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选自《刘伯承军事文选》）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我军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它同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人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斗争史实，对于更好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一
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蒋介石还在继续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有广大的统治区可供搜刮以支持其军事进攻。敌人对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还在继续进行：集中了三十一个旅共二十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集中了五十六个旅共四十万人压在山东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虽已被迫采取“全面防御”，但也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延安、临沂和张家口等还沦陷在敌人手中。当时，从表面上看，可说是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
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指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早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1）战争打了三个月之后，毛主席又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2）到一九四七年的二月，毛主席指出：“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3）事实正是这样，经过年来的军事较量，敌人被我军歼灭了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一十余万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敌人进攻解放区的兵力，除了用于守备者外，战略性的机动力量已经大大减少。在后方任守备的只有二十一个旅，且都分布在新疆、甘肃、四川、西康等省。在湘、桂、黔、闽、浙、赣等六个省的广大地区，只有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已经快用完了。同时，在敌人统治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迅速地遍及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总之，蒋介石无论是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打了败仗，“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4）。而我军则在战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发展，装备大为改善，士气极为旺盛，广大指战员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战略战术的本领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解放区在“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口号下胜利地进行着土地改革。我军的后方更加巩固了。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临近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的意图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因而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5）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主席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应当采取怎样的进攻样式?毛主席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象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担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任务。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史无前例的。不难设想，要实现这样伟大的战略计划，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毛主席既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了到外线作战的种种困难，指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告诫我们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二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主席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除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外，还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两个纵队另一个军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长江)、淮(淮河)、河(黄河)、汉(汉水)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
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企图将我军压缩到“乙”字形的弧内，然后聚而歼之。在其联系两翼的战线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这种兵力部署，很象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毛主席正是要我们在这里实施中央突破。
我野战军接受任务后，全军为之振奋，立即进行渡河作战的准备。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也积极为部队的出征准备了大批的粮食、车辆和担架，支援前线。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把渡河地点选定在鲁西南的东阿至濮县之间。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恃这一天险可抵“四十万大军”，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为了迷惑敌人，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主作战相配合的打法。发起渡河作战的前几天，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作战;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的视线;我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地、神速地从豫北开赴渡河地点，并派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偷渡黄河，以接应主力南渡。六月三十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两战场我军大张声势、积极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东阿至濮县横宽三百里的地段上，突然发起了渡河作战。在南岸我预设部队的接应下，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我一、二、三、六等四个纵队共十二万大军，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敌河防部队立刻全线崩溃。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也在津浦路泰安至临城一线，发动了攻势，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的行动。
