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1936年采访毛泽东时印象十分深刻：他的叙述，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融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毛泽东不仅是党史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党史学习、研究的倡导和组织者。
“要认真总结经验”
经验是由实践得来的认识，是经历史验证了的结论，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爱好历史。但他又不是钻进故纸堆，就历史说历史，而是注重联系社会现实，常常“以唱叹之笔”借题发挥。早在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没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他劝大家多读历史，并且指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进一步把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为此，他要求全党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1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每个党员都要“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1965年7月，毛泽东在同李宗仁、程思远谈革命成功之道时，更是诙谐幽默地说道，“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1965年7月，毛泽东会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
毛泽东之所以对党的历史如此重视，这是和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遭遇分不开的。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不仅使毛泽东本人深受其害，还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所以，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总结了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等。目的就是要通过总结经验来统一认识，解决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总是抓正反两个方面，“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他指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1928年11月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红4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全面总结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报告就既讲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也讲到了4月和8月的两次失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阐明了如何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联为一体来确保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是既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党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他说：我们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
“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毛泽东指出：凡是历史上跌了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错误即坏的经验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更值得注意和研究，是“宝贵财产”，可以获得锻炼、少走弯路，让我们产生抵抗力和免疫性。他说，“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从痛苦的经验中，我们才制定出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路线和政策”，“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
【1937年，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在红军大学。】
毛泽东认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总结教训不仅只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也包括总结别人甚至是敌人失败的教训为我所用。他指出：“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应包括反面教员，即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革命队伍内部犯错误的同志。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他曾以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为例，说明错误的经验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他认为他本人就是王明的“学生”。在党的七大上，他这样说道：凡是历史上跌了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历史地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后来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把党的历史搞清楚”
历史问题的统一是思想统一的基础。毛泽东指出：研究党史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过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把总结反思大革命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经验作为重要工作，着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右倾错误和30年代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他强调：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但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
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习和研究党史。毛泽东指出：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教育党员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习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党员干部，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从而避免曾经犯过的错误，增加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先后挑选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件86篇，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正是为了把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以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从1940年夏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让大家看清楚“左”倾教条主义都曾经干了些什么。“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
在深入学习讨论党史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克服了全党长期存在的思想上的一些混乱，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思想轨道上来，加强了全党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决议》由此成为党员干部必读的党史教材。
“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认为，党史学习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还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他常说：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不讲历史，就没有说服力，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比如，他讲：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才教育了我们;“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
毛泽东认为，理论是历史在观念形态上的再现。他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1956年9月，回顾历史，他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我没经验。史沫特莱就说：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即将创刊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发刊词》。他指出：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毛泽东说，我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最后强调：我们不能忘记拿血换来的经验，要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
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通过总结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毛泽东不仅分析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策略。1940年8月8日，针对日渐复杂的政治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苏维埃、抗日三个时期总结出来的。
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造和创新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理论是基于包括历史经验在内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时，强调“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提出了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的任务。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级学习组要以理论与实际统一为方法，首先学习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以达克服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指出：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党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创造些新的东西”。所谓“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新的理论创造。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还要继续前进，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就是要对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我们行动的科学理论。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古人说，“不知来，视诸往”。通过回望历史，可以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毛泽东也把党的历史作为指导未来的最好教材。1958年1月2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历史是要的。要读历史，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1964年7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又意味深长地讲到：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所以，在他看来，党史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习、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更根本的目的在于把其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结合与统一起来，用以揭示规律，昭示未来。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在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和发展的，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演变的逻辑搞清楚了，就会更加深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动力和任务等等，进而凝聚全党力量，增强胜利信念，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每当面临革命的重大转折，毛泽东都提出要通过回望、总结历史来规划未来。抗战伊始，他就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指导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研究现实，也要研究历史，了解昨天的中国。
1937年6月，毛泽东总结党过去犯过右的与“左”的错误的同时，指出：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原因。
1939年6月，面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猖獗、抗战前途可能发生挫败的复杂形势，毛泽东从8个方面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以便胜利地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败”。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即将创刊的《共产党人》写《发刊词》时，指出：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作报告。】
“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自信的表现。”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回顾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强调：亿万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奋斗的结果，取得了经验，才形成我们现在七大的决议案和文件;我们要在全国胜利，不仅有这个志向，而且有信心，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了很多经验的大党。他说：七大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我们是一个准备胜利的党。
七大的胜利召开，使我们党在抗战胜利前夕克服了全党长期存在的思想上的一些混乱，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思想轨道上来，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在1948年9月13日所说：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在抗战胜利时，谈到国民党会怎样对待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也同样指出：“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有了对历史经验的研究与把握，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就有可能开辟事业的新境界和光明前景。1947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十二月会议上提交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总结了土地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指出：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1948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1949年6月24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告诉秘书胡乔木:“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但胡乔木的初稿起草出来后，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后来胡乔木回忆这件事时说道:“稿子写出以后，结果没有用。毛主席自己写了纪念七一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党领导人民结成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共同奋斗。他指出：孙中山探索四十年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探索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取得了基本胜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给出了答案：因为我们有“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那就是有区别于其他阶级和政党的一个党、一个军队、一个统一战线。
在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答案后，毛泽东明确而自信地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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