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几天收场的北约峰会，拜登颇含醉意地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北约峰会”，因为他成功地把美国围堵、扼制中国的战略悉数塞进了北约未来十年的“最新概念”里头。这个所谓“最新概念”新就新在中国首次被认为“对欧洲-大西洋构成系统性挑战”;“挑战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中俄间不断深化的合作”，“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这种北约的“经济版”就被打造成了围堵中国的包围圈。更令人瞩目的是，明明是北大西洋公约首脑峰会，拜登却把亚太四国，即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的首脑拉去聚集一堂，这就是要使北约东扩，借以与美国在亚太现存的什么 “五眼联盟”，才兜售成的什么“四方安全对话”(QUAD)，新组建好的什么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等，相互对接，将这些老圈圈、新圈圈，大圈子，小圈子捆扎一起，编织、打造成围堵扼杀中国的包围圈，对中国实行“大封锁”、“大围堵”、“大围剿。”层层加固，咄咄逼人，非把中国“困死”不可。此时此刻，重温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封锁的光辉论述和成功经验，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经济制裁、军事打击，是美帝国主义在世界搞霸权主义，欺压、侵略他国经常玩弄的两件“传家法宝”。面对封锁制裁，人间百态，有的人被吓得腿软，公知不就扬言离开美国，中国不能活命。毛主席一生是在同制裁和封锁的斗争中走过来的。不管是来自“帝”的制裁和封锁，还是遭受“修”的制裁和封锁，乃至“反”的制裁和封锁，他老人家无不处之泰然，非但不怕，还要“感谢”，充分彰显了中国人的自信、自立、自强，格外凸现出中华民族的志气、底气、骨气。
(一)
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帝国主义就开始对我们实行制裁和封锁。毛主席又是怎样对看待这种制裁和封锁的呢?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曾振聋发聩地宣告：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
但“现在这种情况接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6页)
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无独有偶。
1960年7月，正当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之际，赫鲁晓夫却搞突然袭击，同美国遥相呼应，密切配合，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那又怎么办呢?
毛主席同样坚定地回答：“极好!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1970年7月29日，他在会见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约尼查谈话时，回顾到了苏联的制裁时说：“以前我们跟他们是亲戚(指苏联——编者注)后来闹翻了。闹翻了就闹翻了吧，这个地球还是照样转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6卷，第314页)
这就是毛主席对待制裁的基本方针，要点有三：
(1)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封锁的罪恶目的，不但是要阻挠、破坏我新中国发展，“而且实行叫我们死”。
(2)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制裁，无疑地会给我国造成“多少一点困难”，“确实是困难”，做好迎战的困难的充分准备，迎难而上。
(3)中国反对制裁，但不怕制裁，“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这是新中国应对美国等帝国主义乃至美苏联合对我国严厉制裁的基本态度、基本战略和基本方针!
这是伟大的民族自尊、自立和自信!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二)
毛主席“不怕”美国封锁，并不是放空炮，说大话，更不是夜里走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是底气十足，全然不怕，真正不怕。
首先，毛主席是从帝国主义的本性来看待和处理它对我国的制裁和封锁的。
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经过28年的殊死斗争，终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将大大小小帝国主义统统赶出了中国。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相结合，深刻揭明帝国主义的逻辑，阐明它们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正如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说：“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它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它们的灭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6-1487页》
毛主席还指出：美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主义”的国家，要在全球争夺霸权，维护霸权，靠什么呢?无非是一靠军事打击;二靠经济制裁。哪个国家不听话，哪个国家发展快，哪个国家的存在有碍于它的称霸，就使出经济制裁大棒，使之“困死”。当今美国，更是制裁上瘾，成了癖好;不制裁别国，就不能活命。这是其帝国主义的逻辑使然。只要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垄断资产阶级还存在，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制裁别国，侵略别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又法定搞社会主义，共产党公开宣布其战略目标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遭到美国的制裁和封锁，这就是其霸权主义的逻辑必然了。
毛主席把帝国主义的“逻辑”看成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并以此作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基本线索,作为观察美国制裁的基本线索。因之他认为，中美两国如果能开展正常的经济、技术交往，当然最好，但从不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美国想用制裁来“压服”，或“困死”我们，那就万万不行;并坚信离开美国，中国照常“活命”，甚至“活”得更好。
这样想，这样看，面对制裁，自然不怕。并且，怕也没用。
其次，毛主席深信唯物史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主席有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兵民是胜利之本”，人心齐，泰山移。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因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其基本的方针、路线始终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是靠中国的内生动力;“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只能依靠自己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来实现，乞讨讨不来，花钱买不到。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有了这样的理论自信，面对帝国制裁，何怕之有呢?