我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大大震动了敌统帅部。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仓惶从豫北战场和豫皖苏战场调集三个整编师和一个旅赶来增援，并由山东调来王敬久统一指挥，分左右两路，向定陶、钜野推进。敌人的企图是坚守郓城，吸我屯兵于城下，然后以其右路主力拊我侧背，迫我背水作战，把我军歼灭于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重新逼过黄河。我们看穿了敌人的这个诡计，趁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将计就计，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一面坚决围攻郓城，吸引援敌北上;一面派有力部队向西南急进百余里，直插敌人纵深，攻取定陶、曹县;又以一部兵力向正南猛插到冉固集、汶上集地区，拊击敌人的侧背。七月七日至十日，我军攻克郓城，歼敌两个旅及一个师部，同时攻下了定陶、曹县，全歼定陶守敌和敌左路军的一个旅。于是右路敌军三个整编师，就成了一条孤立的长蛇阵，摆在钜野东南、金乡西北的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这时，我各个纵队都已腾出手来。毛主席指示我们：应该放手歼敌。歼灭敌人愈多，对跃进大别山愈有利。我们遂以远距离奔袭的动作，迅速将敌人的三个师分割包围。独山集的敌人慌忙逃向六营集。十四日，我们发起六营集战斗，采用“围三阙一”的打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入夜，我军由西面猛攻，敌阵大乱，果然纷纷夺路东逃，被装进了“口袋”。敌三个半旅及两个师部又彻底被我消灭了。
十五、十六两日，我军继续攻击困守在羊山集的敌六十六师。由于羊山集三面环水，背依羊山，敌人又抢修了坚固工事，所以几次未能攻下。这时，蒋介石一面命令该敌固守待援，牵制我军，一面急调八个师另两个旅赶来寻我主力作战。但我趁敌援兵主力尚未靠拢的时机，二十二日首先歼灭了金乡来援之敌一个旅。二十七日集中兵力对羊山集的敌人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全歼了这股负隅顽抗的敌人。
我军突破黄河天险后，经过二十八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和四个师部共五万六千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取得了战略进攻的初战胜利，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
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不甘心于这一失败，又纠集其原在鲁西南的和新调来的五个集团共三十个旅的庞大兵力，分五路向郓城、钜野地区的我军实施分进合击，妄图歼灭我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我军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这个被我打开的缺口。蒋介石还准备了更毒辣的一手，再打不赢，就掘开黄河堤坝，水淹我军。当时，我军打了胜仗，士气高涨，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结束了在津浦线上的攻势以后，也转出外线，开进到鲁西南，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所以，好些指挥员要求再战，扩大战果。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权衡了整个战局，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指示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立即调整部署，开始行动。为了利于我主力隐蔽地突然地实施跃进，以新编成的十一纵队在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合围;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并决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出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之敌。同时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也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敌人，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南进。八月七日夜，正当各路敌人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未拢，而由南向北进击的一路已越过菏泽、钜野公路，陇海路两侧完全没有敌人正规军的时刻，我们突然甩开敌人，兵分三路向南疾驰：第三纵队在左，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奔皖西;第一纵队在右，沿曹县、宁陵、拓城、项城、周家口、上蔡之线直奔豫南;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二、第六两个纵队居中，沿沈丘、项城、息县之线前进。从此，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
敌人在鲁西南扑空了。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敌人又错误地判断我军只是在其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除从蚌埠抽调少量部队插到太和，协同地方民团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我南渡以外，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我追击。敌人以为沙河以北的黄泛区这一天然障碍可以阻滞我军，妄图赶上来一举把我歼灭。可是，我军已先敌两天跨过陇海路，进入黄泛区，把敌人远远抛在后边了。
黄泛区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决堤使黄河改道造成的，宽达三十多里，遍地积水污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为了争取时间，把敌人甩得更远，我军指战员不顾敌机轮番袭击，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在烈日当空的酷暑季节，艰难地一步一步跋涉前进。有时要从没颈的泥潭中把战友救出来，有时又只得眼看着军马被泥潭吞噬。同志们拉的拉，推的推，扛的扛，抬的抬，千方百计，终于把大炮、辎重、车辆拖过黄泛区。
正当我中路部队通过黄泛区的时候，我右路部队已奔赴沙河的新店渡口实施敌前强渡，抢过南岸;左路部队以一昼夜百余里的急行军迫抵沙河，夺取了太和渡口;豫皖苏军区部队也进至沙河南岸。在他们的掩护与接应下，我中路部队于十八日迅速渡过了沙河。蒋介石企图把我军歼灭于黄泛区的毒计，又被彻底粉碎了。
