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祭
——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一）
曾国藩，一个读书出身的封疆大吏。有人视他为杀人恶魔，有人视他为“千古第一完人，儒学宗师”。无论如何，是他将中国——这个千年农业帝国，带入了近代工业化的门槛。
湘军统帅——曾国藩编练官勇
曾国藩，1811年（嘉庆16年）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一户乡绅家庭（长沙西南100公里，毛泽东家正南50公里），其父曾麟书连续落榜16次，43岁才考中秀才。曾氏兄弟五人，曾国藩排行居长，幼年时入私塾，天资平平，且有严重的皮肤病，但勤奋好学，23岁入县学考取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两次落榜。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战争已经迫在眉睫，28岁的曾国藩中会试第38名，殿试取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时得主考官穆彰阿提携推荐，因答对出色，深得道光帝赏识，破格钦点为一等第二名，入翰林院庶吉士（同进士入翰林，清代独此一例）。穆彰阿为道光信任的首辅重臣，曾国藩得此贵人相助，自是前途无量。翰林院期间，曾国藩结识了胡林翼、刘蓉、梅曾亮等人，交流理学，时称清流党。1843年，33岁的曾国藩连升四级，授翰林院侍讲（从五品），钦命四川省乡试正考官（副主考为四品，清代首例）。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收22岁的李鸿章为弟子。1847年7月11日，年仅37岁的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短短十年时间，曾国藩七次升迁，连跃十级，官居二品大员。其人为官清廉，办事练达，处世老成，深得理学道统，亦是道光帝着力拔擢的汉臣。曾国藩此次升迁十天后，34岁的洪秀全离开广州罗孝全的教堂，去广西找冯云山。同样科举出身的两个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850年2月道光帝驾崩，20岁的皇四子奕詝继位，改元咸丰，恰逢太平军金田起事天下大乱。1852年7月，42岁的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省乡试主考官，当他行至安徽太湖县境内时，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急忙向朝廷请假回家。时值太平军进攻湖南长沙，曾国藩至10月6日才回到家中。按照祖制，官员父母去世，需在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然而战事急迫，长沙遭太平军围攻。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请他出山，曾以守孝为由拒绝。张亮基又受贵州知府胡林翼的推荐，请45岁的湘北隐士左宗棠（举人）出山协助军务，终于守住了长沙城。1853年1月12日武昌被太平军攻陷。九天后，还在为母亲料理丧事的曾国藩，收到咸丰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想上奏推辞时，老友郭嵩焘以太平军借洋教祸乱天下，力劝其出山维护中华道统，并提出愿劝募20万两饷银相助。一班文人就这样卷入了战争漩涡。
1853年1月23日，曾国藩拜别湘乡父老，带着最小的弟弟曾国葆（24岁）赶往长沙，经张亮基安排，将巡抚衙门旁边的绿州学院改为行辕，正式就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开始招兵买马。团练即民兵乡勇，清代满军八旗、汉军绿营属于正规军，但采用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兵。武备废弛导致清军风纪涣散、素质低下、妒功忌能、怯敌畏战；胜者争功，败不相救，懦于御贼，却勇于扰民。做过兵部右侍郎的曾国藩，自然深知其中弊端。他首先做的就是打破清军世兵制，改用募兵制，由将领亲选兵勇，形成兵为将有，上下一心，生死相顾的垂直指挥体系。曾国藩履新的第二天，就上奏要求在长沙设立一个大团，将湖南各县乡勇招募至长沙集中训练。在湘乡名士罗泽南、王錱、罗信南招募的1200名湘乡团勇的基础上，效仿戚继光戚家军的做法编练。到1853年7月，开始形成中、左、右、辰四个营以及周凤山、曾国葆、储玫躬等各一营，兵力四千人左右。其中辰营由满人塔齐布率领（出身清军火器营）。出身山区农村的曾国藩，自然知道山民彪悍、市民浮滑的习性，所以后来军队不论打到哪里，要补充兵源，他都宁可回乡招募。兵源主要集中在湘乡和宝庆一带，仅湘乡一县，从军者达20余万人。湘军由此得名。
军制另一关键为组织，清军编制混乱，虚报空饷，常年拖欠饷银。湘军以营为基层单位，每营505人，分为前后左右4哨和亲兵6队，每哨分为8队，装备抬枪2队、鸟枪2队、刀矛4队；亲兵装备劈山炮2队、鸟枪1队、刀矛3队。每营总计装备劈山炮4门、抬枪24杆、鸟枪99杆、刀矛若干。另外每营雇佣长夫180人负责辎重运输，以保持战斗力。营上设分统，分统上设统领，统领受大帅指挥。各营独立，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大帅一人，确立军队的组织严密性和绝对忠诚（也招致清廷猜忌）。为了改变清军忙于生计，无暇训练的弊端，湘军一开始就实行集中驻屯，厚饷官兵，统领月饷520两（清廷郡王年俸也只有5000两），营官月饷50两，一般兵丁月饷四两五钱，是绿营的3倍以上，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家人，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征战时重伤给付养伤银30两，阵亡给付60两。如此大的练饷开销，仅靠朝廷拨款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士绅捐献，郭嵩焘建议曾国藩设卡开征厘金（对商户征收1%的货运和交易税），并筹办湖南厘金总局。仅自咸丰十年（1860）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1600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厘金是清末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军饷匮乏之虞，但也阻碍民间工商业发展，直至1931年才取消）。
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湘军并非一帆风顺，1853年4月湖南巡抚张亮基升署（代理）湖广总督，署理巡抚潘铎、继任巡抚骆秉章等，因曾行事专断与其发生龃龉。曾国藩拔擢保举绿营兵中的塔齐布、杨载福、诸殿元、周凤山等人，弹劾长沙协副将德清不理营务。德清伙同湖南提督鲍起豹，挑动绿营兵与湘军械斗。1853年9月16日，因得罪长沙官场，曾国藩决定移驻长沙以南150公里的衡阳。衡阳位于湘江中游，湘江北连长沙，经洞庭湖可直入长江，至武昌直下南京。半年前，太平军便是沿着这条路径打下的南京城。恰逢左宗棠陪湖广总督张亮基巡视长江，向张亮基建议编练水师。朝廷将此任务交给曾国藩。水师以船为基础，他在衡阳设立船厂，日夜兴工赶造战船，并委托广西右江道张敬修赴广东向洋人购买枪炮；12月30日委托褚汝航在湘潭设立分厂，加快造船速度。衡阳船厂是曾国藩创办的第一家军工企业，应算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点。到1854年，衡阳船厂赶制出快蟹40只、长龙50只、大舢板150只、拖船5只、铁甲指挥船一只；然后又购买了民船数百艘，将它们改为兵船或辎重船，配备西洋大炮和新式火炮。就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终于组建完毕，总兵力为五千人，分为十个营。每营辖长龙船8艘，舢板22艘，其中长龙船载炮7门，舢板载炮4门，则每营30艘船，载炮144门。以彭玉麟、褚汝航、杨载福、成名标等为水师营官。至此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湘军练成陆师13营，水师10营，加上后勤约一万七千余人，号称二万（月饷近8万两），已经具备水陆联合作战的能力。
