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求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随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些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郭建波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一基本矛盾出发，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勾画了文革前夕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基本状况，分析了这些斗争出现的偶然与必然，揭示了这些斗争发生的深层历史原因。
近年来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比较激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遭到挑战，出现了不少离奇古怪的事件。这种状况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速壮大，从而导致两种不同性质经济的攻守易形及其所进行的斗争造成的。因而重闻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我们进行当今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征得作者同意，在这里发表，希望读者能够鉴往知今，从历史的思考中透射未来。
改良，还是文化革命?
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历史考察
在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出发，决定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随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文艺、历史、哲学等领域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作者手记
目录
一、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进行的斗争。
1、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从不怕鬼到打鬼。
(1)毛泽东提出不怕鬼。
(2)《不怕鬼的故事》编辑琐忆。
(3)对毛泽东提出打鬼思想的原因分析。
2、鬼戏及“有鬼无害论”的出笼。
3、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定性与批判拉开了文艺领域大批 判的帷幕。
(1)毛泽东认为“有鬼无害论”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
(2)打响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第一枪——《“有鬼无害”论》 的发表。
(3)从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4、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上进行的批判和反批判斗争。
(1)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若干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2)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
(3)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批判的反批判斗争。
5、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1、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斗争的渊源。
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1)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陶铸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认 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2)毛泽东、陆定一、柯庆施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从 世界观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3)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直接争论。
3、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争论的历史原因分析。
四、围绕“大写十三年”进行的争论和斗争。
1、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
2、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遇到了重重阻力。
(1)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反对“大写十三年”的号召。
(2)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及文艺界对“大写十三年”的号召持抗衡 态度。
3、在“大写十三年”问题上发生争论和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五、围绕京剧革命进行的斗争。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京剧革命。
2、中国戏剧舞台上存在的严峻状况。
3、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逐渐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4、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重要表现。
(1)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江青在京沪两地 进行京剧革命的不同境遇上。
(2)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在京剧剧本改编 及彩排的分歧和争论上。
(3)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对沪剧《芦荡火 种》进京演出采取的限制措施上。
(4)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四：一九六四年在北 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期间的分歧和矛盾上。
5、京剧革命的开展及其取得初步成果的原因分析。
(1)毛泽东指明了京剧革命的方向。
(2)周恩来力推京剧革命。
(3)江青指导京剧革命。
(4)革命现代京剧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5)京剧革命的初步成果。
6、围绕京剧革命进行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六、围绕史学革命进行的斗争。
1、在评论《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展开的斗争。
(1)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 集义等先生商榷》的写作背景。
(2)《评李秀成自述》的内容概要。
(3)《评李秀成自述》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4)周扬以中宣部名义组织史学界围攻戚本禹。
(5)毛泽东扭转了对戚本禹文章批判的方向。
(6)在扭转批判方向以后进行的争论。
(7)对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出现争论的原因分析。
(8)几点认识。
2、在讨论“让步政策”问题上展开的斗争。
(1)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
(2)孙达人对“让步政策”发起挑战。
(3)对翦伯赞史学观点批判的展开及中宣部领导人的消极态度。
(4)在“让步政策”问题上进行的初步批判。
(5)让步，还是“让步政策”?
(6)在毛泽东指导下对“让步政策”的批判走向深入。
(7)在“让步政策”上进行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8)几点认识。
3、几点结论。
七、围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进行的斗争。
1、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
2、艾恒武、林青山发表宣传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拉开了 这场斗争的序幕。
3、项晴的反击文章迅速掀起了这场斗争的浪潮。
4、毛泽东评点“合二而一”。
5、从学术批判到政治批判。
(1)阴谋，还是阳谋?
(2)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的学术批判。
(3)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的政治批判。
(4)一个无动于衷的角色。
6、从建国后哲学战线上三次论战的背景中来透析对“合二而一”批 判的历史原因。
(1)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论战——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 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
(2)哲学战线上的第二次论战——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 争论。
(3)哲学战线上的第三次论战——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的争论。
(4)论战反映出什么问题?
7、几点认识。
八、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1、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出现的背景。
2、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3、从程度和实质上来分析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上的分歧。
(1)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抓革命现代戏上的作为。
(2)彭真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3)一线中央领导同志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4)毛泽东对北京市委贯彻执行第一个文艺批示的报告出言谨慎。
(5)从程度和实质上来分析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上的差 异。
4、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1)毛泽东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的导火线。
(2)对中宣部的报告和毛泽东作出的第二个文艺批示的探究。
5、第二个文艺批示作出前后毛泽东赞赏和支持革命现代戏。
(1)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成为践行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的 典范。
(2)毛泽东对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表示赞成和 支持。
(3)毛泽东对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表示赞成和 支持。
(4)落实基层群众提出的文艺革命合理化建议。
6、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
7、彭真及其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革 命的批示。
8、文化批判运动的初步掀起。
九、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1、是中宣部还是文化部应该对当时的文化状况负责任?
2、关于电影批判上的分歧。
3、关于《人民日报》宣传及其舆论导向上的分歧与斗争。
4、是继续进行文化批判，还是“刹车”、“降温”?
十、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历史启示。
本来，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被打退以后，毛泽东在同年七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提出了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最初还是从对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的批判引发的。
一、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初还是从批判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的问题上引发的。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发生了围绕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的分歧而引发的政治批判。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及其他有关同志审阅。习仲勋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一九六○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夏天，出版社印出了送审样书。
应该指出，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作品本身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在参加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指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引者注)中，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康生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认为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由此进一步断定，这是一部“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报刊不准发表。于是，会议就把它作为翻案风的例证来进行批判。[1]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后来也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明的。)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2]
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3]
后来这段话经过整理，写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整理后的这段话表述如下：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
这个论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揭示了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想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破坏敌对一方的意识形态，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然后为下一步夺权创造条件。这就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问题对于政权巩固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条件。因而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就不仅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指明了方向，而且还对促进全党全国人民的觉醒，提高他们的警觉，培养他们的自觉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进行的斗争。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不怕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打鬼思想。但是，在戏曲舞台上却上演了以《李慧娘》为代表的一系列鬼戏，报纸上还出现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当江青向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时候，竟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直到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有鬼无害论”的谈话，江青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组织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在上海《文艺报》上发表后，批判才逐渐开展了起来。那么，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到底经过了怎样的一场斗争呢?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斗争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从不怕鬼到打鬼。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不怕鬼，并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打鬼思想。为了进一步宣传打鬼思想，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与鬼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毛泽东指导下又编辑出版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打鬼，不仅要打现实中的鬼，而且也要打心中的鬼。只有打了心中的鬼，才能焕发出人们的斗志豪情，为打现实中的鬼奠定思想基础。这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 毛泽东提出不怕鬼。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风貌。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提出了不怕鬼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六次国务会议上，通报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在讲话时谈到了古代小说中不怕鬼的故事。他说：
“《聊斋志异》里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讲话现场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5]
这个狂生与鬼相斗的故事，出自于《聊斋志异》中的《青风》，说的是一个叫耿去病的书生，借住在朋友家时，听说有一间屋子时常有鬼出没，他不怕，偏要去住，还与鬼相斗，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后将鬼撵走了。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鬼，指的是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他认为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在不少场合反复讲要不怕鬼，旨在鼓舞人们的志气、士气和信心。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自然又谈到了西藏问题，以及中印关系。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
不等对方回答，毛泽东偏头问特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的大使：“最近在紫光阁接见外宾时，我讲了不怕鬼的故事，大使听见了吧?”
这位大使说：“我和我们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过完‘五一’节后，到蒙古、朝鲜去了，这才回来不久，所以没听见。”
毛泽东接着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6]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中南海紫光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会见十一个兄弟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以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在会见中，周恩来、陈毅向外宾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武装叛乱的经过，介绍了中印之间的关系，介绍了中国的立场。
毛泽东对中国的态度及中印关系做了总结，他的话别具一格：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说明：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一本小册子。接着又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画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7]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不怕鬼的问题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和包围之中，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企图卷土重来，重新奴役中国人民。这个时候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教条主义、奴隶主义、默守陈规的陋习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不少人畏首畏尾、缺乏信心，思想还停留在过去，没有解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了不怕鬼的问题，这是为了解放思想，鼓舞士气，树立信心，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2)《不怕鬼的故事》编辑琐忆。
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为了战胜困难，反击帝修反，毛泽东提出了不怕鬼。为了用历史上人们与鬼斗争的事例来鼓舞人心，进一步使全党全国人民从思想上坚定信念，增强与鬼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毛泽东又提议编辑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那么，这本书又是如何编辑成书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曾是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8]
五月十三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五月六日的谈话整理打印了出来，分送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把自己的那一份批给江青看，特别要她注意第十三页，第十三页上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并说要把中国小说和故事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这说明，在一九五九年四五月份，毛泽东就在考虑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了。他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让他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把编缉该书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故事主要选自晋、唐、五代、宋、明、清以来的古籍，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9]
不久，由于庐山会议上出现彭德怀问题，进行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困难和地富反坏右，还包括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七十篇，共六万多字。因为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解。
全书定稿后，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一万字的序言。何其芳把这篇序言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他。[10]
参加谈话的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周扬。毛泽东对何其芳为《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写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说：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序言改好以后，再送我看看。[11]
由此看来，毛泽东不仅提出不怕鬼，而且还非常重视研究如何才能打败鬼的方法。他主张对鬼要进行具体分析，将战略上藐视鬼和战术上重视鬼结合起来。这是与他过去讲过的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一脉相承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何其芳又对序言作了修改，一月十六日，何其芳将修改后的序言报送毛泽东审阅。[12]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一月十八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高兴地说：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13]
毛泽东对这个序言又作了几处修改。修改的文字如下：
“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
“所以，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对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藐视。”(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引者注)[14]
从毛泽东修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对于鬼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就是指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及天灾困难等等。他还进一步幽默地反问道：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15]
这进一步说明，对鬼害怕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不怕鬼，要树立战胜鬼的信心和勇气，对鬼抱有幻想是不行的。
毛泽东还在序言中加写了一大段话，主要介绍了这本书编辑的背景及该书出版的现实针对性，他写道：
“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指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引者注)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0年1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1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说的鬼就是指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及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困难风险。编辑这本书就是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毛泽东对何其芳送来的这个修改稿作出若干修改以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又约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何其芳谈话。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17]
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18]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作了些文字改动。一月二十四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
“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
何其芳在信中提到的“半人半鬼”的人在发表稿里，是这样表述的：“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19]
一月二十四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阅后批示：
“即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他还提醒何其芳注意“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20]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多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作用。批示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八页第一、第二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21]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22]
毛泽东进一步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了这个问题。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的，因为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在向着它对方的位置转化着。通过这个修改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文字的表述上都更为严密了。
这篇序文后来分别载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和一九六一年《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23]
经过这样一个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毛泽东花了不少精力，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都凝结着毛泽东的心血，体现了他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反复强调的打鬼思想。因此他对这本书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书，并多次向外宾推荐。
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起：“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引者注)这个鬼了，不怕池田(即池田勇人，时任日本首相——引者注)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说着，面向陪同的廖承志，吩咐道：“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几天后，一月十四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的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2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是毛泽东提议编写的。毛泽东不仅提议，还进一步指导了本书的编写工作。编辑完毕后，他又要何其芳起草了本书的序言，阐述了编辑这本书的背景、目的及意义，不仅指导何其芳而且他自己也亲自动手对序言进行了重大修改。这本书及其序言是经过其他中央领导及相关同志审阅后才发表的。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扩大这本书的影响力，毛泽东提议这本书在出版的同时，将它的序言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还将序言和该书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这体现了那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信邪不怕压，坚持真理，藐视困难，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在逆境中进行斗争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3)对毛泽东提出打鬼思想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不怕鬼，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打鬼思想。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全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为冲破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就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人们的干劲和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形成排山倒海的威力，焕发出雷霆万钧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所说的鬼，从内涵上来说，既包括国际上的帝修反，也包括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还包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这些妖魔鬼怪就构成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障碍。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不怕这些鬼，还要研究打鬼的方法，战胜这些鬼。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就是这些妖魔鬼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巩固了政权，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就是一部同国内外妖魔鬼怪进行斗争的历史，也是战胜这些妖魔鬼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到，打鬼并非这个时候才出现，而是历史上早已有之。
一九五六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阻挠，存在着国内外、党内外大大小小的鬼，他们或联合或独自，采取不同方式同我们进行着斗争，妄图阻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不怕鬼，勇于和鬼进行斗争，又要讲究战术，善于和鬼进行斗争，将战略上藐视鬼和战术上重视鬼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与鬼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鬼不仅存在于客观世界，而且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其实，人们怕现实中的鬼，特别是在与现实中的鬼进行斗争的时候，缩手缩脚，妥协退让，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心中存在的鬼造成的。因而只有消灭了心中的鬼，才能做到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消除顾虑，排除干扰，不动摇，不妥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消灭现实中的鬼奠定思想基础。
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从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出，驱除现实的鬼是容易的，驱除心中的鬼又是困难的。如果我们不能将心中的鬼消灭掉，即使现实中的鬼被消灭了，那么在一定条件下这已经消灭的鬼还会被重新复制出来。因而就要将消灭现实的鬼和消灭心中的鬼结合起来，将心中的鬼消灭掉。
要消灭心中的鬼，不仅要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还要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要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激情，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武装头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投身于和国内外妖魔鬼怪的斗争中。在理论学习和实践的斗争中，逐渐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将心中的鬼消灭掉，为消灭现实中的妖魔鬼怪奠定思想基础。这是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外和党内外确实有一些人害怕鬼，在与鬼的斗争中存在畏难情绪，因而毛泽东才反复强调要不怕鬼，在与鬼的斗争中要讲究战术，通过编辑《不怕鬼的故事》来对人民进行教育。这是为了焕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妖魔鬼怪进行斗争的方法，使他们能够真正觉醒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树立信心，鼓舞士气，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与鬼斗争的进程中。
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不仅要不怕鬼，还要消灭鬼。这就要讲究打鬼的方法。不但要消灭现实的鬼，而且还要消灭心中的鬼。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消灭了心中的鬼才能够将现实中的鬼消灭掉。这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发生革命，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2、鬼戏及“有鬼无害论”的出笼。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将鬼看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敌，是主张与鬼进行坚决斗争的。可是就在此后不久，却出现了鬼戏《李慧娘》，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还写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为其进行辩护，表现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剧本《李慧娘》的发表及据此编排的昆曲《李慧娘》的上演，获得了戏剧评论界一边倒的喝彩，这尤以廖沫沙撰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更为引人注目。
那么，鬼戏《李慧娘》及《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如何出笼的呢?其主要内容是如何呢?又是宣扬了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五九年冬天，孟超应北方昆曲剧院的约请，将《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
《红梅记》是明代戏曲作家周朝俊(夷玉)所作传奇剧本。此剧在明代有袁宏道删订本、徐肃颖改订本。后世昆曲及高腔、皮簧、梆子系统的大型地方剧种，均有据《红梅记》改编的剧目。孟超根据玉茗堂本《红梅记》，同时在搜集和研究了相关的剧种和剧目的基础上，去芜取精，将原有34场的《红梅记》，提炼为6场的昆曲《李慧娘》。前后埋首书案一年，于一九六○年春夏之交完成了初稿。改定以后，一九六一年在《剧本》杂志第七、八期发表，一九六二年五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孟超改编本《李慧娘》，叙述了南宋奸相贾似道偕众侍妾游西湖，被裴禹等太学生撞见。裴禹当面痛斥奸相误国害民的罪行。贾似道对裴禹恨之如骨，侍妾李慧娘见他英俊倜傥，不禁脱口称赞。不料被贾似道听到，怒不可遏，下令回府，将李慧娘杀死，埋在后园红梅阁畔;又将裴禹骗入相府，关在红梅阁里，准备第二天将他杀害。李慧娘死不瞑目，她的鬼魂又回到人间，到红梅阁与裴禹幽会，救裴脱难，并寻贾似道当堂辩论，痛斥奸相。新编本突出描写裴禹对南宋腐败朝政的抨击，揭露了权奸误国，通过对李慧娘鬼魂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她对奸贼贾似道的反抗斗争。[25]
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间，《李慧娘》由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正式公演。剧中主要人物，由李淑君饰李慧娘，丛兆桓饰裴禹，周万红饰贾似道。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博得戏剧界、评论界不少人士的热烈赞扬。首都各报发表的评论，纷纷称赞《李慧娘》是个成功作品，结构严谨，矛盾集中，人物鲜明，文词清新。《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了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评论。《光明日报》于九月一日发表两篇评论：《个性以辣，风格以情——观北昆〈李慧娘〉偶得》(长白雁)和《略谈昆曲〈李慧娘〉的导演》(郑长秋);八月十九日还发表了陈迩冬的两首诗词：《满庭芳•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孟超同志所编〈李慧娘〉》和《〈李慧娘〉观后》。[26]
《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北方昆曲院演出后，受到了戏剧评论界的好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剧本》月刊等许多报刊对其表示肯定和赞扬。有的文章赞扬它“是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有的文章赞扬它是《红梅记》的各种改编剧本中，改编最成功的一个，“是昆曲剧目中继《十五贯》之后，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的又一次可喜的尝试”，认为“观众对这样的改编是欢迎的。孟超同志的成就是值得庆贺的”;有的文章赞扬它“词藻写得很好，正是昆曲的路数”，“作者才思敏捷，而时带杂文笔法”，“全剧强调了人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热情，突出了人们对反动的统治者的义愤”;当时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南方有个《十五贯》，北方有个《李慧娘》，都是“推陈出新”的典范。这部戏还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周恩来曾先后两次观看该剧，并与剧组合影留念。
在这些表示肯定和赞扬的评论文章中，作家廖沫沙以“繁星”的笔名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的《有鬼无害论》最受人瞩目，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受作者孟超的重视。孟超在后来为《李慧娘》写的跋中，专门提到这篇文章，他说：“当这戏初演之际，寒(繁)星同志特作《有鬼无害论》，为这戏作护法，我固深感其盛意;李慧娘自不会有知，然以情度之，也不能不戴德泉壤吧。”[27]
那么，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又是如何写成并发表的呢?
这篇文章是廖沫沙应晚报记者的约请撰写的。记者约稿时说：“许多人看了都觉得戏编得好，只是把李慧娘写成鬼，舞台上出现鬼魂，让人看了总觉得不好。”因而晚报记者希望廖沫沙就这个问题写篇文章。
廖沫沙曾观看了《李慧娘》的公演，他本身对这出戏持肯定态度，愿意为《李慧娘》“作护法”，因而他就欣然命笔，写成了《有鬼无害论》这篇短文。[28]
廖沫沙在文章中说，看过《李慧娘》的演出后，人们都说这是一出好戏，不但思想内容好，而且剧本编写得不权不蔓，干净利落，比原来的《红梅记》精炼，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
在对剧本作出了肯定以后，紧接着他就对改编本仍然保留旧戏曲的迷信成分，让戏台上出鬼，是不是宣传迷信思想的问题进行了辩护。
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文学遗产——小说、戏曲、笔记故事，有很多是离不开讲鬼神的，即使占不到一半，也总得占个几分之几，如果把鬼神部分删掉，根本就不成其为戏了。
这显然是说鬼神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保持作品艺术需要上来说是不能删掉的。这是从艺术的宏观上来为改编本仍然存在鬼魂形象进行辩护。
随后，文章又借助唯物论的反映论，分析了鬼魂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问题。
文章认为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作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她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文章从剧本的结构及揭露了卖国贼的荒淫残暴和摧残妇女的角度，又从艺术的微观上来为改编本《李慧娘》进行了辩解。
文章认为，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于戏台上出不出鬼神，而在鬼神所代表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压迫势力做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力的迷信思想，后者不是宣传迷信，而是对反抗压迫的一种鼓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还是鬼，而是他代表谁和反抗谁，这也就是孩子们看戏通常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
文章最后说，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从中看到，廖沫沙认为不应该一概反对鬼戏，而要看戏中的鬼代表谁。如果是代表被压迫者的鬼魂戏，还是要上演的。因为这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曲折反映。
这就不仅使我们深思，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即使是反映古人的剧本，也不能不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艺术创作，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文学作品、社会上乃至民间存在浓厚迷信色彩的背景下，在反对封建迷信成为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的情况下，作为担负着净化人们思想，清洁意识形态任务的文学艺术作品，难道不应该把反对封建迷信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吗?莫非还要借助于鬼魂的形象来进行反对压迫的斗争吗?在人民已经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亟待建立的情况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还要通过鬼魂的形象来表现反抗斗争呢?这对于清除封建迷信，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昆曲《李慧娘》的上演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发表，实际上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能不能上演鬼戏?鬼戏的上演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引发了一系列的争鸣与讨论。社会主义文艺也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与进步的。
3、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定性与批判拉开了文艺领域大批判的帷幕。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不怕鬼，还主张要进行打鬼，但是这个时候在戏剧舞台上却出现了鬼戏，还出现了“有鬼无害论”的论调。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那么，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出现后，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毛泽东认为“有鬼无害论”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召集彭真等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有人谈到文艺方面的“有鬼无害论”时，毛泽东说：这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工人、农民中搞了“五反”、“四清”，群众觉悟了，它就没有基础了。[29]
从中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阶级斗争。这样就揭示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本质特征，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谈话，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对毛泽东关于“有鬼无害论”的谈话熟视无睹，漠然置之。不仅没有对以前他们宣传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过错做出自我批评，也没有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展开批判。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于是他就在会议上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对《人民日报》提出批评。他说：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现在，要到报社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下，也同新华社的同志讲一下。《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二十三日，吴冷西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30]
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出版的《工作情况简报》第125期上登载了吴冷西传达的内容，又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让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31]
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实在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对着吴冷西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
毛泽东这里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的文章，是《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该文认为这出戏改编得好，并批评那种把鬼戏一律看作迷信的观点。后来报社文艺部收到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在审看时认为由《人民日报》出头大张挞伐不妥，于是便把此文转给《文艺报》处理了。因此《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对发表的文章作出自我批评，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这是因为编辑部一直认为，不能说一切鬼戏都是坏的，禁止一切鬼戏也是不对的。[32]
毛泽东在这次批评中还说，《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表明了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希望。尽管这样，这次批评比起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问题来，还是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学术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抓不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则是一个立场问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毛泽东也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作出了批评的情况下，《人民日报》负责人却仍然无动于衷，这就不能以“当时对此领会不深”来为自己解脱了。[3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出现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这就为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定了性，指明了批判的方向。而《人民日报》却对毛泽东关于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定性置之不理，既不对过去宣传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开展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个批评表面上是针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实际上却是批评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的。
(2) 打响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第一枪——《“有鬼无害”论》的发表。
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出笼后，第一篇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有份量的文章，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至七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有鬼无害”论》。那么，这篇文章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江青在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组织人写成的。那么江青为什么会组织这样一篇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呢?
文革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34]
从江青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在调查研究之后才发现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文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因而江青就要对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学艺术进行斗争。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青当时却难以在北京争取到批评的权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时就曾经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但陆定一、周扬等人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江青语)、不予理睬。这就是她一九六七年七月在《为人民立新功》那番讲话里说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35]
后来，林默涵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她(江青——引者注)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他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36]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江青才以“女客人”的身份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来组织这篇文章的写作。
由于《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不是一般人写的，而是出自于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之手。不论从学识、名气、地位还是这篇文章的影响上来看，能够写出对《有鬼无害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来确实并非易事。当时大概是张春桥正忙于搞“大写十三年”的缘故吧，柯庆施便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任务交给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柯庆施对这篇批判文章是非常重视的，因而在俞铭璜写出草稿后，他又叫张春桥精心修改，待满意后才送交报社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37]
这篇文章长达一万三千字，题目定为《“有鬼无害”论》，于五月六日、七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使用索隐的手法，说《李慧娘》剧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李慧娘变成鬼魂也要向共产党复仇。[38]
这是一篇从正面直接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孟超改编《李慧娘》，“并没有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相反的，却发展了糟粕。”同时，将《有鬼无害论》归结为：提出了一番“‘有鬼无害且有益’的奇谈怪论”。
文章批评廖沫沙“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所以，他能够很轻松地认为‘有鬼无害而且有益’了。”“一般的有鬼论，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它的迷妄;而现在，把这种空虚、软弱的思想，用‘反抗’‘斗争’等的字眼加以涂饰，就不大容易为人辩明。”它还将廖沫沙的文章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在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的条件下，“我们就应当注意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至少也不要去拨动封建迷信的余烬，使其复燃。”
梁文说，对待“鬼戏”，“并不是‘没有办法可想’。有些鬼戏我们可以干脆不演;有些鬼戏可以把鬼去掉，例如《十五贯》，本来有鬼的，现在无鬼了，而且也更好看了。”文章还说：生活在当前国内外火热的斗争中，却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39]
这篇文章虽然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在行文上还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了对于历史上鬼戏的处理办法。文章指出当时在封建迷信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宣扬和演出鬼戏不仅会助长封建迷信，而且从阶级属性上来说，宣扬鬼魂的戏曲艺术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鬼戏的上演就是封建文化的复燃，这就必然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并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确立，并进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作用。因而文章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
(3)从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信号。在这篇文章发表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又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40]
这个报告转发全党，是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表现，是在《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拉开了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序幕后，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步骤。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入到了实际操作阶段。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出现后，毛泽东认为这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当江青提出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主管部门若干领导人的冷遇，无奈之下，她只好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才组织了这篇批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拉开了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序幕。以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为标志，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迅速开展起来了。
4、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上进行的批判和反批判斗争。
前文我们阐述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出台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判断，也介绍了江青是在排除了阻力和障碍以后，才拉开了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序幕。上海《文汇报》在发表《“有鬼无害”论》以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若干领导人逐步转变态度，报刊杂志上也出现了一系列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但是这种批判却遭到了不少人的抵制。这样就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上，出现了批判和反批判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1)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若干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找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提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时候，他们不予理睬。但是当毛泽东对“有鬼无害论”发表谈话，上海《文汇报》 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以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然，康生的态度问题尚属偶然。
① 康生态度的变化。
这里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康生的态度问题。本来，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曾经向毛泽东递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条子。[41]这表明康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上是敏感的。但是在对鬼戏《李慧娘》的问题上，在开始的时候康生却不是这样。
从文献资料中显示，康生一开始是支持孟超改编的剧本《李慧娘》的。应孟超的请求，他还对《李慧娘》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公演后他还向周恩来推荐过，对李慧娘这个人物形象作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后来康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让孟超的女儿陆沅转告孟超，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夕，他给孟超送了一个字条，请孟超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当听周扬说孟超写了检讨后，康生又说其实也不一定写检讨，还当面这样“宽慰”过孟超。
孟超在《光明日报》“东风”开设的《扫边剧谈》专栏发表了几篇文章，康生把他找了去，说他“谈”得太乱，扯得太远;再写下去，就跟过去上海那些黄色小报上的文章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孟超也就搁笔了。
其实，康生与孟超是有渊源的。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亲戚。康生早年从山东去上海时，还得到过孟超岳父赵孝愚的资助，孟超与夫人凌俊琪的结合还是经过康生、曹轶欧夫妇介绍的。他们一块在上海大学读过书，大革命失败后还在上海沪西区委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解放后，康生到北京工作，还对孟超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三女儿陆沅(孟博)关照过，后来两家常有来往。[42]
在康生态度发生变化的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更确凿的材料。一般来说是由于康生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将鬼戏《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他的认识才发生了变化的。这个时候他不仅对孟超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帮助，还对他的创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当然，从文献资料中我们也发现，康生并没有因为和孟超的关系，就对孟超思想上和创作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庇护，而是从党性原则出发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康生把《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作为典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既批孟超，又批廖沫沙，说他们是“用典型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康生在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会演临近结束时的讲话中，批评北京剧协“15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倒有了孟超的《李慧娘》这样坏透了的反动剧本。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反动阶级来复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社会主义，向共产党报仇!李慧娘这出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他还问北京剧协的同志：“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你们要作出答复!各地凡是演过鬼戏的，都要进行彻底的检查!”[43]
由此我们看到，康生的批评是严厉的。《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出现，是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将《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反动阶级来”“向社会主义，向共产党报仇!”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批判了。
② 陆定一态度的变化。
陆定一是江青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所找的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之一，虽然当时他对江青提出的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不予理睬，但是当着毛泽东对“有鬼无害论”问题发表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陆定一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他的一次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开幕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对包括《李慧娘》在内的有鬼神内容的“鬼戏”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陆定一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把“鬼戏”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鬼戏”是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和戏剧工作中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再次发动的猖狂进攻。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社会。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文化领域中，反映到京剧工作中。”“最近，当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印度反动派在西南边境进行军事挑衅，在美帝国主义保护下的蒋介石匪帮叫喊‘反攻大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趁此机会大肆活动的时候，京剧舞台上又出现了许多鬼戏和坏戏。北京有了，别的城市也有了。城市里有了鬼戏，乡村里也有了。有了鬼戏，就助长封建迷信的抬头。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再次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当时，戏剧界里有些人，看不清这个形势，被所谓‘有鬼无害论’所蒙骗，现在应该得到教训，觉悟起来。”[44]
陆定一在讲话中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联系起来，认为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是政治、经济领域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这不仅助长了封建迷信的抬头，而且更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重要表现。因而他要戏剧界里的人引以为教训。
③ 周扬态度的变化。
周扬是江青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所找的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之一，虽然当时他对江青提出的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不予理睬，但是当着毛泽东对“有鬼无害论”问题发表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周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本来，一九六三年八九月间，当《光明日报》刚开始戏曲和音乐舞蹈改革的讨论时，周扬对待鬼戏以及《李慧娘》的态度还比较宽松。八月二十九日，他在戏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反对演鬼戏，批评了“有鬼无害论”甚至“有鬼有益论”。但他认为关于鬼戏问题还可以展开讨论：“演几个鬼戏，是不是值得大加反对，大加谴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理由何在?反对演鬼戏有无必要?我赞成这个问题在报纸上公开争论一下，‘有鬼无害论’，——我说有害，你说无害，我们讨论一下。问题还牵涉到复杂的艺术上的问题。”讲到《李慧娘》的时候，他说：“《李慧娘》这个戏，不管剧作上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东西，对这个戏特别在鬼的问题上那样赞扬，是文艺界不很健康的现象。说明对鬼戏的不正常的兴趣。至少说明文艺界对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不关心的。有反对一下的必要。不要再演鬼戏了!赞成鬼戏的文章和反对鬼戏的文章都应该发表，《文汇报》收到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题目是《反对〈反对鬼戏〉》，这个题目很好，还可以再写一篇《反对〈反对反对鬼戏〉》，讲道理，摆事实，看谁的道理讲得透。”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所做的总结报告中，则对孟超和《李慧娘》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说：这一次又是鬼戏《李慧娘》(还有《红梅阁》)。新时代的作家要写鬼——新时代作家应当表现社会主义时代。《李慧娘》那样受到舆论界的称赞。《一朵鲜艳的红梅》，是《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这里面不光是鬼，有反社会主义情绪。孟超是共产党员，但戏里面反对社会主义。相当一些同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动摇。对李慧娘这个鬼，许多人兴奋得不得了。作家写历史题材都是有感而发，在今天有所感受，借历史发泄情绪，借古喻今。郭老写《屈原》，有的人写文天祥，都是这样。任何人写历史题材，都是从今天出发。《李慧娘》既然那样强调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意义。(孟超说他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李慧娘不是追求恋爱而是强调政治上反贾似道的斗争，借此“以勉今人”。勉今人什么呢?叫今人这样追求恋爱自由也是错的，而它可是放在政治上的，就是要和今日的贾似道斗争。有什么可学习的嘛!当然可以写社会主义的缺点错误，但写这些东西是什么立场?是站在党的立场，还是站在党的上面，站在党之外，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好像是“为民请命”——党就是最代表人民利益的嘛!党开会，四清五反，就是代表人民利益。有的人站在党之上、党之外“为民请命”，好像党不爱人民，他最爱;党不了解人民，他最了解。并非不让作家批评缺点，也不是不叫作家以古喻今，问题是在如何喻法。[45]
从周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他在讲话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作家写历史题材都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作家在今天有所感受，借历史发泄情绪，借古喻今。他还用郭沫若写《屈原》和有的人写文天祥的事例来说明，任何人写历史题材，都是从今天出发的。他进一步指出《李慧娘》就是在政治上写了和贾似道的斗争，这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呢?当然，社会主义的缺点错误不是不可以写，但是要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描写。因而他说《李慧娘》里面不光是鬼，还有反社会主义情绪，这表现出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动摇。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对现实的影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要展开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政治批判。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有鬼无害论”问题的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领导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当然，康生的转变还要早一些，在八届十中全会前他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
(2)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
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有鬼无害论”的谈话和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在报刊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逐渐将这场批判推向了高潮。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八届十中全会后文化管理部门还是对鬼戏的演出采取了若干措施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和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相继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说：“近几年来‘鬼魂’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的‘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46]
文化管理部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转，特别是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报刊杂志上开展了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
李希凡发表在一九六三年第九期《戏剧报》的《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赵寻发表在一九六三年第四期《文艺报》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景孤血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的《鬼戏之害》。这些文章，主要还是从“鬼戏”宣传封建迷信这个角度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认为《李慧娘》宣传了封建迷信，而《有鬼无害论》则是为鬼戏进行了错误的辩护。李希凡的《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主要针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认为这篇文章把鬼戏的“合理存在”提到了新的理论的高度——“有鬼无害”，达到了为“鬼戏”辩护的最高峰，但实际上，“舞台上出现鬼对人民有害无利”，“不是‘有鬼无害’，而是有鬼有害”，因为历史上绝大部分的神鬼戏，“都是封建统治者宣扬封建迷信的工具，对人民的危害很深远。”不管什么“鬼戏”，舞台上应该一律停演。
从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底，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进行的批判，认为在戏剧舞台上演出“鬼戏”以及宣传“有鬼无害论”，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而且，在这一阶段的批判中，中央的党刊党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刊登或转载了批判文章，使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进一步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的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这篇文章对“有鬼无害论”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社论指出：“前一个时期，有人提倡在戏曲舞台上大演鬼戏，提倡牛鬼蛇神，还提出所谓‘有鬼无害论’，为传播封建迷信的鬼戏做辩护，这是十分有害的，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
从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在继续批判《有鬼无害论》的同时，批判的重点集中于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对《李慧娘》从写作背景、写作动机、主题思想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批判，并对其进行政治上的定性。
一篇是一九六四年第六期《文艺评论》发表的邓绍基写的《〈李慧娘〉——一株毒草》。这是一篇对《李慧娘》从政治上进行定性的批判文章。
这篇文章宣称：“不打算重复地批评这个剧本所散布的迷信思想”，而是要揭露它的实质。《李慧娘》的实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昆曲《李慧娘》中，孟超篡改了原著中李慧娘的故事和性格。在原著《红梅记》中，李慧娘只是一个忠诚于爱情，为爱情而牺牲，为爱情而敢于反抗的人物，而在昆曲《李慧娘》中孟超则“赋予她以政治头脑”，“要使这个厉鬼的反抗有政治意义”。
孟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文章认为，这是因为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在地位感到不满，感到“沉沦”，感到“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和充满仇恨的人，那些反对和敌视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人”起来反抗。这些人就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孟超在《李慧娘》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这些人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因此，“这个剧本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是一株反动的毒草。”
文章还认为，从《李慧娘》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国内正在激烈进行的阶级斗争”反映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有一些人利用各种历史或传说的题材来进行肮脏的勾当，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另一篇是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登载的齐向群写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文章认为，这部戏剧从酝酿、到创作完稿、到舞台演出的几年，“正是国际上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反华大合唱之时，也正是国内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要完蛋了，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复仇的机会到了，因而从各条战线上向党发起了进攻。正在这个时候，《李慧娘》应运而生。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最近一次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这篇文章认为，《李慧娘》的错误是明显的：它不仅渲染了阴暗消极的情绪，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而且提倡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鼓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它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反动观点，还要用以去“教育”今天的人们，号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去进行复仇斗争。“仅从这几点看来，《李慧娘》肯定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齐向群的这篇文章，是被《人民日报》作为重头文章发表的。《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按语对这篇文章表示了肯定，认为它对昆曲《李慧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并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对昆曲《李慧娘》进行了明确的定性，认为“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齐向群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这个按语，实际上是为对《李慧娘》的批判做了一个概括和总结。[47]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以后，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这些文章中既进行学术批判，也进行政治批判，而以政治批判所表现出来的色彩更为浓厚。这些批判的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说戏中出现了鬼魂形象，是“鬼戏”，宣扬封建迷信;二是说孟超在改编时，突出裴禹、李慧娘两个主要人物的反抗性和斗争性，是着意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48]
随着批判的深入发展，《有鬼无害论》和《李慧娘》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这样对文章和剧本作者的处理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廖沫沙遭到撤职处分(1964年11月被撤销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职务)，孟超则被责令“停职反省”。[49]
(3)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批判的反批判斗争。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虽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领导人也开始领导这场批判，但是批判却遭到了重重抵制，不少人仍然对批判表示出不同意见。
文化管理部门虽然停演了鬼戏，但是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之前，在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上的态度是消极的。这种消极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当江青提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时候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反映淡漠，没有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还反映在《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有鬼无害论》文章的署名上。
原先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里列入了《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只署上了作者的笔名“繁星”，而没有写上作者的真名。这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当她看到这个报告的原稿时，说道：“你们知道‘繁星’是谁吗?他就是廖沫沙。为什么不把他的真姓名写上?”[50]这与后来他们在为《二月提纲》准备材料时，为了整关锋，运用考据学的方法考证出“何明”就是关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1]
当然，后来随着毛泽东发表关于“有鬼无害论”问题的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他们的态度才逐渐转变过来，领导起这场批判运动。
随着批判的深入开展，仍有不少戏剧界、学术界人士表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各个剧种的演员，对于这样的批判，把所有“鬼戏”一律禁演的做法，心里是不服的。许多人认为，鬼戏中有糟粕，也有精华。那些宣扬迷信、淫荡、荒诞、恐怖的“鬼戏”极端有害，但是好的“鬼戏”则是有积极的意义。不能认为“鬼戏”都无教育意义，有些“鬼戏”，曾经激起人们反抗压迫者的情绪，得以长久流传。一律抹杀“鬼戏”，不是艺术批判。有的文章说，“鬼戏”像其他文学遗产一样，也是“糖蜜和毒素往往紧紧地混合在一起”。“鬼戏”的好坏要看具体内容，而不应该把所有的鬼都要“拉下舞台”。邵力子、宗白华等一些知名人士，都曾向《光明日报》记者表示，赞成演出“鬼戏”。
邵力子看过《光明日报》讨论戏改的文章后对记者说：“我是赞成演鬼戏的，我就是同意‘有鬼无害论’。”问他为什么，邵力子说：“群众的觉悟可以提高嘛，不能过低估计人民的觉悟，演鬼戏怕什么!方针是正确的，就是做起来不要一阵风，一阵风后又要往回扭，这样不好。”
宗白华说，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鬼戏中确实有极为精彩的东西;《李慧娘》一剧中鬼魂的形象是优美的。《戏剧报》上曾经登载过绍剧《男吊》《女吊》的彩色剧照，画面十分动人。有一次，在无线电中收听《窦娥冤》，听到窦娥的鬼魂向窦天章诉说冤死的缘由，那几句梆子唱得活像冤死的女鬼，最后声音由强到弱，表明鬼魂渐渐远去，真是好极了!
从《光明日报》收到的戏改讨论来稿中，有些作者肯定《李慧娘》的积极意义，针对梁璧辉的文章和当前对鬼戏的批判提出不同看法。一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文稿，认为对鬼戏应当作为艺术遗产批判地继承，并说昆曲《李慧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不应该否定。他认为《李慧娘》的“改编保留了《红梅记》的精华，以李慧娘的遭遇为中心线索”，“突出了李慧娘的正义感，这就整个地提高了全剧的思想性。”
对于批判鬼戏，震动最大的剧种是川剧。四川省及成都市各专业表演团体的领导干部讨论中共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时，有人说：“川剧的鬼狐戏是很多的，如果《李慧娘》都不能演出，今后川剧的路子就越来越窄了。在讨论中，许多人认为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地提出鬼狐戏不能上演。“鬼戏有两种：一种是反动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宣传封建迷信、因果报应思想的，这种鬼戏不能演。另一种是富有人民性的、人格化了的，他对封建社会给予无情的嘲笑、讥讽、抨击，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意愿，这种鬼戏可以演。四川省文化局和省剧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必须停演鬼戏(包括迷信戏)清单，其中必须停演的剧目有三十五个(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停演或已淘汰的剧目还不包括在内)，必须修改并须经省审查批准才能上演的十一个。
在天津召开的河北省讨论剧目的会议上，讨论可不可以演出鬼戏的发言也很热烈。虽然有人认为任何鬼戏“都给观众灌输了迷信”，都“不应继续上演”。但是多数人主张对鬼戏应加分析，区别对待。有人认为“批判‘有鬼无害论’，不等于‘有鬼必有害’，因为鬼神都是人创造的形象，有好有坏。”[52]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若干批判材料中可以看到，鬼戏在戏曲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小的，当时许多人对鬼戏是迷恋的，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对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存在着抗衡态度。他们以对鬼戏应加以分析为由，来对抗鬼戏禁演的决定。这样就使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这就从反面表明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必要性，建立社会主义戏剧舞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有鬼无害论”问题的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原先对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持消极态度的主管意识形态的若干领导人态度发生了变化，逐渐转移到批判的行列，开始领导起这场批判运动。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这种批判虽然声势浩大，但是仍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不少人对这场批判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这就说明在反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上，在建立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上的斗争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5、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视为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从学术批判又发展到政治批判，这是为什么呢?
本来，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就提出了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又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教条，勇于创新，敢想、敢说、敢做。尽管这样，在社会主义的戏曲舞台上，却仍然出现了鬼戏，而且还出现了为鬼戏进行辩护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竟然还在为演出鬼戏擂鼓助威，当江青向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要求时，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这反映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
应该说，旧的传统戏中确实有一些思想内容好的戏。优秀的旧戏，包涵着民主性的精华，经过适当的加工和修改，仍然可以起到陶冶性情，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这就要根据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需求，进行必要的筛选和处理。比如有的旧戏可以不演，有的可以给予改造(比如《十五贯》)。演出这些戏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要使其在戏曲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罢了。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也讲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的话。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若干领导人却消极对待，甚至还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起了对台戏。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不能不招致他严厉的批评。虽然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若干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但是这到底是他们思想上的转变，还是组织上的因素在起作用呢?不能不令人深思。
在社会主义戏曲舞台上，到底应该上演什么样的戏呢?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人民掌握政权，业已当家作主的时代，这个时候的戏曲作品就要反映这个时代特征，展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历程。从社会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农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角。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文艺就是要反映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历程，创作出反映他们生产和生活的文艺作品来。戏曲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戏曲舞台上却不是这样，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孤魂野鬼占据支配地位。这就要进行戏曲改革，让反映时代主人翁——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作品占领戏曲舞台。
在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封建迷信还在当时社会上严重地存在着，还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根深蒂固的位置。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斗争中，迫切要求消灭封建迷信，可是在戏曲舞台上却又上演了鬼戏，还出现了为“有鬼无害论”进行辩护的行为。这是与改天换地，移风易俗，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鬼戏或含有鬼魂内容的旧戏，在今天的社会里本来就不合时宜，却还有那么多的人为其叫好喝彩，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鬼戏和鬼魂内容的旧戏，本来是因为现实冤愁无处倾诉，不得不通过鬼魂的方式来报仇伸冤。这是对现实不平和政治黑暗的控诉。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人民业已当家作主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的戏曲舞台上，上演这样的戏曲究竟要告诉观众什么呢?从周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写历史从来就是影射现实的。不论是郭沫若写的剧本《屈原》还是有人写的文天祥，都是这样。从这里看，作者的意图难道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又分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到底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呢，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无可讳言，这是属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既然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属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立背道而驰的。这样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出现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这就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因而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控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而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意识形态又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属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不仅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反而会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了。
在社会主义戏曲舞台上，究竟是应该上演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戏曲，还有宣扬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戏曲，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戏曲作品对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构建，并进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会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正是从这种角度上来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会跃出学术批判的范围，发展为激烈的政治批判了
由此我们看到，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与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戏曲舞台的问题。这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胜负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因而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这样的批判斗争是必要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才把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与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将这个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认为“有鬼无害论”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由此可以看到，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不仅仅是宣传封建迷信，而且还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样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就不能局限于学术批判，而是要发展到政治批判了。
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集中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也就是知识分子到底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种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分歧。那么，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呢?当时又经过了怎样的斗争呢?这种斗争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斗争的渊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这个时候才发生的。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就存在着分歧。
这种分歧表现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在刘少奇主持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作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周恩来传第三卷， [53]
而毛泽东则认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就要深入社会实践，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加强思想改造工作。[54]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和判断虽然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获得通过，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因而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与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等人的谈话和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观点。[55]但是事与愿违，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进行纠“左”，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克服困难的方法，先后制定了《农村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使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政策也在进行着调整。一九六一年制定和试行科学、教育条例，起草文艺条例，逐步纠正了知识分子工作的错误，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工业七十条》虽然重申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却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艺界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当时颁布的科学、教育等条例也没有涉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有不少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毛泽东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就提出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这一工作随后开始分批进行，到一九六二年大部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摘掉了帽子。
一九六二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科学教育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56]
这样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摘掉了帽子，于是党内中央领导层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分歧又凸显了出来，甚至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情况如何呢?
(1)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陶铸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作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后来，在毛泽东作出了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断以后，周恩来等人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当六十年代初对科教、文化及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他们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观点才又一次显露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首先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还不是中央领导人，而是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担任第一书记的陶铸。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广东省委邀请本省的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举行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代表省委对几年来错斗错批了许多知识分子认错道歉，并且明确建议今后一般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十月，陶铸又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身份，在广东主持召开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再次建议在中南地区今后一般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但是，用陶铸自己的话说，他的讲话只是“地方粮票”。进一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广州会议上。[57]
那么，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又是如何进行认定的呢?
