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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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按：焦裕禄的好搭挡、被判十三年刑、至今未予平反的张钦礼，前不久去世了，只有三、四十万人口的兰考小县，竟有十多万人自发为他送葬。要了解兰考为何如此爱他们的老县长，如此为他鸣不平，请看一位1949年起就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工作、熟悉河南情况和内幕、现已76岁的老记者两年前经过多方调查取证为张钦礼写了一长篇申诉报告。
作者(陈健)按语：下边是我七年前为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的冤案写的一篇申诉报告。它曾被上网、下载、刊用、收入香港出版的《法制大手笔》一书中。张钦礼已经过世五年，最近某某人又玩出以往的伎俩，作文肆意诬陷张钦礼和否定四十年前过世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碌。现在，我在张钦礼的申诉一文之后，加了补记，是对某某人的批驳。同时，我也必须把申诉和补记一起发出，因为不看申诉，看补记中的有些问题，就不容易看明白。
陈健 2009年1月
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陈健
前言：
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是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三种人中出现的一大冤案。这场运动在全国不少省市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二十多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内参直送耀邦同志。1982年1月，中央出台9号文件，它的精神是正确对待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这个文件只发到了省一级，就被中央一位大权威发现收回了，并说二十年以后再说。
我五年前写的这份申诉报告，是交由我所在的党组织转给中央的，思想和文字都有局限，我年近八旬，也无力再作大的改动。为了能使张钦礼一案作为个案先予解决，也为了说明这一冤案的实质性问题，但又不便开宗明义说出真相，在无可奈何中，只好拉长时间跨度，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受迫害写起，写到清查三种人时他受迫害的必然性。由于这一冤案发生在河南兰考县，牵连出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所写的优秀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生前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都一网打尽，有些干部死在狱中。张钦礼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却一生屡遭迫害，周总理曾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上海市的作家、教授座谈《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的发言摘要。其中的一位教授、文学评论家说：“从当年中央苏区的清查AB团……到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我感到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说，把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也挂上了极左路线的链条上；另一位学者把这部作品称之为“文学的解密时代的开始。”我这篇申诉报告，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是第一个通过张钦礼和兰考县这一典型，系统地对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所作的“解密”申诉。它一经上网反映十分强烈，香港《中国焦点》的主编杨俊林先生，在深圳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份申诉报告，立即拿去全文发表，并配发了社论。我要求杨先生把这期刊物寄给河南省委，一位副书记反馈给杨先生的信息是：这位新华社记者写的申诉报告，把河南几十年来路线斗争的轮廓理清了。
张钦礼冤狱十三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过世，在弥留时看到了《中国焦点》这期刊物。张钦礼和他的家人在不幸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兰考十万群众为他上下几代战斗过的故乡：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一些群众哭昏在灵车前送往医院抢救。
群众为他平反。
我们夫妇送他的挽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陈健 2007年4月6日
（一）
从一九五七年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原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原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他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积怨”可以做个了断。没料到长期整他的某些当权者上下联手却把他投入监狱。
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党委以及无从统计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的事迹，以及他与焦裕禄不寻常的关系，称他俩为“亲密战友”。实际上，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就发现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已在兰考广为流传。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一起组织领导农民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四三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四五年入党，五四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兰考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城县，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兰考，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并不缺吃少穿。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几万群众饿死，大批饥民外出逃生。新华社记者写的焦裕禄的事迹都是真实的，但当时的兰考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说真话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张钦礼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是新华社的一名老记者，一九四九年开始在新华社河南分社采访，几十年来，目睹了长期的极左路线对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害和摧残。张钦礼是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干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要从张钦礼判刑定案的内容一一驳斥，很难道明冤情的实质。我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张钦礼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苦苦挣扎到一步步沉陷囹圄。
张钦礼三次陷入绝境时，周总理三次接见并解救了他，但这也都没能改变张钦礼的命运。现在，我没有能力和手段，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材料，全面探个究竟，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有关张钦礼和相关的一些冤情。
