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强调的真理和革命传统
井冈山斗争是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张平化下山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刘俊秀、王卓超在井冈山宾馆吃过午饭小憩，汪东兴传话，主席请他们一起到115房间去，接着昨天的话题再谈一谈。太好了，两人拔腿走到115房间，毛泽东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木沙发，汪东兴已坐在主席的旁边。
毛泽东开门见山说：“你们几个都是江西老表，俊秀同志还是贺子珍的小同乡，在瑞金读马列班时是我家的常客。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刘俊秀是永新象形乡人，大革命时期是村农会主席，结识了贺子珍等一批共产党员。1927年11月入党。1934年初被县苏维埃政府派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经常跑到贺子珍家里向毛泽东请教，那时毛泽东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撤销了，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情绪悠然，说话幽默，贺子珍又是热情款待。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还记得自己读马列班的事，刘俊秀激动地望着老人家。
毛泽东笑着问：“你们这次陪我一起到井冈山，印象如何?”
王卓超1929年参加秘密农会和赤卫队，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汪东兴在弋阳参加革命也比较早，他们一个个激动地对主席说：“这次陪主席来井冈山，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心情一直很兴奋。重新读了主席在井冈山写的几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感受更深刻了。”当时这是政治流行语，也是他们的心里话。
毛泽东感慨地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议，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芦溪一战牺牲了。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北伐时就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三湾改编任第一团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
毛泽东那天在115房间谈到他在井冈山被撤职的经过，说：“1927年12月，中央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撤销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给湖南省委来了一封信，说我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了我的前委书记。消息不灵通，传到井冈山成了开除了我的党籍。井冈山的同志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打报告。我劝他们不要写，撤职就撤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被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同志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可以当得吧。’你们说井冈山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成立了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我当了师长。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但师委每次开会，都请我参加，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王卓超回忆，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喝了一口水，汪东兴给他点燃一根烟，他猛吸了一口，继续说道，1928年两次下山接南昌起义的队伍，他都是以师长的名义去的。红四军成立后，6月恢复了前委，他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何挺颖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7月，他率兵前去迎接二十八团去了。8月，何挺颖同陈毅安还有朱云卿率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打赢了敌人五个团，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后调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和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做搭档。1929年1月大余一战，何挺颖受伤牺牲了。
二十八团团长原来是王尔琢，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的，南昌起义时是叶挺部队七十四团的参谋长。入党很早，有勇有谋，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当年井冈山虽在角旮旯里，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周鲁走后又来了袁德生、杜修经，6月份带回了一个省委决议，要部队全部到湘南去。6月底，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部队不去湘南，要用红色武装保卫井冈山根据地。6月中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炎陵县县城后，在杜修经的策动下回湘南。
毛泽东在永新听说后立即写信阻止，没有阻止住。7月下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全部打垮，毛泽东带三十一团三营前去迎接，在桂东碰见二十八团林彪带的一营，决定重回井冈山。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都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了，叛变到刘士毅部去了。王尔琢和袁崇全是黄埔同学，听说两人关系不错，王尔琢才会毫不防备地去叫袁崇全。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1928年9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三营在遂川一仗中就歼灭了尾追在后面的敌五个营，打死了叛徒袁崇全，占领遂川县城。9月后，回井冈山。10月初，收复宁冈全县。在龙市召开了王尔琢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张子清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一直跟着主席从铜鼓打到浏阳，从文家市到三湾，部队改编仍任第三营营长。1927年10月在大汾遭到肖家璧的袭击，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张子清带着队伍到桂东一带打游击，与朱德的部队取得联系。12月中旬带三营归队途中，参加了茶陵的战斗。他和宛希先坚决反对陈浩几个人带部队离开井冈山投降敌人。陈浩被逮捕后，张子清升任第一团团长，很会打仗，立场坚定，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炎陵县战斗中负了重伤。
主席那天说，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儿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张团长。他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艰苦奋斗。(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1929年1月，红军下山，张子清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主动提出留在山上做辅助工作，调任红五军参谋长，1930年牺牲在永新。毛泽东那天充满感情地说：“张子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牺牲时也只有二十几岁(28岁)。”
三湾改编，一营营长员一民1928年就牺牲了。陈毅安接任，也是一个好同志，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他调任红五军副参谋长，牺牲在二打长沙的战斗中。接任张子清任三十一团团长的是伍中豪，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考入黄埔四期，北伐中入党。秋收起义时是三营副营长，张子清当团长后，伍中豪任营长。毛泽东到桂东接二十八团，都是带的三营。1929年主力下山时，伍中豪任三十一团团长，1930年任红二军军长，不久牺牲在江西安福。还有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他是宜章富家子弟，长得很高大，也牺牲了。红五军在第三次反“会剿”中牺牲了不少好同志……
毛泽东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
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 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丢失
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
汪东兴知道刘俊秀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久，袁文才、王佐都死在刘俊秀的老家永新，鼓励他带头“抛砖引玉”。刘俊秀摸了摸头说：“主席，我在苏区时就想这个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很多，譬如过去我一直不了解1929年1月为什么让刚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下山?怀疑这个决定和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丢失有没有关系?”
