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祥官
中国革命是靠“农村包围城市”继而解放全国的。然而，在共和国建立17年之后，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们却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因此，在这个讲话中，他以严厉的口气，对当时的卫生部及卫生工作提出了尖锐地批评：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
苍苍莽莽的鄂西深山。
公元1990年9月29日，天空不时飘着的蒙蒙细雨，给深山的秋天增添了一种凉爽而又迷人的感觉。
翻越陡峭的险峰，穿过狭窄的山道，我们终于来到覃祥官的家。
坐落在山峦间的覃家，是一栋几乎与所有的农舍一模一样的砖砌瓦盖的土墙房。不过，覃家房子似乎显得过于陈旧，粉刷在墙壁上的石灰，有不少地方已经脱落，露出了泥巴墙土褐灰色的本色。
与附近其它农房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覃家大门的顶端正中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的彩色画像。这张画像虽然有些褪色，仍然显得十分的醒目。
走进覃家收拾洁净的堂屋，年逾花甲的覃祥官戴着一幅老光眼镜，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本厚厚的医书。老人的身体虽然已经明显发褔，但衣着却是相当的整洁。他上穿乳白色衬衣，外套咖啡色毛背心，下穿铁灰色的卡长裤，脚穿黑布鞋，显得很有精神。见我们来访，老人连喊“稀客”，赶忙起身让座。随后，他又催促老伴“快些泡茶”。
这位被曾经西方人称之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的传奇人物，其实与当地的勤劳质朴的山民没有多大区别。
此次来访之前，我们不只一次地听说过，经历了荣辱沉浮的覃祥官，自从回到生养自己的这片深山老林之后，多次拒绝了多家媒体记者的追踪采访。为了寻找到与这位老人沟通的“切入点”，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多次谋划。最后，我们议出的一个自认为的“金点子”，为这位老人精心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落座之后，我们从采访包里掏出了那份“特殊的礼物”：厚厚一叠《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宜昌报》复印件。
“这是……?”初见这本复印件，老人似乎有些疑虑。然而，当他慢慢翻开这叠报纸复印件时，深邃的双眼霎时闪烁出意外的神色。原来，复印件上全是我们精心复印的有关老人当年创办合作医疗的新闻报道。
浏览这叠沉甸甸复印件之后，这位历经苍桑的老人也似乎明白了我们来意。
“咳，”老人轻轻地一声叹息：“这些事啊，都过去了几十年了，难得你们这番苦心。”
提起的那段逝去的历史，老人不胜感慨：“好多年来，为了过上清静的生活，我都不再见记者了。”
老人的这番感慨，作为记者，我们理解个中滋味。
呷了一口浓茶，老人清了清嗓子：“你们也真是不容易，难得有这片苦心，今天就算破个例吧，好好地同你们扯一扯”。
说到这里，老人又叮嘱老伴：“去弄几个菜吧，请几位记者就在家里吃餐饭，也好让我们扯个够。”
接下来，老人一番促膝长谈，把我们带进了那段终身难于忘怀的岁月……
深山老林缺医少药的窘境，酿成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悲剧。覃祥官毅然放弃“铁饭碗”，回到贫高偏远的山村创办了长阳第一个合作医疗卫生室。谁也未曾料到，合作医疗的星星之火，竟神奇般地燃遍了神州大地
覃祥官的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鄂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当年叫乐园公社)一个叫杜家村的村庄。
平均海拔1000多米的乐园，地势偏远，山大人稀，常年云雾缭绕，是个非常封闭贫穷的地方。
1966年，初春。
时令虽已到了早春二月，可乐园的深山老林里还是雪花飞舞，寒风刺骨。
就在这个时候，杜家大队农民钱光书的儿子一病不起。钱家四处奔波，找来许多“偏方”为儿子医治，始终不见疗效。无奈之中，钱光书只好爬山涉水，找人将奄奄一息的儿子抬到100多公里的宜昌市医院抢救。