如果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如果认定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离开美国中国就不能话命，那就只能跪美乞求不要制裁了。
最后，毛主席面对制裁底气十足，还基于自己确有战胜制裁的成功实践经验。
毛主席革命的一生，就是同“帝、修、反”的制裁和封锁坚决斗争中走过来的。经历制裁时间之长，力度之大，举世罕见，亘古未有。这种实践经验表明，共产党不仅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有把握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战胜制裁，自立自强。
早在创建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伊始，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1928年10月5日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说：“一年以来，边区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3、70页)
只是，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竟然靠着“苏区”人民首创的自力更生战胜了“严密封锁”，反倒使红色根据地得以迅速扩张和发展。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三湾改编时，原有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马;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待到1934年4月下旬朱毛会师后，毛主席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井冈山革命摇篮迎来了全盛，发展到“六县一山”的活动区域，外围波及到湖南资兴一带，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之范围，人口达到了50万之众，可谓“兵强马壮”。
蒋介石“严厉封锁”苏区7年的结果，至1933年7月就“封”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立都瑞金。至1933年中央苏区的发展到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红军猛增到近30万之众。
延安时期，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加严厉的经济封锁。叫嚣着“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妄图“困死”边区军民。正如1942年12月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所说，五年以来，国民党的严厉封锁，“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而毛主席却一如既往，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说：我们当时只有三条出路：一是饿死;二是解散;三是自己动手。饿死大家不同意，解散又不心甘，那就只剩一条，自己动手。“总之，我们确信我们是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0-461页)边区军民掀起了举世闻名的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民学一齐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就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这种景观，古今中外，空前绝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就这样又被“四个字”彻底打破了。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革命的22年中，国民党对我红色根据地和边区的“严厉封锁”，是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军事“围剿”之下进行的，而结果呢?我们的根据地和边区军民不仅没有“困死”，反倒彻底埋葬了蒋家王朝，蒋介石活像丧家之犬，逃亡到那个“小岛”上去了。
毛主席说，比起建国前的蒋介石22年的严密封锁，建国后帝国主义的制裁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应当说是小多了，不就是“多少一点困难”!
如果说，建国前22年蒋介石对我们“军事围剿”+“经济制裁”，那种极端困难，全都我战而胜之，那么，建国后帝国主义对我“军事围剿”+“经济制裁”，给我们造成的只是“多少一点困难”，虽然“确实是困难”，那就更何惧之有?
总之，毛主席深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反动派和帝国主对我们实行封锁与制裁，是它们的固有的逻辑使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深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兵民乃胜利之本，而22年的实践经验又证实了，只要真心实意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任何制裁都可战而胜之。中国人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制裁!
(三)
1956年毛主席在天津视察工厂，工人代表在为其讲解零部件制造工艺
毛主席对待帝国主义的制裁，不同于别人，除了不怕，还要“感谢”。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制裁，明明是帝国主义欺侮我国霸权行径，明明是给我们造成这样或那样困难，乃至严重的困难，为什么还再三“感谢”呢?
这就是毛主席观察问题与处理问题的高人之处。
建国后，毛主席一直倡导全党干部要学会“照辩证法办事”，用对立统一来观点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所以，他就能看到帝国主义的制裁封锁，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无不具有两重性，无不是有两面，而不只一面，是两点，不是一点。
无庸置疑，毛主席当然知道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实行封锁与制裁，会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严重的困难。早先，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就曾历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成了极大问题”：制裁“引起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产阶级反水”;“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压迫，割据地长期存在将成问题”;“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有耐不住之时。”(《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0页)
待到建国后，美国等帝国主义对我国长期实行经济制裁，直至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也未解除。它这种封锁和制裁当然也“会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确实是困难”。如其不然，毛主席为何在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谈到中美两国贸易问题时批评：“你们的总统又好像把中国的长城搬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练——编者注)。我们两国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69页)
至于，60年代以来，苏联同美国“相配合”，对我国实行严厉制裁，给我国造成的困难就更大了。其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之际，赫鲁晓夫“落井下石”，搞突然袭击，一下搞得两国“断钩”。毛主席1960年7月16日说：“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专家。不等中国答复，于25日又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开始撤离，九月一日前全部撤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31页)给我国造成困难之大，不言而喻。
只不过，毛主席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帝国主义的制裁。他就不仅看到制裁的“坏处”、消极的方面，而且看到它的“益处”、“积极的方面”，总之，是两点，两面，不是一点，一面，决就不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明：制裁对我国造成的“坏处”和“益处”的两个方面，还有轻重之分，主次之别。从长远来看，封锁的“益处”、“积极的方面”还是主要的、根本的、长期起作用的。故而他称赞：美国“封锁对我们有益处”;“禁运对我们利益极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
所以，对各种制裁理当“感谢”。他说：我“历来感谢”他们经济制裁。当年，我们“感谢何应钦”，如今，要“感谢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同样，还有赫鲁晓夫，也只改了个名字。
那么，毛主席所谓制裁对于我国的“益处”、“积极方面”、“利益极大”究竟指是什么呢?所谓“感谢”帝国主义的制裁到底“谢”其什么呢?
