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 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xxxx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
1983年11月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出狱，2016年去世。
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出狱后，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笔耕不辍，育有二子一女。此文是他的回忆录中专写庐山的一章。
原文出处:[戚本禹：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http://cryboy.bokewin.cn/analysis-pr/4496.html:
一一一一
司马迁写李陵，说他打仗是勇敢的，是有功劳的，也写了是因为汉武帝没有去支援他，才导致他失败被俘。但也直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李陵是投降的。
对人物评价，共产党人要学司马迁的精神。彭德怀是主张单干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在当时来讲，就是投降资本主义的，而他与苏联又有那么多的不清不白，这是不能用后来的一句“为民请命，敢说真话”就遮盖过去的。
我知道的庐山会议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成为了会议上的反左材料、彭德怀万言意见书、彭德怀反党、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等等，都是会议结束后田家英、林克、李银桥他们回来讲述的。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参加了庐山会议，不过他不能进入会场，是在外面，只能听说一些会场情况，我从他那里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况。
11.1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之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经开始对xxx、xxx和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搞浮夸表示出了担忧，并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部署反左，采取措施制止高指标和浮夸风。他要我们到四川去搞调查，了解农村实情，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进一步防左反左。1959年开春我们下到四川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我们下去之后第一天吃的是干饭，第二天开始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而是各个生产队都这样。我估计这些情况田家英在电话里跟主席做了口头汇报，并告诉主席下面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瞎报、虚报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四川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的党内通信。四川是这样，安徽更过分，曾希圣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革命集团。问题是这样的严重，主席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是要继续反左，加大力度纠正“左”的错误，主席想通过引导大家读书和讨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放卫星”、搞浮夸的领导干部，把头脑冷静下来。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调查的，看到了农村的一些实情，也反对那些过左的东西。所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会议是一个反左、反浮夸的气氛，当初那些被浮夸派批评为“右倾保守”的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难免对浮夸派发泄不满。彭德怀通过小组的发言，把这些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相信有关档案还保存着彭德怀在小组发言的材料，我现在已经无法接触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的档案开放了)。他这个积极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会议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写的、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认真阅读后很满意，就批给大会了，是作为反左的重要依据材料之一印发的。我的报告实际不仅仅是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国的粮食产量真相。这样一来，以前搞浮夸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组会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评，会议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据李银桥讲，会议就要结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书多，到哪里都带上一堆书，包括《资治通鉴》这类书。书整理打包费时间，主席就叫他先把书打包好。这意思就是会议要完了，准备下山了，根本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主席还说了会后要到下面去转一下。
但是，彭德怀对会议这么早结束不满意，他觉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痒，批得太轻描淡写了，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彭德怀万言意见书”。意见书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什么，但里面有钉子，暗含杀机。因为他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而且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就极不正常了，表明他对这之前开会的结果有意见，他不同意会议就这么收场。中央准备搞个纠左的文件，还没有见面怎么就要散会呢?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都懂，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中央领导了。以前的李立三就当了三个月的总书记，也就提了一个“先夺取几个大城市”的主张，说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倾盲动”的路线错误，就下去了，到苏联去改造了15年(那不是修养，是改造)。王明、博古也都是因为路线错误下去的。
关于搞单干和走集体化的争论，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彭德怀一直实际上是主张单干的。那些反对搞大跃进的干部，也大多是他这个主张，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刘少奇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到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劲的。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像谭震林这些人就跟着他瞎说。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大，对比一下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就知道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源头都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参见第9章)。但大跃进中彭德怀和刘少奇并不一致，彭德怀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单干，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左右摇摆。浮夸风搞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彭德怀就觉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11.2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
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席的态度了。主席是反对搞浮夸的，在会议前半截还拿着我从四川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批评过李井泉，其他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也跟着紧张。可是，主席认为浮夸风是工作中的错误，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夸的这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不必要撤换的。他此前就说过，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评以后，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听他的了。如果把他这样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得拿掉。省委书记、大区书记都拿掉了，刘少奇还干得下去吗?那就意味着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所以，毛主席说彭德怀的信是在“下战书”，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