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在广州举行两个会议。一个是聂荣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代表们集中到广州后，聂荣臻找一些科学家谈心，发现他们的顾虑仍很大。有的人问聂荣臻：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由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另一个是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筹组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是周恩来亲自指导召开的。当时，周恩来工作很忙，正在主持起草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本来不打算去广州，请陈毅去给这两个会议的代表讲话，但是，广州会议上传来的知识分子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强烈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自去一次，解决这个问题。[58]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起飞抵广州。他看望了会议代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三月一日，周恩来约集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明确地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59]
这个结论并非周恩来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他在征求了与会同志的意见以后才作出的。对此，龚育之后来回忆道：“周恩来要到会的一个个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聂荣臻表示赞成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张劲夫等科学方面的负责人都表示赞成。周恩来还特别问了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于说了一番，也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大家都赞成，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大家一起负责啊!”[60]
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同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这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61]
这个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相比，着重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周恩来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地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知识界取得的根本转变和进步。
为了进一论证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引用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期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周恩来认为列宁把知识分子包括在“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内，“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报告中，周恩来批评了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是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周恩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忙，无法等到会议结束，就赶回北京。三月五日和三月六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接着，他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62]
他在讲话中还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陈毅的讲话，引发了与会人员的共鸣，他们热情呼应陈毅的讲话，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63]
广州会议上的强烈反响，进一步坚定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他在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三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报告中强调：“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处理，更是错误的。”周恩来这个报告，从根本上恢复并发展了他在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所作的估计。[64]
后来，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争论和斗争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他是同意周恩来和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观点的。[6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陶铸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这实际上是与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作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一脉相承的。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遭到了批评就销声匿迹，而是仍然存在，在新的形势下又冒了出来。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2)毛泽东、陆定一、柯庆施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陈毅又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后，在党内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表现在毛泽东、陆定一、柯庆施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这个问题，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是这样记述的：“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66]
从这里可以看到，党中央内部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毛泽东对周恩来、陈毅的讲话是有不同意见的。后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更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67]
那么，党中央内部还有什么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讲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除去毛泽东以外，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龚育之曾经回忆道：“这里讲党中央有人明确反对，指的就是陆定一。
后来，陆定一在中宣部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叫《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经部长办公室会议讨论，要童大林负责，我和几个人参加。陆定一亲自写好了提纲的第一大段。又讲了许多意见，要我们往下写。陆定一那时把文化革命定义为，一是革文化落后的命，一是革资产阶级思想之命。对知识分子，他还是强调以世界观为标准，划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同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一类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派，一类是既不坚决拥护也不坚决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派。党要团结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团结到中右。陆定一估计：现在知识分子总数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
这个文件起草出初稿，大概非正式地送给一些领导人看了。听说，彭真提了一个意见，说：你讲的那个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拥护党和社会主义，那可不可以说就是无产阶级或者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这样一算，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占到了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了。
按这个意见，又改了一稿。但是，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大概是觉得不成熟，这个提纲就胎死腹中了。”[68]
其实，就是中宣部内部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上也是存在矛盾和分歧的。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经周恩来、陈毅、陶铸、聂荣臻共同决策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同意的结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引者注)，这样一个在中宣部内也有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同意的结论(例如周扬，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的理论批评座谈会上说：俞平伯算什么?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很值得研究，因为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符合实际，还是相反?是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有利，还是相反?陶铸同志没讲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还说我们同知识分子是患难相交，人们都很感动)，陆定一却表示不接受。他仍然囿于知识分子以世界观来划分阶级的多年说法，强调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革命时期，党同全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为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化出去，党保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
可能是由于这些分歧吧，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讲到知识分子，却是光头，既没有戴资产阶级之帽，也没有加劳动人民之冕。”[69]
从龚育之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陆定一不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还组织起草了一个关于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作为进行文化革命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宣传指导方针。不论是从政治上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还是从世界观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显然是在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从陆定一起草的这个文件最后不了了之来看，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严重的，文件阐述的观点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虽然陆定一组织起草的这个文件最后没有能够贯彻执行，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也许就是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重要背景之一吧。当然，后来他的态度变化另当别论。
八届十中全会后，陆定一继续坚持自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对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和“脱帽加冕”进一步提出批评。
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十月二十二日陆定一发表讲话，摆开了这场争论。他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按：教育部一九六○年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70]
从中看到，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认为应该按世界观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反对将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反对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作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不仅在中央，就是在地方领导人中也有人持相似的看法。比如，柯庆施就是一个代表。他没有在上海传达广州会议上陈毅发表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71]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针对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发表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讲话和陈毅关于“脱帽加冕”的作法，党内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这种不同意见鲜明地表现在毛泽东、陆定一和柯庆施的言行中，是与一九五六年后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和判断相一致的。
(3)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直接争论。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党中央内部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还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进行了多次讨论，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插话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八月十三日，当有的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说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九月十一日陈毅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邓小平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泽东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72]
从中看到，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党内不仅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而且还进行了讨论和争论。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插话中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对周恩来和陈毅讲话的不同意见，并对陈毅进行了批评。
当时还有人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上当”。就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一些人还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没有阶级观点”。[73]
针对这种批评，周恩来进行了抗争。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央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上，特别是中南组，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讨论中分歧很大。十一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听后进行了反驳，他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邓小平完全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邓小平还说：“上次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74]
当时周恩来感到十分忧虑。林默涵回忆说：“看得出来，这个时期周恩来的心情很不愉快。”[7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对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周恩来还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反驳和抗争，这说明当时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争论是激烈的。当然这也是党内存在着浓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风气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一种是以毛泽东、陆定一、柯庆施等领导人为代表，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世界观上来说，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种是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陶铸等领导人为代表，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因而要对他们进行“脱帽加冕”，把他们当成自己的阶级成员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党内同时存在，讨论中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观点最终还是在党内获得通过，成为以后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指导方针。
3、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争论的历史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种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那么，这两种不同认识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前，知识分子是附着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上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原先附着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他们也就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呢?
毛泽东却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并没有随之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灵魂还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76]这是因为虽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他们还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站在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是运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不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实践，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由此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还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是否还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上的分歧造成的。主张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观点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而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从阶级属性上来说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知识分子具有无产阶级属性的观点则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由此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认识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以及世界观在阶级属性确定上认识的分歧造成的。
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也是一个人是否会成为无产阶级队伍成员的必要条件。没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仍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指导思想和行动，是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战士的。一有风吹草动，稍受挫折，就有可能动摇，离开乃至于背叛革命。因而是否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成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主要标准。
另一种观点则淡化了世界观在确定阶级属性方面的作用，他们不是用世界观，而是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来作为确立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知识分子都是处于革命阵营内，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这就把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当成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从而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走入了误区。
这样看来，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是由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还是否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及世界观是否具有阶级属性。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出现的不同，终究还是因为是否以世界观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如果知识分子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仍然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那么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不同是由于是否以世界观作为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造成的。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世界观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还是根源于一九五六年后毛泽东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变化。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77]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不同，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造成的。这种阶级划分标准上的重大变化，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大创新。
由此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不同，是由于他们在知识分子世界观问题上的认识以及世界观在阶级属性确立中的作用的分歧，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认识分歧造成的。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这不过是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认识分歧的具体表现而已。
既然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所致，那么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直接关系到对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这个主要矛盾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标准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判定，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不同认识。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周恩来要求他对这个问题表明态度时没有说话，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极为严重的。虽然在毛泽东的说服和耐心工作下，持这种认识的某些同志后来有所变化，毛泽东的主张也被全党接受，上升为党的方针政策，但是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四、围绕“大写十三年”进行的争论和斗争。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执行这一基本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上海文艺创作要“大写十三年”的号召。这一号召提出后，不仅在上海市委内部及文艺界遭到冷遇，中央宣传、文化领导部门也予以反对和阻挠，这样围绕“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这个号召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当时斗争的情况如何呢?这种争论和斗争又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文艺领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从这一现实出发，就要进行文艺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文学艺术而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就开始着手解决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的问题，这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一次谈话中。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他说：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旧的剧团多了一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78]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是从反修防修的角度来谈到这个问题的。他对当时中国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作了一个分析，指出两头小，中间大，好戏坏戏都少，中间的占大多部分。他批评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的趋势，反映现代生活的戏剧不多。当然也不是搞清一色，而是要使反应我们现代生活的戏剧在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担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参加了这次谈话。为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革新的重要指示，推动华东地区及上海市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他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
这个号召是柯庆施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最先提出来的。一月六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柯庆施的这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为了引起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管理部门领导人的注意，将文艺创作的方向尽快转到主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轨道上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79]
柯庆施的讲话为上海市的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他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对当时文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状况进行分析后做出的决定。这在此后他的一次讲话中表露了出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华东地区话剧团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在江青的指导下举行的。在这次观摩演出中，柯庆施提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80]
他进一步说：“在我们戏剧界，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赞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他们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这种情况却熟视无睹，对于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痛心、不干涉、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封建道德有人民性’等等;相反地，对于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戏，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而是冷漠无情。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戏剧、文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斗争。只要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文艺战线上的这个斗争总是要存在着，总是要坚持下去、要斗争到底的。”[81]
从柯庆施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将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艺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认为当时的戏剧工作是和经济基础很不适应的。他批评了有些共产党人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执行上阳奉阴违，对社会主义文艺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艺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致使十五年来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创造上成绩寥寥，在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这反映了文艺到底是为那一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实质上反映出文艺领域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大写十三年”的号召是柯庆施在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基本路线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革命指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根据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识到了当时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矛盾运动。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文艺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途径之一。这就要将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向转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三年的社会实践上来，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柯庆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主动地、自觉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的。
2、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遇到了重重阻力。
一九六三年一月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以后，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仅中央宣传、文化部门不少领导人对此持反对态度，就连上海市委及文艺界内部也有人持抗衡态度。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1)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反对“大写十三年”的号召。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传到了北京，引起了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的不满，他们对此持反对态度。这在随后不久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写十三年”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82]
本来与会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没有准备在会议上发言，但是当他看到“大写十三年”的号召遭到了围攻以后，才临时要求发言的。[83]
这个时候，他和出席会议的姚文元一起，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就“大写十三年”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周、林、邵对“大写十三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个口号有很大片面性，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反驳中根据会议讨论情况，系统阐述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宣扬“题材决定论”，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只能反映十三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活。[84]
面对双方发生的激烈争论，周扬让林默涵作会议总结。看来林默涵对这种争论比较敏感，因而在会议总结中还算慎重，没有对“大写十三年”继续进行攻击，“搞了一点调和”，希望借此化解矛盾，使争论缓和下来。他说，提出写十三年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这没有错误，也应该写，但是不能说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能反映么?那就太狭窄了。按照柯庆施、张春桥的逻辑，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作品，连《白毛女》也不算，那么国际歌、毛主席的诗词算是什么呢?[85]
由此我们看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以后，非但没有得到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的支持，反而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遭到了他们的围攻。面对批评和指责，张春桥和姚文元奋力反驳，坚决维护“大写十三年”的号召，系统阐述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双方之间的争论和斗争最后以林默涵在会议总结中进行的“调和”而暂时缓和下来。
(2)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及文艺界对“大写十三年”的号召持抗衡态度。
在上海市委担任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后，当时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他(指柯庆施——引者注)甚至武断地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柯庆施讲话中这个事关重大的命题没有经过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它把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是不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这个讲话一出笼就引起了各级领导和文学艺术界的强烈反感。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也感到奇怪和不以为然。我想，光允许写解放后十三年，那么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能不能写呢?不要写古人、死人，那么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能不能写呢?虽然我有这些看法，但也仅认为这可能是喜欢标新立异的柯庆施又要放什么‘卫星’吧，并没有体会出这后面还有什么名堂。”[86]
从陈丕显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对柯庆施的主张表现淡漠，不以为然。柯庆施提倡“大写十三年”，是因为当时以十三年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比较少，这是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
至于以十三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并非是柯庆施的主观武断，而是因为只有反映十三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才能更易于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当然这并非说不能写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古代民族英雄的题材，但就是这种题材从性质上来说能与反映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学艺术完全等同吗?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有联系，但是其性质毕竟不同一样，新民主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柯庆施这样说，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陈丕显对“大写十三年”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听到北京文艺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遭受围攻后的反映上。
张春桥从北京参加文艺工作会议回到上海之后，向陈丕显汇报了会议期间遭受围攻的情况，谈到了他和姚文元同宣传、文化部门领导同志争论的情景，说他们如何临场发言，为“大写十三年”归纲出十大好处等等。陈丕显本来就对“大写十三年”不以为然，听了张春桥的汇报以后，非但没有表示支持，还冷淡地说道：“我们上海的同志去北京开会应当谦虚谨慎，应当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张春桥看到陈丕显是这种态度，只好离去。[87]
我们看到，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以后，在上海市委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张春桥积极支持柯庆施的号召，还为此与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进行了争论，而陈丕显则默守陈规，不以为然，甚至还对此冷嘲热讽。文学艺术界也对此表示“反感”。这表明柯庆施在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后，上海市委内部某些人和文艺界对此表现出了抗衡的态度。
3、在“大写十三年”问题上发生争论和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毛泽东关于文艺批示的指导下，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这不仅遭到了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的反对，在文艺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就是上海市委和文艺界也对此持冷淡和抗衡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大写十三年”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当时文艺创作的状况以及是不是将“大写十三年”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向;是不是只有写建国后十三年生活的作品才属于社会主义文艺。
从当时双方争论的情况来看，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不是写不写“十三年”的问题，而是文艺创作的方向要不要以“写十三年”为主的问题。这是他们分歧的焦点。毋庸讳言，当时确实创作出了一些反映建国后生活的文艺作品，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背景下，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难道不应该以建国后十三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为背景，创作出歌颂和鼓舞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吗?
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以当时文学艺术的实际水平和发展状况是远远难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的。不少文艺工作者没有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古代、近代乃至于外国的文艺作品予以批判地改造，而是生吞活剥地加以吸收或引进，戏曲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如同凤毛麟角，极为少见。在这种情况下，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就要提倡“大写十三年”，将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向转移到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轨道上来。通过反映建国后十三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来讴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公——工农兵，赞颂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重整山河的壮举，将社会主义道德伦理播种在人们的心田，塑造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由于当时文艺创作不能满足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意识形态又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扭转文艺创作的方向，将文艺创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轨道上来，柯庆施才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却遭到了中央宣传、文艺部门领导人的围攻和反对，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
作为中央宣传、文艺部门的领导人，他们不会不了解当时全国文艺的创作状况。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当时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难以满足这种发展和要求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中央宣传、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就应该主动采取措施，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将创作的方向和重点转移到建国后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生活中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以后，还要进行反对和围攻，这就不禁使我们发问：他们的党性和马列主义的素养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攻击“大写十三年”号召的另一个“靶子”就是，只有写建国后十三年生活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不论是林默涵还是陈丕显都不约而同地发问，建国前创作的文艺是不是呢?这个时期的毛主席诗词又该如何界定呢?
建国前创作的文艺是新民主主义文艺，尽管后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与此有着继承关系，但是从性质上来讲能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吗?毛主席诗词(指建国前创作的诗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宏伟史诗，即使其中有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和憧憬，但是从时代特征上来说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纪录，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映。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严格说来，只有写建国后十三年生活的作品才属于社会主义文艺，这个论断并没有错。文学艺术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样，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学艺术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从性质上说，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与中国古代、近代及外国的文学艺术存在根本区别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近代及外国的文学艺术是对产生这些文学艺术的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只有反映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文艺作品，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才属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范畴。至于对中国古代、近代和外国的文学艺术，就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予以根本的改造和革新，通过批判地吸收，使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原料和工具。就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也是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柯庆施、张春桥提出只有写建国后十三年生活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文艺又有什么值得厚非的呢?至于只能是反映建国后生活的戏才能参加华东戏剧汇演[88]，这不过是鉴于当时戏剧舞台上存在的严重状况，从提倡“大写十三年”的要求出发，引导戏剧工作者将戏剧创作的重点转向建国后十三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已。况且经过改造的优秀传统剧和历史剧并非不能上演，不过是要从数量上予以控制罢了。这也成为他们攻击和嘲笑的对象，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文艺形式、表现的方法和技巧上，并没有阶级性的内涵，不同的阶级在适度改造后都可以用它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服务。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当时社会主义文艺的现状、文艺创作的方向及对社会主义文艺范畴认识的分歧上。这种分歧实质上还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这种分歧和不同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并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面临着重重的阻力，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
五、围绕京剧革命进行的斗争。
毛泽东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针，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当时确实出现了一批反映工农兵群众斗争生活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文艺作品，武装了广大工农兵的思想，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激发起他们藐视困难一往无前的斗志豪情，成为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
建国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文艺领域先后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问题的批判运动。虽然这些批判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建立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文艺的建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为文艺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本来是以反映过去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内容，这显然难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因而如何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为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就成为戏剧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集剧种精华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自然也就成为戏剧革命的重点，京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其实，早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京剧革命的问题，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京剧革命谈起。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京剧革命。
一九四四年初，毛泽东看了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一月九日夜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转交编导者。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你们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然成风，推向全国去!”[89]
毛泽东在信中说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是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郭沫若通过这些历史剧的撰写，借古讽今，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敌后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人们坚定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在看了京剧《逼上梁山》以后，对于戏的编导能够坚持唯物史观，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搬上京剧舞台，一扫过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的现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表示由衷的高兴，勉励他们要像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那样，将京剧领域的革命搞下去，并推向全国。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就提出了京剧革命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方针，从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的要求出发，对京剧从题材到内容都要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虽然毛泽东在信中主要针对的是《逼上梁山》这样的历史题材，但是他实际上却是提出了京剧要进行革命，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为革命斗争服务的问题。
2、中国戏剧舞台上存在的严峻状况。
毛泽东看了京剧《逼上梁山》以后在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虽然指出了戏剧革命的方向，但是此后在戏剧革命方面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生活的戏剧还是很少，用唯物史观改编的优秀历史剧也不多，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仍然占据着戏剧舞台。
当时中国文艺舞台上存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从江青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反映出来。那么，江青又是如何才了解到文艺界存在的严重情况的呢?
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在文教方面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她订着若干刊物报纸，在阅览的时候将她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考。已经是多年如此了。
有几年江青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建议她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她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她发现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的工农兵的形象。这引起了她的注意，并由此展开了深层次的思考。[90]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江青是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着力于进行京剧革命的。当时为了了解文艺舞台上的真实情景，掌握一手的材料，在北京调研期间，她在事先不向北京市的领导机关打招呼，也不通知剧院的有关人员的情况下，常常突然出现在某一剧场里。有时她还戴个大口罩、黑眼镜，捂着脖子，自己亲自买票，独自坐在剧场后排看戏。[91]
江青不仅在北京调研，还到其它地方进行调研活动。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在春寒料峭之中，江青从北京来到上海。这次来上海却和以往不同，她一改往常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为了掌握真实的材料，便于进行调查研究，当时她仍然是戴着大口罩，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不惊动剧组和文艺主管部门，悄悄地深入到剧场去看戏。[92]
江青当时对文艺舞台进行调研后，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谈到了文艺舞台上存在的严重状况。她说：“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二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93]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戏剧舞台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是江青自己臆想的，而是她在对中国戏剧舞台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以后，才得出的结论。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她调研的结果。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文艺舞台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作为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却对此熟视无睹，反而是由在养病期间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的江青才尖锐地提出来了呢?这到底是他们官僚主义的作风作怪，还是由于他们立场和认识的原因呢?
江青进行的调研活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调研反映出的问题表明文艺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当她将戏剧舞台的调研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
3、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逐渐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以后，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戏剧却没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让工农兵成为戏剧舞台的主角，反而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舞台，这就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因而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就开始抓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革命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关注着文艺的发展动态，发现了好的文章以后及时推荐给别的同志阅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十二期刊载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肖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的。在这一期上还刊载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两篇文章。
毛泽东阅后，觉得文章写得不错，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94]
江青这个时候作为“流动的哨兵”，正在搞京剧革命，她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发现了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后，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为毛泽东进行文艺决策时提供参考。毛泽东发现了文艺方面的文章以后也推荐给她阅读，使她能够及时了解文艺动态，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进行的谈话和讲话中对旧戏提出了批评，指出应该上演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代戏，为戏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批评说现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他主张东风要占优势，当然搞清一色也不行。[95]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不仅要在政治领域，也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文学艺术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旧的戏剧要推陈出新。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指“前十条”—引者注)，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96]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文化部并没有闻风而动，《戏剧报》也亦然是我行我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于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97]
这个批评是严厉的。毛泽东过去多次提出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使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可是文化部领导人却无动于衷，乃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外国经典的作品仍然统治着文艺舞台。在反复劝说没有悔改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警告，说再不改变的话，就把他们称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当时在文艺领域特别是戏剧舞台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觉，他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而且还从实践上指出了文艺领域特别是戏剧舞台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对文化主管部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希望他们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文艺革命，让工农兵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这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
4、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重要表现。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戏剧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这种严峻的状况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进行戏剧革命。京剧是戏剧的精华，在全国影响最大，因而江青就从京剧革命着手，拉开了文艺革命的序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京剧革命问题上遇到了重重阻力，发生了一系列的斗争。京剧革命就是在斗争中才不断得到发展和进步的。
那么，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斗争呢?
(1)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江青在京沪两地进行京剧革命的不同境遇上。
为了进行京剧革命，改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的现象，为戏剧革命走出一条新路，江青将北京和上海作为进行京剧革命的基地。但出人意料的是，京沪两地在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问题上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其实，在京剧改革问题上早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京剧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革新，要反映现代生活;另一种认为京剧是国粹，难以反映现代生活，反对革新。建国以后就有人反对戏剧改革。解放初期李济深、张伯驹等曾煽动京剧名演员向毛泽东写信反对戏剧改革。一九五七年以章伯钧、李健生为首分头召集名演员开座谈会，煽动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对戏剧改革表现出敌视态度。
一九六二年又发现共产党内部有的高级干部也反对党的戏改方针，拉拢剧团进行抵制戏剧革命。西北方面的剧团和北昆剧团的成员深谙此事。这是文化战线上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98]
这种分歧在江青深入京沪两地进行京剧革命上又表现了出来。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为了搞革命现代戏，江青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而斗争。[99]
江青一九六三年春天去上海看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沪剧《红灯记》，同年秋天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沪剧《芦荡火种》。她把这两个沪剧本先后带回北京，向文化部推荐，分别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改编成现代京剧。[100]
由此看来，江青虽然看中了上海沪剧团的两个剧本，但是她并没有囿于门户之见，在上海将这两个沪剧剧本就地改编成京剧剧本，而是将这两个沪剧剧本带回北京，想依靠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雄厚实力和在全国的影响力，改编成京剧上演，以此打开京剧革命的突破口。
江青着力于京剧改革的活动，是从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北京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了掌握文艺舞台演出的真实场景，江青事先在既不向北京市委领导机关打招呼，也不通知剧院有关人员的情况下，自己亲自买票，独自坐在剧场后排看戏。有人曾把她这样的活动反映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彭真听后并不是主动表示配合和支持，而是淡漠地说道：“那是她个人的活动，你们不必大惊小怪。”[101]
一九六三年，江青到北京市搞京剧革命的时候，彭真让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与她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江青看到李琪是一个思想敏锐、有才干的人，于是就把李琪介绍给毛泽东。但是在工作开展后，李琪不仅没有积极配合江青进行京剧革命，反而消极无为，往往采取躲避态度。他还给彭真写信控诉江青，说江青把他当奴隶使唤，使他无法工作，无法忍耐。[102]
李琪和江青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北京市委与江青在京剧革命问题上的矛盾的反映。这种分歧还在邓拓和李琪在京戏、昆曲、梆子剧本创作座谈会及相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邓拓和李琪召开京戏、昆曲、梆子剧本创作座谈会，提出这几个古老剧种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不可偏废。李琪在另一次会议上说，有人主张100﹪演现代戏，我看不要这样提，说绝了将来又会走向反面。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社论《让现代戏之花盛开》中，有一段话是李琪特别嘱咐加进去的，即：“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过去的艺术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同样地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市委宣传部还让文化局开列一百出京剧历史剧目清单，并且准备向中宣部写报告，提出要公演一些新编历史戏和传统戏。[103]
应该说，邓拓和李琪在讲话中提出的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不可偏废的观点无可厚非，但是这三者之间到底应该以上演那个为主呢?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没有。江青在北京搞京剧革命，到底是谁提出了100﹪演现代戏的主张呢?难道是江青吗?显然不是。这可以从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映出来。
江青说：“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群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104]
从中可以看到，100﹪演现代戏不是江青的主张。她主张在保证演出以现代戏为主的前提下，是可以上演改编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这是她系统下剧场两年多以后，经过观察和思考以后才得出的结论。既然这样，李琪说的100﹪演现代戏的主张又是谁提出的呢?令人深思。
当传统戏在京剧舞台上一统天下，不少文艺工作者对传统戏情有独衷，而对京剧革命却思想准备不足，同时现代戏的发展又步履维艰，即使做出了许多努力，却仍然没有立竿见影，取得明显功效，因而往往表现出对演出现代戏信心不足的情况下，邓拓和李琪不是将戏剧演出的重点放在现代戏上，而是以反对100﹪演现代戏的名义，责成文化局开列一百出京剧历史剧目清单来报请中宣部审批，大张旗鼓地为传统戏的上演鸣锣开道，这难道不是与使工农兵占领京剧舞台的文艺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吗?不管他们口头上讲的如何，但是他们的实际作为已经宣告了他们逐渐成为京剧革命大潮中的一股逆流。
江青在北京进行京剧革命的时候，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对待京剧革命的真实态度，后来与江青一块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江青跟我说，她在北京抓京剧现代戏的时候，曾经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一些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105]
北京市委的这种态度，自然会引起江青的严重不满。有人记述，江青曾向彭真发过牢骚和表示过不同意见，声言：我在北京市搞京剧革命，可是非常艰难啊!要演员不给，借场地不给，甚至服装、钱都有意刁难。我希望你能给我做主。相比之下，上海市委倒比你们慷慨得多。为了进一步劝说彭真支持她搞京剧革命，又继续说：柯庆施几次对我说：“你还是到上海来搞京剧改革试验吧，我们这里全力支持你。”“人家可是将你们的军了。北京的工作不要搞得太被动了，批判那个廖沫沙你们已经被动了，他的《有鬼无害论》是上海组织人马批起来的，你们至今被动得很!”[106]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对江青在北京进行京剧革命并没有积极配合，总体说来是持警惕和敌视态度的。江青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对京剧革命的大力支持，但实际上却没有能够如愿。那么，上海市委又是如何支持的呢?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柯庆施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在上海及华东地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文艺革命摆到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这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张春桥在周恩来召集的各地代表团负责人和观摩演出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可以反映出来。
张春桥在发言时说，上海市委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最近一年来，市委常委、书记处的日程里面，文艺工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经常讨论的是市民吃菜问题，现在讨论最多的是文艺工作，书记处的同志看戏也多。我们党一贯重视文化工作，特别重视文艺：一是国际经验，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泛滥的情形;一是国内经验，阶级斗争尖锐，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一九五八年好的东西全吹掉了。无产阶级占有阵地非常难，丧失却很容易。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十中全会以后，柯庆施同志把时间放在文艺上的很多。思想工作抓好了，发生了很大作用。“把思想工作放在什么地位?”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不好解决。认识是在实践过程中提高的。这次上海参加会演的几个戏，剧目、角色都是书记处讨论过的。[107]
柯庆施任第一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坚决执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指示，将戏剧革命作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搞的京剧革命才得到了柯庆施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就是后来柯庆施病重后，仍然念念不忘此事，还委托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支持江青在上海进行京剧革命工作。这也就不难理解后来的八个样板戏中为什么有四个出自于上海了。[108]
江青开始到上海搞京剧革命的时候，柯庆施指派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协助江青工作。在协助江青进行京剧革命方面，张春桥是尽心尽责的。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无怨无悔地进行着默默无闻的工作。当有人诋毁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的时候，他还挺身而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为宣传现代戏进行辩护。
江青将沪剧《红灯记》、《芦荡火种》交给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一团进行改编排练后，张春桥认为上海也要有自己的革命现代京剧。为此，他找到江青主动要任务：“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产呀!”[109]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江青又来到上海。这时张春桥正在上海京剧院抓《智取威虎山》的排练，在柯庆施的提议下，张春桥特地请江青去“指导排演”。 江青从此成为上海市委的客人。为了搞好京剧革命，张春桥有时忙的连上海市委的会议也参加不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部戏就是上海进行京剧革命的代表作。[110]
一九六五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那些敌视京剧革命的人，给张春桥送了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来挖苦他。甚至还有人添油加醋地将这件事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不明就里，后来来上海时还为此事问过陈丕显：“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111]
针对别人的造谣和攻击，张春桥并没有退步。他在适时进行还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当年在柯庆施领导下，代表中共上海市委配合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进行辩护。
一九六六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针对有人说上海配合江青搞京剧革命是在拍江青的马屁的说法，当着众人的面，愤然地说道：“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112]
从这里可以看到，江青在上海进行京剧革命，不仅得到了柯庆施为第一书记的上海市委的支持，而且还派张春桥具体负责这件事，来解决京剧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张春桥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忠心耿耿，为上海的京剧革命付出了辛劳和汗水。相比之下，彭真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却不是这样。他们虽然也对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表示欢迎，在口头上也说要进行京剧革命，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上，却态度消极，有时甚至是抱着敌视和警惕的态度。同样担任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琪却表现出和张春桥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两人的态度则是北京和上海市委对京剧革命不同态度的反映。因而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一句未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和柯庆施。[113]这是公正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2)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在京剧剧本改编及彩排的分歧和争论上。
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也在京剧剧本的改编和彩排上表现了出来。这鲜明地表现在《红灯记》和《芦荡火种》的改编和彩排上。虽然江青向文化部推荐了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的剧本，但是在将这两个剧本改编成京剧及其彩排上却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直到临近公演了她才得知消息。在看了为公演进行的彩排后，江青提出的修改意见受到了重重抵制。
当时，江青是怎样发现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这两出戏的呢?她又是如何推荐给北京的两个京剧团进行改编和演出的呢?
一九六三年二月江青到上海搞京剧革命，在红都剧场调研时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看完后江青很兴奋，她说这个剧基础可以，但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窄，要把这出戏改成京剧，推向全国，并且还说：“那样影响就大了!”[114]
同年秋天江青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沪剧《芦荡火种》。她把这两个沪剧本先后带回北京，向文化部推荐，分别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一团改编成现代京剧。[115]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虽然赞赏沪剧《红灯记》，但是对这个剧本却并不很满意。她认为这个剧本在改编成京剧剧本的时候，还要进行艺术加工，做出重大修改。
后来江青在谈到当时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看法时说道：“对这个剧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后，感到还是爱华剧团的本子好。其他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是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给中国京剧院。”[116]
可是，中国京剧院在将沪剧《红灯记》改编成京剧和彩排时不仅没有征求江青的意见，就是在江青看了京剧《红灯记》的彩排后提出修改意见时，他们还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其中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将沪剧《红灯记》剧本交给中国京剧院的导演阿甲。阿甲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戏排完后，请周恩来观看，周恩来给予了肯定。[117]
公演前，江青也观看了这出戏。观看演出时她相当激动，自始至终两眼凝视着舞台，很少说话。看到第五场李玉和被抓走，李奶奶痛说家史时，她摘下眼镜，轻轻擦去眼角的泪珠。看完演出后，江青走上台去同演员一一握手祝贺，与演李奶奶的高玉倩还亲热地拥抱了一下。
两天后，江青向阿甲及《红灯记》剧组的主要演职人员谈了自己对京剧《红灯记》的修改意见。为了使这出戏在思想上更为深邃，在艺术上更为精湛，随着对剧情认识的深入，后来江青又多次提出了修改意见。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导演阿甲等人却在剧本的修改及排练上与江青磕磕绊绊，在不少问题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118]
其实，阿甲和江青并不陌生。在延安的时候，他们还一块演过京剧《打渔杀家》，在剧中扮演父女，都是文艺中人。按说他们应该成为艺术上的知音，对京剧《红灯记》的改编，唱腔、音乐、布景的设计，表演程式上的革新，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经过切磋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但实际上在讨论过程中双方分歧很大，以致于无法进行下去，有时还得扮演鸠山的袁世海从中圆场才能使争论平息下来。[119]
当然从今天看来，江青的意见也不见得都是对的，艺术上的分歧还是要通过艺术实践来解决。但是在江青就剧本和排练提出修改意见后，阿甲等人却常常作梗，致使江青的诸多意见难以被采纳，这就不能不说是囿于门户之见了。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江青才将她在京剧《红灯记》改编及排练过程中遇到的阻挠汇报给周恩来，向他寻求支持。周恩来听后对江青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林默涵直接抓了京剧《红灯记》的修改和排练，江青的意见才逐步被采纳。[120]
这从京剧《红灯记》中饰演铁梅的刘长瑜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刘长瑜说：“《红灯记》这部戏在上面的重视下很快就排演出来。1964年7月，便参加了全国的京剧汇演，总理认为还不错，但江青说不行。总理只好让林默涵负责，找有关人员再修改一遍。”[121]
正是因为这样，在一次演出结束时，江青跟着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与演职员握手、合影。在台上她见到阿甲后说：“这出戏的成功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122]
其实，江青不仅寄望于中国京剧院排练的京剧《红灯记》，而且还关注于中国京剧院排练的其他京剧现代戏，使得上演的京剧现代戏能够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中国京剧院为了准备参加第二次观摩会演，赶着编排了几个戏，一个是从同名电影改编的《平原游击队》，另一个也是从电影改编的《昆仑山上一棵草》。他们还请了《平原游击队》原作者邢野和《昆仑山上一棵草》原主角刘燕瑾等同志一起改编排演。后一出戏的编导演员们还前往青海唐古拉山去体验生活。江青获悉后，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她希望看看这两出戏的剧本。京剧院把演员用的本子送给江青后，她用了两天时间认真读了剧本，又打电话对剧本提出了修改意见。她认为从政治标准上来说，这两个剧本不行，《昆仑山上一棵草》是写中间人物，《平原游击队》是宣扬人性论。这两出戏要经过修改以后才能上演。后来《平原游击队》的故事情节被改编入另一部京剧《平原作战》中才得以上演。[123]
在京剧剧本《沙家浜》的改编和排练上又如何呢?
一九六三年，北京京剧一团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京剧《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亲自领导了这次艺术实践。[124]
虽然江青提供了沪剧《芦荡火种》的剧本，但是在排练期间北京却没有征求江青的意见。排练成功后，决定于十二月上旬公演。直到正式公演的头天晚上，江青才看了彩排，发现这出戏存在不少问题，回去后立即打电话给彭真，要求第二天停演，对这出戏修改后再进行演出。这时候，前三场的票已经售出，彭真感到很为难，就把邓拓、李琪和市文化局长赵鼎新找到家里商议。赵鼎新等表示，停演有困难，影响也不好。但是，彭真最后还是说服了文化局和剧团停演、退票，并向观众道歉。而后，江青提出到北京京剧团蹲点，具体指导这个戏的改排。[125]
由此看来，京剧《芦荡火种》在剧本修改和彩排期间没有征求江青的意见就要予以上演，当江青提出存在的问题后，北京市委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某些人又以票已售出为由，拒绝停演修改，最后彭真似乎觉得江青说得还是有理由的，就说服其他领导人接受了江青的意见。
《芦荡火种》是一出反映沙家浜地区新四军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伪军斗争英雄事迹的现代戏。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对江苏、对沙家浜、对芦苇荡怀有深厚感情，也很支持这出戏的改编。因而江青改编这出戏时，很自然地就找到了陈丕显和他的夫人谢志成。
一次陪江青看《芦荡火种》彩排时，谢志成看到芦苇荡中的芦苇太小又太稀，而接应新四军的船很大，无法隐蔽，便对江青说，这个布景不符合实际，应当改一改。江青对此意见很重视，立即表示要到芦苇荡的现场去看一看，体验一下生活。为此，陈丕显曾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驱车乘船几百里，陪江青到当年沙家浜地区去看地形，并回忆当年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的情景，供江青在改编剧本时参考。[126]
在北京进行京剧革命期间，为了更好地演出现代戏，消除一些人在演出现代戏上的顾虑，不要再走回头路，江青还说：“我和传统戏决绝了”，“我的试验田不能演传统戏，要是演传统戏，我就不要(这个团)了”。她还批评“北京市委有人对传统戏很感兴趣”。
为了集中力量演好现代戏，为京剧革命提供人员保障，江青先是向北京市委提出，把北方昆曲剧院并入北京京剧团，成立一个京昆队，后来索性提出要取消这个剧院，而且让北京京剧团到北昆剧院去挑演员，要挑北昆的年轻武功演员去演《沙家浜》里的新四军。对这种做法，北京市委和文化局领导绝不赞成，多方抵制，极力设法保住这个剧院。江青从京剧革命的大局出发，认为必须这样做，最后在江青的反复争取下才得以实现。[127]
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不仅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阻挠，就是一些演员也对此持消极态度。比如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就是其中一个。
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本来是在剧中饰演阿庆嫂的。江青对赵燕侠很关心，为了表达对赵燕侠参加京剧现代戏排练的谢意，还特意送了一件毛衣给赵。可是赵燕侠却不知处于什么原因，婉言拒绝，不领江青的情。《沙家浜》彩排时，江青邀请陈丕显和夫人谢志成去看戏。那天江青心情很好，到处和人说话，打招呼，兴致很高。可是，赵燕侠却以感冒发烧嗓子疼为由没有参加演出，而是由别人出场演出阿庆嫂的。如果把这件事与以前赵燕侠拒绝毛衣的事联系起来看，不能不使江青产生联想，形成这并非偶然现象的认识。[128]
关于赵燕侠饰演阿庆嫂这件事，与江青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赵燕侠原来与彭真他们关系很熟，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的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还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129]
看来，赵燕侠的京剧功底确实好，因而江青对赵燕侠寄于厚望，希望她能够将阿庆嫂这个经验丰富、能言善辩、机智灵活、周旋于敌伪之间的地下党员的形象在京剧舞台上栩栩如生地演示出来。但是赵燕侠却不按江青的意图改戏，还与江青对着干。尽管江青想尽办法争取赵燕侠，最终也没有成功，不得已才换了洪雪飞。虽然洪雪飞的水平比赵燕侠差了一个档次，但是在赵燕侠争取不了的情况下，也只好如此。
京剧革命是毛泽东提出的文艺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非常关注京剧革命的发展状况。要演好现代京剧，首先就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为了创作一个好的本子，毛泽东还邀请文化界的名人对剧本进行修改。
对于《芦荡火种》这出戏，毛泽东是很赞赏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毛泽东来上海时专门打电话给陈丕显，要他立即找周谷城、刘大杰两位教授来见他，他要请这两位教授对《芦荡火种》剧本提出修改意见。陈丕显立即派人通知，可这两位老先生举家外出休息，不知去向，这可把陈丕显急坏了，直到上午十时多才好不容易分别从两个公园里把他们找到。[130]
不仅如此，毛泽东自己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也谈了对这出戏的修改意见，不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使这出戏更趋于完善。
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后，由于原剧是以地下斗争为主题，故事情节围绕阿庆嫂这个中心来展开，因而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后来在原先主题和故事情节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又将剧名恢复为《芦荡火种》。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几天后，江青到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毛泽东幽默地解释道：“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131]
我们看到，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视野，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出发，提出这出戏要突出武装斗争，加强军民关系。这是因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兵民是胜利之本。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才能够更好地在舞台上为正面人物提供烘托，展现以他们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顺应历史潮流，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剧名改为《沙家浜》，不仅点名了这出戏发生的地点，更使这出戏具有了大气磅礴的力量，给人以雄浑、凝重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到，不论在史实上还是在剧名的改动上，毛泽东的修改都是画龙点睛地诠释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逻辑，揭示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原因，展现了中国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其实，毛泽东提议将京剧《芦荡火种》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也并不顺利，仍然受到了阻挠。这从江青的一次讲话中体现了出来。
江青说：“一个戏(指京剧《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引者注)，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觉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132]
这样看来，当时在京剧《芦荡火种》的修改上，即使毛泽东发了话，也还是遇到了不少阻力，最后是在做出了一翻斗争之后才使修改得以完成的。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虽然彭真同意江青参加对京剧《芦荡火种》的修改，对京剧革命表示欢迎，但是他对此却是淡漠的。这表现在只要他驱车去京剧团时若见到江青的小车停在院里，就当即吩咐司机调头他往上，也表现在按照毛泽东提议将京剧《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并对剧情作了若干修改后，他仍然要北京京剧团二团继续演出修改前的《芦荡火种》上。[133]
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虽然彭真口头上说对京剧革命表示欢迎和支持，实际上却是持抗衡态度。
在对作品的修改方面，江青强调要有“十年磨一戏”的精神，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将革命京剧打造成现代经典。而这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当然上海京剧团却不是这样。
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次观摩演出的剧目，回去都应该继续加工。立起来了的，不要轻易把它打倒。”[13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江青提供了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的剧本，但是在这两出戏的改编和排练上，却将江青搁置到一边，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直到上演前夕，江青在观看了戏的彩排后提出意见时，还遭到了阻挠和反对。在对现代戏的修改上，上海和北京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当时毛泽东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是在经过了一番斗争以后才得以实现的。因而我们说在现代戏的改编和排练上出现的分歧和争论，是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重要表现。
(3)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对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采取的限制措施上。
我们知道，京剧《芦荡火种》是北京京剧一团在江青荐举下，由沪剧《芦荡火种》移植过来的。由于沪剧《芦荡火种》在编排和演出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因而不论是情节的构思和唱腔的设计，还是表演的程式和方法，都对京剧《芦荡火种》的排练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这样，江青才特意将沪剧《芦荡火种》从上海调到北京来进行演出。这本来是沟通剧种之间的交流，促进京剧《芦荡火种》排练的好事，但是却在演出问题上莫明其妙地遭到了限制和阻碍，反映出一些人在京剧革命问题上的淡漠态度。
那么，在沪剧《芦荡火种》的演出问题上，又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沪剧《芦荡火种》剧组是江青从上海调到北京来演出的，演出活动是由文化部负责接待和安排的。文化部安排演出了三场，江青不满意，问北京市委为什么不多安排几场?起初，彭真似乎没有过问此事，他是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观看沪剧《芦荡火种》演出后，上台看望演职人员时，才知道这件事的。彭真问剧团负责人丁世娥：明天在哪里演出?她答：今晚是最后一场。彭真说：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多演几场?她说：他们说北京剧场紧张，安排不开。当晚，彭真即打电话给万里副市长，提议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出面邀请上海沪剧团到工人俱乐部演出，多演一些场次。万里说，此事不是市里管，是文化部主管，他不好从中乱插。于是，彭真当即邀请文化部徐平羽、徐光霄两位副部长和万里副市长及其他有关负责人到他家里共同商定，改由北京市文化局负责接待，组织演出(后来继续演出多场)。商定后，江青来了，提出沪剧团只让演出三场的问题。事后，江青对这件事感到蹊跷，愤愤不平地说，她调来向北京市京剧团传授“阿庆嫂”的沪剧团，只准在北京演三场，“北京市委是一霸”。
这件事并没有完，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还当着彭真的面批评了这件事。他说，《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延长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彭真听到批评后，当时没有说话。事后，彭真向周恩来谈了《芦荡火种》演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他原来已经委托副市长万里安排好了在京演出的场次。周恩来问彭真：“那你会上怎么不说话呢?”彭真说：“我不好当面顶撞主席。”[135]
在沪剧《芦荡火种》在京演出这件事上，彭真后来还多次谈到过。他说：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确实批评过北京市委‘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主席批评说，《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延长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我在场听到(毛主席的)批评后没有说话。当时坐在主席旁边的，一边是周总理，一边是小平同志。主席看我没有说话，就问小平同志：你看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我和彭真同志的工作关系是正常的。主席又问总理，总理说：我找北京市的人，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主席接着对我说，这是对你的批评、帮助，不要紧张。帮助你，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当晚，我就找周总理说明，这个批评我不能检查。《芦荡火种》在北京演出发生的问题，不但我没有错误，而且是我发现纠正的。《芦荡火种》在北京演出的最后一天，我去看了，听剧团同志说，只让演三天，不能延长。我说可以延长。回来后，我就给万里同志打电话，要万里同志给安排。万里同志说，这是文化部接待的，北京市管不了。我说，那就找文化部徐平羽、徐光霄同志(来开个会)，你也来，一起商量延长演出。”
“当上述会议将结束时，江青来我家，参加了会议，并提出沪剧团只演出三场问题。我当即在会上告诉她：问题已经解决，以后改由市文化局招待，继续演出。这就是事情的真象(相)和经过。”[136]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确实受到了重重限制。文化部以北京剧场安排紧张为由来限制演出，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这个限制不仅来自于文化部，就是北京市委及其文化管理部门对此也是持消极态度的。试想，江青调上海《芦荡火种》沪剧组到北京演出，是向北京京剧一团《芦荡火种》剧组传经送宝的，非但没有得到北京市委及其文化管理部门的热情接待，却由文化部安排了限制性的演出，这难道不就说明了北京市的文化管理部门对此所持的消极态度了吗?不仅如此，在彭真看了演出以后，要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安排沪剧《芦荡火种》由北京市接待演出的时候，却遭到了万里的婉拒，最后不得已彭真才找文化部的领导干部徐平羽、徐光霄和万里共同商量才算了结此事。这就不禁使我们发出疑问，江青调上海《芦荡火种》沪剧组到北京演出，是为了向北京京剧一团《芦荡火种》剧组传经送宝的，为什么要由文化部而不是北京市委及其文化管理部门来安排演出呢?为什么万里和北京市的文化管理部门对此持消极态度呢?如果再与此前江青在北京搞京剧革命时，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的消极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个事件也就难以说是偶然发生的了。
在江青调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的问题上，北京市文化管理部门消极对待，而文化部却限制演出时间，虚与委蛇，敷衍塞责，当江青提出了这个问题后，作为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彭真不仅没有将这件事调查清楚，据实上报，却以由北京市进行接待为由转移了对这件事的责任的调查和追究，致使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四月杭州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对他作出了批评。从毛泽东说的“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这句话来看，他似乎觉察到其中可能另有隐情。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彭真在受到批评后，觉得自己委屈，又向周恩来诉苦，但是他只是说在沪剧《芦荡火种》在京演出的时间安排上，是自己发现并“纠正”的，非但无错，而且还有功。当周恩来问他为什么不向毛泽东说明事实真相时，他却以“不好当面顶撞主席”为由，回避对事实真相的坦白，这就不由得使人发问，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彭真为什么不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呢?作为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莫非彭真还有什么顾忌吗?联系到文化部对沪剧《芦荡火种》的限制性演出，万里在处理沪剧《芦荡火种》上的婉拒态度，这是发人深思的。它在昭示我们，在这件事的背后似乎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内幕尚待揭开。
由此我们看到，在江青调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的问题上，确实遭到了重重阻挠。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这种阻挠有来自文化部的，也有来自北京市委及其文化管理部门的。虽然彭真在获悉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遭到阻挠后，采取了主动的态度，致使沪剧《芦荡火种》能够在京继续上演，但是作为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却没有对这种动向表现出应有的警觉，并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反而却对此采取了包庇和袒护的态度。这就招致了毛泽东的进一步不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里让我们深思的是，这到底是他认识上的局限，还是朋党意识在作怪呢?