（二）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它从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补划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万也好九万也好，和实际上的右派数字或按右派待遇而“不在册”的右派数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时，这部分“不在册”者的情况最难办也最惨。有一点可以肯定，河南右派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
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却划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来到兰考，正碰上一张大字报引发的风波。风波的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五七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该不该划右派？划多少？县委会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赵文甫一锤定音：“全划。”张钦礼在整风阶段，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这二百多名干部的结论他不能接受，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揭发的问题也是事实。赵文甫批评他是典型的右派言论。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负责全省反右派之一的赵文甫，他和以后张钦礼的冤案有直接的关系。据当时省办公厅干部易平告诉我，起先全省划的右派没有后来的那么多，赵文甫到下边巡视一番，回到省里右派增加一倍，原因就是赵文甫的指导思想：凡是在大字报上签名者一律划为右派——不论是发起者还是追随者。
开封地区负责反右斗争之一的是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秦一飞，考虑到孙跃堂有错误（我认为是犯罪），不便在兰考继续工作，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任职。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是因为当时是抓群众的右派，他是县长，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以后不管他遭遇如何，事实也一再证明他是正确的，但他却无法摆脱作为党内“异端”的阴影。
二十年后，当河南省的右派改正时，数以千计万计的右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人饿死，有人病死，有人在监狱里蹲死。但是，党纪国法都保护赵文甫、秦一飞、孙耀堂等人，连道义良心都不受谴责。那时党内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路线问题不能追究个人责任。差不多就在改正右派的同时，张钦礼不仅没有撤销反右时受到的处分，并在遭受了长期的迫害后，又因清查工作的扩大化，被地区秦一飞，周化民，省里的戴苏理、赵文甫送进监狱。这些人又负责清查工作。
（三）
大跃进时，河南省像一匹脱疆的野马、一个疯子。它执行中央关于“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极左政策特别出格，后来群众遭难也特别严重。一九五八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杆能炸出油。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张钦礼并不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只不过用事实反驳就足够了。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图
河南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多几倍，有些人在批斗时打伤致残住进医院；平反时这些同志要求中央派人来才肯出院。我记得来了一位副总理。这是稍后的事。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一天夜里，县委书记程约俊来草庵看张钦礼，还带来两瓶白酒，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张说，这个时候你敢来看我，不怕风险吗？程说，你对兰考麦子的估产是正确的，我是胡说，也是出于无奈。程向张承认自己有私心有错误。不几天，上边派来一位郑某任兰考县委书记，把程约俊撤了，并命令张钦礼立即来县委揭发批斗程约俊。郑对张说，兰考右倾的总根子在程，他先把你抛出来，是舍车保帅，你只要彻底揭发他，对你的处分可以重新考虑从轻。张钦礼心想，老程一向勤恳老实，赶在风头上说了错话，知错改错仍是好同志，把他揭出来，兰考的班子就完了。尽管对张钦礼威逼利诱，轮番轰炸，他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不揭。一天夜里，他留下四句打油诗跑了。打油诗是：“玉树折断换木桩，赤心怎肯害忠良，做人做事讲实情，说谎没有好下场。”
五九年冬、六〇年春，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这是政府不允许的，抓回来要挨批挨斗受惩罚。有人宁可在家饿死也不敢外出讨饭。群众并不避违张钦礼，他到群众家吃派饭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机给他补补身子。不久，村口路边经常出现饿死的尸体，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百万人，震动全党。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信。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不敢贸然从邮局里发出。他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人的大悲剧，是因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封锁了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两千封反映饥饿和饿死人的信件，而吴芝圃与秘书长戴苏理又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的县委书记杨守绩冒着杀身之祸，绕过路宪文和各种障碍，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写信给省委；有一个村的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余下三个写了血书，千难万难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来救救村上的群众。以上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并要查处严办。
后来真相败露，中央的李先念，中南局的书记陶铸、王任重等在吴芝圃、戴苏理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当着这些领导的面，吴芝圃倒打一耙，企图把饿死人的责任推给因敢说实话敢开仓放粮救济饥民而倍受他们和陆宪文迫害的专员张树藩。张树藩想为自己辩解，刚说几句就被中南局的陶铸制止了。为了杀人灭口，领导同志来信阳的第二天，吴芝圃、戴苏理不经过任何部门，任何法律手续，来到固始，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我记述一九九八年《百年潮》第六期张树藩遗作：《信阳事件的教训》中的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戴苏理对张钦礼以后的命运是关键人物，再就是当真理和邪恶正在较量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深陷绝境的张钦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啊！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庵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已经停职反省，中央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张钦礼在省委大门口遇到已经停职的吴芝圃，吴问张：“你爹现在可好？”张说：“我爹不好，饿得浮肿。”吴芝圃一时语塞，稍后又问：“你有什么事？”张说：“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现在来见刘建勋。”
刘建勋为张钦礼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又斟满了两杯酒，举杯说：“我代表省委正式给你平反。”张也举杯，两人一饮而尽。张放下酒杯说：“这饭菜我不能吃，兰考的群众正在挨饿要饭……”说时哭了。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1264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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