从他的论述来看，应“谢”、所“谢”有三：
一“谢”，制裁封锁从反面“教育”好我们的干部“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
本来，毛主席早就指明：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号召全党干部一定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如果没有这样的骨气、志气、勇气，就会什么事情也难办成。但有些人就是丧失信心，总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切依赖外国，特别是迷信美国，生怕美国制裁封锁，总感“离开美国，就不会活命”。这种人不管我们自己怎么教育，却总是“不听”，油盐不进，一时还真无法。
令人诧异的是，制裁一来，“反面教员”一“教”就灵。
原来，反面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受育很广;“反面教员”凭借着“物质力量”;在它面前，不容分说，不听也得听，这就从反而“教”好了这种人彻底“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
这就是毛主席1943年和程悦常、王近山等四同志谈话时说的：“蒋介石尽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是做了件好事。他对我们实行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当感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回忆毛主席》340页)
1958年9月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0页)
1966年7月11日，他在武汉同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谈话时说：“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别人撕毁条约，撤走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所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帐，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也可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8页)
人是需要两个方面的教育，正面的教育和反面的教育，这才比较全面。在某种意义上，反面教育还更灵、更深，起到我们自己往往起不到的“教育”作用。既然如此，还能不“谢”?
二“谢”，制裁封锁倒逼得中国更加自力更生，自立自强。
众所周知，毛主席为党确定的战略方针，从来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要真正落到实地，却很容不易。因为有些人总是只图省事，一门心思走捷径，唯独不愿自己花大力气，自力更生。而“帝修反”一下实行制裁封锁，“自古华山一条路”，倒逼我们非自力更生不可;尖端技术再难，也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里就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管理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不自觉地被理解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2页)
1958年9月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说：“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对我们利害关系怎样?我看，对我们利益极大，我不感觉禁运对我们有什么不利。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应得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生产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而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0页)
1963年9月3日，毛主席会见印尼共艾地时甚至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别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别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零年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毛泽东同外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222页)
三谢，制裁封锁反促进我国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加独立。
毛主席早就指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服务经济。他反复强调，中国一定要有经济上的独立，科技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否则，就难免不受制于人。所以，他在党的八大期间就高瞻远瞩提出中国要建立独立的完整工业体系，接着又提出要在经济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要下决心搞技术”。
经济封锁制裁，不容分说地反促了我国经济上独立，技术上独立，政治上就更独立。1966年7月11日，毛主席在武汉同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谈及我国经验时说的：“我们的国家很穷，人口多。有些东西，人多一分就穷了。不能依靠外国，重要的是独立。要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当然，和外国断绝联系也不行，还是要互通有无。但是应该逐步做到基本自给。煤、钢、机械、石油应该自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8页)
难怪，当1964年9月16日下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日，赫鲁晓夫下台后，毛主席欣然命笔：“无可奈何花落去(指赫鲁晓夫下台)，无可奈何花已开(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20页)中国在经济、技术和政治上更独立了。
可见，制裁封锁从反面对进行了很好的“教育”，倒逼我国自力更生，使我国经济上独立，技术上独立，政治上更独立。所以，毛主席面对制裁封锁，总是处之泰然，“胜似闲庭信步”。这就是他1958年9月30日会见印尼总给苏加诺谈到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禁运时说的：“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也可以。实际上最好再迟几年解除。……不解除禁运，我也睡得着，吃得饱。”(《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46页)
如此制裁封锁，理当“感谢”;否则，岂不失“理”!
拜登上台，美国继续奉行霸权主义，围堵中国，也是“继往开来”。应当看到，拜登比之其前任特朗普，确实更狡诈、更阴毒、更危险。只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强国，乃历史发展的必然，谁也没法子阻挡。只是，美国倾举国之力打造围堵中国之“围墙”，毕竟是伤天害理，基础不牢，空洞百出，妄想以此“困死”中国，那就如同抓着自己头发就想上天，“蛇吞象，不自量”。奉劝美国老爷切记：过去封锁、“捣乱”，结果是“失败”，以后再封锁、“再捣乱”，最终也只能是“再失败”，“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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