然而，由于山路太长，耽搁了治疗时间，钱光书最终只得看着心爱的儿子在极度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
这件令人悲惨的事，在善良纯朴的山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祸不单行。钱家的儿子不幸病亡不久，一场罕见的更大的厄运又降临在贫瘠的乐园。
深山突然滋生的百日咳、麻疹、脑炎等流行性疾病，像魔鬼一样撕咬着贫穷的山民。这一次，全公社有1000多人染病。覃祥官家所地的杜家大队，一天就夭折了4个麻诊患儿。一位农妇因疥疱感染，浑身肿痛难忍，竟然上吊自杀。
……
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悲剧，深深地刺痛了在乐园公社卫生所当医生的覃祥官的心。救死扶伤，乃医生天职。然而，面对如此猖狂的疾病，覃祥官却束手无策。他心如刀绞。
原本是种田好手的覃祥官，之所以弃农学医，就是因为他饱尝了缺医少药的苦涩滋味。
出生于 1933年9月26日的覃祥官，由于家境贫困，仅仅读过两年私塾。之后，他一直在深山耕田种地，是一个远近颇有名气的种田能手。农业合作化之后，他因塌实肯干而当选为生产大队副队长。
辛勤的劳作之余，覃祥官对满山遍野的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乡亲们有个冷热疼痛，他常常跑到山上采回几把草药切碎熬汤一喝，竟医好了一些患者的小毛病。
真正最终促成覃祥官义无反顾弃农学医的动因，是他自己不幸因公害的一场大病。
那是1955年的时候，杜家村修建饲养场。覃祥官在搬运粗壮的木头时，由于用力过猛，压得吐血屙血。他在劳动中以身作则，不怕吃苦的精神，鸁得了党组织和群众的好评。两年后，他光荣入党。
然而，覃祥官两年前在搬运木头时留下的吐血屙血的毛病，却久治不癒。为了给覃祥官治病，家里卖了两匹马，请来一个土医生。结果，钱花了一大把，病却没看好。
也就是从1955年起，覃祥官开始带病“啃”医书。
为人谦和厚道的覃祥官，办起事来常常有一种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执著。他先后拜了5个师傅，一连苦学5个寒冬，医术大有长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他竟凭借自己的实力，“挤”进县中医进修班。
历经整整十年的磨练，也就是到了1965年，覃祥官终于成为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眼下，覃祥官耳闻目睹缺医少药给乡亲们带来的巨大痛苦，心里如刀绞一般难受。
“怎样才能解决乡亲们缺医少药的忧愁?”
这个难题像村后的大山一样，压得覃祥官喘不过气来。
恰在此时，长阳县卫生局长梅宏毅带领卫生工作队深入乐园，与乐园公社党委副书记肖锡政、卫生所长覃万义和覃祥官一道，紧急为农民疹治流行麻疹、百日咳和流行性感冒。在救治过程中，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怎样解决农民缼医少药的问题?”
几番思考，几经琢磨，覃祥官和大家终于想到了一剂“良方”：建国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办供销合作社，办农业合作社，办信用合作社，解决了农民许多在生产生活中的难题。乡亲们看病吃药难，能不能也搞合作医疗卫生室?
对这个“良方”，梅宏毅、肖锡政和覃万义都非常赞成。
然而，从何处“试点”呢?
覃祥官最早想了自己家所在的杜家大队。他抽空回到杜家大队，找到党支部书记覃祥成，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
覃祥官在为乡亲们治病
目睹不少群众病了无医无药，覃祥成心里也是焦急万分。如今听了覃祥官这么一说，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连说“我的天啦，这可是个积德的好事啊!”
“不过”，覃祥成兴奋了一阵子，又面露难色：“你说办合作医疗卫生室，谁来当医生呢?”
是啊，这的确是个大难题。
两人一时语塞。
沉默良久，覃祥官的语气异常坚定地説：“我!”。
“你?”覃祥成惊得睁大一双眼睛，连连摆头：“不行不行，我们村里穷得鬼都不生蛋，没有钱给你发工资。”
又是一阵沉默。
覃祥官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他提出：“像你们一样记工分行不行?”
“这怎么行?”
“我愿意!”覃祥官言辞恳切地说：“我是个党员，我学了点医，不给乡亲们治病给谁治病?再说，大伙都病成这个样子，影响出勤率，不快些治好，耽误了生产，吃的喝的都成了大问题!”