刘俊秀敢说真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用目光鼓励刘俊秀说下去。刘俊秀的夫人孙亚衡近年回忆，刘俊秀当时坦白地说，这些年上井冈山次数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带着问题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这种怀疑站不住脚。
刘俊秀问毛泽东：“还记得宁冈大仓村附近大庙村有个叫苏兰春的年轻人吗?那里人都说毛泽东在他家里住过几天。苏兰春和袁文才比较要好，袁文才、王佐被杀后，他几十年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井冈山第一次丢失的原因搞清楚了。”
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继续看着刘俊秀，听着他的介绍：
1929年1月1日，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开后还不到一个月，湘赣敌军纠集18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围魏救赵”，出击外线解井冈山之围。
刘俊秀说他去看过柏露会议的地址，是一个木行，叫横店，旁边有条溪水可直接运木头到茶陵等地。张平化也对他讲过柏露会议的基本情况。
张平化以炎陵县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柏露会议。会上，红五军留下守山是毛泽东提出的，彭德怀会上提出过不同意见，后坚决服从命令。在毛泽东等人心目中，守山比较外线作战，是一个相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任务。1928年8月黄洋界保卫战，三十一团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就打垮了敌人。红五军数月跋涉太辛苦了。(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会后，袁文才被调任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元月14日，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了井冈山。那一年井冈山下了百年难遇的大雪，整整下了49天。
红四军下山不到10天，敌人就来到山下。宁冈驻了五六个团，斜源村驻了一个团。打黄洋界哨口。哨口工事做得很坚固，又是冰天雪地，敌人整整打了五天，打不进去，准备退兵。不料斜源村驻扎的敌团长，用80元银洋买动了经常捉石蛙的陈开恩，领兵走泸泉州小河道，没有冰冻，避过黄洋界哨口，下到小井。哨口红军不知敌人是从哪里上来的，抵挡不住，彭德怀只得率领红五军突围，去了赣南。王佐没有走，带着三十二团在山上打圈圈。小井伤兵措手不及，被敌人赶到田里，没有一个投降，全部被机枪打死、打漏的，被枪托一个个砸死。大井仓库的粮食，一粒都没有搬出，全被敌人放火烧尽。进剿的敌人在大小五井茨坪烧杀五六天后退走。
王佐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怎么知道黄洋界背后有条小路?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便到下湖子调查真相。了解到是陈开恩告密，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了起来，准备杀掉。王佐母亲出来求情，让留下一个陈家吃奶的婴儿。王佐怒目圆睁地说，陈开恩带领敌人对大小五井杀光、抢光、烧光，把几百号伤病员全部用机枪扫光，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叫“不留种”)，我不能留下这个坏蛋的儿子。王佐母亲再次求情：“孩子没有罪。”王佐想了想，最后没杀这个孩子。(2005年12月26日王佐孙子王生茂口述)
1929年6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赣南和红四军会合后，听从主席收复井冈山的要求，率兵回来，在袁文才和王佐队伍的帮助下，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彭德怀部队随之转移。
袁文才从红四军跑回来，王佐举双手欢迎，特委和宁冈县委一些人看法就不同了。陈正人在江西省委高级干部中说过这件事。刘俊秀要王卓超说一说。
王卓超生前回忆，刘俊秀将难题推给他，当时有点儿措手不及。陈正人在井冈山时期是遂川县县委书记，红四军下山后，他曾任湘赣特委常委，建国后又是江西省委第一任第一书记，想来他对这一段历史是了解得比较多的。陈正人当时怎么说的，王卓超在115房就怎么讲。
王卓超先请教主席，陈正人说快下山时，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到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主席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做初步传达，逐段逐句地念“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两句话时，袁文才、王佐也在场，他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接着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及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主席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为了改造帮助两人，让袁文才跟随部队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何长工留下当宁冈县委书记。有没有这个事?主席肯定地点头。
袁文才后来随部队行动，在进军途中，却又跑回来了(刘辉霄也跑回来了)。陈正人认为袁文才怕随军行动生活艰苦，缺乏斗争的坚定性。
