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最令人折服的是他超乎常人的预见能力。已经有大量的资料和文章，记述了毛泽东在许多历史的关键时刻，在绝大多数人尚处于迷茫之中时，就能清楚地预见重大事件的发展，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其中最为大家称道的例子莫过于他的《论持久战》。毛泽东作《论持久战》讲演，是在全面抗战刚开始不久，正值凶悍的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而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之时，他就明确地指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事态的发展完全按照他的这个预见进行，甚至他所预见的日本战略进攻将持续一至两年；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将呈现历史罕见的犬牙交错形态，也都一一得到了证实。事实上，早在全面抗战开始前一年，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不仅准确地预见了日本将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并进而侵占南洋各国的战争意图，并且已经提出了《论持久战》中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这种超乎常人的预见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借用毛泽东的用语，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把这种能力完全归结于个人“天才”，甚至加以神化，涂上神秘的色彩，即使出于敬仰之情，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以至否定了科学预见性所赖以成立的正确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忽视以至否定了科学预见性所赖以形成的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和对这种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提炼，是被毛泽东本人所坚决反对的。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他又指出：“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然而，“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为正确的预见性奠定了基础。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篇章，可以看到，毛泽东令人惊叹的预见性，集中表现在革命力量刚刚兴起、还十分弱小，或者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革命形势处于低谷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那种黑暗笼罩的迷雾中，很少有人能看到胜利的曙光。毛泽东凭什么就能断定革命力量的星星之火，必定会发展成燎原之势的呢？除了具体因素的分析之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信民众的力量。
相信民众的力量，唤起民众就能救中国，这个口号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很流行，成为许多革命家演讲的中心词。然而，真正像毛泽东这样抱有坚定信念的其实并不多。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被无数热血青年奉为启蒙导师的陈独秀，曾经大声呼吁“人民直接行动”，却在革命遭受一时挫败之后就对民众革命失去了信心而成了取消派。曾经冒死行刺清廷摄政王而名噪一时的英雄志士汪精卫，曾经高喊“人人抗战、处处抗战”，却在日寇一时猖狂得势之时就对抗战的前景失去了信心而当了可耻的汉奸。这些昔日的英雄之所以落到这步境地，不能单纯归结于个人品格，从根本上说，其实还是对民众的力量缺乏信心。可以说，相当多自诩为社会精英的人尽管高谈阔论民众革命，却在骨子里瞧不起正在做着苦工的工人和农民。
跟这些“精英”们根本不同，毛泽东却一心一意深入到工农中去，他走乡串户，访贫问苦，对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感同身受，对他们改变现状、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有深切的了解，对民众一旦觉悟，奋起反抗时所爆发的巨大能量有深刻的认识。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对民众力量的信念是真正植根于心底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在那篇《民众的大联合》中，面对着“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局面，就能说出这样的断言：“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毛泽东更加坚定地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信念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样的观点在他的文章中处处可见，融贯于其中。
以《论持久战》来说，毛泽东认为“中国必胜”所需要的诸条件中，“动员军民”以实现“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文章“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强调“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战争就会形成如下的局面：“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这样，就把日寇的包围变成由“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所形成的对日寇的反包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敌我优劣势对比。这些，正是后来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人民所创造的战争奇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言了这种奇迹的产生，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坚信民众的力量，但同时有两点必须指出。
第一，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民众的觉醒和大联合并不是凭空就有的，而没有这种觉醒和联合，民众的力量就无从谈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每一次反抗外国列强的斗争都遭到了失败，其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一盘散沙”。如《论持久战》所指出的，“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民众的觉醒和大联合需要先进思想的启蒙，这就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并且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所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转向崛起的转折点，就在于有了这样一个以先进思想为指导，能够启发、动员、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核心。
在抗日战争中，亡国论者“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以及“英灭印度”等事例来证明弱国必败于强国。毛泽东驳斥这种论调的主要根据就是：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这个论断 ——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和敌后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中所起的核心和领导作用，已经被八年抗战的历程及最终胜利充分证明了。
毛泽东由此总结出一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里说的“党”，当然是指以正确思想为指导，能够团结和领导广大群众的先锋队组织。
第二，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相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民众的力量在一开始总是很弱小的，因此，在达到最终胜利之前必定要经过极其崎岖艰苦的过程。基于这个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在做出每一个决策之前都要充分估计各种可能碰到的困难，“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搞冒险主义。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做大会“结论”报告时，却专门用一节来讲可能面临的困难，一共列出了十七条之多，包括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等严重局面，甚至把“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这样的情况也考虑到了。正是有了充分的准备，才有效应对了蒋介石悍然发动的内战，并很快扭转了局面。
毛泽东把这种思想方法提炼为一个著名的格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那么，在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毛泽东又是怎么预测中国未来的呢？
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成“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建设新中国的漫漫征途上，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仍然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几次在党的高层里发出严肃的提醒：“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他甚至说：“关于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我看还是两个可能，或者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避讳这个问题的，他屡次三番地说或者是胜利，或者是灭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认为：对于困难和失败，“你如果不想到，不准备着，就会发生；你准备着，就可能避免。”君不见，我们曾经视为榜样的“老大哥”，早早地就声称已经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却毫无准备地在建国70年之际，一夜之间就轰然倒塌了吗？毛泽东早就预言了这种结局，并指出其根本原因就是执政党脱离了群众而被人民所抛弃。
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期性有清醒地认识。他赞同列宁的观点，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与此同时，毛泽东依然毫不动摇地坚信：“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他多次告诫全党：“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基于这个信念，他说，即使发生“挫折、分裂、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凝聚成他在许多场合下都一再说的一句“老话”，作为讲话或文章的“结论”，那就是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直到他的晚年，尽管他甚至作了“跌得粉碎”的最坏准备，却依然对这句“老话”笃信不移。
最后，让我们来聆听毛泽东在1956年关于中国的未来说的这么一段话：“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毛泽东文集第7卷）
新时代的中国人，正在实现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百年崛起的预言，是不是应该对他的这段话好好地思考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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