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65年4月梅岭异峰迭起 4月27日电话急召张平化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在梅岭一号睡觉前，对前来请示新一大工作的汪东兴发话：“请平化同志来一趟。”
1974年张平化重访韶山，晚上住在韶山宾馆，夜不能寐，曾向负责接待他的钟楚光谈过此事;1982年张平化又一次到韶山，向韶山管理局局长齐身旺再叙此事。1991年11月张平化最后一次到韶山，此时85岁的张平化已出现老年痴呆的某些症状，许多人不认识了，但他一眼认出钟楚光，接着说“毛主席上井冈山”。原来张平化当年陪同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已刻在他的脑海深处，他对钟楚光讲过此事，自然也“克隆”下来，没齿不忘。
1965年 4月 27日上午，张平化一到办公室，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没有多说一句话。按照组织原则，张平化也没多问，当即向省委其他同志交代了紧急工作，乘广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南站，东湖客舍已派来“吉斯110”等候，司机是武汉市委的老同事易永喜。
易永喜车子开得又稳又快。武昌南站到东湖几里路，张平化却觉得好长。武汉是他的娘家。年轻人可能不知道，1949年 5月 16日武汉和平解放。5月 25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经中央批准，张平化、谢邦治、吴德峰等7位同志为武汉市委常委，张平化被任命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职工委员会书记。1951年4月市二医院发生了“纪凯夫事件”。事情原是医院监委XX故意诬陷职工纪凯夫盗窃，公安局抓了纪凯夫。职工不服，上告到中南局，中南局又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开刀，揭开“三反五反”运动的盖子。
中南局根据中央精神，严肃处理了武汉市与“纪凯夫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多位领导同志。1952年1月张平化也因此事牵连受到当面警告处分并降职为副书记，谢邦治、吴德峰都被撤了职。在那时候，领导干部工作出现失误。打击群众，都要追究责任，甚至是严厉地追究责任。当然对工作失误或严重失误的同志，中央并非一棍子打死。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建立防洪指挥部，王任重担任指挥长，张平化担任副指挥长，工作不分日夜，几十个夜晚没有睡一个好觉，发挥群众的力量，使武汉没有受一点损失。1954年5月张平化“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武汉市委书记。
1955年张平化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初在庐山继续召开八届八中全会，7月底张平化被通知上山。那时湖北武汉临时增援了庐山会议10辆小车。“吉斯110”在山上不好行驶。易永喜开着“华沙”车一起上了庐山。八届八中全会快结束时，毛泽东派人通知张平化到电站大坝水库去一趟，易永喜开车送去。恰逢主席在大坝游泳，招手叫他下水。张平化会划拉两下，游到主席身边，老人家问他，敢不敢到长江里游泳? 那几年毛主席多次在武汉大桥附近下水，一游二三十里。每次都是王任重陪同。张平化心里痒痒的，正准备哪天跟着毛主席去试试，就笑着说;“有主席领着，敢。”主席笑了，说：“中央准备让你到湖南去当第一书记，有什么意见?”…… 这一次，又通知张平化从长沙到武汉来一趟。这会是一次什么重大决定呢?在党内高层政治分歧严重之时，张平化和所有参加 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都不会忘记：12月27日主席在会上讲，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张平化此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会上出现了坚持集体经济还是包产到户两种不同意见。认真想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就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两种意见的继续。
张平化记忆中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蔚蓝色的海水流向天边，海天一色。
海滨会议厅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会议前半段，由于毛泽东正在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研究，刘少奇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后，刘少奇引导大家分析形势，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到 1957年的水平。面对当前农业出现的困难，与会者对恢复衣业生产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相当一部分人对农村集体经济信心不足。说要把农业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至少要五六年，有的说要七八年。刘少奇启发与会人员，要在困难中找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措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困难中找积极因素”这句话开拓了大家的言路，会议气氛迅速活跃起来。与会同志纷纷介绍了本地区一些增产的典型。安徽省介绍了“包产到户”的经验;广东、广西介绍了“三自一包”的经验;湖南省介绍了“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经验。刘少奇在会上也讲了他1961年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考察“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这种办法能增产。在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办法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快恢复农业生产行之有效的措施。
刘少奇看到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便在中心小组会上，责成中南局代表中央起草一个在全国试行“产量责任制”的方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请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负责组成一个起草小组，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执笔，各省委书记的秘书提供本省有关“包产到户”、“产量责任制”的典型材料。