胜利渡过沙河后，为了快速前进，继续战胜敌人追堵，我各部队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了一些必须精简的笨重武器、车辆，并再次对部队进行动员，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部队斗志昂扬，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大梦初醒，发现我军的矛头是指着大别山。于是，急忙赶调一个师零一个旅到汝河南岸的汝南埠一带，占领渡口，毁掉民船，摆开阵势，挡住我们的去路。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中路先头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架起浮桥，抢占了河南岸的一个桥头堡大雷岗。敌人马上从东西南三面构成一个马蹄形阵势，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围住，企图阻拦我军前进。
此时，我东、西两路部队已先敌越过汝河，逼近淮河，中路部队也有一个纵队先敌抢过汝河，继续南进，留在汝河北岸的，只有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一个纵队的兵力。而紧跟在我背后的三个师的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我们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行动的成败，从而也关系到整个战局。战略跃进的光荣使命鼓舞着我们，此刻，面前即使横着刀山火海，我们也必须打过去!黄昏后，我和邓小平同志赶到了汝河北岸先头部队的指挥所，命令部队以坚决进攻的手段对付堵击的敌人。说明“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够打过去。
强渡汝河的战斗开始了。纵队和旅的干部亲自下到团、营、连指挥作战。战士们英勇顽强地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拚杀。抢夺桥头堡的敌人被我击退后，我后续部队陆续渡河前进。各部队冒着敌机的低空轰炸、扫射和两边敌人近距离的侧射火力，边走边打，勇往直前，终于在大小雷岗和东西王庄一带杀开了一条血路，掩护着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突破敌人层层拦阻，胜利地闯过了千里跃进途中的这个险关。
就这样，我军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陇海路、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八月末先后进入大别山区。
这期间，我陈谢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腰斩陇海，东逼郑州、洛阳，西叩潼关，接着又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迫使陕北战场的敌人南撤，吸引尾追我野战军主力的敌人，抽调三个师的兵力西顾。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地区辗转作战，机动歼敌，拖住了大量敌军，有力地支援了我们向大别山的进军。陕北、山东的我军，也已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并转入了战略反攻。
三
我军进入大别山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原局，立即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坚决地义无返顾地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重建这块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所指示的：“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6）
在重建这块根据地的过程中，我们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极端激烈、艰苦的争夺战。概括起来，可说是经过了三个回合的斗争。
第一个回合：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敌主力尚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极为空虚。为了迅速立足生根，我们立即按照中原局的计划，分遣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开进。以三个旅在皖西展开，两个旅在鄂东展开，九个旅摆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人，一面就地展开。同时，将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四个工作地区，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各纵队抽调部队和干部，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作。估计到新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我们坚决精简机关，减轻装备，再一次隐藏了一批辎重，减去了许多牲口，并训练部队迅速熟悉南方作战条件和生活习惯，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
就在我们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尾追我们的二十三个旅的敌人，也先后压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敌人的企图是：以多数兵力摆在平汉线及其东侧，阻我向桐柏山、大洪山地区发展;以一部兵力实行分散“清剿”，摧毁我地方政权，使我失去立足之地;另以敌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的桂系两个师实行机动，寻找我主力作战，把我军赶出大别山。
我军深入到敌人战略纵深地带，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遵循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正确地解决兵力的集结和分遣的问题。部队既要打胜仗，又要占领地方。要打仗，就不能不保持相当的机动兵力;而要占领地方，又势必分散一部分兵力，以至削弱主力。打仗和占领地方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又是统一的。因为只有多打胜仗，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有利于占领地方;另一方面，只有多占领地方，发动和组织群众，才便于分散敌人，消灭敌人。
遵循着上述原则，在实施展开的同时，我们集中一部兵力，于九月上旬在商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打击了战斗力较弱而又孤立的敌滇军一个师。中旬，在商城以西的中铺地区歼敌一个团。下旬又在光山附近打击了东援之敌一个师。经过这三次作战，我们把敌人的机动兵力全部调到大别山以北地区，保障了我军在大别山南部的鄂东、皖西胜利展开。但是这三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全歼敌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刚刚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北方转到南方，缺乏无后方作战和山地、水田地带作战的经验。饮食不习惯，穿不惯草鞋，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等等，都给部队造成了不少困难。虽然我们在进入大别山之初，即已指示部队抓紧形势任务教育，指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必然会遭遇到暂时的困难，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自强渡黄河以来，部队一直处在连续的行军作战过程中，未能休整和进一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所以有些同志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苦性仍然认识不够。