“好!”覃祥成又惊又喜。他一把紧紧抓住覃祥官的手，郑重地说：“就这样定了，就是委屈你了，你的工分可以高出我这个当书记的30%。”
时隔多年，许多人认为，覃祥官当年主动放弃“铁饭碗”要求成为“记工分”的“赤脚医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随后，覃祥成与覃祥官一道召集村组干部开会，专门商量办合作医疗卫生室的事。队长们听说要办这件好事，个个情绪高涨，人人表示支持。
当然，大家也有犹虑。
“这看病吃药要钱，钱从什么地方来”?大家最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
覃祥成当即表态：“村里想办法筹一点。”
“村里是应该筹一点”，覃祥官非常赞同。
村组干部建议：“也应该叫群众凑一点。”
覃祥官补充道：“不足的部分，再自己种老远药草补一点。筹集的这笔钱，我看就叫合作医疗基金吧!”
“行啊!”村组干部纷纷赞成。
接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商讨出了卫生室治病的具体办法。根据村组干部们几经反复讨论的意见，覃祥官将“办医方针”归纳为这样几句话：“预防为主，群防群治，三土(土医，土药，土洋结合)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群众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药费在合作医疗基金里报销。”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个乡村医生，加上一群村组干部，他们就是在这个最简陋的会议室里，以最纯朴的爱民之心，为解决当时整个中国农民缺医少药问题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
纯朴的乡亲们，对覃祥官放弃“铁饭碗”回来创办村合作医疗卫生室的事，非常感动，更是鼎力相助。
8组妇女谢国翠是个热心肠的人，她第一个将积攒了多年的50多块钱捐给了村卫生室。
当年的合作医疗卫生室
50多块钱，这在当年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啊!
在谢国翠的带动下，乡亲们你一元，他两块，没几天就凑拢了300多元。
村卫生室开业前夕，覃祥成专程赶到乐园公社，就大队创办合作医疗卫生室一事向党委副书记肖锡政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
1966年8月10日，是中国当代卫生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个日子。
这一天，明媚的阳光撒在杜家村庄，给山峦、树林、田野、村舍涂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彩。
村民们喜气洋洋，穿红戴绿，像过节一样热闹。在一阵接一阵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中，中国第一个合作医疗卫生室在杜家大队悄然诞生。
当然，覃祥官和覃祥成他们做梦也未曾料到，他们在深山创办的这个很不起眼的村办合作医疗卫生室，与毛泽东对卫生战线重要指示的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成立之前两个月，也就是1966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发表了著名的“6.26讲话”。
中国革命是靠“农村包围城市”继而解放全国的。然而，在共和国建立17年之后，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们却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因此，在这个讲话中，他以严厉的口气，对当时的卫生部及卫生工作提出了尖锐地批评：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
怎样解决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毛泽东当然也有思考。他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的诞生及其推广，给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下决心解决农民看病难、吃药难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最为现实模式。它后来给我国广阔的农村带来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当然，这股冲击波，最早冲击的就是乐园。
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开张没几天，一直对合作医疗非常关心的肖锡政，又专程赶到杜家作了一番实地调查。经过访问、座谈和察看，肖锡政最终的调查结论是，干部群众对合作医疗的办法非常拥护。
回到公社，他与党委一班人经过深入讨论，郑重做出决定，在全公社推广杜家大队的“合作医疗”。
肖锡政与党委一班人做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是“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肖锡政又向郎坪区委和长阳县委汇报了杜家大队创办合作医疗的作法，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当时，乐园公社有19个大队，4000多农民。
要在全公社宣布这么多农民“看病不要钱”，有人觉得风险很大。
1953年入党的肖锡政，从1960年起担任乐园公社党委副书记，是个办事很细心的人，他也觉得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为了慎重起见，他特意组织了一个专班，对1964年至1966年全公社农民治病吃药的费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
这次调查汇总的数据显示：3年之内，全公社农民每年人均开支医药费为0.68元。
应该说，这个调查结果，为农村合作医疗这一崭新的制度从“点”走向“面”起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
模清这个情况之后，肖锡政胸中有数了，在全公社推广合作医疗的劲头更足了。在党委会上，他提出每个农民每年交费1元，19个大队全部实行合作医疗。
这个不寻常的提议，得到党委成员们的一致赞同。
恰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搞合作医疗，因公致伤致残的人怎么对待?”
