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三）
农村的革命
约占近八亿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主要是在六万个公社里。公社普遍成功地实行了全国性的、指导它们活动的经济计划，使中国从一个长期缺粮、经常有饥荒的国土转变为在很少或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供养她的全体人民的国家。中国不再因旱灾而引起恐惧及普遍饥荒，不再因水灾的破坏而产生饥饿和疾病。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不一样：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创办了甚至五十年以后，仍然很少能达到计划中的农业生产力，中国公社却立即兴旺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郊区的马陆人民公社所作的简短的访问，给我提供了部分回答，它说明了这些事业的一般背景和组织情况。一九七二年，我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人民公社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访问，使我对下放的决定权、个人奖励制度以及促进这些著名公社进步的崇高道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访问马陆公社时，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的规模。这个公社耕种了约六千英亩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土地种大米和棉花，其余大部分种大麦和油菜(茎、叶可作饲料，种子可榨食油)。在这个广阔的长江平原一带，气候和土壤条件都良好，一年能生长两季或三季作物。这个公社有一万六千六百多劳动力，他们来自二万七千五百人口——六千余户。根据生活和工作情况，划分成为十四个小单位，即大队;每个大队再划分成十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五十户人家或二百人，包括大约一百二十个壮劳力。
对这个拥有二万七千五百人口的单位实施有效的管理，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在一个不发达的农村公社实现这一点，是具有内在的困难的。这提醒了我的另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干的?”。我的主人热心地叙述了他们的办法。在马陆，如同在其他公社(以及所有工厂、市行政当局、教育和其他机构)一样，一切组织性的职责都在革命委员会的手中。
公社计划根据地区总计划，地区总计划又是根据整个国家农业需要而制订的规划。公社的最高权力当局——公社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区计划，决定全面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指标;然后给各大队分配定额。大队革命委员会把这些定额分配给他们管辖的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作为这个结构的基本单位，按照一个明确规定的任务去工作。
怎样去完成这个目标——在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种多少亩(一亩等于六分之一英亩)，在种植、灌溉、栽培以及收获方面的个人职责是什么，怎样计划轮作?一切办法和措施都是由生产队自己决定的。他们必须精明而有远见地作出决定;每个社员必须积极执行他们的决议。社员的收入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质量以及总产量而定。
从继续革命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时期，在政治上，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是从资产阶级领导变成工人阶级领导；在经济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公社平日采用工分制：根据生产队的分配额，订出一个标准工作日的收入，以此来计算报酬。
在生产队内，每个劳动者根据劳动态度、技术以及劳动强度来评定工分。在社员大会上，把典型的个人或小组列为标准，其他的人依此来评定工分。这种评议会在空余时举行，根据生产队自己的计划，一月或半年举行一次。
革命委员会是按相当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因之农民们更为满意。尽管共产党，特别是市革命委员会，在当地的各企业中具有决定权，可是每个人通过正规的选举程序，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个人作用。农民可以投票选举大队和公社革命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又执行生产队的决议)。首先，在群众会议上讨论适当的候选人，提名要按照这种精神：保证有男人和妇女的代表，老、中、青的代表，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争取做到的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受到大家的尊重。我们知道，选举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人，可以因政治上的不合适或品德上的缺点，被上级机构，例如市革命委员会撤职。至于作出决定的方式，我们不完全了解。尽管这样，和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表示相信革命委员会是他们组织机构的无可再好的领导了。
