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是新中国历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事件。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因作者的当事人身份及其第一手文字记录而为人们所重视。但是，该书同时也融入了作者本人的立场，观点以至爱憎，对这些史实的解读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烙印。此书发行之后受到热捧，那些作者个人的解读取代了历史的真实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广为传播，整个事件被刻意歪曲，或借题发挥，或含沙射影，一时充斥各种媒体。
然而，随着时间又过去几十年，浮躁的尘嚣渐渐消散，许多相关的历史事实细节逐渐被披露出来，更多的人以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那个事件，包括重新审阅“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事件的真相才渐渐地摆脱偏见与成见的遮掩和干扰，重新显露出来。
李锐的书里给出的大量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庐山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用来纠正“左”的错误，拨正前进航向的。这点在史学界里已经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了，但还有几点值得强调。第一，这次会议不是一次偶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毛泽东一系列纠偏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高层，毛泽东是最早发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出现偏差的领导人。早在大跃进兴起不久的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在半年时间内多次主持召开以纠偏为主题的会议，包括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一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党内许多干部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毛泽东往往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状态，但仍然大声疾呼，坚持纠偏。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毛泽东的纠“左”是认真的，积极的，及时的。第二，从毛泽东为庐山会议确定的18个议题来看，已经相当系统、相当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抓住了解决偏差问题的关键所在，包括重视经济发展规律，反对盲目性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反对虚报浮夸和弄虚作假，注意综合平衡，坚持两条腿走路，注重质量，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共产风”和官僚主义，纠正盲目提高公有化程度的错误，公社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恢复农村初级市场等等。可以说，后来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大体上也没有超出这些范围。第三，毛泽东召开这次庐山会议是为了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团结起来，落实一系列纠偏措施，继续奋进。所以，毛泽东在会议筹备时就把加强全党的团结作为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和目标。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如果毛泽东的这些设想得到实现，全党达到思想和步调的一致，纠偏措施真正得以落实，那么，中国的建设完全有可能走上一条健康而快速的发展大道。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纠偏措施已经在许多地区取得了明显成效就是很好的证明。批评家们，包括李锐在内，都无法否认，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初衷是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的崛起和尽早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初衷是无可指责的。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确实造成了失误，但是，如果按照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总结经验，调整政策，纠正偏差，继续前进，有什么根据就一口认定“三面红旗”是根本性的错误而必败无疑呢?
事实上，在毛泽东所倡导的“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和带头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气氛下，会议被称为开成了一个“神仙会”，正准备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一个以纠“左”为主题，统一全党认识的“会议纪要”。一个凝聚着毛泽东半年来苦心纠偏的心血而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大好政治局面完全可以期待。
非常可惜，历史没有让中国共产党有机会验证这一点，庐山会议的纠偏被一个意外事件所打断了。
事情缘于彭德怀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发出时间是7月14日。在这之前，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已经在布置会议结束事宜，安排写“会议纪要”，大体定于7 月16日结束。显然，如果没有意外，会议将按照毛泽东的部署顺利结束，既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又统一认识，团结鼓劲，那将会有一个多么好的局面啊!
彭德怀参加了毛泽东7月10日召集的会，他当然知道这个会议安排，那他为什么要急于在会议结束前赶紧发出这封信呢?
就彭德怀信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如史学家们所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应该看到，毛泽东所提出的18个问题已经完全覆盖了彭信的内容，而会议围绕这18个议题也已展开了十多天充分的讨论，彭德怀完全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事实上，彭德怀在7 月3 日到10 日西北组的小组会上就有7 次发言，其中不乏措辞严厉的批评和涉及全局的尖锐意见。如果临近会议结束仍嫌不足，他完全可以在最后制定 “会议纪要”时提供意见和建议。既然如此，彭德怀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写这封信呢?