“大病重病的人，如何付药费?”
……
正是类似的不断出现难题，开启了人们的思维，从而完善了这项全新的合作医疗制度。肖锡政再次同覃祥官、覃祥成等于一起召集各种会议，反复征求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乐园公社创造性地制定了第一个比较规范性的文件——《合作医疗50条管理制度》。
1966年12月4日，乐园公社隆重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合作医疗代表大会。
在这个给全社农民造福的大会上，来自19个村的100多名代表选举肖锡政、覃祥官等7人组成了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合作医疗50条管理制度》。
更让代表激动不已的是，肖锡政以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会上郑重宣布：“从1967年1月1日起，全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乐园公社普遍推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喜讯，迅速传到了长阳，传到了宜昌，传到了武汉，传到了北京。
覃祥官创办合作医疗卫生室两年之后的1968年12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覃祥官创办合作医院卫生室的事迹。
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长篇报道，高度赞扬“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的一场大革命”，它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
乐园出名了!
覃祥官出名了!
合作医疗出名了!
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江苏等成千上万参观者像到昔阳大寨“取经”一样，翻山越岭，日夜兼程，潮水般地涌向长阳，涌向乐园，涌向杜家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年之内，乐园接待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多达5万余人。
短短的6年间，长阳“农村合作医疗”的星星之火，迅速从深山乐园燃向中国大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称：“全国80%左右的生产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
“合作医疗”从深山走向全国，其速度如此之短，覆盖如此之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奇迹!
伴随覃祥官的频频出国访问，中国合作医疗也“出口”到了外国。菲利宾总统夫人效仿覃祥官的经验，还在萨尔省塔乃山区办起了合作医疗卫生室。
更令人惊奇的是，覃祥官在深山创办的小小合作医疗卫生室，不仅在中国遍地开花，而且“出口”到了国外。
四面环海的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出访日本，是覃祥官平生第一次走出国门，时间是1974年的九月。
与他一起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日本的还有大名鼎鼎的郭凤莲，担任团长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军。
此次出访是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中日通航首航式。
然后，代表团在日本访了8天。在日期间，覃祥官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了东京、神户、大阪等8个城市。所到之处，覃祥官无论时间再紧，都不忘向日本朋友介绍中国的合作医疗……
1976年9月，“椰子之国”菲律宾。
来自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与医疗专家聚集在美丽的马尼拉城，出席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召开的第27届会议。
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这次盛会。
这是覃祥官颇为成功的一次“外交活动”。
在大会神圣的讲坛上，覃祥官向各国代表作了题为《中国农村的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详细介绍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实施状况，引起了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浓厚兴趣。
覃祥官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成了各国代表议论的“热门话题”。
覃祥官走下讲台，许多国家的代表与他热情握手，感谢他带来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的经验。
老挝代表对覃祥官翘起大拇指：“你的发言很生动，你们的合作医疗解决了农村人民的医疗问题。”
新西兰的一位官员对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非常钦佩。他紧紧地握着覃祥官的手，赞叹道：“你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普遍推行合作医疗，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来自太平洋西南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的代表说：“中国培养赤脚医生的经验很实际，对我国培训基层卫生人员很有启发。”
当然，也有代表对中国的合作医疗不大理解。有个国家的代表不解地问覃祥官：“你们中国的医生为什么要记工分?”每每遇到这种提问，覃祥官总是要热情耐心地解释，直到对方点头为止。
会议期间，覃祥官独特的“外交活动”，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菲律宾的一位记者在采访覃祥官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合作医疗是否适合在别国推广?”
