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陶瓷、丝绸、钢铁四大工业间谍案之一
自古以来，国际间谍案中最成功的一案是利玛窦盗窃中国元明全球海陆地图案。对后世造成破坏力最严重的是张艺谋《长城》一片所影射的中国火药制造技术盗秘案，从中国失主的角度这或可称为失秘案。另外，还有对西方历史、文化史有开创意义的中国造纸术失秘案和活字印刷术失秘案。更广为人知的是四大工业品的工业间谍案。茶叶、陶瓷、丝绸、钢铁是中国直到1900年前后生产总量和出口总量仍占据世界贸易比重大头的工业品。欧洲、美国和中世纪的印度、阿拉伯，分别参与了对这4项中国独门工业技术的盗窃案，从中世纪偷蚕偷桑树、18世纪偷制瓷技术偷瓷土、19世纪50年代偷中国制茶技术和茶树茶种、最后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偷窃中国炼钢技术，终于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完全掌握了制造上述大宗工业品的技术。经过30年努力，在1900年后第1个10年，世界各国在各个工业领域分进合击，四大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总量成功赶超了中国，把大清帝国逼上了绝路。
今天先聊聊茶叶，看茶叶是怎么从中国被盗窃出去的。
1700年， 在垄断东方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其每年交给伦敦交易市场出售的中国茶叶为91183磅， 占船只回航欧洲的商品总货值的约10%。 在1720年代至175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占回程货物总投资的53%左右。到1751年已上升到271万磅，增长了29.7倍。从1760年开始至1780年间，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的数量，是1750年的2.3倍。在1760-1784年间，茶叶在回程货物总值中的年平均值上升为68.1%，其中1759年达88.3%，而到了1825-183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4.1%。1833年，东印度公司采购的茶叶占中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80.9%，如果加上通过其它欧洲国家辗转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这一比例更高。
英国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消费国，艾伦·麦克法兰在其《绿金：茶叶帝国》一书中分析，当时英国工薪阶层的消费结构中，茶叶和糖占10%，肉类12%，啤酒则只有2.5%，茶叶以及面包和奶酪构成日常饮食的核心部分，面包加茶叶成为最为经济并足以提供日常能量的食品。艾伦·麦克法兰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 由于饮食习惯相近，欧洲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地处美洲的美国、吃牛羊肉的阿拉伯世界、亚欧大陆北方的俄罗斯、奥斯曼、波斯帝国，也同样如此。影响最大的是英国。
随着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量的不断攀升，大量的银元从英国流往中国。东印度公司开往中国的船只，所载货物90%以上是白银。在1710-1759年的50年间，英国向东方（中、印）的出口货物，只有924万8306英镑，而运送的金银则高达2683万3614英镑，贸易逆差为290%。为了筹集现银支付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贷款。1763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会从澳门借款72000元；次年贷款不仅无法按时归还，还追加了92600元。这两笔贷款总共164600元（约118499两），年利率高达13%。1765年东印度公司只能向广州的行商赊购茶叶。定价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商人的手上。
当然，拥有垄断权利的东印度公司，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相当可观。根据资料，东印度公司以茶叶为主的中国采购生意，利润率常在26%以上，有时高达43%。 1699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成本是2先令4便士/磅，伦敦的市场价则是14先令8便士，流通环节的利润足有6倍。 经济学家普里查德分析，从18世纪后期到垄断贸易结束，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获30%以上的纯利润，有的年份甚至是100%。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格林堡估计，东印度公司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是100-150万镑。英国政府则获得了金额更高的茶税收入。在1784年之前，英国政府对茶叶征收高达119%的税收。1820年英政府的茶税收入为300万镑，1833年为330万镑，1836年为460万镑，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6%左右。茶税成为维持英国政府机器运作的最为重要的“燃料”，在与拿破仑进行的大规模英法战争中，高茶税成为维持战争的重要因素。