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是由二十五个人组成。同大多数公社一样，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一位政治干部。是一位受到信任的、×××××前就担当了这个职务的、任期很长的领导。在他下面有三位副主任：一位来自民兵，两位来自群众。
虽然那天我们在马陆公社所看到的公社组织似乎是坚固的，为它所服务的农民是满意的，它却只有很短的历史。我们记得，农村的生活象革命本身一样，是千变万化和不断发展的。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土地改革立即开始，没收了地主的大量土地和财产，每个农民分到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他自身能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保证。在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里，这也是一个最有效的步骤。几年以后，大多数农民因为不能在数以百万计的个体经营单位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生产，他们束手无策地和生活进行绝望的斗争。他们先是组成互助组，大家在一起劳动；后来组成各种体制的合作社，合伙在公共土地上劳动。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毛氏首先建议成立公社组织时，他们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公社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成为农业的经济基础。从此，他们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每年平均工资从三百元左右提高到五百元左右。我们的主人都认为，许多进步是由于新措施以及多种经营的结果，然而最大的收获当归功于文×化×革×命所激起的新的政治觉悟。×××××是社会主义化进程中最新的一步。
马陆公社各居户住在新建的、两层楼的水泥房屋里，居住面积很宽敞。它们按生产队划分，形成象村庄那样的住宅区。我们访问了一户四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它是接连在一起的六个住宅之一，这些住房是由公社专职建造这些住宅的合作小组营造的。四间住房都占十六平方米左右;楼下包括泥土地的厨房、吃饭间，楼上两间住房是水泥地。他们建房用的土地是公社的，可是这些房屋是私有财产。这和城市里的住宅不一样。后者是国家所有，出租给工厂工人。这些住宅每户要花材料费约一千七百元，建筑队的劳动工资一百二十元。一个家庭可以在三年到七年中储存起这笔款子，这要看家中的劳动力情况而定。
具有典型性的是各户都有地方养鸡、鸭和一头猪，还在附近有一小块供他们自己种植蔬菜用的自留地。我们访问的那家饲养了六只鸡、两只鸭，因此他们有足够的蛋吃。他们还喂了一头猪。这头猪他们可以出售，也可以屠宰。此外，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广泛普及的，而且实际上都是免费。每个劳动者每年以五百元的薪金计算，一家有数个劳动力的就保证了足够的食品、衣着、住房以及安全，并可每年积余三百元钱。
中国公社的农民不象许多西方国家的农业人口那样，他们看上去不太想移居到其他地区或者城市里去。他们通常的愿望是在本村成长，结婚，建立家庭以及继续生活下去。一九七○年马陆公社的出生率使人口增长了约百分之二·二，或者说，新出生了将近五百到六百个婴儿。为了稳定人口，全国开展了节育运动;马陆公社的目标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五。经过近年的教育，有生育能力的五千多名妇女中半数采取了某种方式的节育。大约七百名男人以及八百名妇女在完成了计划的生育后主动采取绝育措施。
这个公社的平均结婚年龄：男二十五岁，女二十四岁；每家平均有两到三个孩子。离婚的情况很少，近年来这个公社一次都没有过。如果一对夫妇决定离婚，公社通过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给予劝告。有一股保持家庭完整的巨大压力。离婚被认为不仅是家庭，而且是社会集体(即所属的生产队)的一次失败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双重的劝导工作加强了渗透在全中国人民习俗中的、一般说来是清教徒的道德价值。
马陆公社的二万七千五百人除了农业以外，还经管了许多事业，例如有一家拖拉机维修厂，我们同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起参观了这家工厂。这家工厂给这个公社为数颇多的拖拉机进行维修。一台拖拉机每使用二千小时就得维修一次。有些是上海制造的三十五匹马力的标准平型拖拉机，其余的是“手扶”拖拉机。该厂的四十三位技术人员是从司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仅受过三个月的训练就成司机。随后兼当司机和技术人员的学习期限，则根据个人的才能和用功程度而定，在学习期间也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给他们讲课。
这个服务行业班子的负责人和他的同事们共同一起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到来时，急忙洗干净他的油手，热情地欢迎我们。他的眼睛焕发出为他的卓越工人和工厂而感到骄傲的神采。