刘俊秀这时插话：听说袁文才回来是刘辉霄看到了“六大”文件这段主席没有读的话，两人一商量跑了回来。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矛盾比较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到党内来，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王怀，后来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都属于土籍，与客籍的袁文才不和。袁文才私自从前线跑了回来，特委这些人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只有主席派到特委工作的特委常委宛希先不同意开除袁文才的党籍。
刘俊秀介绍，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比较投缘，关系非常好，坚持只让袁文才受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这样，宛希先与特委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29年秋，特委找借口将宛希先私自抓起来。宛希先抗议逃跑，被重新抓住，用铁丝穿住他的两脚，枪杀在押送途中。
宛希先死了，袁文才、王佐与特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委内部再没有人为袁文才、王佐说话，顺利做出杀袁、王的决定，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永新错杀事件发生了。(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王卓超回忆，汪东兴此时说话，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八万字的信，谈到袁文才、王佐事件。彭德怀笔述，1930年2月，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红五军军部，说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据陈正人回忆强调，那晚他没有去红五军军部，杀害袁、王那天晚上，他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他这个决定。他当时已不在特委工作，到安福当县委书记。也可能是彭德怀记错了。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经过也不完全是彭德怀了解的那样。(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刘俊秀介绍了毛泽东当年派到王佐部下当连长的张国华(1955年中将)1960年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一段回忆：“1930年2月，袁、王部队下山到永新，对部队的动员口号叫：‘五军要打吉安，我们守永新’。之后，一个晚上在永新解决袁、王部队。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由北门入城的，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一部分赤卫队。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等部队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打死在自己的房子里，王佐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潭。”张国华当天是在永新王佐部队里，彭德怀当天没有去永新。
刘俊秀提到宁冈的苏兰春，当年和袁文才比较熟悉友善，曾对永新事件作过专门调查，写过一个材料：
袁文才、李筱甫是朱昌偕假说要袁文才去打吉安约到永新的，朱昌偕用驳壳枪把袁打死了，朱又对李筱甫的脑壳打了一枪。这时外面包围的人高声大喊：“只打袁、王，不打士兵和官长。”把袁、王部队的枪一起缴了。王佐、刁辉林、谢华光在逃跑时淹死在东关潭。其余士兵有的淹死，有的从屋栋上跌下来，跌断手脚，余下的人被俘。只有艾成斌连没有损失，他带部队走另一方向，退至何乌周家过河，从九龙方向返回井冈山。以后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他们投降肖家璧反共去了。(2005年7月25日苏兰春长子苏云生口述)
袁文才、王佐1930年2月被错杀的具体原因和发生经过像画面一样展现出来。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点起第二支烟。汪东兴一边给主席续水，一边讲他看红五军李聚奎写的一个材料，讲袁文才、王佐被杀后，部队在井冈山人民中威信下降，汪东兴复述了李聚奎讲的那段经历。
李聚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第四大队(那时李聚奎任四大队大队长)。他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王、袁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
汪东兴提到李聚奎，刘俊秀又想到永新老乡贺敏学，说贺敏学对这件事一直很有看法。
贺敏学的看法比较尖锐：袁、王不存在什么受编不受调的问题，当时永新的局面已经打开，按理应该继续发展，培养好这支部队。袁文才下山后半途逃回来，成为杀他的一个借口。袁、王被杀后，敌人就占领了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丢失了，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余部投降了红军的对头肖家璧，井冈山直到1949年江西全境解放才回到我们手中。萧克那么会打仗的人，1932年带兵回来打井冈山都没有打下来。说明什么问题?袁、王被杀，帮助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帮他们做了。
毛泽东静静听完这些材料和基本看法，问：“你们了解了袁文才、王佐家属掌握的情况吗?了解任何事情都要从各个方面多分析，多考虑。”三人认真地点头，再次感到毛泽东思考问题的辨证的思想方法和提问的画龙点睛。
那么，袁文才、王佐的家人对错杀事件怎么看呢?