(4)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四：一九六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期间的分歧和矛盾上。
京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还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期间对上海参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排挤和歧视上表现了出来。这种排挤和歧视具体表现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汇演安排上、宣传上和对剧情的评论上，在江青支持下由张春桥带队的上海团排除干扰，使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崭新的面貌亮相于首都舞台，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首次在汇演期间观看的京剧现代戏，圆满完成了汇演任务。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参加演出的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演出了37个剧目。[137]
但是令人蹊跷的是，在筹备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时，却将尽心京剧革命的江青排除于大会领导小组——主席团成员之外，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江青才进入主席团，得以出席大会开幕式。这种现象是令人深思的。[138]
上海组成了以张春桥为团长的代表团，带着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参加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是他们参加汇演的主要剧目。在汇演的顺序上，当时有人以“艺术上仍较粗糙”为由，将京剧《智取威虎山》安排在第三轮上演。此时的京剧《智取威虎山》虽然还不臻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加工，但是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并不亚于排在第一轮演出中的《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这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因而在她的争取下，才被提到首轮演出剧目中，与《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芦荡火种》(后改称《沙家浜》)并列。就是在演出后，还有人说三道四，说这出戏上海自己吹得过火，“言过其实”。[139]
有人说京剧《智取威虎山》这出戏的结构是“老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有的从表演上说杨子荣匪气不够，这样打进威虎山得不到土匪信任;至于唱腔设计是“话剧加唱”，“如同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 [140]
当然，毋庸讳言，当时京剧革命还处于探索阶段，在艺术上仍然不够完善，尚未出现成熟的现代京剧作品。这个时候，就不宜一味地指责它的缺点和不足，而应该像培育幼苗那样精心照料，使革命现代京剧逐渐成长壮大。至于说杨子荣匪气不够，这就涉及到如何在京剧舞台上塑造正面人物的问题。京剧舞台上的杨子荣的形象塑造，自然不能仅仅按照土匪的形象去进行刻画，而要通过杨子荣在舞台上的言行展现出打入匪巢，但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本色的风姿来。戏的结构当然可以再进行调整。攻击现代京剧为“话剧加唱”、“白开水”，虽然不能说没有事实依据，但是从当时说话人的语境来进行分析，在立场和态度上则难以说是善意的。
江青听说后，不以为然。她当然明白说话人的用意，后来她在讲话中曾对此进行了反驳。江青向《智取威虎山》剧组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帐。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同样意思的话，在她指导《沙家浜》剧组排练的时候也说过。不过，措词略有不同。她说：“有人说我们的现代戏像白开水，是话剧加唱。告诉他们，有白开水比没有好。有白开水就不渴，有白开水可以泡出各种各样的茶来，有白开水可以造出酒来，至于过瘾不过瘾再说。”“要允许在一段时间内有非驴非马的东西。”[141]
江青从艺术发展的规律出发，认识到革命现代京剧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于革命现代京剧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一味地去指责和批评，而是要发现问题，积极应对，找出改进的良策来，使革命京剧逐步地走向成熟，形成既有京味，又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同时被广大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这当然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在较长的时间内，对作品千锤百炼，精雕细刻，在演出中不断修改，逐渐臻于成熟。因而江青才在讲话中为革命现代京剧辩护，积极支持京剧革命，回击那些非议京剧革命的观点。
当时正在北京上演的剧目中，还有出自同一小说《林海雪原》的两台戏：北京京剧团的《智擒座山雕》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智取威虎山》。有人还散布流言蜚语，说上海这出《智取威虎山》不如北京这两出情节大致相同的戏。但是，客观说来，上海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和北京的这两出戏比较起来，不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来说都要胜之一筹。正是因为这样，面对责难和批评，张春桥才从容应对，七月中旬在北京中山堂举行的评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学术报告会上，在发言谈到那三台“威虎山”时，理直气壮地说：“我认为还是上海演出的那台‘威虎山’好。”[142]
在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报道上，也出现了分歧和争论。《光明日报》作为报道这次汇演的主阵地，对上海的剧目演出表现出冷淡态度，最后在江青的干预下才有所改正。
在汇演开始后的新闻报道中《光明日报》就显示出编者的倾向性。
汇演于六月五日开幕，第二天新闻见报，各报同时发表有关参加汇演剧目的评论。《光明日报》准备出版专页，发表三篇文章：分别评价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这天夜里编辑部安排版面，颇费周章。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想出了一条妙计，决定按照会演广告各剧排列的顺序，将《英雄的赞歌——〈奇袭白虎团〉观后》放在剧评专页的头篇，《〈智取威虎山〉的改编与演出》放在第二篇。这样既“压”了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又让人无话可说。这种安排引起了张春桥的不满，因而回绝了随代表团来京的《光明日报》常驻上海记者的采访。[143]
当时首都各报和戏剧界对参演的剧目热情地宣传报道。别的省市代表团到北京后，忙于进行公关活动，大多主动和各报刊联系，约请记者看戏，欢迎报道、评论，为参演的剧目创造舆论氛围。上海代表团却不是这样，他们带来一批预先写好的剧评，提供给各报刊报道时参考(比如提供给《光明日报》的一篇是《〈智取威虎山〉的改编与演出》)。
最初一周，各报就发表评论97篇。《奇袭白虎团》的剧评最多，有11篇：《智取威虎山》的评论较少，而且没有北京作者写的。据《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事后说，他们报社的记者虽曾多方约稿，但仍然没人愿意写。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中宣部和有关方面的注意。因为《光明日报》是宣传汇演的主阵地，当时负责领导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评论工作的林默涵(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便向《光明日报》编者提出，从团结的原则出发，顾全大局，尽量求得平衡。《光明日报》记者再度出去组稿，多遭拒绝，最后方得中国戏曲研究院林涵表允写一篇。[144]
林涵表写了《〈智取威虎山〉观后漫笔》一文，该文在鼓励这出戏的同时，把《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相比，赞扬后者，贬抑前者，对改编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不足。[145]
编辑部和有关人员看了这篇文章，认为比较客观中肯，林默涵看过这篇文章的小样，也认为写得很好，遂于六月十五日见报。张春桥在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后，看出了文章的弦外之音，他将《光明日报》一位驻上海的记者叫到北京饭店，问道：在这个时候，你们《光明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什么意思?还就其他同该报有关的一些事情，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汇演的报道情况，张春桥曾让《光明日报》驻上海记者代为索要报社出版的内部刊物《情况简编》，报社却以只送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不出北京”为由婉言拒绝。记者回到报社后向《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反映了这个情况，穆欣听了汇报后非但不去好言劝慰，化解矛盾，反而却推波助澜，对张春桥进行人身攻击，脱口说了一句：“这个上海滩的地头蛇!”[146]
江青在得知了这件事情以后，即向中央宣传部反映情况。后来她在观摩演出大会领导小组和代表团负责人会议上，就新华社根据观摩人员反映，把《奇袭白虎团》放在《智取威虎山》前面作主要介绍和评论的消息批评道：“你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宣传?这样不好嘛!主席还没有看过《奇袭白虎团》呢……”随后她对林默涵说：“这也是捧一个戏，压一个戏的。”而后又对大家说：“要不要给你们说一点?他们这是想干什么?我要找他们问问!……”[147]
江青当然洞悉其中的奥秘，采取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提出由《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写文章批评林涵表的文章。这事转达到报社后，穆欣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以自己对戏曲外行，也没有看过这出戏为由，表示难以从命，转而委托常写文艺评论、这时又在汇演报道办公室负责组稿的张绰撰写一篇应景文章。
张绰很快写了《在新的高度上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评京剧〈智取威虎山〉》一文。此文对林文提出的问题发表一些自己不同的看法，同时指出《智》剧“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这些毕竟是次要的问题，而最主要的，是这出戏站在较高的角度上成功地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并且对反面人物作了正确的处理，这就大大提高了这出戏的思想意义。”[148]
江青在索取文章的清样看了以后，又通过中宣部向报社提出：须由穆欣署名发表。穆欣以自己从不在别人写的文章上署名，而且他连这出戏都没有看过，也无资格与人争论，说长道短为由，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同志打回电话，以四位副部长的名义劝他署名。这样，于六月二十五日他和张绰才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149]
江青为什么对林涵表的文章表示不满，而对张绰的文章却予以通过了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到底是那篇文章批评了京剧《智取威虎山》，指出了该剧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而在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进行批评的。从前文中可以看到，张绰的文章虽然指出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存在的问题，但是该文着力肯定了这出戏最主要的成就是站在较高的角度上成功地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并对反面人物作了正确的处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这出戏的思想意义。
由此可见，张绰的文章并没有对京剧《智取威虎山》予以歌颂，也没有对它予以指责和攻击，而是从剧情出发，指出了该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并对反面人物作了正确的处理。从文艺评论的角度对该剧作了公允的评价。正是因为这样，该文才得到了江青的认可。这从后来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她说：“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英雄人物来。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现在把定河道人的戏砍掉了一场，座山雕的戏则基本没动(演座山雕的演员是很会做戏的)，但是，由于把杨子荣和少剑波突出起来了，反面人物相形失色了。听说对这个戏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一番。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听说还有人反对写正面人物，这是不对的。好人总是大多数，不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大多数的还是劳动人民。在修正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也还是少数。我们要着重塑造先进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给大家以教育鼓舞，带动大家前进。我们搞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150]
在穆欣和张绰联名的文章发表以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宣传上的负面影响，但是江青还是担心此举可能会影响与《光明日报》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争取《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做他的思想工作，因而江青特地将穆欣邀请到中南海进行谈话，希望他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活动，正确对待京剧革命，使京剧现代戏的宣传步入正轨。这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穆欣能够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上可以得到验证。
七月二日下午，江青邀穆欣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话。见面的时候，江青还是从林涵表的文章谈起，说在京剧革命过程中，“背后有种势力，相当掌握一部分人，对剧团有影响”。然后，又批评“京剧没有党”，谈到了一些新剧存在的问题，说《朝阳沟》“四不像”，“怕连豫剧也不承认它，应按京剧语言、音乐改成京剧剧本。”又从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谈到苏联的《静静的顿河》、法国的《巴黎圣母院》，……。
这场谈话，前后两个钟头。主要是江青谈，穆欣没有怎么插话，只是听。据穆欣后来回忆说，直到谈话结束了，他还没有弄明白，江青究竟为什么要邀他到这里来?为什么要向他说这样一些话?他不仅置江青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的努力于不顾，还诋毁江青嬉笑怒骂无常，情绪易于激动，有时前言不搭后语，有点像书本上描写的“歇斯底里”，不像一个正常的女人……。就是回到报社，有人向他问到这次谈话时，穆欣竟然脱口而出说：“没见过像她那样易于激动的样子，不知是不是脑子有病?”[151]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言者谆谆，一个听者藐藐，道之不同，难以相谋，这也就不难理解起初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穆欣后来又为什么被中央文革小组除名了。
这方面的争论，最终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首次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而宣告结束。
七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真、康生、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观摩演出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出人意料的是，多日来遭受冷遇的上海代表团在合影时被安排在中央领导人座位后面的显著位置。
接见合影以后，上海代表团被留了下来，通知他们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小剧场，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本来，按原定计划有关方面安排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晚上将去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由于发生了变化，在中南海的演出计划被取消，周恩来、彭真、李先念等前去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步上舞台，微笑着和演员亲切握手，并再次合影留念。
中央领导人离开后，在张春桥陪同下，江青又看望剧组人员，说道：“同志们辛苦了!戏演得是成功的，我祝贺大家!”
翌日，全国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刊载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观看《智取威虎山》并接见全体演员的消息。这是自观摩演出大会开幕以来，毛泽东出席观看的第一出戏，而这一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对《智取威虎山》的充分肯定。于是，报刊原先准备批评这出戏的稿件，都不约而同地悄悄撤了下来。对京剧《智取威虎山》议论也就悄悄平息了。[152]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出现了分歧和斗争。这种分歧和斗争在上海参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的评论上集中表现了出来。通过对相关事件的考察可以看到，虽然汇演期间文艺界没有人公开反对京剧革命，但通过对京剧《智取威虎山》寻衅找碴，设置重重障碍，还是隐约透射出有人对江青在上海进行的京剧革命表现出了敌视态度。最后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在江青及张春桥为团长的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取得了初步胜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江青在京沪两地进行京剧革命的不同境遇上;在京剧剧本改编及彩排的分歧和争论上;对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采取的限制措施上;一九六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期间的分歧和矛盾上。这些表现是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存在斗争的反映，因而后来江青说的有一小撮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要破坏京剧革命的话，并非空穴来风。[153]
从中可以看到，京剧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遇到了重重阻力。京剧革命是在排除了重重阻力以后才得到发展的。这进一步说明在京剧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京剧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从这里可以看到，要使工农兵占领京剧舞台，将京剧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仍然要进行艰巨的斗争。
5、京剧革命的开展及其取得初步成果的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分析了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重要表现。尽管存在这些斗争，但是京剧革命仍然开展起来了，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那么，为什么在存在阻力的情况下，京剧革命能够开展起来呢?当时又取得了哪些初步成果呢?我们下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毛泽东指明了京剧革命的方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因而他对文化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要让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改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的现象。为此，毛泽东极为关注京剧现代戏的发展状况，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现代戏的演出。他在文艺革命问题上发表的谈话、讲话和作出的重要指示，为京剧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革命现代京剧能够顺利发展，进而出现经典之作的政治保证。
前文我们介绍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文艺革命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指示，那么，以后在文艺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又有什么样的指示和谈话呢?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对政治挂帅虽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统和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抓起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不是提倡了很多年吗?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说，写诗歌，画画，也是一样。现在要分期分批地把他们赶下去。[154]
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早就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人们也口头上这么说，但就是难以落实下去，演起戏来照旧，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舞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到工厂、农村、基层去，从实践中获得素材。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来。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毛泽东说：还要抓理论，还要抓文艺。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55]
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要抓理论和文艺的问题。他举例说建国后包括京剧在内的戏剧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变，十五年来一贯如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舞台，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感兴趣，而对社会主义文艺却漠然置之。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是在刘少奇作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时说这番话的，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把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与修正主义联系到一起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他说：我希望地方攻一下中央，我们方法是用地方攻中央。像京剧，地方比北京好。文化部，还有十几个协会，都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也没有系统地抓，只搞了一下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那是个别事情。戏剧、小说、音乐……，都没有抓。音乐也要点外国的，好比较。民族音乐、演现代戏，都是地方搞起来的。从古到今的发明，都是地方，不是中央，因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人民。[156]
这是毛泽东在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后的谈话(两个文艺批示下文再作分析)。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文化部及文联下属的十几个协会，说他们都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建国后除了进行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个别批判以外，没有系统地进行文艺革命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在京剧革命方面，地方比中央搞得好。这是因为从古到今的发明，都是地方，而不是中央搞起来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人民的缘故。既然这样，那就让地方攻中央。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与后来毛泽东说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一脉相承的。[157]
这个时候，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文艺界的发展动态，阅读这方面的材料，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指示和发表谈话，指导着文艺革命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七至八月，毛泽东阅江青送阅的《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检查工作简报》，共五期。这五期简报是：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印发的第九号《关于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电影的情况和问题》;八月五日印发的第十八号《音乐界盲目崇拜西洋的一些情况》;八月七日印发的第二十一号《文联一部分负责干部吹捧阳翰笙及相互吹捧的情况》;八月十日印发的第二十五号《音协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问题》和第二十六号《阳翰笙同志宣扬三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情况》。[158]
针对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表示要进行文艺革命，让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真正将延安时期确立的党的文艺方针落到实处。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江华、叶飞、刘培善、贾久民、伍洪祥、方志纯、唐亮、谭启龙、魏文伯、陈丕显、陈光、李葆华和陈伯达等参加。在谈到文艺工作时，他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没有演戏的、画画的，医生也很少。成分还是要看的，但不要唯成分论，看表现，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背叛地主、资产阶级就可以了。[159]
毛泽东实际上是带着自责的心理来谈这个话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文艺方针，但是此后二十多年却没有系统地抓文艺战线上的工作，文艺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现象不仅仍然大量存在，而且还占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成分问题上，是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看出身，但重在表现。这是辩证地分析成分问题上的典范。
毛泽东提倡京剧革命，主张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作为京剧革命的样板，然后再传唱下去，在不断修改中逐渐变成经典剧目。
六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陈丕显、江青参加。谈到京剧改革时，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还是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红灯记》、《沙家浜》都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160]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南京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谈话。在谈到戏剧问题时，毛泽东说：旧戏已没有观众了，现在的青年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感兴趣，跟他们距离远了。只有我们这些懂点历史知识的人还看得懂，但是群众不要看旧戏，我们也只好和群众一起不看了，来个一刀两断。[161]
旧戏已经没有观众了，现在的青年也不感兴趣。戏剧就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跳动着时代的脉博，做到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看，戏剧艺术才会有生命力。这就要进行戏剧革命。
毛泽东不仅发表了关于京剧革命的重要谈话，而且在看了京剧现代戏以后，还身体力行地对京剧现代戏的主题、情节、唱词提出修改的建议。比如，毛泽东提议将京剧《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这样就使在原剧中作为配角的郭建光变为主角，阿庆嫂退居到配角地位，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题。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后，毛泽东也提出了“加强正面人物的唱，削弱反面人物”的建议。[162]
毛泽东还对若干唱词提出了修改意见。和江青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还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163]
杨子荣“迎来春天换人间”的唱词，就是后来毛泽东在观看《智取威虎山》时，提议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的。有人曾经评论说，这一改动确实使整个唱词“面目一新，涵意更深，辞采更美，音调更加谐调，意境得到了升华……具有丰富的思想容量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这是锤炼语言的一个光辉的范例，值得我们好好学习。”[164]
毛泽东是革命领袖和统帅，又是诗词大家。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历史功底深厚，斗争经验丰富。经他修改过的唱词，不仅具有深邃的思想性，而且还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语言精练，气魄宏伟，再配以优美的唱腔设计，演员的精湛表演，就在舞台上塑造出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展现出他们前无古人的硕硕风采。这是剧作家及导演们所难以企及的。因而演员们的感受是真实的。
毛泽东还通过观看京剧现代戏演出的方式来表示对京剧现代戏的支持，这大大鼓舞了广大演职人员进行京剧革命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了京剧革命的发展。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结束后，同剧本作者、话剧团团长和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陈叔通、程潜、李四光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现代剧《朝阳沟》。这出戏表现青年学生到山区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农业建设。
六月十九日晚上，毛泽东观看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南海长城》，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彭真、贺龙、杨成武、刘志坚等。
六月二十五日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彭真、聂荣臻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演出的大型革命历史舞剧《义静烈火》。
七月二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演出的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陆定一、罗瑞卿等。
七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康生等。
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毛泽东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彭真、谭震林、康生。
八月十日晚上，毛泽东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邓小平、李富春、柯庆施、乌兰夫、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等。
八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淄博、青岛市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红嫂》，一同观看演出的有朱德、康生、薄一波、乌兰夫、杨尚昆等。
十月八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柯庆施、康生、罗瑞卿观看中央歌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十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一团演出的歌剧《江姐》，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16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了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京剧舞台上不是工农兵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居于统治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进行京剧革命，让近现代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占领京剧舞台。因而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要进行京剧革命，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对革命现代戏进行修改，并通过多次观看革命现代戏来支持京剧革命的发展，使京剧革命不仅能够开出绚烂之花，而且成为整个戏剧革命乃至于文艺革命的突破口。
(2)周恩来力推京剧革命。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支持文艺革命的。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曾经多次观看革命现代戏的演出，并提出修改意见，使革命现代戏不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为文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时候，周恩来先后看了评剧《夺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杜鹃山》、《年轻的鹰》、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山村姐妹》、粤剧《山乡风云》、舞剧《白毛女》等一大批革命现代戏，曾经多次召开编导及演员座谈会，和这样文艺工作者一起来讨论革命现代戏的创作，对革命现代戏的演出和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交谈中，周恩来体察入微，有时还就剧本的主题、导演处理、人物台词、演员表演以至音响和道具等具体的问题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地交换意见。他提出戏剧艺术的综合性问题，批评“分散主义、各搞一套”的做法，希望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各显身手，而且还要搞好协作，创作出好的革命现代戏。
他认为文艺作品的主流，还是要写工农兵，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喜怒哀乐。要创造出好的文艺作品，就要深入生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计划地深入农村，深入工矿，深入工农兵的生活，要下去蹲点，只有这样，才能写得生动、深入。否则的话，总有些隔靴搔痒。对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帮助，使它逐步地丰富起来。
他强调出国文工团要懂得政治，演出的节目要健康，合乎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我们的时代性、人民性、革命性。要讨论出国的生活问题，不要向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看齐，不能迁就西方的庸俗气息。[166]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在中宣部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和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联合报告会上，作了《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告。这个报告鲜明地反映出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坚决推进文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文艺的决心和信心。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基本要求：(一)站稳革命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二)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站在人民当中，看得更远、更广、更深、更大;(三)通过学习、实践、竞赛和斗争，来不断地改造自己;(四)在惊涛骇浪中考验自己;(五)长期奋斗，至死不已。
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时，提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薄古厚今;文艺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报告还论述了创作和表演上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化与大众性以及无产阶级文艺风格等问题。[167]
当时的京剧革命在文艺革命中占有重要位置，因而周恩来非常关心京剧革命问题，和文化部领导人及京剧表演艺术家交换意见，谋划京剧革命大计。
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周恩来听取有关文艺工作的汇报后，接见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团的演员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十九人，就戏曲改革问题交换了意见。他提出戏剧改革要整理、修改老剧本、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移植唱腔、武功和创作新的剧本相结合，京剧还是首先解决历史戏，演当代的戏还要放在第二步。[168]
从中看到，周恩来提出了京剧革命的方式和步骤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他提出了先解决历史戏，演当代的戏要放在第二步，这与毛泽东提出的要解决戏剧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问题，让工农兵占领戏剧舞台，还是有距离的。
当然，周恩来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下面这个谈话就反映了这种变化。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约齐燕铭、夏衍、林默涵等人就京剧团出国和音乐舞蹈发展等问题谈话。他在谈话中提出，中国艺术节目要求思想性、艺术性都好。京剧出国剧目不要局限在武打戏和恋爱戏上。这次要多搞新的，要表现新中国的气魄，要严格要求。在谈到音乐舞蹈的现代化和民族化问题时说，音乐舞蹈的内容应该现代化，形式应该民族化，而民族化又必须寄托在大众化上面。对民族的东西要批判地接受，要推陈出新。民族形式必须与现代的、人民的内容结合起来。[169]
周恩来的认识的变化更鲜明地体现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座谈会的讲话上。
他在座谈会上讲“戏剧革命”、“对立统一”、“人的革命”、“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时说：要搞戏的革命，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但是重点在普及，要多注意从普及中提高;要多强调思想性，然后来提高艺术性;要强调生活实践，深入生活，生活到工农兵中去，然后来提高艺术实践;人的改造、人的革命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这个，改革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所以我强调要过“五关”。我常讲，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的，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的。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170]
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戏剧革命的关键是人的思想改造问题。人只有经过不断地思想改造，才能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只有深入生活实践，到工农兵中去，才能改造自己，获得生动的素材，创作出社会主义文艺的精品来。这表明周恩来对京剧革命的认识更为深化了。
周恩来对革命现代戏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比如，京剧《红灯记》排练时，周恩来经常过来看一看，发表一些意见，建议将原来剧中的‘东清铁路大罢工’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
在剧中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后来回忆道：“对我演李铁梅，总理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记得我排《红灯记》时，总理没少批评我。我是学花旦的，出场讲究要喜兴，一出场一撩台帘都面带笑容、眼睛发亮，我一开始演李铁梅时也这样，总理批评我了，说：‘长瑜呀，你怎么那么高兴呢?笑眯眯的，这可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呀，宪兵和狗腿子到处搜查，闹得人心惶惶，谁还顾得上买东西?你好高兴就跑出来了。’还有，我有时演着演着就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总理在旁边又说：‘你这个李铁梅，摇什么头呀!’总理批评我，我觉得挺紧张的。但我认真对待，一遍一遍地琢磨，如何来改掉自己的毛病。特别记得他出国访问后，还没顾得上休息，就立即赶来看我的戏，看后说：‘好!毛病改了，进步了。’听了这话，我真觉得特别安慰，很受鼓舞。”[171]
由此看来，不论是从周恩来观看革命现代戏，还是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或者是进行谈话和作报告，乃至于对革命现代戏提出修改的建议，都表明周恩来是坚持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支持革命现代戏演出的。
周恩来不仅大力支持江青搞京剧革命，还将文艺革命的优秀成果定名为——“样板戏”。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样板戏”的影响，周恩来又决定组建“样板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将文艺革命不断地推向深入。[172]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关注着中国芭蕾舞的演出和改革。
芭蕾舞是西方的舞蹈艺术，周恩来关心中国芭蕾舞的演出，提出芭蕾舞的民族化问题。他认为鉴于芭蕾舞艺术是外来艺术，一开始就完全民族化可能比较困难，可不可以先编个巴黎公社、或者十月革命题材的，然后再编排中国民族的芭蕾舞剧。[173]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周恩来两次观看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散场后，与学校领导和部分创作人员座谈，表示不同意现在用芭蕾舞来表现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对芭蕾舞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很好地掌握芭蕾艺术，在掌握的基础上突破以表现爱情的独舞、双人舞的框框。可以创作一些表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作品，给芭蕾舞以新的内容。要用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解决芭蕾舞的民族化问题。[174]
事后，周恩来又多次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谈及这个问题，并委托他抓一抓这件事。十二月，林默涵组织了专门讨论编演芭蕾舞现代戏的座谈会。
会上，林默涵在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后，提出自己的设想：“我看外国的生活我们也不熟悉，是不是再大胆一点，上来就搞一个中国题材的。”讨论中，李承祥、王希贤提议说：“我们几个编导正在考虑改编《红色娘子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构想。”在林默涵主持下，当时与会人员一致赞同，决定把《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
一九六四年九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进入彩排。周恩来看了该剧的第三场彩排后走上舞台，头一句话就说：“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想，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是否先编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华观看了该剧后，这位生活在欧洲芭蕾中心的苏联政治家也赞不绝口：“好!我们还没有你们大胆呢!”[175]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又观看了上海舞蹈学院的师生改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他称赞《白毛女》舞剧是一个成功的戏，有创造性，戏的基础好。要好好加工提高。鼓励大家要勇于创造。[176]
从周恩来关心中国芭蕾舞发展的史实中可以看到，为慎重计，他开始提出中国芭蕾舞的发展分两步走，先掌握芭蕾舞艺术，编排外国革命题材，而后再编排中国民族题材，反映中国革命的斗争生活。但是中国芭蕾舞的编导们却将两步走并为一步走，直接创作编排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展现了中国芭蕾舞艺术工作者的信心和创新精神。从周恩来检讨式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对中国芭蕾舞艺术工作者的赞赏和鼓励，也反映了周恩来对中国芭蕾舞发展的憧憬和希望。
在谈到文艺革命的时候，就不能不讲到周恩来倡议搞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如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搬上文艺舞台乃至于摄制成影片，通过音乐舞蹈的形式，以史诗的场景艺术地再现出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程，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周恩来多年以来的心愿。那么，周恩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决定要编排这样一部音乐舞蹈史诗的呢?
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在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归国汇报演出时，就有一个想法，搞一台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大歌舞，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表现出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中旬，周恩来应陈毅邀请在上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感到“很动心”。这进一步萌发了他的这一设想，通过大歌舞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庆祝建国十五周年。
回到北京后，他立即请主管文学艺术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音乐等部门进行研究。他要求这台歌舞从党的诞生讲起，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以艺术的形式反映出来，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生动教材。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组织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研究，七月二十四日，周扬对大歌舞的总体设想、规模、艺术表现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向周恩来写出报告。周恩来认真审阅和修改了这份报告，同意这台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说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177]
从九月中旬至二十七日，周恩来多次审查并约有关人员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亲自确定史诗的主题和重要情节，并审改朗诵词。他说，《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178]
从中看到，在《东方红》的创作过程中，从总体构想到具体内容，从每一句歌词到每一段解说，都浸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由于时间太紧，创作人员经常工作到深夜，周恩来也常常陪伴他们到深夜。当年歌舞文学组的组长乔羽回忆说：“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搞到半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从不耽搁。周总理经常拿着修改好的稿子问我：这个问题查到没有?毛主席著作中是怎么谈的?有时，我说没查到。他就说：我已经查到了，你看这样改行不行?望着他那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真是感动极了。”
《东方红》通过歌舞的形式来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需要创作人员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周恩来常常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他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179]这对于这部史诗性的歌舞作品真实反映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把握创作的正确方向，做到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十月二日有三千多全国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诗人参加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当时的演职人员都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180]周恩来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观看了演出。此后，连续上演十四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毛泽东也在十月六日看了演出。许多参与这次工作的文艺工作者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歌舞，“没有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很难完成的。”陈毅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总是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181]
周恩来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肯定这次演出是成功的，要求在表演中突出表现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船舵，纠正了方向，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一场演得不突出，一定要摆上，使它更突出。我们党是在漫长曲折而又复杂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你们经过学习，从中得到一种精神，在表演中要把这种精神表现出来。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上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派。[182]
而后，周恩来约文艺界有关人士谈话，倡议把大型音乐歌舞《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成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要贯穿毛泽东思想，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他提出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走群众路线。在电影《东方红》拍摄完毕后，周恩来又审看了全部样片，提出要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一九六五年国庆节上影。[183]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上演及摄制成影片是周恩来倡议的。他指导了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编排，使得这部史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恢弘的气势艺术地再现了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中盛开的奇葩，也是鼓舞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周恩来是积极支持文艺革命的。虽然在革命现代戏和芭蕾舞剧的民族化方面他一度比较谨慎，透露出若干保守的色彩，但是他在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在看了革命现代戏和芭蕾舞剧的民族化革命成果后，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迅速地改变了认识，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和芭蕾舞剧的排练。他倡导编排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重要成果。这些事实生动地说明，周恩来不仅积极参加文艺革命，还对文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3)江青指导京剧革命。
前文我们已经介绍了江青参与京剧革命的情况，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江青所进行的京剧革命。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进行的京剧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出发，为了让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在江青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江青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创作出来的革命现代京剧，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讨论和反复修改，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严格把关，逐步形成了革命现代戏的经典剧目，为京剧革命奠定了基础。
那么，江青为什么要进行京剧革命呢?
江青在讲话中曾经对此作过一个详细的说明。她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进行京剧革命的。
江青说：“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184]
毛泽东在讲话中主要阐述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他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要创作出反映时代潮流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深入生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然后才有可能写出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江青认真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领会了讲话的精神，就以此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发展状况。
江青是如何发现当时中国文艺存在的问题的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江青曾经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发现了文艺舞台上存在的严重问题。[185]
这些问题引发了江青对文艺革命问题的思考，后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自己的这一认识过程。
江青说：“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86]
江青进一步发问：“试问：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古典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们和朋友们，会认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只是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再加上过去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制造了种种理由，反对革命，破坏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难情绪。有一小撮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破坏革命，反对改革。京剧改革，芭蕾舞剧的改革，交响音乐的改革，就是这样冲破重重困难和阻挠搞起来的。”[187]
江青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后来她又说道：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啦!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188]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在她身体生病的时候，医生是为了使她早日恢复健康，才建议她参加一些文化生活的。这个时候，江青在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以后，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当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领域，没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舞台演出的主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不是工农兵统治着文艺舞台，创造近现代历史的工农兵群众没有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角而仍然是跑龙套。这些现象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经过深入的思考，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中认识到，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如果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到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江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投身于京剧革命的，京剧革命也是在冲破了重重的阻碍以后才逐步得到发展的。
由此看来，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为了使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江青深入到文艺革命的实践中，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立足革命斗争和建设的现实生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道路，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学艺术而奋斗。作为旗手的江青，走在了文艺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有人诋毁江青，说她是三、四流的演员，还有人说她在进行京剧革命的时候“瞎指挥”，甚至还说她窃取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胜利果实，这对不对呢?
当然是不对的。当年在江青指导下参加过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本创作的汪曾祺，后来在回忆中多次反驳了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个问题的本来面目昭示于天下。他说：“我历来反对一种说法：‘样板戏’是群众创作的，江青只是剽窃了群众创作成果。这样说不是实事求是的。”
“有这么一种说法：‘样板戏’跟江青没有什么关系，江青没有做什么，‘样板戏’都是别人搞出来的，江青只是‘剽窃’了大家(‘样板团’的全体成员)的劳动成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不符合事实。江青诚然没有亲自动手做过什么，但是‘样板戏’确实是她‘抓’出来的。”
“江青对‘样板戏’确实花了很多‘心血’的(不管花的是什么样的‘心血’)，说江青对‘样板戏’没有做过什么事，这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汪曾祺认为，不管人们对样板戏如何评价，不能说样板戏与江青无关，江青在样板戏上还是花了心血，下了功夫的，其中的部分经验也是应该吸收，具有借鉴意义的。[189]
在江青被抓捕，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出发，汪曾祺在谈到江青和样板戏的时候表现出淡漠的情绪，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完全否定江青对样板戏的贡献，还对攻击江青“剽窃”样板戏成果的说法予以了批评和反驳。这是难得的。其实，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许多和江青接触过的京剧大家都不否定江青的艺术水平，有的还引以为艺术上的知音。比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就是这样。
程砚秋，以演悲剧驰名于中国京剧界及其他戏剧界。程砚秋的唱腔深沉含蓄，寓刚于柔，珠圆玉润，低回婉转，起伏跌宕。念白如斩钉截铁，切金断玉。水袖功夫尤见其长，发展为千变万化的舞姿。他的著名悲剧有《荒山泪》、《春闰梦》、《女儿心》、《窦娥冤》、《英台抗婚》以及喜剧《锁麟囊》等。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的成员出访苏联和东欧。一九五七年初代表团在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时，一月十九日程砚秋与彭真夫人一起去见江青。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谈了许多戏剧问题。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艺术上江青是一个内行。
这是京剧大家在五十年代后期而非文革中对江青的评价。作为一位在京剧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大师，当然有着自己的风骨和信念，不会拿自己的人格和声誉去谄媚人。他对江青作出这样肯定的评价，是因为他与江就京剧艺术的谈话不仅使他确实感受到江青对京剧艺术的造诣颇深，而且还在谈话中获得启迪，引起了他的共鸣。这是程砚秋的真心话。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公正的。
当然，江青对程砚秋的京剧表演也是极为赞赏，久久难以忘怀，以致于在十一年以后冬天的一个风雪之夜，江青同姚文元及身边工作人员看程砚秋演的影片《荒山泪》时，江青还被程砚秋的表演感动得掉了泪，随着剧情的深入，竟然还哭出了声。
看完电影后，已是深夜，江青不顾姚文元和秘书、护士的反对，执意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江青见到程砚秋夫人时，和她拉着家常，询问着她的生活情况，坦然说道：“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并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为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190]
江青之所以赞赏程砚秋的表演，而且还不顾别人的劝阻，深夜去探访程砚秋的夫人，这不仅是因为程砚秋精湛的表演艺术深深地打动了江青，而且也因为他们是艺术上的知音，在京剧表演及革新方面有着共鸣。
不仅程砚秋生前说江青真懂京戏，就是在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的浩亮，也曾跟戚本禹说过，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们都服她。她确实是个内行。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凡是江青指导过的演员，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191]
这些京剧表演大家对江青的评价，是江青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又一例证。
由此我们认为，江青在京剧上是一个内行，而且还有颇深的造诣，这样一个在京剧艺术方面颇有水平的人，又怎么会去“瞎指挥”呢?至于有人说江青窃取别人的创作成果，就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了。为了将革命现代京剧打造成经典之作，江青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艺术上对革命现代戏严格把关，和文艺工作者一起对革命现代戏反复修改，千锤百炼，使这些作品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完美的艺术性，使传统的京剧艺术焕发出青春，令人耳目一新，产生了京剧革命的初步成果。但是江青既没有在革命现代戏上署名，也没有把这些戏据为己有，而是视为集体创作而成的，这又怎么是掠夺别人的成果呢?
江青对京剧革命付出了辛劳和汗水，在排练的时候严格把关，以求打造出革命现代京剧的经典之作。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江青对革命现代京剧确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就是在剧中演员的选拔上江青也是煞费苦心，比如在京剧《红灯记》中铁梅的遴选上就是这样。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梅兰芳甚至说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戚本禹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腔，不管你的长相是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该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她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192]
后来我们看到，铁梅这个角色最终还是由刘长瑜来饰演的。尽管杜近芳的唱腔很好，并且也主动要求饰演剧中的人物铁梅，但是江青并没有因为自己和杜近芳关系好，就让杜近芳来饰演铁梅，而是从剧情要求出发，最终排除了杜近芳，选中了刘长瑜。从这里可以看到，江青在剧中人物的选择上是铁面无私的。
江青在审看革命现代京剧排练的时候，不论是在剧本的构思，人物的塑造，唱腔的设计，音乐舞美，还是主要正面人物的出台亮相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意见使革命现代京剧不断臻于完善，逐步形成经典之作。
江青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她曾经总结了五十年代出现过的一批京剧现代戏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些戏没有能站住，主要是因为质量不够，不能和传统戏抗衡。她把这种思想发展成“十年磨一戏”。后来汪曾祺在谈到江青的这种执着精神时还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江青的这个总结是对的。戏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是搞不出好戏的。公平地说，“磨戏”思想是有其正确的一面的。
江青不仅这样说，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为剧组做出示范。她抓得很全面，很具体，很彻底。从剧本选题、分场、推敲唱词、表导演、舞台艺术、服装，直至铁梅衣服上的补丁、沙奶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违拗。北京京剧团曾将她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打印成册，是相当厚的一个本子。汪曾祺还把江青的指示摘录为相当厚的一沓卡片，作为修改剧本的指导。
从中可以看到，样板戏在经过江青修改过的地方往往是妙笔生辉，引人注目，显示出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比如，“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背供”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进矛盾里来，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个人之间的心理活动，舞台调度也可以出点新东西——“智斗”的舞台调度是创造性的。照原剧本那样，阿庆嫂和刁德一斗心眼，胡传奎就只能踱到舞台后面对着湖水抽烟，等于是“挂”起来了。[193]
由此我们看到，在江青的提议下，剧本创作人员就在阿庆嫂和刁德一的对唱中，加入了胡传奎，将三个人物之间的心理活动通过对唱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样不但设置了悬念，在矛盾冲突中使情节显得更为起伏跌宕，促进了剧情的发展，而且通过机智幽默妙趣横生的对唱，进一步深化了人物的性格塑造，使得他们三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经过反复修改的“智斗”唱段，不仅是《沙家浜》的名段，而且还成为样板戏的经典唱段。
再比如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这场戏，起初舞台上的背景是一片莽莽苍苍的白桦林。据舞美设计者胡冠时讲，这是他们一行人到东北的牡丹江深入生活，在杨子荣墓前凭吊时，看到几缕阳光从环抱墓地的桦树林枝叶中漏洒下来，从而萌发创作灵感设计而成的。江青在彩排时看到这个布景设计，感到这个景很压抑，让人看不下去，提议重新进行修改。[194]
经过修改后的这场戏的布景，白雪皑皑，明媚的阳光从挺拔的松树林中倾泄而下，在林深风急，松涛阵阵的音乐效果中，杨子荣跃马扬鞭，气宇轩昂，打虎上山。这不仅昭示着革命斗争的光明前景，又使杨子荣的形象更加伟岸，映衬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前所未有的斗争精神，显示出他们必将战胜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又如，《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出场的亮相也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英雄的首次出场就像一篇文章的开篇之笔，是这出戏成败的重要一环。杨子荣的出场亮相，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也不满意，最后还是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弄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杨子荣的出场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观看排演的观众和专家们的鼓掌喝彩。
类似这样的建议，江青还提了很多。她不仅尽心于京剧革命，而且对芭蕾舞的民族化问题也进行了探索，付出了辛勤和汗水。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后来回忆道：
“对芭蕾舞，江青其实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总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满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脚尖上，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还说，电影表演要看眼神，电影的特写镜头很多是写眼神的，它是用眼神来说话的。”[195]
江青知道革命现代戏的幼苗只有在精心培育下才能够茁壮成长，因而她不仅对革命现代戏的创作与表演悉心调教，而且还对革命现代戏的剧组人员的衣食住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向有关领导部门提议对剧组的伙食给予特殊照顾，当剧组受到冲击的时候，还挺身而出为剧组讲话。[196]这样就为京剧革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
由此可以看出，江青为革命现代戏的发展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为名，不为利，执行毛泽东的文艺革命路线，主动地自觉地投身于文艺革命的洪流中。为了使革命现代戏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她冲破重重阻挠，和有关的领导及编演人员进行研究，有时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使得革命现代戏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中逐步完善，不但以深刻的思想性，而且还以高度的艺术性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使京剧革命取得了重要成果。
那位在排练京剧《红灯记》时和江青吵架的阿甲，在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之际重排《红灯记》公演的时候，曾经诋毁江青，以报复的心态说：“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197]
这就不禁使人感到蹊跷，这到底是江青“剽窃”了他们的创作成果，还是因为他们编排的京剧《红灯记》，在江青的指导和把关下，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精雕细刻，反复锤炼，最终突破了旧时的窠臼，成为千古绝唱了呢?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江青被隔离审查后，在文革被全面否定以后，一九八六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铁梅的刘长瑜一曲“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演唱，仍然引起海内外轰动，乃至于她在演出传统京剧以后，不唱一段《红灯记》就下不了台呢?[198]
此后，在京剧革命上又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和江青主持搞的几个样板戏相匹配的经典之作呢?如果说当时是由于江青的干挠妨碍了阿甲的创作和排练，那么在江青被抓后，阿甲为什么仍然没有排演出和他曾执导的京剧《红灯记》相匹配的革命现代戏呢?难道真的仅仅是阿甲年事已高的原因吗?这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问题。
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艺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江青实际上起到了文艺革命旗手的作用，那么江青为什么会成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呢?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出发，就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文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要进行文艺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艺革命。要进行文艺革命，就需要有人来担任文艺革命的旗手。这样的旗手不仅在政治上能够坚持文艺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还要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这样才能够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取得文艺革命的丰硕成果。江青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精读毛泽东的文艺著作，又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而当她自觉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主动投身于文艺革命的大潮中，成为文艺革命的旗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了。
(4)革命现代京剧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前文我们介绍了革命现代戏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的支持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江青是具体的执行者。我们这样说，并没有否定其他人对革命现代戏所做出的贡献。其实，革命现代戏取得的成果是包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曾经邀请周谷诚、刘大杰两位教授来对剧本《芦荡火种》提出修改意见。其实，许多名人参与了革命现代戏的创作和修改，比如京剧《红灯记》里面的唱词“不许泪水腮边洒”一句，就被郭沫若改为了“不许泪水腮边挂”。[199]
革命现代戏的剧本就是在吸取了许多人的意见后，在边演出边修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里我们就拿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修改作一简要介绍。
在上海文联和部分解放军高级将领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后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编剧汲取了不少好的建议。作家吴强、芦芒、魏金枝等不约而同地指出，剧本应表现出军民鱼水情的关系，拟加强杨子荣、解放军小分队与群众的联系。根据这一建议，编剧增写了第三场杨子荣到深山访问常猎户父女的戏。鉴于全剧无旦角的唱段，音乐色彩不够丰富，又添加了女扮男装的小常宝控诉土匪罪状的唱腔。贺龙看戏后曾提出：“杨子荣不是有匹马吗?京剧里骑马上山会比踏雪上山更好看。”编剧很受启发，在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中，结合传统京剧的以鞭代马的身段表演，添写了“马舞”。之后，又为突出小分队群像，重新设计了“行军”、“滑雪”等舞蹈和最后的“开打”。[200]
革命现代戏的创作和修改，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智慧、勤劳和汗水的结晶，这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创作和修改上显示出来。
京剧《智取威虎山》就是在反复修改后产生的精品。为了搞好该剧的修改工作，上海市委在创作上充实了力量，专门成立直属上海市委领导的戏改小组，由章力挥、陶雄、刘梦德、丁国容、高义龙组成的编剧组负责修改剧本，李仲林、关尔佳任导演，调来了刘如曾、黄钧，会同琴师陈立中、高一鸣、黎秋觉和演员王正屏、童祥苓搞音乐设计，借调胡冠时负责舞美设计，整个创作组由章力挥负责。[201]
剧本第三稿修改提纲初定后，创作进入了唱腔设计阶段，创作组决定首改第四场“定计”中少剑波的唱腔。当时正值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去上海演出，为了汲取经验，张春桥特地拿着刘梦德撰写的“朔风吹”唱词，前去《沙家浜》剧组驻地，请琴师李慕良谱曲。两三天后，张春桥又把李慕良接到上海京剧院，由他指导沈金波试唱，并将这个唱段确定保留了下来。接着，音乐唱腔设计工作全面铺开了。一九六五年十月，由于江青对杨子荣的几段重点成套唱腔一直不满意，创作组又从上海儿童艺术剧院调来女作曲家沈利群协同攻关。沈利群不仅对“定计”一场中“共产党员”及第八场“计送情报”里“胸有朝阳”等杨子荣的唱段音乐做了精心设计，而且对剧中小常宝等人物的唱段也做了修改。直到一九六六年初，这些唱腔又经于会泳多次润色修改，特别是“胸有朝阳”末尾通过他画龙点睛自然地缀连到了《东方红》曲调以后，全剧的音乐设计方始获得江青的通过。[202]
反映上海码头工人生活的京剧《海港》也是这样。该剧是一九六四年初江青在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以后，向上海提议改编成京剧的。为了改编好这出戏，光编剧就换了好几茬儿，剧名也先后由《海港的早晨》改为《码头风雷》，又改为《铁肩谱》，最后才定名为《海港》，饰演女主角的演员也由童芷苓换成蔡瑶珗，最后才确定为李丽芳。编演人员曾经冒着酷暑，深入码头去体验生活。由于戏还不成熟，江青和张春桥没有同意京剧《海港》参加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北京举行的革命现代戏汇演。后来在江青的指导和张春桥具体负责下，几次将改编的剧本推倒重来，集思广益，反复修改，终于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获得了张春桥的首肯。江青在审看了这出戏的彩排后，虽然提出了三十八条修改意见，但也表示对这出戏基本上是满意的。[203]
以上引用的资料只不过是革命现代戏创作和修改过程中的沧海一粟，从中可以看到革命现代戏的经典之作是在经过反复打磨后形成的，这里凝结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是包括他们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然，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将革命现代戏打造成经典之作，决不是偶然的。他们能够创作和演出这样的上乘之作，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深入生活，艺术采风，践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包括编剧、导演、演员、舞美、音乐等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站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边，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将他们搬上文艺舞台，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人。为了演好工农兵群众，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到工厂、农村、连队去体验生活，和工人一起做工，和农民一起劳动，和士兵一起出操训练，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和他们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
为了塑造一个人物，为了一个唱腔设计，为了情节的真实，艺术形象的逼真，使剧中的人物，举手投足，言词表情，更切近生活，他们不论是在剧本的创作还是表演上，总是以饱满的激情，反复琢磨，集思广益，在排练中修改，在修改中提高，以求将革命现代戏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打造成经典。这样就不仅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还为在舞台上塑造好工农兵的形象，提高革命现代戏的艺术水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文艺工作者要加强政治学习，这也是搞好革命现代戏的重要前提。通过政治学习，从思想上切实认识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怎么为的问题，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洞悉演出革命现代戏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增强演出革命现代戏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是革命现代戏能否演出的重要政治保证。
由此看来，革命现代戏的创作、改编与演出不是几个人努力的成果，而是包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剧本的创作，导演的执导，唱腔的设计，布景的制作，舞美的策划，演员的表演，不仅专门负责，而且互相支持，群策群力，搞好协作，共同攻关。这样形成的革命现代剧就不仅通过艺术的方式将时代的主人公——工农兵的实际生活反映了出来，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而且还通过人物的塑造，展现了无产阶级的新型道德伦理关系，成为引领人们革新价值观念的风向标，开辟了艺术表演的新境界。
(5)京剧革命的初步成果。
鉴于当时的戏剧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表演程式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舞台，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工农兵占领戏剧舞台，就要开展戏剧革命。京剧是中国古代戏剧艺术发展的高峰，是戏剧艺术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国粹，在戏剧革命中难度最大。这样一旦搞好了京剧革命，其他剧种的戏剧革命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戏剧革命就先从京剧革命开始。
京剧革命不仅表现在题材和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表演程式等诸方面上。题材、内容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表演程式的变化。比如现代人不再穿长袍了，作为传统表演技法的甩袖自然也就消失了。这种题材、内容和表演程式等方面的革新不会一蹴而就地出现，而是要经过几代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探索，在反复实践和修改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形成，只有这样经过反复打磨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艺术经典。
京剧革命就是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为素材，通过人物的塑造，唱腔的改进，言词的雕琢，舞美的设计，布景的衬托，将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气吞山河的壮举搬上京剧舞台，展现他们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将他们的精神风貌在舞台上艺术地表现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对京剧的观赏，不仅从情感上受到极大的感染，进行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动力，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的塑造，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创造重要条件。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恩来、江青的具体负责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京剧革命稳步推进，已经取得了一批初步成果：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京剧《杜鹃山》、《红色娘子军》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和交响乐《沙家浜》，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和芭蕾舞剧《白毛女》，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京剧《奇袭白虎团》，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京剧《海港》、《龙江颂》，……。
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塑造了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严伟才、洪常青、柯湘、方海珍、江水英等一系列革命英雄人物。这是工农兵群众的艺术造型，是无产阶级文艺史上的光辉典范。他们大义凛然，雄风万里，蔑视困难，所向披靡，眉宇间透射出堂堂正气，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练达和自信，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情壮志，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如果不是站在工农兵群众的立场上，没有对工农兵群众的深情厚意，没有深入生活的历练和感悟，是难以塑造出这样的英雄形象的。
这些作品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工农大众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斗争的宏伟史诗，反映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这些作品雄辩地说明，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污辱被歧视的工农大众，一旦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组织起来，投身到革命斗争的生活中，就会形成改天换地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翻身当家作了主人。这又一次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204]因而将工农兵群众搬上京剧舞台，将他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艺术地表现出来，就会成为鼓舞工农兵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力量。
当然，这些艺术成就的取得还是初步的。江青强调“十年磨一戏”，对革命现代戏精益求精，这些艺术作品就是在反复修改中才逐渐形成的，是在千锤百炼中逐步打造成经典之作的。这些艺术经典的出现，是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集思广益的结果，是广大文艺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些革命现代戏演出后，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京剧《红灯记》演出后的反映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一九六五年二月春节以后，中国京剧院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南下到广州、深圳演出《红灯记》。演出的反响相当强烈。
在深圳演出时，许多香港居民都跑过罗湖桥去看戏。演出过程中掌声不断，每当李玉和唱到“新中国似朝阳光照人间……”时，观众们就激动地眼含热泪喊口号、鼓掌，挚爱之情炽烈，在内地都少见。在演出结束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些香港人感叹道：“说实话，对《红灯记》，我们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来的。这一看之下我们服了，它是现代戏，又是京剧……”
在广州的演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痛说家史”、“刑场斗争”，使无数观众热泪盈眶。之后，《红灯记》在上海连演40天，场场爆满，售票处前排成大长队。粤、沪两地许多观众热情地给剧组去信，谈自己看戏的感想，还有一些人常常等在剧组下塌的旅馆，就为了寻机向演员表达一下看戏的体会。在上海，一位钢铁工人见到高玉倩说：“你是李奶奶吧?谢谢你!演得太好了，我们很受教育，回去一定多炼几炉钢。”[205]
不仅京剧革命是如此，就是芭蕾舞的民族化、革命化进程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九日首次到广东宝安县深圳公演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受到来自香港的七千多观众的热烈赞扬。此次香港观众热烈要求到深圳看戏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人头一天下午五时起排队，露宿一夜等待买票。香港工人组织要求包一场《红色娘子军》让工人观看，有些工人宁愿少领一天的工资，甚至可能被开除，也要来看戏。更出人意料的是，香港观众对《红色娘子军》的赞赏远远超过《天鹅湖》，不论观众之间的交谈或是座谈会上的发言，大家对芭蕾舞剧进行的改革都一致加以肯定，认为它不但继承了古典的传统技巧，而且丰富了芭蕾舞的内容、技巧和表演方法。《红色娘子军》原定演出四场，后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增演了两场，每场演出，观众的热烈的情绪和场面在内地也是少有的。《天鹅湖》则比原定演出三场减少了一场。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看了介绍演出状况的材料后，作出批示：“送刘、周、邓、彭阅。”“人们要革命。”(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引者注)[206]
芭蕾舞是西方艺术，我们要进行文艺革命，就要实现芭蕾舞的民族化、革命化，编排出反映中国革命斗争的民族芭蕾舞剧。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是成功的，这是芭蕾舞民族化、革命化取得的初步成果。
港英当局管制下的香港工人和市民，对京剧《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表现出这样的激情，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他们的爱国精神使然，更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宣扬的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精神不仅反映出了他们的心声，使他们在心灵上产生了共鸣，同时又以较高的艺术水平演示出来，让他们获得了艺术的熏陶，得到了美的享受的缘故。
在文艺革命上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当时，不过是形成了几个样板戏而已。但是“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207]是文艺革命中出现的代表作。社会主义文艺并非仅限于这几个样板戏，而是要通过对样板戏的普及与推广，不论是在剧本的编写、人物的塑造、唱腔的设计、程式的革新等诸方面，为文艺革命开辟出一条新路。把这几个样板戏作为文艺革命的种子，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争艳的春天。
当时江青希望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以点带面，推动全国文艺革命的发展。[208]岂料在中宣部和北京却遇到了阻挠和抵制，京剧革命是在冲破了重重阻力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的。这些成果是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谈话和讲话为导向，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在江青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努力取得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艺术欣赏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提出了进行文艺革命的任务。在文艺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江青是执行者。从文艺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江青以旗手的飒爽英姿走在了文艺革命的最前列。
6、围绕京剧革命进行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毛泽东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在发现文艺舞台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后，对文艺革命发表了谈话和讲话，作出了一系列指示。这就是进行京剧革命的背景。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在进行京剧革命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人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地方主管意识形态的部分领导人及与其相关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展开。从中看到，京剧革命是在排除了重重阻力以后才取得了初步成果的。
毋庸讳言，双方在革命现代戏演出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努力。在演革命现代戏方面双方都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当时并非是一方要演革命现代戏，一方极力反对这么做。从双方斗争的历程来看，他们表面上都表示要进行京剧革命，演革命现代戏，并对此做了不少工作，还没有任何一方明确反对进行京剧革命。如果仅仅从这方面来观察，一时还真是难以将他们区分开来。但是通过对双方斗争的整个历程进行深入分析以后，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在京剧革命的理解、认识和执行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这种分歧和争论之一，表现在对当时文艺舞台存在的问题的认识的不同上。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不是工农兵统治着文艺舞台，革命现代戏并没有在文艺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而中央及地方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些负责人却对此麻木不仁，昏昏沉沉，即使在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的情况下，也仍然是无动于衷，敷衍塞责。这表明当时双方在中国文艺状况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这种分歧和争论之二，表现在是否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性思考中来认识文艺革命开展的必要性。这就要运用唯物史观，以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深入思考中，来认识到开展文艺革命的必要性。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属于旧的意识形态，是旧的上层建筑的遗留，如果不进行文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文艺，使意识形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那么就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是双方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由于是运用辩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分析文艺对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造成的。
这种分歧和争论之三，表现在打造什么样的艺术经典上。应该说，在打造艺术经典问题上双方是没有疑义的，这里的分歧和争论主要表现在究竟是打造什么样的艺术经典。在题材和内容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怎样使京剧既保留京腔京韵，又能够与时俱进，进行艺术创新，打造成政治和艺术高度统一的经典之作的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不少分歧和争论。江青与文化部、北京市委负责人及阿甲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
由些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当时文艺舞台存在的问题的认识的不同上;是不是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性思考中去认识文艺革命开展的必要性上;打造什么样的艺术经典上。从这些分歧和争论中可以看到，这里面既有认识上的因素，也是立场使然。不过，立场上的分歧要通过综合考察才能显示出来。
既然这样，这种分歧和争论到底主要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还是认识上的分歧导致的呢?