太平军北伐、西征地图。西征是太平军的战略重点，获得长江上游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的控制权，才能确保南京安全。而这四个省份，恰恰是清代中国粮食、税赋主产区，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湖南湖北原为湖广省）。江南陷入长期战乱，摧毁了中国农耕经济体系的半壁江山，也破坏了中国启动近代工业化的经济基础，是近代中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
北伐西征——太平军所向披靡
就在湘军练兵之时，太平军展开了北伐西征，并取得辉煌战果。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占南京；4月1日，林凤祥、李开芳部攻占扬州，截断清廷漕运咽喉。半个月后，钦差大臣琦善率兵1万赶至扬州城北，建立江北大营，阻断太平军从扬州北上之路。此时东王杨秀清制定的战略是：暂缓东征上海，全力沿长江西征，兼顾北伐中原。林李部2.25万作为北伐主力，撤出扬州，转攻滁州（扬州以西102公里），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连克滁州、凤阳、怀远、蒙城、亳州五城，向西北推进300公里，与淮北捻军会师；进入河南境内，迅速占领商丘（亳州以北64公里），缴获火药1万余公斤，此战震动清廷。林凤祥本打算从商丘北上山东，渡黄河直取天津。咸丰帝闻讯急命山东巡抚李橞销毁一切渡船，严防黄河渡口。北伐军被迫放弃进攻山东，转为沿黄河西进，兵峰直指商丘西北127公里的开封。由于清军重兵集结开封，北伐军抵达开封城南18公里的朱仙镇后，又向西进军100公里，绕过郑州抵达荥阳古渡口汜水镇（郑州城西35公里），用此处的运煤船抢渡黄河，摆脱清军追兵。7月2日，林凤祥部占领黄河渡口对岸的河南温县，7月6日围攻温县西北18公里的怀庆府（今河南沁阳）。怀庆府仅有清军300人，连同团勇不过万人，然知府余炳焘死守待援，太平军围攻两个月不克。
林凤祥部只得从怀庆撤围，全军向怀庆西北进攻300公里，连克山西太行山区的垣曲、绛县、曲沃、临汾、洪洞五城，逼近省府太原。由于清军在太原重兵设防，林凤祥部只得掉头东进，由洪洞向东进攻230公里，翻越太行山进入河北境内，攻克潞城、黎城，占领黄河北岸的河北涉县、武安（靠近邯郸）。9月29日，北伐军在武安东北28公里的临洺关（今永年县），大破清廷钦差大臣纳尔经万余人。咸丰帝急命胜保为钦差大臣，与僧格林沁等人严防京师。就在清廷上下一片慌乱之时，北伐军从10月1日至9日，向东北进军160公里，连下沙河、栾城、深州等10城，逼近保定（北京西南130公里），京城官绅3万多户出逃，胜保急往深州城北设防。
10月22日，北伐军放弃深州，绕过胜保防线，全军东进140公里，连下献县、交河、沧州、青县四城。10月29日，太平军占领天津外围的静海县、独流镇，前锋距天津城仅10里。仅仅用半年时间，太平军就从长江岸边打到了京津门户，但已成疲兵孤师。天津知县谢子澄率4000团练抵抗，并掘开南运河大堤，放水阻挡太平军。林凤祥部与清军在天津对峙三个月，攻势受挫。因冬季严寒，粮草弹药接济困难，援军久等不至，林部于1854年2月5日主动南撤135公里，至河北衡水阜城，被清军重重围困。5月突围至阜城以东28公里的连镇，李开芳率630多名骑兵南下接应援军，攻占连镇以南100公里的山东高唐州（聊城高唐县），援军却已被清军击溃。1855年3月林凤祥率6000余人从连镇突围时，被俘押送北京，3月15日在北京凌迟处死。5月底李开芳被擒获解送北京，6月11日凌迟处死。北伐就此失败。
与北伐相比，西征是太平军的战略重点。控制住南京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沿江各省，才能确保南京的安全。1853年4月29日，北伐出师后的第21天，太平军以胡以晃、赖汉英为大将，率军三万，战船千艘，沿着长江水陆并进，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西征。6月10日，胡以晃部攻占长江重镇——安徽省城安庆（南京西南230公里），赖汉英率军万人继续沿江南进，6月24日起围攻安庆西南230公里的江西南昌。江西巡抚张芾率军万人驻守南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率1200楚勇增援。太平军屡次用炸药轰塌南昌城墙，但进攻兵力不占优势，围城月余收效不大，反倒被江忠源多次突袭反击。7月13日曾国藩派遣罗泽南、郭嵩焘率3600湘军增援南昌，战况逐渐对太平军不利。7月29日，石祥祯（石达开的哥哥）奉命率舟师2万增援南昌。见南昌久攻不下，太平军改变策略，集中兵力进攻南昌外围州县。8月5日太平军老将曾天养，率部攻占南昌城南56公里的丰城，8月7日攻占南昌西南54公里的瑞州府，8月18日曾天养部绕过南昌，攻占南昌东北137公里的景德镇，数万县民向太平军进贡，以免劫掠。8月24日罗泽南率领的数千湘军抵达南昌，8月28日被赖汉英部击溃，罗信东、罗镇南等81人战死（均为罗泽南弟子）。这是湘军首次与太平军交锋，即尝败绩。
9月24日，太平军围攻南昌三个月不克，杨秀清命令从南昌撤围，赖汉英部沿鄱阳湖向北退入长江。曾天养率部退回安庆准备皖北战役，赖汉英被撤职，由石达开坐镇安庆，指挥西线全局。石达开将主攻目标定为安徽合肥、湖北武昌。9月29日石祥祯部万余人，奉命自九江沿长江西进，攻占九江以西42公里的湖北武穴。10月15日在武穴西北的田家镇，大破湖北江防军及江忠源部。10月20日，攻占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已占去大半。此时恰逢石达开调整部署，集中兵力进攻合肥，便将石祥祯部调回安庆。
1853年11月6日，石祥祯率部退出汉口、汉阳，只留下小部兵力屯驻黄州（黄冈）和靳州。合肥会战开始后，太平军迅速从安庆北进，11月14日占领安庆以北60公里的桐城，11月29日占领桐城以北46公里的舒城，安徽团练大臣、工部侍郎吕贤基投水自尽。舒城东北50公里外的合肥一片大乱，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还在武昌，合肥城内守军不过5300人。12月10日，江忠源带2700名团勇驰援合肥，布置城防事宜。两天后太平军（胡以晃、曾天养部）将合肥团团围困，12月28日用炸药轰塌合肥城墙，但被清军堵上缺口。太平军遂采用双层地道攻城法。1854年1月14日深夜，双层地道挖好，直抵合肥水西门下方。太平军先引爆上层炸药轰塌六丈宽的城墙。当清军组织兵力封堵缺口时，太平军又引爆下层地道炸药，当场炸死大批清军。太平军趁机攻城，杀入合肥城内。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安徽布政使刘裕珍等被杀。至1月15日，太平军已控制合肥全城。清廷对各路援军畏缩不前十分震怒，将救援不力的陕甘总督舒兴阿革职。（袁甲三、李鸿章当时跟着吕贤基到安徽兴办团练，袁甲三转投兵部侍郎周天爵，合肥城破后升任兵部侍郎署安徽布政使，官居三品，由此发迹，袁甲三即袁世凯的叔祖父。）
合肥大捷令太平军声势大振，周边27个州县全部归附太平军。此时如果太平军趁机攻占安徽全境，便可北上河南，挺进中原，还能支援困守天津静海的北伐军林凤祥部。但石达开选择固守合肥，派曾天养进攻湖北武昌。2月12日，石祥祯率军四万，绕过黄州府，火焚城北20里外的堵城大营，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自杀（台涌接任）。1854年2月16日，石祥祯、曾天养部第三次攻占汉阳汉口，围攻武昌城，直至6月26日韦俊（韦昌辉弟弟）率部攻克武昌。台涌被革职，由杨霈署理湖广总督。
靖港古镇，位于长沙城北30公里、湘江西岸，相传得名于唐朝大将李靖，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靖港惨败——曾国藩跳江寻死