王佐的大孙子王生茂近年谈了谈相关情况和看法，他说：大队红军下山前，龙超清与袁文才矛盾已非常严重。1930年袁文才抓民团头子罗克绍制造枪炮，没有马上将他杀掉，又加深了与特委的矛盾。
1930年2月王佐到永新开会时，带有两个警卫员，一个在东关潭淹死;一个逃回来，叫黄元山(黄坳人)，后跟王云隆投降了肖家璧。他从永新逃回后对王佐妻子兰喜莲说：
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开会，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员的手迹要他们去的。2月20日，王佐和袁文才到了永新住处，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散步，王佐对袁文才说，怎么东关潭的浮桥撤了。袁文才告诉他听说是打吉安用。王佐说，打吉安还差这几节浮桥?袁文才说，你这个山古佬，打吉安要不要坐船去。袁文才、王佐在街上看见永新赤卫队在买白布，王佐对袁文才说，我们这次下来可能是凶多吉少?又过了一个晚上，王佐仍不放心。对老庚说：“两三个晚上都睡不着。”袁文才说：“你是疑心重，今晚我们互相换一个房间。”两人换了房间，当天深夜出事了。特委的人知道王佐会武，先到他的房间准备干掉他，谁知把毫无防人之心的袁文才杀掉了。
红五军第四纵队郭炳生部伪装成国民党的部队。黄元山跟着王佐骑马往浮桥经过东关潭，中间浮桥已撤，掉到河里，水漫了上来。黄元山对王佐说：“师长，我过不去了。”(红四军下山，王佐部队先编入当地独立师，王佐任副师长，1929年5月中旬编入红五军第六纵队任司令员，简称师长)王佐说：“你过不去，转回去，缴枪算了。”这样，黄元山转了回去，没有死。他亲眼看到对方一枪把另一个警卫员打死了。王佐等人死了一个礼拜后，永新方面要我们去认尸，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人去认的，因王佐手上带着一个玉琢，认出来了。王佐带的公文包和驳壳枪都被拿走了。(2005年7月28日王生茂口述)
王生茂回顾奶奶兰喜莲讲，王佐被错杀后，红五军的部队追到茨坪。此前特委送了一封信本来要送给住在王佐家的党代表。结果送错了，送给了王云隆手上。信上写要没收王佐的财产和追杀亲信，王云隆赶快将全家从宁冈竹冲搬回下庄。红五军追到茨坪时，没找到王佐家里的人，便转回去了。13岁的张国华在王佐部下当号兵，知道袁、王在永新被错杀的历史。
红五军打安福，调王佐部队去，当时王佐部队去了，王佐生病未去。贺国中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安福一仗未打好。王佐打南雄是卖力的。打安福这一次，王佐确实有病，要不，过去没有编入红五军都支持他们打仗，现在编入了红五军第六纵队反而不支持了，说不过去。
王佐重孙王华文，现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办公室工作，大学文化，他分析：
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反映了几个问题，宁冈县委本地人利用职权和“六大”决议杀土匪首领的意见借刀杀人。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尖锐，宁冈和永新县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枪，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委员的话，其他人指手划脚，他有些不买账。当然王佐、袁文才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有些问题，被掌权的土籍人抓住不放。
作为彭德怀，错杀袁、王，也要负一定责任。没有调查，偏听偏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亲自去处理，没有更多的思考，特委请求派部队就立即出兵，自己内部矛盾采取强硬的行动草率处理。
曾祖父有武功，原先准备安排头一个干掉他，因他连着两三个晚上都睡不好觉，觉得特委有阴谋，袁文才不相信，当晚两人换了房间睡觉，这样，袁文才先被击毙在床上。(2005年7月25日王佐重孙王华文口述)
王华文说，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出将军，其直接原因是过早错杀了袁、王，经历此事件侥幸回来的人都说共产党把袁文才、王佐干掉了。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相信共产党了。错杀袁、王后，共产党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副营长，弟弟被错杀后，王云隆一度进退两难，当地党组织要没收王佐财产和追杀亲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云隆投靠了肖家璧。从正面走向反面。当然王云隆本人也有私心，他1946年去世了。
1930年2月，在永新城同时被杀害的还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的陈慕平和王佐的把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以及三十二团军需处长、智囊李筱甫等骨干分子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是对井冈山有突出贡献之人。
李筱甫，出生宁冈一富裕家庭。年少思想激进。1928年2月，组织全县群众参加新城战斗，任全县暴动队总指挥，带领两千多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取得了新城战斗胜利。2月21日成立中共宁冈县委会，李筱甫被选为县委委员。同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军需处长。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筱甫被选为财政部负责人之一。边界各地打土豪的金银首饰和战场上缴获的金银，当时都统一上交边界政府，由李筱甫统一保管。他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坚持不乱花钱。在红军中一律实行统一平等的经济供给制，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两角，四角即四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确保了红军5000人的供给。1928年5月起，他又主持在大陇创办了红色圩场。动员白区群众把布匹、食盐、药材运到红区来卖，是一个很有经商头脑的红色理财家。1930年2月一同被错杀于永新。