我们认为主要还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试想，如果立场一致，在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上相同，那么即使认识上存在分歧，也不难取得一致意见。如果立场不同，在认识上也就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了。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立场一致的话，就不会对文艺舞台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无动于衷，也不会置文艺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视而不见了。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计啊!
正是因为双方存在着立场上的差异，因而才在文艺舞台存在的严重问题上表现出不同态度，以及在这些问题产生的影响上出现分歧，又派生出对打造什么样的经典之作问题上的争论。这是由于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只有搞出德艺双馨的经典之作，才能站住脚，获得认可，传唱下来，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取代旧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京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反映出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站在工农兵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的问题，实质上是要不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六、围绕史学革命进行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学领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下，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势在必行了。这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与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进行坚决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占领史学研究阵地。史学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文革前夕，在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激烈的斗争。一次是在评论《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展开的斗争，另一次是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史学革命是在扫除了这两次斗争中的障碍以后才得到发展的。那么，这两次斗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斗争的具体过程又如何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启示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在评论《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展开的斗争。
太平天国后期的著名青年将领——忠王李秀成，在天京失陷后突围中被俘，在囚牢里写下了《李秀成自述》。他在自述中提出防鬼反为先，希望利用自己的声望，招降仍在各地抵抗的太平军。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态到底是真降还是假降?他到底是农民革命的英雄还是已经变节?应该如何看待李秀成在自述中写下的话?斗争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1) 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写作背景。
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牢里写下了《李秀成自述》。他在自述中表示自己当时是稀里糊涂地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而且早已产生动摇之意。他还向曾国藩提出要利用他的声望来招降仍在抵抗的太平军，实现天下大安。
对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立场，表达的观点，以罗尔纲为代表的一些史学研究者认为，虽然李秀成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也确实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李秀成的真实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209]
在《李秀成自述》问题的研究上，罗尔纲等人的观点获得了史学界主流的认同和支持，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这种观点引起了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的干部戚本禹的质疑和不满，于是他将自己对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写成文章，与罗尔纲等人进行商榷，以便通过辩论，使人们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认识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
当时，戚本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的呢?
一九六二年底，在戚本禹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内部通讯——《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从毛泽东的阅读书目里，知道毛泽东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就把这方面的书也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在吕集义的书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笼里亲笔写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书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后来被曾国藩家里的人带去了台湾。这些照片是曾国藩的家人在逃去台湾之前拍下来的。此外，戚本禹还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阅读。在当时，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三个人可以说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权威的人物了。他们对《李秀成自述》写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述。其中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泽东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戚本禹看了罗尔纲的书之后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在书中是把李秀成当作农民起义的了不起的英雄来歌颂的，而把他向曾国藩写的“自述”说成是曲线救“国”，说他是像三国姜维一样向敌人“伪降”。
戚本禹在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就断定这个人已经投降变节了。他认为，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能假投降吗?你这么做，那么多的部下不都是跟着一起投降了吗?那还有什么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区别呢。况且李秀成还在他的“自述”里面向曾国藩献计，请求曾国藩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还在抵抗的作战部队。而且他所献上的那些计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罗尔纲他们却要那么曲加解说呢?这就不能不使戚本禹陡生疑问了。[210]
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戚本禹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一九六三年春节期间，戚本禹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文章写出来了以后，戚本禹是打算向《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的，因为这个杂志当时是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刊物。在投稿前，他也想和秘书室的同志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田家英在中央办公厅担任副主任，又是戚本禹的领导，在“八司马事件”中还为他说过话，对历史也有兴趣，是个有才华的人，于是戚本禹就把文章拿去给田家英看了。田家英说，他也没有时间仔细地看，就让戚本禹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他说了一下。田家英听了之后没有反对，说写得挺好。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既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在田家英指导下撰写的，更不是在毛泽东、江青授意下草就的，而完全是他自发写成的。至于有人把他的这篇文章，和文革运动中抓“叛徒集团”联系在一起。虽然后来从客观效果上来说，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就他当时所处地位和认识来讲，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的。他写这篇文章的动因，只是联系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列宁、斯大林开创的革命事业的背叛。而他对叛变革命的行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这是他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背景。
文章寄出之后，戚本禹就随中央办公厅的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冀东搞社教工作了。由于他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乡村，也看不到报纸，因而并不了解文章的发表情况。后来有一次他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新出版的《历史研究》目录，才知道他的文章已经在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211]
由此我们看到，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并非授命之作，而是他自发写成的。他在阅读了《李秀成自述》及太平天国的大量史料后，发现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人在《李秀成自述》上的主要观点并非是从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对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人物命运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主观臆想的产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戚本禹才运用唯物史观，立足于国际反修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李秀成自述》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出其中的本质特征。这篇文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就的。
那么，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2)《评李秀成自述》的内容概要。
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阐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戚文的主要观点是，虽然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却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因而这个自述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写的“革命文献”，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而已。
这篇文章共分七个部分，即：(一)矛盾的历史现象;(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遮盖不住;(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四)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五)关于“防鬼反为先”;(六)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七)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在第一部分“矛盾的历史现象”中，戚文列举了史学界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不同看法以后，特别指出以罗尔纲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虽然李秀成在自述中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向敌人进行投降，但那是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统治者。接着陈列了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人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并指出这些观点也在其他近代史学者的著作中出现过。
在第二部分“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中，戚文列举了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的事迹，肯定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认为对李秀成的这些功绩应该予以充分估价，不能抹杀。文章通过对《李秀成自述》的供词及相关史料的分析，着重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美化敌人、丑化自己、诋毁天王、向敌人表“功”这几个方面，从他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言辞中，说明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是否定不了的。从而得出结论，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写的“革命文献”，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在第三部分“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中，戚文认为，《李秀成自述》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是“假投降”，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这里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基本原理，认为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只能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就要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文章重点分析了“招降十要”，从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对幼主的态度、为镇压北方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这几个方面，说明李秀成要利用自己天朝统帅的威信来进行招降活动，将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这些彻底背叛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这样就从招降实践的结果中否定了“假投降”的观点。
至于有人说李秀成的招降是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戚文阐明这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这是因为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而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至于有人说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戚文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的材料里找不到这种根据。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并不认为这是“伪降”，他们之所以杀害李秀成，是因为他们担心李秀成投降后，如果进京揭露出当年他们的丑事，进而危及到他们的自身前途时才这样做的。
在第四部分“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中，针对吕集义说的李秀成在自述中“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这主要表现在自述中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上。
戚文认为，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因而单纯从这些用语上难以做出李秀成还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的判断。况且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因而戚文认为，如果舍去了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在第五部分“防鬼反为先”中，有人把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当作他并非真投降的证据，当然“防鬼反为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戚文认为，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动派作招降工作，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十余年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在战场上和外国侵略者斗争过，但是斗争的结果却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妥协、投降、割地、赔款，一个是英勇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戚文指出，清朝统治者虽然和外国侵略者有矛盾，但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在第六部分“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中，针对有人用“历史局限性”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辩护，戚文认为，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是由于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那么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文章接着拿和李秀成同时期的陈玉成、洪仁玕、赖文光这三位农民革命将领英勇就义的事迹同李秀成的屈膝媚敌来进行对比，进一步说明在李秀成投降的问题上又怎能用“历史局限性”来进行辩解呢?
戚文指出，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在第七部分“英雄为什么会投降变节”中，戚文认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参加革命后对于洪秀全宣扬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士兵变为元帅以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生活上没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样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文章最后说，李秀成的自述作为太平天国的史料，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不是史料价值的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物件，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212]
从戚本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否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史上的贡献，只是对李秀成被俘后在自述中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这是和史学研究权威罗尔纲等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罗尔纲等人认为，李秀成是“假投降”，是想在“投降”的名义下保存革命力量，防鬼反为先，利用满汉矛盾，以图东山再起，踞西北以图中原。而戚本禹认为虽然并不能否定《李秀成自述》的文献价值，但是其本身不过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所谓“假投降”不过是后人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已。
(3)《评李秀成自述》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文章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历史研究》第四期上首次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这一期的目录。这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一出来之后就售空了。
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一九六三年年八月二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和节选，现照录如下：
本报讯 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迷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地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
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实在是别有用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统治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一套“招降”太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这套计划如果实行起来，每一条都会奏效，可以极大地帮助曾国藩摧残和瓦解革命实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看成一体，同样加以吹捧，根本没有什么“利用满汉矛盾”的痕迹。李秀成表示要严防“洋鬼”，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坚决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众，竟想依赖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封建反动派去反鬼，这是一种倒退，完全不应该“表彰”。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
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
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由于当时《历史研究》发行量有限，《北京晚报》却发行量较大，且又介绍了戚本禹文章的主要观点，因而许多读者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戚本禹在文章中提出了与当时史学界主流不同的观点，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必要的论证，这样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一般读者还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就连戚本禹所在的中央办公厅也是这样。当时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戚本禹的观点很反感。据说罗尔纲看了戚本禹的文章之后气得跳脚，说戚本禹毁了他一生的研究。而当时史学界及中宣部的负责人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戚本禹的观点是错误的。戚本禹的文章挑战了主流观点，因而要采取措施将戚本禹的文章压下去，保持主流观点的正统地位。[213]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史学界拉开了对戚本禹文章批判的大幕。
(4)周扬以中宣部名义组织史学界围攻戚本禹。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由于触犯了史学研究权威，遭到了史学界的强烈反对。在史学界一些头面人物的带动下，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组织下，报经周恩来同意以后，他们召开座谈会，引经据典，异口同声，不仅批评戚本禹的文章，而且还作出了封杀这篇文章的决定。
戚本禹的文章是由《历史研究》发表的，在这种态势下，一九六三年九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曾经专为这篇文章举行过一次座谈会。据穆欣回忆，在会上发言的，没有一人同意戚本禹的看法。[214]
范文澜在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召开讨论会，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吴晗、黎澍、刘大年等在会上发言，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对其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表示不满。[215]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是赞成史学界主流意见的。在报经周恩来同意后，周扬以中宣部名义组织学术界权威人士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封杀的决定。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对戚本禹的文章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这天的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出席者有刘导生、张友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侯外庐、尹达(历史研究所)，刘大年(近代历史所)，黎澍、丁守和(《历史研究》)，关锋、林聿时、吴传启(《哲学研究》)，秦柳方(《经济研究》)，沙英(《人民日报》)，吉伟青(《新建设》)，吴晗以及中宣部的林涧青、于光远等。
会上以侯外庐和刘大年的发言具有代表性。
侯外庐说，戚文很明显是片面的，对李秀成缺乏全面评价，故意把李秀成丑化，一棍子打死。讲他避难带点钱也是一条罪状，说苏州宫殿豪华是腐化，把《自述》中隐蔽的东西拿出来胡乱解释。《自述》中本来是好坏并陈，他把好话去掉，专就坏话分析。李秀成要打鬼子，也说办不到。
刘大年说，后期支撑太平天国的只是李秀成、陈玉成;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只有李秀成，是和当时的主要敌人斗争。“防鬼反为先”是从实践中来的。这点与赖文光不同，赖文光死时供状中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唯一原因是抵抗外国。戚本禹硬说李秀成打洋鬼子是假的，是没根据的胡说。刘大年说，有两点应当肯定：第一，应承认李秀成是个英雄人物，农民战争领袖。第二，革命低潮时，南京陷落，他对敌人有幻想，表现农民战争的弱点。
到会者大多认为，《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这篇文章不慎重。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这样的人物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历史研究》发表这篇文章，应先送中宣部审查。《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这篇文章请田家英审查过。[216]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217]
其实，《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和编辑丁守和当时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来刊发戚本禹的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前，《历史研究》的编者将戚文送交罗尔纲阅读过。在这种情况下，罗尔纲才写了一篇名为商榷实则申辩的短文——《关于我写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和戚文一同登在这一期的《历史研究》上。罗尔纲在这篇短文中仍然认为李秀成自述是“一条苦肉缓兵计”，是假投降。[218]
尽管这样，《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和编辑丁守和还是因为编发了戚本禹的文章，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批评戚本禹文章的时候，当有人责怪黎澍在发表戚本禹的文章前为什么没有送中宣部审查时，黎澍以该文发表前曾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审查过来回答。周扬对黎澍的回答并不满意，认为黎澍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戚本禹的文章属于学术争鸣，应由中宣部管辖，田家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管这方面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周扬在会上代表中宣部讲了话。他在对《历史研究》事先没有请示中宣部就贸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指责的同时，也说道，历史学界有这么个争论的文章，我看很好。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学中的重要问题。有些人物确有重新估价的问题，如像曹操、武则天。但是不要故意去翻案。旧时有人专作翻案文章，要看该不该翻，值不值得，今天给他翻有利无利，不要一见翻案就欢迎。这种“翻案风”不一定好。该翻的翻，不该翻的不翻。翻案容易出名，但不要乱翻案，要控制一下。
关于李秀成，对这样个人物如此发表戚本禹这篇翻案文章不够慎重。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提交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革命先烈的估价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他是反帝反封建的著名人物。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当然，也不要紧张，从中可以取得经验，再碰到这种人物的时候要慎重。他说，现在戚本禹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也报道了，很被动。主要是应当慎重一些。不知道情况的，还会以为这是中央的意见。北京发表的意见有全国影响，全世界影响。要发表这篇文章，应当正式请示一下。只问哪些个同志都不行。应该来个正式报告，那样中宣部要讨论。
周扬说，李秀成的功过究竟应该三七开还是二八开?反正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的《自述》中有不好的东西，但是有两点很突出：第一，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赖文光和李秀成不同;第二，他想招降不好。但有一点，他说不要杀南京老百姓、太平军的官兵。他有幻想，可能来自想保护群众和队伍，是群众观点比较强的人。当然，动摇是不对的。但他是过去的人物，不能用无产阶级标准要求他。就是无产阶级，动摇一下又回来，或被敌人杀害了，又该如何评价?《自述》是李秀成八天写的东西，其中也有积极的东西。对《自述》可作各种解释。光按这个《自述》，也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糟蹋这个人对我们不利。这个人是曾国藩要糟蹋的，自己不要糟蹋，即使犯了错误。八天写的《自述》，还有好的，还要反帝。说他逃跑时带点钱就是腐化，讲不通。就是我们，是把钱带走，还是交给敌人?[219]
从周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翻案要慎重，不能见案就翻。对李秀成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也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对戚本禹文章的发表，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组织程序上没有上报中宣部批准;二是戚本禹文章的观点存在问题。
周扬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中宣部对这次会议进行的讨论作了总结。他在肯定这次史学争论的同时，却赞成学术界主流的意见，不同意戚本禹在文章中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对戚文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扬才代表中宣部对戚本禹的文章作出了处理决定。
他在讲话中最后提出两个补救办法：一是先由中宣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戚本禹这篇文章，随后由刘大年(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二是在刘大年的文章写好、发表之前，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开一次座谈会，发表消息，表示北京史学界并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并不作准，把那个报道的影响抵消一下。
会后中宣部通知各中央局转告各省、市，各报刊不要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在报刊上讨论这个问题。《光明日报》在九月间收到两篇批评戚本禹这篇文章的来稿就没有发表，其他报刊也没有发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220]
我们看到，在周扬的主持下，在学术界权威的参与下，周扬代表中宣部不仅部署了对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的围攻，而且还对该文作出了封杀的决定。
就在周扬组织史学界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批判，实施围攻，作出封杀决定的时候，作为文章作者的戚本禹却对此一无所知。据戚本禹后来回忆说，自从他参加工作后，只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什么学术讨论，所以在学术界是毫无声响，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那些大人物，当时他一个也不认识。就连同意发表他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当时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由于他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学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组织批判他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家对他搞大规模的围攻，当然也就不必通知他这个作者了。
即使这样，中央办公厅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还是将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批判情况告诉了戚本禹。九月底，戚本禹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了中央办公厅。他一回来，中办秘书室的同事朱固、田崇琤、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他。他们告诉戚本禹北京对他的文章反响很大，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分别召开了会议来批判他的文章。
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戚本禹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也来安慰戚本禹，叫他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
戚本禹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是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领导下工作的，他的文章在发表前又送田家英看过，周扬也知道这件事。按照惯例，周扬他们在批判戚本禹之前应该和田家英通通气，打个招呼，但是周扬却没有这样做。田家英对此也不满意，气愤地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221]
戚本禹获悉周扬他们开会批判自己文章的消息后，为了了解会议对他批判的具体情况，以便于作好准备工作，国庆节后就主动和负责发表他文章的丁守和联系，希望和他谈谈文章发表后的相关事宜。丁守和约戚本禹到近代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向戚本禹讲了关于他的评论《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后的一些情况。他还悄悄跟戚本禹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有思想顾虑的，往往是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是因为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惹出了这么多事，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不仅是负有责任的，还有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而戚本禹当时的心理状态就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二是他经历过一九五八年的“八司马事件”，毕竟有点斗争经验了，五年过去了，又成熟了许多;三是他这个时候已经从中央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泽东正在关心这件事，一组(负责毛泽东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所以当时戚本禹心里很坦然，向丁守和表示了对自己文章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22]
这个时候，对戚本禹的批判按照预定计划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刘大年，奉周扬之命于十一月下旬写出了《李秀成评价问题》的初稿。由于戚本禹的文章在发表前送田家英看过，田家英当时又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是毛泽东的秘书，因而为慎重计，刘大年在将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当然，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本身就充满矛盾，对曾国藩“老大人”谄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丧失了革命气节，刘大年也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戚本禹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
其实，戚本禹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委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的文章初稿。戚本禹估计，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戚本禹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于两周后给了刘桂五一个答复：“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戚本禹什么复示。[223]
虽然刘大年奉周扬之命写出了驳斥戚本禹的文章，但是从刘大年将写好的文章送给田家英，近代史研究所党委领导人刘桂五将刘大年的文章以来稿的名义(未署名)送给戚本禹，以及在文章初稿中并没有采纳罗尔纲的伪降说来看，他还是心有余悸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发现田家英和周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而且对罗尔纲的伪降说也是存疑的。同时，在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不论是刘大年还是刘桂五就先将文章送给田家英和戚本禹看看，向他们征求意见，以使文章臻于完善。这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慎重的。
根据周扬的安排，刘大年的文章在写好后、发表前，要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开一次座谈会。于是，在刘大年主持下，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历史学界人士开过一次座谈会，讨论对李秀成评价问题。到会的有近代史所的范文澜、牟世安，历史所的侯外庐、王戎笙，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张寄谦，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袁定中，中华书局的李侃，北京市委的邓拓，中央宣传部的林涧青、陈道等共约一百人。这些学者围绕刘大年的文章进行了发言，他们无视戚文主要是针对《李秀成自述》的评论，而并没有否定李秀成的一生的事实，批评戚本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对戚本禹的文章采取否定的态度，对罗尔纲的观点持肯定的态度，对李秀成在自述中表现出来的变节意识轻描淡写，还以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来为李秀成进行解脱……。他们一致认为李秀成虽然有缺点，但仍然是农民英雄，戚文所做的结论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写出来后，送交中央宣传部领导审阅。中宣部领导又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改定，基本上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绩，也说了他的一些缺点，大意说他写《自述》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224]
就在中宣部要将这个报道下发的时候，却获悉了毛泽东关于李秀成自述问题的表态。于是，事情发生了新的变化。
(5)毛泽东扭转了对戚本禹文章批判的方向。
按照周扬的安排，刘大年将批评戚本禹的文章写好后，经过周扬审查，在征求了田家英和戚本禹的意见，又召开了北京史学会议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写成报道准备发表的时候，却突然获悉了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表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即将发表的文章和报道胎死腹中，就是对戚本禹的围攻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毛泽东是如何发现戚本禹文章的呢?他对这件事又表示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戚本禹在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被江青看到了，她觉得好，就把载有戚本禹文章的《历史研究》第四期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毛泽东。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事件，毛泽东在阅读戚本禹的文章的同时，还叫江青和身边秘书找来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资料进行阅览，以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毛泽东在对太平天国史料进行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后，在一份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作出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他还在批示中写道，这个批示在经过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传阅后退江青。
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派秘书沈同将戚本禹带到住地，向戚本禹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她对戚本禹说，是她将他的文章送给主席的。江青受毛泽东委托还将台湾新近出版的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李秀成供状》送给戚本禹。她说，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她还告诉戚本禹，主席的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戚本禹看。江青在谈话中还对戚本禹鼓励道：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后来或许因为忙，江青并没有将毛泽东的批示拿给戚本禹看。戚本禹是听江青口头传达毛泽东批示的，还以为毛泽东批的是“忠王不忠”，因而在他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他，主席写的是“忠王不终”，是晚节不保的意思。邓力群是从康生那里看到毛泽东的批件的。[225]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表态，对戚本禹文章的支持，才改变了周扬以中宣部名义组织的史学界对戚本禹文章的围攻和批判。结果，刘大年驳戚本禹的文章和史学界报道稿停发，中宣部就此事第二次给各中央局打电话：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并请转告各省市。[226]
由此看来，对戚本禹的文章围攻和批判的势头是在毛泽东的表态后才得以扭转的，那么，在毛泽东表态以后史学界在李秀成问题上的讨论又如何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6)在扭转批判方向以后进行的争论。
我们看到，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导的史学界的攻击，后来是在毛泽东表态以后，才扭转了批判的方向，将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纳入了正常发展轨道的。这样两种不同观点的文章都能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那么这种争论的状况又如何呢?
其实在争论过程中，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央相关负责同志都在关注着这个争论，还做出相应的指示，指导着争论的发展进程。那么，他们当时是如何指导这场争论的呢?
① 毛泽东及相关中央负责同志在关注和具体指导着这场争论。
毛泽东就《李秀成自述》问题表态以后，中央相关负责同志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李秀成自述》的争论作了部署和安排，指导着这场争论的发展。
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恩来和康生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恩来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生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227]
周恩来原先是支持周扬批判戚本禹的文章的，但是在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问题表态以后，周恩来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戚本禹的观点，还向戚本禹表示了歉意，表示要向戚本禹学习。[228]
康生在讲话中将李秀成与汪精卫对比，说明革命的英雄人物也会投降变节，从而使人们化解了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更容易认清李秀成在自述中的真实面目。他们的讲话不仅诠释了毛泽东在李秀成问题上的观点，而且还对正在进行的争论起到了具体的指导作用。
为了使《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能够有序进行，中央及报刊的相关负责同志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在李秀成问题的论战上，《人民日报》是按照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戚本禹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229]
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召集《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负责人部署就《李秀成自述》问题在报刊上开展讨论的步骤。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又是这年七月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由于当天《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康生在这次会上拍板：决定第二天《光明日报》也全文刊登戚本禹这篇文章，并选一篇早已收到的不同意戚文意见的文章同时见报，各报刊由此开始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而后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可以看出，康生在这次会议上对戚本禹所写文章的态度，同去年九月十四日周扬在那次会议上的态度是完全不同、截然相反的。[230]
我们看到，在《李秀成自述》争论的问题上，不论康生还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负责人都对此作了相应的部署和安排，康生还提议《光明日报》在转载戚本禹第一篇文章的时候要发表一篇和戚文进行商榷的文章，以便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能够分清是非，取得成效，争论个水落石出。
虽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了态，但是却没有置身于事外，而是仍然在关注着这场争论。
《光明日报》编印的《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中介绍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的意见。蔡尚思认为，过去对李秀成不应该全盘肯定，现在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李秀成的投降，还是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吴泽认为，现在的讨论不要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这样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他认为，李秀成的投降，要同李秀成的一生和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太平天国的后期是在逐渐走向封建化的道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的阶级界限也就日益模糊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致对曾国藩抱着幻想，写下了《自述》。这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阅后批示：“此文有些道理”，还让江青阅看。[231]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表了态，还关注着这场争论的发展状况，将发现的争论过程中的一些好文章，推荐给江青阅读。毛泽东和中央相关负责同志对李秀成问题的关注和指导，就是为了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以便形成一种有序、和睦、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在争鸣中将学术推向前进，使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那么，这场争论的情况又如何呢?
② 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转载之后。
我们知道，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历史研究》第四期上首次发表的。为了进一步推动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讨论的发展，一九六四年七月下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先后转载了此文，擂响了这场争论的战鼓。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为了进一步展开讨论，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罗尔纲反驳戚本禹的长文《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罗尔纲在文章中继续为自己进行辩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这篇文章的结论是：
“李秀成没有降敌?有历史见证，已经做出肯定的回答了。
李秀成没有降敌，为什么在自传里面说了那些自污自辱的话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经过我们考证，历史事实证明那些自污自辱的‘招齐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我们说李秀成用苦肉缓兵计，我们说曾国藩中了计，并不是从一些迹象做出的结论，而是历史事实提出来的，清朝各种文件和外国侵略者报纸的评论暴露出来的。
尽管李秀成的计策没有收到全部的效果，尽管李秀成的计策所收到的部分效果中途又流了产，但是，李秀成这一条计策却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232]
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刊登戚本禹的文章，同时发表周衍发写的文章：《评李秀成——与戚本禹同志商榷》，编辑部为此还写了《编者按》：“最近我们收到一些稿件，对戚本禹所写的《评李秀成自述》提出不同意见。今天本报发表周衍发写的《评李秀成》，同时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以便读者参考。戚文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当时读者的反映是比较强烈的。进入八月后，《光明日报》社来稿陆续不断，北京和外地的史学界相继举行了座谈会。[233]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光明日报》虽然是非党报纸，却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这两家报纸在转载戚本禹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对与其观点对立的文章采取压制的作法，而是仍然刊发了罗尔纲和周衍发等人的批评文章，以其引起讨论，将《李秀成自述》的争论引向深入。
不过，从争论的整个历程来看，戚本禹第一篇文章的转载不过是引发争论的开场锣鼓，是为发表他的第二篇文章做些准备罢了。随后不久，他的第二篇文章就发表了。
③ 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后。
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针对第一篇文章发表后争论的要害问题写出来的，是第一篇文章的姊妹篇，那么，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毛泽东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表态给了戚本禹以很大的鼓舞，他以史学革命马前卒的姿态，主动投身于正在进行的讨论中。一九六四年春天，戚本禹写成了关于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文章初稿写好后，在江青提议下，戚本禹去找康生领导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他受到了康生和写作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王力当时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对我们写反修文章很有启发，最近广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你的文章中的“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戚本禹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认为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都要好好地批。他说，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联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戚本禹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据此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以后对戚本禹说，我叫你去找康老他们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康老可是一颗老姜。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他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实际是他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还送周恩来、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人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戚本禹回话。这个时候周扬也打电话表示支持。关锋等人又对文章作了最后的修改。[234]
戚本禹的这篇文章紧紧抓住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批驳了李秀成在变节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文章质问道：“一个人变节了，却仍然可以得到人们这般的歌颂，难道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吗?”。[235]
该文在经过精心修改和反复审查以后，于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以《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研究》也在一九六四年第四期刊登了这篇文章。据戚本禹回忆，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表，然后各地报刊转载的，可是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却找他要清样，坚持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戚本禹做不了主，就去请示康生，在得到了康生的批准以后，这篇文章才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的。[236]
《历史研究》在刊登戚文的同时，为了将争论引向深入，也在这一期上发表了罗尔纲对戚本禹的答辩文章《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记》。罗尔纲在文章中反驳了“投降论”，发展了“伪降说”，提出了“苦肉缓兵计”的观点。[237]
我们看到，在发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对与戚本禹观点相对立的另一方的文章予以压制，还同时刊登了罗尔纲的文章，其意图当然还是为了将这场争论引向深入，以便于在辩论中弄清是非，搞个水落石出的。
④ 在李秀成问题争论中的若干情况。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很快被各地转载，在史学领域形成了一场大讨论，成为一九六四年夏秋之际史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大报纸的引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纷纷刊登了有关李秀成评价的讨论、批判文章，以至于在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四月形成讨论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的论文有200多篇。同时，各地社科联组织及高校历史系也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讨论李秀成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工人、农民、士兵、中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参加到讨论批判李秀成的行列，开始了奋力地声讨。[238]
讨论中的基本情况是：青年多数同意戚本禹的观点，老、中年多数反对戚的观点，或持保留态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在八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是这样。而在基本同意戚文的人中，也还有不同的分歧。八月二十日，湖南历史学会就李秀成评价问题举行有60人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10个人中，有8人认为戚文有片面性。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一次评价李秀成的讨论会上，到会的24人中，有七八人(多数为老教师)认为应该肯定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英雄;十余人(多数是中、青年教师)认为李秀成被俘前是革命英雄，被俘后降敌就成为叛徒，总起来看，不失为革命英雄;个别青年教师认为李秀成已经叛变了革命。[239]
这场讨论主要围绕着为李秀成辩护的“伪降说”及“苦肉缓兵计”、混淆革命者与叛徒界限的“功过论”、宽恕李秀成的投降行为的“历史局限论”、美化李秀成的邪念的“联妖防鬼论”、减轻李秀成变节行为的“善良动机论”、为李秀成开脱背叛罪责的“思想认识错误论”等问题展开。在争论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以罗尔纲为代表，主张“伪降说”，认为《李秀成自述》是一篇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经验教训的革命文献，李秀成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一种以戚本禹为代表，主张“变节说”，认为《李秀成自述》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李秀成是一个投降变节、屈膝媚敌的变节分子。还有不少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既否定“伪降说”，又不同意完全否定李秀成，认为李秀成是一位晚节有亏的农民革命领袖。但这种观点后来被当作为李秀成辩护的观点而受到批判，实际上被划到第一种观点中去了。[240]
当时讨论活动在各地开展起来了，争论双方的文章都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肯定《李秀成自述》观点的罗尔纲等人虽然在争论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中有些人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罗尔纲和其他被戚本禹文章点名批评了的人，都曾有所表示。如前所述，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著名学者罗尔纲在《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中，仍然坚持过去的观点：“李秀成没有降敌”。他认为李秀成被俘后是伪降而不是真降。李秀成在自述中的献媚之语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目的在于先以此取信于曾国藩，掩护幼天王突围和保护大批太平天国将士性命，然后等待时机，可望天国“实行早已定下的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同时指出李秀成没有为个人享乐而脱离群众，也不是贪生怕死，经不起酷刑的煎熬，也没有受曾国藩的骗，说李秀成真降是“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
吕集义(《李秀成自述》刻本校补者)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戚本禹的文章是“反历史主义和片面性的。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应该全面地分析，戚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罗致一切缺点，并且不惜捏造罪状”。“说李秀成懵懵懂懂参加革命，贪生怕死是不对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杰出将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一面反帝的大旗。戚本禹要把这面大旗扳倒，在学术上立不住脚。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就《自述》本身说，字里行间表现他的革命立场，写到太平天国、天王都要抬头。可见他对革命的领袖是念念不忘的。李秀成七月天被关在南京木笼里，天那么热，如果是个怕死鬼，神智能这样清醒?”
梁岵庐给《光明日报》社来信说，准备写文章(实际未写)。过去常同罗尔纲合写文章的周邨的立场已有所转变，同意戚文的观点，原来答应该报记者写篇短文，却迟迟没有送来。[241]
尽管如此，在讨论深入发展，批判的锋芒业已出现的时候，罗尔纲还是作了检讨式的发言。
一九六五的四月，罗尔纲对人说：“去年李秀成问题开始讨论后，我最初并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后来开始感到自己的‘错误’。曾想写一份自我检查，但因为有病，加上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又很支离破碎，贯穿不起来，未写成功。”他说：“我现在仍在继续写自我检查。原来想分别从观点、立场、方法三个方面去检查：我对太平天国和清朝反动派，有客观主义的观点;我为李秀成的投降辩护，是资产阶级律师的立场;我在研究方法上有主观主义。这样去写，自己根本问题研究何在，还是贯穿不起来。现在，我觉得，我研究太平天国究竟是为什么政治服务，是一个根本问题。我研究太平天国，没有感到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而是为研究而研究。……我当时根本不理解，也根本没有考虑到。李秀成问题同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什么关系。”[242]
看来，在讨论中，主张“伪降说”一方的阵营出现了动摇，最后罗尔纲还作了检讨式的发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然，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检讨是牵强的，也是言不由衷的。[243]
这个时候人们还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批驳对方的意见。以《光明日报》为例，各地在这个问题上的来稿一直比较踊跃。到八月二十日(在刊登戚本禹文章后26天)止，该报收到来稿59篇，其中赞成戚文的27篇，反对的32篇。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六日，收到76篇，立论态度有所变化：赞同戚文的58篇，反对的18篇。
从《光明日报》的这两个小统计中可以看出，反对戚文的来稿在大幅度锐减。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至六月，半年中报社收到史学方面来稿257篇，其中有李秀成评价的文稿只有10篇。这场讨论就暂告结束。[244]
我们看到，戚本禹的两篇文章转载或发表后，掀起了史学界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本来这场争论是应该深入进行下去，以便能够弄它个水落石出的，但是从这次争论的发展过程来看，似乎有虎头蛇尾之嫌。后来，戚本禹在回顾这场争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
他说：“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生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写文章了，所以本来我起草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的，这时也没有发表的必要了。”[245]
戚本禹希望双方能够将这场争论进行下去，为此还写了第三篇文章，以便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论战来弄清是非，使人们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进一步促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占领史学研究阵地，但是却事与愿违，争论却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很快便偃旗息鼓了。这到底是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还是看到这种争论的态势以后，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以上我们对围绕李秀成问题的争论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当时戚本禹的一篇学术研究的文章又为什么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呢?毛泽东又为什么要对戚本禹的这篇文章表态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7)对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出现争论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后，不仅遭到了史学界主流的反对，也遭到了中宣部的打压，后来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扭转了批判的方向，开展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可是，就在戚本禹准备继续写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争论的另一方却偃旗息鼓，退出了战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戚本禹写作《评李秀成自述》的直接动因是他与罗尔纲等人在《李秀成自述》的评价上有着不同的认识。本来，李秀成在自述中向曾国藩屈膝退让，表示了投降之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但是罗尔纲等人却主观地认为那是“伪降”，是为了保存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以便实现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这不就是为李秀成的投降进行辩护吗?因而戚本禹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写了这篇文章。
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史学界主流历史学家压倒性的反驳。他们纷纷批驳戚本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是拿《李秀成自述》中的错误说事，却否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革命斗争中的功绩。戚本禹对这种批评是不满意的，反驳说：“我的《评李秀成自述》，主题是论李秀成自述的性质，不是给他作全面的历史评价，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否定李秀成的历史作用。”接下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双方争论的要害：“其实，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谁否定了李秀成的历史作用，问题的实质、意见分歧的真正所在，乃是我们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246]
从这里可以看到，戚本禹并没有否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的功绩，他的第一篇文章主要是对《李秀成自述》的评论，阐述对李秀成在自述中表现出来的投降变节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人对戚本禹的批评，才恰恰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转移论题之嫌。
还有人以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立有大功来否定他的投降变节行为，说什么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变节的。[247]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业已被历史的事实证伪。康生提出在李秀成问题上，要联系汪精卫来进行批判，就便于化解人们的英雄情结。这确是高明之论。在革命斗争中，一开始英勇的革命者并不见得一生忠于革命，投降变节并不罕见。无独有偶，中共历史上的张国焘也是这样。不论是汪精卫还是张国焘，能够因为他们曾经参加了革命，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就否定后来他们的叛变行为吗?这样联系起来看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有人以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来解释李秀成在自述中表现出来的变节行为。[248]我们并不否认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且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才决定了农民阶级尽管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却难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承认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级由于存在阶级局限性就必然会投降变节。这是因为投降变节不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表现，而是背叛农民革命的结果，是与农民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并不属于阶级局限性的范畴的缘故。
有人说戚本禹的文章是利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过去的农民阶级，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49]固然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农民阶级，不能要求历史上的农民领袖要有无产阶级领袖的视野和品格，但是在研究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剖析吗?不应该运用我们今天的认识工具和价值标准去进行研究和分析，以作为今后的鉴戒吗?难道这是以无产阶级领袖的标准来要求农民阶级的领导人吗?这就要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和要求农民阶级领袖具有无产阶级领袖的视野和品格区分开来，否则的话，就会将两者混为一谈，在认识上走入误区。
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来看，他是以天王洪秀全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是太平天国革命后期著名的将领，也是这个时候在前线斗争中的两位著名统帅之一(另一位是陈玉成)。以他在太平军中的影响力，要是带头投降了曾国藩，那么就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连锁反应，给继续进行战斗的太平军造成坍塌式的破坏。同时，在革命斗争中，叛徒和变节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往往要大于外来敌人的攻击和镇压，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正是因为这样，在现实革命斗争中，打击叛徒和变节者，警示革命队伍中的人，时刻提高警惕，防微杜渐，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长城，就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暮鼓晨钟。
可是，这样一位重要领导人物却在自述中写下了不少卑躬屈膝的话，这些话说明李秀成已经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因而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说到底是一个对投降的态度问题，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和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
这是一场在学术分歧的背后蕴含着政治意义的争论。因为这次争论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种斗争反映出当时的史学研究从总体上说还没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也存在着严重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对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革命中李秀成问题的认识，不能不影响到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类似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这种认识和处理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增强革命的战斗力产生重要影响。在艰难困苦的激烈斗争中，对敌人是英勇斗争，还是屈膝退让?是保持革命气节，还是妥协投降?在斗争险恶的时候，是采取悔过的方式来苟且偷生，以求保存力量，还是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刚直不阿，宁死不屈?就成为争论中不能逃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到，如何评价《李秀成自述》直接影响到在今天的革命斗争中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不仅涉及到如何看待正在进行的反修大论战中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实斗争问题，也关系到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投降变节问题。正是从这里我们才说对《李秀成自述》的争论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这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争论的历史政治背景。
从戚本禹文章发表后遭到史学界几乎一致性的攻击来看，当时少数权威左右着史学界，如果他们的观点一旦遭到挑战，就会蜂拥而上，群起而攻之。这就说明当时的史学界仍然是等级森严，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存在着帮会作风。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不仅史学界对戚本禹的文章是这种态度，而且就连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宣部也是这样。戚本禹从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写出了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以后，在遭到史学界权威们反对和攻击的情况下，中宣部非但不支持戚本禹，反而和史学界的主流一起，召开座谈会，部署文章的写作，又进一步做出了封杀戚本禹文章的决定。
在《李秀成自述》的评价上，周扬对未经中宣部批准就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如果单从组织程序上来讲，周扬的说法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中宣部对《李秀成自述》的态度上来分析，周扬的说法倒是另有一番深意，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中宣部领导人周扬对于戚本禹和罗尔纲等人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来看，中宣部对于双方到底是谁在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判断。那么，这种判断的不同到底仅仅是认识的差异，还是由于立场上的原因呢?