张平化的老秘书梅永禄当年列席了整个会议，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立即打电话给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正，请他将浏阳县北盛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整理一份材料送北戴河会议。刘正只用几天时间，就写出了《关于浏阳县北盛区试行“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报告》说：大部分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欢迎“包产到户”，认为“这是吃饱饭的办法”。其他几个省的调查材料也大同小异。中南局的起草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关于试行“产量责任制” 的办法》草案初稿就写出来了。正准备印发给与会同志征求意见时，毛泽东结束了南方的视察工作，来到了北戴河。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好，对形势抱着乐观态度。
8月9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心小组会，听取前段会议讨论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和中央局的书记们介绍了会议讨论的情况。刘少奇说：由于前几年刮“五风”的影响，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很大的伤害，要想恢复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没有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时间，是难以恢复的。有的省领导同志介绍了少数县、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 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军、烈、工、干四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毛泽东当时说：“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2005年7月17日梅永禄口述)
毛泽东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的性质看得如此严重呢?张平化还未来得及继续回忆，小车进了东湖客舍。
吉斯110一到梅岭一号，汪东兴立即从接见厅迎了出来，微笑着和张平化走进主席连着书房的办公室。毛泽东一见张平化，招招手要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漫谈起来： “湖南的农村社教运动怎么样?” 张平化简要地作了汇报。特别谈到醴陵军山公社是个典型。湖南省委4月20日刚刚发出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军山公社自觉革命经验的决定。主席笑着说，典型的意义也在于自觉革命。张平化对主席这句话印象很深，后来在对本省各级干部的讲话中经常引用。主席又问到工业、铁路，等等。最后话题才转到井冈山。毛泽东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毛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张平化1959年秋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回过两次井冈山。井冈山老老少少都在念叨毛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张平化像年轻人一样激动起来，两眼紧紧看着主席说：“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含笑点点头。
汪东兴目光请示着主席，说：“是不是派人沿途先看一看，安排一下。”
毛泽东对他们两人说：“这个你们定”。
张平化和汪东兴商定，湖南省委再派一个同志陪同他一起先上井冈山探探路，安排一下。(1990年12月25日和2004年9月24日钟楚光两次口述)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等梅岭汇报
4月中旬，周总理和陈毅先后来到梅岭，向毛泽东请示参加万隆会议十周年庆典事宜，还和东湖客舍的工作人员一起照相留念。周恩来、陈毅率领代表团从武汉到昆明出访。朱德当时坐镇昆明，会见了经由昆明出席万隆纪念会议的周恩来。陈毅以及金日成等朝鲜国家领导人。
4月17日，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刘少奇4月5日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题词。1965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仅发表刘少奇一人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题词：“热烈庆祝伟大的万隆会议十周年!热烈欢呼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向富有革命英雄气概的、觉醒的、战斗的亚非人民致敬!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帜，发扬万隆精神，坚持斗争，把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非洲彻底清除出去!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为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而共同奋斗!预祝即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更大成就!万隆精神万岁!亚非团结万岁!”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党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影响深远。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周恩来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4月18日，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途中路过北京。越南党政代表团4月10日至17日曾访问苏联。4月19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表了苏越联合公报。
同一天，刘少奇、邓小平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4月21日，毛泽东在梅岭三号楼接见正在召开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同志，对民兵工作做出指示。
是时，贺龙正在四川三线视察工作，4月22日经成都回京。