李筱甫被错杀时，他的儿子李值民已十七八岁。李值民今已去世，孙子李桃芳、李祖芳、李流芳均愈不惑之年，李桃芳是退休小学教师，李祖芳、李流芳都在老家务农，全家有四名党员。三位孙子回忆：
祖父李筱甫不会打枪，也没有背过枪，很会出主意，是个智多星一样的角色。容纳毛泽东的队伍到井冈山，就是李筱甫向袁文才提议的，李筱甫比袁文才大9岁，袁文才对他言听计从。
永新出事那天，李筱甫曾向袁文才说：“袁猴，今天满街的白毛巾都没有了?”袁文才笑着对祖父说：“你要去找女人就去，不要找其他借口。”他这样一说，李筱甫倒不好说什么了，李筱甫有一个相好在永新县城，袁文才误会了李筱甫的提醒。那时两人睡一个套间，因李筱甫不会打枪，所以袁文才睡在外面。那天先解决卫兵，放了哨，没有用枪杀死了哨兵。再用枪打的袁文才，我祖父拿出枪，从门缝里开枪，只胡乱打了一枪，手臂被打伤了，后被打死。同村的李根勤去了，回来说的。李根勤个子高大，枪法又好，跑了回来，仍参加了红军。
李筱甫尸体被领回，已变形。祖父右脚是连趾，认了出来，埋在老屋后面。(2005年7月26日李桃芳、李祖芳、李流芳口述)
对这个问题，袁文才的后人怎么看呢?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1993年去世，他生前和弟弟肖常隆，又名袁耀厚(谢梅香与袁文才手下肖福开1932年结婚次年所生，任吉安军分区后勤部长)经常讨论此事，他们思考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认为：
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前夕——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陂头会议，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红四军前委扩大职权为领导整个根据地军队、政府的领导机构，共同前委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据有关记载，彭德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开会所在地离红五军驻地不远，会议精神应该传达很快。按照新的组织程序，杀袁文才、王佐必须经过前委才能决定。
很显然，红五军这次行动，彭德怀没有经过前委，也没有冷静想一想，朱昌偕等边界特委领导人能平安无事来到红五军军部，说袁、王要对湘赣特委一网打尽已经不攻自破。红五军以一面之词，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确实有草率之嫌。
再说，当年鼓动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湘赣特委书记朱昌偕，1908年生于永新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19岁入党，1930年2月到红五军军部时，年仅22岁。湘赣特委常委王怀1902年出生，1926年入党，时年28岁。与袁文才、王佐有重大隔阂的湘赣特委执行委员龙超清，1905年出生，1925年入团、入党，1930年2月到红五军军部时，年仅25岁。湘赣特委常委陈正人，1908年出生，1925年入党，时年22岁。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951年张国华入藏前，毛泽东与他谈话，说处理袁、王是不对的，后来张国华体会是指彭德怀，这是否也包括彭德怀当年的阅历远远超过湘赣特委几个人，又是多次与王佐并肩战斗过的战友。
当然话说回来，错杀袁、王这件事的主要责任仍不在彭德怀，他只是像张飞一样办了一件糊涂事，影响很大。(2003年7月19日肖常隆口述)
在对待袁文才、王佐问题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战略上较大的思想差距。如果没有错杀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根据地是很难第二次丢失的。这样，中央苏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能合围成功，中央苏区毫无地理屏障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如果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存在，或许是柳暗花明另外一种局面。
遗憾的是，历史悲剧的无情，就在于它永远不存在“如果”，历史悲剧的深刻，也在于多少年过去，它才重新揭示“如果”。
那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怎么看呢?
5月25日，毛泽东在提醒应该了解被错杀家属掌握的情况后，声音低沉地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说，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对过去的历史，对事不对人，没有轻易赞同对特委几位同志以及对红五军彭德怀的责难，而是将它上升到路线，教育大家，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
