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师您好!
您的文章《秋雨造谣，污蔑解放军》写的好!
我是1967届大学毕业生，1968年9月份到部队(沈阳军区，北大荒某军农场，在德都龙镇的五大连池边上)锻炼，1970年春，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第二次分配，于是3月份就离开部队到地方去了。至于余秋雨为什么说1971年还没有离开部队，请他说明原因。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有的可能是犯罪了，有的需要住下解决其他问题，有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那时各个部队是严格执行中央精神的，不会故意拖延分配工作的。
我如今很忙，身体又不是太好，无暇顾及其他了。
祝好!
巩献田谨书
《借我一生》余秋雨著 作家出版社 2004年8月版。第五章 绛红的泥水。余秋雨写的是“文革”时期，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历史。没写具体时间，没写具体地点，也没有具体的人和事。《我家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版。第三章 四 躶体。写的同样是大学毕业生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这段历史。
余秋雨站在反党、反毛主席的立场上，用造谣的手法，把大学毕业生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写成“这是一场真正的劫难”(《借我一生》P.157)“农场的活，艰苦得难与想象”(同上书，P.158)“人间的多数灾难，表面出自恶，实际出自爱。”(《我家小史》P.135)余秋雨把解放军写成不读毛主席的书、不懂政策、不关心大学毕业生的流氓。而吹嘘自己是第一个跳江堵提，事后后怕的人。“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我家小史》P.132)
你只要像我一样读过许多马列、毛主席著作，就会看出余秋雨这个权威在《借我一生》和《我家小史》中，写大学毕业生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这一、二年的历史，是用历史虚无主义，编故事，否定这段历史。
《借我一生》写“一个副营级的文职军官……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借我一生》P.156)《我家小史》加了点《借我一生》没有的描写：“陈排长说，(这个副营级)好像姓齐……大家都叫他‘齐营副’，名字搞不清。”(《我家小史》P.130)大家想想‘齐营副’的同音，会知道余秋雨的险恶。
1968年，大学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很有必要。余秋雨却把再教育，写成“一场灾难”。他以为时隔四十多年，亲历这场运动的解放军和大学毕业生许多人已不在人世，更多的人会淡忘，可以任他这个权威一锤定音论历史了。余秋雨写的大学生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历史，与我经历完全不一样。下面讲当年去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一些事。、
1968年12月6日，广西师院革委会副主任李德韩向64级全体学生，宣读党中央关于68年毕业生分配的文件(158号)。大家讨论了这个文件。23日下午，院革委会副主任陆毅、李德韩等同志，送我们到桂林南站。25日上午，广州军区派三辆大客车，到广州火车站，把我们接到三元里，广东外国语学院。27日下午，500多大学生，乘一艘只有400多个座位的客轮。大家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主动协助船员工作。晚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与船员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28日上午，船到白藤码头。上岸后即编连。解放军热烈欢迎我们。把他们自己的床让给我们住。30日，我到大林岛。编在6859部队68届学生3连。连长给大家作报告，讲连队的生活、作息制度等。
1969年春耕前，我们主要是政治学习、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先进事迹，建自己的住房，参加部队的劳动。我们与一个连结成互帮连，二个连共同种300多亩稻田。
1970年1月，我们转到湖南省汉寿县西湖农场。编在0637部队学生3连。3月14日离开西湖农场。
尽管离开部队已经40多年，但许多当年的事情不能忘怀，仍然历历在目。到大林岛不久，连队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广西民院的一个姓阳的学生，我们连的炊事班班长，讲到激动处，高呼口号：剥削有理，造反有罪。大家愕然。解放军指导员、连长立即停止阳同学的发言。会议继续进行。后来进行调查研究，认为是阳同学一时过于激动所犯的错误，并不是有意反党、反毛主席。阳同学向大家做了检讨，大家批评他的错误。我感到，解放军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不像地方一棍子打死。
我们学生三连的连级干部，是解放军。三个排的排长是解放军。我在一排一班，排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排长的床铺相邻。他是湖南人，小学文化，个子比我高，不太爱讲话。通常他比我早起，晚睡。春插、双枪，他与我们同劳动，总是哪里艰苦、哪里困难，他就会在哪里出现。出工前，有时他召集各班班长、团小组长开个短会。与大家讨论分析排里有什么活思想，然后与大家讲。收工后，常召集班长、团小组长汇报一天的工作，然后向连里汇报。他带头到炊事班帮忙。星期天，他总是主动守家，让大学生到小林岛、白藤生产基地、灯笼沙等农场访问同学。他有空，就读毛主席著作，或者与我们聊天，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是否适应了部队生活。有时，讲他当兵的事。
有一天，我和许多人走在去师部白藤基地的路上，一辆军用大卡车，从后面开过来，到一个军人附近停下，司机从驾驶室伸出头，对军人说：“团长，我顺路带你回去。”团长说：“不用，我自己走。”看了看车上的大学生。军人对他们大声说：“你们统统下来。你们坐车，违反安全规定。”原来这是一段还没完工的路。按规定卡车不能载人。团长不但不搭司机的顺路车，还要批评批评教育不遵守纪律的司机。
双枪后，有一天，下大雨，稻田里满是水。我们全到田里，用提桶、脸盆等，把水泼出稻田。有的人发牢骚，说在大雨中泼水，是做无用功，应该等雨停后，再来泼。解放军副指导员跟我们一起发牢骚。突然，听到有人说：“别说了，师长来了。”副指导员说：“你怎么不早说?”大约20多分钟后，连部来通知。田里泼水的人撤回连队，雨停后再去泼水。
1969年7月28日，在牛田洋登陆的台风，此前预报在斗门县的大林岛登陆。广州军区政治部给大林岛下达命令，部队的重武器，人员、大学生，全部撤到山里避风。每个连队选十来个水性好的人，留在驻地看家。台风后来在牛田洋农场登陆。听说牛田洋有的领导提出“人在大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口号。周总理在台风过后，视察农场。严肃批评这些乱提口号的领导。