再加上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粮食要自己筹，伤员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没有可以休整的时间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队一时呈现出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有些干部，打起仗来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为了及时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我们于九月下旬在光山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敢勇猛地去作战。小平同志强调部队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出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一定要牢固地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等右倾思想情绪。这次会议对后来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别山的人民群众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但是，由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主力三次撤出这一地区(7)，群众受过反动派极端残酷的镇压。再加上这次我军初到，当地的反动统治还未摧垮，保甲、特务势力仍在暗地里威胁和控制群众。因此，群众对我军究竟能否长期在这里站住脚，还有些怀疑，虽然心里很欢迎我们，但在表面上却不敢过分接近我们。为了尽快地解除群众的顾虑，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积极展开了宣传工作，向群众说明我军已经发展壮大，这次打回来，是在歼灭了敌人一百多个旅以后的战略大进军，我们再不会走了，一定要和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斗争。同时，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当时，指战员们都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行军，抬着山炮翻山越岭。又值雨季，身上常常湿透，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不得不赤足行军。干部们都将自己骑的牲口，用来运粮食、驮伤员，并亲自参加抬送伤员。部队在疲劳的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推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打马掌。由于给养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有的部队曾二十几天不见油盐，甚至只能以清水煮马肉充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就这样，我们战胜了无后方作战的种种难以设想的困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了群众。群众逐渐活跃起来，与部队亲密合作，同心协力地担负起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到九月底为止，我们先后解放县城二十三座，歼灭了敌正规军六千余人，反动地方武装八百余人，并且建立了十七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第二个回合：积极寻机歼敌，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
十月十日，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和重行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且宣布了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据此，中原局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全区普遍宣传党的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并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由每个纵队各抽三个团作军区基干武装;各抽调一千至两千名干部和老区翻身战士参加地方工作。由于区分了野战军和军区部队，野战军主要用于实施机动，歼灭敌人;军区部队则用于扩展地方，发动群众，繁殖游击战争，消灭地方反动武装。这就进一步解决了兵力的集结与分遣的问题。
当时，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敌军六个多师，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我军主力。我军即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即摆脱敌人的合击，乘虚出鄂东、皖西，寻机歼敌。
我三纵队首先在皖西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把在运动中的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消灭。这是大别山我军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第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我出击鄂东的主力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扫荡沿途分散孤立之敌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连克长江北岸的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三纵队于张家店战斗后，也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至此，我军已控制长江北岸达三百余里，威震大江南北。蹲在庐山的蒋介石在江北隆隆炮声的震动下，日夜惶恐不安，生怕我军渡江南进，慌忙调兵追截。但是，他所派到大别山的部队，已被我分别牵制在大别山北部和皖西，由黄安、麻城地区赶来跟在我军背后盯梢的，只有战斗力较弱的敌四十师和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蒋介石便急令这股敌军兼程前进追截我军。敌人孤军来追，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良机。我们察觉这股敌人将从浠水向东南前进，如果把它诱进地形险要便于设伏的高山铺，杀它一个“回马枪”，是有可能在运动中把它全歼的。为此，便决心把分遣在长江北岸的部队立即作向心集结，准备打歼灭战。以攻克武穴的第一纵队回师高山铺设伏;以攻克团风的第六纵队闪到敌人左侧，在团风东北、关口以西地区待命，俟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从后面杀它一刀;以第二纵队主力在黄梅地区作保障。同时，调第三纵队主力西进，准备扩大战果。部署既定，我们便派出一支小部队，化装成地方游击队，前去和敌先头部队接触，边走边打，诱骗敌人。敌人以为有便宜可占，便节节追逼。二十六日晨，终于钻进我预设于高山铺附近的口袋阵里，被分割包围。这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洪武脑山、马骑山、界岭山耸峙于狭谷的两侧。埋伏于山上的我军，象一把大钳似地，从南北两侧死死地卡住了敌人的咽喉。敌人发现情势不妙，即拚命抢夺山头，企图突围。但是，闹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有找到一线可以逃命的缝隙。第二天上午九时，我军一发起总攻，敌人立刻溃不成军，纷纷举手投降。蒋介石的一万二千多人马就这样全部覆灭了。战斗解决得如此迅速、干脆，以致当我军带着俘虏离开战场的时候，从武汉起飞的一批敌机，还在高上铺上空投下热馒头、烧饼，来支援他们的部队呢!