1854年2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举行东征仪式，发表《讨粤匪檄》，声讨洪贼挟洋教祸乱中华。2月25日，1.7万湘军自衡阳启程，沿湘江水陆并进会师湘潭。只留罗泽南、李续宾二营驻守衡阳，以防南路土匪。然而这次沿湘江一路向北挺进的“东征”，出师并不顺利。当湘军还在长沙、湘潭一带时，太平军石祥祯部2万余人已经绕过武昌，沿长江西进，攻占岳阳城，入洞庭湖后经湘江一路向南，占领湘阴、宁乡等地，并在3月7日攻占长沙城北30公里，湘江西岸的重要渡口靖港，兵锋直指长沙。3月11日，石祥祯部进驻长沙城西32公里的宁乡，与靖港联动，对长沙形成西北两路钳形攻势。湖南巡抚骆秉章急请曾国藩等人磋商防御措施。
曾国藩先派军进攻宁乡，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但太平军情报侦察不明，见湘军来势汹汹，以为清军主力将至，担心兵力过少，连夜撤至宁乡东北27公里的靖港。3月19日，石祥祯部又沿湘江，撤至靖港以北25公里的湘阴；3月21日又退出湘阴向北80公里的岳阳，入长江等待援军。3月23日，湘军水师抵达长沙，曾国藩派遣塔齐布、王錱率湘军陆师占据岳阳。3月30日，曾国藩统领水师也进驻岳阳。4月2日，曾国藩派遣塔齐布赴岳阳以东65公里的通城，支援胡林翼率领的六百兵勇，斩杀太平军副丞相林大旺、检点陈六辅、两司马黄奇瑜等千余人。4月4日，湘军水师因遇大风，在岳阳洞庭湖畔沉没24艘，撞毁数十艘。石祥祯部恰好与石达开派来的林绍璋部会师，趁机在岳阳东北48公里的羊楼司，大败湘军王錱部。第二天王錱溃退至岳阳。战局危急，湖南巡抚骆秉章急请左宗棠出山协守长沙（先前左因功受赏五品顶戴，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后归隐）。
4月7日，太平军石祥祯、林绍璋部两万余人再次攻占岳阳，曾国藩率湘军拔营南退长沙。4月15日他以岳阳战败上奏请罪。4月22日，湘军水师与石祥祯部在靖港激战。石祥祯知道长沙防守严密，由林绍璋率军1万从陆路越过宁乡，重创湘军伍宏鉴、魏崇德等营，直捣长沙城南40公里的湘潭城，企图南北夹攻长沙。被曾国藩寄予厚望的湘军，经岳阳、宁乡两次大败，士气严重受挫。林绍璋部1万人占领湘潭不到一天，塔齐布、江忠淑率4000湘军进攻湘潭，两军近身肉搏，持续激战。曾国藩受彭玉麟建议，派湘军水师5个营增援湘潭。太平军支撑不住，林绍璋留少量守军，命令部队出城登船，企图沿湘江向北撤回靖港。褚汝航率湘军5营水师全力追击，烧毁太平军船只三百余艘。4月30日彭玉麟、杨福载等率湘军水师，再次以火攻烧毁林绍璋部战船六七百艘，太平军只得弃舟登岸，再次折回湘潭城。此时塔齐布已设置重重伏兵，太平军顿时崩溃，林绍璋仅带四名骑兵侍卫逃回靖港。5月1日，湘军收复湘潭城，俘虏一批太平军官兵。湘潭大捷是湘军首次重创太平军，斩杀近万人，证明其完全可以与太平军正面对抗。
然而就在此时，曾国藩却在靖港栽了大跟头。湘潭大战时，长沙城北的靖港民团前来报告说，那里太平军人数很少且疏于防范，并称已经搭好浮桥，愿意为湘军助攻。于是在众人的撺掇下，曾国藩决定从水路进攻靖港。4月28日，他亲率大小战船40只、陆师800人奔袭靖港。但是由于风速过快，湘军战船只得停靠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太平军顺风势焚毁湘军水师战船10余只。曾国藩惊悉水师惨败，急派陆师分三路进攻靖港，企图挽回败局，但被太平军击溃，湘军争相败逃。曾国藩又羞又愤，想要跳水自杀。幕僚陈士杰、李元度见他支开左右、神情有异，命人跟随。船行至铜官渚时，曾国藩投水自尽，被章寿麟救起。5月4日，石祥祯、林绍璋部因湘潭大败，从靖港北撤120公里，至岳阳待援。而靖港失利之后，曾国藩受到长沙众多官员的参劾。他甚至密令弟弟曾国葆买来棺材，准备自杀以谢丧师败北之罪。幸而塔齐布在湘潭大胜，使咸丰帝对湘军刮目相看。咸丰对靖港失利从轻处理，免去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责其戴罪立功；命塔齐布为湖南提督。（5月30日，美国全权公使麦莲访问南京，杨秀清明确允许美国通商。6月15日英国公使包令访问南京。）
1909年，美国地质学家张伯林（Chamberlin，1843-1928），在中国考察期间拍摄的长江武汉段照片。
武昌大捷——湘军兵威引来朝廷猜忌
靖港之败后，曾国藩即进行严厉整军，将在战斗中油滑溃逃的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1.7万人仅留下5000敢战之士，连他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裁撤之列。长沙整军使湘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5月17日，新任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自广东率水师400名，洋炮100尊至长沙。在经过添募新勇、修补战船等一系列的休整后，湘军准备重新发动攻势。而太平军经过前一阶段攻城掠地取得的连串胜利，导致兵力分散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省广大区域，遂逐步停止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为了压住湘军的气势，石达开决定调正在进攻荆州的曾天养部，沿长江东下增援困守岳阳的石祥祯部。
1854年6月8日起，曾天养放弃进攻荆州（岳阳西北136公里），沿长江东下，一路攻占洞庭湖西岸的澧州、常德、桃源等地。当得知韦俊部已于6月26日拿下武昌的消息后，曾天养率部于6月30日抵达岳阳，与石祥祯会合，兵力达2万余人。太平军决定固守岳阳，大量修筑地面工事。湘军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后，曾国藩决定夺取岳阳，收复武昌。他先派塔齐布抵近岳阳，监视太平军的一举一动，等待水师抵达。7月7日，曾国藩率湘军水陆师分四路进攻岳阳。7月16日，在湘军的猛烈攻势下，曾天养部被迫放弃构筑阵地，匆忙退入岳阳城内。塔齐布率部直抵岳州城下，湘军初战告捷。8天后，湘军水师在彭玉麟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洞庭湖，派出小船吸引太平军水师出战。太平军中计后，被湘军截断后路，烧毁战船100多艘，俘虏34艘。曾天养闻讯大惊，于7月25日退出岳阳城，退守岳阳城北20里的城陵矶，钳制长江洞庭咽喉。7月27日，太平军反扑岳阳城，被湘军大败，折损千余人，士气大衰。石达开决定调占领武昌的韦俊部前往支援，寻机与湘军在岳阳附近进行决战。7月29日，韦俊部南下会师，太平军水师一下子增加了600多艘战船，再次水陆并进反扑岳阳城。湘军全线出击，投掷燃烧弹烧毁太平军战船四百余艘，太平军全线溃败75里，阵亡千余人，被俘大船76艘，火炮280门。
8月8日曾国藩抵达岳阳。8月9日太平军第五次反扑岳阳，湘军水师追击时，因陈辉龙所率粤军水师争功冒进，被曾天养部大败，陈辉龙、褚汝航等人战死。8月11日，老将曾天养率三千太平军进攻城陵矶，曾天养被塔齐布的亲兵斩杀。曾天养一死，太平军失去了主心骨。从8月中旬到8月下旬，太平军在韦俊指挥下，于城陵矶外围和湘军罗泽南部连战5场，连遭败绩。8月25日，罗泽南、周凤山率湘军陆师攻克城陵矶，太平军只得撤往武昌。湘军水师得知太平军撤退后，由杨载福、萧捷三、鲍超率水军乘势进攻武昌。此时石祥祯、韦俊被调回南京，林绍璋被追究湘潭战败责任，守武昌的主将是石凤魁（石达开堂哥）。9月15日，湘军水师攻占武昌西南27公里的金口，进逼武昌城。10月6日罗泽南、塔齐布率领湘军陆师抵达武昌城南。石凤魁在这20天里竟然坐等湘军完成合围。10月8日，曾国藩召集彭玉麟、塔齐布、罗泽南等将领，制定攻城计划。10月12日湘军发起总攻，先围歼太平军水师，击毁战船200余艘。湘军陆师与湖北绿营兵配合，将武昌城团团包围。10月14日清晨，石凤魁、副将黄再兴决定弃城突围，并通知坚守汉阳城的陈玉成一起东撤，沿长江逃至武汉下游130公里的田家镇（石黄两人因丢失武昌被杨秀清斩首）。10月15日，停泊在汉江中的数千艘太平军战船，尽被湘军烧毁。湘军收复武汉三镇。
