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一定要坚持分析的态度，功过是非当然有主次之别，而神化和妖魔化都毫无价值。拿毛泽东来说，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众、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史无前例的，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常常有许多未知数或变数，不容易作出准确的判断，一切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巨大成功极不容易，在探索过程中有错误、甚至全局性的错误并不奇怪，这同事后一切都已明朗了再回头来议论它的是非大不一样。
会议组织者确定，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探索毛泽东传记的多维撰写方法。
我很赞成毛泽东传记的撰写方法应该是多维的。这至少有几条理由：第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所处的时代十分复杂，谁都很难把有关的方方面面都看到，都弄清楚，更不用说都写进一部书了;第二，对不同的写作者来说，由于各人掌握的资料有多有少，关注的问题、观察的角度和考虑的读者对象也有不同，这样，撰写方法自然会有不同;第三，有关毛泽东的历史已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事情，有些事实还没有弄清楚，有些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自然不可能只有一种撰写方法，而会有多维的撰写方法。
毛泽东传记的多维撰写方法，不仅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存在，就是在中国学者中间也同样存在，尽管不一定都用《毛泽东传》这个书名，可能用各种不同的书名。
我的发言，想讲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由逄先知和我主编的那部《毛泽东传》;二是对不同国家学者多维写作之间相互交流和共同探讨的看法。
先谈我们编写的那部《毛泽东传》。
这部传记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在1996年出版，后一部分在2003年出版，二者共发行了57万套。
前面说了，毛泽东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可以有不同的着重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这部《毛泽东传》，已经有200多万字，篇幅自然不宜更多，必须有自己的着重点。我们把重点确定为：以大量原始档案作为基本依据，来写毛泽东如何从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并作简要的评论。有些地方也可以述而不评，只叙述，不评论。
为什么这样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毛泽东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身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他生活的基本内容，其他的对于他来说都居于很次要的地位。他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产生的主要作用在这方面，人们最关心和希望更多了解的内容主要也是在这个方面。
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重要优势在于：掌握数量庞大的有关毛泽东的原始历史资料，包括有关的会议记录、谈话记录、来往电报、手稿等以及作为附件的有关单位或负责人送来的报告，它的数量大概比许多单位要多，很多以往没有公布过。系统地认真地研读这些原始资料，对毛泽东一生中对许多重大事件如何思考、判断、应对以及为什么前后会有演变，容易有比较真实而细致的了解，不致轻易被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并不符合实际的说法或猜测所左右。
三、从中央文献研究室成员的构成来说，第一、二任的主任胡乔木、李琦，长时期地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担负重要工作;第三位主任、也是这本传记主编之一的逄先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7年，是自始至终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这项工作的唯一年轻工作人员，还参加过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农村调查等工作;我也亲历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工作，往事历历，仿佛就在眼前;在文献研究室，还有几十名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生平和思想已逾二三十年的学者。这也是撰写这样一部传记的有利条件。
四、这些年以来，在中国内地撰写的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书籍有几百种，文章多得更无法计算。这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又使我们可以对中国读者本来已经知道得很多的事情以及那些并不重要的细节写得简略些，省出篇幅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内容写得更详细。
怎样撰写这部传记?我们遵循的原则是：
一、力求真实。真实是传记著作的生命。记得有位西方哲人说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只怕后人误解我。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建立在误解或不正确理解基础上的批评是毫无价值的。历史是过去的事情，难以重新再回到当时的现场去观察，但仍然应该努力去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在撰写这部传记时，我们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反复钻研当时遗留的那些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上，参考这些事情的其他亲历者的叙述和回忆，遇到不清楚的事实，尽可能找当事人核对，不敢轻信那些未必可靠的第二手材料，不把那些主观的猜测当作事实来写，更不采用那些猎奇性的小道传闻。在行文时，常常大段地引用和抄录当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的原文(相当数量是以前没有公布过的)。这种写法，不但比经过作者转述的更接近真实情况，也借此多提供一些此前没有公布的原始资料，便于读者自己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二、写人物传记的主体是写人，要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一生经历和发展过程。这就要努力做到对传主像一个自己很熟悉的人那样，了解他是怎样思考和工作的，了解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前后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力求做到脉络线索清楚，层次分明，有总体感。不只是一大堆具体事件的堆积，不是板块式的拼凑而缺乏内在逻辑。
三、一个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着的，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与某种具体环境下生活和行动。写一个人，得从比较宽广的背景下来考察，包括他在各个阶段面对的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问题棘手之处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有什么不同看法、客观环境对他有什么影响、有哪些制约因素、他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又为什么会发生错误等等：写一个政治家时，还要说到他的伙伴和对手：例如写抗美援朝，不能不讲到彭德怀、周恩来的作用，也不能不分析美国当局的战略意图、长处和短处，同毛泽东作比较和对照。这样，可能有助于读者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样做，他的高明和不足在哪里。当然，写背景和环境必须服从传记的需要，不能泛泛地去作长篇大论，那就成了喧宾夺主。
