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接见科技工作人员。资料图片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钱学森作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引才育才用才上一些独特的经验做法，对我们今天做好人才工作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该院刚成立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的情况，作为首任院长，钱学森带领大家白手起家，克服了诸多困难。成立大会上，钱学森跟大家讲，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认真”两个字。只要大家认真对待，就没有攀登不了的高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一
当时，五院还处于筹建阶段，最初的科技人员只有从有关部门抽调的30多名专家和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大学生。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第71次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周恩来指出：“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
面对迫在眉睫的导弹研制任务，钱学森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有的放矢引进专业人才、组建科技专家队伍，选调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30多位专家到五院工作。事实证明，正是这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奠定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基础。在钱学森组建的攻关队伍中，还有不少原本对导弹一无所知的行政干部，他们大都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长起来、久经沙场的军队指战员。钱学森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导弹技术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掌握导弹发射的基本原理。在后续的发射任务指挥和场地条件建设中，这些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破解人才引进难题，光靠常规手段还不够，钱学森主动找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寻求办法。当时周总理对聂帅说，“需要哪些人，提出名字，你写报告，我批!”随后，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专家被引进调入。力学研究所创建初期只有十几人，钱学森想到当时远在美国的挚友郭永怀，便写信邀请他回国。回国后，郭永怀担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成为“两弹”元勋之一。为了集中选调一批留学生和大学生，196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同意为国防部五院补充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骨干100名，大学毕业生4000名、中技毕业生2000名。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有关省市指定组织部部长负责，进行认真审查，按数选调。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技术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到研制导弹队伍中。
二
在钱学森看来，从指导设计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到首次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再到组织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既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科研攻关，也是一次培养锻炼人才的宝贵机遇。正是通过这一系列重大任务，五院设立的10个研究室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起来，后来又成立4个分院，相应领域的人才培养得到不断充实和加强。
为从根本上奠定“两弹”事业技术人才培养基础，在聂荣臻和钱学森的共同推动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设置与导弹相关的专业，国家也下定决心从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选送一部分改学原子能和导弹技术专业，其中就有包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在内的一大批科技人才。
钱学森的选人用人智慧，关键的一点就是大胆启用青年人才。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试射在即，由于气温过高，导致推进剂汽化膨胀无法足额加装。当时，年轻的王永志从高温条件下火箭推进剂配比入手，提出“从火箭体里泄出600公斤推进剂，可以使导弹达到预定射程”的逆向思路。钱学森采纳了他的建议。无独有偶，在“东方红一号”研制过程中，钱学森同样推荐当时年仅38岁的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
1991年6月，钱学森给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的信中提到，高等教育不仅要理、工结合，还要理、工、文结合。他晚年的时候，又系统提出了“大成智慧学”这一崭新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其中关键就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结合。
三
钱学森始终强调人的能动作用。1962年3月，五院造出第一枚“东风二号”导弹，然而这次发射却以失败告终。钱学森作为五院领导，顶住压力，没有进一步追查责任，而是把重心放在故障分析上，通过复盘检讨、总结经验，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事业和从事这项事业的科技人员，真正懂得了应该怎样自行设计导弹。这一系列行为，让大家迅速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为再战告捷凝聚起精气神。
在经济最困难的196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国防科技一线给予了最大的关怀，粮食部一次就拨给西北试验基地数百万斤黄豆。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积极响应号召，勒紧裤腰带，给国防科技战线送去猪肉、鸡蛋等食品。钱学森自己更是把3000多元的稿费捐了出来。与此同时，为补齐新选调技术人员的知识短板，钱学森请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梁守槃教授讲火箭发动机，朱正教授讲制导系统，自己讲授弹体结构。
钱学森认为导弹研制这样的大型科研工作，必须重视总体和系统综合分析，用“系统”的概念将整个五院的工作组织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巨型科研工程管理模式，为科研人才健康成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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