恰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在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李锐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李锐说他是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因为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的有些好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可以经常写信来反映下面的一些情况。类似的通讯秘书主席有一批，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但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参见第四章)
李锐参加彭德怀的小会最积极。人家说李锐是司马懿是有道理的，司马懿走路老回头，李锐走路也老回头。我事后听到很多秘书室同志的议论，尤其是李锐出了问题去劳改之后，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他干嘛这样呢?我现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罗瑞卿已经知道了，就会向主席汇报，主席会追查，万一有什么事就不如争取主动。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这个话要是真实，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话就够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让斯大林名誉受到严重污损，“斯大林晚年”是个贬义词了。这些周惠后来写的书里都有，林克也说了，李锐自己也承认的。李锐的这个第二次交代，可能为了解脱自己就夸大其词，还搞了很多张冠李戴，等于是疯狗乱咬人，使问题升级了。
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我估计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锐的交代报告。否则主席怎么会说他们是陷入军事俱乐部呢?参加小会的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个人能算一个俱乐部吗?张闻天和其他几个人都是非军人。主席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有报告。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人是直接掌握军事大权的，张闻天是管外交、搞经济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么多人都担任党的要职，还有管宣传的，搞在一起，说了许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话，还包括攻击主席本人，这些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党。
至于军事俱乐部，那就还有一个背景。彭德怀1959年4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正对毛主席恼怒不已，还多次向访问苏联的中国同志说，希望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庐山会议之前不久，赫鲁晓夫一直在公开发表言论，批评我们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内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赫鲁晓夫在给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党内发生他想要的改变。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而他也实际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这就使军事俱乐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这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就有依据了，毛主席不采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路线错误，是想推翻我们的路线，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各种各样原因集合起来促成的(苏联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也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要贺龙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总理也抗议，不谈了，回来)。
要解决彭德怀的右倾问题、反党问题、军事俱乐部问题，实际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对彭德怀都不满意。彭德怀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军内高层斗争，就是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参见第五章)。他这样做，得罪了很多军内的人，在党内也结怨很多。结怨的由头，以及这个“军事俱乐部”的由头，都是在彭德怀自己。所以，当时他的“军事俱乐部”一揭露，就是墙倒众人推，说他反党、搞军事俱乐部，全党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书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样，好像每个人都是彭德怀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把他打倒。
我听田家英说，当时反对彭德怀最积极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刘少奇把彭德怀骂得狗血喷头。这就让我想起彭德怀骂粟裕，真是一报还一报。刘少奇还坚决主张把彭德怀清除出党，但主席没有同意。贺龙骂彭德怀也很积极，骂得也很厉害。李井泉本来是因为浮夸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彭德怀也一直就是在会议期间不断批判他们这些浮夸派的，现在李井泉也有了反击彭德怀的机会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怀来了。李井泉是贺龙的部下，解放四川的两个元帅是贺龙和刘伯承，贺龙排名还在刘伯承的前面，因为这个渊源他成了“西南王”，谁也不怕。而且他对会议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过，借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对田家英也大肆报复。田家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紧急通过在北京的陈秉忱下令我们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报复(参见前一章)。
11.3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主席让田家英带着我们去四川种粮调查粮食产量，也让陈伯达，胡乔木下去搞调查了。他们一下去调查，就会发现问题，就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主席。这就都要和地方领导发生冲突。田家英是因为把我在四川做的调查报告给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时当然会想：你田家英来四川调查，我对你那么好，什么会都请你参加，奉你若上宾，本来四川是工作上的模范，向国家交了多少粮，结果你一个调查报告，把四川说成是搞假的，这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吗?李井泉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的。可想而知，这件事之后，李井泉对田家英的态度会怎样。田家英还骂了王任重搞浮夸风，当时各路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厉害的，柯庆施也算一个。三个大诸侯，田家英得罪了两个，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胡乔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处批评指责人家，日子当然也一样不好过。陈伯达在福建，也都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领导欢迎的。他们这三个人拿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在彭德怀站出来挂帅反对李井泉他们，向浮夸派发起批判的时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怀一边去了，但对于彭德怀的本意可能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还辩白说“我没有”。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注释时间和具体情况】。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出去。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检讨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李锐上蹿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进这样的言?