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896年8月17日，李鸿章拜会英国前首相格雷斯顿，就中国的税务和铁路问题与之商讨
1899年4月，直隶总督李鸿章给英国的洛希尔爵士发去了一封密信，信的主题围绕着英国和意大利合资企业“北京辛迪加”（又称福公司）。
李中堂在信中再三保证，福公司将得到大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以开采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的煤矿，并修筑相应的铁路线。令人注目的是，这封信中也多处强调了“中国政府是福公司的隐形搭档”，并竭力要求福公司董事会将其创始人、意大利人罗沙第再次派回中国担任“首代”（首席代表）。
堂堂大清国的领导人，何以越洋过问一家外资企业的人事安排？李鸿章这封信，为何没有收入其文集之中，而只在洛希尔家族资料馆密藏呢？
洛希尔家族（Rothschild），是世界金融界的大鳄。前些年，因一本畅销书《货币战争》中小说般的传奇描述，这个神秘家族在中国财经界暴得大名——该书中的译名“罗斯柴尔德”并不十分准确。洛希尔旗下的法国洛希尔银行（La Compagnie Financiere Edmond de Rothschild）目前正在中国股市中呼风唤雨，只是因为译名的差异，很少有人将他们联系到一起。
洛希尔家族与福公司的关系，一直被隐藏在重重迷雾中，更别说其与李鸿章的关系。但从其资料馆翻检得知，从清末直到民国在中国能源行业活跃了几十年的福公司，不仅与这家神秘的犹太金融家族密切相关，而且其更是中国官员秘密参股这家“外资”企业的经手人。
从洛希尔家族的资料可以发现，李鸿章在1896年访问英国时，就与洛希尔爵士建立了私交，李鸿章还亲笔签名赠送给了洛希尔爵士一张自己的照片。而在1899，福公司成立的第三年，李鸿章就通过汇丰银行向洛希尔爵士汇款4203英镑（约为4万两白银）购买福公司的股票，此后洛希尔爵士便一直向李鸿章通报福公司的有关财务情况。显然，从大费周折地将款项汇往境外可以看出，李中堂绝不可能是代表大清政府购买福公司的股票；而从其如此关心重视福公司的驻华首代的人选，也可以看出，只有股东本人，才会对此表示出如此强烈的关注，也才会以堂堂大清的“副皇”（西方对李鸿章的惯称之一）之尊，而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国务中给遥远的伦敦写信谈生意。
毫无疑问，名义上的外资企业福公司，实质上就是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官员不仅以权力参股，甚至直接投入了资本。
福公司能在大清政府禁止外资染指矿业的政策环境下，通过发放工业贷款的方式变相获得山西、河南的煤矿开采权，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在中国政界的巨大能量和对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谙熟，其复杂的幕后运作，绝非一个高调的、到处树敌的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福公司的华人经理，详见本专栏上期）所能掌控。刘鹗无非是前台的跑龙套者，出了问题也可以随时牺牲掉。
而此后历经中国民族主义和民间资本的多次攻击，包括义和团那样的急风暴雨的涤荡，福公司依然屹立不倒，而且事后还获得了更为优厚的“超国民待遇”，其原因绝非简单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冲动或发展地方经济的政绩饥渴所能解释。可以断定，如李鸿章这般的大小“影子股东”们，才是“外资企业”空前繁荣的幕后推动力。
福公司的利润是惊人的。注册“皮包”公司之初的2万英镑（约20万两白银），在1898年搞掂山西、河南的开矿协议后，飞涨到了10.6万英镑，增值达5倍。同时，该公司还宣布发行高达120万英镑的“山西股票”。尽管资本市场的认购因义和团运动而受影响，但中国概念的含金量在其中得到充分证明，而这些，没有李鸿章们的保驾护航，仅靠伦敦资本家炒作是难以达成的。
洛希尔家族本身就是靠内幕消息、或者说快人一步的消息发家的。据说其还有一家训：“金钱一旦作响，坏话随之戛然而止。”或许，结成金钱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正是福公司能从一个皮包公司发展到中国能源大鳄的基因所在？
（鸣谢：洛希尔家族资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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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一个反腐作家的超级腐败路
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伦敦注册后，创始人罗沙第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进行公关。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国官场、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务的总经理。他的哥们、中国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向他推荐了刘鹗。
刘鹗原籍镇江，与马建忠是正宗老乡。其父刘成忠和李鸿章是同年进士，但仕途并不显赫，最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享受副省级（赏加布政使衔）待遇。刘鹗是家中老幺，从小散漫，不爱四书五经，偏喜杂学，科举落榜后便去做些小生意，是当时最早下海的官宦子弟。先后开过烟草店、诊所、印刷厂，但开一家赔一家，终无所成。后来，他的杂学派上用场，帮东河总督吴大澂成功治理黄河，因此成为官场的能吏之一，被请到山东治黄。