武昌大捷取得了清廷前所未有的胜利，曾国藩和湘军挽救了清廷摇摇欲坠的局势。咸丰帝大喜过望，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10月26日下诏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从二品）。然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嫉贤妒能，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曾国藩谦辞奏疏还未到京，11月2日，咸丰帝追加一道圣旨，着曾国藩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兵部侍郎衔（从二品），由陶恩培补授湖北巡抚。督抚实权换成兵部虚衔，此为清廷重用湘军，又防范湘军之始。
田家镇位于湖北武穴市，九江上游60公里，武昌下游120公里，自古即为长江咽喉要地。此地江面狭窄，北岸为要塞，南岸为半壁山。田家镇的得失，直接影响武汉和九江的安危。1938年6月武汉会战前，国民党设置田家镇要塞司令部，增派李延年兵团两个师防守田家镇。然而消极被动的防御战略，最终招致败局。9月29日，国军付出惨重代价后，被迫放弃田家镇要塞，武汉会战最终全线失败。照片为1930年代日本“军事邮便”明信片，中支风景系列中的一张，以中国地图为背景，衬托“田家镇”和“东坡赤壁”两处风景。日本对中国情报侦察的细致，可谓无孔不入。
田家镇——湘军大破江防要塞
湘军虽然占领武汉三镇，但并未吃掉太平军西线主力。湖广总督杨霈提出集结湘军和湖北绿营，兵分三路攻取田家镇。田家镇位于湖北、江西两省交界，扼守长江咽喉，已被太平军在长江两岸筑起江防要塞，江面横铁索、两岸筑营垒，兵力号称十万。1854年11月7日，武昌清军经过半个月休整，开始水陆东进。11月11日，湘军塔齐布、罗泽南部攻占长江南岸的大冶、兴国，逼近田家镇南岸要塞。但湘军水师被陈玉成阻击在田家镇上游的蕲州江面，太平军水师火炮和岸防火炮给予湘军水师很大杀伤。11月24日，湘军陆师三战全胜，击溃田家镇南岸的太平军秦日纲部2万余人，燕王秦日纲率残部逃回江北大营。11月29日，秦日纲见兵力不足，只得调陈玉成回防田家镇，湘军水师趁机跟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与陆师塔齐布、罗泽南聚首，确定了水师破横江锁链、陆师攻营垒的联合作战计划。 12月2日，湘军水师三路并进，冒着太平军的岸防炮火，熔断横江铁索，直插下游15公里的武穴，切断了田家镇太平军的退路，烧毁长江江面战船4000多艘，俘虏500多艘。太平军遭此惨败，军心立刻动摇。12月3日凌晨，秦日纲与韦俊率主力放弃田家镇大营，东撤50公里至鄂皖交界的黄梅县。经田家镇一役，太平军主力被逐出湖南、湖北，吉志元、石镇伦、韦以德三位将领先后阵亡。咸丰帝闻讯后万分高兴，赶紧拟手诏一封，对湘军水师大加褒奖，并将湘军水师战法在长江两岸诸省水师中全面推广。湖南各地官民纷纷解囊，筹资建设船局（造船厂），修造战船供应湘军。曾国藩将目标对准了田家镇以东60公里的长江重镇——江西九江。
1890年，江西九江，江边英国炮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3月，英国领事巴夏礼根据《中英天津条约》，在江西九江圈地150亩，划为英租界。1862年起，英国人强行拆除租界区内居民房屋，建起了领事馆、教堂、巡捕房等建筑。在中国内战中，外国人成为最大的赢家。
兵败九江——曾国藩困守南昌，太平军全线反扑
九江地处江西、湖北、安徽三省交界，为长江、鄱阳湖咽喉，扼守南昌、南京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1854年12月8日，湘军打下田家镇的第五天，彭玉麟率湘军水师已前出至九江江面，而湘军陆师还在田家镇。曾国藩在这里犯了个大错误。他以为九江兵力空虚，防御远弱于田家镇，靠水师拿下只是时间问题，因而集中湘军陆师东进黄梅，企图生擒燕王秦日纲，以向朝廷献俘报功。湘军水陆分兵冒进给太平军留下了喘息之机。东王杨秀清急调石达开亲赴前线挽回败局。石达开派遣江西饶州的罗大纲兵团北上支援九江，与秦日纲、韦俊共同抵御湘军。12月20日湘军陆师对黄梅发起总攻，秦韦部诱敌东撤20公里至安徽宿松、太湖县境内，将湘军陆师主力拖在长江北岸达23天之久，使其不能水陆合击九江（黄梅以南38公里就是九江城）。
1855年1月2日，罗大纲部进抵九江城北的小池口，太平军尽一切可能强化九江—湖口防御体系。同一天，曾国藩乘战船抵达九江，石达开也亲率胡以晃兵团从安庆至九江城东20公里的湖口（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督战。由于湘军水师攻城受挫，曾国藩急令长江北岸的塔齐布、罗泽南部南下渡江支援。1月8日，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部2000增援九江。曾国藩再调副将王国才所部3000余人作为总预备队，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到1.5万人。石达开部针锋相对，坚守九江城、梅家洲、湖口三点要塞，依靠城池稳守反击，尽量避免与湘军野战交锋。1月14日，曾国藩命湘军发起进攻，塔齐布、胡林翼奋力攻城，却被守城太平军（林启荣部）用火弹（炸药包）击退。1月18日，曾国藩调上王国才的总预备队，对九江发起总攻。太平军凭借城墙上的火炮、抬枪、火弹，对湘军造成巨大伤亡。曾国藩无奈宣布暂停强攻九江城。
九江城一役，太平军一举扭转从兵败湘潭以来的颓势，给湘军士气以沉重打击。曾国藩决定转攻梅家洲，切断九江城与湖口间的联系。梅家洲距九江城东北12公里，是长江-鄱阳湖口的一块大型沙洲。罗大纲部进驻后，修筑了严密防御工事，遍布壕沟、木桩、竹签、地雷、铁蒺藜。1月21日至27日，湘军陆师强攻梅家洲，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毫无收效。只有湘军水师趁机突入鄱阳湖，烧毁太平军数百艘船只后，撤回长江。1月29日，湘军水师3000余人再次由长江攻入鄱阳湖，石达开乘其不备，截断鄱阳湖口退路，烧毁湘军水师40余艘大型战船，军士大惊溃散。石达开趁机发动全面反攻。长江北岸：秦日纲、韦俊、陈玉成三部再次攻占黄梅。2月11日，太平军夜袭九江江面的湘军水师，围攻曾国藩坐舰。曾国藩只得弃船，在侍卫保护下，逃入南岸罗泽南营地，见兵败情形再次试图自杀。2月12日，罗大纲部大举西进，攻占武穴。2月16日，秦日纲、韦俊部从黄梅西进，大败湖广总督杨霈的绿营兵，直插武昌以东60公里的蕲州、黄州（今黄冈）。2月23日，太平军再次占领汉阳、汉口，对武昌城完成包围。由于胡林翼正在九江坐镇，武昌兵力空虚，湖广总督杨霈，竟然放弃武昌总督府，驻军于武昌城外。
从湘军田家镇大捷到太平军再次攻占武汉三镇，短短80天时间里，战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太平军从千里大溃退变成了千里大进军，湘军被打得有些不知所措。此时曾国藩又犯了大错误，他不是集中兵力回援武昌，而是兵分五路，仅派李孟群的水师和胡林翼部回援武昌，派塔齐布率5000人继续围攻九江，派罗泽南率3000人至江西东部，曾国藩自己则率部去守南昌。分兵四顾导致全局尽失。4月3日，太平军集中2万兵力围攻武昌城，湖广总督杨霈畏敌不救，湖北巡抚陶恩培战败自尽，胡林翼退驻涢口收集溃兵，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城。针对武昌战败，清廷命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李孟群接任湖北按察使。此时退守德安府（武昌西北，今安陆）的湖广总督杨霈手里还有万余绿营兵，胡林翼召集了4600人，咸丰命西安将军扎拉芬从河南救援湖北。5月12日，陈玉成部对杨霈发起总攻，绿营兵一战即溃；太平军在随州设伏，斩杀扎拉芬的援军。咸丰闻讯大怒，将湖广总督杨霈革职，命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