这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提问。然而，覃祥官的回答却十分简洁得体：“这要根据各国自己的情况而定。”
翌日，菲律宾颇有影响的报纸——《每日新闻》以《一种不同类型的友谊》为题，发表了专访覃祥官的文章。报道中通过覃祥官的答记者问，盛赞中国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强加于人。
覃祥官在菲律宾的辛勤“播种”，居然还结出了“果实”。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受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启迪，在礼萨尔省塔乃山区也办起了合作医疗，还培训了10多名“赤脚医生”，并邀请覃祥官到塔乃山区考察访问，向当地“赤脚医生”传授中国开展合作医疗的经验与做法。
应该说，覃祥官当时的“外交活动”，为世界上一些国家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东、周恩来曾三次接见覃祥官。他当过省卫生厅副厅长，最后享受副县级待遇。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对党的忠诚依然如初，他对合作医疗的痴情依然未改。
秦祥官与外国医疗同行交谈
伴随“农村合作医疗热”的不断升温，覃祥官的政治命运也随之不断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最令覃祥官终身难忘的是，他曾三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6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20周年大度。在这个庄严的日子里，他应邀来到首都北京，有幸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更令人感动的是，时隔6年，病重的毛泽东主席还惦记着乐园，惦记着为创办合作医疗立下功勋的覃祥官，特意委托有关领导将一筐苹果赠送给乐园。在此前后，覃祥官荣幸地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6年，已是宜昌地委委员、长阳县委常委的覃祥官又接到省委通知，要他担任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并要他将妻子女儿的户口一起调到省城武汉。
喜讯传开，山村沸腾了!
乡亲们无不为覃祥官到省城当官欣喜若狂。然而，质朴的覃祥官却舍不得大山，舍不得乡亲们，舍不得亲手创办的合作医疗卫生室，他不愿意去当这个“官”。
为了拒“官”，覃祥官专程跑到省城武汉，找到省委组织部的一位负责人，向他陈述了不想任职的三条理由：“一，我是学医的，从政的水平低，当不好这个‘官’;二，我出生在山区，成长在山区，离不开山区;三，合作医疗搞起来容易，要巩固难，山里更需要我。”
听了覃祥官的这番陈述，省委组织部的这位负责人也对他讲了三条：“一，作为一个党员，个人要服从组织;二，你水平低，可以通过学习提高;三，你离不开山区的心情我理解，你可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省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面上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乐园蹲点。”
没有了退路，覃祥官只好暂别故乡，到省城上任。不过，他没有转户口，也没有带家属。就这样，他成为当时可能是湖北唯一拿工分吃口粮的副厅级领导干部。
上任之后，除了开会就看文件，再就是坐着小车下去跑一跑，看一看。没有人找他治病，没有地方采药，也没有人拉拉家常话。越闲，他心里越不安。时间越长，他回到山里的愿意越浓烈。
大约是3个月之后，强烈的使命感终于促使覃祥官弃官回山。
临走之前，他将宽敞明净的四室一厅住房交给一个缺房的职工，自己以送药种回乐园为名，竟一去不返。
回到乐园，覃祥官有一种如虎归山的感觉，浑身是劲。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箱，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哪里有病人就有他的身影。多少个寒冬雪夜，一听见敲门声，他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动乱的那些年月里，覃祥官没有参与那些所谓的“七斗八斗”，而是始终恪守一个医生的职责，全身心地为山民们解除病痛。