张家店、高山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几次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都削弱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响应了中原局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高山铺战役之后，已经是露寒霜重的深秋时节。我十几万大军仍然穿着单薄的征衣。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刻，尽快地解决冬衣问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问题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时刻都在关怀着我们，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因此，我们报请中央，由我们自己设法解决。解决的办法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援和全体指战员自己动手。我们规定了筹借材料的政策。经过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热情支助。我们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和自制的弹弓来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做起棉衣来。不久，十几万指战员就都穿上自己亲手做成的棉衣，冒着风雪严寒，信心倍增地投入了更加艰苦的斗争。
这期间，挺进到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到豫陕鄂地区的陈、谢兵团，都已胜利展开。至此，三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紧逼长江，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战略要地武汉。
第三个回合：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起来，实施战略再展开，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进攻。
蒋介石眼看我军在中原不仅已经立足生根，而且日渐根深叶茂，而他在陕北、胶东、东北等战场上又连吃败仗，大厦将崩，王朝将倾，便决心全力与我争夺中原。争夺的重点，首先是大别山。他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又调回了十个旅，纠合原来在大别山地区的二十三个旅，共计三十三个旅的兵力，由伪国防部长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敌人采用了日寇冈村宁次惯用而美帝国主义所欣赏的“三网(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政策”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利用封建地主武装猖狂破坏。到处抓丁、抢粮，捕杀我地方干部，企图彻底摧毁我生存条件。
我军跃进大别山后，从全国战局来说，我们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我们则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了。斗争是复杂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小平同志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拚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反照。同时，我们跃进到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的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利的支持。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
如何粉碎敌人的围攻？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我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正在这时，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及时地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增调来了两个纵队的兵力，送来了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这真是雪里送炭，使我们更增强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
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既要把敌人拖在大别山，以利于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大量歼敌，又要在内线积极作战，以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攻，我们同样也采取内线和外线相配合的方针，一方面分遣了三个纵队转到外线，实施战略再展开：以新从晋冀鲁豫调来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以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扩大根据地，在外线蔓延与发展游击战争，拖散敌人。另一方面则以第二、三、六等三个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斗争。当敌人集中对我合围时，我外线部队便积极活动，兜击敌人之后路，内线部队则及时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人，或破坏敌之交通，袭扰、疲惫和消耗敌人。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已转到外线，被迫分散寻我作战时我们又灵活地、适当地集中力量，歼灭孤立之敌。广大地方武装则一面实行空室清野，保护群众，保卫地方政权;一面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活动，乘机消灭地主武装和小股敌人。这样，整个大别山的斗争就形成了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极为复杂的形势，包围我们的敌人，又被我们层层反包围起来了。
在这场艰苦、激烈的斗争中，我军全体指战员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忍受了千难万苦，许多同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素具革命传统的大别山人民，也充分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全力支持我军，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不避风险地掩护我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替部队保存物资、带路、侦察敌情，协助我军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来势汹汹的敌人在我军民合力打击下，无论是集中合击还是分兵“进剿”，都遭到了失败，从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这时，我转到外线的三个纵队都已乘虚展开。其中向桐柏、江汉两地区挺进的第十、第十二纵队，依托桐柏山、大洪山，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桐柏、江汉两个军区，和豫陕鄂连成了一片。向淮西挺进的第一纵队，也开辟了豫皖苏十余县的工作，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分区，使大别山和豫皖苏连成了一片。该纵队并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及陈、谢兵团在平汉线胜利会师。这期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对平汉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作战，攻克了许昌等二十座县城，歼灭了敌整三师及第五兵团部等大量敌人。这些胜利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这样，我中原三军便在江淮河汉的广大地区完成了面的占领，迫使敌人不得不缩到铁路沿线。