1855年，对于清廷和太平天国来说，都是心惊肉跳的一年。2月湘军九江惨败，4月太平军攻占武昌，5月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全军覆没；7月清军攻占芜湖，进逼南京，又被太平军复占；8月罗大纲战死，湖南提督塔齐布强攻九江时呕血而亡；11月江南提督和春攻占合肥。这一年，石达开是最辉煌的主角，自九江、湖口大败曾国藩后，石达开率西征军团重创湘军，重占湖北、三下武昌、回师江西，打得曾国藩在孤城南昌困守愁城长达两年。1855年11月，石达开亲率万余主力突入清军防御薄弱的江西，兵分三路连克修水、新昌、樟树、吉水，吉安等七府四十七县，占据江西大部，兵力发展至十万余人，湘军连遭重挫。1856年3月，杨秀清抽调石达开三万主力回援南京，围攻清军江南大营。
油画《天国风云》，李建国绘制。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与清政府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此时，在太平军的强令下，男人被迫蓄发，以区别人心顺逆。因此被称为长毛。右图为南京天王府复原的龙椅，上悬太平一统匾额。
天京事变——两万人头血染南京，太平天国盛极而衰
自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清军随即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城东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直接威胁南京-镇江-扬州三角防御圈，掩护苏州、常州产粮区。1855年4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剿灭上海小刀会后，率万余清军围攻镇江城。1856年1月，杨秀清命令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统率数万大军救援镇江，3月18日与镇江守军会师，大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攻破清军营盘16座。4月3日，太平军猛攻扬州江北大营，连破敌营120余座。清军经营三年之久的江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摧毁，万余清军溃散。在完成征粮任务后，秦日纲率主力回师南京，仅留少数兵力驻守扬州。4月17日，扬州再次被清军江南大营援兵攻占。4月16日秦日纲部抵达南京江北的浦口，企图渡江回京。清军江南大营主帅向荣，急忙派兵围堵。秦日纲部只得向东折返，5月27日由瓜洲渡江，屯驻镇江金山，再破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兵败自杀）。
当秦日纲等率军东援镇江之际，石达开率领的三万太平军于5月2日占领安徽宁国府（今宣城），11日克芜湖， 18日进攻秣陵关。向荣见江南大营受到威胁，急忙派总兵张国梁率部前往阻截，江南大营因而兵力空虚。秦日纲部抵近南京城东后，杨秀清严令必须攻破江南大营方准入城。6月20日，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攻破孝陵卫大营。清军大溃，死伤副将以下千余人。向荣、张国梁等连夜败走淳化镇，21日又经句容逃往丹阳。至此，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彻底摧毁。杨秀清即令秦日纲统军追击残余清军，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8月9日，向荣死于丹阳营中，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
太平军连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解除了威胁南京长达三年的心腹之患。然而就在此时，南京城肘腋生变，一场政治屠杀让太平天国盛极而衰。8月初，东王杨秀清再次假借“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此事存疑），佐天侯陈承瑢密奏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心。洪秀全密召韦昌辉、石达开回京铲除东王（存疑）。9月1日夜，北王韦昌辉从江西率三千精锐抵达南京城外，与秦日纲部汇合，陈承瑢开城门接应。众军在9月2日凌晨血洗东王府，杨秀清被杀，东王府内数千男女，包括东王妻妾五十四人同被杀尽。9月4日，韦昌辉诱杀在天京的东王部下各级文武及其家属5000人。东王部属余众奋起反抗，被诛杀者多达两万余人。9月26日翼王石达开回到南京，进城会晤韦昌辉，责备滥杀之事；北王又起杀心，达开连夜逃出南京。韦昌辉将其留京家室全部杀死，并派秦日纲领兵追杀。石达开逃至安庆，领兵4万讨伐北王，求天王杀北王以谢天下。韦昌辉在势急下攻打天王府，被南京军民所阻。11月2日，洪秀全亲自带兵活捉韦昌辉，将其五马分尸，割下首级送到翼王营中验视，并斩杀韦氏满门。参与天京事变的秦日纲、陈承瑢亦被天王派兵斩杀，废除爵位。11月8日，清廷严令湖北巡抚胡林翼乘天京事变攻取武昌。11月17日，曾国藩致信招降石达开。12月19日，湖北巡抚胡林翼攻克武昌，韦俊退入江西，两年后投降清军。
天京事变使太平军建立的军事优势尽数瓦解。铲除杨秀清后，天王洪秀全主持大局，提拔胞兄洪仁发、洪仁达执掌政权，提拔蒙得恩、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主掌军权。而返回南京的石达开反遭猜忌，与洪氏兄弟撕破脸皮。1857年5月，石达开自南京出走前往安庆，沿途召集部众10万余人，开始转战江南。从1857年到1863年，石达开率部在江西、浙江、福建、广西、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进进出出，辗转游移两万多里，连吃败仗，形同流寇。自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控制的湖北、江西、安徽三省迅速被清军占据，直逼南京城外围。洪秀全曾派人送义王金牌给石达开，又削了自己两个哥哥的王爵来示好，但均被石达开拒绝。
1858年的《天津条约》不是在天津城里签订的，而是在城外的海光寺。海光寺建于1706年，可能毁于1900年。这张海光寺外景照片，可能拍摄于1860年。
天津条约——英国人趁火打劫，曾国藩重新出山
1857年3月4日，曾国藩父亲病逝。3月11日，困守南昌的曾国藩（仍是兵部右侍郎衔），因与江西官场不和，加之军事失利，借机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朝廷回复便离开江西回家守孝。行前命杨载福、彭玉麟主掌水师，福兴负责江西军事调遣。清廷准其回乡三个月处理丧事，期满后曾国藩又提出要守孝三年。清廷不准，曾国藩便以“客居虚衔之位”为由，要求清廷授予地方实权。此时太平天国经过天京事变已经元气大伤。咸丰帝认为有无曾国藩似乎无碍大局，遂准其开缺守孝。就在曾国藩守孝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攻占湖北、江西大部。胡林翼实授湖北巡抚，杨载福实授水师提督，彭玉麟授按察使衔，而曾国藩还是空挂虚衔。
1858年5月19日，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率湘军攻克长江重镇九江，全歼太平军林启荣部1.7万余人。就在清廷与太平军激战正酣之际。5月20日，英法联军趁机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直逼天津，威胁北京。清廷为免太平军趁机翻盘，并未调湘军北上勤王，而是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议和。6月13-27日，清廷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石达开部趁机自江西进攻福建，浙江。由于曾国藩在湘军中无人能比的地位，实际唯有他能统一指挥各路湘军，骆秉章、胡林翼趁机奏请清廷让其复出。7月1日，咸丰帝命曾国藩驰援浙江办理军务。曾国藩未再推辞，就此重新出山，7月22日抵达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会商援浙军事。8月3日，曾国藩至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会面。8月12日，曾国藩至黄州巴河，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先后来见，决定将主攻方向落在安徽安庆，最后夺取南京。8月18日，咸丰帝命曾国藩驰援福建，对付石达开。8月27日，胡林翼因母亲病逝回乡丁忧，曾国藩的统帅地位显得愈发重要。此后湘军万余精锐沿长江而下，杨载福、鲍超率水师猛攻安庆。李续宾率陆师先后攻克安徽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进驻三河镇，直逼合肥。陈玉成、李秀成联合救援合肥，东西两路夹攻湘军。11月15日起，太平军与湘军在三河镇血战五天，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二弟）战死，所率六千湘军精锐全军覆没。太平军一举扭转自天京事变后的颓势，粉碎了湘军东犯的企图。