毛泽东电话急召张平化的第二天，1965年4月28 日东湖梅岭来了军界三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位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还有一位是杨成武。
4月28日的梅岭汇报是罗瑞卿提出的。4月上旬，罗瑞卿从视察战备工作的广东打电话到梅岭一号，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接的电话。罗瑞卿请求从广州直接来武汉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相关问题，然后到苏州向林彪请示，再回京参加4月中旬的作战会议。徐业夫经请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请罗瑞卿回京参加作战会议后和贺龙等人一起来武汉汇报。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从京来到武汉，下榻东湖南山，紧邻毛泽东下榻的梅岭。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毛泽东当时谈到防空降兵时讲：“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人。” 20天前，4月9日杨成武向中央军委打了一份关于坚决打击美国军用飞机入侵海南上空的挑衅活动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曾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4月17日，中央军委将审查修改过的《沿海地区海、空情况处置守则》重新颁发有关单位执行。毛泽东4月28日的有关指示无疑是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毛泽东要求全军随时准备美国军队从空中直接打进来，当时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狂轰滥炸继续恶化，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生侦察机多次飞越我上空，仅1965年元月至4月被我打下的就有4架，即1965年1 月2日窜扰我中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965年3月31日入窜我华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带上侦察机;1965年 4月 3日和 4月18 日两次入窜我中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同年4月，美国飞机多架侵略我海南岛上空，蓄意向我国进行挑衅。
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三人汇报的第二个内容是取消军衔后军队的服装、帽徽、领章的样式，请主席定夺。按照1964年8月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主席汇报的精神，当年9月中央军委开始着手减薪和取消军衔的准备工作。
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这样做，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增强军政、军民之间和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军队同地方干部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于部家属积极工作和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对子女的教育和革命接班人的培养。”这五个“有利于” 勾勒了减薪和取消军衔后，解放军重新回到战争时期上下同甘共苦、团结如一的优良传统。
解放军实行减薪后，取消军衔自然进入最后拍板。毛泽东对带来的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很满意。杨成武告诉主席，他提前到苏州，征求过林总的意见。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 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梅岭也是罗瑞卿印象颇深的地方。毛泽东将罗叫到武汉梅岭他的住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彪这一篇(指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瑞卿认真地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来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重提林彪的那次不同他人的讲话，他点拨罗瑞卿向林彪学习，落脚点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来分析问题。现在有些出版物将毛泽东讲的学马列的书那句话“遗漏”，容易让人理解歪了。
4月 29日当天，罗瑞卿前往上海，探望病重的刘亚楼，再去苏州向林彪汇报。贺龙和杨成武回京。
同一天，毛泽东也要启程到湖南，准备上井冈山去了。
4月29日下午梅岭合影
“毛主席要走了!”4月29日下午，梅岭上下传递着恋恋不舍的眼神。
看见王任重、张体学一起来梅岭，一号楼、二号楼的工作人员证实了毛主席要走的消息，把汪东兴给包围起来，纷纷表示希望和主席照张相。汪东兴感到有点儿为难。昨晚主席和贺龙、罗瑞卿等人谈得太晚，思考的问题太多，临行前向主席提出这个要求，不知道主席有没有时间。女服务员一见汪这边行不通，很快转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那里，请他向主席提一提，徐业夫笑着点了头。
据1965年梅岭一号、二号的工作人员回忆，20世纪60年代，梅岭工作人员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同志都比较熟，关系也非常好。这个“好”，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相信、不理解，那是一种不分上下、不分彼此的亲近和关爱，就像一家人那样。1965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在二号楼吃饭，天天见面，有时他们还邀请服务员一起吃饭，吃的都是家常菜。 梅岭的服务员都比较年轻，毛主席身边年纪大的工作人员，像汪东兴、徐秘书常常把服务员看做自家的孩子，事事要求严格，又轻言细语，没有一点儿架子，有时候服务员还可以向他们说说气话，他们总是笑一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徐秘书(徐业夫)一国领袖的秘书，权力应该说不得了，可徐秘书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看见小字辈服务员也是一脸微笑。毛主席身边工作忙，有时开饭时间过了他才来，满脸都是歉意。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也不要食堂另外做，吃两个馒头就是一餐，简单得很。
