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了，越下越大。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天空低垂，德胜门的箭楼好像更挺拔了。清晨，一辆破旧的骡车缓缓地驶了过来，颠簸着穿过门洞，木制车轮在与雪地“吱呀咯吱”的旋律中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辙迹，像雪花写给大地的两行诗歌。
骡车上坐着两个人。坐在车把上的是一位账房先生，看上去像一个乡佬，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装着账簿。另一位坐在车里，头戴毡帽，穿着一件厨师的背心，油渍满衣，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再过五天就是春节了，看样子他们是趁着年根儿到城外收账呢。出了德胜门，骡车折向东，跑得更快了。走了一程，太阳出来了，大地明亮起来。他们一路向东，找了一条小道，直奔天津而去。
这一天是1920年2月14日。坐在骡车上的两个人，都是五四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坐在车把上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坐在车里面的，是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两个人都出生在金桂飘香的10月，年龄却相差整整10岁。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4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35岁的陈独秀第四次东渡日本，应老朋友章士钊之约到东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25岁的李大钊，此时正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本科。两人在《甲寅》杂志社见面后，因为共同的志趣和价值观，惺惺相惜。1915年9月，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邀约李大钊撰稿。1916年夏天，李大钊从东京寄来了长篇散文《青春》，纵笔放歌，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满腔热情地向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出崭新的呐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编辑部被这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文字深深打动，决定在9月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发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乘车离沪北上，本打算筹集资金，以扩大《新青年》的规模，后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约，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进京，震惊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而在此半年前，李大钊也从日本回国，在北京《晨钟报》任编辑主任。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1917年12月，李大钊接受章士钊推荐，决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一时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荟萃红楼。
1918年11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政治气氛高涨。《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口号——民主和科学，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遭到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胡适的反对。怎么办?陈独秀和李大钊深感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因为“不谈政治”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必须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1月27日，他俩召集志同道合者在红楼开会，决定创办《每周评论》。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6月11日，以“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拘留。一时间，舆论哗然，全国掀起了营救声援行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期的《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李大钊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在那个创造历史的现场，陈独秀和李大钊坚定地站在一起，开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信仰和理想的实践。
当时的北洋政府禁止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去上海躲避。他们借来王星拱家厨师的衣装，乔装改扮，雇上一辆破旧的骡车，于1920年2月14日一早，冒着大雪赶往天津，再乘船前往上海。送走陈独秀，李大钊马上给在上海的学生发了电报，安排好接站和住宿。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这一天，正是大年三十。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谈在中国建立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李大钊建议他去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因为上海是中国工商业和经济中心，是无产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很快，陈独秀与维经斯基见面了。5月，陈独秀与李汉俊、茅盾、李达、邵力子、施存统、陈公培等有志于马列主义的朋友们一道，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陈独秀拜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历尽周折，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6月，在陈独秀主持下，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达等人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年底由“共产党小组”改称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党组织。
1921年7月23日，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能出席大会。7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让人想不到的是，由于会场遭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只好秘密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烟雨南湖，碧波荡漾。毛泽东、董必武等10位代表，在南湖“红船”上完成了一大所有议程。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日出东方，秀水泱泱。一个伟大政党从这条小船上开始扬帆启航。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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