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总是对的
今天，在联合早报网看到：周栎枫：再论化解“中国的毛泽东困境” 周栎枫 2016年02月26日(作者是前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现为加拿大时事评论员)。
作者说：日前媒体透露，中国全国人大、政协部分代表、委员联署提案，要求将毛泽东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加之俄罗斯总统普京否定列宁的谈话，更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评价的关注。
(我评：事实是2014年两会，章立凡和浦志强二人提议，按毛泽东生前签字的协议，把主席遗体迁出毛主席纪念堂，火化。符合法律。此提议当场遭习近平主席反对。信息传出，网民群起批判章立凡、浦志强二人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要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企图。浦志强后来因触犯刑法被捕。没看到章立凡的信息。普京总统否定列宁?我在网上怎么没看到。请作者讲出普京否定列宁的原话。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普京在民族自治上，批评列宁的某个观点。没看到具体是什么观点。普京总统，不但为列宁恢复名誉，而且，也为斯大林辩护。)
文章说：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把56万知识精英整得极为惨烈;发动大跃进饿死了至今都无法对外公布准确数字的老百姓;而发动文革不仅把当年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同志、异见人士整得生不如死，更把整个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既无法说服当今的世人，亦对不起当年那些被整死、饿死的人士。
(我评：作者说的这段话，用哲学家的话是：搞历史虚无主义污蔑毛主席。用老百姓的说法：造谣抹黑毛泽东。
黄克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说，毛主席的决策，经过政治局，党中央讨论通过，的党的决定。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决定。邓小平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296)黄克诚说：“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伟人毛泽东丛书 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P.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全党开展整风，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
据薄一波回忆，反右斗争，八届三中全会，讨论决定划右派分子15万人。不知后来怎么划了55万。1959年8月24日，关于右派摘帽问题，毛主席致信刘少奇：“我认为……今后每年争取转变和摘帽子10%左右，是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作者不讲为何要反右，谁划了55万右派，毛主席给右派摘帽等事实。作者只说“把56万知识精英整得极为惨烈”。把55万右派，加了一万，说成56万。这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抹黑毛主席的手法，暴露了作者挑起左、右两派分裂中国的阴谋诡计。
右派朱镕基说他被整了吗?著名作家丁玲说她被划入右派，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领导弄的。不能怪毛主席。毛主席要保护王蒙，可有的人不听毛主席的话，把王蒙打成右派。王蒙自愿去新疆改造，写出许多好作品。茅于轼说自己是右派，没划错。有人却给他评了反。
老革命崔英文写文章，1962年4月，他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12月底，在中南海一个周末晚会上，见到毛主席，向主席反映“许多右派申诉，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主席要崔英文把材料整理，拿给他看。崔英文把整理的材料初稿，送给秘书室领导审阅，还没有上报到毛主席那里。他突然被调离，无法向主席递交材料。(祥见《中南海的两次周末晚会》，载《毛泽东轶事》 昆仑出版社 1989年3月第1版，P.266—269。《伟人毛泽东丛书 毛泽东逸事》P.453，《划错右派“要平反”》)。
文章说：“发动大跃进饿死了至今都无法对外公布准确数字的老百姓。”作者又在造谣。
对困难时期饿死人之事，2009年，我在北京，看到1月21日的《北京青年报》的《改革开放是人的解放》长文，作者：茅于轼。2月4日，写了篇题为《看茅于轼如何造谣》，驳斥茅老造谣污蔑毛主席。《乌有之乡》网刊发此文。我们说“三年困难”。茅于轼说“三年灾荒”。不同的立场。用的语言不一样。
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编委杨继绳，写了本《墓碑》，在境外出版。造谣“三年灾荒”，中国饿死3600万人。网民看到后，无比愤怒，纷纷自动写文章批判杨继绳的谣言。西北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进行调查，写了许多文章怒斥杨继绳的谣言。学者郭松林写了本《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详细揭露杨继绳造谣。张宏志写了本《还毛泽东清白》，论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五凤”，不是毛主席刮的。相反，毛主席最先发现“五凤”的错误，要纠正。可有的“五凤”刮起者，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纠风或者纠风不力。造成农村某些生产队、公社、县，或者地区饿死许多人。如亩产13万斤水稻的广西环江县，据说饿死2万多农民。河南信阳地区，安徽省，由于那里的最高领导封锁消息，不给农民外出逃荒，造成大量的农民饿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述如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决议》讲清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国民经济已恢复和发展。作者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仍坚持造谣，抹黑毛主席。这就是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写了篇《毛泽东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伟人毛泽东丛书 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P.447)。爱泼斯坦说，由于毛泽东深思熟虑，有错就改，所以他总是对的。如果你认真读毛主席著作，就会发现，毛主席总是对的，包括他的许多预言。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摆事实，讲道理的马列主义斗争方式，打赢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希望大家读马列、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当今的舆论战，打赢战场思想阶级斗争的舆论战。下一篇文章，我将写作者对文革的造谣。(2016年4月22日初稿24日11：48完稿，14：3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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