如果说这仅仅是由于认识的原因，那么中宣部作为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机构，在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后，却没有意识到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反而在实际工作中将双方的争论本末倒置，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水平感到怀疑，不禁让人发问：中宣部及其领导人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呢?对于革命过程中的投降变节行为，到底是赞赏还是反对，究竟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这难道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问题，就没有立场上的因素吗?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周扬不是通过对戚本禹文章的内容及影响的反思，来进一步认识中宣部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提出整改的建议，提高中宣部领导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反而却一味地指责和批评《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还要扼杀这篇文章。这就进一步说明周扬不仅不思悔改，还继续坚持中宣部固有的观点，消极对待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想以此来控制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
由此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宣部果真是和戚本禹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话，从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应该支持戚本禹的文章，为戚本禹文章的发表和讨论鸣锣开道，这又怎么会出现扼杀这篇文章的行动呢?这不就是从反面证明了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持什么样的立场了吗?难道这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吗?
从中看到，在《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中宣部既存在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立场上的因素。认识不过是其表层原因，而立场则是深层的因素，认识上的分歧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这种状况就是到后来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最终导致了中宣部被解散。
在中宣部主导下，史学界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攻击和封杀的时候，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了态，作出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的批示。[250]这个批示的作出不是盲目的，是毛泽东在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又了解了双方争论的情况以后，经过慎重思考得出的结论。
虽然在毛泽东表态以后，扭转了批判的方向，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当戚本禹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入到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写出了史学革命的文章的时候，却不仅遭到了史学界的围攻和反对，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围攻和反对是在中宣部的主导下进行的，竟然还对戚本禹的文章做出了封杀的决定。令人蹊跷的是，史学界的不少人在毛泽东表态后却又退出了争论，致使争论草草收兵，戚本禹起草的第三篇文章也未能发表，这是发人深思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件事。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此事时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让他冒出来。比如，戚本禹批判罗尔纲，谁晓得?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制，不要怕触犯罗尔纲、翦伯赞。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
过了十天，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讲起学术批判，又提到此事：“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的文章。……”[251]
由此可以看到，在《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当然，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场争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毛泽东正是通过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才更进一步明晰了对于这场争论的认识。其实，毛泽东对于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变节和叛徒问题，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直到文革晚期还以评《水浒》的名义警示全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他在关于《水浒》的评论中说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别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252]
虽然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有当时的具体政治背景，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他的这个忧虑决非杞人忧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史学界围绕《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出现的争论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用唯物论还是唯物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来进行史学研究的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关系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占领史学研究阵地的大事。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史学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要进行史学革命。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就是在史学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场争论出现的必然性。
当然，这场争论的出现又具有偶然性。从史学革命的要求出发，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戚本禹写作《评李秀成自述》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应该受到称赞。但是戚文发表后，不仅史学界围攻和指责该文，中宣部还要封杀这篇文章，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直到毛泽东表态后才将这种局面予以扭转。从戚本禹文章的写作及史学界和中宣部对戚文的态度上来分析，则又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过是史学革命必然性的表现而已。因而我们说，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引起的争论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通过这次争论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这不仅存在于认识方面，而且更让人忧心的是还存在于立场方面。这是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性和曲折性的反映。由此可以看到，不论是史学界还是中宣部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这就预示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经历激烈的斗争，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8)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①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史学革命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就是在史学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
②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中宣部组织的史学界的攻击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说明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也反映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性。虽然这是一场学术讨论，但是却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③ 当戚本禹遭到中宣部支持的史学界的围攻，他的文章面临被封杀的时候，毛泽东表了态，支持了戚本禹，消除了对他的围攻。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学术争论的正常发展，也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
④ 通过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暴露了史学界和中宣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对以后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⑤ 虽然戚本禹和罗尔纲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当罗尔纲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时，戚本禹并没有因为与罗尔纲发生过争论，就对罗尔纲置之不理，他还向造反派打招呼，说当时是学术争论，不要对罗尔纲搞得过分了。[253]这对于身处困境的罗尔纲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宽阔胸襟和人道情怀。这是应该肯定的。
⑥ 罗尔纲虽然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作了检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文革被否定后，罗尔纲又著书立说，仍然坚持自己的“伪降说”和“苦肉缓兵计”。[254]这是发人深醒的。
2、在讨论“让步政策”问题上展开的斗争。
开展史学革命，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批判旧的史学观点，清理旧的史学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史学研究阵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九六五年秋天发生的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让步政策”是翦伯赞提出来的。建国后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翦伯赞提出了一系列史学观点，写出了不少历史著作，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影响很大。这些观点和著作鲜明地表现出翦伯赞在史学革命问题上的态度、主张和思想，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却背离了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的方向，这也就成为史学革命的对象，难以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了。
当时翦伯赞在史学革命中在史与论、政策与理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力性、帝王将相与农民起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255]其中尤以“让步政策”更具有代表性，因而对翦伯赞批判的锋芒就对准了“让步政策”。那么，翦伯赞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让步政策”的呢?
(1) 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
翦伯赞是什么时候提出“让步政策”的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让步政策”的呢?对“让步政策”又是如何表述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翦伯赞最初是在解释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开始提出“让步政策”的。
一九五○年秋，范文澜建议翦伯赞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古代部分写几篇注释性的文章，目的是一方面宣传一下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史学界在“史与论”的结合上做个样子。翦伯赞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较短的时间中，写出了两篇论文。第一篇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于北京《学习》杂志上;第二篇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于次年二月十六日发表于同一刊物上。这两篇文章每篇大概一万字左右，限于篇幅，只是从宏观上概括，偏重于理论分析。[256]
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翦伯赞在分析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时，首次提出了“让步政策”，是这样表述的：
“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257]
那么，毛泽东著作中的哪些文字引发了翦伯赞的思考，提出了“让步政策”呢?
翦伯赞在阅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注意到该书有两处讲到“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第一章第一节中说：“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在第二节中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翦伯赞认为，这两处文字的基本精神相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它对于封建统治的“打击”、“推翻”和“改造”到“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间还缺少一个足以说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此环节在古代文献中多称作新上台的封建统治者执行了“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或“轻徭薄赋”等政策。可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如何概括论述这一问题，他感到不易，就向范文澜请教。范说，他在过去也存在这一问题，在延安时陈伯达也谈到过让步问题，其他人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听了范文澜的介绍，翦伯赞就用“让步政策”来表述上面所谈的理论或事实了。[258]
从这里可以看到，“让步政策”最初是翦伯赞在范文澜建议他撰写宣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翦伯赞在看了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的农民起义作为革命手段推动了改朝换代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观点的时候，便想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于是才提出了“让步政策”。真理往前走一小步就有可能变成谬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原文中根本没有用“让步”和“让步政策”这样的术语，翦伯赞是在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才把它概括为“让步政策”的。看来，翦伯赞自己也对这种说法没有把握，是在向范文澜请教以后，在范文澜的支持下才最终确定这种表述的。
后来翦伯赞说，他提出的“让步政策”是对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论的解释。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翦伯赞是说他提出的“让步政策”是在宣传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这还倒是符合事实;如果是说他提出的“让步政策”是从毛泽东著作的相关内容中引申出来的，是文中的应有之义，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由此看来，戚本禹等人后来在《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一文中对他的批评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259]至于陈伯达在让步问题上的看法，下文我们还要分析，此不赘述。
翦伯赞关于“让步政策”的表述还在他参与撰写的《中国历史概要》中表现出来。
这本书不设主编，由翦伯赞与邵循正、胡华联合撰写，范文澜代表史学会主持书稿的讨论、修改和定稿。翦伯赞负责古代史部分。该书从上古开始，止于一九五四年，共十一万五千字，是一本普及本中国通史，由中宣部和对外文委批准，于一九五六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又由民族出版社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外文出版社也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在国内外大量发行，影响很大。
在这本书的古代史部分有三处用了“让步政策”的观点：
该书第11页中写道：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也使得新的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了些让步，这些让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统治者才有可能建立起强盛的朝代。”
该书第15页中写道：东汉初年，“经过了一次农民革命，地主阶级总得向农民作些让步，所以从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时起，社会经济又走向繁荣。”
该书第41页中写道：“明初由于农民从蒙古统治下获得解放，以及明太祖采取各种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奖励开垦、兴修水利、推广种棉、免租减锐和发给种籽等，山东、河北、河南和淮河流域因战争而荒芜了的田地，又重新栽种了谷物。”
一九六九年秋，邵循正告诉《翦伯赞传》的作者张玉玺说，上述三段文字是范文澜最后修定的，“让步”的用语也是范文澜所加，范文澜还说“让步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260]
即使果真如邵循正所说的这样，那么鉴于古代史部分是翦伯赞负责撰写的，范文澜的修改最终还是获得了翦伯赞的同意，因而在“让步政策”的问题上翦伯赞和范文澜的认识是一致的。在“让步政策”提出以后，翦伯赞不仅进一步鼓吹这个“政策”，还随着认识的深化，不断地对这个政策进行着完善和发展。这表现在一九六一年翦伯赞写作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
在这篇文章中，翦伯赞对“让步政策”的论述作了补充和修正，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说：“在经历一个大的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封建秩序，有时对农民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此外，六十年代初期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对此问题也有着相近似的论述。[261]
翦伯赞的这种见解，被国内史学界称为“让步政策”论。将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加以详细阐述的是孙祚民、漆侠等人，他们还曾相继撰文加以发挥，认为唯有通过让步政策，才能够彻底理解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或者提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262]
由此看来，翦伯赞是在解说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提出“让步政策”的。这个提法得到了范文澜的肯定，在他的支持下才逐步传播开来的。随着翦伯赞认识的深化，又对“让步政策”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2)孙达人对“让步政策”发起挑战。
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以后，随着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研究的深入，史学界一些人士对唯有透过“让步政策”才能解决农民战争动力作用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以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对“让步政策”的批评是由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孙达人引发的。
由于史学界论述“让步政策”的文章中，以漆侠和孙祚民等人写的最有代表性，对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作了最完整、最典型的阐述，因而孙达人的文章就以他们文章中的论点为对象来讨论这个问题。孙达人虽然批评的是漆侠和孙祚民等人的观点，但锋芒却是指向翦伯赞。因为人们都知道“让步政策”是翦伯赞提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孙达人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
孙达人在文章中对一些历史著作中，“出现了朝朝有‘让步政策’，甚至于一朝有几次‘让步政策’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让步政策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中是一种特别流行的理论，……总的说来，不仅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有‘让步政策’，就是在一些规模较小和很小的农民起义之后也有‘让步政策’;甚至于象没有什么农民起义的隋初也有‘让步政策’。”“‘让步政策’似乎成为解释中国古代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的一张‘万灵膏’。”[263]
这篇文章认为：“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他认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表现在推翻和改造旧的封建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什么根据说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不可。
孙达人还说：“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又说：“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决定于地主阶级的本性。”[264]
从文中看到，孙达人批评了当时在史学界存在的用“让步政策”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是农民战争的威力而不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没有证据表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才能体现出来。
在激烈的斗争中，封建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由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的。这是由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利益的对立形成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决定着地主阶级在斗争中不可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压力再大也没有用。从这里可以看出“让步政策”的提出违背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规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翦伯赞就看到了。他读后在肯定孙文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的同时，认为孙文对新上台的封建统治者的政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缺乏具体分析，没有解决如何科学地概述“休养生息”、“轻徭薄赋”问题，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偏激情绪。
在“让步政策”上，翦伯赞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提得再高，也不过是一个尚待科学概括的理论问题。他对“让步政策”的最后看法，见于一九六一年所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在“让步政策”问题上，他并不是孤立的，范文澜支持他的观点，甚至还能够从延安时期的理论家那里找到渊源。因而他表示甘愿“代人受过”，还说：“‘代人受过’古已有之。”这样做，无损于他。[265]
孙达人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和热烈的讨论。因翦伯赞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所以在北大师生中，更是达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266]
由于孙达人的文章是批评“让步政策”的，因而当时人们在谈论孙达人的文章的时候，也就自然转入到对“让步政策”的讨论，那么，在“让步政策”的问题上，在对翦伯赞的批判上，当时作为中央思想文化主管部门的中宣部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3)对翦伯赞史学观点批判的展开及中宣部领导人的消极态度。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后，从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必然要开展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翦伯赞宣扬的“让步政策”等系列史学观点就成为史学革命的对象。作为中央主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宣部，本来应该主动地投入到史学革命的洪流中，因势利导，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史学阵地，完成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可是，令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宣部的领导人陆定一、周扬等人不仅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反而对此表现淡漠，在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问题上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其实，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从一九六三年春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主要批判翦伯赞宣扬的“历史主义”，是由《红旗》杂志编辑关锋发起的。
这年六月在北京展览馆关锋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演说，运用阶级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批判翦伯赞主张的“历史主义”，批翦由此拉开序幕。这个演说稿经整理后，由关锋和哲学研究所的林聿时共同署名，在同年《历史研究》第六期首篇位置发表。此后半年内，全国性乃至省市级报刊中的多数群起响应，代表性的文章有关锋、林聿时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林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朱永嘉等《论马克思主义及其运用——和宁可同志商榷》等，开展了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267]
随着社会上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翦伯赞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批判的呢?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对这种批判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翦伯赞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会议是中央批准召开的，主旨是反修防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到会讲话，周扬做了主题报告，翦伯赞等学部委员和不少著名学者、专家在大会或分组会上发言。会上有少数人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周扬、翦伯赞等的报告、讲话或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翦伯赞认为出现这种批评是不正常的，表示自己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在谈到此事时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268]
一九六四年春，学术界以“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和“史与论”为题对翦伯赞不点名地批判逐步展开，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调门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党支部以过组织生活的形式批判翦伯赞的历史观点，重点是批判《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其间由总支主持的较大规模的批判会共进行了三次，翦伯赞对有些发言感到吃惊。
七月上旬至八月间，北大校党委在十三陵分校召开党委会，讨论了翦伯赞的问题，并决定为“批翦”作准备。会上决定：翦伯赞同志的问题的性质是学术问题，学校将按学术问题进行批判。会后，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来看望翦伯赞，并将党委的决定向翦简要传达，说“党是了解你的”。不久，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来看望翦伯赞，做了同样的表示。[269]
在批判中翦伯赞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这从翦伯赞对《新建设》杂志的编辑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来。他说：“在过去的讨论中，我也受到了教育。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服从党的领导，以后能够活几年，就为党做几年工作。我总希望史学界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写出几部好的中国历史。而不要搞得剑拔弩张，以致不敢写文章。即使有错误，也要采取商量的态度，顶多说‘值得商榷’。用不着扣帽子。谁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呢!”[270]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虽然翦伯赞表示在讨论中受到了教育，实际上却对这种讨论感到厌烦。他用“谁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显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史学观点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认为当时的批判在给人上纲上线，扣帽子，搞得日益紧张，这表明翦伯赞对批判是采取抗衡态度的。
当批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当时文化界的一些人士对此持否定态度，中央直属部门的领导人也表示难以理解，这在他们对翦伯赞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
二月十三日(正月初一)，在曲园会餐时，郭沫若、田汉对于报刊上正在进行的大批判不屑一提。四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来看翦伯赞，相聚一个多小时，主要是回顾当年共同战斗在重庆时的旧事，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表示中央统战部一直对翦仍是“了解”的，“信任”的。[271] 那么，作为中央主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宣部是什么态度呢?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过：“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问题，要百家争鸣。目前讨论不要紧张，方向要明确，又要生动活泼的互相争论。有些问题，有些观点还不明确，需要继续辩论。”又说：“历史科学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历史唯心主义，也要反对历史科学中的概念化、公式化。”这些话反映了周扬对于“批翦”是不同意的，相反的，他认为翦伯赞批“历史科学中的概念化、公式化”是对的。
七月间，中宣部科学处所整理的“学术文艺资料”中，有一个“翦伯赞用‘历史主义’反对‘阶级观点’”的项目。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汇报此资料时，部长陆定一不但没有表示翦的这一观点需要批判，相反地却提出，要查一查“历史主义”的来源，再另搞一个材料。此任务后来布置给《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去搞，未见下文。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直至此时，中宣部的主要负责人并不认为翦伯赞有什么问题。[272]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对翦伯赞的批判逐步展开的时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不仅没有对这种批判予以积极回应，采取必要的部署和安排，使这种批判能够进行下去，取得成效，反而却对这种批判持抗衡态度，消极对待，无所作为，在史学革命的斗争中玩忽职守，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他们对史学革命的态度产生疑问了。
尽管中宣部领导人对翦伯赞的批判持消极态度，但是在批判的洪流面前，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挡，因而在批判翦伯赞的问题上采取了低调态度。
九月，中宣部决定可以在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以外的其他报刊上点名批判翦伯赞的问题，并通知了翦伯赞，对他震动很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新建设》杂志收到一篇题为《如何看待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与翦伯赞、宁可等同志商榷》的稿件，作者要求标题和文章中均点翦伯赞的名。编辑部不敢作主，即将文章的清样送给中宣部科学处审查。这时中宣部已有规定，就是指名批判全国性人物的文章，要经中央批准才能发表。科学处不能作主，就把清样送给周扬，向他请示。
过了几天，周扬指示科学处说：文章可以发表，但要同翦伯赞打了招呼。要去看一看翦伯赞，把文章清样给他看，问他有什么意见。并告诉他，文章只在《新建设》上发表，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要他不要紧张。科学处按照周扬的指示，派出了两位同志一起到翦家，把周扬的话告诉了翦伯赞。问他有没有意见。翦伯赞说：“发表吧!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还是将清样留下。
第二天下午，翦打电话给科学处，说清样他已看了，建议将文章“历史主义”四字的引号去掉。《新建设》杂志发表此文时，去掉了引号。此事后来成为“翦伯赞猖狂的进攻”的一条证据，也是《新建设》杂志及有关人员的一条“罪状”。该文在《新建设》第10、11期发表。[273]
我们看到，中宣部是在接受了翦伯赞将文章中“历史主义”四字的引号去掉的要求后，才发表该文的。其实，当时对“历史主义”四字加上引号，是有特定涵义的，表明这个“历史主义”是与阶级观点对立的，是抽去了阶级斗争灵魂的“历史主义”。翦伯赞要求去掉这四个字的引号，不仅表明了他对批判的不满，也是他采取的特殊抗争方式，因而后来说这是“翦伯赞猖狂的进攻”的话尽管严厉些，但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人将这作为《新建设》杂志及有关人员的一条“罪状”，其实这不过是明批《新建设》杂志及有关人员，暗批中宣部领导人罢了。因为去掉这四个字的引号是经过中宣部领导人批准的。
至于周扬让科学处将批判翦伯赞的文章清样送给翦本人看一看，向翦伯赞打个招呼，倒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周扬虽然同意了对翦伯赞的批判，但是却明确表示文章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只在《新建设》上发表，还接受翦伯赞的意见删掉了文章中“历史主义”四字的引号，这表明中宣部领导人在这件事上不仅关照翦伯赞，还与他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块，这是发人深醒的。由此看来，中宣部当时同意点名批判翦伯赞则是不得已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在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问题上，还是遇到了不少阻力的。这种阻力不仅表现在翦伯赞及文化界一些人的厌烦与抗衡上，还表现在中宣部领导人对于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消极态度上。特别令人意外的是，作为中央主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不仅没有主动地投身于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洪流中，领导批判运动的发展，而且就是在批判翦伯赞的时候还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企图袒护翦伯赞。这就不禁使人发问，中宣部的领导人在史学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4)在“让步政策”问题上进行的初步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由关锋发起的，针对翦伯赞“历史主义”观点的批判早在一九六三年春就开始了。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批判，则是一九六四年九月由青年教师孙达人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引发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掀起了关于“让步政策”的批判。那么，当时批判的情况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围绕“让步政策”的争论是以《光明日报》为主阵地进行的。虽然双方争论激烈，但还是在学术批判的名义下进行的，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观点都能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构成了批判的初步交锋。
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记者就“让步政策”采访了一些教授名人，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唐长儒告诉《光明日报》记者：他同意孙达人的观点。他认为，有些人以为农民战争的结果，就是统治阶级作了让步，然后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实际上是颠倒事实，把农民战争的功劳归之于封建统治阶级。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农民战争，不是“让步政策”。应该承认“让步政策”还是有的，但应看清它的本质：一是它的不彻底性;二是为了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并不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同意孙达人的看法，认为过去不少人把“让步政策”捧得过高，这实质上贬低了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说：过去我也是这样讲的：农民战争之后，统治阶级被迫作了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那时就觉得没有把握，说不清农民战争的作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讨论的。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翁独健则认为，“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我认为，统治阶级为了更好的统治，它可以让步，虽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总算是让了步!否则一些帝王的“轻徭薄赋”，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应作何解释呢?现在问题是揭穿它的危害性，而不是一律否定，否定是最简单的办法。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登原说：“我对翦伯赞的学术观点素来赞成。”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有人说：孙达人文章的倾向是好的，写得也不差，只是否认“让步政策”这一点是一个漏洞。统治阶级都有两手政策，让步和妥协，也是他们一手。[274]
由此我们看到，在“让步政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他们直抒胸意，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光明日报》编辑部收到了关于“让步政策”的稿件，他们将稿件编辑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推动着“让步政策”争论的进一步发展。
十月二十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熊铁基的《对“让步政策”的看法》一文。作者认为孙达人“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赞成他对那些对‘让步政策’赞不绝口的意见的批评，以及对某些‘让步政策’具体内容所做的阶级分析”。但不同意他对“让步政策”作根本否定：“历史上有那么一些可以称为‘让步政策’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估价它。”作者的看法是：第一，“让步政策”是被迫的“让步”，它是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表现之一，也可以说是农民群众阶级斗争的结果。第二，它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它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第三，它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点也不应否定。由于这样一些政策的实施，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十一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蜀群《“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一文。该文认为：对“让步政策”只应揭露，不应颂扬;“让步政策”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绝不是透过“让步政策”来体现的。作者在文章结尾特意说明：“我们只是反对赞美‘让步政策’，主张揭露它的反动性，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承认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作为革命的副产品而存在的事实。”
这期《史学》同时发表的王穆《必须全面分析问题——对“让步政策”的一点看法》一文，不同意孙达人的意见。文章认为：“封建统治者或资产阶级统治者，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是会做出某些让步的，这既是出于当时他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也是革命力量的进攻所逼使的。不能说封建政权对农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仅仅是处于当时他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与当时革命力量的进攻没有关系。”
这样，围绕“让步政策”进行的争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其他一些报刊上展开了。参加讨论的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有的人赞成“让步政策”，有的人反对“让步政策”。就是反对“让步政策”、被人称作“反攻倒算说”的意见，也并不完全相同，而有三种不同的具体看法：一是认为“让步政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政策，是统治阶级的进攻手段;二是认为地主阶级的本性不会改变，既不可能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也不可能让步。“清醒开明的唐太宗和昏庸残暴的隋炀帝都是一丘之貉”;三是认为“让步政策”只能出现在革命爆发之前，在农民战争之后，统治阶级就不会采取“让步政策”。
这个时候，《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主编邓广铭发现，在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他们编发评论“让步政策”稿件的时候，每当发稿时，他们总是把同意‘让步政策’观点的文章排在前面，持反对意见的排在后面。但每到刊出之时，则总是被报社领导同志把文章次序颠倒过来。细究之后，他们才推测出个中原因来。[27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在报纸杂志上开始了对“让步政策”的争论，这种争论当时还处于学术争论的范围内，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意见都能在报刊上发表，初步形成了批判的热潮。
(5)让步，还是“让步政策”?
翦伯赞在提出“让步政策”以后，受到了批判。有人就出来说，“让步政策”并不是翦伯赞最先提出来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人提出了“让步政策”，为什么翦伯赞受到了批判，而这些人却安然无恙呢?翦伯赞也是这样认为的。于是他们就翻箱倒柜，运用考证的功夫，从延安时期写出的著作和文章中来寻找“让步政策”出现的依据。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翦伯赞早已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高级理论队伍中谈过让步问题，可是到底是谁又是如何谈到这个问题的，他还搞不太清楚。于是就追本求源，意在弄出一个究竟。所得如下：
第一，一九三九年八月，陈伯达在延安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抗战中新人生观的创造》一书第21页，就谈到了让步问题。文章说：“每次农民战争的结果，虽则由于缺乏城市革命阶级的领导而陷于失败，然而其结果总是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迫得他们要做些让步，使得农民及其他独立生产者稍为‘休养生息’，这就成为社会生产力更往前发展的一个出发点。”
第二，一九四一年一月，陈伯达又发表《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中国经济杂说之一》一文，又谈到了让步问题。文章说：“每次农民战争，虽则由于缺乏城市革命阶级的领导而陷于失败，然而其结果总是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迫得他们要做些让步，使农民以及其他独立生产者稍为‘休养生息’，这就成为社会生产力更往前发展的一个出发点。”
第三，一九四五年夏到一九四六年春，陈伯达又写成《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书，于一九四七年八月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北京照原版重印过一次。一九五五年在由人民出版社重印时，陈在第一章中有所增补。他先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他又做了如下的一些补述：“封建统治阶级在为了缓和农民的斗争而经过新的王朝采取某些‘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又一步一步地把剥削的千钧重担重新压在农民的身上。”
第四，一九四二年一月，许立群在延安著《中国史话》一书并出版，也谈到了让步问题。如在本书《结束语》中说：“正因为农民的斗争，才逼得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新的代表、新的政权组织者在登台之后，不得不作些或多或少的让步。这些让步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得到喘息的机会，生产力的进步在这些间隙里便也成为可能。”后来在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华夏书店、一九五○年由新华书店、一九五一年由人民出版社数次重印，也是这样论述的。
作者在本书原版《后记》中说，这本小书的写作得到了吴玉章、范文澜及延安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同志的很多帮助，完稿后又得他们的指正，特别是吴玉章还将改正稿看了两遍，并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
从上引资料来看，《史话》中谈到的让步问题在延安并未遭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革命家吴玉章和范文澜的反对，也未遭到延安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同志们的反对，他们还是在让步问题的表述上持赞成态度的。[276]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陈伯达还是许立群在文章中都谈到了让步问题，就是吴玉章、范文澜等人当时也没有对让步问题提出疑问。不过，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谈到的是让步问题，而非“让步政策”，那么让步与“让步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般说来，让步指的是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统治阶级被迫进行的策略调整，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让步政策”虽然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实行的，但是更多的还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防止阶级冲突所主动采取的政策措施。让步，是在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下，统治阶级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是斗争策略;“让步政策”，是统治阶级着眼于维护其根本利益，实行的长期性的政策。一个具有被动性、暂时性，一个具有主动性、长久性。
既然让步是统治阶级被迫实行的，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那么农民阶级就不要对其抱有幻想，仍然要进行革命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让步政策”却鲜明地表现出统治阶级实行政策的主动性，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而实行这个政策的长久性。这样农民阶级在斗争中就可以通过地主阶级实行的“让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必然会使农民阶级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产生麻痹心理，削弱他们的斗志，从而在统治阶级的分化瓦解下最终使革命归于失败。因而让步和“让步政策”上的不同，说到底是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是采取坚决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采取调和政策，奉行妥协和阶级投降主义的分歧造成的。
从中可以看到，让步和“让步政策”是有区别的。类似这样的区别并不是孤立的，罕见的，在其他方面也会遇到。比如说，在天才与天才论的问题上，我们承认天才，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却反对天才论，天才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认识的条件，真要做出成就，还需要人的勤奋和努力。我们能说，承认天才，就是承认天才论吗?再如，在山头与山头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承认山头，在山头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弱山头，消灭山头，但是我们却反对山头主义。因为山头主义是不顾大局，将本山头的狭隘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在搞宗派主义。我们能说，承认山头，就是承认山头主义吗?又如，在改良与改良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承认改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争取改良，以求获得社会的进步和工人阶级条件的改善，但是我们却反对改良主义。因为改良主义反对革命。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掌握政权。我们能说同意改良，就是同意改良主义吗?还如，在本本和本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但是我们却反对脱离实际照搬教条的本本主义。我们能说主张学习本本，就是提倡本本主义吗?从以上的类比中，在让步和“让步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正是因为这样，当有人以陈伯达曾经在文章中谈过让步问题，而把批判“让步政策”的矛头引向陈伯达时，康生才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了让步和“让步政策”的区别。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批判“让步政策”时说：有人搞了个材料，说陈伯达最早提出“让步”政策。陈伯达讲的是“让步”，没有“政策”。可以叫他写文章嘛!给他发表出来，进行讨论。这同批判“合二为一”时有人老想把方向转到陈浚身上一样。陈浚也在《人民日报》上讲过“合二为一”，也不好，但同杨献珍反党是两回事。……[277]
这是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义正辞严的反驳。康生以铿锵有力的话语将这种论调驳了回去。
(6)在毛泽东指导下对“让步政策”的批判走向深入。
前文我们分析了让步与“让步政策”的主要区别，这便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让步政策”的本质问题。随着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写出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一文的公开发表，对翦伯赞迅速转入政治批判，掀起了对翦伯赞批判的高潮。毛泽东在关注着批判的发展状况，并适时作出指示，指导着批判的进程。
① 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以前虽然被批判过，但还是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后来随着批判的深入发展，逐渐突破了学术批判的范围，进入到政治批判的行列，开始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而其转折点则是戚本禹撰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第十三期《红旗》杂志上。我们知道，《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批判翦伯赞历史观点的文章表明了中央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态度，标志着对翦伯赞批判的升级。
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主要批判了翦伯赞提倡的“历史主义”，认为这种“历史主义”是不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主义”，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问题造成的。“让步政策”不过是“历史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戚文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来解释历史的。无产阶级不仅要从自己过去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也要从历史和历史研究中汲取教训，以便于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对孔夫子和农民英雄，对帝王将相和农民起义，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
文章批判了“历史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这是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争历史，本身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在对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上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动摇和反对态度。
戚文还指出了有人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说什么在历史研究上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而还要有历史主义才行。文章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论述了虽然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其剥削农民的阶级本性是一样的。我们批评封建社会初期的地主，并不妨碍我们去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所起过的进步作用，也并不妨碍我们去承认帝王将相中的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我们不仅要研究帝王将相中的杰出人物，而且还要研究其中的反动人物，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这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的分析，对他们的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章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如果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固然有其落后、保守、散漫的习性，但是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要把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与其存在的局限性区分开来。
戚文批评了那种认为只写农民起义而不写帝王将相，就认为光明面消失了，变成漆黑一团的观点。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是要写的，问题不在于哪一个方面写多了，而是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因为这涉及到到底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问题。近几年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恰恰是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造成的。
文章接着批驳了资产阶级学者说的用阶级性来研究历史就会妨碍科学性的陈词滥调。以胡适为例子，批驳了他的“超阶级”、“纯客观”的观点，还批驳了一九六三年有人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历史的主张。
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无非是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但是剥削阶级由于阶级利益和地位的限制不能科学、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还常常故意要歪曲历史真象。当然有时候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使人们难以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历史研究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手里才发生了伟大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世界观用于历史的考察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无产阶级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变成科学，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最先进的阶级，又处于被奴役被雇佣的地位，是最革命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文章最后说，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无产阶级的战士就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占有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切阵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278]
戚本禹在文章中从开展史学领域阶级斗争的角度，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在史学革命中提出的以“历史主义”为代表的观点，对翦伯赞宣扬的史学观点从性质上予以了界定。由于翦伯赞是史学领域的权威，在史学革命中提出的系列观点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而戚本禹的批判文章又是发表在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这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引起的反响也就特别强烈。这样就使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进入到了政治批判的阶段。
② 毛泽东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谈话为批判指明了方向。
史学革命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让步政策”的批判是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开展起来的。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这种批判的呢?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明了态度，肯定了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曾经说到孙达人这篇文章，称赞他的观点。他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按：当时孙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又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徭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279]
毛泽东是一位史学大家，他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将中国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都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而后获得史学界公认的。毛泽东在“让步政策”问题上作出这样的判断，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了孙达人的文章，批驳了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他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是运用古代的史实来反驳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而没有结合近代的事例去进行驳斥，因而在论证上还不算完美。毛泽东在谈话中虽然支持了孙达人的文章，但是也指出该文存在的这个缺点。这是因为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反攻倒算的生动事例更是反驳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有力证据。这两个事例刚刚发生，不少中国人耳熟能详，更有说服力。但是孙达人却避而不谈，这就不能不影响到该文的论证。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了对翦伯赞和吴晗的批判问题。这是因为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刚刚要批判吴晗，翦伯赞就替他鸣不平。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翦伯赞就对《文汇报》记者说“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280]
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说翦伯赞和吴晗有朋党之嫌，但是其码他们的观点还是相当投合的。后来戚本禹等人在文章中说他们两个是挂帅的人物，当非空穴来风。
这个时候《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281]
看来，毛泽东在看了反映吴晗对姚文意见的材料后，气得一夜没有睡着觉，反映翦伯赞对姚文意见的材料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翦伯赞和吴晗两人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还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抵制批判。由于他们在史学界具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这样就使得史学革命的开展遇到相当大的阻力。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这次谈话中说道：
“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28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在密切关注着史学界的动态。针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及时地作出指示，指导着批判运动的发展，将批判运动推向深入，以推动史学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③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一文将对翦伯赞的批判推向高潮。
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对翦伯赞提出的历史观点定了性，而且还同意对翦伯赞进行点名批判。
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尹达撰写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写出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一文，刊登在一九六六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和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283]
这篇文章列举了翦伯赞在史学革命过程中的主要文章，不仅点了翦伯赞的名，而且还对他所宣扬的史学观点定了性，从“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推动了对翦伯赞批判的深入发展。
文章认为，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大斗争，是在史学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还有一帅，就是翦伯赞同志。
文章列举了翦伯赞在史学革命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认为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这两篇文章，系统论述了翦伯赞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在“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小节中，文章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阶级斗争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翦伯赞同志虽然讲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话，口头上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一九五二年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所谓“历史主义”，近几年他又在各地宣传“历史主义”，他在历史研究中用“历史主义”来代替阶级观点，否定了阶级分析方法。文章又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翦伯赞所提出的“历史主义”的本质和来源，说明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是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理论如出一辙，他是同资产阶级学者们站在一起的。
在“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一小节中，针对翦伯赞提出的“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文章认为，不是由农民的认识而是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来决定农民起义的性质。不管当时农民是否认识到，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就是反对地主阶级。文章接着驳斥了翦伯赞提出的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政权这一观点，介绍了农民政权建立后，打击贪官污吏，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保护农民利益的斗争情况，用历史事实说明了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
在“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一小节中，文章从是否承认秦始皇、隋炀帝在修长城和运河中的作用入手，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长城、运河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不是秦始皇、隋炀帝修成的。翦伯赞同志掩盖了隋炀帝修运河的阶级本质，把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说成是为人民办好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章接着说，翦伯赞吹捧地主阶级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秦汉时期，西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前，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翦伯赞同志宣扬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自然认为是错误的。文章认为，根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既然存在这种剥削和压迫，又怎么能不准去反对和批判呢?
文章接着又对翦伯赞主张的帝王将相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进行了批驳，指出翦伯赞同志主张用“历史主义”去评价历史人物，他不仅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去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将相，而且根本否定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把国家和法当作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来歌颂。
在“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一小节中，文章回顾了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说明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正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和德国一五二五年发生的农民战争的史实，说明只有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阶级的“让步”和“让步政策”。
至于认为“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之后实行的，这就更加荒唐了。这岂不是说，农民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失败以后反而得到了吗?
文章分析了其原因，指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极端仇视，坚决镇压。当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只能反攻倒算，绝不会有什么“让步”，更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文章接着又以刘邦的“约法三章”和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实行的政策为例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在“结束语”中，文章最后揭示了翦伯赞史学观点出现的社会背景，说翦伯赞同志是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来对待史学革命，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
文章指出，翦伯赞同志的史学观点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为了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必须批判。[284]
由此我们看到，在《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这篇文章中，不但对翦伯赞进行了点名批判，而且还将他的史学观点归纳为“二反二保”的史学纲领，定性为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对翦伯赞的批判虽然是严厉的，但是在文章中仍然称他为同志，这表明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这篇文章及以前戚本禹撰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发表后，对翦伯赞的批判升了级，由学术批判转入到政治批判，在报刊杂志上又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从而使批判向纵深发展。
史绍宾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评吴晗等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路线》一文中，在批判吴晗的同时，还在《后记》中点了翦伯赞的名，表示将另外撰文对翦伯赞进行批判。
四月三日越矢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四月二十日苏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批判》，四月二十二日史绍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破产——评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以《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题，将翦伯赞论著中的主要观点辑录下来，进行分类编排后发表。[285]
不仅如此，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进一步掀起了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光明日报》发表师东峰《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又发表《扯下翦伯赞的历史主义的黑旗》。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日，《文汇报》发表《翦伯赞怎样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精神》。十四日，《文汇报》发表《翦伯赞‘让步政策’论是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服务的》。等等。[286]
这样对翦伯赞的批判迅速转入了政治批判，将他的史学观点还与蒋介石扯到了一起，出现了否定和打倒翦伯赞的趋势。从今天看，当时火药味很浓的一些文章，其中的若干论断未必符合事实情况，但是从史学革命的要求出发，对翦伯赞的史学观点进行批判则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为什么要对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进行批判呢?这种批判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7)在“让步政策”上进行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当时为什么在“让步政策”上不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要对“让步政策”进行批判呢?这种批判的深层历史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史学领域存在的阶级矛盾是出现“让步政策”批判的根源。
我们知道，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的表现。阶级矛盾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其表现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史学领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这个领域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阶级斗争。在“让步政策”上的争论就是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出现说到底不过是阶级矛盾在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已。因而我们说史学领域存在的阶级矛盾是出现“让步政策”批判的根源。
② 史学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让步政策”上出现批判的主要原因。
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个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作为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界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域。这就要开展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史学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就成为史学革命的重要目标，对“让步政策”的批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③ 在“让步政策”上进行的争论，直接关系到能否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在“让步政策”上出现批判的政治原因。
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要求出发，必然要开展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在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是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中途妥协，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到底是靠自己奋斗还是资产阶级的怜悯和让步才能取得，如何对资产阶级的本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革命过程中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不因为原则性而放弃灵活性，也不因为坚持灵活性而损害革命的原则性，这是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从本质上来说则是史学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不仅关系到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唯物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来研究历史的问题，同时还关系到能不能确定这种斗争的性质，将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当史学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让步政策”却宣扬统治阶级会对劳动人民进行妥协退让，通过统治者实行的“让步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斗争的目的，这样就必然会削弱人民的斗志，走向阶级调和，最终会使正在斗争的革命人民从思想上解除武装。这是与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抵触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步政策”也就难以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了。
这种争论固然存在学术认识上的分歧，但是在这种分歧和争论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因为这是关系到是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问题，要不要在史学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从进行史学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史学研究阵地，这就要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让步政策”上的争论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这里令人迷惑的是，争论的双方都说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没有公开反对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实际行动。只有在对史学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行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后，才能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作出准确的结论。
④ “让步政策”既不符合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也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这成为对“让步政策”批判的学术背景。
从学术争论的分析出发，我们要搞清楚“让步政策”是不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符合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当然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出发，弄清楚到底是农民阶级进行的斗争还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来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即使地主阶级作出了让步，这到底是农民阶级斗争的结果还是地主阶级主动作出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能模棱两可的。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287]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不论是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也不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从维护其阶级利益的需要出发，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固然，在具体的斗争中，在斗争的策略方面，会出现一些变化和调整，但是这种变化和调整并不能消除它们阶级利益上的根本对立，解决不了产生这种斗争的阶级矛盾。
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来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虽然有统一的方面，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之间却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就是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
从阶级斗争的历程上来看，有时候会激烈一些，有时候会缓和一些，在激烈的斗争中存在缓和的因素，在缓和的时候又时常迸射出激烈斗争的火花。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就否定缓和的因素，也不能因为存在着缓和的因素就否定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不论是缓和还是斗争并不取决于各阶级的主观意愿，而是由现实存在的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及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从这种分析出发，所谓地主阶级的让步，是在农民阶级的斗争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所谓的让步是农民阶级的斗争造成的。
在阶级社会里，从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实际来看，社会的进步当然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进行着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由于农民阶级的坚决斗争，在强大攻势下，地主阶级也会作些斗争策略上的调整，以求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调整的幅度是极为有限的，就是这种调整也是农民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地主阶级执行的“让步政策”造成的。这不是地主阶级让步的结果，而是农民阶级斗争的结晶，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进行的这种调整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需要而作出的。不仅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国运动斗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翦伯赞等人将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被迫进行的妥协和策略调整归纳为地主阶级执行的“让步政策”，并进一步说明历史的进步就是这种“让步政策”执行的结果。这显然高估了地主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进一步淡化了农民起义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实际，在学术上也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
在“让步政策”上出现的争论，说到底是在究竟由于农民战争还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才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上的分歧造成的。这种分歧直接关系到对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历史发展作用上的不同定位。当我们把这种不同定位与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同作用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到底是由被压迫阶级还是压迫阶级来推动的问题。因而在“让步政策”问题上进行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历史到底是被压迫阶级还是少数剥削者来创造的这样一个事关唯物史观的大问题。这才是争论的要害所在。
⑤ 翦伯赞在史学革命中提出的系列观点及其对待史学革命的态度和在史学界的地位，又成为对“让步政策”进行批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评论一个人不仅要看他的声明，还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在实际行动中，也要抓住决定其主要的本质性的行动，而后才有可能做出比较切近实际的结论。那么，翦伯赞在史学革命过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毋庸讳言，翦伯赞在史学革命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写出了不少专业性的史学论著，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比如在为曹操翻案的问题上尤为值得人们称道。但是，如果我们对于他在史学革命过程中的言行进行综合考察以后，就不能不对他的史学革命立场发出疑问了。
翦伯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史学工作者，而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北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还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等领导职务，由他著述的《中国史纲》、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参与撰写的《中国历史概要》等著作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史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288]
建国后，在史学革命过程中，针对史学界进行的学术批判和出现的问题，翦伯赞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史学革命过程中的观点。这个时候发表文章最多的还是翦伯赞。一九五一年二月在《学习》第三卷第十期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九五二年在《新建设》九月号上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289]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的文章;同年五月，他又有《红旗》第十期发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六月九日及七月十七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六十年代初，翦伯赞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在《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第六期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九六一年夏至一九六三年春，他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向一些高校师生和学术界人士发表讲演，主要讲述史与论、古与今、理论与政策、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打破王朝体系等问题。由于翦伯赞发表的文章最多，论述涉及的方面较广，笔锋也比较尖锐，产生的影响也就最大。[290]
这样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翦伯赞通过著作、文章和讲演，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他的观点独树一帜，而且自成体系，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成为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
翦伯赞不仅在史学研究上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观点，而且还站在了史学革命的对立面，逐渐成为史学革命的反对派。这在几次关于文化革命(包括史学革命)的争论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翦伯赞对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是持反对态度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江青组织文章在报纸上批判新编昆剧《李慧娘》的时候，翦伯赞却应主演者之请，亲自到长安大戏院观看了此剧，认为此批评是“无限上纲，不符合党的文化方针”，是一种“幼稚病”。[291]
在批判《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翦伯赞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一九六三年九月，在刘大年主持召开的近代史所座谈会上，在讨论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时，翦伯赞在发言中批评戚文对于李秀成的评论有很大的片面性，从生活上推论忠王不忠，过于勉强，通篇都是推论，根据李秀成在几天之内匆匆写出的供辞，就推论他的一生的革命都是假的，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几个农民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都须要改写了。他说，这太不公平，要正确对待“古为今用”，不要因为中央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把什么事都扯到古代去。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能苛求他。[292]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翦伯赞又一次表明了对于姚文的反对态度。翦伯赞对《文汇报》记者说：“批判吴晗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是因为他要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吗?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是拿CC派特务钱的，他有什么资格批判吴晗。”“我认为，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293]
以上这三个事件都是文化革命中的重大事件，而翦伯赞不是积极地参加文化革命，而是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对正在开展的文化革命持抵制态度。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如果将翦伯赞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与他提出的“让步政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么他在史学革命上的态度也就水落石出了。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翦伯赞在史学革命过程中通过文章和讲演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成为史学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在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评《李秀成自述》问题上、评《海瑞罢官》问题上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这些观点和表现出的态度从主体上来说是与史学革命相抵触的，这样翦伯赞就由史学革命的参与者逐渐变成了史学革命的对象。他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在北京大学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写出的著作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史学革命的要求出发，就不能不对翦伯赞开展批判了，批判“让步政策”不过是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的一个具体步骤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史学界出现对“让步政策”的批判，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出发，就要开展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让步政策”并不符合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是与唯物史观相抵触的，况且又是翦伯赞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观点，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对“让步政策”的批判是有必然性的。
我们也注意到，翦伯赞在史学界具有较高的地位，提出的观点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史学革命的风云人物，他本人对这种批判又是采取抗衡态度，因而从这方面来说，对“让步政策”的批判又具有偶然性。
因而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批判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8)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几点认识：
① 对“让步政策”的批判，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是阶级矛盾在史学领域的重要表现，是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翦伯赞虽然是老党员，史学研究权威，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但是从他提出的系列史学观点的性质以及对史学革命的态度，就决定了他必然会成为史学革命的批判对象。
② “让步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在“让步政策”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农民战争还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才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上的分歧所致。这关系到到底是被压迫阶级还是压迫阶级才是创造历史的大问题，直接影响到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不同定位，同时也对社会主义革命是进行到底还是中间妥协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因而对“让步政策”的批判就不仅仅停留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而要升级为政治批判了。
③ 在对“让步政策”批判的问题上，不论是翦伯赞还是中宣部都是持抗衡或消极态度的。这显然是与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背道而驰的。这种批判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才将史学革命推向前进的。
④ 虽然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在史学领域有重要贡献，有的还是奠基性的贡献，但是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却都不同程度地成了史学革命的对象。范文澜支持翦伯赞的“让步政策”问题，还表示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是不服，[294]但是毛泽东却将他们区别对待，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对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人说，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295]这说明当时的批判尽管严厉，上升为政治批判了，但还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
⑤ 就是对翦伯赞毛泽东也是按政策办事的，采取思想批判从严，政治处理从宽，“一批、二保、三看”，至于后来翦伯赞自杀，是由于个别人违背中央政策，对翦伯赞搞逼供信，事出偶然，纯属意外，并非是因为对他的批判所致。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翦伯赞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还是要打倒翦伯赞等一批人才好。但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翦伯赞、吴晗等人，不要做过分了，你要问帝王将相，还得去找他们，还有某种用处。[296]
虽然文革开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翦伯赞居住条件较差，生活待遇受到限制，但是在毛泽东讲话后，北大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立即改善了翦伯赞的生活待遇和居住条件，还派一位退休的老工人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对翦伯赞说，毛主席保你了。翦伯赞很高兴，思想压力大大减轻，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看信后说：翦伯赞的信写得很好嘛!