四、写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一定要坚持分析的态度，功过是非当然有主次之别，而神化和妖魔化都毫无价值。拿毛泽东来说，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众、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史无前例的，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常常有许多未知数或变数，不容易作出准确的判断，一切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巨大成功极不容易，在探索过程中有错误、甚至全局性的错误并不奇怪，这同事后一切都已明朗了再回头来议论它的是非大不一样。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后人都是精神财富。大多数中国人是这样理解的，天安门上一直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就是这个原因。总之，要尊重事实，对的就是对的，错了就是错了。就是做得成功的工作，也常会有缺点或做得不对的地方。不用回避。我们主编这部《毛泽东传》时是努力这样做的。至于做得好不好，请大家指教。
上面所说的几条是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的原则，并不是说我们都已做得很好了。加上这部书的前一部分是20年前写成并出版的，后一部分也是在10多年前写成并出版的，今天看来还有不少不足之处，希望在座学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再来谈持多维写作方法的学者之间相互交流和共同探讨的问题。
学术研究应该是开放的。这样做很有好处。记得1999年在东京庆应大学举行关于抗日战争军事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是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学者。闭幕式上，会议组织者让我也讲几句话。那次会上对一些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我说：“学术讨论会不同于工作会议，常常是为了不同意见之间有个相互切磋、交换意见的机会，本来不一定需要取得一致的看法。会议并不是准备为讨论画一个句号;可以是一个逗点，话没有讲完，还要继续讲下去;也可以是个问号，留下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我在参加这次会议时主要是用心听有哪些知识(特别是海外的材料)是我过去不知道的，有哪些问题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因此，我觉得收获很大。”
国外出版的用多维写作方法写成的各种毛泽东传记性作品，如施拉姆、特里尔、史华慈、威尔逊等教授写的传记和麦克法夸尔教授等的著作，我也读过。他们用外国人的眼光远距离地看待和审视毛泽东，常常能给我们以新的启迪，也增加了新的知识。前些时间，我读了今天在座的潘佐夫教授的《毛泽东传》。他引用的大量苏联档案，其中有不少是我过去没有看到过的，不仅增加了我对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知识，而且在有些问题上有了新的了解。至于书中也有我不赞成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
我还想举个实例来说明这种多维的学术交流对推进学术研究的积极作用。
20多年前，听说有位俄罗斯学者在美国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有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写道：“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作战，但俄罗斯档案馆中并没有这份电报，相反，倒有同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说：“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据说那位学者在会上批评中央文献研究室伪造档案。
听到这个说法，最初我们十分生气，因为我们是根据毛泽东的手稿刊印的，手稿还在，完全没有加以改动，而他们说的苏联驻华大使转呈的那份电报在中国的中央档案馆里却不存在。究竟谁是谁非呢?
我们采取审慎的态度。先仔细看我们保存的那份电报，发现手稿上没有发电的标记。我们又请教当时中央机要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发出的电报中，有没有在手稿上没有发电标记的事?他说：这种情况过去也有。但这样仍不能作出结论。我们又找来俄罗斯档案馆所藏那份电报的复印件，从内容和收电格式来看也不像是伪造或经过改动的。
经过再三斟酌，我们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这样表述：“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注：指我们保存的手稿)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这样，就对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的复杂过程有了更完整的了解。而双方最初的认识都有片面性，显示出多维写作、学术交流的积极意义。
当然，这种积极意义是对严肃的尊重客观事实的学者来说的。对那些根本不顾客观事实的书来说，便是另一回事了。
大家可能知道，李志绥出版了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者把这本书说成“全球第一手资料”“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李志绥在书的自序中说，他在1954年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这从一开始就是编造的。李志绥那时是为中南海一般干部看病的门诊部医生。我看过毛泽东的病历档案。1957年6月3日的病历上，李志绥亲笔填写：“今日由黄树则局长交待，今后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负责，卞志强大夫已将工作既病历交待”，后面还有李志绥的签名。前面毛泽东的病历都是别的医生填写的。这是无可辩驳的铁证：他把充当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时间整整提早了3年。
为什么他要把任职时间提前3年?因为他用这3年编了许多关系重大而又十分离奇的“故事”，如1956年中共八大前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的“权力斗争”，“毛泽东发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动机”，他同毛泽东经常“彻夜长谈”的开始等，而且写了毛泽东同他个人间的许许多多次的长篇谈话。那时他根本没有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这些故事和谈话是从哪里来的?统统都是凭空编出来的“故事”。长期担任毛泽东护士长的何旭君写道：“这些统统都是无中生有的，实在令人吃惊。”
李志绥当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也很少。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很不愿意找医生看病的，长期和他一起读英文的是秘书林克和何旭君。但李志绥又编了许多“故事”。随便举一两个很小的例子。他说1957年7月(其实是他刚当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下一个月)米高扬秘密访华，毛泽东派这个医生单独找米高扬谈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后引起毛的长篇议论。大家想想，这可信吗?又如，尼克松访华会见毛泽东，李志绥说是由他这个医生在门口迎接尼克松并把他引入毛泽东的室内。这符合常识吗?事实是周恩来在门口迎接尼克松并引入毛泽东的室内的，连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也不能进入室内。这类例子几乎在李志绥的书中到处都是，实在太多了。这样随意地编造重大历史事件，除了有特别原因使他会这样做以外，实在很难用其他理由来解释。
他那本书的英文译者戴鸿超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这本书原来写得很简单，后来找了个名叫石文安的人，花了两三年时间来修改，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说，有人只是要用李志绥的职务身份来讲这些他们想讲的故事，这其实只是一本拙劣的政治宣传品罢了。
但看到有些国外不知真相的学者还认真地把这本书中的“故事”作为史料来引用，我真替这些学者可惜。
把话说回来。刚才举例的那本书，在学术界不过是一股不大的支流或逆流。健康的多维的学术研究自然是主流，至于有什么不同看法，自然可以共同讨论。我相信，维也纳大学举办的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一定能取得圆满的成功，能够将国际上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毛泽东研究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7月2日至7月3日参加维也纳大学举办的“探索毛泽东传记的多维写作方法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发表时略有删节)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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