敌人本来是想抓住大别山不放的，开始，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在平汉线上几乎打烂了敌人的屁股，敌人还是咬着牙忍着痛不肯回师救援。但是，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月，敌人不但在大别山碰得焦头烂额，丧师减员，毫无所得，而且丢掉了桐柏、江汉和淮西广大地区，使他们的长江防线、武汉重镇和信阳基地直接暴露在我军的攻击面前。平汉、陇海两线又连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的严重破击，蒋介石眼看中原不保，就不得不从大别山的周围先后调走十三个旅的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的失败局面。这样，敌人便只得退守据点，从而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态势。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遭到了粉碎，被迫转为分区防御，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严重斗争，我们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我中原三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十九万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在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此后，我们遵毛主席的指示，以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及时将主力转出大别山，同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会师，实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纵横驰骋，扫荡中原。逐鹿中原的斗争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跃进大别山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战略进攻的英明决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发展。毛主席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导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非凡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的。 【注释】
(1)见《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1131页)。
(2)见《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1149、1150页)。
(3)见《迎接中国革命的高潮》(《毛泽东选集》第1156页)。
(4)见《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1168页)。
(5)见《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174页)。
(6)见《毛泽东选集》第1175页。
(7)我军主力三次撤出鄂豫皖地区的情况是：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主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而撤出转向川陕边;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程子华、徐海东遵照党中央指示率红二十五军撤出转向陕北：一九三七年冬，我党领导的鄂豫皖地区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一九三八年春，该支队离开鄂豫皖地区，开赴皖中、淮南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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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解放纪念馆隆重开馆
路明
2014年7月1日上午，位于河南省宝丰县的中原解放纪念馆隆重开馆。刘伯承元帅次子刘蒙少将，开国上将李达之女李彤妍等出席开馆仪式，并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铜像落成揭幕，为中原解放纪念馆揭牌。
在开馆仪式上，刘蒙少将为中原解放纪念馆捐赠一副自己手书的“得宝丰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书法作品和一本刘伯承元帅保存了几十年，当年由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主持编写的《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送给纪念馆，并与大家一同回顾了中原解放战争的历史——
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认为“得中原者得天下”。自秦朝以来就有“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说法，只有得中原，在中国历史上才能称的上是一个朝代，“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无不如此。
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说解放战争四年先后消灭了800万敌军，建立了新中国。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后来随着对历史的了解逐渐明白。
我采访过，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任国民党的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将军，他和我说过“我研究了一辈子军事，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最让我佩服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它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无后方供给线的深入敌后作战。孙子兵法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十几万部队深入敌方，没有供给线是不可想象的。”
一般战争分为四个阶段：敌人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双方的战略相持，进而转为我方的战略反攻。解放战争省略了一个半阶段。在国民党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派十多万军队插进敌人心脏，造成了国民党军从前线抽调大量部队，随后我军的反攻就开始了。