但是这个时候中央专案组具体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却用坐牢来威胁翦伯赞，要他交待刘少奇的问题，翦伯赞被逼无奈，最后怀揣着他亲自写的“毛主席万岁!”的遗书和老伴一起自杀了。[297]
毛泽东得知翦伯赞自杀的消息后，把谢静宜叫到身边，心情沉重地对她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说到这里，毛泽东掉泪了，他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看来八三四一(即警卫团)还得派一部分去北大啊!”毛泽东告诉谢静宜，让她和迟群带上几个人到北大去了解翦伯赞之死的原因，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又向谢静宜讲了调查了解的方法。[298]
当时周恩来听说翦伯赞死亡的消息后心情也很沉痛，把谢富治和巫中狠批了一顿。说道：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已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你们为什么还去逼翦伯赞?你们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搞逼供信，把翦逼死了。你们对毛主席不忠……。[299]
事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召开会议批评专案组成员违背中央政策，对翦伯赞进行逼供信，将翦逼死了。他说道：“为什么在刘少奇的专案已经结束之后，还要找翦伯赞继续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他气愤地说：“毛主席保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让他坐监牢?你们对毛主席不忠!”
最后对这件事做了组织上的处理。
巫中本人停职审查，听取北大人的意见和批评，到北大做过两次思想检查，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专案组具体负责人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做了检查。北京市委自谢富治(第一书记)以下有关人员、驻北大宣传队、北大组织组、保卫组、驻历史系宣传队等有关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层层做了思想检查。[300]
3、几点结论。
通过对于《李秀成自述》和在“让步政策”问题上的争论与批判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 史学革命就是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斗争之艰难、曲折、激烈，不仅说明进行史学革命的艰巨性和 复杂性，而且还反映出史学领域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2)“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要进行史学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占领史学研究阵地，使史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对历史上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剖析中，来论证革命政权产生的正义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奠定道义的基础。反观近年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喧嚣尘上，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在斗争中产生的许多英雄人物遭到诋毁和解构，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逐渐被蛀蚀，两相对比是发人警醒的。
(3)在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负责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宣部，本来应该站在史学革命的潮头来领导这次革命，但是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宣部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主动地投身于史学革命的斗争中，为史学革命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反而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要去压制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这样就使史学革命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出来讲话，扭转了批判的方向，将史学革命推向前进。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由此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4)对罗尔纲、翦伯赞这些学术权威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是按照党的政策来处理的，批判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并没有把他们个人怎么样。罗尔纲活到了文革以后，还照样宣传他的“伪降说”和“苦肉缓兵计”，翦伯赞自杀则是一个不幸的意外事件。有人故意渲染他们受到的所谓“迫害”，否认对他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是别有用心的。
(5)史学领域不仅对《李秀成自述》、“让步政策”，还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批判，这是史学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上乃至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正是因为这样，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才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七、围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进行的斗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哲学领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哲学领域也存在着阶级斗争。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为了进行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也要开展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和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这场斗争是怎样发起的呢?斗争状况如何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斗争呢?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就要从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谈起。
1、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文中，系统论述了矛盾学说，分析了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及这两个部分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后来他又将矛盾的对立统一形象地解释为“一分为二”，这样不仅抓住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也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生动概括。
在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后，杨献珍却别出心裁，提出了“合二而一”的观点。
杨献珍是如何提出“合二而一”观点的呢?
杨献珍的这个观点是在他思考对立统一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九五六年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后，杨献珍在阅读《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时，发现列宁在文章一开头写道：“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01]这引发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思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因而在研究对立统一规律时，他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既是普遍规律，古代希腊思想家能够有所反映，难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就会没有反映吗?
他在翻阅中国哲学史料的时候发现，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就有‘太极生两仪’之类的话，‘两仪’即阴阳，‘阴’和‘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两个对立面的用语。但没有看到过类似‘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样的表达法。
一九六一年杨献珍在西安住医院时，翻阅《蓝田县志》，看到了上面记载宋朝人晁公武说，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一书，阐发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他又翻阅了一下《老子》中的相关章节。他认为“合有无谓之元”，这里的“合”就是“构成”的意思，“有”和“无”代表两个对立面，“元”即“单元”或“事物”的意思。“合有无谓之元”，正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意思是一样的。因而他认为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法。后来他又看到宋朝人张载有“不有两，则无一”的表述。
一九六三年他又看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其中有“合二而一”这句话，这里的“合”字，他理解为“构成”的意思，认为这句话与“不有两，则无一”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一”是由“二”构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因而他认为，“合有无谓之元”，“不有两，则无一”，“合二而一”，同“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都是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不同表达法。他说这是他对于‘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的最原始的理解。
在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而二”的关系上，杨献珍说他在认识上没有把这两句话对立起来。在一般哲学书上阐释“对立统一”时，或者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或者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他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前者可以表述为“一分为二”，后者可以表述为“合二而一”，二者都是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302]
后来杨献珍在概括他的“合二而一”观点形成过程时说，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三年这期间，他一直在探寻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法。这期间脑子里已经有了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合有无谓之元”，“在一定的时候，一定条件下，要把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等这样一些概念。一九六三年看到方以智的《东西均》后，就明确地以合二而一来表达矛盾统一的思想。他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可以说它是一分为二，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303]
这样看来，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用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两种表达方法。从他的阐述来看，他是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提出“合二而一”观点的，又从古人那里获得了论据，自认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作出了新的解释。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杨献珍就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课堂上讲了出来。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给中央高级党校一九六一年入校班学员讲授《唯物主义引言》课时，第一次引用了“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他在给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讲授《认识论》时又说：“‘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他在给中央高级党校新疆干部班学员讲《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一课时，向大家介绍了古代学者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述，指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304]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杨献珍在给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提纲(手稿)中是这样表述“合二而一”的：
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说，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就是两条腿走路。
什么叫做对立面的统一，需要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明白。
一分为二
合二而一
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两点论，两分法。
蓝田县志载称，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一书，据晃公武说，此书大意是：“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
“合有无谓之元”，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吕大临认为老子的书就是讲对立面的统一的道理的。[305]
从中可以看到，杨献珍认为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就是阐述的对立面的统一，从他强调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来分析，“合二而一”就是侧重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来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与“一分为二”的观点从本质上出现了分歧。
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后，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的艾恒武、林青山就率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扬“合二而一”的观点。就是这篇文章拉开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争论和斗争的序幕。那么，这篇文章是如何形成的呢?
2、艾恒武、林青山发表宣传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
杨献珍在中央高级党校课堂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后，当时在中央高级党校任哲学教师的艾恒武、林青山就合写了一篇文章来宣传杨献珍的观点。该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拉开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斗争的序幕。
这篇文章是如何写成的呢?又是如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呢?在发表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杨献珍在中央高级党校课堂上讲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后，当时在新疆班担任辅导工作的哲学教师艾恒武听后很受启发，认为杨献珍用“合二而一”来描述对立统一很有新意，便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文章，与另一位哲学教师林青山联合署名。文章写好后征求当时担任《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兼职编辑的哲学讲师黎明的意见，黎明对文章略加修改后，便向《光明日报》推荐发表。
五月中旬，《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把文章的清样给作者，说他们准备发表这篇文章。并且说：他们认为，文章写得很清楚，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有体会的。不过也有人说，已经有了“一分为二”，再提“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标新立异。
艾恒武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把清样送给杨献珍看，问杨献珍“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否能站得住”。杨献珍说：“当然站得住。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人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了。他不知道，就说是标新立异。”当晚，杨献珍叫他的秘书把清样退给艾恒武。清样没有改动，杨献珍只是在几处文字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划了红线。
艾恒武见杨献珍没有明确表示这篇文章能否发表，第二天，又去问杨献珍：“你看那篇文章能不能发表?”杨献珍说：“我看可以拿出去。写文章不要怕别人攻。不过，是否发表还是你们自己拿主意。”艾恒武得到了杨献珍的支持，便把文章的题目《“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改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通知《光明日报》可以发表。[306]
在中央高级党校任哲学讲师的黎明，利用自己任《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兼职编辑的有利条件，将这篇文章推荐到《光明日报》发表，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黎明本身就赞同这个观点，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写作之前他就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宣传过“合二而一”。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有‘一分为二’的问题，也有‘合二而一’的问题;过去‘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写些文章。”讲后学员引起议论，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范若愚也说：五月中旬，他曾就此事向康生请示过：“对立统一规律，有没有‘合二而一’的问题?‘合二而一’的提法是否正确?”这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宣传动态》上有所反映。[307]
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在有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讨论批判“合二而一”的会议上，在谈到艾、林文章时说：文章发表以前，党校已经议论纷纷，谈论“合二而一”。我看了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就想就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杨献珍去年11月就大讲“合二而一”。周扬同志报告(既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出来(其中一段是主席改的)，今年4月杨献珍又讲。完全是同主席针锋相对。[308]
由此我们看到，艾恒武、林青山这篇文章是在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启发下写成后，又是在黎明的帮助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于“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提出来的，因而艾恒武在听说《光明日报》编辑部对这篇文章有不同意见后，为保险起见才将该文送交杨献珍审查的。虽然这篇文章的发表并非出自于杨献珍的授意，该文是否发表杨献珍也让艾恒武他们自己斟酌决定，但是在文章发表前，杨献珍不仅看过这篇文章的清样，还表示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艾恒武他们在学术上吃了“定心丸”，因而康生说艾恒武、林青山是杨献珍的代言人也并非空穴来风。
考虑到当时“一分为二”的观点业已深入人心，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已经形成共识，同时该文宣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又存在着争议，这样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不致于引起较大震动，艾恒武在文章发表前夕还特意把题目《“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改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这样看来，在宣传“合二而一”观点的问题上，杨献珍、黎明、艾恒武、林青山等人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合二而一”的问题上，不仅党校学员中，就是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表明“合二而一”的观点一出现就遭到了人们的抵制和抗衡。
那么，在发表艾恒武、林青山这篇文章的问题上，《光明日报》编辑部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当时是否发表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内部存在着分歧。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编辑黎明推荐给学术部编委王愚的。王愚认为文章可用，交给学术部负责人签发，并将排出的小样分送副刊主编和文章作者。主编审查通过后又将文章小样退回报社。
这个时候报社学术部主任黄卓明刚刚病休出院，不能主持全部工作，暂时上半天班，只看看小样提点意见。部里工作暂由国内部主任徐亦安代替。黄卓明看过这篇文章的小样后，认为不宜发表，便写了一个意见留下。大意是：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毛主席概括为“一分为二”。这都是指矛盾的斗争性而言的。至于“合二而一”，则未见出处，而且也不能拿它来概括说明矛盾的同一性。文章标新立异，建议绝对不要发表。
黄卓明虽然提出了“绝对不能发表”的书面意见，却没有能够引起徐亦安的重视，他也没有将黄卓明的这个意见向《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报告。五月二十八日夜里穆欣是在审阅大样时才看到这篇文章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就签字付印了。于是，这篇文章在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第434期上见报。
穆欣说，事后他才知道，在艾、林送来这篇文章之前，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宣传动态》上就已经反映过黎明在党校讲课时宣传“合二而一”引起学员议论以及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范若愚为此专门向康生请示的事。他说他事先没有看到过那一期《宣传动态》，如果知道有此情况，按照当时的惯例看大样时就不会如此不经意，而会在发表前先就此文可否发表向中央宣传部或中央理论小组请示的。
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在由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也谈到过艾、林文章的发表情况。他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哲学》专刊主编是作为正面文章发的。他知道，文章是从党校来的，又由黎明拿来。报社有人提出疑问，黎明说没错。实际上报社编辑部也是当作正面文章发的。[309]
由此看来，在发表艾恒武、林青山文章的问题上，《光明日报》编辑部内部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学术部主任黄卓明和暂时主持学术部工作的国内部主任徐亦安、副刊主编、学术部个别负责人以及编委王愚之间。在报社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编委黎明又为文章的观点打了包票。虽然黄卓明当时处于病休中，没有主持学术部的工作，只是断断续续地上班，看看小样，提提意见，但是他毕竟还是学术部的主任，是一个资格较老的编辑，况且还对这篇文章写了“绝对不能发表”的书面意见，按常理来论，徐亦安应该重视黄卓明的意见，即使存在不同意见，他自己拿不准，按程序也应该向总编辑穆欣请示，经批准后方可发表。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在黄卓明提出了“绝对不能发表”该文的书面意见后，徐亦安却置黄卓明的意见于不顾，毅然批发了这篇文章。这就不禁让我们发问，难道他也没有见到中宣部《宣传动态》上关于“合二而一”观点的报道吗?他为什么在报社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还要冒着风险来批发这篇文章呢?这是一个认识问题，还是立场使然?值得深思。
艾恒武、林青山在这篇文章中是如何阐述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观点的呢?
文章认为，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到人类社会、思维等等，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辨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
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这个方法就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
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事物，认识了“合二而一”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要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推动事物转化、发展。
文章最后强调：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在制定改造世界、处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时，又要“合二而一”，在对立面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这就是唯物辨证法的最根本的观点和方法。[310]
这样就以艾恒武、林青山五月二十九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一文为标志，引发了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那么，这篇文章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响呢?斗争状况如何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3、项晴的反击文章迅速掀起了这场斗争的浪潮。
艾恒武、林青山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宣传“合二而一”的文章后，迅速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对待“合二而一”的问题上，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赞成，一派反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争论，迅速掀起了讨论的热潮。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后，对该文的不同意见很快在中央党报和理论宣传研究部门中反应了出来。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上午，《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去中宣部开会，也来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一见面就对穆欣说：“昨天《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篇好文章。”陈浚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本来就赞成这个观点。四月八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分为二——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一文中，曾经说过：“这矛盾的两个侧面，互相对立而又联系，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也就是说，二又合为一，旧的两个矛盾的方面，经过斗争，变为新的事物。”[311]
《人民日报》副总编陈浚赞成这个观点，但是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成员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马上派出记者对该文发表后的反应情况进行了采访。
当时为开展反修防修准备材料，中央集中了一批哲学工作者，在民族文化宫成立了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关锋、林聿时、吴传启、李奇、周冰原五人为核心组成员。艾、林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上午，《光明日报》学术部记者詹铭新就到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驻地民族文化宫去采访。住在那里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关锋对他说，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有原则性错误：第一，“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本身含义很完整，不必再提什么“合二而一”的概念，提出来就意味着强调统一;第二，文章说“合二而一”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一分为二”是认识方法，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是违反辩证法的。他说：文章有代表性，在学术讨论中也是“一分为二”的，应该通过百家争鸣把问题搞清楚。当天下午，学术部记者詹铭新就将采访情况向《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作了汇报。
其实当时不仅关锋是这种看法，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许多人看了这篇文章，在议论中大家都不赞成该文的观点。关锋的观点不过是这个写作班子态度的一个代表而已。这在康生七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到关锋所在的反修哲学小组强烈反对这篇文章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由此我们看到，艾、林的文章五月二十九日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后，《人民日报》副总编陈浚和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关锋(关锋时任《红旗》杂志编委)就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意见。一天当中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引起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总编辑穆欣就重新看了这篇文章，还找学术部的同志了解有关情况，弄清了文章见报的经过，他说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提出来的。[312]
六月一日，《光明日报》学术部收到了项晴撰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项晴在文章中肯定了“一分为二”的观点，批评了“合二而一”的观点。
针对艾恒武、林青山宣扬的“一分为二”是认识方法，“合二而一”才是事物的固有的客观规律的说法，项晴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才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艾、林的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根本上错误的。
项晴在文章中指出，真正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的思想正是同对立统一的思想针锋相对的。那么“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对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项晴认为“一分为二”是承认矛盾为事物内部所固有，它的前提是一，二是存在于一中，相反，“合二而一”则是以二为前提，二不是存在于一中，而是一为二结合或构成的。这种对立的实质就在于矛盾是事物本身内部所固有，即一分为二，还是先有二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构成了事物的矛盾和事物的运动。
文章又从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方面来驳斥了艾、林在文章中宣扬的客观事物的发展是“合二而一”的，认识方法是“一分为二”的观点。文章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主观辨证法与客观辨证法应该是一致的。可是，艾、林二同志却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方法则是“一分为二”的。这就是说，主观辨证法同客观事物是不一致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可以不是客观辨证法的反映，这就离开了主观是客观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原则。
文章最后指出“合二而一”必然会走向矛盾调和。项晴认为，“一分为二”是承认一中有二，即承认事物的内在矛盾。事物正是由于内部矛盾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才有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才有向对立面的转化。“合二而一”实质上否定了事物的内在矛盾性，从而否定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否定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因而“合二而一”不仅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而且由于否定了矛盾的斗争，陷入矛盾调和，必然阻碍事物的转化和发展。[313]
从项晴文章的主题来看，虽然该文是和艾、林的文章针锋相对的，但仍然是从学术范围内讨论问题的。《光明日报》学术部认为可用，经总编辑穆欣批示后发排，至于作者的情况他们当时并不清楚。事后才知道，作者当时在民族文化宫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工作，项晴是张恩慈临时起的笔名。张恩慈是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艾、林文章后才独自写出了该文，于六月一日送交报社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前没人知道他写过这篇文章，就是在六月五日见报后他所在的那个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也不晓得该文的作者“项睛”是谁，他们还是经向报社打听才知道是张恩慈写的。
鉴于理论界和报社学术部内部对艾、林文章的看法不一致，项晴文章与艾、林文章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问题又关系到对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理解，因而为慎重计，《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便把刊有艾、林文章的《光明日报》，连同项睛这篇文章的小样一起报送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康生，请他审阅处理。
康生在看了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刊出的艾、林文章和项睛所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小样以后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对立的。艾、林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在哲学界引起注意，另外还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项睛这篇文章可以快点发表，报社还要派记者去收集一下哲学界的意见，同时组织他们写稿，就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讨论。[314]
我们看到，康生在看了《光明日报》刊出的艾、林文章和项晴文章的小样后，明确指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观点是对立的，意识到艾、林文章的发表会在哲学界引起争论，因而要报社派记者去收集意见，组织写稿，准备在报纸上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他之所以催促《光明日报》快点发表项晴的文章，不过是要以此敲响这场讨论的开场锣鼓，通过争论将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罢了。
虽然康生作出了判断，提出了要求，项晴撰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也于六月五日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业已在报刊上开展起来了，但是康生对这个问题还是慎重的，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将这个问题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那么，康生是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呢?毛泽东又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4、毛泽东评点“合二而一”。
在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后，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范若愚于一九六四年五月曾就这个问题向康生请示过。[315]虽然康生对“合二而一”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但是鉴于杨献珍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又在中央高级党校担任副校长职务，因而康生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没有公开表态，而是及时报告了毛泽东，是否点名批判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观点还要由中央来作出决定。
六月五日下午，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开幕，康生和江青都去参加，康生把刊有艾、林和项睛文章的报纸交给江青转送毛泽东。[316]
六月八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当康生谈到《光明日报》有两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不知主席看了没有时，毛泽东说：看了，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讲阶级调和嘛![317]
康生在七月一日说，毛泽东还在六月二十七日讲过：“‘合二而一’就是地主和农民‘合二而一’，资产阶级与工人‘合二而一’，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二而一’。”这个时候康生说：“合二而一”是“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在哲学上的概括。
七月十日，毛泽东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即《前十条》中论述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的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318]
我们看到，康生将载有艾、林和项晴文章的报纸报送毛泽东，他还亲自向毛泽东请示如何看待“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毛泽东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明确表了态，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搞修正主义。
当时毛泽东将农村工作部鼓吹的“三自一包” 视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中联部鼓吹的“三和一少”视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319]这样在毛泽东讲到“合二而一”是指敌对阶级之间的“合二而一”，是在搞修正主义时，康生就把“合二而一”与“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说“合二而一”是“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在哲学上的概括。这个判断是对毛泽东论断的解读，揭示了“合二而一”产生的社会根源，因而是精辟的。
毛泽东认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反驳他在《前十条》前言中加写的关于认识论的一段文字。因为这段话打中了杨献珍。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揭示了由物质到精神又由精神到物质的认识规律，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与杨献珍“合二而一”的观点根本对立的，因而杨献珍才提出了“合二而一”的观点。这就可以看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说，“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道而驰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之间的争论，决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现实政策的走向，关系到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搞阶级调和，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原则性问题。
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毛泽东说：历来讲分析、综合，没讲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的分析、综合。怎么综合，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要从生活中间来讲对立统一。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320]
据龚育之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找他们去谈话是因为《红旗》要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321]这篇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因而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才多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322]
从这次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现在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去研究分析和综合的问题，他主张分析时有综合，综合时也有分析，要从社会实践中来讲对立统一，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是要分割的，批评了杨献珍说的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
毛泽东关于联系与分割的观点反映了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根据唯物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是有分割的。这是因为事物总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的，矛盾的双方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最后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分割。由此看来，分割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杨献珍主张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康生将报纸上正在进行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明确说明“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在倡导阶级调和，搞修正主义。既然“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分别是修正主义的国内、国际纲领，“合二而一”也是哲学领域出现的修正主义，那么从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来说，“合二而一”就是“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在哲学上的概括。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合二而一”的问题上，关系到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也就成为斗争的必然选择了。那么，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又是如何进行的呢?下面我们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5、从学术批判到政治批判。
“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观点是对立的。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上的争论展开后，逐渐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了。当时开展批判的状况如何呢?有人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康生策化的一个阴谋，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那么，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 阴谋，还是阳谋?
一九六四年对“合二而一”进行的批判，到底是康生策化的一个阴谋，还是他在发现了这个观点的错误后，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呢?
这不依赖于个人主观的夸张，还是要从史实上来进行说明。
一九七九年范若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评述了“合二而一”批判的全过程。在文章中的两节《〈“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为什么能够发表?》和《〈“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又是怎样发表的?》中，没有如实叙述真实情况，使人产生阴谋论的印象。
范若愚在文章中说，艾、林文章发表前，《光明日报》就将这篇文章的清样送交康生审阅，康生“一看有问题，就告诉《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后来该文经康生审阅后，是处于“钓大鱼”的目的才决定由《光明日报》发表的。
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从《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艾、林的文章在发表前《光明日报》只将清样送给《哲学》专刊主编和作者，并没有送给康生，康生是在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康生也没有对报社说过“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的话。艾、林的文章在发表前并没有送康生过目，只是在该文引起争论后，穆欣他们才将五月二十九日刊登艾、林文章的《光明日报》和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送交康生审阅。因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323]
同时，范若愚在文章中对项晴《“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发表情况的记述也与事实有出入。
范若愚在文章中说项晴第一篇文章是“经过了他(指康生)的审阅、修改的”。还说：“关锋指着艾、林文章清样说是‘大鱼’时，这篇文章的作者也在场。”又说：“《‘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是原《光明日报》的负责同志亲自送给那个‘理论权威’(指康生——引者注)审阅的。他看了清样以后，又找那位同志说：文章总的还可以，有个问题，……(作者)后面自己提出一个公式：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进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新事物出现，又有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再到统一物的‘一分为二’。对此我无研究，要作者考虑有无把握，如无把握可以去掉。人家抓住小辫子，反而麻烦。………可见这篇文章是经过他的审阅、修改的。”
受范文影响，有些文章就认为这篇文章是“根据康生指示写的。”有的说：“康生对于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特别重视，亲自把关修改。”(《康生评传》第164页)有的说：“康生与关锋商量以后，立刻布置项晴写了这篇文章。”(《康生外传》第207页)。还说，这“是康生‘有意识搞一下学术斗争’‘先引起大家讲话’，是一个钓大鱼的‘诱饵’。”(《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战斗》第356页)还有一本书上也说：“6月5日，刊登了以项晴署名，根据康生指示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65页)[324]
而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这场论战中，项晴共在《光明日报》发表四篇文章;头两篇：《“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6月5日见报，以下简称“第一篇文章”)、《“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同姚永抗、潘庆斌同志商榷》(7月17日见报，以下简称“第二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相隔43天。穆欣说，两文小样都曾送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康生对第一篇文章只是让报社快登，并没有修改也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对第二篇文章提出过修改意见，是经过报社编辑部转告作者的。这在康生七月二十四日召开的有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得到验证。[325]
文章的作者张恩慈(项晴是他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后来谈到了当时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真相。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是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看到艾、林文章的，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到过这篇文章的小样，谈到第一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情况时，他说：“五月三十日(星期六)回家时，我带上了《光明日报》上的艾、林文章。当天晚上开始写《“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星期日修正定稿。六月一日(星期一)早晨上班后，我把文章送到《光明日报》理论(按：学术)部王愚同志那里，六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文章的小样，当日下午又送回《光明日报》。六月五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我的文章。
从五月二十九日看到艾、林文章到六月五日发表我的文章，前后七天时间，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我写文章的事，既未有任何领导人指导，也没有人知道。当时对艾、林二人是何许人及何单位的，均不知道，只是以文对文，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而已。至于这篇文章的思想是杨献珍的，那就更不知道了。
我的文章发表后，因用项晴笔名发表，所以社会上人不知道该人是谁，就是民族宫写作班子的人也不知道是我。后来他们打电话去《光明日报》询问，他们才知道。”
张恩慈还谈到了第二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情况。他说：“我的文章发表后，学术界有了反映，赞成者，反对者，调和者均有。后来我又针对姚永抗、潘庆斌二同志文章写了一篇《“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一文，发表在7月17日《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也是独立完成的，未有经任何人指导。但在《光明日报》送审时，康生对这篇文章提了一条意见，《光明日报》的同志向我转达了。但我对康生的这条意见，并未采纳修改，康生指出的那个公式，至今仍保留在我的文章中(请看原文)。”
他进一步回忆道：“在‘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的论战中。我写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本人独立完成的。既未有康生、关锋的指导，也未让任何人看过，都是我写了稿子直接送给报社的。至于报社如何送审，如何处理，与我无关了。”“那时我同康生从未见过面，更谈不上指导我写文章和修改文章了。”[326]
从张恩慈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写作第一篇文章前他并没有看到艾、林文章的清样。当时他既不了解该文作者的情况，也不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提出来的。他是在看到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艾、林的文章后因为不同意该文的观点才撰写第一篇文章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为了反驳姚永抗、潘庆斌文章中的观点才写出来的。文章写作期间，他既没有接受康生的指示和授意，也没有和反修资料编写组的同事商量过，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康生虽然对第二篇文章的清样提了一个意见，但是张恩慈并没有采纳，还是照原样发表了。
结合穆欣和张恩慈的回忆可以看到，张恩慈文章的发表并非看了艾、林文章的清样，而是张恩慈看到了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艾、林的文章后，由于不同意他们宣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才写出来的。他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为了反驳姚永抗、潘庆斌文章中的观点才写出来的。这些文章都是他独自写出来的，并非受命之作。康生对他的第一篇文章只说了快登，并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对第二篇文章虽然提出了修改意见，却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通过报社编辑部转告的。虽然张恩慈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文章还是照样发表了。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到，艾、林文章发表前，并没有送交康生审阅，该文的发表也并非出自康生的授意。该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张恩慈是因为不同意文章宣传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才著文予以反驳的。双方争论开始后，当穆欣将《光明日报》五月二十九日刊登艾、林文章的报纸和张恩慈的文章清样向康生请示的时候，康生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非凡洞察力，从反修防修的斗争实际出发，敏锐地认识到这个争论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弄清这个问题上的是非对于开展哲学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叫《光明日报》快点发表的。张恩慈的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批判“合二而一”的问题上康生施展的是阳谋，而非阴谋。有人抛出“阴谋论”不过是为了配合他们为“合二而一”翻案的政治需要来造些舆论罢了。
当年范若愚曾经参加过九评的起草，写下过不少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文字，同时作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还积极参加了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协助康生做了不少工作，明白其中的内幕和是非。但是在文革后，为了配合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解脱自己的责任，一九七九年十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但对自己当年参加的这场斗争表示了反悔，而且还对当年进行批判斗争的若干事实作了随心所欲的剪裁，歪曲了事实真相。这引起了张恩慈的不满。张恩慈曾经直接到《红旗》杂志编辑部，指出范文有歪曲事实的情况，要求在杂志上澄清。接待他的邵铁真听取了他的意见，“认为当时不能澄清”，只记下了他的几条声明了事。[327]
由于范若愚是当年参与批判的重要当事人，因而他的回忆当作权威性的史料被不少著作争相引用，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往往是根据他提供的史料展开的。这样他在文章中关于事实真相的曲解，就不仅误导了人们的研究，还给这场斗争披上了一层“阴谋论”的色彩。尽管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范若愚后来可能受到了不少压力，但是作为一位在反修防修理论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逆境中却没有能够保持当年的忠贞信念，就连事实真相的如实阐述也没有做到，这是令人惋惜的。
(2)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的学术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上，康生发现艾恒武、林青山和张恩慈之间争论的文章后，认为应该以此为契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批判“合二而一”的观点，坚定“一分为二”的信念，从思想上筑牢辩证唯物史观的防线。从这个目的出发，康生自觉地领导了这次学术批判活动。
这次学术批判活动是以《光明日报》为主阵地进行的。这不仅是艾、林宣传“合二而一”的文章首先发表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而且第一篇反击“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专刊上发表的。由于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因而哲学界和各方面的反应比较强烈。六月一日《光明日报》开始收到来稿，截止六月十九日的半个月间，就收到来稿三十篇。其中有反对艾、林文章观点的，也有支持的。[328]
下面我们看这个时候发表的若干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六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姚永抗的文章《要全面理解“一分为二”——也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该文虽然承认“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实质，但是却又认为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是根本对立的，“合二而一”只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一侧面，用“合二而一”来代替或补充“一分为二”的做法，是对“一分为二”片面理解的表现。
六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潘庆斌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矛盾规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与艾恒武、林青山、项晴同志商榷》。该文指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又是“合二而一”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的客观反映，只有“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才是事物所固有的，才是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才是矛盾规律的全貌。
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沙人的文章《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文章认为“合二而一”不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用“合二而一”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实际上就是矛盾融合论。
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于人的文章《对立统一规律不是“合二而一”》。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只能是“一分为二”，而不能是“合二而一”。“一分为二”不仅是方法，也是对立统一规律。
七月三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尹明的文章《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文章认为，应该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一样，都是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说明一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对立物的统一或者统一物的分裂为二。[329]
就这样以《光明日报》为阵地展开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斗争，在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之前，就这样陆续发表了两种观点的文章。六七月间虽算学术讨论阶段，但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所占比重迅速加大，文章的调子也在不断加温。[330]
为了使人们能够踊跃投稿，参加讨论，以便于通过正反两方面争论文章的发表，从思想上提高警惕，明辨是非，廓清认识，教育读者，增强抵御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免疫力，康生为这次批判活动殚精竭虑，出了不少主意。
当时赞同“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被称为“正面文章”，反对“一分为二”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被称为“反面文章”。开头一段时间，康生按照他所制定的计划和步骤，指令《光明日报》：“正面文章”和“反面文章”都要刊登，在版面安排上，或将两种对立观点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上，或者轮流摆在突出地位见报。这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二十七日，康生还要《光明日报》“再放4篇反面文章出来”，希望将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引向深入。
在这场论战中，康生密切注视着各报刊的讨论情况。为了使学术批判按照当时制定的计划运行，康生不但要求报社送去准备采用文章的全部小样，还替报社安排每期《哲学》专刊的版面。[331]
他之所以将批判的锋芒对准“合二而一”的提出者杨献珍，是因为杨献珍当时资格老，在理论界声望高，又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担任着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职务，提出“合二而一”这样的观点，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还影响到现行政策的走向。正是因为这样，当有的批判文章涉及到明代的方以智和《人民日报》副主编陈浚时，康生就迅速予以制止，防止转移批判方向，以便将矛头对准杨献珍，取得批判成效。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的来稿联系到方以智，凡是这样的文章康生都不让发表。他说：“一谈方以智，杨献珍就逃脱了。”项晴写的第二篇文章中说：“潘庆斌同志把矛盾的解决和事物的转化当成‘合二而一’是根本错误的，但却不能说这种观点是新奇的。”接着他就对《人民日报》四月八日发表的陈浚的文章《一分为二——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中谈“合二而一”的内容提出了批评。康生看过项晴第二篇文章的清样，就叫报社告诉作者把这一段删掉。他说：“不要说‘合二而一’是从陈浚那里来的，是从《人民日报》来的，而是从党校来的，从杨献珍那里来的。可与作者商量一下：简单地提一下也可以，留在以后再讲也可以，免得转移了目标。”
其实，康生不仅这么做，还向参加这场斗争的相关同志打过招呼。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七月二十四日召开的由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批判“合二而一”的会议上，还特意对此作了解释和说明。他说，有一批人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意图：一个是企图引导到搞古董，去搞方以智。我告诉报社不要上当。方以智的问题也要研究，但不是现在谈;现在一谈方以智，扬献珍就逃脱了。他们另一个企图是向陈浚身上引。陈浚的文章也有几句是讲“合二而一”的。但他主要宣传“一分为二”，总的方面是好的，他讲的那个问题是质变问题，旧质新质，用的“二合为一”。措辞不妥当，与杨献珍和艾、林宣传不一样。另外，《人民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也用了这个话。《哲学研究》编辑部不明白，弄了一篇反对陈浚的文章。现在中央民族学院仍在抓陈浚，《人民日报》同时收到中央民族学院两篇攻陈浚的文章。顾肇基在北京座谈会上宣读了攻陈浚的文章。他问《光明日报》为什么不登?《光明日报》怎么不问他为什么这样提问题?目前北京学校里思想最乱的是中央民族学院，这些人是要陈浚做杨献珍的替死鬼，转移目标。他说，当前斗争目标还是集中在党校好。各报刊选用稿件，在这个阶段要集中在拥护或者反对杨献珍的观点上。[332]
从这里可以看到，康生敏锐地意识到，鉴于杨献珍的身份和地位， 从他口中讲出“合二而一”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其影响也是不小的。因而他才将矛头对准杨献珍，不允许别人借机转移批判方向。不仅他自己这样做，还提醒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北京市报刊的负责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防止在批判中鱼目混珠，转移批判方向。
康生还在九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北京各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说：“艾、林文章发表以来，已有110天。我们讨论‘合二而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7月17日以前主要在《光明日报》上进行这个斗争。《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已涉及党校的黎明同志。这一段仍当作学术问题讨论。实际上，他们提出了政治原则问题，并不光是学术问题。但人们不大注意这一点。有人说我们把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不对。当然，开始当作学术问题讨论是对的。”[333]
从康生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批判“合二而一”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开始将“合二而一”作为学术讨论是对的。不是非要把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政治原则造成的。不过人们不大注意到这一点而已。康生这样说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合二而一”问题上的分歧，是与以前“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争论以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单干风、翻案风上的一系列分歧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以后才做出的结论。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康生才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了。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334]
由此我们看到，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观点，就由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了。那么，政治批判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下面继续来分析这个问题。
(3)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的政治批判。
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因为这个观点一旦成立，就会在政治上产生影响，这在艾、林的文章中就有所反映。“合二而一”观点是杨献珍提出来的，如果这个观点与杨献珍在“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争论和对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合二而一”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着必然性，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要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了。
康生后来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七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谈到这次批判的方向时说：“艾、林文章最后重点谈政治。这也是杨献珍的意见，杨献珍重点也在这个地方。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必然发展到政治上。”又说：“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朝另外方面发展……会发展到‘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1962年翻案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会涉及党校8年来的问题。”[335]
在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政治批判，并不是康生的独断专行，而是在报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的。
七月上旬，康生将中央高级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报送毛泽东及书记处会议相关同志。在这一期简报上，康生批写：“主席、彭真、定一、贺龙、瑞卿诸同志：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很可一看。长期以来，高级党校存在着反党反主席著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杨献珍为代表或明或暗、时隐时显的长期存在着。从这期简报，就可以看得清楚。”
毛泽东阅后批示：“退康生。”彭真七月十一日批注：“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谬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336]
由此可以看到，在报上点名批判杨献珍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康生作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不过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已。
为了组织好这次批判，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三个月内，康生亲自召开的布置任务、检查督促的会议就有9次，专门为讨论修改几篇重点批判文章而召开的会议还不计在内。[337]
为了搞好这次批判斗争，做到有的放矢，就要弄清“合二而一”观点的准确涵义，杨献珍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合二而一”的，然后才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写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来。为此康生领导几个理论工作者逐句逐段地推敲分析杨献珍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对新疆班学员的讲课提纲，为下一步公开批判杨献珍作准备。[338]
七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刘兴隆的文章《为什么要说“一分为二”讲多了?》，点了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的名，在读者中尤其是在党校引起震动。
刘兴隆在文章中指出，黎明同志今年五月十四日给学员讲《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时说，现在人们讲‘一分为二’多了，讲‘合二而一’少了，也可以讲讲‘合二而一’嘛!同志们可以写一些这一方面的文章。随后，艾恒武、林青山二位同志就在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把“合二而一”称为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刘兴隆认为，黎明、艾恒武、林青山三位同志是要用“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思想来偷换“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339]
这篇文章发出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政治批判的信号。
从学术批判转入政治批判后，凡是带有方向性质指导性的文章，都是康生亲自一手组织的。在政治批判时期，康生组织了三篇对“合二而一”观点进行批判的代表作。
第一篇文章是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
为什么第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要由《人民日报》发表呢?康生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说，杨献珍是中共中央委员，要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来点名，不能先在《光明日报》点他的名(当时《光明日报》还是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
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理论部根据党校提供的材料起草的。文章写成后，在康生主持下，又召集十多人讨论、修改、定稿的。康生在内部讲话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斗争，反对转化。
这篇文章七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十八日《光明日报》转载，文章署名王中、郭丕衡。这两个人是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工作人员，杨献珍是在他们这个班讲授“合二而一”的。因而这篇点名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就由他们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340]
第二篇文章是八月十四日关锋等三人以撒仁兴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一文。[341]
第三篇文章是第十六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一文。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点名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后，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要发表这样的批判文章。为此，《红旗》杂志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写一篇“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文章。参加这个班子的人员有《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吴江、关锋、邵铁真、郑惠、林杰和中宣部的龚育之。为了批判“合二而一”，写好这篇文章，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还专门召集写作班子的多数成员谈话。康生、陈伯达参加了这次谈话。[342]当谈到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时，毛泽东还说：《红旗》可以转载一些好一点的东西，写一篇报道。[343]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说：“已告诉《红旗》写文章，要《红旗》开展政治批判。”在毛泽东谈话后，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获得第一手的材料，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晚上和二十五日上午，在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范若愚主持下，还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在中央高级党校召开关于“合二而一”的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写作、发表及相关情况。[344]
这篇文章在康生和陈伯达的主持下，拟定了文章提纲，由《红旗》杂志写作班子起草成文。文章写出后，康生在北戴河亲自召开了两次会议，专门讨论修改这篇文章。[345]
文章修改完毕后，有人提议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康生认为从文章的水平来说，用评论员名义分量重了。又有人提议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发表，康生认为这会使大家认为只是个别记者的看法，不代表《红旗》，分量轻了。最后还是他提议以本刊报道员的名义发表了。
这样就在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第十六期《红旗》杂志上以本刊报道员的名义，发表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的文章，对杨献珍展开政治批判。文章说：“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346]
康生在九月二十三日会议上说：“合二而一”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347]
《人民日报》发表的《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八月十四日关锋等三人以撒仁兴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以及《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都是出自康生的精心安排。这三篇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报刊进一步对“合二而一”开展了猛烈的讨伐。[348]
康生亲自审定的这三篇讨伐“合二而一”的文章，在理论上有一个共同特点：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认为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斗争则是无条件的，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是对立统一规律最鲜明的特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从理论上对“合二而一”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认为：事物的本性就是对立面斗争的开展。文章批评杨献珍：“只强调对立面的不可分性，而不强调它的斗争性。他反复地说，对立面统一的思想只是说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决不能说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只是说对立面的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因为它还要说到对立面的互相斗争。把不断的相互斗争的对立面的联系说成是合二而一是错误的。”文章还质问：主张“合二而一”，“岂不是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相互依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那不是要让资产阶级永远保存下去吗?”“如果我们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说法去做，那就只能是把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正确和错误，优点和缺点都‘联系在一起’，‘求同存异’，而不去进行斗争，不去解决矛盾。”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也这样评论说：“杨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辨证法。”“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49]
除了这三篇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到八月底，各报刊登的有关文章达90余篇。[350]在对“合二而一”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后，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艾思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的文章，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对这场批判活动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351]
在报刊上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批判的同时，作为“合二而一”观点的发源地，杨献珍任副校长的中央高级党校，也开展了批判活动。
中央高级党校八月四日和十七日到十九日召开全校学工人员大会，将批判“合二而一”问题同前两次哲学论战、反“三面红旗”翻案问题及党校方针等问题联系起来，对杨献珍开始了全面的讨伐和批判。
在八月四日召开的中央高级党校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会议主持人说：“7月17日以前，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还是文绉绉的，但是也有斗争了。7月17日以后，……是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这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性质是大革命。”
就在这次大会上，副校长艾思奇作了长篇发言。他主要对杨献珍在哲学争论中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他说：“基础与上层建筑、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和合二而一一样，根本都在党校。从前是把两个争论看成是一个一个的问题，没有联系起来，现在出来了合二而一，看来是有一个一贯的东西，始终是用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用矛盾调和论反对对立统一规律。”二是说杨献珍在哲学争论中的观点又是政治问题。他说：“合二而一论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在政治上必然要犯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错误。”“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与右倾机会主义有联系，对这个问题以前以为是理论上的争论，也涉及到政治，但主要是理论上的。现在看起来是政治问题。”
另一位副校长范若愚则在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的全校大会上主要从政治上对杨献珍进行批判。他以《关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1959年批判杨献珍同志和杨献珍同志进行翻案的情况介绍》为题做报告，讲了三个半天(这一报告是根据康生面授的提纲讲的)。报告讲了对1959—1960年对杨献珍进行的批判，批判了杨献珍为甄别平反的翻案风和邓子恢在党校宣传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对杨献珍与彭德怀的关系，杨献珍反对三面红旗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这个报告的录音经修改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十七级以上干部中播放，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两个报告，在高级党校掀起了全面揭发批判杨献珍的新高潮。为了配合对杨献珍的批判，高级党校校委还成立了一个“南院办公室”，专门负责收集杨献珍的一些著作、讲稿，以《杨献珍的诡辩和诽谤材料》为总标题，编号印发给全校学工人员，作为靶子，发动全校批判。
九月十五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高级党校召开全校学工人员大会，对杨献珍进行群众性的批判。[352]
这场论战，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林文章开始，到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艾思奇的文章《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辨证法》为止，历时将近一年(只差九天就是一年)，才算告一段落。全国报刊发表文章380多篇。[353]
在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一九六五年三月，中央高级党校校委起草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杨献珍的十大错误，在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四月五日中央高级党校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了一个有杨献珍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征求杨献珍对这个报告的意见。杨献珍在会上没有发言，会后写了一个《说明》，对报告所述的很多事情和分析提出异议。
六月九日，这个报告在正式完稿后报送党中央。报告提出鉴于杨献珍“毫无悔改之意”，“至今仍不回头”，“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地，同意报告所提建议，撤销了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将这个报告在各地党校和军队院校的理论工作者中传阅。一九六五年十月，杨献珍向中央高级党校主要负责人递上一份长篇检讨，随后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35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对杨献珍进行的政治批判，是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后实施的。作为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不仅从理论上为批判把关，还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这次论战以刘兴隆文章发出了政治批判的信号，又具体组织了《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三篇文章指导着批判的进程。经过严厉的批判后，又以艾思奇《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辨证法》一文对这场批判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否定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免去了杨献珍在中央高级党校的领导职务，结束了这场批判。
(4)一个无动于衷的角色。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不论是在学术批判阶段，还是在政治批判阶段，都是在康生的指导下进行的。虽然中宣部编印了若干批判材料，部里的若干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场批判，但是作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机构，却没有能够在这场批判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领导的重任。这在《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后来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说：
《哲学》主编张世英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还以为控制这次论战的是中宣部。实际上不是这样。后来张世英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从一开始中宣部发现‘问题’后，就指令：凡打算刊登的文章都要送审，接着就把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直接包揽下来，要光明日报社将这方面的全部来稿不再送到我的手中，而直接交中宣部，中宣部一时成了《哲学》专刊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编辑部。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直接干预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事。人们处在那个时代里，一般地说并不觉得怎么不合理。……”这段话除掉“中宣部”均应改成“康生”或其主持的“中央理论小组”外，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355]
由此也可以看到，是康生及其主持下的中央理论小组，而不是中宣部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这到底是因为中宣部的领导人对这场批判持有不同意见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呢，还是因为他们麻痹大意官僚主义的作风所致，确是发人深思的。
以上我们回顾了对“合二而一”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的基本概况。那么，为什么在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后，对“合二而一”要进行学术批判呢?后来为什么又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了呢?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6、从建国后哲学战线上三次论战的背景中来透析对“合二而一”批判的历史原因。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上出现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因为这次争论是与过渡时期“综合经济基础论”上的争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争论一脉相承的。这些争论后来被称为建国后哲学战线上的三次论战。因而研究“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上的论战就不能不研究前两次论战。
那么，前两次论战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发生这三次论战反映出的时代背景到底是什么呢?导致这三次论战的深层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论战——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
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在我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发生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这次争论主要是在杨献珍和艾思奇、张如心之间进行的。杨献珍把艾、张的观点概括为“单一经济基础论”，艾、张则把杨献珍的观点叫做“综合经济基础论”。[356]
在争论中双方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们先看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基本观点。
杨献珍认为，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过渡时期，我国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这五种经济成分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成分，起着主导作用。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小农经济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他引用苏联的例子，说明过渡时期小农经济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
在上层建筑方面，不是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而是只能有一个新中国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包括两部分，一是政治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一是思想上层建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个上层建筑不是一视同仁地为各种所有制服务，而是要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日益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成分，日益缩小以至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将经济基础最终改造成为只包括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357]
我们再看艾思奇的主要观点。
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互相敌对的经济基础，进行着生死的斗争，这是互相对抗的基础的矛盾运动和尖锐斗争的过程。小农经济不能包括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中。根据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基础的作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国家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能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虽然现在还在建立中)为自己的基础。要巩固我们国家的政权，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绝不能说是依靠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依靠资本主义经济而得到巩固;既然我们的政权的巩固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怎么能说资本主义和个体农民经济是我们国家政权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呢?
