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得越好，党内的风气就越正，党员干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越强
始于1941年5月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到1945年4月，历时四年的整风运动，消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的影响，为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打下基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带头开展批评，还严肃地作自我批评。针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他主动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在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目的就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开展整风运动，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就是解决党的内部矛盾，经过批评和斗争，承认错误，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土地革命后期，中共中央在总结“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时，就曾指出，对凡是犯错误的同志，不是要轻易地给以打击，轻易地加上帽子，而是给予耐心地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实践证明，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把批评别人当作泄私愤、搞报复，也从不把自我批评当作走过场、挠痒痒，而是站在全局立场上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员干部党性的具体体现。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有一个议题就是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革命，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检讨自己具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思想，并承认过去对这一点认识并不深刻。任弼时在会上也作了检讨，指出当年在南雄召开的会议上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是很认可。陈云同志曾说过：“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领导带头。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不足，存在着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生搬硬套的做法。正是因为遵义会议上严肃的思想斗争，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正是因为有了八七会议上的大讨论、大批判，才能得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历史结论。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要求“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党章中明确“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再到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一脉相承，必然要求党员干部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一种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
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需要讲究原则性和艺术性。批评别人，充分调查是基础，否则批评起来就会辣味不足;自我批评，要相信组织，敢于亮丑，决不能把自我批评搞成变相的自我表扬。当然，批评也不能搞主观臆断和吹毛求疵。特别是批评其他同志的时候，要有大局观念，要讲究实事求是，不能以个人好恶而给他人妄下论断。我们党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让党员脱去“隐身衣”、捅破“窗户纸”，在揭短亮丑、真刀真枪中查摆问题，加强政治生活锻炼。批评和自我批评除了要在民主生活会上开展，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应大胆使用，关键时刻同志之间扯扯袖子提个醒，是对组织的负责，也是对同志的帮助和爱护。
习主席指出，“让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相互提醒和督促中进步”。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得越好，党内的风气就越正，党员干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越强。同志之间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经常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才能正确行使手中权力，自觉做到秉公用权，才能守得住原则、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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