茶叶这把绿色的双刃剑，令英国政府在享受到巨额的茶税收入的同时，也不禁为巨额的白银流失而担忧。尽管英国人想方设法加大对中国的出口，但是，英国商品在看似庞大的中国市场几乎都遭到了冷遇。英国人最为拿手的是呢绒、哔叽等毛织品，著名汉学家、大清海关关长的美国籍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记载，东印度公司即使长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推销，但再便宜的毛织品，也比中国百姓自己手纺的棉织品昂贵很多，而对具有消费能力的中国人群来说，这种毛织品与中国的丝绸等绫罗绸缎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到1818-1833年间，毛织品才占英印产品输华总值的八分之一左右。如何填补贸易逆差，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迫切难题。
英国政府用了三招：卖棉花，卖毒品，偷茶
1787年英国政府在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卡思卡特的训令中说：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130万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在这份指令中，鲜明地阐述了英国政府的思路：既然英国产品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就用印度产品棉花去打开中国大门。1740年东印度公司试着向中国输出了1116担印度棉花，结果大受欢迎，此后便不断增长。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产棉大国，进口印度棉花，只是为了弥补产量的缺口，因此，增长空间极为有限，而且行情受到中国本土棉花收成的巨大影响，波动巨大，有一年的波动幅度居然高达33%。这大大制约了印度棉花对中英贸易逆差的平衡作用。尽管如此，在这个初步成型的中—英—印三角贸易圈中，中国对印度商品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印度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这令印度在中印贸易中迅速获得了顺差。英国人立即就开始用中印贸易之间的顺差弥补中英贸易之间的逆差，在这个三角圈中建立了一套金融体系，采用循环汇兑的方式，减少了从英国直接向中国支付现银的比例。根据马士的记载，到1783年，输入广州的白银总量272万两中，从英国直接输送的不到1%。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设立的鸦片制造厂
既然棉花对平衡贸易逆差作用不大，那么，英国人究竟靠什么令中印之间的贸易迅速转变为巨额顺差？一个远比棉花更为可靠、有力的贸易平衡工具出现了：那就是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印度生产鸦片的垄断权，这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印度那些漫山盛开的美丽罂粟花下，英国人开始快乐地忙乎起来。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出巨额鸦片，一举改进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白银逆差，在中国深受其害，对鸦片进行查禁之时，英国发动毒品战争，两次派出军队，以武力打进中国，强迫中国满清帝国接受鸦片贸易。1840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得到了巨额赔款和清朝割让的香港，而且强迫中国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它又开始担心，万一中国纵容国内种植鸦片，不再从英国属地印度进口，该如何是好？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尤其重视这一问题。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了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但这一垄断权到1833年已被撤销。东印度公司更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救命之法。他们先想到的是在自己的殖民地印度大种茶叶，但一种一个死，不得其法。东印度公司还在云雾缭绕、降水丰沛的喜马拉雅山区和刚并入印度的与中国向有争议的阿萨姆邦尝试种植茶树，他们用的树种来自中国，大多来自先开埠的广东地区，而广东并非上等的茶叶产地。印度产的第一批茶叶运到伦敦之后，伦敦的茶商一致觉得这些茶看起来品相好，但就是没有中国茶那样有一股清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生产出一流品质的茶， 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到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把中国的茶种、制茶技术统统偷过来。此前几百年，东印度公司和欧洲及印度等已经着手偷窃中国茶叶技术了，但一次一次都因中国政府的防范而未获成功。而1840--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的国门被打开，沿海五口通商，外国人可以直入内地，多种商人可以从中国内地出口，中国民众出境打工也被许可，满清政府还曾组织大规模华工出境赚取外汇，偷窃中国技术的黄金时机到来了，于是，一幕幕盗窃中国陶瓷、炼钢术、造船水密舱、螺旋桨技术的大戏先后密集上演，第一幕就是偷茶。
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英国园艺师。福琼出生在苏格兰边境的小镇Edrom，是中国开埠之后，第一个到中国的英国园艺师。1843年到1846年，福琼在中国各地跑了三年，到处搜集植物标本和种子。他把很多中国花卉引入了英国：荷包牡丹（Bleeding heart）、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金桔，等等。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举国上下，都有对园艺的狂热。从大英帝国来说，这是一种极好的殖民地策略，通过植物移植，比如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大英帝国找到了很多发财的机会。回到英国后，福琼在切尔西草药园（Chelsea Physic Garden）做园长。切尔西草药园始建于1673年，是英国第二古老的植物园。1848年5月7日，著名的植物学家罗伊尔教授（John Forbes Royle）到花园里拜访福琼。他代表东印度公司，邀请福琼出山。
