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已通过1933年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
《何梅协定》 - 目的
如果说，《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预示着日寇自吞并东四省以后将一只脚插进华北的话，那么，《何梅协定》的签订，则是日寇将两只脚都伸进来了。然而，当时的蒋介石，一心一意为了致“共军”于死地而后快，“逗留在成都”，全然不顾国土主权的丧失，授意何应钦全盘接收日寇提出来的要求。
该协定的签订，使当时抗日、反日主要人物、军队机关被驱逐出河北省，而日寇欲进一步得华北的“愿望”全部得以实现。
当时，协定全部内容是以口头方式进行，最后以何应钦作为证据附上一封信，交由当时日寇驻北平的武官，于1935年7月9日交到日寇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手中，这封信原文全部用打字印刷，盖有何应钦印，原文如下：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印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1
实际上，当时日寇虽然通过《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取得了越过长城线、并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无数据点的权力，但中国普通民众和有血性的军人在国民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仍然奋起抗日，只在1935年1-5月间，就发生大小抗日、反日事件50余起。
期间，在时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援助下，爱国壮士孙永勤率部不断地越过长城线打击热河省南部地区的日寇，每次当日寇关东军来进行扫荡时，孙永勤率部又返回遵化附近，从而使日寇无可奈何。
5月2日及3日，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资助的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天津日本租界内被刺身亡和另一个与日本有关系的天津《振报》社长兼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亦在日租界内被刺杀。1935年5月29日，刚就任日寇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放出话称二人之死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战败后，酒井隆供认二人之死是其策划的，由此可见当汉奸者不止爱国义士会杀之，连他的主子也一样会杀之，只要有需要。
2
于是，酒井隆以此为借口，于5月25日将日寇中国驻屯军的处理方针向日寇陆军中央部作了报告，据日寇“作战史”所载，此电报是酒井亲手写给时任日寇参谋次长的杉山元，其中写道，“军对此事决定按如下办法处理”，“贯彻对华北工作的既定方针，逐步地彻底驱逐旧东北军队及中央系势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电报不是提出意见请求“指示”的，而是直接要求的。“以下克上”一直是日寇陆军的传统。
5月29日，酒井会见了时任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俞家骥秘书长及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面交了其早已拟好的通告和要求。其通告这样写到，“1、中国官宪主动进行对满阴谋活动，支援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对日实行恐怖主义，实乃破坏停战协定行为，而且发动此等行动的根据地是北平、天津。因此，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2、对胡、白的暗杀一事，鉴于白系日本军的雇用人员，这不仅是蹂躏北清事变关于归还天津的交换公文，而公然进行的排外行动，实质上是对我日本的挑衅。回顾北清事变及满洲事变，当可明瞭排外行为的严重后果。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或得悉将要发生此种行为，日本军将根据条约的规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自卫行动。由此而产生的其他一切事态，日军概不负责。”
同时日寇大言不惭地声明到，“我方曾以一个月时间，对上述事件进行调查。此次乃基于确实根据予以通告，而非无论证、证据或进行威胁。对此事态我方甚为重视，兹将我军将要采取的态度事先通告你方。”
接着，日寇酒井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为在华北杜绝以上行动，日军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两面政策必须放弃。最低限度对上述政策的执行机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的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及篮农社，有必要从华北撤出。再有，对作为这些后盾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有害无益的中央军，希望一并撤出。又，对与此次事件直接有关的蒋孝先、丁正昌、曾扩情、何一飞等，及无视停战协定精神而与上述各机关通谍，在华北与日本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等，有必要予以罢免。”
3
当时，何应钦表示，“在自己权限之内处理问题，其他问题进行调查，总之务求日华关系改善”。日寇参谋长酒井表示，“不单是何应钦权限内的问题，而是要求蒋介石早日放弃在华北的两面政策。”并进一步强调说，“今天不是为商量这些问题来的，而是把我军的决心通知给你们。”
5月31日，日寇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也向于学忠提出了与日寇军方同样内容的严重抗议，以示声援。
当时，国民政府幻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解决，要求时任驻日大使的蒋作宾进行交涉。31日，蒋作宾拜见了时任日寇外相的广田，主动说明河北省政府及党部将主动迁至保定，拜托日寇外相缓和日寇陆军方面提出的条件而进行“斡旋”。随即，广田与日寇陆军进行协商结果，第二天广田回复蒋作宾说，“此事不进行外交交涉，最好和现地军方交涉就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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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酒井又去见何应钦，强迫其实行前次所提要求事项。此时的何应钦谈了如下处理结果，“一、已命河北省及天津市两政府，共同逮捕犯人;二、命令调查于学忠对县长、民团以及匪贼的援助;三、6月1日已命令罢免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副团长丁正昌、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三人;四、解散宪兵第三团特务处(处员二十余名);五、呈请罢免于学忠及张廷谔 (天津市长)两人;六、解散天津市党部，停止省党部的对外活功，建议罢免特务人员;七、解散第二十五师的学生集训队。”并表示，这几项是在自己权限内处理的。然而，日寇表示不满意。