为了办好合作医疗卫生室，覃祥官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年，他看到杜家村合作医疗卫生室经费一时困难，便把自己的70多块钱交给了卫生室。他有个叔叔叫覃大吉，是乐园一带颇有名望的药农。经他动员，覃大吉将保存了10多年贵重药材全部捐给了卫生室。他还卖掉家里准备盖房子的一堆木料，给卫生室添置医疗器具。
与此同时，覃祥官四处奔波，帮助各村卫生室兴办药园，共种了500多亩、100多种药材。各村卫生室用不完，还送到供销社去出售，以此补贴合作医疗。
正当覃祥官向着更高目标冲刺的时候，中国大地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与全国农村一样，乐园也普遍实行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
也许是因为分得太彻底的缘故，加上社会上对合作医疗的不同看法，农民连集体经营了上十年的药园也分光了。集体的事一时无人管，杜家村种的大片珍贵药材被偷抢一光，合作医疗卫生室精心驯养的5头梅花鹿和一群獐子也被放跑了，集体损失达5万余元。
看见苦心经营多年的药园被毁，覃祥官难受极了。更令覃祥官痛心不己的是，明明是深受农民欢迎的合作医疗卫生室，有的地方竟把它当成“左”的产物加以批判。从此以后，合作医疗网点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急剧萎缩。据长阳2003年编印的《乐园雄风》一书透露：“几年后，深受农民欢迎的合作医疗一落千丈。长阳438个大队，包括杜家大队在内，坚持合作医疗的仅剩10多个了。全国合作医疗在农村的覆盖率由85%下降到5%”。
这样，在一些贫困乡村，出现了“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巫婆”的现象，农民又重新遭受缺医少药的煎熬……
那一段日子，覃祥官焦虑不安，万分痛苦。不过，合作医疗聚然降温的客观事实，倒促使他对此作了一番冷静思考。他认为，合作医疗的确是在“大锅饭”的背景下出现的。虽然它曾经受到过“左”的干扰，搞过“一刀切”、“大锅药”，缺乏分类指导，挫伤了少数农民的积极性，但它本身并非“左”的产物。它是广大农民依靠自己和集体力量，发扬互助互济精神，在自愿互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带有保险和股份性质并深受农民欢迎的医疗制度。
就在覃祥官最苦闷的时候，湖北省老省长韩宁夫特意来到了乐园。老省长拉着覃祥官的手说：“办合作医疗，不能一刀切，可以自愿参加，不愿参加就退出嘛 。”覃祥官从老省长的话中受到启示，他特意回到村里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94%的农民支持合作医疗。
覃祥官深信，合作医疗没有错。
合作医疗的沉浮，也给覃祥官的人生带来了沉浮。
80年代初，省里正式免除了他的省卫生厅副厅长的职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宜昌地委委员、长阳县委常委等职务也被免去。
当年就不大情愿当“官”的覃祥官，对此倒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作为一名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党的宗旨，时时刻刻没有忘记他创办的合作医疗。
1988年，覃祥官的女儿覃华春因患胆结石，两次到湖北省医学院附一医院开刀治疗，花去医药费1万多元，这对家境原本就十分清贫的覃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克文闻讯，特意赶到医院探望覃祥官的女儿。鉴于覃祥官的特殊贡献和家庭困难，张克文副厅长代表省卫生厅要给他的女儿解决5000元医疗费，却遭到他的婉言谢绝。然后，覃祥官与张克文副厅长谈到乐园乡卫生院的情况时说，至今没有一台X台放射机，农民要透视查病，还要跑到100多公里到县医疗，太不方便了。覃祥官这种公而忘私的品格，深深感动了张克文副厅长。他二话没说，特意给乐园乡卫生院下拨2万元专款，为医院购买了一台X光透视机。
像这样为乐园山区卫生事业造福的事，覃祥官不知做了多少。如今，乐园乡卫生院还在使用的显微镜、制药设备，包括锅炉、柴油机、发电机，都是覃祥官赁着一颗赤忱之心，在上面争取来的。有一年，乐园乡急需拖拉机。覃祥官又赶赴宜昌，几下武汉，四处联系，一次为乡里弄回12台120型拖拉机……