三河惨败使湘军元气大伤。英国特使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罪魁）趁机率舰队沿长江侦查情报，考察通商口岸。11月20日英舰抵达南京，遭到太平军炮击。21日凌晨，英军炮击浦口炮台，未遭还击，然后继续西行。11月23日，英舰至芜湖，额尔金派翻译威妥玛等人上岸与太平军会晤，责问炮击事件。12月6日，额尔金一行抵达汉口，12日返回。12月27日，英舰再次驶抵芜湖时，洪秀全派朱雄邦送诏书给额尔金（《赐英使额尔金诏》），称南京炮击英舰官兵已斩首，希望与英国“西洋番弟”合作，共同对付清廷。洪秀全还询问罗孝全是否也跟随英国使团来了。12月29日，英国舰队路过南京。额尔金派遣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等人上岸，与李春发会晤。商定以后英船通过南京应先通知。1959年1月1日，额尔金一行回到上海，对太平军印象恶劣，认为其必会失败。1月14日，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因合肥祖宅被太平军焚毁，赴江西建昌府拜见曾国藩，入幕协办军务。五年后，李鸿章受封一等伯爵，出任两江总督。
1859年末，永州镇总兵署理湖南提督樊燮，弹劾湖南巡抚骆秉章，并向湖广总督官文控告骆的幕僚左宗棠结交外吏。按照清制：督抚纵容幕宾结交要革职治罪。左宗棠故有杀身之祸，重用他的骆秉章、张亮基、曾国藩都难逃干系。湖广总督官文素来对左宗棠清除湖南贪腐官吏、裁撤冗员等作为不满，借机报复。清廷即命左副都御史钱宝青会同官文办理此案，要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公堂，并密令官文，倘左有不法行为可就地正法。这一案件轰动朝野，若左、骆倒台，湘系集团必大受牵连。为此，郭嵩焘、肃顺、潘祖荫、胡林翼、曾国藩轮番保奏左宗棠。咸丰帝初以为左不过是一幕僚，没想到会引出如此轩然大波。官文得知咸丰欲重用左宗棠，加之钱宝青又是曾国藩的门生，遂顺水推舟，放过了左宗棠。结果左宗棠非但没有到武昌受审，不久即出骆秉章幕，奉旨以四品京堂衔入湘军大营襄办军务，自领一军独挡一面，三年后即升任闽浙总督，成为封疆大吏。曾国藩再度出山和左宗棠大难不死，显示湘系集团已经壮大到清廷无法随意抑制的地步。
与洪仁玕相识的裨治文、慕维廉、俾士等人照片。
香港来客——干王如何从天而降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自1847年两人在广州从罗孝全的教堂分手后，洪秀全去了广西桂平，洪仁玕回到了花县老家，金田起事后，因清军捕杀洪氏族人，洪仁玕于1852年4月逃到香港，结识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明（瑞典籍，曾经是英国间谍郭士立的助手）。韩山明对于洪秀全非常感兴趣，极力收集其情报，便收留洪仁玕。1853年11月，洪仁玕在香港受韩山明洗礼，成为基督徒。1854年5月4日，洪仁玕离港赴上海，谋往南京。行前韩山明资助其旅费200元，不久韩山明因痢疾病死（35岁）。洪仁玕到上海时，正值小刀会叛乱。小刀会不相信他是洪秀全族弟。他曾希望搭外国军舰至南京，遭到拒绝。洪仁玕只好进入英国伦敦会在上海租界设立的墨海书院（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协助麦都思注释圣经。英国领事威妥玛听说他是洪秀全的亲属，特别邀请他到官邸谈话两次，密迪乐也曾与其交往。1854年底洪仁玕返回香港，受聘为英国伦敦会布道师，结识大批欧洲传教士，深受影响。1858年6月，洪仁玕决定前往南京找洪秀全，英国传教士湛约翰认为可以利用他到南京开设教堂，特意赠送百金作为旅费，还替他照顾妻儿。洪仁玕几经周折，越梅岭入江西，混入清军抵达安徽辰塘河，由太平军守将黄玉成护送往南京。1859年4月22日洪仁玕到达南京，见到了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天平天国内部已矛盾丛生，洪秀全需要有人给他收拾局面。
1859年5月11日，抵达南京仅半个月的洪仁玕，被洪秀全加封为“干王”（唯一的王爵军师），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总理朝纲，并且主持外事。在此之前，太平军仅有10人封王。洪仁玕无功受禄自然引起众将不服。为了平息矛盾，洪秀全又封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为王（此后五年封王者多达2700余人）。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干王”，不久即向洪秀全提出著名的《资政新篇》作为统筹全局的新政纲领，希望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施法治、民主、选举，在经济上发展工业资本，在外交上对各国开放。这些观点洪仁玕早在香港时已有雏形，还曾与传教士做过讨论。仅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提及与其“亲善”的外国人就包括罗孝全、裨治文、理雅各、慕维廉、叶纳清、俾士（其子创建香港拔萃书室，孙中山曾入读）、合信、韦律众、花兰芷、米士威（即密迪乐）、晏玛太等22人。
这批外国人中，除了密迪乐外，多以传教士身份示人。然而传教士实际是外国对华渗透的重要工具。例如罗孝全即为英国间谍郭士立的助手。裨治文（E.C.Bridgman）是美国情报人员，与郭士立共办《中国丛报》，鼓吹煽动鸦片战争，担任过美国公使顾盛的翻译，参与订立中美《望厦条约》，1854年随美国公使麦莲访问南京。理雅各是香港英华书院院长（马礼逊创办），也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历时25年翻译出《论语》、《孟子》、《诗经》等四书五经（了解中国文化，是西方入侵中国的一部分）。慕维廉是青浦教案（中国近代第一件教案）的肇事者和上海“墨海书馆”的创办人之一。俾士于1851年赴广州传教，合信于1839年至澳门传教，是马礼逊的女婿。这批外国人似乎在“不经意”间，便通过洪仁玕影响到了天平天国最高决策层。大批外国人由于洪仁玕“对外开放”的政策，渗透进了太平天国。
1860年6月23日，花兰芷、高第丕、赫威尔等到了苏州，洪仁玕、李秀成对他们热情欢迎。还托他们给英、法、美各国公使带去了照会。6月底，艾约瑟、杨笃信等又赴苏州，想借他们与洪仁玕的私交，探悉太平天国对外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8月2日，艾约瑟、杨笃信等到达苏州，即与洪仁玕会见，洪仁玕对理雅各、湛孖士、韩山文、艾约瑟、杨笃信等十分感激。8月8日，花兰芷等访问南京，章王林绍璋派一位姓彭的官员接待。洪秀全对花兰芷等的到来十分满意。文武官员也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洋兄弟。9月22日，罗孝全到达苏州。太平军鸣锣致敬，李秀成对他曾是洪秀全、洪仁玕的宗教老师而推崇备至。10月13日，罗孝全到达南京，即住进了干王府。被封为接天义，通事官领袖，帮助洪仁玕处理外交事务。此后天平天国与欧洲人的交往进入活跃期，巴夏礼、何伯、艾约瑟、英国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美国海军上将司百龄等相继到访南京。“巧合”的是，此时恰恰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上述事件可见，太平天国与欧美各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洪仁玕当政，进一步增强了欧美各国对于中国局势的渗透力。