6月5日，蒋作宾又去拜访广田，表示，“此次华北事件与国民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不能承担责任。但为了中日亲善，决定将河北省政府迁移到保定，天津改为特别市，由王克敏任市长、商震任警备司令，正在研究于学忠的继任人选。”然而，日寇认为，这并未从31日的回答前进一步。
当时，日寇陆军中央部害怕使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和尽快撤退有关抗日机构等时间过长，担心会进一步刺激中国舆论和引起各国干涉，于是，在6月5日制定了《处理华北交涉问题纲要》，当时日寇在《纲要》中将“要求事项”和“希望事项”分开，后来，日寇外务省加入了方针的第二项，即“应明确表示在全中国禁绝排日”。
其《纲要》“要求事项”为，“一、从平津撤退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及与此事件有关的国民党党部和排日团体，并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二、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
其《纲要》“希望事项”为，“一、驻平津的第五十一军(旧东北军)及中央直系军队移驻保定以南;二、杜绝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蓝衣社以及其他秘密团体的反满、抗日的一切策动，应承认在今后如再发现此种策动事实时，日军可以随时采取适当措施。”
5
当时，该纲要制定后立即发给了日寇陆、海、外各中央机关派驻在各现地机构，同时派出日寇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喜多诚一(大佐)赴天津。
6月8日，在天津，由喜多诚一召开以日寇驻屯军为主体，有日寇关东军参谋、山海关、上海、北平的各驻地武官参加的“协商”会，最后决定要“以武力为背景，采取强硬态度。”并且认为，中国对纲要中“要求事项”的大部己经承认，由此预料“希望事项”也会答应，所以决定“要求”、“希望”不再分列而一并以要求提出。
同时，为了进一步向中国国民政府施压，前一日，日寇关东军7日命令步兵1个大队、骑兵旅团一部到山海关、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到古北口、空军2个中队到锦州集结待命，摆好了要随时进人停战地区内的架式;同时，日寇驻屯军也命令驻天津、唐山的各一个大队各抽一个中队准备进人北平;9日，日寇海军也从旅顺派出2艘驱逐舰到天津充实海军战备。
至此，国民政府感到日方的态度极为强硬，如不及早答应日方条件，事情发展将会形成难以预测的形势，于是电令何应钦全面承认日寇所提全部要求。
时，该协定签订后，何香凝在其旧裙子上题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续范亭作了一副对联，“井底孤蛙小天小地自高自大，厕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顽。”诗作和对联一并打包，送给了在成都的蒋介石。
当时民众对蒋介石卖国之行径，愤慨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何梅协定》 - 主要内容
《何梅协定》全文如下：
(一)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1﹞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2﹞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3﹞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4﹞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5﹞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6﹞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7﹞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8﹞第二十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9﹞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1﹞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2﹞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
﹝3﹞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何梅协定》 - 影响
《何梅协定》的主要影响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政府接二连三地与日本签订出卖主权的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张学良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上午为西安事变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 ，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一、划定停火线，承认日本人占领的合法性。
二、中央军，中央在华北地区的派出机构，退出华北，宪兵三团退出北平，禁止蓝衣社在平津地区活动。
三、惩罚宪兵三团长蒋孝先，蓝衣社骨干，郑介民，曾扩清，余乐醒。另外还有旅长赵登禹，师长佟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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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一九五六年赴日本看望冈村宁次会谈内容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
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回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选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
何：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在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使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何：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
何：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麦，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何：那一篇文章到现在我都没给外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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