毛泽东批彭时说“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毛泽东的这些话不见得是无的放矢，无端猜疑。如果彭德怀真的是完全出于公心，那么，他本该为半年来一直在进行纠偏努力的毛泽东及时地擂鼓助威，鼎力相助，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彭德怀的这种表现，按李锐的说法，是由于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的积怨。彭的老部下黄克诚也说彭德怀“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确实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那个流传甚广的“华北座谈会操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还操不得?”之类的粗话显然出于一种赌气和报复的心理。他所提及的“华北座谈会”，指的是1945年2月至7月召开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是针对晋冀鲁豫区相当多的军队及地方干部对彭德怀有意见长期积累未得到解决这个情况所举行的。彭德怀虽然在座谈会上作了检讨，但心里不服。事隔十几年，以这样一种态度来旧事重提，显然是在宣泄一种不满情绪。
众所周知，毛泽东与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中配合得很好，毛岸英牺牲毛泽东也没有一句责怪之词。然而彭德怀回国几年后两人的关系却出现明显裂痕。毛泽东为纠正大跃进失误做了大量的纠偏工作，这本来是与彭德怀庐山会议那封信的批评方向是一致的，但彭并未像抗美援朝时那样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反而还以提出辞职来表示不满。那么，那几年的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两人的关系发生180度的变化?
那几年正是毛泽东呕心沥血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构建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政治框架的时候。毛泽东一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基本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以更多的精力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一个稳定、团结、高效的最高领导机构。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确立了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书记处总书记的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这段话清楚表明，毛泽东指望这个班子在他身后能够稳定地把他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是毛泽东为实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本来，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但是，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大和党的八大、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人选问题的重要时刻，高岗出于争夺个人权力的目的，散布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的宗派主义言论，煽动和拉拢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搞非组织活动，制造党内纠纷。毛泽东对这种严重危及党的团结，危及他所苦心安排的政治格局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展开了斗争。他提出了要“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并形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彭德怀作为毛泽东长期倚重的将领，一个军功赫赫的开国元帅，并没有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队伍，而是处于第二层次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中他本人性格上和作风上的缺点使他无法和周围许多同事合作共事是一个重要原因。军队将领不能单纯倚仗军功或军权就获取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影响力，这是中共基于“党指挥枪”的原则的一贯传统。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不久就出了高饶事件，毛泽东说他“陷得很深”，他只承认自己态度不鲜明。从后来披露的一些事实来看，他对刘少奇是有看法的，这是他在高饶事件中态度含糊的原因。据地质学院红卫兵王大宾的回忆录记载，彭德怀对文革中前去揪他的红卫兵说他在59年庐山会议就反对刘少奇了，还说“刘少奇怕我对他当接班人不利，借机打倒我。”从彭德怀与毛泽东几十年共同浴血奋战的战斗经历来看，他对毛泽东的佩服是很深的。由此看来，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对矛头实际主要是指向刘少奇以及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团队。但是，彭德怀的这个心理状态，放到1959年那时的政治背景来看，显然是对毛泽东在八大所构建的最高领导层的布局、尤其是对把刘少奇确立为接班人这个政治安排十分不满。