1965年毛泽东上井冈山，绕道杭州、上海回北京，即吩咐贺龙、康生派人和彭德怀谈话。9月上旬，由主席亲自提议，党中央通过，分配彭德怀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9月2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亲切地说了十六个字“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树立威信”。这是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中南海交谈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9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士兵委员会的名称并不是井冈山的首创，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就存在，但那些部队仅仅从经济上保护士兵的利益。三湾改编推行的士兵委员会，与其他部队与以往的士兵委员会有根本区别，就是在部队基层以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宋任穷、张令彬等老红军在井冈山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士兵委员会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把伙食办好，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连里，这是基础。连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抓士兵委员会。
那时，没有当过战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士兵委员会，更不能当士兵委员会主任。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裁定权，很有权威。红军教导队队长吕赤是陈伯钧失手打死的。陈伯钧很年轻，20岁左右，是个黄埔生。他搞到一支坏了的小手枪，七弄八弄，把枪修好了。张令彬和吕赤等三个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跑出来汇报：“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砰”的一声，枪走火把队长打死了。当时不少同志要求枪毙陈伯钧，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那不是少了两个吗?士兵委员会一讨论，同意了，说是不枪毙，手板还是要打，结果打了50手板。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3月炎陵县中村。
1956年10月17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讲话，回忆了红军初创时期井冈山的历史。他说，当时旧军队的作风，随便打人骂人，随便处罚人，官兵对立，老兵欺负新兵等现象严重存在。军官们虽然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和作风仍然是旧的。在向这种军阀主义斗争中提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打人骂人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来解决。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士兵的情绪很高。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极端民主化。但只要讲清道理，克服这个问题也容易。发扬民主后，官兵关系真是密切，部队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有一次主席带着我们一个营，经过桂东，遭土匪伏击，把部队给搞散了。拂晓时，自动全部集合起来，检查一下，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井冈山时才知道，那个担架兵早回山了。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回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那天，毛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毫无倦意。老人家又拿起一支烟。汪东兴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护士长特别交代，烟不能多抽。”毛泽东只好放下烟，喝了一口浓茶。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5月25日下午，王卓超记得毛泽东的情绪激动后有几分忧虑。
那是王卓超一生亲聆毛泽东谈话，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
在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115房间大谈必须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同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刘少奇5月22日签发的“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刊登了5月25日《解放军报》社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阐明取消军衔制度的深远意义，“更好地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建军原则，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提到“军衔制度取消后，解放军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律佩带全红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取消军衔的决定反映了解放军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愿望和要求，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拥护。”
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的宋庆龄，1965年5月25日同一天，在上海给老友王安娜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么一段：“寄上一本溥仪的自传。待该书第二卷出版时，我会记着再给你寄去。书写得不坏，从心理观点来看，非常有趣。人是可以改造的，你没想到吧!”