1870年代的上海外滩，外国洋行林立。欧洲人用从中国榨取的巨额利益，建起了奢华的建筑。
二次鸦片战争——四股势力纵横交错
自1858年5月湘军攻克九江后，9月21日攻陷吉安，10月15日包围南京门户——安庆城，11月合肥三河惨败使湘军受到重挫。而后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5万湘军主力东下，由道员曾国荃率陆师8000人，会同提督杨岳斌水师4000人，对安庆实施了长达两年的围困。1860年2月，钦差大臣和春指挥江南大营清军攻占江浦九别洲，第五次合围南京城，干王洪仁玕与忠王李秀成商定，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解救京围。3月，李秀成率2万余人由皖南入浙，佯攻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先后分兵1.3万余人前往援救。当清军援兵抵达杭州时，李秀成便连夜疾驰北返，部署兵力回救南京。4月下旬，各路太平军进抵南京外围，陈玉成也率部自江北来会。5月2日，太平军对江南大营发起总攻，清军至6日溃败，钦差大臣和春等逃往镇江，江南大营再次被摧毁（清军由于粮饷不济，45天才发月饷，兵勇不肯力战）。二破江南大营后，南京高层对战略方向进行讨论。英王陈玉成主张回师上游，援救被湘军围攻的安庆；侍王李世贤主张攻打浙江、福建。而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和忠王李秀成，力主攻打苏南并夺取上海，称“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只沿江上取”。洪秀全乃命忠王、侍王、英王东征苏锡常，限期一月夺取上海，然后解安庆之围。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已经发展成为“洋货百物辐辏”的中国第一大港。一旦太平军夺取这个长江出海口，不但可以截断清廷南北漕运命脉，更可凭借口岸便利，发展与西洋各国贸易，获取稳定的军火武器和经济利益。然而这只是太平军一厢情愿的想法。欧美国家在上海拥有巨额利益，岂会轻易拱手让人？太平军东征上海，成为其与欧美国家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并招致后来的败亡。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率大军由南京出发，连占江苏句容、丹阳、常州。手握十万重兵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竟然弃城逃往上海。5月26日，陈玉成攻占扬州，钦差大臣和春于溃逃中自杀。6月2日李秀成攻占苏州，建立苏福省，并派兵攻占青浦、嘉定、松江、嘉兴等上海外围县城，形成包围之势。此时上海守城清军仅有4000人。
由于英法租界外侨云集，上海已成为利益攸关的必守之地。因此英法两国一面在中国北方与清廷开战，一面却在上海和清廷地方官员合作。5月26日，应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吴煦、上海知县刘郇膏请求，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联名发布通告，表示将以武力保护上海租界和县城，次日，法军200人进驻城外董家渡，英军则守卫城西和通往苏州的大路。6月2日，得知苏州失守，吴煦又致书法国驻军司令孟斗班，希望法军协防嘉定、太仓、昆山等地，并资助美国人华尔招募洋枪队（百余人的外国雇佣军）。此外，租界外国侨民还自发组织了“万国商团”，由军官指导训练。但英、法两国此刻还不愿放弃“中立”立场，只愿协防上海，而不愿深入攻击。于6月底赶到上海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旋即下令法军300人驻扎上海县城中城隍庙，协防东门、北门，另派25人驻城外徐家汇，以保护法国人建立的徐家汇天主堂；英军900人则守卫上海西门、南门，全军1200余人，包括法国海、陆军，英国皇家陆战队和锡克雇佣兵，由英国军官卡恩尼克统一指挥，此外，黄浦江上还有英国“红隼”号炮舰、法国“香港”号兵轮和几艘炮艇巡弋。英、法两国守城期间军费，均由上海著名富商、四明公所董事、捐纳候补道杨坊筹措（杨坊的女儿嫁给了华尔）。
1860年6月8日，面对江南危急情势，咸丰帝下旨将两江总督何桂清革职查办（后判斩立决），由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命左宗棠随军襄办军务。左宗棠不久即回湖南招募六千湘勇。6月23日，美国传教士海雅西等三人自上海访问苏州，和忠王李秀成进行了会谈。6、7月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5人也抵达苏州。由于忠王不懂国际大势，误以为和太平天国同样信奉上帝的欧美各国，也与他们一样由官员兼任传教任务，把传教士当作“外国文官”，并兴奋地派人上奏天王洪秀全，报告“洋人来降”，并请求曾在香港居住多年、和洋人有交往的洪仁玕前来苏州；产生了利用外国人为内应，和平进驻上海的企图。自6月至8月，忠王、干王多次托传教士带信给各国公使，希望它们支持、至少不干涉太平军进驻上海，由于在此期间从上海前来苏州等地做军火和其它生意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其中颇有随口对太平军表示赞赏的，这更让忠王等觉得洋人对太平军至少没有恶意。
教堂是欧洲殖民文化的产物。鸦片战争后，1847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在徐家汇墓地北侧购地兴建教堂，称圣依纳爵堂。教堂建好后信徒日增，成为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中心。1896年，耶稣会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大教堂，开始四处募款。该教堂由道达尔（W.M.Dowdall）设计，法商上海建筑公司于1904年动工，1910年竣工。平面呈长十字形，外观是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可容纳三千余人。
上海危急——曾国藩实授两江总督
而在上海的英法等国官员，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对太平军种种友好表示一概不予理睬，甚至连干王、忠王的信函也不许拆阅。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因拆阅忠王来函，被公使普鲁斯训斥，并最终被调离上海。显然，太平军对英法各国政策的了解，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异。1860年7月15日，松江太平军陆顺德部，进攻上海七宝镇，并通告不侵犯上海外国人，但遭到民团阻击，被迫撤退。洋枪队在清军参将李恒嵩部配合下，乘虚袭占松江县城。松江陷落打乱了太平军的既定战役部署。太平军只得严守青浦、嘉定二城。8月2日，太平军在青浦城下大破清兵和洋枪队，解除了青浦城的包围，上海大震。8月9日，洋枪队补充98名外国人后再次进攻青浦，又被太平军击败，折损百余人，清军参将李恒嵩差点被俘。江苏巡抚薛焕听到败报后接连向清廷上奏，希望已署理（代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负责浙江军事的杭州将军瑞昌派兵援助。