彭德怀虽然在高饶事件中被保护过关，但他的态度毛泽东不会不知道，这肯定会在他与毛泽东两人之间留下阴影。彭德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未获批准。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由毛泽东提议，林彪出任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其实际位置已在国防部长彭德怀之上。此后彭德怀在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请辞国防部长。政治人物非健康或其它合理原因主动辞职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通常是以此表示与主政者或顶头上司政见不和、无法合作。毛泽东的回应十分严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德怀无语。
在彭德怀发出信后，毛泽东接连两次主持政治局常委的民主生活会，提出要与彭德怀“交心”。“庐山会议实录”关于这次常委民主生活会的记录是迄今为止很少见到的披露中共最高层政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当事人在场可以为自己申辩，故批评者不敢言之无据。会上林彪还为彭德怀澄清了长征路上写信要毛泽东下台的问题。
会上毛泽东讲了一些历史问题，李锐指责是翻历史旧账，实际上毛泽东是要向彭德怀指出其“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的严重性，多次对中央闹独立性;出于同样的毛病，这次也“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中央”。在事实面前，彭德怀承认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搞独立性)等毛病，承认对毛泽东及其他人的批评，抱有抵触情绪。毛泽东在常委会上批评彭德怀“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 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话也许有些夸张，但彭德怀脾气暴烈，到了积怨甚多的地步，确是党内军内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彭德怀对刘伯承和萧克等人进行了名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斗争，搞得十分过火;尤其对毛泽东所倚重并亲自推荐为总参谋长的粟裕作了极不公正的打击。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尤其是负责全局工作的干部，不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是个大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设想，如果让彭德怀以他那样的作风来担当全党的领导，很难设想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
这个常委民主生活会清楚反映出彭德怀与刘少奇之间很深的裂痕。彭德怀对林彪指责他“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目空一切。”等，未见反驳，并自我解剖是经验主义;但对刘少奇指责的“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起草时，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就十分反感，当面顶回去。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彭德怀作了多项指责，其中特别提到“华北座谈会”问题，说彭主要是对刘不满。林彪在发言中也说到彭“一贯跟刘谈不来”。刘少奇当时已在全党明确为接班人和第一线领导人，彭与刘的这种关系显然会引起毛泽东对身后政局不稳的担忧，他一再向彭强调不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用意也在此。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这段很带感情色彩的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内心的担忧，也反映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内“许多同志”对彭“有恐慌感”。黄克诚披露：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对彭说过：“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这种担心不只是毛泽东一人有，党内高层普遍有这个心理。聂荣臻和叶剑英去劝说彭德怀时，叶剑英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说此话时，叶剑英都激动得掉泪了，可见担心之深。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还是实事求是地肯定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对敌斗争是真的”。当彭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时，毛泽东马上说“还是你干”。直到会议后期，在批判彭德怀群情高涨、会议气氛一面倒的情况下，彭德怀才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但毛泽东仍坚持给彭德怀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毕竟是几十年共同浴血奋斗的战斗情谊，毛泽东难以忘怀，多次讲“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事后，毛泽东一直期待着这位老战友回头，对彭德怀的每一个愿意悔改的表示都表达了热情欢迎的态度，并诚心诚意地希望彭德怀在适当时候出来继续工作。可惜，彭德怀终究没有从整个政治大局看问题而始终心里不服，铸成了这位革命战争中“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后半生的悲剧。
事实上，毛泽东在刚接到彭德怀那封信时并没有立意批彭。那封信在毛泽东那里搁了两天，16日发给全会，直到23日才作批彭的讲话。据李锐书中说，17日那天，毛泽东召集他们几个秀才谈话，其基本精神还是要纠“左”。他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并讲了许多自我反省的话，并没有多说彭德怀的信，更没有讲要发起一场反击。7 月 20 日，政治局还正式讨论过一次纠偏批“左”的《会议纪要》稿。就其内容来说，与彭德怀的信差不多。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毛泽东态度的激烈转变呢?