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木工车间里，一组看上去是熟练的木工正在做木桶和小船。最近他们学会了制造价廉、轻巧的水泥船。这些船只对弯弯曲曲地贯通全公社的狭隘水道(长江的支流)很实用。据说，马陆公社使用了大约七百只这样的本船和水泥船。我们还看到了小型工具制造车间、机器制造和修理车间、以及一个同其他几个公社合办为制造肥料生产设备的大车间。每项工作都由一个生产队专门负责。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复循环使用者。他们成功地利用各种农业副产品的事例是很多的。我们观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如对白薯的处理：马陆公社把它加工制成中国烹饪中普遍使用的某种调味品;在这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用于喂猪，而副产品的氨水则利用以肥田。另外，把一部分收成留作以化学方法提炼细胞核酸之用。把这些核酸分散到他们的组织单位，以这种混合物喷入蚕豆(类似我们的白色扁豆)及大豆中去以促进生长。这使我产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在美国使用的名叫Cytokinins的化学促长剂同中国的这种实践十分相似，它似乎是根据农民的特殊学问而产生，并不是从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
我们去马陆公社访问的时候，经过一个开敞的大棚屋。农民们在这里腌制一种榨菜。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正在用自种的竹子编织漂亮的篮子。在这个棚屋的旁边，有一个用篱笆围着的牧场，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百二十五头荷兰种与中国种杂交的良种奶牛。牛奶及它的制成品，包括干酪，在中国的销售不是很普遍。牛比西方国家饲养得少得多;相反，到处都有猪。它由个人饲养，可以供农民自己食用，也可以由公社出售给城市。猪粪，作为副产品，是非常宝贵的。马陆牧场饲养了二百九十头漂亮的波兰—中国杂交种猪。
不断地机械化和逐步采用科学方法，同其他类似运动一样，在全国展开，使马陆逐年得到改进。我们听说这个公社现在有二十五个灌溉站，使用二十五、四十或一百匹马力的发动机。我们访问了一个装备四十匹马力发动机的灌溉站，它可以灌溉二百英亩土地。这和从前的手工操作设备相比，是个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这些水泵是在附近的上海制造。上海在生产上的进步将导致更广泛地普及现代化灌溉。这显然是中国粮食自给的主要手段之一。
采用了杀虫剂，特别是消灭菜地里蚜虫的药剂;农民们背着电动喷雾器在田间慢慢地走着。另一种战胜虫害的方法是把易受虫灾的植物，如棉花和薄荷，同象洋葱一类的植物种在一起，据说这样也能抗虫。我没看到也没听到有关这种做法的任何科学根据，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做法似乎是得到人们广泛相信的。
中国人所喜爱的食油是菜子油、芝麻油、棉子油以及偶尔使用的豆油。油菜和大麦在这个公社里轮流种植，产量似乎很高。榨过油的菜子用来生产酒精;我们所见的小酒坊又为公社增加了收入。同酒坊相邻的是一个小的化学实验室，专门把碳酸钠和硫混合在一起成硫酸钠，作染料、防腐剂及食品用。这种操作过程中所需用的化学原料，是从上海的一个化工厂购买的;产品则由政府统购。
身为一个生物学家，我对一家生产促进植物生长的荷尔蒙激素的工厂特感兴趣。这里有一个科学家和农民组成的小组，把等量的麦麸和米糠同一些玉米面混合在一起，然后在这种混合物上盖上产生激素的霉菌芽胞。经过几星期的培育，看起来象是放在面包烤箱里一样，然后把一层霉菌除去;它的菌丝体在太阳下晒干，磨碎，加上水，并经过泥土过滤。当它喷在大麦和油菜上时，就能提高它们的产量;用在棉花上，可以防止棉桃脱落。这种发明对西方农业家是感到兴趣的。中国人推荐的新鲜事物，包括利用天然产品而不是结晶物质，多用于开花期而不是长苗期，在西方也是这样做的。科学家和农民小组还合作进行别的试验，其中之一就是把特别混合的废料，掺上固氮微生物，施用于土壤，以提高作物的产量。
在总结马陆公社生活时，谈谈它的学校和医院。学校都设在公社范围内，是公社自办的，因此孩子们可以在公社上学直到十六岁——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有些初中毕业生挑出来再读两年高中，还有更少一部分人，经过在工厂、公社或部队工作数年后进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多数回到公社，用他们的新知识“为人民服务”。
至于医疗设施，每个大队办有一个设备完善的门诊所；公社办有一所大的现代化医院。此外，每个生产队有自己的保健站，其中有“赤脚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如助产士、草药师以及针灸师，他们可以处理一般的医疗问题并进行预防医疗。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特别当你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时，评价中国人的娱乐及精神生活是很困难的。我们看见了一些舞台，据说在这里上演当地的曲艺和话剧，或由流动放映队放映电影。体育运动和体操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也是作为一项娱乐消遣。文学受到严格控制，扩音器时时刻刻广播新闻和音乐，绝少提供外部世界的知识。可是中国农民，至少在马陆公社的农民，似乎不因这些缺点而感到苦恼。他们正全神贯注于欣赏他们所取得的繁荣。
由于有了组织和有效的多种经营方式，每个农民都能参与这种美好的生活。他有权选举官员，帮助制订工作计划，在给他们自己或家庭的直接分配中看到收获的成果。因此，很容易了解农民对新的社会组织和×××××中产生的新事物的热情。在旧中国的制度下，一切土地和产品都归属于地主，农民家庭谈不上医疗和教育，个人尊严受到摧残。他们对这种旧制度仍然记忆犹新。农民们今天充分认识到他们所取得的飞跃发展，他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他们十分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物质生活将继续得到改善。
一九七一年某日我在马陆公社所见到及所观察到的，支配着我在新中国进行了解中所得到的其他一切印象。从那天起，更深入地去体验公社生活成为我在中国进一步访问的目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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