那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非常谦虚，使梅岭一号的服务员、炊事员感到和他们很平等，没有上下和贵贱之分。像谢静宜。吴旭君等人把服务员当做姊妹，有空就来二号楼帮助打扫卫生，那时候每个服务员的工作量比较大，但人人干劲也大，没有人计较多劳多得。谢静宜天天都来帮忙，二号楼服务员魏中华对她说，你们怎么能做这些粗事，这是我们服务员做的。谢静宜笑着说，革命工作哪分彼此。很真诚，没有一点儿作秀。 魏中华和谢静宜关系就像一对好朋友，两人有时谈谈闺中之事，有时谈谈老家，她俩都是河南人。谢静宜到北京后，还托人给魏中华带过一次土特产。梅岭二号服务员金翠珍当时怀了孕，闻不得油腥味，上菜、拣碗，她分内大大小小的事，毛主席身边的人个个抢着做，要她注意休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时候没有一点儿特权，更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她们比普通人更关心人。 原梅岭二号服务员魏中华说：毛主席走的那天，我正好休班。下午两点钟前后，洗了个头，边梳长发边从窗户里向外看。窗外的梅花大多谢了，少数还挂在枝头，粉红色的，疏疏落落点缀其间，我文化不高，但也感到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我高兴地唱起歌，“红岩上红梅开……”，那是当时刚刚流行的《江姐》插曲，突见徐秘书向二号楼小跑过来，大门口喊声急切传来：“小魏，小魏广找我，有什么急事?“快快，毛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 真的!我头发也来不及扎，跟着徐秘书就向梅岭一号跑去。哇，梅岭一号门前空地站满了人，毛主席已经站在了中间，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站在老人家旁边。毛主席慈祥地招了招手，我飞跑过去，王任重笑着将我拉着站在他和主席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就喊了一声“照……了”。
照完相后，王任重等省里领导直接送主席离开梅岭，徐秘书等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过来和大家握手告别，我好半天都像傻子一样停留在刚才照相的时刻。我太激动了。过后，又感到自己大不该了。
我一个普通的服务员，怎么能让70多岁的领袖和那么多的领导、同志等我一个人照相呢?怎么能让毛主席的秘书为我一个小青年念叨的“一个心愿”跑来跑去呢?可当时从上到下没有人感到等我不应该，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向我招手呢?不要看我站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并不熟悉我，最多他知道我是梅岭一个普通服务员，可老人家却等着我一起照相，这是什么精神品质啊!我文化不高，随着时间的过去，却越来越感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种精神，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这张照片一辈子留在我心里。我一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那天，就激动得想哭。(2005年3月15日魏中华口述)
梅岭一号、梅岭二号，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张照片上。第一排最左边戴眼镜的就是徐秘书。左二汪东兴、左七化验员小周、左八梅岭一号工作人员邓秀英、左九王任重、左十魏中华、左十一毛泽东、左十二金翠珍、左十三张体学、左十五朱光才，王任重后面的高个子是司机易永喜，二排右二就是申兴国……
建国以来，这是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工作人员合影人数最多的一次。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一行怀着“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离开梅岭。
1965年春毛泽东到武汉，王任重是有特别感触的。1987年王任重游韶山，曾与韶山管理局副书记毛远达(毛泽东的远房堂侄)谈过当时的感受。
毛远达和毛泽东同宗不同房，是远字派侄儿辈。毛泽东去世后，他曾代表韶山地区的共产党员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一看见毛远达，格外亲切，这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向毛远达回忆毛泽东对他的多年教诲和培养，也回忆了1965年春毛泽东到武汉，他的思考和疑惑。 毛远达回忆，王任重曾讲过当时的困惑：1965年1月12月(颁布“二十三条”前两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有段插话，特别强调了要突出政治。“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的事’。他比古人讲得好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众人的事’?各个阶级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资产阶级说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说是无产阶级的事;国民党说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说是共产党的事。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在阶级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袁世凯做皇帝，连他最亲信的两员大将段琪瑞和冯国璋都反对，只有陈宦极力劝进，说袁如不答应做皇帝，他就跪在地下不起来。袁很高兴，让他当四川督军。可是，蔡锷一起义，他首先响应。可见，搞个人野心总是搞不久的。我们党五朝书记都不好，但也没有人能把党搞垮。最危急的是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几年。遵义会议后十年，虽然还是洛甫当总书记，王明路线基本被克服。但抗战初期，也有过王明路线。……因为搞个人野心，总要几个人合谋，可是联络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
王任重说，1964年6月15日、16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16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室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讲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1965年1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2000年 12月 24日毛远达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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