据逄先知《毛泽东传》中的分析，重要的促成因素是张闻天的发言和柯庆施等人的进言，李锐书中也大体是这个意思。其实，在这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对党发生分裂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彭德怀的桀骜不驯和爱搞独立性而担心彭会不服领导，搞山头，闹分裂。不过，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权威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经受过大风大浪的考验，所以毛泽东对自己在党内的威望有足够的自信。毛泽东把信发给会议，是想看看党内的反应，然而这封信发出后引起的反应却是毛泽东没有完全料到的。
7月21日，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系统地论述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张闻天是一个理论家，他的发言不仅仅局限于罗列问题，也不同意把工作失误归结于“缺乏经验”，而是强调要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根源，把一般的意见分歧提高到理论和路线的高度，所以张闻天的这个讲话确实有“纲领性”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共党史上几次大的分裂危机都是以路线斗争方式出现的，因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与此同时，小组讨论的情况反映出与会者对彭德怀信的态度出现了明显分化，这就使毛泽东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会议原定的统一认识，团结起来，纠正偏差去争取更大胜利的目标可能会落空，甚至有可能由彭德怀的发难破坏中央所建立的政治布局，导致党的分裂。这段时间，毛泽东当然也会听到各种进言，有人说，会议一个劲在泄气，大跃进再也搞不起来了;也有人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书记处成员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7月22日，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在跟毛泽东谈话时，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使得毛泽东有党发生分裂的现实危机感。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 “三面红旗”运动，不仅受到党外右派人物的批评，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攻击，也受到苏联赫鲁晓夫的责难;现在党内也意见分歧，军心动摇，彭德怀的出头客观上就成了各种反对力量的一面旗帜。毛泽东觉得到了必须果断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决定迎接挑战，奋起反击，于是有了23日的讲话。毛泽东的性格就是这样。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锐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特殊的作用。据《戚本禹回忆录》披露，毛泽东讲话后，李銳和一些对毛泽东讲话不满的人跑到彭德怀、黄克诚那里去大发牢骚，说了不少“斯大林晚年”之类“妄议中央”的话。他们的活动被时任公安部長和负责中央安全的罗瑞卿发觉。李锐吓坏了，赶紧抢在别人前面一个人跑到毛泽东那里去，把他們在背后妄议中央的話都說了出来，以示“反戈一击”。这就使得彭德怀陷入非组织活动的罪名而无法辩解，并在整个全会引起公愤而导致会议的彻底轉向。
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批彭，根本的目的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防止分裂。毛泽东在高饶事件后不久就对陈毅说：“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当然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向全党提出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的警告。他在195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在全会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的同时，又一次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巩固的，但不能说就不会有问题，可能分裂。有两个可能，一个分裂.一个巩固。”在中央常委交心会上毛泽东挑明了对彭德怀说，“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思虑已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闭幕会上讲：这次会议“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这才是毛泽东发动批彭的真正原因。
纵观党史，毛泽东一直把党的统一和团结视为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本人曾长期受到党内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遵守组织纪律，顾全大局。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艰苦的斗争。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党的团结，因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障。高饶事件中，毛泽东本来很倚重高岗，对高岗批评刘少奇的某些看法也持赞成态度，可是当他了解到高岗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之后，就对高岗采取了坚决制止的态度，而对刘少奇则是要求他在中央全会上作检查。同样，在彭德怀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是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着眼的。一直到毛泽东的晚年，他还是不断地告诫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类似的话他讲过多次，就是要以党的历史上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来教育高层干部维护好全党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但人无完人，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存在各种山头，关系相当复杂。要把这样一些并非完人的英雄豪杰凝聚起来，团结在一个宏大的革命目标下共同奋斗，真的不容易，没有一个众人所服的领袖是不可能的。历史证明，在毛泽东之前，没有哪个人能够担当起这个大任。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公认的领袖，除了被实践证明的超乎常人的雄才大略之外，也源于他一贯殚心竭虑维护全党团结的努力。
庐山会议原定纠“左”的正常议程被打乱后，那些曾被毛泽东批评过的说大话，鼓虚劲，还一触即跳的人，回去以后变本加厉，更加胡作非为，并且借反右倾的名义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人，无论在国家建设还是在党的建设上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于这些官员对上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毛泽东直到60年夏才完全了解到实情，这使得他非常后悔。他痛心地说：“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就这样，毛泽东自第一次郑州会议直到庐山会议进行纠“左”的所有努力被“中间这么一个插曲”而中断，失去了验证他的“三面红旗”在纠正偏差之后走上正轨并取得成功的机会，这实在令人扼腕痛惜。认真而严肃地总结这段历史的教训是非常必要的，但决不能容忍任何人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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