近几年，覃祥官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依然为合作医疗四处奔走。他经常到各村巡逻指导，献计献策。在他的帮助下，全乡另18个村都恢复了合作医疗，而且各个村卫生室都办得很有特色，有的“以药补医”，有的“以林补医”，农民既能承受，又能参与管理，深受欢迎。
党组织也时时刻刻关心着覃祥官。在他退休之后，长阳县委专门给他落实了副县级待遇，还给他的女儿安排了工作。在人生之中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覃祥官，对党组织的关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激之情。
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化，不论遇到多大的难处，覃祥官创办的杜家村合作医疗卫生室一天都没有关过门。一些地方曾经急剧枯萎的合作医疗，如今又在中国大地呈燎焰之势。
不知不觉，我们的采访已持续到午后。也许是老人多年没有这样畅谈过，也许是我们两辈之间交流得很融洽，老人一连讲了4个多小时，竟然没有丝毫的疲倦。
“如今，村里合作医疗卫生室还办得怎么样?”我们对此极为关心。
“当然办得不错”，老人提起自己创办的卫生室，笑容满面，很有些自豪。
“不过”，老人话峰一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好是孬，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于是，我们与老人依依惜别，冒雨来到了杜家村卫生室。
曾经闻名中外的这个卫生室，设在一栋白墙青瓦的两层楼房里，大门前悬挂着一块乳白色的长木牌，木牌上“杜家村卫生室”几个大字虽然有些退色，仍然十分醍目。
走进这个曾经鼎盛一时的村卫生室，我们发现这里的卫生设施比想像的要完备得多，治疗室，观察室，诊断室，药房，病房等等，一应俱全。
宽敞洁净的药房里，4个朱红色的大药柜里，摆满了密密麻麻的中西药品;墙壁正中，贴着鲜红的毛泽东主席的手迹：“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悬挂两侧的是好几块上级颁发的奖匾。诊断室的墙壁上，张贴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我们仔细一数，内容多达20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至今没有变化的挂号费：每人每次收费5分钱。在治疗室里，我们还见到了擦得净亮的高压消毒器、显微镜、电磁波治疗器等仪器。
在诊断室、观察室的条椅上，坐着20多位等候出诊的医生看病的农民。正在药房抓药的中年妇女，叫黄家秀。她告诉我们，卫生室里包括她在内，共有3名医务人员，卫生室负责人李兴成医生，外出巡诊去了，还有一个叫李发崇的医生到宜昌卫校进修去了。她听我们说明意图，赶紧为我们搬椅泡茶。她说：“您们稍等一会儿，李兴成医生可能就要回来了。”
趁此机会，我们与候诊的农民攀谈起来。
长长的条椅上，坐着一位穿毛背心的婆婆。我们问她：“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谢国翠”。
“谢国翠?”这个名字似乎覃祥官老人上午提起过。于是，我们赶紧问道：“是不是您当年带头为卫生室捐款的?”
谢婆婆一听我们提起22年前那件的往事，双眼顿时流露出惊喜的神色，她连连点头：“是我，就是我!”
“如今田都分到了户，合作医疗还‘合’得拢吗?”
“怎么合不拢?”谢婆婆快言爽语：“田包了，人的病没‘包’呀，村里要是没有卫生室，有个伤风咳嗽，到乡里要跑几十里路呢……”
“您们加入合作医疗，是不是自愿的?”
“当然是自愿的”，一位抢着为孩子来看病的妇女接过话题道：“我前年没入合作医疗吃了大亏，病了一场，花了600多块钱医疗费。去年，我全家4个人都入了合作医疗，治病花了200多块钱，我自己只出了一半的钱。”
谢婆婆在一旁告诉我们，这个妇女叫蒋祖菊，是杜家村7组人。
交谈之中，我们一连询问了10多个农民，他们赞成合作医疗的态度与语气都是惊人的相似。
杜家村7组农民黄治汉，是个27岁的年轻人。他说起村合作医疗卫生室，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向我们讲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前3天，我全身烧得发烫，两个大腿痛得路都走不成。那天晚上，我找到李兴成医生一看，他给我过细一诊断，开了几幅中药，我喝了几幅就好了……
交谈之中，热心快肠的谢婆婆指着挤坐在病人之中的一位老汉对我们说：“说起合作医疗，他就是一个大功臣啦!”
他是谁?
