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第五项汇报了朱毛两部合编的情况，原文如下：“前湘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周<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机关炮略备。”
有些党史著作根据这段文字认定井冈山红四军的成立是湘南特委所决定。
事实真是如此吗?
为什么“湘特委决定”的编制是两师一教导大队，而1929年1月陈毅写给中央《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却说“改编为三师”。为什么“湘特委决定”“另一教导大队”，而毛泽东1928年11月以井冈山前委的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却说“此间军队4月以前有政治部，因影响不好，方取消”?
对此，笔者认为：
一、“湘特委决定”不是湘南特委的决定。
据萧克回忆：“四军成立时，军下辖三个师，第十师由朱德兼任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第十一师，毛泽东代受伤的张子清兼任师长，何挺颖任党代表;第十二师陈毅任师长。四军成立不几天就进行了整编：第十二师撤销，改编为第三十团和一教导大队。即此，四军下辖两师六团以及一个教导大队。”“大约过了一个月，编制又进行了调整。三十、三十三团以及随军上山的家属都被送返湘南，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部直辖四个团，即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团。” 黄克诚也回忆会师后进行了三次整编，除了时间上与萧克略有不同，整编的内容完全一致。
对比三次整编的序列可知，“湘特委决定”是会师后第二次整编的内容。因此，关于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是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的说法不能成立。事实上当时的湘南特委已经瘫痪，作不出任何决定。
二、“湘特委决定”是湘赣边界特委决定。
首先，两军会师时，湘赣边界特委已存在。
两军会师后，湘赣边界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一个统一地方和军队的领导机构。1928年4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致信中央讲到：“至于现时西南党的组织，因为没有人的关系，暂时将湘赣边特委建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万安、永新、宁冈、遂川等地工作由他指挥。” 可见江西省委在4月25日之前已经批准了湘赣边特委的建立并已决定毛泽东任书记。 毛泽东5月2日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信中写道：“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已核定的话，并毛同志任书记的话，仍非省委明示，这等办起来呢?又怕接无味的骂。”很显然，吉安县委已将江西省委上述决定告知了毛泽东，毛这段话是要求江西省委直接向他“明示”，而不是通过层级比特委还低的县委来转告。
还有一个历史文件可证明湘赣边界特委在1928年4月已经成立。1929年5月20日湘赣边界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讲到：“边界特委在去年4月间，因得到江西省委的指示传达中央的意见，此间便组织一边界特委，特委的工作区域是永新、莲花、宁冈、遂川、酃县、茶陵、攸县7县。”
其次，第二次整编反映的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的意志。
第二次整编有三个内容，一是撤销由湘南农军组成的12师，将其编入10师11师。二是撤销政治部，完善士兵委员会。三是设立教导大队。经过对历史文献的查证可知，这三点都是毛泽东意志的体现。
1.关于湘南农军。
毛泽东给中央的前述报告提到：“岂有此理的湖如(疑为“糊涂”——笔者)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1万人在这里。” “1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大糟(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善。” 杜修经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也提到：“耒阳、资兴、郴县的党、游击队退到了宁冈，军纪极坏，……”
正因为如此，将“纪律大糟”的12师编入10师、11师，希望用军事技术和政治素质好的团队带动、影响他们，这正是毛泽东报告中“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善”的具体措施。笔者注意到，杜修经的报告对由宜章农三师改编的29团颇有赞词，毛的报告也用括号夹注“一部分除外”，所以29团在缩编中得以保留。
2.关于政治部。
克服单纯的军事观念是毛泽东重要建军思想之一。他在1928年11 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有政治部，使官兵认为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几个人做的，余人即以单纯打仗为职务;取消了政治部，人人要打仗，人人还要做政治工作(政治训练与民众工作)，才把单纯的军事脑筋打破。”
3.关于教导队。
由于着眼长期斗争，军队素质一开始就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顿甫定，毛就在砻市创办军官教导队，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两军会师后，提高中下级军官素质更是迫在眉睫。他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别人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打仗;我们的兵，昨日入伍今日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以此一部分中、下级干部及许多的士兵，军事技术太差，作战的长处，只是一个勇敢，这是很危险的。……下级官长的造就，现办了一个150人的教导队，(如)安顿经常的办下去。” 这些史料说明了毛泽东对军队人才的渴求以及对教导队所寄予的期望。在第二次整编中重新设立教导大队无疑是毛泽东治军方略的一个体现。
远离井冈山的湘南特委，对当时部分湘南农军“纪律大糟”的情况不可能有如此及时的了解，对湘南部队依葫芦画瓢的政治部制度和原井冈山部队已经成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不可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对提高军队素质不可能有这么迫切的期望。即使湘南特委没有瘫痪，即使他们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在那种原始的通信条件下也不可能作出这样迅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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