福琼很快上路。福琼在中国特意穿上了一套长袍大褂，特意剃了头，还被刀剃伤，然后在头上缝了一条假辫子，学会了几句中国话，比如：“我是从长城以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这已是完全一副偷东西的间谍相了。他先到了上海雇了一位王买办。王是安徽人，家里就是种茶的。福琼从上海出发，经过杭州，辗转到了安徽。王家在安徽休宁县松萝山，这里地处安徽南端，距离黄山很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特别适合茶树生长。福琼可能是第一个亲身造访茶园的外国人，他把整个茶叶制作的过程从头到尾记录了下来。
福琼从安徽买了大批的茶苗和茶籽，运回上海。1849年1月，福琼把第一批茶苗、茶籽发出，运往印度。他接着开始了第二趟探险，这次是到武夷山寻找红茶。英国人更喜欢红茶，因为喝红茶能放糖，喝绿茶不能。凯萨琳公主的嫁妆里带的就有几箱正山小种。福琼可能是第一个通过实地调查，弄清楚红茶和绿茶区别的英国人。红茶喝绿茶的差别，其实就在于多了一道发酵工艺，而外国人完全不知道，几百年里一直以为是两种茶。福琼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种上好的乌龙茶：大红袍，一种半发酵茶，英国当时进口了大量武夷山的乌龙茶，正是因为武夷山乌龙茶茶色较黑，英国人才将所有的红茶笼统称为“黑茶”（black tea）。
从武夷山回到上海，福琼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坏消息。他的上万株茶苗和几箱茶籽几乎全军覆没。这批货从香港出发，先是在海路上被耽误了两个月，到三月船才到加尔各答，然后沿恒河逆流而上，到达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由于恒河水位太低，又耽搁了一个月，到五月才到达喜马拉雅山区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的茶园。东印度公司打算在这里大面积种植福钱从中国运来的茶树。茶苗和茶籽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还状况良好，到了阿拉哈巴德，一个好奇的警官打开了运送茶苗和茶籽的箱子。等货到了萨哈兰普尔，13000多株茶苗，只有1000株存活，而且这1000株都布满了霉菌。这1000株茶苗被移种到喜马拉雅茶园之后，当地的负责人执意要给茶树浇水，这样又把大部分茶苗浇死了。最后只剩下80株大难不死。茶籽情况更糟。没有一颗发芽，全部发霉烂掉了。
福琼欲哭无泪，只好重新再偷一遍。再搜集茶苗茶籽并不难，但怎样才能把茶苗和茶籽不远千里地运到印度？这时，福琼想起了英国医生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在1830年发明的“沃德箱”。沃德箱是一个密闭的玻璃容器，植物在沃德箱里可以长时期存活。白天，植物可以利用土壤里的潮气和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晚上，植物释放氧气，潮气在玻璃壁上凝结成水滴，流入土壤再供给植物。沃德箱中的植物生长异常缓慢，但不会枯死。福琼先用红茶茶籽做实验，他把茶籽放在桑树苗的土壤里，再把桑树苗装进玻璃箱，运到印度。结果非常成功，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
于是，福琼开始准备凯旋。他把采购来的茶苗和茶籽小心翼翼地放进沃德箱，总共达两万株。福琼还带上了制作茶叶需要的全套工具：火炉、炒锅、锅铲，以及种植茶树的各种农具。福钱准备了制茶时为了添加香味经常使用的植物：茉莉、香柠檬。最让他得意的是，他还雇佣了8个手艺精湛的茶农，带他们一起去印度。按照他的要求，这八个茶农都来自偏僻的山区，因为他不信任沿海沿江有见识的中国茶农，觉得他们会蒙外国人。这八个茶农还必须来自种茶世家，因为他知道，手艺都是世世代代的经验传承下来的。福琼想得还更周到，他又找了两个专门做茶具的巧匠。印度生产的茶叶之所以品质不佳，有一个原因就是贮存茶叶的容器太过粗糙，密封性不好。 1851年2月，福琼带着他的茶苗茶籽和雇工，从上海启程。3月15日，他们到了加尔各答。4月，福琼一行来到了萨哈兰普尔的茶园。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长势喜人。福琼数了一下，至少有12,838株茶树，迁居到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茶园。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印度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中国对茶叶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了。
此前几百年，世界茶叶市场定价权一直操纵在卖方中国商人的手里，直到此时，印度的产量上来了，同时，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和蒸汽轮船的广泛采用，彻底减轻了英国市场囤积茶叶的压力，定价权才转到买方欧洲人的手上。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盗窃。就好比有人窃取了可口可乐的配方、微软的Windows代码，或是Google的搜索算法，英国从中国偷走了茶。但无论是福琼，还是东印度公司，都没有觉得有丝毫的不安和愧疚。相反，他们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探险，一次胜利的攫取。凡是人所有的，他们都想要有。他们豪情万丈、理直气壮，因为，那是另一个民族的“野心时代”。
他们接着偷。一路偷下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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