父亲（刘伯承元帅）有一篇文章叫《千里跃进大别山》，他是这样理解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思想的，西逼武汉，东迫南京，扼断长江，俯瞰中原，必然造成敌人从前线大量抽调部队。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迫使国民党从前线抽调60多个旅，剿灭大别山部队，于是我们的战略反攻就开始了，省掉了战争发展的一个半阶段。所以毛主席把“千里跃进大别山”称为“历史的转折”。
“千里跃进大别山”确实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军事行动。抗战胜利，父亲带着30多万部队走出了太行，随后打了上党、平汉，歼灭敌两个军，敌三十军军长高树勋起义，敌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缴获大量敌优良重装备，俘敌几万。那个时候，晋冀鲁豫地区是兵强马壮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执行中央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举措，刘伯承元帅认为大别山只能容纳十万部队，不能使用重装备，决定将隶属自己的部队，部分转隶，部分独立，并在黄泛区炸掉了重装备。在每一位指挥官心目中，人员和装备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胸怀全局的观念，是完全做不到的。
在完成了这个历史转折之后，刘伯承元帅根据中央指示，为了夺取中原，带着第三届中原局从大别山出来，由内线跳到外线来到宝丰这个地区，在宝丰成立了中原军区和加强后的中原局，组织了六次大的战役，召开三次宝丰会议，形成了中原决战的态势。
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我看过一个国民党写徐蚌会战的材料，讲了国民党有两点没有想到，也称为共产党的两着高棋。一个是“切断徐蚌线”，另一个就是“歼灭黄维兵团”。切断徐蚌线就是在宝丰谋划的。孙子讲，想包围敌人，需要五倍于敌的兵力。想歼灭敌人，需要十倍于敌的兵力。我们的中原争夺是以少胜多，国民党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敢“切断徐蚌线”，把黄伯韬兵团钉在了徐州。蒋介石派黄维带12万精兵来援，黄维兵团最终又在双堆集被全歼。中央军委电报称“双堆集歼灭黄维为淮海战役承先启后之关键“。
郭汝瑰和我说，蒋介石知道中原败局已定，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大骂“你们这么多双眼睛，竟然不如刘伯承一只眼睛”，并用手枪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打了几个窟窿。
逐鹿中原是由中原大军区、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完成的，以“胸怀全局，勇挑重担，协同作战，必胜信念”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
展品中的92式重机枪是日本人南部麒次郎设计，可以看作是一种7.7毫米口径版本的“哈其开斯”机枪。92式重机枪使用30发弹板供弹，由于弹头初速和重量比其它日式枪械大，最大射程达4500米，是一型相当受欢迎的支援武器。其射速较慢，盟军称之为“啄木鸟”，中国军人则按照外观给它取绰号日”鸡脖子“机枪。但92式重机枪也存在供弹不畅的问题，在供弹具上侧设有油壶为弹药润滑，也属于比较奇特的设计。
本馆展出的还有1挺缴获的日式十一年式轻机关枪。它是日本陆军对日俄战争和一战步兵战术总结基础上设计的一款班组武器，设计师南部参考了法国“哈其开斯”重机枪的一些特征，将供弹机构改为30发容量的漏斗式机构，理论上讲可以持续装入弹夹来连续射击。但这一设计使弹药敞开在战场的沙尘环境中，因此带来了可靠性的隐患。为了平衡漏斗的重量，机枪枪托设计为偏左位置，中国军队因此称之为歪把子机枪。十一年轻机关枪产量接近3万挺，在中国战场属于日军主力武器。
日本藤井制作所1915年试制出的第一款6×24规格的望远镜，从外观上看深受德国光学工业影响。纪念馆展示的这台“猎户座”望远镜，是日本光学在德国工程师协助参与设计的一款军用望远镜，定型于大正十三年(1923年)。“猎户座”望远镜有6×24和8×26两种规格，黄铜材质做工相当细致，主要提供给陆军军官使用，日本海军一些部队比如被击沉的“武藏”号战列舰的舰载侦察机也用这种望远镜，是日本侵华战争中装备最多性能最好的一款望远镜。该镜生产厂家有数十个，包括日本光学(尼康前身)、富士写真光机、佳能半导体的前身等，因此也衍生出众多的版本差异，在后来的战事中也有不少被中国军队缴获。
经过1948年5月2日开始的宛西战役，将老河口、西峡口以东，南阳以西广大地区的十余座城镇全部解放，使豫西、陕南、桐柏3个军区连成一片，形成中原解放区比较巩固的后方。5月下旬的宛东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吸引了国民党胡链兵团南下，使其不能东援，保障了粟裕兵团的胜利南渡。
开封战役是中原军区入驻宝丰县后发动指挥的第二次战役。5月31日，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渡过黄河南下，参加中原作战。因鲁西南之敌过于集中，难以分割歼邱清泉兵团，乃以东进中的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于6月17日晨，乘虚袭取开封，创造歼灭机会。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和第十一纵队，把由郑州东援的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孙元良兵团)阻于中牟地区。第十八军(胡琏兵团)被阻于上蔡地区。22日晨，开封战役结束，共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是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下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在关内解放的第一座省城，政治意义重大”。
解放军攻占开封后，蒋介石为挽救败局，严令邱清泉兵团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加速向开封进攻。整编组成一个新的兵团，由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华野趁势于6月26日发起睢杞战役，以第三、八纵队由开封向通许方向转移。以第一、四、六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集团，由叶飞指挥，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实施南北夹击，围歼区兵团。中原野战军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以第一、二、三、四纵队在西平南北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吴绍周兵团，以迟滞整个国民党军北援。
6月29日，刘伯承和陈毅亲临舞阳东吴城地区指挥作战，先后两次阻击了企图北援的胡链兵团和吴绍周兵团，减轻了华野的压力。7月6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5万余人。从此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部队完全失去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
随后经过襄樊战役控制了汉水中段，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队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的严重威胁。经过郑州战役进一步分割了华北、西北与中原国民党军的联系，而中原、华东野战军流动区域连成一片，为实施淮海战役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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