刚到大林岛，我们学生连没有自己的蔬菜地，没有自己养的猪、鸡、鸭等家禽。蔬菜等食品，要从岛外用船运到大林岛码头。东西运到码头，与我们结成一对红的解放军连队干部、战士，主动和我们一起，到码头挑或者把东西抬回来。我们连队领导，并不派人去码头运回东西。而是号召大家做好事，自动报名去码头把东西挑、抬回连队。连排干部，总是主动去。我也常跟他们去。在这种人人争做好事的大环境下。一些不去的人，感到很不自在。私下与我们常去的人说：“你们休息一次吧。让我也做一次好事。”有人病了，连、排干部会来看，要他安心治病，还告诉炊事班，给他做病号饭。
春插、双枪，我们连是加班加点最晚的连队，连长和指导员，不大愿意搞疲劳战。双枪，有一段时间，指导员和连长，还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午睡。因为一点到两点的太阳，太热火。人站在被太阳嗮热的水田里，很难受，困乏，干不了活。
农闲时，我们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时事政治、国家大事、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我摘录一篇日记的部分如下：1970年2月20日。(阴)有小雨。全国战斗英雄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三同志，到我部做关于珍宝岛自卫战斗的报告。在珍宝岛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陈绍光烈士生前三次复员。因需要又三次把他留队。他都很愉快回答：“一生交给党安排。”他的行动，完全像他的誓言：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于庆阳烈士豪言壮语：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为了保卫毛主席，我愿洒尽鲜血。为了世界革命，我愿献出一切。鲜血染成光辉道，换得江山分外娇。
1970年3月，离开西湖农场前，我们进行了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总结。学生连的大学毕业生，每人写了份自我鉴定。我在鉴定写道：今后，一定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金吉芬、金训华等英雄为榜样，一辈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一辈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辈子改造旧思想，不断斗私批修，一辈子为工农服务。
连党支部给每个人的自我鉴定，都写了意见。意见与本人见面，你认为不符合实际，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使你本人满意。连党支部对我的意见如下：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阶级觉悟，路线斗争觉悟，毛泽东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对接受再教育认识较好，自觉性较高。在劳动中吃苦耐劳，完成任务认真，组织纪律性较强。69年度被评为“五好”战士。希望今后更进一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争取更大胜利。
我还写了二首诗，反映自己的思想转变。接受再教育有感诗二首：一，十年寒窗苦，到岛当农夫。住的稻草房，走的泥泞路。风雨烈日嗮，浑身是粪土。早知有今日，何必把书读!二，接受再教育，革命不怕苦。斗私又批修，滚身粪和土。嗮脱白皮肤，炼铸钢铁骨。改变旧思想，为工农服务。
我在网上搜到，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桥头镇，1962年毕业于培进中学，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余秋雨可说是天才。从《借我一生》，《我家小史》，知余秋雨家属于小资产阶级家庭。
《我家小史》第三章，四，躶体。P.129至P.139，余秋雨用文学手法编的故事，吹嘘自己，污蔑解放军、工人阶级、造反派和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许多故事是造谣。无法找到旁证。
“军人宣布，我们的任务……在湖中开出一个新农场”(《我家小史》P.120)。“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肩，愈合不了。”(同上书，P.132)这些描写，互相矛盾。余秋雨们是在“开出一个新农场”，还是在农场种水稻?他每天是去“看秧苗”，还是“重担在肩”，天天挑重担?
“农场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点钱，可以购买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数寄回上海”(同上书，P.130)。“爸爸已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全家八口人的生存重担，都压在这个大儿子身上，他只能到农场天天埋身苦役。”(同上书，P.148)余秋雨把国家发给他的工资，看成是他服苦役的报酬。其居心何其毒也。
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国家每月发给43.50元工资。我在网上搜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1968.11.15;中发〔68〕158号。五、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工资，从今年十二月开始发给。参加工作的时间，也从今年十二月起计算。具体办法，按照国务院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工资发放办法的通知”执行。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分配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的工资，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一律暂按临时工资标准发给，不实行一年以后转正定级的办法。
余秋雨说，他所在农场的大学毕业生，是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离开农场的。(《我家小史》P.138)我不相信。据我所知，1970年，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基本已分配工作，离开了部队农场。
希望亲历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和解放军，特别是余秋雨所在军垦农场的解放军和大学毕业生，写出你们的经历，揭露余秋雨造谣，污蔑党中央，污蔑解放军、工人阶级、造反派和大学生的阴暗、险恶、卑鄙用心。
文老师(2015年7月21日17：15完稿，21:1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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