运动迅速在中央苏区展开，在以后的两年里，临时中央政府通过颁布法令、条例、决议、指示等规范性、强制性文件，指导苏区各地开展节俭运动。
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模范带头
在节俭运动中，中央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率先垂范节俭经济，严格落实各项节俭措施，为苏区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苏区党中央局为减少办公费开支，规定以木油代替火油、人走灯熄，本埠信件尽量使用二手信封或毛边纸自造信封，文件起草尽量用无用文件及油印裁下的废纸，油墨大部分使用自造油墨等，这样较之以前火油用量减少30%、信封减少75%、邮票减少20%、铅笔减少50%。全总苏区执行局号召各工会组织节省经费，减少中央政府对执行局的津贴，裁减秘书处工作人员，尽量节省办公费用。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更是带头开展节俭运动，有一次，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找刘少奇汇报工作，正赶上午饭时间。大家找到刘少奇时，他正在吃用清水煮熟的番薯叶。1934年3月20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陈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等23人发表公开信，主动要求每天节省二两米、停发当年夏服，并倡议其他同志一起响应节俭号召。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节俭运动
在1932年第三号通令中，人民委员会强调“要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都积极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的自动的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节俭运动中，胜利县积极动员群众厉行节俭，仅桥头、曲洋两区群众在短短四个月内就节省经济达1000多毫，各区群众自动节省出来的食谷就有7000余担。1933年初，为反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苏区中央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声明继续“实行群众的节省运动，反对任何的浪费。动员群众实行粮食的储备与节省耗费，提早春耕，以最低限度的消费，来进行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浪费，必须大量的储蓄起来，准备在战争中供给红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临时中央政府在发动群众进行节俭时，坚持立足实际做足宣传工作，不搞一刀切、不搞摊派征发，使群众自觉自愿节俭、发自内心拥护革命战争。1934年，为配合好“节省3升米来帮助红军”的群众运动，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陈潭秋特别强调：“节省运动的开展，要依靠于广大的群众积极性的发扬，我们必须最艰苦最深入的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使群众彻底了解，自觉自愿的节省，要绝对禁止脱离群众的强迫摊派办法。”
严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实行检查制度
节俭运动启动之后，临时中央政府便明令禁止浪费与贪污，从党内纪律到法律法规层面都对浪费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起到很强的震慑作用。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人联名签署第26号训令《关于惩处贪污浪费行为》，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1934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长篇报告，强调要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俭运动开始不久后，临时中央政府派往兴国县的检查组，在清查兴国县、赣县财政时，发现许多基层政府每月开支浪费很大，兴国县政府主席、财政部长、国家商店经理与鼎龙区财政科长等还存在吞没公款、假造账目等贪污舞弊情形。为严肃法纪，打击贪污浪费现象，临时中央政府责成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将兴国县政府主席、财政部长、国家商店经理、鼎龙区财政科长一律撤职查办。1933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召开工作人员会议，对财政部管理科科长王益哉不按量购买机关用品造成采买过量浪费等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中央总务处厅长赵宝成，也因浪费公家钱物及对部下犯罪失察等错误，被中央人民委员会处以撤职处分。
为保证各级政府彻底执行临时中央政府的命令，认真开展节俭运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还决定在节俭运动中实行检查制度，定期派员赴各地检查节俭运动工作开展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确保节俭运动在整个苏区全面有序开展。1932年3月2日，为防止和纠正各地政府对中央政府法令执行不彻底的情况，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第5号命令，要求切实执行工作检查制度，将“各级政府落实节俭经济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工作情况”列为最重要的六个问题之一。开展节俭运动后，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对瑞金县专项检查发现，瑞金县在财政方面的浪费和无限制的开支状况已大为减少。
充分发挥宣传舆论导向作用
有效利用主流报刊的宣传动员、监督批评作用，将节俭运动不断引向深入、扩大影响，是苏区厉行节俭的又一重要经验。《红色中华》以党、政、工、团中央联合机关报的权威，充分发挥核心报纸优势，引导、监督、促进节俭运动广泛开展。《红色中华》从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发起节俭运动开始，便主动开展工作，不断创造话题热点，保持运动热度;还将版面进行适当调整，增加专栏表彰各地节俭经验，营造比学赶超氛围;适时发出不同的节俭号召，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运动高潮。1933年，在报上开辟“红板”专栏，对各地开展节俭运动的先进典型进行刊登，号召大家展开节俭运动竞赛。在1933年2月22日的“红板”栏目，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党团支部、全总执行局、邮政局、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会昌县苏、寻乌县苏、国家保卫局及江西各县分局等先进单位被予以表扬。1933年3月6日，《红色中华》号召开展“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12月2日，向全苏区革命的工农群众提出“六项节省规约”，号召大家认真实践。此外，《苏区工人》《青年实话》《红星报》《斗争》等报刊，也在节俭运动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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