艾思奇还说：上层建筑是为自己的基础服务的。我们的政权的出现，难道是为着帮助资本主义和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巩固的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它正是要采取一切办法帮助社会主义制度来根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采取“一视同仁”的立场，而是采取“有所不同”的立场。它决不是要为资本主义服务，它决不是要使资本主义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而只是要使社会主义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唯一的指导思想。过渡时期并非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则根本不存在了。艾思奇说：“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存在也完全否定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敌对的基础的对立的统一。上层建筑也不是单一的，是占着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与他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对立的统一。如果说过渡时期只存在单一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没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那么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岂不是都成为多余的事情了吗?”[358]
这就是艾思奇的基本观点。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也就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从性质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会分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政权只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这点上双方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杨献珍认为，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艾思奇认为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那么，到底他们谁手中掌握着真理呢?
其实，艾思奇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是当时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他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罢了。
艾思奇说：“资本主义经济是我国社会中现存的一种经济基础，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又说：“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但是这并不是否认资本主义在目前仍然是我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一种经济基础，不过它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基础……。”[359]
从艾思奇的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包括两部分，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是我国社会中现存的一种经济基础，但是它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才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艾思奇在这里实际上是从性质上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区分开来，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
艾思奇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其性质来说，是私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中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这就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某些积极性作用与其性质区分开来，而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当时我国社会发展中还能起到某些积极性作用，就把它的作用与其性质混为一谈，认为既然它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能起到某些积极作用，就认为它是国家政权赖以依靠的经济基础。
杨献珍认为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既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因而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他还主张在上层建筑领域只能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能存在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而不能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服务。
其实，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是否存在，不是杨献珍个人的意愿，而是由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既然杨献珍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那么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有其赖以寄生的经济基础，况且这个基础也需要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来为其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杨献珍主观意愿如何，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又怎么会销声匿迹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杨献珍在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经济基础的时候，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存在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到底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有什么性质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性质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性质的上层建筑就要为与它性质相同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的话，就会对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起到破坏或瓦解的作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是由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的。杨献珍口头上也是承认这一点的。
既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又怎么会漠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存在呢?不管杨献珍自己是否意识到，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正在每日每时地侵蚀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同经济基础领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样，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杨献珍怎么能够置这种斗争于不顾，天真地希望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规规矩矩，不在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呢?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又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够清除掉呢?如果看不到现实存在的这些问题，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宣扬不能一种经济成分有一种上层建筑，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般地梦呓罢了。
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杨献珍为什么要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呢?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他是将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还对我国社会发展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与其性质混为一谈了，用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取代了这种经济的私有制性质，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而漠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性质上的对立以及由此存在的激烈斗争。
当杨献珍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究竟要不要为这样的经济基础服务呢?从逻辑上来说，既然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那么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为这样的基础提供保护和服务。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得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提供保护和服务的结论，这就不仅违反了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针，也是与过渡时期总路线背道而驰的，因而杨献珍紧接着又作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说明，设法将露出的马脚遮盖起来。
这样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杨献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不能保护它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不能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呢?既然不能保护它，为它服务，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把它剔除在外呢?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又怎么能够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从而漠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之间实际存在的激烈斗争呢?
这样看来，尽管杨献珍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给资本主义经济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又故弄玄虚地说明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政权不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不管他怎样解释，还是难以避免使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我们知道，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每天都在变化中，向着社会主义经济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杨献珍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承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地位，不管他主观上是如何考虑的，客观上却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是与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一脉相承的，也是其在哲学上的重要表现。[360]
我们还要看到，当时我国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一种是社会主义经济，一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基础内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是阶级矛盾存在的经济根源。同时，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激烈斗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及其经济基础和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并为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正如艾思奇对“综合经济基础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批判的总结时所说，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是抹杀了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361]
由此看来，这次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上。杨献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而艾思奇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这种认识的不同不仅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在国家经济基础中的社会地位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的方针政策问题，也就是我们到底是采取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针，还是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继续发展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争论，更是关系到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如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政治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看到，杨献珍的观点不是孤立的，在党内还有着浓厚的基础。这表现在建国后党内有一部分人以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为由，仍然还想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说在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是搞不成合作化的。这表现在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宣扬的“剥削有功论”，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上采取的否定态度，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以及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在农业合作化期间以出现问题为由毫不吝惜地“大砍合作社”上。[362]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在党内是具有代表性的。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杨献珍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这种论调实质上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的存在进行辩护，是党内刘少奇、邓子恢等人的思想观点在哲学领域的反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杨献珍是与刘少奇、邓子恢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杨献珍这个时候是打着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表示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号来宣传“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这就容易遮住人们的眼睛，难以看清他提出“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本来面目，难以认识到他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刘少奇、邓子恢等人观点的内在联系，从而认识到“综合经济基础论”其实就是党内存在的这些观点在哲学领域的反映。
艾思奇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批判了杨献珍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与杨献珍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他们之间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党内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斗争的反映。这才是艾思奇与杨献珍争论的实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蓬勃发展，社会实践已为他们的这种争论作出了判定和回答。
(2)哲学战线上的第二次论战——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是第一位的，思维是第二位的，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表现在，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又对存在具有能动作用。
黑格尔曾经谈到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虽然他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论述同一性的，但是毕竟承认世界是可知的，驳斥了不可知论，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对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地否定，剔除其唯心论的内容，吸收其辨证法的论述，对思维和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说明，将倒立的世界观又正了过来，这样就科学地阐发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一九五八年我国哲学界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又引发激烈争论，表现出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是以杨献珍为代表，认为同一性有两个范畴，一个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个是矛盾的同一性，不能混淆这两个范畴。黑格尔说，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因而杨献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虽然如此，世界还是可以认识的。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存在，和存在一致、符合，但思维和存在毕竟不是同一的，唯物主义是以反映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物主义者绝不能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363]
另一种以艾思奇为代表，认为对思维和存在有两种理解，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解，把同一性理解为事物与自身的绝对的统一，另一个是有差别的统一，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在一定条件下又能成为解释世界、推动客观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指导力量。
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不就是等同论，而是有差别的同一。黑格尔将思维和存在看作有差别的同一，也就是辩证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有其合理的即辩证法成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来说，黑格尔把思维看作第一性的东西，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解释为存在即思维的意思，赋予了唯心主义的意义。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来说，黑格尔和其他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肯定地解答了思维是能够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辩证法的说明。
我们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正是指的这种辩证的同一性，而不是指的形而上学的简单的等同。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肯定了黑格尔思想中可以肯定的精华的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论证。[364]
由此可以看到，艾思奇和杨献珍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是具有不同意见的，为此还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艾思奇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杨献珍说恩格斯没有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黑格尔命题的不同认识上。
虽然艾思奇和杨献珍都承认黑格尔这个命题包含着唯心论的成分，但是却表现出重大不同，杨献珍认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而艾思奇认为这个命题虽然具有唯心论的成分，但是却承认世界是可知的，也包含着辩证法的认识。同时，艾思奇认为黑格尔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讲的是有差别的同一性，而不是事物与自身的绝对的统一。这样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个命题进行了批判地改造，吸收其辩证法的认识，剔除其唯心论的成分，对思维和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论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恩格斯才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因而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这就是杨献珍和艾思奇在黑格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
从杨献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将阐述自己观点的稿子《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送给康生，康生看了稿子后问毛泽东：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泽东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康生后来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杨献珍。杨献珍说，他感到，原来争论的是，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的，现在问的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提法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和内容也就改变了。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问题。[365]
杨献珍的说法颇为让人生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与其有没有同一性，究竟存在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从争论中可以看到，杨献珍承认矛盾的同一性，也承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366]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为什么却又否定了经过改造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尤其是不承认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中所包含着的辩证法的认识呢?
我们认为杨献珍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他用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来取代经过改造了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不承认黑格尔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中的辩证法成分，不管杨献珍自己怎么说，我们都不能不对他在矛盾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上的态度表示怀疑，因为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割裂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否定了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只看到其一致的一面，而看不到其间复杂的能动作用，从而离开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走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在他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种分歧难道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不同认识，就没有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吗?
当然不是。这在政治上会产生严重影响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共产党能否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通过将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见之于实践，又能动地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如果联系到杨献珍是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提出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将这个问题再与杨献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不能不说杨献珍此举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的。
正是因为这样，艾思奇才说：“正确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有利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为了正确的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必然很好的研究这个问题。”
“杨献珍同志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只能讲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符合。按他的看法连辩证法的同一性也不能说。……反对他的意见认为：同一性有两种了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了解，即完全等同的意思。……此外，还有辩证法的同一性。……把同一性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就可以肯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反对辩证法的同一性，……就是反对《实践论》的思想。”“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与右倾机会主义有联系。”[367]
我们注意到，杨献珍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在一九五八年。他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不仅在中央高级党校这样讲，还写出了《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文章来阐述这个观点。文章写好后，他送给陈伯达和康生每人一份文稿，最后却被压下了，没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虽然这篇文章最初是在陈伯达提议下，为了驳斥苏联《简明哲学词典》在矛盾的同一性方面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歪曲而撰写的，但是该文却做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的判断。陈伯达后来告诉杨献珍，艾思奇对该文有不同意见，写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来批驳该文，艾思奇的观点是正确的，因而该文才没有发表。[368]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杨献珍实际上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存在对思维的决定性作用，漠视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我们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争论发生于一九五八年，这一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五风”为标志的错误上。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虽然杨献珍在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时，用语尖刻，措辞严厉，讽刺挖苦的话讲了不少，但是从对错误的批评方面，还是针砭时弊的，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碰见杨献珍时才对他说：“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369]
这里关键的问题表现在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上。是为了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批评，还是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来批评出现的错误。虽然都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批评，看起来相似，实质上却具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这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杨献珍不论是在文章还是谈话中，都是打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旗号，表示自己是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的，那么，他的真实态度到底如何呢?
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杨献珍说大跃进期间有的地方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还说他这样讲是有根据的，有一个省(河南省)原定钢生产额为500万吨，钢材为200万吨，后来分别降到5万吨，2万吨。他还不止一次地这样讲。毛泽东听说后，处于保护地方干部积极性的考虑，才说道：“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370]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出现错误后，是站在旁边指手划脚，冷嘲热讽，还是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帮助犯错误的人纠正错误，反映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同态度。这个时候杨献珍发表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1959年6月9日、19日在全国文联学习会上的讲话)、《坚持实事求是，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年6月12日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的谈话)、《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1959年7月29日和中央宣传部政治经济学习班的谈话)的一系列文章和言论就对此作出了回答。[371]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杨献珍对党中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表示不满，说“纸帽子压不死人”。[372]直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农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一九六二年七月他还请邓子恢到中央高级党校作关于包产到户的报告。这个时期出现的翻案风中，中央高级党校提出要为杨献珍进行甄别平反，却在平反报告中只字不提杨献珍请邓子恢作报告的事，还说杨献珍一九五九年做的两个报告是符合党的路线和毛主席思想的，这引起了主管党校工作的康生的不满，还专门写信提出了批评。[373]
由此我们认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杨献珍提出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在理论上的表现。当然他并不是孤立的，党内不少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也是这种态度。这种不同的态度反映到哲学战线上，就出现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这实际上就是对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能否迅速改造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态度问题。
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哲学工作者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从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出发，对杨献珍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揭示了思维和存在的内在联系，坚定了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这为场争论作出了结论。这是党内两股力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较量和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反击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拨乱反正，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其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这种斗争的正义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374]
(3) 哲学战线上的第三次论战——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
前文我们已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作了分析，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弄清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观点的基本内涵到底是什么。
杨献珍认为“合二而一”的“合”字，就是“构成”的意思，即“一”是由“二”构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就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都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方法。他还说，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意即不可分，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375]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76]这就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后来毛泽东把列宁的表述通俗地概括为“一分为二”。既然这样，那么杨献珍为什么还要提出“合二而一”的解释呢?到底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呢?
对立统一规律，就是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是对立统一规律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统一性，具体表现为矛盾的双方，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另一个是斗争性，矛盾的双方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斗争中。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统一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在对立统一规律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斗争的绝对性是第一位的，统一的相对性是第二位的。由于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斗争的绝对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又是如何解释对立统一规律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统一物分裂为矛盾的对立面，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性。而“合二而一”强调的是“合”，这个“合”按杨献珍的话说就是“构成”，一是由二构成的，是矛盾双方的统一性。这样看来，“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两种解释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那么，哪种解释才更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呢?从斗争性和统一性在矛盾双方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显然斗争性是处于第一位的。
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中，“一分为二”透析了矛盾运动规律的本质特征，紧紧抓住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从矛盾对立面的斗争中来揭示事物的运动变化，说明了斗争的绝对性，统一的相对性。“合二而一”将对立面之间的斗争融化到统一体中，强化了统一性，弱化了矛盾双方的斗争，无形中将统一放在了第一位，这样就曲解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涵，背离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因而我们说“一分为二”的解释是更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要义的。
至于杨献珍说矛盾对立面的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还引用恩格斯的话，举了一个例子，说正负极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一方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另一方，以此来说明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377]这是杨献珍对这个例子的误解，并不能说明哲学上矛盾的双方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矛盾的双方是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矛盾的双方就是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的，从事物发展的历程来看，矛盾双方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都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直到一方消灭别一方。试问，一方把另一方消灭了，如果是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话，又怎么能够消灭对方呢?既然能够消灭对方，这又怎么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呢?
当然，这种消灭并非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指的是统一物是由对立的双方构成的，而一方消灭另一方，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又归于“一”，但是这个“一”是新的统一物，这个统一物又分化出新的矛盾对立的双方，与前面那个统一物具有质的不同，这个“一”非彼个“一”也，以此来论证“合二而一”的正确性就是混淆视听，因而也是错误的。
从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双方的发展来看，矛盾双方的联系体现在矛盾的统一性中，杨献珍之所以反来复去地说矛盾对立面的双方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因为他对矛盾的统一性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矛盾双方的统一性不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可悲的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试想，如果他认为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矛盾的双方在斗争中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矛盾的一方要将另一方消灭掉，又怎么会提出矛盾的双方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呢?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对他的这种认识提出批评，说有联系就能分割，世界上没有不能分割的事物。[378]
杨献珍还说他讲的“合二而一”并不否认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还为自己辩解说也不是矛盾的调和，他在阐述“合二而一”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379]他用“合二而一”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在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方面，虽然表面上没有否定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但是他强调统一的相对性，削弱斗争的绝对性，甚至将两者调换了位置，这实质上就是以调和的方式曲解了对立统一规律。
应该看到，是用“一分为二”还是用“合二而一”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直接关系到我们到底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解决矛盾还是搞矛盾调和，制定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
我们看到，用“一分为二”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矛盾双方的本质特征，强调的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将革命进行到底，提供了思想武器。而“合二而一”强调的则是矛盾双方的统一性，讲的是矛盾的双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必然会调和矛盾，以此来指导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势必会搞阶级调和。这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放弃革命的原则，妥协退让，热衷改良，搞阶级调和，寻求合作共赢，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艾思奇才在《人民日报》发表《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辨证法》一文，针对杨献珍宣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从反修防修的现实斗争出发，以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思想，犀利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一针见血地从理论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合二而一”宣扬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丢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原则，因而毛泽东说这是在搞修正主义。[380]如果将“合二而一”与毛泽东批评过的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三自一包”和国际纲领“三和一少”联系起来进行分析，[381]我们就不能不说“合二而一”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这是“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修正主义思潮在哲学领域的反映，“合二而一”不过是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从哲学上进行了概括罢了。
当时我们党正在进行着反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同时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因而从反修防修的斗争出发，就不能不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
由此我们看到，对杨献珍的批判不是偶然的，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在他是从哲学理论的宣传上来抗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渡时期他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一九五七年以后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开始后不久，康生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作了系统的回答。
康生说，杨献珍自1957年以来八年多，在五个关键问题上表现都不好：第一，1956年至1957年，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杨献珍讲党校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不用“百家争鸣”。第二，1957年2月27日主席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月12日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整风反右运动，我告诉他把党校一般课程在5月5日前结束，准备进行整风，他讲学员整风最好回到各地，曾两次放假。第三，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党，赫鲁晓夫在波兰攻击人民公社，杨献珍和彭德怀一道攻击三面红旗，后来有人把他做报告的两份记录交给我报告中央。上述诸事他都受到批判，在党校校委范围内保护过关。第四，1962年翻案风、单干风、“三合一少”出现时，他要翻案，还带邓子恢到党校去作鼓吹单干的报告。第五，这次主席提出“一分为二”，他讲“合二而一”。看一个人要看大的关键，杨献珍恰好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过关都过得不好。[382]
(4)论战反映出什么问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建国后在哲学战线上出现了“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三次争论，后来这三次争论被称为哲学战线上的三次论战。从中看到，这三次论战皆与杨献珍有关，是在他提出观点后引发的。他提出的这些观点遭到了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批驳和反对，因而在哲学领域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这些论战虽然是在哲学领域内进行的，实际上却与当时的政治走向密切相关，是阶级斗争在哲学领域的反映。
通过对哲学战线三次论战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三次论战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在哲学领域的反映。
第一次论战发生在过渡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当时正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杨献珍却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实质上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中国还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论战发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时候杨献珍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实质上是对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代表的三面红旗表示不满。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叫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进行了反修防修，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这个时候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的观点，这实质上就是以矛盾调和为由达到阶级调和，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这三次论战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乃至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杨献珍虽然说自己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却在实质上对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抱着消极和抵制的态度。如果说单纯一次论战的出现或许还有可能用偶然性来解释，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接连出现的三次论战，就不能不说是某种必然性的反映了。这是杨献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立场和态度的表现。
当然，杨献珍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哲学领域的一个代表，先后出现的这三次论战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的较量在哲学领域的表现而已。从当时党内斗争的实力对比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处于优势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在杨献珍提出与社会主义发展相抗衡的观点后被批判的命运。
7、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几点认识：
(1)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出现“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根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是因为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正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2)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不仅是学术争论，而且事关政治发展的走向。因为在矛盾的对立统一方面，是坚持斗争还是倾向妥协，直接关系到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逃避矛盾，搞阶级调和，淡化乃至取消阶级斗争。因而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是必然的。
(3)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与过渡时期发生的在“综合经济基础论”问题上的论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出现的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论战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从逻辑上来说是前两次争论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鉴于这三次论战都是因为杨献珍引发的，因而在批判“合二而一”的时候，将前两次论战拉出来一块批判是必然的。这是哲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4)这三次论战的出现，说到底就是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不要进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也就是在当时的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问题。
(5)这三次论战虽然具体表现为艾思奇和杨献珍的论争，但是他们不过是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在哲学领域的代表而已。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种论战不过是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进行的斗争在哲学领域的反映。不过当时在论战中还比较隐晦罢了。
(6)当年对杨献珍进行的严厉批判，不仅仅因为他是这三次论战的主将，而且也是与他的身份和地位密切相关的。当时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又在中央高级党校担任副校长的领导职务，在理论界颇有影响，这样他的观点传播开来，危害性就更大，因而必须对他展开批判。康生后来曾经对此作过说明。他说，杨献珍比不得冯友兰，大家都知道冯友兰是资产阶级教授;也不能比翦伯赞、侯外庐这些人，他们是教授嘛!他的影响比他们大。[383]
(7)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其中存在的严重错误。在他的指导下，康生、艾思奇、范若愚等人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因势利导，组织文章，支持并主动投入到这场批判中去，为此作出了不竭的努力。这是光明磊落的行为。那种认为这场批判是搞阴谋诡计的说法是造谣中伤，别有用心的。
(8)我们看到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由康生具体负责的，而作为中央职能部门的中宣部却表现出袖手旁观的态度，出现了怠工的行为，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9)应该说，当年对“合二而一”进行的严厉批判给杨献珍带来的打击还是不小的，这表现在文革以后，当杨献珍回忆起这场批判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地说，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最险恶的还不是文革十年，而是一九六四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尽管这样，却没有能够使他转变过来，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翻案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说道：“那次斗争，并没有在理论上征服我。”[384]这是令人遗憾的。
可是，更令我们痛心地看到，在杨献珍翻案的过程中，当年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被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与此相伴随的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当年他在“综合经济基础论”中所钟情的资本主义经济死灰复燃并迅速发展壮大，业已撼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种境况是令人忧虑的，其中的因果关系则是发人深思的。
八、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文艺革命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几次斗争。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并对文化部提出了批评和警告。为提醒全党同志注意，指明文艺革命的方向，毛泽东先后作出了两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指导文化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又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提供了组织保证。
1、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出现的背景。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围绕这些问题发生过几次激烈的斗争。这不论是从毛泽东的谈话、讲话还是江青的调查中都可以看到。就是几十年后，薄一波在回忆录中也没有否认，他说：“应该说，我国的文学艺术，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就拿戏剧来说，建国以后虽然创作了不少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并对一些旧剧目作了整理和改编，但与舞台上大量演出的基本原封不动的旧戏相比，还是显得太少。”[385]
从中看到，有一些领导人和文艺工作者不仅没有认识到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严峻形势，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甚至还有人对文艺革命起着阻碍作用。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
2、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介绍的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后，才作出了第一个文艺批示的。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围绕文艺革命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是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批示的决定性因素，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不过是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导火线而已。
柯庆施是如何抓曲艺工作的呢?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一活动，并可在城市中推广。
从这份材料中看到，柯庆施任第一书记的上海市委，在曲艺工作中以评弹长篇新书目建设和故事员的培养为重点，为社会主义文化占领文艺阵地鸣锣开道。这表明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对文艺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更是在实际行动上为社会主义占领文艺阵地而斗争。相比之下，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却大为逊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彭真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作出了这样的批示。当然，这个批示虽然是批给彭真和刘仁的，但是由于文艺上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因而也是对全国来说的。
毛泽东在看了这份材料后于十二月十二日作出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还批示道：
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86]
这里说的“死人”是指古代的中国和外国人。这些人仍然占据着中国的文艺舞台。从批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但是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许多共产党员对于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艺术的不同态度更应引起警觉和注意。因而他才建议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抓好文艺工作。
这个批示明确指出了文艺部门存在的严重问题和许多共产党员在文艺方面的错误态度，虽然没有明确批评彭真等人，但是从毛泽东是将这个材料批示给彭真、刘仁，这个批示是针对全国文艺部门存在的情况作出的，以及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是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批示实际上是对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书记处相关领导人在文艺工作上进行的批评。尽管批评的方式是委婉的。
那么，毛泽东的批评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北京市委对全市文艺的调查报告对此作出了说明。
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市委的一份调研报告反映：北京市文艺队伍三千四百九十一人，其中戏曲占二千六百九十二人，反映新文艺的话剧队伍只有二百三十人，曲艺队伍一百一十九人，解放后培养的青年演员只有二十九人，老艺人占大多数。国庆十周年时的六十九个献礼剧目中，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内容的只有四个。[387]
从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委的调查报告也从事实上印证了毛泽东作出的第一个文艺批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根据的。至于后来否定这个批示的人说，毛泽东在批示中对文艺部门存在的情况作了过分的估计，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发出疑问：当时文艺部门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呢?许多共产党员是不是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而对社会主义的艺术默然置之呢?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外国的“死人”统治着戏剧舞台，在文艺的不少部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真正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使工农兵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而在各级党委领导文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党员干部的默许和支持，又怎么会出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仍然泛滥的局面呢?因而我们说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的问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3、从程度和实质上来分析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上的分歧。
在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文艺批示后，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批示，召开会议，发表讲话，组织讨论，纷纷表示要进行文艺革命。
这个批示是针对彭真、刘仁作出的，在革命现代戏方面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到底有没有做出过努力呢?取得没取得过成就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先从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革命现代戏方面的作为谈起。
(1)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抓革命现代戏上的作为。
前文我们主要介绍了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文艺革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但是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革命现代戏方面北京市委也并非一点成就也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作为的。
实际上，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各地开始抓现代戏演出。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要反映现代生活，为社会主义服务，防止封建主义、修正主义，彭真和北京市委口头上是拥护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付之于行动。北京市的戏剧、话剧和电影创作逐渐向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转变，作者和演员们也开始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从十二月六日到十三日，北京市文化局、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现代题材剧目观摩演出周。七天中，共演出了四十三场，观众达五万多人，其中反映现代生活的《箭杆河边》、《汾水长流》、《向阳商店》、《会计姑娘》、《鸭司令》等，很受观众欢迎。彭真和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等相继观看了参演剧目。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筹委会还连续举行座谈会，总结收获，交流经验。
十二月十日晚，彭真和刘仁、郑天翔等观看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话剧《箭杆河边》，演出后接见了北京市农村文艺工作队全体队员。彭真高兴地说：“你们的方向走对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两天后，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彭真的这一活动。也是这一天，彭真出席书记处会议回来后，收到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指示。[388]
那么，既然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革命现代戏方面作出了努力，为什么毛泽东又对彭真、刘仁作出了这样的批示呢?彭真收到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2)彭真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毛泽东的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作出后，当时确实引起了震动。由于这个批示是毛泽东在看了上海大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后作出的，又是批给彭真和刘仁的，他们两位又在北京市委分别担任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职务，彭真又在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因而在获悉批示的内容后就不能不感到这个批示所蕴含的分量
林默涵后来回忆道：“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给中宣部，而是批给彭真、刘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我，要我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因此，1964年元旦，少奇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这个批示。”[389]
事实也正是这样，十二日晚，彭真就召开市委书记处成员和有关常委开会，商议北京市如何按照毛泽东指示精神开展文艺革命问题。会议一结束，他立即打电话给周扬和林默涵，要他们来看毛泽东的指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中央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
第二天，彭真把毛泽东的批示送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康生阅，并告：北京市委方面已作了布置，中央方面，拟于日内找周扬商议后再说。
十二月十八日，彭真将毛泽东的批示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成员以及经常列席会议的同志，并建议由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元旦左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刘少奇同意彭真的建议。[390]
根据彭真的安排，十二月二十六日，邓拓向北京市文艺界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组织讨论。三天后，二十九日，彭真又主持召开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的气氛比较严肃。彭真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391]
他说：文化艺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我自己来说，过去抓得少。搞社会主义不简单，要一步一步地走。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在政治上，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很大胜利。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基础改造了，上层建筑也要改造。对文艺工作没有系统地解决问题，主要是我们没有很好抓。现在要抓，不管文艺界的哪一个方面，电影、戏剧、小说、舞蹈、绘画，统统都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工农兵服务。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系统地解决，一抓到底，把这一革命彻底完成，才称得是系统的解决。[392]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彭真在获悉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后是紧张的，迅速将这个批示在中央一线及相关部门领导人中间进行了传阅，提请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亲自抓这件事，并在北京市文艺界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中间作了传达，还在他主持召开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彭真在讲话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指出文化艺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系统地抓，一抓到底，将这一革命彻底完成。这表明彭真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从程序上来说是重视的，也是贯彻执行的。
即使程序上执行了，那么思想上究竟搞通了没有呢?因而还要从程序上的执行来进一步分析思想上的转变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文艺革命方面，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和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个是积极支持，一个是消极对待。如果从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北京市委确实也搞出了一些革命现代戏这件事孤立地来看，就很容易得出北京市委是执行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的结论来。从毛泽东在第一个文艺批示中流露出来的对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的不同态度来看，他显然并没有因为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搞出了一些现代戏就对他们在文艺革命方面予以肯定，而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他们在文艺革命方面的根本态度是不满意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如果是仅仅从程序上来执行毛泽东的批示，不在文艺革命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动作来，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文艺革命的必要性，最终还是难以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的。
那么，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在执行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方面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3)一线中央领导同志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彭真和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郭沫若、茅盾、刘仁、郑天翔、李琪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四十三人参加了会议。周扬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分析了建国以来文化工作的状况，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主席这个批示很及时，是解决社会主义文艺革命中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393]
彭真在发言中首先作了检讨，他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又说，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拿我来讲，对整个文艺我没有注意。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有责任。彭真强调：“这个问题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亏，包括我们的子女，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脚。”
在讲到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批示时，彭真说：要解决文艺方面的问题，关键是创作。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只要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就好。年轻力壮的要下去同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年老体弱的也要和群众建立联系。对过去的作品，要区别对待。现在搞文艺革命，大家要振作精神，分担责任，先从解决认识问题开始，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队伍。[394]
刘少奇同意彭真的意见。他在讲话中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395]
最后，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目前文艺战线要抓好三件事：(一)统一认识，要正确估计形势，明确方向。(二)拟定规划，积极提倡演现代戏。(三)加强写作队伍。[396]
会后，彭真对北京市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批示，作了一系列部署。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北京市委召集全市文艺界的主要党员干部和艺术院校、大学文学系的党员负责人，用三天时间学习毛泽东的批示，传达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精神。随后，又召开了北京市文艺界(包括部分中央艺术单位)党员干部座谈会。[397]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中央宣传部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连续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及党员干部开会，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
五月八日，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汇总各单位整风情况，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报告把文艺界的问题归纳为：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文艺理论批评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文艺队伍忽视了思想改造工作。[398]
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推动戏剧改革，推广普及现代戏，文化部决定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活动。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参加演出的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演出了37个剧目，初步形成了革命现代戏的成果。许多领导同志都曾亲临大会，周恩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江青都在会议期间讲了话。[399]
由此我们看到，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刘少奇主持召开了由中宣部和文化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他和邓小平都发表了讲话，彭真作了检讨式的发言。会后，彭真还对北京市执行毛泽东文艺指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中央宣传部也于三月下旬连续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及党员干部开会，并开展整风学习。文化部还于一九六四年六至七月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进一步推动了戏剧领域的变革，工农兵开始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文艺批示虽然是针对彭真、刘仁做出的，但是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显然并非仅仅存在于北京市，在全国其他地方仍然存在，因而不但主持北京市委工作并在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有责任，在一线工作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对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提醒和忠告。从他们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布置讨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来看，其码从程序上来说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的。但是，他们是否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能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还要不光从程序上看他们怎么办，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们从实践上是否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这是是否进行文艺革命的试金石。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4)毛泽东对北京市委贯彻执行第一个文艺批示的报告出言谨慎。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还进行了讲话，并且组织了讨论。根据彭真的指示，北京市委先后三次向毛泽东、中共中央递交了贯彻第一个文艺批示的报告，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对这三个报告却没有表态。这是为什么呢?
一月十七日和二月四日，北京市委两次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关于讨论和贯彻毛泽东对文艺问题批示的情况。市委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说：“只有在主席批示之后，我们对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和当前的任务，才有了新的认识。”“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而文艺创作又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对创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得少、抓得晚。因而，造成了创作的落后状态。”报告中说：“主席的批示，少奇同志的讲话，在本市文艺界的主要党员干部中，引起极大震动，反映十分强烈。”目前，“在文艺战线上一次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市委还提出了七条加强文艺工作的措施，包括组织大批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市属剧院(团)要下基层演出，积极上演现代戏;加强和扩建农村文艺工作队等。报告送毛泽东后，毛泽东没有表态。
在此期间，根据彭真的指示，北京市委研究室对文艺界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文艺队伍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近年来创作的文艺作品多数也是优秀的，没有发现有重大问题的内容。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委就贯彻毛主席文艺指示的情况，又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作了第三次报告。报告说，这一时期，北京市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戏曲演现代戏，特别是京剧演现代戏;一是继续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进行创作;一是文艺界的思想革命。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仍然没有表态。[400]
这里令我们深思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对北京市委先后三次呈送的报告最终也没有表态呢?
如果单从程序上来说，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贯彻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指示是积极认真的，但是此前在对待文艺革命的问题上，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实践上北京市委却是持消极态度的，没有积极投入到文艺革命的斗争中来，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北京市委研究室根据彭真指示对文艺队伍和文艺作品的调查结论来看，也是与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精神相背离的。因而在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文艺批示后，虽然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是持积极态度的，但这到底是在做表面文章，应付差事，还是深刻认识到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了呢?毛泽东还要看一看，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对北京市委的报告没有表态。
(5)从程度和实质上来分析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上的差异。
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文艺批示后，不论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还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从程序上来说，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批示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召开会议，发表讲话，组织讨论，撰写报告，进行整风，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体验生活，在这方面确实是动起来了。
但是，从文献资料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后，第一个文艺批示作出之前，不论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还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开展文艺革命的必要性，并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没有就文艺革命问题发表重要的讲话和谈话上，也表现在他们没有将文艺革命列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采取进行文艺革命的实质性行动上。因而尽管文艺革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比如，戏剧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较为少见。
对这种状况，不论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还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都是负有责任的。因而在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以后，虽然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迅速行动，表示要贯彻执行，这到底是他们仅仅从程序上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批示，还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开展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要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了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4、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在第一个文艺批示作出以后，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又作出了第二个文艺批示，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作出这个文艺批示的呢?
(1)毛泽东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的导火线。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作出的第二个文艺批示最初是写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那么这个报告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会后，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宣部领导写信，批评这次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这时，文联各协会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收到信后，中宣部召集会议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件事“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因此决定在文联及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中宣部于五月八日写了一个《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江青看了这个报告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就在这份材料上写下了这个批示。[401]
关于第二个文艺批示，在中宣部和文化部同时担任副部长的林默涵后来也曾回忆道：
“正当全国京剧现代戏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的时候(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完全没有想到，6月27日，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即说文联各协会有可能‘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批示)下来了。这个批示的由来是：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从报告内容看，应该是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写得不深刻，而非报告原文没有写出这些措施。——引者注)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402]
从中看到，第二个文艺批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的。戏剧家协会举行的迎春晚会上演出了庸俗、低级趣味的节目，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宣部领导写信反映这件事。中宣部召集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在文联及其下属协会中进行了一次整风学习，然后就整风讨论的情况撰写了一个报告，林默涵阅后送交周扬，周扬认为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就把报告压下了。这个时候，江青问林默涵，主席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林默涵就将这个报告草稿交给江青，毛泽东是在看了这个报告以后才作出了第二个文艺批示的。
至于林默涵说的第二个文艺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就让人匪夷所思。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泽东也反复提醒过，还作出了第一个文艺批示，这怎么是没有思想准备呢?由此可见，当时中央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人的思想麻痹到了何种的程度!至于他说的“打了一闷棍”的话，就更令人费解。毛泽东从党的基本路线出发，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此发表了谈话和讲话，作出了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和批示，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作出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又怎么会是“打了一闷棍”呢?如果他们真正执行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领会了毛泽东的文艺革命思想，就会觉得这是很自然发生的事，又怎么会“震动很大”呢?
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尽管是由于戏剧家协会在迎春晚会上演出的庸俗节目引起的，但是从文联及其下属协会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一九六二年以来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指示、谈话和讲话来分析，作出这样的批示从逻辑上来说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因而我们说戏剧家协会演出的庸俗节目决不是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
(2)对中宣部的报告和毛泽东作出的第二个文艺批示的探究。
第二个文艺批示是毛泽东在看了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以后在报告上写的批语，那么这个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基本内容如下：
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家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了整风。
这次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
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有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品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些协会的刊物编辑部，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作品。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对队伍的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没有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
在机关的革命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织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二、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图名求利，对工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三、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
然后报告又进一步汇报了文联和各协会在检查和讨论的基础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准备采取的相关措施。[403]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先从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谈起，而后又对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家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整风，主要检查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和机关的革命化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改进工作的相关措施。报告虽然对文联及其下属协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是却没有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及其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剖析，注重“目”的分析，忽视“纲”的研究，这就使得这个报告在文艺革命的认识上缺乏应有的深度，显示出对问题分析的浅显性，也反映出中宣部领导人在文艺革命问题上的态度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针对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六月二十七日作出如下批示：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404]
毛泽东的批示虽然是针对这些协会及其所掌握的刊物作出的，其实也是对着当时整个文艺界的发展状况讲的。毛泽东指出这些协会及其所掌握的刊物建国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对文艺状况作了一个基本评价。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少文艺工作者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致。为警醒之意，毛泽东发出当头棒喝：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纠正，这些协会势必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成为从内部搞垮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隐忧。
毛泽东将中宣部的报告及他作出的批示送给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及负责文艺工作的相关领导同志传阅是意味深长的，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警醒和忠告。希望他们认识到文艺领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文艺革命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进行文艺革命的艰巨性，从而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使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将文艺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5、第二个文艺批示作出前后毛泽东赞赏和支持革命现代戏。
第二个文艺批示作出前后，毛泽东积极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创作，使革命现代戏的排演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重大举措。这鲜明地体现在他对林彪、彭真和江青倡导革命现代戏言行的支持和赞赏上。
(1)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成为践行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的典范。
在人民军队文艺工作方面，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当时积极践行毛泽东的文艺革命路线，使军队走在全国文艺革命的前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编印的《工作通迅》第一三一期刊登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同年五月九日在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的汇报后，对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的谈话。
谈话说，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文艺工作的关键还是要抓创作，搞好创作要做到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三结合，领导上要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文艺工作者搞好创作，要有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练好基本功这三项过硬功夫。创作人员要做到边看、边想、边写、边改。革命的文艺要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不是混合，而是化合。部队文艺工作要行行出“状元”，“状元”是比出来的，要先在军区比，全军范围比，然后在全国比，也要争取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水平。
六月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405]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是在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从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和目的出发，结合部队实际情况，以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准绳，以革命文艺的两个标准来衡量，抓好创作是关键，在反复修改和比赛中搞出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优秀作品。由于江青当时负责文艺革命工作，因而毛泽东让江青阅后找林彪谈谈，传话给林彪，说他对林彪的谈话是赞赏和支持的。毛泽东是希望通过军队的文艺革命来推动地方的文艺革命，从而使文艺革命逐步走向高潮。
林彪积极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在军队中主动倡导创作、排演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成为文艺革命的先锋。这种理解、认识和作为走在了当时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前列，是值得肯定的。军队的文艺革命反过来又影响地方，成为推动全国文艺革命的重要动力。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林彪能够支持文革，进而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助手了。
(2)毛泽东对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表示赞成和支持。
毛泽东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的时候，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汇演期间，北京京剧团演出了《芦荡火种》，北京京剧二团演出了《洪湖赤卫队》，北京青年京剧团演出了《箭杆河边》，中国评剧院演出了《向阳商店》，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了《海棠峪》。
按照计划，作为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彭真，要在大会上作报告。在他看来，京剧改革有不少做法和经验可以总结，但对如何在报告中反映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的精神，又成为十分重要又颇费心思的问题。他认为，应把毛泽东的批示和党的一贯的文艺政策联系起来，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毛泽东的批示。因此，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他重新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七月一日下午，彭真向全体人员和观摩人员以及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作了长篇报告。康生、郭沫若、林枫、沈雁冰、张际春、周扬、江青等出席了报告会。[406]
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京剧一定要改革，非改革好不可。怎样改呢?(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二)要为多数人，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不要为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地富反坏右少数人服务。(三)重点要演活人，演工农兵，演英雄人物，少演死人，少演帝王将相。(四)要把京剧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五)战略上要藐视，坚信一定能改好;战术上要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以至于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每一句唱、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十分认真。
二、要保证京剧改革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京剧的作家、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的联系。(二)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化。
这个讲话记录经整理后，上报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退彭真同志。此件已阅，讲得很好。”[407]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市派团演出了几出革命现代戏。彭真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以党的文艺政策和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为准绳，从当时革命现代戏演出的实际状况出发，在总结京剧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在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发表了这番讲话的。从内容来看，讲话紧紧围绕为什么要进行京剧改革和如何才能搞好京剧改革来进行，不仅表达了对京剧进行革命的决心和信心，还阐述了京剧革命的方针政策，并对京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认为彭真讲得很好，对讲话表示赞赏和支持。
这种评论到底是毛泽东针对彭真的讲话呢，还是他在文艺革命上的态度?
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问题，而要联系彭真在文艺革命上的一贯作为来进行判断，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彭真对江青在北京排练革命现代京剧是持淡漠态度的，毛泽东对第一个文艺批示作出后北京市的三个文艺整风报告并没有表态，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对彭真报告的批语只是对他发表的讲话内容的赞赏和支持，并非对彭真在京剧革命态度上的评价。虽然彭真口头上作了这样的讲话，从以前的作为来看，他在实践中能不能将讲话的精神落到实处呢?察其言，还要观其行。彭真在文艺革命问题上的真实态度究竟怎么样，毛泽东还要看一看。
(3)毛泽东对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表示赞成和支持。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等接见了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团、观摩团主要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并召开了座谈会。江青在这次座谈会上讲了话。
“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办公室六月二十四日将江青的讲话记录送审，并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六月二十六日阅后在信上批示：“已阅，讲得好。”[408]
江青在讲话中说，京剧现代戏虽然演起来了，大家的认识也不见得一致。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的信心要坚定。要创造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工农兵要占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不然的话，就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江青曾经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根据实地调查，她列举了两组数字：一是全国三千多个剧团中，有二千八百多个戏曲剧团，戏曲舞台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二是我们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还有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的文艺究竟应该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的问题。
她说，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可能会有反复，但想到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可能少反复，或不反复。历史总是在曲曲折折中前进的。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和传统戏。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好的传统戏在经过认真整理加工以后，都尽可上演。不论是历史剧还是传统戏都只能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演出。
在谈到如何着手演出革命现代戏的时候，江青说，关键是剧本，一定要抓创作。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她结合《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谈了剧本的创作和培养新生力量问题。
另一方面是移植。移植剧目要慎重选择，第一是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改编的京剧，一要合乎京剧的特点，二要主题明确，结构严谨，人物突出，不要为了几个主要演员每人来一段戏而把整个戏搞得稀稀拉拉的。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江青以上海京剧团排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和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排演的京剧《草原英雄小姊妹》为例进一步作了说明。
江青在讲话中先后三次称赞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在京剧革命中的贡献。[409]
从中看到，江青在讲话中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进行京剧革命的必要性。她不仅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论证为什么要进行京剧革命，而且还从实际调研得出的两组数据中来说明进行京剧革命的迫切性。她提醒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对出现的曲折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京剧现代戏、历史剧和传统戏三者之间，要分清主次。演京剧现代戏，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是首要任务，但并不排除演历史剧和传统戏。历史戏和传统戏只有在经过改造也不妨碍首要任务的前提下才能演出。要演好京剧现代戏，就要搞好剧本创作、移植和塑造好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
江青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执行毛泽东的文艺革命路线，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要求出发，自觉地去开展京剧革命的。她的这篇讲话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光辉，既是个人实际调研的产物，是对京剧革命认识的结晶，又总结了京剧革命的阶段经验，是指导京剧革命的重要文献。因而毛泽东阅后对江青的这篇讲话给予肯定的表态，表示赞成和支持。
(4)落实基层群众提出的文艺革命合理化建议。
毛泽东对基层群众提出的关于文艺革命的合理化建议，都是采取支持的态度，批示给有关部门研究，予以采纳和吸收，变为文艺革命的实际行动，推动文艺革命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印象。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兵演出，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
信中进一步分析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是学校教学工作上只教继承，不教批判，或者“抽象的批判，具体的继承”，以及技术至上，主科的个别教学，无法对教学进行细致的检查和监督。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
来信最后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指示。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将信的摘要以《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题目在九月十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七十九期上发表。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写信人激情饱满，态度端正，目的明确，感情真挚。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于文艺革命的洪流，立足于音乐教学实际，对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提出了意见，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希望通过明确办学方针，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真正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正确对待西洋音乐，处理好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问题，实现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410]
毛泽东肯定了这封信。他认为这封信是写得好的，提出的问题也是应该解决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贯彻落实的问题。古为今有，洋为中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文艺方针。从当时的态势来看，毛泽东估计真正施行起来可能会有许多人不赞成，甚至还会遇到不少阻力，因而他不仅提醒大家注意，为稳妥计，还提出要走群众路线，先在师生中讨论，使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造成舆论以后，再收集意见，制定措施，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群众提出的文艺革命的合理化建议是重视的，还批示给有关部门领导人施行。这是坚持文艺革命过程中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对林彪、彭真、江青在文艺革命中的言行都是予以肯定和支持的。这是因为从他们三人的言行来看，都是积极支持并进行文艺革命的。当然，后来他们三人之间出现了分化，林彪、江青支持文化革命，而彭真却走向了反面。
我们注意到，从对彭真和江青讲话的批语上看，毛泽东对彭真的讲话不论从语气还是用语上都是更为赞赏，这主要还是因为彭真在报告中表示了进行文艺革命的坚定态度，同时也寄托着毛泽东对彭真殷切希望的原因。彭真是否真正体会到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能否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而奋斗呢?这还要看以后彭真的实际行动了。
6、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
鉴于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以后，为了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需要有一个中央机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于是在毛泽东提议下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这个小组成立的情况又如何呢?