李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以上，秀才们说主席的坏话，哪些是俱乐部里说的被揭发出来的，哪些是其他场合说的也揭露出来的，或者别人猜测的，恐怕分别开来加评论。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提出了，再次提出。】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徒。李锐喜欢记笔记，把小会上田家英、陈伯达说的话都记下来了。文革中怕扩散，抄了李锐的家。陈伯达先要我们中央文革去，我说，现在是军管，我们去不合适。后来是叶群最信任的吴法宪安排军队的人去的。抄回来的笔记本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笔记本都撕了。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慧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慧。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会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都解救出来了【原来的材料是说，这是后来的事，不是会上的事。我这里是有意淡化了时间点。请戚老核准时间点，以便修改】。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册，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德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机关枪大字报还厉害【是否可摘录一些原话?】。
应该遭到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却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11.4当时中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合理的
庐山会议快到尾声时，风云突变，180度大转弯，从反左变成反右倾了，会期也延长了，最后搞出了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的影响到今天还是没有完结，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思考很多。现在好些人还是简单认为彭德怀是当时敢讲真话、敢“为民请命”的代表。他当时可能确有为老百姓呼喊的动机。我的历史观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我跟着毛主席，也是因为看到他做的、想的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把我抓了我也不改初衷。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现在想，彭德怀只要是代表老百姓讲话，有为民请命这个动机，是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哪怕有野心，也没有关系，也应该肯定。但是有一点他不对，他不必把浮夸风提到路线上来，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路线斗争用语。因为这个用语党内都懂，几乎是等于逼迫毛主席换人，换掉刘少奇。彭德怀批评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毛主席都讲了，而且是讲得最早的，讲得最透的。彭德怀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失误这么一讲，好像他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毫无疑问，彭德怀的意见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对他自己、对庐山会议反左都是这样的。庐山会议180°大转弯，彭德怀应该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抗美援朝以后，彭德怀在党内地位非常高。当了常务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尽管当时在党内排名不在前面，但实际地位是在第三，实际威望也在刘少奇之上，甚至也在总理之上。总理没有多大战功。总理抗日期间没有战功，即使是新四军，他其实也指挥不动的;新四军前期是叶剑英指挥的，皖南事变后一个时期是刘少奇负责;解放战争期间总理也没有战功，他搞外交，搞统一战线，搞跟国民党谈判。
在胡宗南进兵延安的时候，总理、任弼时陪同主席转战陕北。总理主要的战功只在这里。建国以后，彭德怀并不听总理的，有什么事直接就向主席汇报。如果彭德怀没带兵去朝鲜作战，还只是西北局的书记，那他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他有资格代替刘少奇，只要把刘少奇打倒，他就有可能到达刘少奇的位置上去。党内有呼应，外面有苏联的支持，彭德怀自我膨胀是明显的。
彭德怀和高岗的案子都牵涉懂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我觉得，两人的里通外国性质是不同的。从党的原则上来说，高岗“里通外国”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岗通苏联，一个历史原因是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我们还需要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高岗长期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关系，获取支援，与苏联通报一些情况在所难免。但是，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暧昧关系是性质不同的。因为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暧昧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了，中苏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同志加兄弟关系了。
彭德怀访问苏联，撇开中方翻译和赫鲁晓夫谈话，谈了以后赫鲁晓夫就到处赞扬彭德怀;赫鲁晓夫一直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访苏回来后就和他是一个调子，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这个本就极不正常了。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在给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改变。彭德怀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党内都懂是路线问题，是要改变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彭德怀还说什么要“苏联红军”过来解决问题。这就等于里应外合、里外夹击了。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不久，赫鲁晓夫的一些后续做法也是很有含义的。赫鲁晓夫9月访问美国还在赞美彭德怀，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说彭德怀是“国际英雄”，要中共为彭德怀“平反”(本书第14章有一个关于1962年十中全会的材料，其中特别谈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读者可以跳到那里看看)，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在1960年停止对中国的一切经济援助，撤走所有专家。从这一系列事情来看，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在当时是有足够根据的，而且性质和高岗通苏联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超过了党内斗争的范围了。当然，非要拿出具体的什么证据说他勾结苏联，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除非当时就有苏联方面的具体配合，比如派军队打进来，封锁会场，就像1968年苏联对捷克搞的那样【注释布拉格事件】我认为，庐山会议主席讲话、决议都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现在看好像不合理，“军事俱乐部”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当时是合理的，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是有相当足够的依据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主席够宽大了，彭德怀搞这些，还是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只免了他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事也不能光说主席的不是。事情过去之后，很多疑点都能慢慢弄清，消除，但谁要是处在事发时主席的位置，看到这么多的疑点，他怀疑不怀疑?谁又能比主席做得跟好?
司马迁写李陵说他打仗勇敢的，是有功劳的，也写了是因为汉武帝没有去支援他，才导致他失败被俘。但也直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李陵是投降的，李家在陇西是被人看不起的，被批判的很严厉。对人物评价，共产党人要学司马迁的精神。彭德怀是主张单干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在当时来讲，就是投降资本主义的，而他与苏联又有那么多的不清不白，这是不能用后来的一句“为民请命，敢说真话”就遮盖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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