看到我们满脸疑惑，谢婆婆赶忙说：“他呀，就是当时最先支持覃祥官搞合作医疗的村支部书记覃祥成。”
见到覃祥成，我们顿生一种崇敬之感。
当年，如果没有他的热心支持，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诞生地也许不是杜家村。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为中国第一个合作医疗卫生室的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他却始终没有离开这块偏远的土地，始终没有改变大山一般纯朴的品性。
身穿一件黄棉袄的覃祥成，稀疏的头发不少已经花白，古铜色的额头上布满深深的皱纹，显得很是苍老。他告诉我们，他已满了66岁，从1986年起已不再当村支部书记。他说他当了几十年村干部，唯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支持覃祥官办了这个合作医疗卫生室。后来，不少地方的合作医疗卫生室都办垮了，杜家村的卫生室没有垮。他说他今天来卫生室，也是来看风湿病的。
覃老说到这儿，指着在药房里抓药黄家秀一笑：“她呀，就是我的大儿媳妇。”
覃老一家几辈人痴情于合作医疗的感人事迹，似乎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示了合作医疗的顽强生命力。
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一身泥水的李兴成医生回到了卫生室。
38岁的李兴成，中等身材，脸庞清瘦，双目炯炯有神。他上着灰色中山装，下穿藏青色长裤，脚穿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最惹人注目的是他胸前戴着一枚多年少见的“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他一走进卫生室，便被病人包围。这样，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对他进行了采访。
家在杜家村8组的李兴成，是1969年推荐到大队卫生室当赤脚医生的，是覃祥官最得意的“大徒弟”，也是最信赖的“接班人”。
在杜家村合作医疗卫生室诞生的第三年，他就跟着覃祥官采药学医，一干就是22个春秋。在此期间，无论政治气候怎么变化，也无论遇到多少艰辛困苦，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李兴成始终坚守在村卫生室这块“阵地”上。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合作医疗，奉献给了大山里的乡亲们。如今，他依然还是一个在家背粮吃的“赤脚医生”。
对于逝去的艰难岁月，李兴成无怨无悔。最让他欣慰的是，杜家村合作医疗卫生室自诞生之日起，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没关过一天门，而且越办越有生命力。
谈起改革开放给村合作医疗卫生室带来的变化，李兴成颇为兴奋。他说，“如今，各级领导对合作医疗越来越重视，农民要求加入合作医疗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卫生室的家底越来越雄厚。”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他拿出一本厚厚的资料，向我们提供了一连串令人惊喜的数据：我们全村目前有283个农户，1017人。1988年，加入合作医疗的农民只有234人，今年元至9月已增加到754人;卫生室从1983年到今年9月，共医治患者6万多人次，其中近3年出诊治疗1万多人次;前几年，卫生室的固定资产仅有2500元，近几年陡增到9740元。
“现在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合’的?”我们问。
李兴成说：“与过去不同，如今农民加入或退出合作医疗，绝对的是自觉自愿，坚决不搞一刀切。比如说，我们村目前还有263人没有加入合作医疗。另外，凡是加入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交3元合作医疗基金，在卫生室看病交5分钱挂号费，报销50%的药费，转院报销30%的药费，我们医生的报酬由村里负担。”
“药费会不会超支?”
“我们算了1983年至1989年的收支账，7年中，农民共交合作医疗基金10807元，药费开支13896元，收支相抵，累计超支3089元。”
“超支的缺口怎么办?”
“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三个”，李兴成详细解释道：“第一嘛，是我们经营了2亩多草药，种了党参、黄柏、当归、独活、芍药等草药，可增加一部分收入。第二是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用不完的可卖一点赚几个钱。最后一点是外地来看病的人不断增加，有点业务收入。我们把这3笔收入填补超支的缺口之后，目前还有8000多元余额。不过，要做到这一步，医务人员没有责任心和吃苦精神是很难办到的。”
李兴成虽然常年身在杜家村，但他对整个中国再次勃兴的合作医疗态势极为关注。他告诉我们，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情呼唤和参与下，沉寂了多年的合作医疗，近几年又在湖北、山东、江办、湖南、四川等10多省市悄然兴起。据湖北省卫生厅统计，湖北已有4000多个村恢复了合作医疗，还有更多的村正在筹备恢复之中。农村恢复合作医疗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李鹏总理曾在一次全国人大会上强调，要恢复和发展农村三级合作医疗卫生网……
“我认为，”李兴成说：“要不了多久，合作医疗之药一定会再次开遍中国大地。”
凝视着李兴成的满脸自信，我们深信这话并非梦想。
其实，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合作医疗是中国农民自己创造自己受惠的事业，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医疗早已融入中国农民的精魂。
覃祥官去世后，其妻在向来访者介绍他创办合作医疗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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