毛泽东在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后，整个文艺界为之震动，首当其冲的是文化部。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文化部，也批评了中宣部，并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要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重新整风。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彭真和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谈话。在谈到文化问题中，他提出成立一个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让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他提议由彭真当组长，毛泽东同意了。毛泽东最初提的小组成员只有陆定一和周扬，这样加上彭真就有三个人。陆定一建议再加几个人，毛泽东就说，那在座的都是吧!这样，就加上了康生和吴冷西共五人，叫五人小组(后来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11]
这样看来，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时候，最初是毛泽东提议陆定一挂帅，由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在中宣部、文化部负责实际事务的同志来领导这项工作的。从中宣部以前在宣传、文化工作上的作为来看，毛泽东此举显然是为了加强中央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当然也隐含着对中宣部的批评，否则的话，在中宣部能够正常履行职能的情况下，又何必再成立这样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呢?况且还是陆定一、周扬这两位具体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同志来主持这项工作?
陆定一意识到文化工作的艰巨生和复杂性，以自己“见事迟”为由，提议由彭真挂帅，再加几个人一块来领导这项工作。这个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于是才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412]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单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这个小组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组织上隶属于中央书记处，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
由此看来，这个小组是在毛泽东提议下，经过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后成立的，其职责就是负责文化革命的具体工作。这个小组要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但又是在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来进行工作。
从小组的人员组成上来看，都是在一线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人，控制着舆论导向，掌握着实权。毛泽东同意他们负责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而且也寄托着对他们的厚望。但是究竟他们能不能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担负起领导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推动文化革命的发展，就成为这个小组以后能否存在的关键，直接决定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命运。后来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在文革发动前夕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与此密切相关。当然这是后话。
7、彭真及其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革命的批示。
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以后，为了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中央成立了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那么，彭真及五人小组是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精神的呢?
七月六日，彭真将北京市的《文艺战线》第二十七期送毛泽东、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阅。该期刊物报道，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分别去矿山、工地、农村深入生活，效果甚好。[413]
七月七日下午，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次会议。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罗瑞卿、杨尚昆出席会议，贺龙、周扬、胡绳、林枫等列席会议。会议讨论怎样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彭真传达说：“毛主席最近抓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认为文艺界‘很混乱’，最近又批评有些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发展下去势必要搞‘裴多菲俱乐部’;文化部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为工农兵服务，可改为帝王将相部，鸳鸯蝴蝶部，为什么不可以解散?甚至说，我想把地方搞起来，革中央的命。”“还有学术界，首先是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李秀成的问题也要讨论，还有高薪问题。有些大知识分子入了党，宇宙观如何?入党太容易，共产党成了全民党。”他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说：这些都是大的原则问题。过去书记处对意识形态的革命没有很好抓。[414]
他还说，批评胡风，批评《红楼梦》研究、电影《武训传》等都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意识形态问题都和培养接班人有联系，搞不好，子女后代都被夺过去了，将来要出“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复辟，所以书记处要好好地抓。会议通过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单，决定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将毛泽东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艺的批示和宋任穷《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报告》印发党的高级干部。[415]
我们看到，为了创作出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文艺作品，北京市开始组织文艺工作者到工矿和农村去体验生活。从彭真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和批示精神，认为这都是大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是否会出现反革命复辟的大事，对中央书记处过去没有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抓好意识形态的工作。
彭真还关注着京剧现代戏的工作，在讲话中支持京剧现代戏的演出，要求京剧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塑造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建立起一支为工农兵服务的京剧队伍。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彭真在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讲话说：现在，京剧系统的、全面的革命刚刚开始，所取得的还只是初步的胜利。京剧工作者要做彻底的革命派，深入工矿车间、农村生产队、解放军连队，了解工农兵的斗争，熟悉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作为他们所喜爱的艺术作品。又说：戏曲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和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但只要力戒骄傲，有一支具有坚决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和彻底革命精神的队伍，京剧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的京剧。[416]
八月六日，彭真同林默涵谈京剧革命和思想批判工作。说：这次京剧现代戏汇演抓对了，证明了京剧是能演现代戏的，消除了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老演员的顾虑。京剧现代戏，还是在幼年阶段，但是它是有生命力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继续促进它成长起来。我们主要是抓方向，抓方针，抓创作，促进京剧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艺术上的问题，要靠京剧工作者自己去解决，只有他们不断地摸索，自然会得到解决。另一个是抓汇演，一年或者隔年汇演一次，几年搞下来，积累一批剧目，积累许多经验，京剧现代戏才能站得住脚。
对当前的思想批判问题，根据苏联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问题，使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却落在后面。原因是我们的党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许多人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些人并不是主观上反对革命，而是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因而不可能不讲错话，做错事。他们大部分属于好人做错事，同根本站在敌对立场的人有区别。有相当多的人对大跃进运动讲过错话，对大多数还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要看他几年来的表现。有些错误比较系统的要公开批判;同时，好的作品，好的干部也要介绍，要抓好坏两头的情况。文、史、哲、经方面都要搞出材料来。思想材料上的批判、斗争，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自身也要抓两头，一方面比较系统地学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下去同工农结合。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应该交代一下，大家才会心服。[417]
当时林默涵在中宣部、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彭真在与他的谈话中部署了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他肯定了京剧革命业已取得的成绩，提出在今后工作中主要是抓方向、方针和创作，促进京剧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同时还要抓好京剧现代戏的汇演，总结经验教训，搞出一批剧目来，使京剧现代戏站得住脚。
彭真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提出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说明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艺却落在后面。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党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许多人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脱离工农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造成的，并非主观上反对革命，多数人属于认识问题。因而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从思想上进行严肃批判，又要进行耐心的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将思想工作做好。
在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整风问题上，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彭真主持五人小组会议，讨论部署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整风问题。九月二十三日，彭真主持五人小组召集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座谈会，讨论研究怎样领导整风的问题。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江青参加了会议。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陆定一和周扬都讲了话。
彭真在讲话中首先谈了自己的认识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革命已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可是我们有的同志的认识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还想把民主革命的一些东西，甚至于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不很健康的东西，拿到现在，教育我们的青年，教育我们的人民。所以说，文学艺术战线和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思想很混乱，问题很严重。造成混乱的责任，“各有各的账”，首先是我们书记处没有抓，“拿我来说，没有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教育等整个思想战线的重要性”。“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大概也感觉我这个人对于文艺不大注意，就有点批评，也是很温和的。在运动中，还是要大喝一声或者大喝几声，要大家大吃一惊。经过自己努力，同志们帮助，回来了，把错误改了，就好了。”[418]
在谈到整风问题时，彭真说，先整党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党内没有人搞修正主义，没有人代表资产阶级，党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在谈到如何搞法时，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还是要进行教育。多数人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改好的，要准许人家革命。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谈到从何着手时，彭真说，要从作品搞起。着重搞大是大非，就是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条路线，为工农兵还是为资产阶级。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问题要采取整风的方式，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希望大家在党的路线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完成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419]
从彭真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非常严重，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领导责任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我们的革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可是有的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了，可是在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过去，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由此看来，彭真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在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我们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这个认识是深刻的。
在谈到整风时，彭真认为先整党内，只要党内没有人搞修正主义，党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这个认识也是颇有见地的。这与后来毛泽东讲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还指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问题要采取整风的方式来解决。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着重解决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条路线，为工农兵还是为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最后强调要完成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彭真确实还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的。他部署开展文化革命工作，进行党内整风，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他虚怀若谷，诚心接受批评，还在会议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胸怀坦荡，知错就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从他讲话的内容，采用的术语，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问题的思路和角度来看，似乎得到了毛泽东的真传。但是这也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这到底是彭真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是他比葫芦画瓢，套用毛泽东的语言，从程序上来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呢?这还有待于以后的观察。
8、文化批判运动的初步掀起。
毛泽东作出的两个文艺批示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拉开了文化批判的序幕。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到一九六五年四月，文艺界的整风不但在文联及所属各协会进行，而且扩展到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文化部及各协会主要负责人齐燕铭、夏衍、陈荒煤和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最后以免去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人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改组文化部领导班子而告一段落。[420]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从一九六四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文化批判运动初步开展起来了。[421]
文化批判运动虽然初步开展起来了，其中不免会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出现一些问题，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个时候是以批判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为了保持稳定为由，去限制批判，还是对文化批判给予引导，使文化批判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就摆在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面前。这成为他们是否真正进行文化革命的试金石。
从毛泽东作出的两个文艺批示来看，当时文艺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已经引起了他的警觉和注意。他对当时存在的文艺现状非常不满，这种不满不仅是指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及其各协会的领导人，而且也包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及负责意识形态事务的领导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才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不论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还是在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乃至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文化革命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这到底是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自觉地进行这项工作，还是敷衍塞责，在做表面文章呢?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个谜团不久就会被揭开。
九、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虽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进行了整风，文化批判初步展开，但是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却又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四个方面：
1、是中宣部还是文化部应该对当时的文化状况负责任?
毫无疑问，对当时文化状况的责任问题，无论是中宣部还是文化部都是应该负责任的。这是因为中宣部是党中央的直属机关，而文化部属于国务院的直属单位，从党对政府领导的组织程序上来说，中宣部无疑对文化部起着领导作用。因而对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不仅文化部，中宣部也是同样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但是在进行整风的时候，有人却将责任推给了文化部，讳言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问题。
当时在中宣部、文化部同时担任副部长的林默涵后来回忆说：“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的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422]
从林默涵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文化部进行了整风，周扬、林默涵领导了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周扬更积极地参加了这件事。从业务上来说，文化部是受中宣部领导的，文化部出现的问题中宣部当然是负有责任的。但是他们却将一切责任推给文化部，讳言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问题。从周扬、林默涵在责任归属方面的作为来看，他们是以批评文化部来转移了对于中宣部的责任的追究，从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使得中宣部自身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和处理。这实际上是逃避了责任。他们这样做，除了部门利益、个人得失的因素以外，也反映出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缺乏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局限性。因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们是假整风、真包庇，并非空穴来风。虽然若干年后，林默涵也为此“感到内疚”，却没有对他们这样做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历史真相来。
从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状况的批评出发，着眼于文化部和中宣部之间的职能隶属关系，中宣部和文化部都是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周扬、林默涵等人只是批评了文化部，而对中宣部存在的问题讳莫如深，除了官僚主义和自身认识的因素以外，就是处于舍车保帅的考虑了。
由此看来，在责任归属认识上的不同，是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歧的反映。
2、关于电影批判上的分歧。
电影是近代以来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文艺表现形式之一的电影自然也是这样。因而从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要求出发，拍摄出反映工农兵的现实生活，适应无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电影，就是文艺革命的重要任务。这就要从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剧本的构思、人物的表现、故事情节的设计等诸方面来研究电影界的文艺革命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拍摄出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电影。电影批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毛泽东主导下就曾经开展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活动。而影片《清宫秘史》即使被毛泽东点了名，批判活动也没有能够开展起来，后来是不了了之。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中宣部将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提到了批判的议事日程上。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二月》(公开放映时改名《早春二月》——编者注)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北国江南》和《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从这两部影片，可以看出某些人所极力提倡和鼓吹的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的一个标本。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
八月十七日，邓小平批示：“拟同意。主席、周、彭、康核阅，退宣传部。”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邓、彭、康、陆阅后退宣传部。”
康生在报告上批示：“《北国江南》不仅是有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问题，而更严重的是有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现在的一些坏电影，用‘三十年代传统’还概括不了。某些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确是‘今不如昔’。”
八月二十日，陆定一批示：“周扬、默涵同志：请照主席批语，布置放映，还有一些坏片子，也挑出来，分期分批上映(有的要重新上映)，同时组织批判文章。”[423]
从中看到，这两部影片主要是在思想内容上存在严重错误。其共同特点是，在创作上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统率一切，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没有将先进人物而是将中间状态的人物作为主要人物和中心人物来进行塑造，这是某些人所极力提倡和鼓吹的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的一个标本。因而为了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就要对这两部影片进行公开放映，展开讨论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康生都把这两部电影定性为修正主义。毛泽东提出要扩大放映的范围，不仅要在大城市上而且还要在中等城市上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使人们在批判中受到教育，提高免疫力。康生进一步指出，这些影片的出现仅用三十年代的传统是概括不了的，这反映出在电影界还存在着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显示出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这表明对这两部影片的批判，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康生都是作为反修防修、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来的。
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批示中也说，还有一些坏片子，也挑出来，分期分批上映(有的要重新上映)。尽管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批示，但是执行起来却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遇到了重重阻力。
对于这个问题，吴冷西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四年底，江青约中宣部五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和吴冷西)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424]
我们看到，尽管有毛泽东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批示，但是在批判其它影片的问题上，却遭到了抵制。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江青到上海开展批判活动，这样才逐渐打开了批判的局面。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宣部报送了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泽东、陆定一都批示可能还有一些影片需要批判，但是几位副部长却抵制批判，最后在批判已经搞起来的情况下，才又接受了批判呢?
由此看来，在电影批判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康生、江青与中宣部几位副部长之间，就是在部长陆定一与几位副部长之间似乎也存在。从表面上看来这是对电影批判认识上的不同，实质上则是反映了他们在电影界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3、关于《人民日报》宣传及其舆论导向上的分歧与斗争。
吴冷西是接替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在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以前，毛泽东就与他进行过谈话，告诉他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具有“五不怕”的精神。[425]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还与他进行过多次谈话，对他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过提醒和告诫。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吴冷西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撤销职务的结局。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反修防修的斗争要求出发，为了进行文化革命，就要抓好报纸刊物的宣传工作。报纸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其舆论导向直接引领着全国思想文化的宣传工作。当时《人民日报》在办报方针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适应党的工作的要求，因而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批评，提出要发表学术文章，宣传辩证唯物论，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辨别能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一月上旬，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时，毛泽东说：报上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426]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希望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阵地，写出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文章。这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教条式的，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具有中国气派的生动活泼的学术文章，以此来武装人们的头脑，改造人的世界观，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谈话后，吴冷西是重视的。据他自己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感到是完全正常的，加强学术宣传是很必要的。我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编委会认真讨论并决定采取措施增加学术文章。为此编委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加强学术讨论的报告，并请求中央帮助增调搞学术理论工作的干部。”[427]
《人民日报》编委会一月三十一日将报告呈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
报告说：最近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多发表一些学术文章，抓哲学，抓活哲学。《人民日报》编委会遵照主席指示，进行了初步检查，拟定了几条执行办法。报告提出：坚决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增加学术论文;今年集中力量抓哲学，抓活哲学，并有准备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哲学问题的讨论;以农业科学为重点，组织自然科学论文;从二月份第三周起，每周增加一个版的篇幅刊登学术文章，等等。还提出请中央批准给人民日报社增调十至十五个较有理论修养的干部。
二月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注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428]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编者态度的改变，极为高兴，他批示要书记处研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充实干部队伍，将思想理论工作抓起来，真正发挥报纸在宣传舆论中的作用，改造人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来武装党员干部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了此事，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即着手筹备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在三月二十一日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吴冷西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毛泽东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吴冷西汇报说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毛泽东说，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他举出关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据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们理解，毛泽东要《人民日报》抓学术理论工作，就是要他们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为此他们在四月间召集了有各方面著名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请大家帮助《人民日报》办好《学术研究》专刊(三月二十六日开始)。会上大家发言踊跃，赞成开展学术讨论。[429]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对吴冷西是关心的，也是寄于希望的。要搞好报纸宣传工作，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角度来做好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议吴冷西要到基层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从实践中增长才干，为以后搞好报纸的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六月三日毛泽东审阅了李雪峰五月三十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会上的发言记录后，作出批示：“此件送吴冷西同志一阅。阅后退我。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430]
从一九六四年冬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算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了，吴冷西因为工作的原因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迟到早退，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做到底。[431]
这里虽然有外在因素的制约，但是从吴冷西自身来说，却反映出他对毛泽东的指示敷衍了事，没有通过参加社教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改造，失去了一次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真切体验和深刻认识的机会。这不能不对他以后的工作产生消极的影响。
六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批评。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首先批评了《人民日报》宣传鬼戏，这在前文我们已经论述，此不赘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时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开办时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要报上登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还说这是学的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二十三日，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43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肯定了《人民日报》的工作，除了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以外，着重指出了《人民日报》在文化和艺术宣传上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人民日报》在理论工作上抓得不好。他严厉批评了因为怕犯错误才不敢搞理论工作的行为，指出不犯错误的报纸没有，关键是发现错误，及时改正错误。《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老气横秋，充满八股调，而是要朝气蓬勃，用新鲜活泼的文风，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进行理论宣传，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指明方向，呐喊助威。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吴冷西等人参加了会议。据吴冷西回忆说，毛主席这次批评，比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要严重得多，但是他却仍然我行我素，对此没有领会。[433]
当然，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对报纸取得的进步也是赞赏有加，及时进行鼓励的。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谈话中提到的四篇小文章，是指《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关于“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专栏第6期登出的4篇短文：《带着党的政策下现场》、《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者按指《人民日报》的编后，题目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大白菜一文，是指刊登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434]
从中可以看到，这几篇文章不论从标题还是内容，都是立论新颖、思想深刻、语言通俗、文风朴实、切中时弊的短文，摆脱了以前的八股气，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来阐述问题，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进步表示高兴，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希望《人民日报》向《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学习，搞好版面设计和文风。
但是，当着文化批判开展起来的时候，中央书记处却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份开会讨论此事。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学作品。《人民日报》在宣传上执行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淡化文化批判，在宣传的导向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期间，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许多专栏，继续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如设计革命、为革命做生意、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王杰、学习焦裕禄、县委革命化等等。[435]
这种宣传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却淡化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在《海瑞罢官》问题上的宣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对吴冷西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对此，后来吴冷西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召开一个小会，到会的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评我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主席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436]
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了《人民日报》犯的一些错误，对吴冷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其他编者是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尽管毛泽东多次谈话，对吴冷西耳提面命，在《人民日报》的宣传上，他却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表现出淡然的态度，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当然，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虽然对吴冷西做出了这样的严厉批评，还是对他抱有希望的。寄望他知错就改，跟上文化革命的步伐。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吴冷西仍然是我行我素，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最后被从中央文革小组中除名了。[437]
周恩来、彭真意识到，毛泽东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吴冷西的，其实也是针对一线中央领导同志的。因为出现的这些问题他们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表明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一线领导同志是存在分歧的。
从《人民日报》宣传及其舆论导向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毛泽东希望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够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导向的作用，从而引领全国文化革命的方向。为此，他多次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不论从思想还是办报技巧上为《人民日报》提供指导，希望《人民日报》能够加强思想性，改变文风，提高办报水平，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但是，事与愿违，虽然《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指导和要求下，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却没有在文化革命中挑起重担，吹响文化革命的号角，反而改变宣传方向，消极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于是才批评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宣传导向上的不同是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毛泽东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吴冷西的，也是包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陈伯达要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去改组领导班子了。
由此看来，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与一线中央领导同志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4、是继续进行文化批判，还是“刹车”、“降温”?
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文化批判迅速搞起来了。但是，就在文化批判进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中央书记处及其隶属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阻碍和限制，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和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提出要“刹车”、“降温”。这样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提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来看，他是主张进行文化革命的。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文化批判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不仅如此，两个批示作出以后，毛泽东对文艺界和文化部继续进行了多次批评。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八月二十日，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化问题时，他又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他甚至说：整个文化部都垮了。
对于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因为他是主席嘛，所以提出不应责备陆定一。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他在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说：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20年前我就讲过，文艺界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15年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同华东局委员们的谈话中指出：对中央部门，我们这些人抓迟了。唱京戏，文艺工作，在20多年前我放过空炮，这只能怪我，谁叫你放了空炮，不实际抓呢。结果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子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在台上跑，让劳动人民当主角。要根本一风吹，把旧戏里帝王将相吹掉。[438]
从中看到，毛泽东认为文化界存在的问题严重的，文化系统至少有一半不在我们手里。这是从提倡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为谁服务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的。作为主管部门的文化部，当然对这些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在谈话中坦率讲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要解决文化领域的问题，就必须使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行文化革命。
康生将高薪与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认为高薪人员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赞成这一观点，进一步指出了高薪人员的范围问题。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把部分演员的高薪直接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他说：“这一部分人如果不好好地改造，他就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毛泽东补充说，包括高薪文学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学家。[439]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分配领域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资产阶级法权不受节制地发展，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否则的话，随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还会冲击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最终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成为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因而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就要对高薪问题予以警觉和注意。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的重要表现。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作出了两个文艺批示，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系列讲话。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决定对文艺界进行整风，在报刊上开展了文化批判活动。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彭真就中宣部提出的调整文化部负责人的请示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二月二十三日，彭真再次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整风问题。这时文化部的整风基本结束，在毛泽东点名批评下，由于文化部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其领导班子的调整也就势在必然了。[440]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交了关于文化部领导干部调整的报告：
根据毛泽东指示，文化部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半年来，部长一级的批判已告一段落，经与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商洽，拟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党组成员，颜金生为副部长、党组成员兼政治部主任，刘白羽兼副部长、党组成员。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
二月二十四日，彭真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的方案，提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核阅。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441]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文艺界的整风最后是以文化部领导班子的调整而宣告结束的。其实，文化界存在的这些问题，文化部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是作为中央主管部门的中宣部，乃至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错误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错误，改正错误的问题。毛泽东坦率地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张进行文化革命，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就要从思想上认识到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采取果断措施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方面，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主管部门中央书记处又是如何执行的呢?
其实，当文化批判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开始对文化批判设置障碍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研究文化部门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彭真在会上强调要以“二十三条”精神统一认识，明确社教运动的性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总结经验。会后，周扬在北京召开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这次会议精神。针对当时全国报刊上已经点了四十多个人的名、对他们进行公开批判的情况，强调不要简单化、粗暴、机械化，不要点名过多，不要戴政治帽子，以后再点名一定要经过批准。中宣部还发了一个通知，规定以后的批判要以《人民日报》为标准，对口径。[442]
不论是彭真还是周扬，都是以贯彻“二十三条”精神的名义来限制文化批判的。鉴于以前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出现了“左”的错误，因而在“二十三条”中就要总结经验教训，对运动作出必要的限制，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文化批判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主要是弄清思想的问题，应该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如果机械套用“二十三条”的精神，一味限制文化批判，又如何进行文化革命呢?
这种对文化批判的限制，又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三月三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第三百九十三次会议，听取陆定一关于半年来文化界和思想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情况汇报。
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彭真说：现在看，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有很大成绩，很见效，理论上也把一些代表人物做了批判。但也有些问题，搞得人家不大敢写文章、写剧本了，连新华总社有一阵一天只来四五篇稿子，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弄得郭老(郭沫若)、吴晗、范老(范文澜)等都很紧张。这些同志基本上是好的，政治上同我们一直是一道的，要注意。对在全国范围指名批判的，要经中央批准，要保护一批人。学术问题，错了允许讨论。少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批判。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学问，靠攻别人岔子出名。多数在学术争论中有错的人，要他们自己清理，不要随便展开批判。文艺作品、电影、剧本基本好的就行。有一般缺点、错误，可在内部小组会上谈一谈。文化部“四清”的搞法，要做个基本总结，哪些搞得好，哪些搞错了。有了基本总结以后，负责任的只是原来极少数部的领导人，不要下面的同志都来承担责任。只要方针对了，好多人就跟着改过来了，根本一条是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小是小非在小组里去处理，不要搞得大家都灰溜溜的。学术也是这样，人家过去讲得不对的允许改正，批评要同志式、友谊式的，不要一棍子打死别人，使自己一举成名。但也不要弄得没人敢写批评文章。不破不能立，不立也破不了，因此，对批评也要有个控制。[443]
从邓小平和彭真的讲话可以看到，他们是主张对文化批判要采取“刹车”、“降温”的。当然，在批判开展起来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人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采取戴“大帽子”的方式，武断地做出结论。有人写文章谨慎了，怕抓住辫子，不敢轻易投稿了。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其实也是不难解决的。
至于彭真说的“多数在学术争论中有错的人，要他们自己清理，不要随便展开批判”的话，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憧憬，难以行得通。试想，在思想工作做不通，他们又不肯悔改的情况下，除了进行文化批判，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当时文化界是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到底应该不应该进行文化批判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是没有疑义的。既然这样，就要进行文化批判，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此过程中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就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而不是“刹车”、“降温”，中止文化批判的问题。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出现的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这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下旬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下旬，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会上讲话。这次讲话的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主持。彭真的讲话分五个部分：一、文艺战线上存在的问题以及没有及时解决的原因;二、形势问题;三、分清是非，治病救人;四、区分政治、学术和艺术问题;五、在思想界树立共产主义作风。
彭真在讲话中首先指出：文化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领导责任主要是“中央没有及时地抓，没有坚持地系统地加以解决，这首先是书记处要负责，特别是我管这方面工作要多负责。”并转达毛泽东的话：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还有好多关于这方面的讲话，“但是我讲了就算了，放了空炮”，“负责的第一位是我”。
彭真说：从文艺、学术工作来说，很多人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原则，文化艺术要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服务的原则。但他仍然强调：“对文学艺术的估计，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基本是好的，要不然一提革命现代戏一下就出来了?”“不要把文艺战线看作漆黑一团，主席批示指的是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不是指的整个文艺战线。许多基层单位，工作是有成绩的。如果大家都执行了方针政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工农有密切的联系，可能比现在的工作更好。”文艺界开展整风，要按照延安整风的方针，分清是非，治病救人。要区别两类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一分为二，与人为善，一看二帮。[444]
从彭真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转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代表书记处承担了责任。他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指出当时的文学艺术存在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的现象，指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要采用延安整风的方针，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都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彭真认为文学艺术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反对把文化战线看作漆黑一团，认为毛泽东的批示指的是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不是指的整个文艺战线，这显然与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从前文引用的毛泽东的指示、批示、讲话和谈话来分析，虽然他严厉批评了文化部，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也是由于对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存在的问题由感而发，但是并非像彭真所说的那样只是指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是认为整个文艺战线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在对文学艺术及整个文艺战线的估计上毛泽东和彭真是有不同认识的。
彭真从这种认识出发，进一步讲了他在学术讨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出彭真对待文化革命的根本态度。
彭真在讲话中谈了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彭真说：“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术、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学术、艺术问题中，有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政治问题的，应该联系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在政治方向正确这个前提下，学术和艺术上的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应该进行讨论、研究。一个作品，有对的，有错的，怎么办呢?大家互相帮助解决嘛。只要政治方向对头，其他方面有一点错误，改正就是了。一个作品，基本正确，基本好，就应该肯定，就应该爱护，就应该帮助它修改和提高。不然，出来一部新作品，并不是基本坏，又不是大是大非、敌我问题，一出来，就只有批评，没有帮助，学术、艺术怎么能繁荣活跃呢?哪有一个新东西一出来就十全十美的呢?”[445]
彭真在讲话中提出的不要对新作品求全责备的观点，如何对待政治方向正确的学术、艺术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他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阐释政治和学术、艺术关系的观点，提出要正确处理学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将具有政治属性的学术、艺术问题同没有政治属性的学术、艺术问题区分开来的观点，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只是抽象地谈到了这个问题，而没有从政治与学术、艺术的具体实践中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这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学术、艺术与政治有关，什么样的学术、艺术与政治无关。一句话，区别学术、艺术与政治有无关系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当然会作出不同的回答。后来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第二个问题是：批判必须有破有立。
彭真说：“我们的批判，必须是有破有立。一个破，一个立。不破，就不能立。”“对于一切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地破，破就是革命嘛。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立，也就不能真正彻底地破。把旧的破了，但没有拿社会主义的去代替，那个旧的又会慢慢地复辟。”“现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这个方面少了，把错误的批判了，但是怎么立、立什么呢?看不出来。我们的批判，总的来讲，不应该这样。有的时候有些方面，先破了再说，也是需要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领导着国家，所以总的来讲，必须是有破有立。学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切批判，最后都要除旧布新，落到学术、文化艺术的建设方面，这就达到破的目的了，达到批判的目的了。批判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是使它萧条，所以要有破有立，要破，同时要立。”[446]
彭真在讲话中运用辩证法分析了破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主张批判要有破有立，抽象地说，这是正确的。他在讲话中说，现在破得多了，立得少了，如果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来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再结合他在文化批判上的一贯态度来分析，不能不说他这样讲还有着限制文化批判的意思。后来，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批驳彭真的时候写道：“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文稿，第十二册，第41页。这就说明破本身就是立，因为破与立并非只是对立的，而且也是统一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破什么，立什么，哪些应该破，哪些不应该破，哪些应该立，哪些不应该立。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采取不同的方法。这才是分歧的要害之处。但是彭真却没有对此展开分析，反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
第三个问题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说：“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实事求是，就是按辩证唯物论办事情;自以为是，就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自己认为对就对呀?要克服自以为是的作风。要实事求是，部分对，就是部分对;基本对，就是基本对;部分错，就是部分错;基本错，就是基本错。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我说我这个是真理，你说你那个是真理，怎么办?怎么行动?在一定的组织里面，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可以声明，在行动上服从上级或多数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真理要受实践检验，自以为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理，按真理办事嘛。这个问题恐怕在学术界、文艺界更突出一点。我们一定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也就是发扬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听了很多人的意见，跟很多人谈了话，才搞了那么一个引言和结论。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要听，正面反面意见都要允许充分发表，畅所欲言地发表，发表完了，谁的意见正确听谁的，大家都服从真理。我们对一个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不属于尊重不尊重他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什么尊重不尊重，那就是把尊重庸俗化了。学术界、文艺界也应该这样，有意见就畅所欲言地发表，共同讨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一看二帮。”“我们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一种像毛主席所讲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造成这么一种局面，我们的学术和文学艺术就会繁荣起来。”[447]
彭真说的这番话，从论证的具体内容来看，倒也没有什么，但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论断却是错误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后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写了一大段话，批驳了这个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从阶级斗争规律上来讲，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丝毫谈不上什么平等。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比如，剩余价值规律，无产阶级认为是真理，资产阶级却说是谬误。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资产阶级却要维持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对立的阶级在剩余价值的问题上又怎么能够实现平等呢?
如果真要实现平等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放弃斗争，承认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甘心接受被奴役的命运，或者是资产阶级放弃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兵不血刃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二者必居其一。从阶级斗争的逻辑上来看，这可能吗?
由此看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实际上掩盖了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斗志，是在宣扬阶级调和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严重隐患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仅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还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了后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彭真在讲话中对文化战线的估计，政治和学术、艺术的关系，破与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几个方面阐述的观点，是彭真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认识的集中体现。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后来纳入他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中。[448]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彭真口头上表示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用了不少进行文化革命的语言，在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上也闪烁着辩证法的光彩，但是在文化革命的若干重要方面却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不仅表现在对当时文化战线的估计上，也表现在政治和学术、艺术的关系、破与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几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彭真都是在中央工作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他们之间出现的这些分歧，不仅有认识和分析方法上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文化批判刚刚兴起的时候，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是中宣部还是文化部应该负责任、在继续进行电影批判的问题上、关于《人民日报》宣传及其舆论导向上，特别是在继续进行文化批判，还是“刹车”、“降温”的问题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它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央宣传、文化主管部门，而是出现在中央领导层。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是支持进行文化批判的，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和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却要限制批判。当时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隶属于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这样我们看到，在是否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和彭真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刘少奇是中央处于一线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在这件事上他与邓小平、彭真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当时不过是处于隐性状态，尚未发展到公开的对峙和斗争。以后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分歧才逐渐扩大，走向公开化，直至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提议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党委的新的文化革命小组，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就是这种分歧和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历史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文革前夕在意识形态方面诸领域进行了多次斗争，这些斗争表现在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要不要“大写十三年”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围绕京剧革命(文艺革命)、史学革命、哲学革命进行的斗争上，还表现在教育革命和对孙冶方“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经济思想的批判上(这两部分未及详写)。[449]这些斗争的规模是空前的，斗争的形式是激烈的、曲折的、此起彼伏的，几乎涵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整个领域，这些斗争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这些斗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并非人为制造的，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些斗争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450]这才是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451]这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他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首次提出，又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立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这表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当时出现的这些阻力既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诸领域的守旧力量，也来自于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及其负责人。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斗争中排除了干扰和阻力以后才不断前进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反映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迫切性和复杂性，而且也说明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从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提出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央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只是形式上表示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到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但是却在实际上消极对待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因循守旧，扶邪压正，甚至站在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背离了革命的方向。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干预，扭转了斗争的方向，这些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偃旗息鼓了。这种状况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中一再表现出来，就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后，也是这样。可见这并非一种偶然现象。
这就不仅让人深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作为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及其领导人，却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往往打击新生力量，对于革命对象却抱着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站在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这就不禁使我们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种严重性，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上，而且还表现在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及其领导人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由此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时确实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诸领域的斗争中，也表现在党中央内部毛泽东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负责意识形态事务的领导干部之间，具体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上。
分歧之一——是否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文艺舞台上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者，工农兵没有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角。在文、史、哲等意识形态诸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真正占据统治地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仍然具有浓厚的影响。这样在意识形态形势的认识上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严重分歧。
分歧之二——是否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那么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也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在要不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他们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分歧之三——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虽然表示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却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这表现在他们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虽然表示积极拥护，坚决贯彻执行，但是却采取消极态度，对进行文化革命的新生力量往往采取打压措施，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表示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新生力量遭受打压后，还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才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的。这表明在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他们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由此我们看到，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当时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对当时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要不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上。这实际上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关系到是否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原理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遵循还是背离唯物史观的原则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虽然在制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但是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严重分歧，甚至还出现了要阻止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行动。这些阻力虽然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得以排除，随后又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组了文化部领导机构，使得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和意识形态诸领域守旧力量对待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态度。这就意味着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必须排除异己，消除障碍，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执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站在时代的潮流面前去领导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这两个机构能否存在的关键。从后来的历程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思悔改，这样也就难以避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被解散的命运了。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04]，第10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87]，第1487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54]，第224页至225页，250页至252页，268页至269页，269 页至270页，273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 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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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 年一月第一版。
[12]，第428页;[14]，第425页;[15]，第426页;[16]，第427 页至428页;[20]，第428页;[22]，第426页至427页;[23]，第 429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第194页;[94]，第232页;[386]，第436页至437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 六年八月第一版。
[206]，第239页至240页;[403]，[404]，第91页至92页;[405]， 第81页至82页;[407]，第113页至114页;[408]，第89页; [410]，第172页至173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 八 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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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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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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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第1254页至1255页;[55]，第663页至666页，670页至 672页;[96]，第1330页;[157]，第1395页至1396页;[281]， 第1398页至1399页;[282]，第1400页至1401页;[296]，第 1404页，1532页;[322]，第1385页至1386页;[374]，第1182 页;[449]，第1385页至1386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50]，第521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517页至518页;[17]，第530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9]，第220页;[30]，第364页至365页;[78]，第176页至 177页;[95]，第176页至177页;[97]，第285页;[154]，第 350页;[155]，第360页至361页;[156]，第402页至403页; [158]，第380页;[159]，第498页至499页;[160]，第502页 至503页;[161]，第540页至541页;[165]，第285页，301 页，365页，367页，370页，376页，377页，383页，385页， 416页，418页;[231]，第403页至404页;[317]，第359页; [320]，第388页;[336]，第374页;[343]，第389页至390页; [378]，第388页;[380]，第359页;[412]，第372页;[423]， 第390页至391页;[426]，第303页至304页;[428]，第311 页至312页;[430]，第356页至357页;[432]，第364页至365 页;[434]，第453页;[437]，第590页至591页。
15、《毛泽东之魂》(修订本)，陈晋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 九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238页至239页;[6]，第240页;[7]，第239页至240 页;[8]，第227页;[9]，第241页至242页;[10]，第248页， 第249页;[13]，第252页;[18]，第254页;[19]，第254页 至255页; [21]，第255页至256页;[24]，第256页至257页。
16、《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 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298]，第253页至254页。
17、《忆毛泽东——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吴冷西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一版。
[424]，第149页;[425]，第155页至159页;[427]，第143页 到144页;[429]，第144页;[431]，第146页;[433]，第146 页;[435]，第149页;[436]，第151页至152页。
18、《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34]，第18页19页;[90]，第29页，37页;[132]，第40页; [153]，第19页至21页;[184]，第30页;[186]，第18页19 页;[187]，第19页21页;[188]，第37页至38页;[207]，第 75页。
19、《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56]，第605页至607页;[57]，第607页至608页;[398]，第 726页;[420]，第727页。
2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 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66]，第390页。
2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360]，第47页;[362]，第39页，47页，133页至135页， 第237页至239页，243页至247页。
2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769页至770页;[2]，[41]，第770页;[63]，第701 页;[65]，第706页至707页;[67]，第706页至707页;[71]， 第 706页至707页;[72]，第706页至707页;[74]，第707页; [77]，第886页至887页;[319]，810页至811页;[381]，810 页至811页;[385]，第859页;[421]，第861页;[438]，第863 页;[439]，第864页至865页。
23、《周恩来传》(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53]，第1200页至1201页，1212页。
24、《周恩来传》(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58]，第1625页至1626页;[59]，第1626页至1627页;[62]， 第1627页至1628页;[64]，第1629页至1630页;[73]，第1630 页;[75]，第1631页;[177]，第1780页至1781页;[179]，第 1781页至1782页;[181]，第1783页至1784页。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编 力平 马芷荪，副主编 熊华源 安建设，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61]，第461页至462页;[166]，第537页，第540页，第542 页，第548页，575页，第625页，第632页，第703页，第 704页，第744页;[167]，第548页;[168]，第545页;[169]， 第588页至589页;[170]，第650页;[174]，第582页;[176]， 第745页;[178]，第668页;[180]，第671页至672页;[182]， 第678页至679页;[183]，第677页700页至701页，756页。
26、《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 编刘崇文、陈绍畴，副主编马济彬、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395]，第588页。
2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 编 杨胜群、闫建琪，副主编 蒋永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二○○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396]，第1786页至1787页。
28、《彭真年谱(1960—1978)》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八月第一版。
[387]，第314页;[392]，第311页至312页;[413]，第342页; [415]，第343页;[416]，第347页;[417]，第349页至350页; [419]，第357页;[441]，第401页。
29、《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38]，第1157页;[40]，第1158页;[102]，第1169页;[113]， 第1168页;[125]，第1169页至1170页; [135]，第1170页至 1171页，1222页至1223页;[136]，第1222页至1223页;[388]， 第1160页至1161页;[390]，第1161页;[391]，第1162页; [393]，第1162页;[394]，第1162页至1163页;[397]，第1163 页;[400]，第1163页至1164页;[401]，第1164页至1165页; [406]，第1166页;[411]，第1171页;[414]，第1171页至1172 页;[418]，第1174页;[440]，第1175页;[442]，第1174页 至1175页;[443]，第1175页至1176页;[444]，第1176页至 1177页;[445]，第1177页;[446]，第1178页;[447]，第1178 页至1180页;[448]，第1181页。
30、《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35]，第3页;[37]，第1页，9页至10页;[79]，第4页;[80]， 第6页;[84]，第5页至6页;[86]，第4页;[87]，第6页;[92]， 第1页，第10页至11页;[99]，第10页;[108]，第10页; [109]，[111]，第21页至22页;[112]，第22页;[114]，第10 页 至11页;[126]，第11页;[128]，第13页;[130]，第12页。
31、《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 ○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25]，第393页至394页;[26]，第394页;[28]，第395 页至 397页;[31]，第406页;[39]，第401页;[42]，第391页，397 页至400页;[43]，第406页至407页;[45]，第407页至408 页;[46]，第400页;[48]，第400页至401页;[50]，第402 页;[52]，第403页至405页;[91]，第371页;[98]，第357页; [100]，第374页至375页;[101]，第371页;[103]，第373页; [106]，第373页;[107]，第356页;[110] ，第374页至375页; [115]，第374页;[117]，第377页;[119]，第376页;[120]，第 377页;[121]，第377页;[122]，第378页;[123]，第373页至 374页;[124]，第372页;[127]，第372页;[137]，第354页;[139]， 第361页;[140]，第362页;[141]，第365页至366页;[142]， 第366页;[143]，第361页;[144]，第361页至363页;[146]， 第363页至364页;[148]，第364页;[149]，第364页;[151]， 第367页;[171]，第376页至377页;[197]，第379页;[199]， 第376页;[214]，第458页;[216]，第456页至460页;[218]， 第458页;[219]，第460页至461页;[220]，第461页;[224]， 第461页至462页，第465页;[226]，第462页;[230]，第469 页;[232]，第469页至470页;[233]，第470页;[239]，第471 页;[241]，第470页至471页;[242]，[243]，第472页;[244]， 第471页至472页;[246]，第466页，469页;[247]，第463页， 472页;[249]，第458页至459页;[251]，第467页;[254]，第 472页;[261]，第474页至475页;[262]，第475页;[264]，第 475页;[266]，第475页至476页;[274]，第476页，第480页至 481页;[275]，第476页至477页，第481页;[277]，第478页; [279]，第479页;[290]，第454页至455页;[299]，第490页至 491页;[307]，第417页;[308]，第420页;[309]，第416页至 417页，420页;[311]，第417页;[312]，第417页至418页，440 页，420页，419页;[314]，第418页至419页;[315]，第417页; [316]，第419页;[318]，第419页至420页;[323]，第420页， 第437页至439页;[324]，第439页;[325]，第438页，439页， 第420页;[326]，第439页至440页，441页;[327]，第442页; [328]，第421页;[330]，第424页;[331]，第421页;[332]，第 422页至423页;[333]，第421页;[334]，第421页;[335]，第 425页;[338]，第424页;[340]，第424页;[341]，第427页;[344]， 第426页;[347]，第425页至426页;[348]，第427页;[349]， 第428页;[350]，第424页;[353]，第428页;[355]，第421页 至422页;[372]，第433页;[382]，第423页至424页;[383]， 第424页;[399]，第354页。
32、《戚本禹回忆录》(上)，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 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209]，第303页至304页;[210]，第289页至290页;[211]，第 290页至291页;[212]，第303页至324页;[213]，第291页至 292页; [217]，第293页;[221]，第291页，293页至294页;[222]， 第294页至295页;[223]，第295页至296页;[225]，第296页 至297页; [227]，第299页;[228]，第297页;[229]，第299页; [234]，第298页至301页;[236]，第299页;[245]，第299页至 300页;[250]，第297页;[253]，第300页。
3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 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05]，第345页;[129]，第346页至347页;[163]，第346 页;[195]，第346页至347页;[172]，第345页;[191]，第346 页;[192]， 第345页至346页。
34、《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禄著，当代中国出 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第一版。
[190]，第211页至212页，第205页至211页。
35、《人间有戏》汪曾祺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四月 第一版。
[189]，第56页，198页;[193]，第53页，198页，56页。
36、《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 月第一版。
[32]，第120页至121页;[33]，第121页。
37、《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51]，第28页，62页;[60]，第295页至296页;[68]，第297 页至298页;[69]，第296 页;[70]，第297页;[295]，第48 页;[321]，第219页;[342]，第219页。
38、《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张化、苏采 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二○○○年 一月第一版。
[36]，第258页;[83]，[85]，[88]，第258页至259页;[208]， 第258页;[389]，第259页;[402]，第260页;[422]，第261 页。
39、《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
[82]，第326页。
40、《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戴嘉枋著，知识 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
[116]，第42页;[118]，第46页至48页;[131]，第53页， 56 页至57页;[133]，第58页;[138]，第15页;[145]，第 18页;[147]，第 17页至18页;[152]，第16页至17页;[162]， 第56页，64页;[164]，第70页至71页;[173]，第94页; [175]，第94页至95页，96页至98页;[194]，第68页至69页; [196]，第177页至179页，第36页至38页;[198]，第1页至2 页;[200]，第65页;[201]，第65页;[202]，第65页至66页; [203]，第71页至84页;[205]，第50页。
41、《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六期)
[346]，第7页，11页。
42、《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三期)。
[278]，第14页至22页。
43、《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
[259]，第29页;[284]，第19页至30页。
44、《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
[93]，第25页至26页;[104]，第26页;[134]，第27页;[150]， 第27页;[185]，第25页至26页;[409]，第25页至27页。
45、《论1960年代前期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作者： 彭厚文。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与福建省中 共党史学会主办)，2011年第一期(总第219期)，第47页至55 页。
[27]，第48页;[44]，第52页;[47]，第50页至52页;[49]， 第 52页;[81]，第52页。
46、《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杜学霞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215]，第238页;[235]，第238页至239页;[237]，第238页 至 239页;[238]，第239页;[240]，第242页，239页;[248]， 第 445页至 447页。
47、《翦伯赞传》张传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三月 第一版。
[256]，第273页至274页;[258]，第275页至276页;[260]，第 276页至279页;[263]，第540页，473页;[265]，第473页至474 页;[267]，第451页至455页;[268]，第465页至466页;[269]， 第467页至469页，第470页;[270]，第472页;[271]，第471 页;[272]，第471页至472页;[273]，第470页至471页;[276]， 第474页至477页;[280]，第478页至479页;[283]，第488页; [285]，第487页至488页;[286]，第494页;[288]，第534页， 538页，101页至110页，467页至473页，276页至278页;[291]， 第465页;[292]，第461页至463页;[293]，第478页至479页; [294]，第491页;[297]，第498页至501页，504页;[300]，第 505页至506页。
48、《杨献珍传》(《杨献珍传》编写小组编写)龚士其主编，中共党 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七月第一版。
[303]，第314页至315页;[304]，第315页;[305]，第25页;[306]， 第315页至316页;[337]，第326页;[345]，第326页;[351]， 第 329页;[352]，第326页，322页至324页，325页;[354]，第 330页至333页，329页，336页;[356]，第212页;[358]，第219 页至221页;[361]，第221页;[363]，第238页至242页;[364]， 第243页至244页;[367]，第244页至246页;[369]，第303页; [371]，第254页至274页;[373]，第305页至309页;[377]，第 321页;[379]，第320页。
49、《史学理念》(求是丛书)，翦伯赞著，王学典编，重庆出版社出 版，二○○一年十月第一版。
[255]，第104页至125页;[257]，第248页;[289]，第241页 至253页，126页至136页。
50、《合二而一》(求是丛书)，杨献珍著，孙春山编，重庆出版社出 版，二○○一年十月第一版。
[301]，第16页;[302]，第9页至11页，16页;[357]，第215 页，220页，223页至226页，235页至237页;[359]，第223 页;[365]， 第111页;[366]，第104页至105页;[368]，第100 页至102页;[370]，第10页，54页至55页;[375]，第9页至 12页，33页;[384]，第398页。
51、《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第一辑)，哲学研究 编辑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九六四年九月 第一版。
[310]，第99页，100页，101页，104页，106页;[313]，第 107页至108页，109页，第110页至111页，111页至112页， 第113页至 114页;[329]，第115页至147页;[339]，第175 页;[376]，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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