人是可以改造的，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同一时刻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一点，他由点及面，想得更多更深……
毛泽东两首井冈山词的蕴思
1965年5月27日下午，一改数日艳阳普照，天空飘起小雨，细雨润物，滴滴有情，丝丝有意，井冈山宾馆别有一番恬静。毛泽东早就起床了，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散步。甚至连115房间的房门也没有出。老人家在忙什么呢?
管理员林海泉近年回忆，5月27日上午，服务员到115房间清扫主席办公室，一看烟灰缸的烟头真多啊!整个烟缸满满的，比平日多三分之一。老人家彻夜不眠，烟云缭绕，是在考虑什么重大事情，还是在写什么惊世之作?服务员清理字纸篓，发现有一团有墨迹的纸团。展开一看，龙飞凤舞，猜想是毛主席的手迹，她的手都颤抖起来了。这是毛主席不要的吗?要不，怎么会放进字纸篓呢?不对，这是毛主席要的，她看见了毛主席勾勾画画的痕迹。一个比较大的“树”字，这个字写的不草，她认识，被划去，改了一个“路”字，写得比较小，写在旁边。其他的字她还没有来得及读，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走过来，说，这是毛主席写的新诗词，要保留，就拿去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新诗词中，为什么“树”换成“路”呢?当时都不知道，也不敢随便对人说。毛泽东下山后，井冈山管理局开座谈会，服务员才把这件事说出来。袁林和孙景玉听刘俊秀传过这首诗，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原来是毛泽东将“高树入云端”改为“高路入云端”。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第一山，毛泽东将“高树”改为“高路”一定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怎么理解好呢?一字之差，毛泽东想表达心中怎样的理想和追求呢?
毛泽东下山，又一个三十八年过去了。井冈山宾馆的工作人员请教了不少人，井冈山的领导、学者也请教了不少人。大家对“树”与“路”，经过探索，有这么几种看法。
井冈山的树和路，对毛泽东来说都有特别的感受。
高树入云端的“树”：
黄洋界有棵千年老荷树，根深枝蔓，三四个大汉才能将它合围。1928年，毛泽东挑粮上山，就常在这棵大树下歇息。江华曾经在井冈山回忆：
一次毛泽东问战士：“站在这里可以看见什么地方?”
“宁冈和全山。”战士脱口而出。
毛泽东叉着腰，说：“你站高点儿。”
“西面是湖南，东南面是江西。”
毛泽东笑了笑，“再远呢?”
“再远东南面就是广东”，再往远看烟云雾障。“再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战士摇头。
毛泽东此时走过遮挡视线的大荷树，站在放眼无垠的开阔处，大声说：“我们站在这里，不但能够看见宁冈和井冈山、江西和湖南，而且能够看见全中国，看见全世界。”战士们都笑着点头。
毛泽东当年对战士们说，井冈山比南京好，井冈山周围800里，有草林、营前、大汾、黄坳、沔渡等16个城镇，有山有水，腾云驾雾;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我们井冈山大，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站得高看得远，接天缘，接人气。为百姓带来种子、草药的神农氏，就埋在炎陵县，埋在井冈山根据地，我们又接上地缘。将来的天下一定会属于我们，属于亿万劳苦大众。这就是毛泽东“高树入云端”之典?之蕴?之情?之境?!