在地方大员多次推荐下，他在甲午战争那年终于考取了总理衙门公务员。甲午战败，全国上下深受刺激，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呼声很高，其中尤以开矿筑路为甚。激进的刘鹗相当引人注目，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但却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受排挤落马；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修筑津镇（镇江）铁路,却卷到镇江乡党的内斗中，惹了一身骚。
刘鹗多次帮助地方官们跑“部”“钱”进，且毫不掩饰，在京城官场中留下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他曾用“字画数十件余”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另一老乡翁同龢，老翁显然认为这样赤裸裸地送礼太缺乏技术含量，相当反感，在日记中记下了详细情况“以为邪蒿之据”，同时还记录了刘鹗“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的劣迹。
罗沙第来北京时，刘鹗正猫在总理衙门坐机关，一杯茶、一张报打发一整天，郁闷不得志。马建忠一牵线，刘鹗便欣然成了福公司的华人经理。
当上外企员工后，刘鹗除了帮助做点跑“部”“钱”进的事外，更多地是为老外出点子想办法，帮助老外应对大清特色的行政体制。
福公司要做中国煤矿生意，最大的障碍就是政策限制。
尽管当时朝野上下都呼吁改革的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但矿藏是严禁外资染指的。刘鹗的智慧和作用此时便充分发挥了出来，他们想了个办法“遇见红灯绕着走”：煤矿在名义上还是国有，自己开采，但因为资本不够，便向福公司借款一千万两，福公司获得了山西盂县、平定州与潞安、泽州两府属矿六十年中利润的50%，并承担其间所有的开支。合同名为“筹借洋债”, 但既没有规定还款期限, 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 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
但此举侵害到了山西当地窑主们的利益，他们诉诸于爱国的口号，指责此举卖国，山西籍的京官和举人们交章弹劾，声势浩大，当时正是华北仇外气氛活跃，朝廷也是保守派当道，于是，山西巡抚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刘鹗则被开除公职，全身下海。山西换上了相当保守排外的毓贤，并在他的鼓励下成为义和团运动的重灾区。福公司也暂时偃旗息鼓，直到义和团运动后才在山西大举发展。
福公司的河南业务相对比较顺利。在河南，刘鹗学乖了，低调地躲在幕后，让他的亲家、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出面成立了“皮包”公司豫丰公司，豫丰公司一无资金二无矿址，其实就是专为福公司绕开外资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顶“红帽子”。随后便是“标准流程”：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开矿，由意大利公使萨尔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员的大力配合下，很快获得朝廷批准，开设了焦作煤矿。刘鹗成了福公司的红人，忙得不亦乐乎，不仅帮着修订焦作煤矿章程，还协助老外分送股票、做了HR安排“买办们”的工作和报酬等，深深参与到煤矿的实际管理中。
福公司的中国业务迅猛拓展，在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矿铁矿等业务中，刘鹗出力很大，帮着上下打点，被民间直呼为“汉奸”。先富起来的刘鹗也先后在上海自办商场、纺织厂，但都失败；随后干脆和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开设盐场，违反国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盐的朝鲜，牟取暴利，也帮了日本在朝殖民当局的大忙。他还利用内幕消息，串通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等，先行在长江下游的浦口购进廉价的沙洲，在朝廷宣布津镇铁路从镇江延伸到蒲口后，地皮狂涨，刘鹗成为巨富，但也埋下了祸根，加上刘鹗一贯人缘不好，未过几年便被人指控“私集洋股，揽买土地”。几经交锋，终被朝廷下令缉拿，流放到了新疆，而家产均被查抄。
刘鹗最为著名的，是其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一个高级腐败分子写出反腐力作，这样的言行分裂，常令后人费解。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有打油诗写道：“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老僧也有猫儿意”，或许正是很多道貌岸然者的真实写照，也是福公司这样的外企在中国生存直到1952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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