在中国北方，8月1日，英法联军在俄国间谍引导下，顺利登陆天津大沽北塘，目标直指天津和北京城。京津与江南同时陷入军事危机。此时的清廷，对外国入侵仍存幻想，认为英法不过谋取利益，不会染指政权；而太平军一旦在江南坐大，清廷必亡。面对江苏巡抚薛焕的求援奏折，8月10日，迫于无奈的咸丰帝，只得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正二品），并封为钦差大臣节制江南各军；希望他设法兼程急进，救援上海。这是曾国藩创立湘军七年来，首次获得总督实权。从品级上来说，早在13年前，曾国藩已是二品礼部侍郎，但二品京官与地方督抚有着天壤之别。两江总督为清代九位封疆大吏之一（仅次于直隶总督），总裁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军政财法事宜，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就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决策关系国运兴亡。
8月16日，忠王李秀成部自松江、青浦两地同时进军上海。8月18日太平军攻占徐家汇天主教堂，遭到英法军队强烈抵抗，李秀成面颊被弹片击伤。8月23日，北方的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城。8月24日，李秀成部进攻上海受阻后，转而进攻浙江嘉兴。咸丰帝命曾国藩保全浙江，再图江苏。此时英法联军正在进攻北京城，湘军主力在太平军纠缠之下，难以北上勤王。僧格林沁的三万蒙古骑兵，成为拱卫北京城的最后屏障。9月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大战北京八里桥，三万蒙古骑兵在洋枪洋炮下死伤过半。咸丰帝只得以北狩为名逃往热河，恭亲王与英法议和。9月25日，胜保奏请派曾国藩、袁甲三等增兵北京。洪秀全受留美学生容闳游说，欲乘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机，命李秀成率兵北图中原。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当天，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抵达南京，受到洪秀全热情迎接。10月19日，曾国藩上奏，必要时可派自己或胡林翼带兵北上增援北京。10月26日，中英《北京条约》签署，此后法俄等国陆续与清政府签订条约。欧洲人趁火打劫，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安庆古城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距今800年。1862年，曾国藩主政安庆时，对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右图为民国年间拍摄的安庆城东振风塔和大士阁，建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塔高61米。1861年9月，湘军攻下安庆后，曾国藩即着手在此修建中国第一个近代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
安庆之战——湘军打下南京门户
此时的湘军主力，仍然在围攻安庆城。安庆是当时的安徽省会，距南京西南230公里，沿长江而下可直捣南京城，为战略必争之地。自1859年初以来，数万湘军对安庆城的围困已近两年，并挖掘了两道壕沟，一道围城，一道拦截援军。即使上海危急时，曾国藩都没有松懈对安庆的围困。在进攻上海失败后，1860年9月，洪秀全决定转头西进，调集主力，沿长江两岸进行“第二次西征”，陈玉成率军走江北，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率军走江南，约定次年4月合力攻取湖北武昌，以迫使湘军回救，解安庆之围，保障南京安全。1861年3月，陈玉成占领湖北黄州，3月22日，英国领事巴夏礼，自汉口去黄州见陈玉成，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昌。陈玉成部只得于4月下旬返回安徽。李秀成部于6月间才抵武昌外围，得知陈玉成部已先回安徽，加之惧怕湘军来攻，也率部东返浙江，攻占杭州。“合取武昌”调动湘军的计划落空后，解救安庆更为艰难。洪秀全决定增调兵力，直接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5月至8月，太平军三次救援安庆，均被湘军击败。
1861年9月5日，湘军以火药轰塌安庆北门城墙，越壕入城，安庆失陷，守将受天福叶芸来，及其1.6万余名太平军全军覆灭。据史书记载，安庆城被围两年多，粮食告罄已久，守军饥饿难忍，争食人肉，人肉价至50文一两，割新死者肉亦40文一两。城破入贼居，釜中皆煮手足，有碗盛嚼余人指，状极悲惨。后来湘军搜查，只有张朝爵私藏米5石余于屋顶，余处均无颗粒。安庆城破时，临江一面的太平军，皆出南门投江死，西、东、北三门守军，多被湘军截杀。从百花亭跳城逃出者，也被长江水师杀尽。英王陈玉成等各路援军，被阻于湘军后壕之外，当安庆破城时，列队远望，其胆已落，渐渐退去。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合肥。1862年初，命陈得才、赖文光等率部赴河南、陕西招兵，身边兵力进一步削弱。5月13日，清军大将多隆阿攻占合肥城，陈玉成率余部数千人北逃至六安寿县，两天后即被团练练总苗沛霖（拥有十几万的苗家军，三次反清，两次变节）设计诱擒，献给钦差大臣胜保。6月4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被杀，死时年仅26岁。太平军遭此挫折，西部防线随之瓦解。杭州的李秀成部，在1862年初再次进军上海。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英法两国开始与清廷联手清剿太平军。太平军不仅未能攻克上海，反因在东线开辟新的战场，使南京处于东西两面夹击之中。
面对东西线日益险恶的军事形势，躲在南京天王府里的洪秀全，竟然无所作为，沉醉于酒色床榻之中。安庆失守后，洪仁玕、陈玉成革职，朝政复归洪仁发（改封信王）、洪仁达（改封勇王）掌握，开始大封诸王，多达2700余人。而曾国藩则乘机调兵遣将，招募兵勇，做进攻南京的准备。1861年11月20日，因打下安庆而大喜的清政府（慈禧已政变掌权），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权势盛极一时。1862年5月，曾国藩采取“欲拔本根，先剪枝叶”的战略方针，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兵分多路，对南京城实施向心攻击。曾国荃、彭玉麟率水陆师2万余人进扎雨花台，从南部威逼南京。南京当局未能乘其立足未稳时即予打击，直至秋末，湘军已深沟高垒，李秀成才奉命率“十三王”的部队约20万人回救，急攻40余日，未能解南京之围。不久，洪秀全又责令李秀成率部取道江北，深入湖北湘军后方，企图迫使南京围敌回救。李秀成部在西进途中受到湘军节节阻截，加之军粮匮乏等原因，进至安徽六安就中途折返，并于1863年6月撤回江南，非但未能调动湘军，反而损失太平军精锐数万。6月12日，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战败向清军乞降，全军覆没，6月27日在成都被凌迟处死，时年32岁。
太平天国至此，可谓气数已尽。
近代中国的气数，也折腾尽了。
1860年10月21日，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A. Beato），站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向西拍摄北海白塔，远处为妙应寺白塔。这里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区域，咸丰帝在一个月前北狩热河，北京城变成英法联军的天下。城西北的圆明园、静明园等皇家园林，已经在两天前，遭英法联军劫掠后纵火焚毁。一年后，在景山前面的皇宫里，还将发生一场政治地震。
未完待续，请见第十二篇：洋务运动——官僚买办资本倾轧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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