高树，在毛泽东记忆深处，有大井屋后两棵榭树。毛泽东喜欢在树下看书，与人谈话，1929年白军攻破井冈山，怀着刻骨的仇恨，曾将这两棵树烧毁，可群众爱护它，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两棵树的残枝，它们中间的一棵终于活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见到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陈正人，谈到井冈山，还谈到大井门前的树，听说井冈山人民将一棵树保护了下来，毛泽东感慨犹深地说：井冈山的人民真好啊。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这棵树竟又死去。
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村头有大枫树，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队伍前委在古城文昌宫举行扩大会议，文昌宫门前有大榕树;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到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林凤和的吊楼门前竟有两棵稀有的金桂花树;后来曾下榻的宁冈苏兰春家门前有一棵大柯树，1928年3月，毛泽东在炎陵县水口桥头江家住过，那家门口也有两棵高大的乌桕树……
当年桥头江家的小孩子现在已是86岁的老农，他细述1928年毛泽东下榻他家的情缘：
我家四周都是树，我父亲生前特别喜欢种树，外面走过来看不见我家的房子，好隐蔽。当年屋两旁，有两棵乌桕树，好高好大。1958年办公社食堂，烧柴火砍枝丫，在这两棵树上乱砍，第二年两棵乌桕树都死了。真可惜，那是两棵毛主席很喜爱的树，天天早晨，他起得早，坐在树下看书，现在来这里的人告诉我，说我记错了，毛主席是通宵看书，白天睡觉。那一定是毛主席后来改的习惯，他在我家住时，天天起得很早看书。我父亲背地说，看书比吃饭还当紧，了不得。我虽然几岁，印象也很深。毛主席选择住我家，还有一条，就是他喜欢河水，我家叫桥头江家，房旁边就是策源河，水口就是桃村河和策源河会合之口。(2005年7月24日炎陵县水口镇86岁老农江柄全口述)
有树的地方一定有水，有水的地方有看得见看不见的河流，有的河属于过去，有的河属于现在，有的河属于未来。“高树”源于生命之水，人民之河……
毛泽东一生依水恋树爱山，三十八年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下榻井冈山宾馆115房的窗前，也有两棵高大的松树。“高树入云端”，多么深刻的历史回想和清晰的画面连接啊。
高树何以改成高路?
有人说，毛泽东是感叹井冈山新修的盘山公路，几百旋驶向云端，那是写实;寓意三十八年前，茨坪通往山下有五条盘旋山岚的羊肠小道，井冈山的红军就是从这几条小道出发，通向赣南闽西，通向陕北华东，通向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的。这条路是我们党、我们中华民族成功之路、胜利之路、向上之路，这条路没有尽头，这条路和共产党人最崇高的理想、最伟大的境界融为一体，“高路入云端”。
有人说，此时的毛泽东在表达一种敢于攀登敢于挑战的展望和心境。在井冈山散步，毛泽东专挑没有人走过的路，为什么?攀向理想云端的道路是什么?那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为穷苦人创造永久幸福的“高路”，又是一条藏满了形形色色妖魔鬼怪的险路。这条路是那么的圣洁，又那么的飘逸;是那么的艰难，又那么的摸不着天际。“高路入云端”，敢不敢选择这条路，坦然面对这条路的一切，包括怀疑、污蔑、诋毁、失败，毛泽东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就是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倒海翻江的思潮吗?毛泽东胸怀普天下受苦人深邃悠远的诗境，我们(他人)又能理解多少?!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其实写了两首词，一首是有“高路入云端”词句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76年元旦公开发表：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另一首是在毛泽东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的《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一生爱山。山，寓意着毛泽东的个性。但惟有井冈山，令毛泽东魂牵梦萦，凌晨徘徊;在井冈山宾馆一口气写下两首词。一座山著词三首，是毛泽东诗词中名山之“最”。
毛泽东一生爱山。山，体现了毛泽东的追求。但惟有井冈山，令毛泽东思潮澎湃，青春焕发。暮年酝酿再来一次“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一生最爱的还是山啊，雄伟的井冈山，惟有你，镌刻了毛泽东的脊梁，凝结了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希望，以井冈山精神建设中国共产党，以井冈山精神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胸膛。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高歌又一曲：“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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