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的银行员工给上海电话公司工人发工资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针对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它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为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83万元法币，可买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国统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当一个清洁工的水平。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够买5袋面粉。
1948年9月币制改革后，政府规定：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元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元，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米价每斤金圆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人们只能在黑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由于国民经济没有恢复，战场局势每况愈下，再加上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不了了之，人民对政府残存的最后一点信心也顷刻瓦解。物价刚刚稳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涨。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中共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中共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中共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5000元涨到11500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人们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1948年，蹲在地上数工资的的上海电话公司工人。
金圆券的失败实际上在最初就是注定的。因为法币退出流通时发行总额为663万亿元，以300万元法币合金圆券1元，法币总发行量仅为2亿元金圆券。而金圆券一开始就定为发行20亿元，这相当于一下子制造了相当于最末期法币十倍的通货膨胀。
金圆券政策失败还源于发行限额无法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这年秋冬之际，东北、平津先后失守，中原会战惨败，国军精锐丧尽，内战的军事急速逆转，而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军事上的失败和金融上的崩溃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由于无法解决财政问题，金圆券发行仅1个月后就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0月28日，政府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又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从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亿多金圆券。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新疆等地区也继续发行，但其价值已接近废纸，例如新疆银行就曾发行过单张六十亿元的高额纸钞 。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在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而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当即宣布对银元券不予收兑，市民及商人的损失可想而知。
1948年，领取到工资的人们脸上露出了笑容。哪怕手里的钞票如同废纸，能按时领取工资也是一种幸福。
这是中央银行开的一张价值160亿元法币的支票。不知道贬值到什么程度了，估计折算成美元，顶多不过五万美元。
1948年8月20日，太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数万人举行游行，民众举出“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标语。
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为了控管上海日益严重的财金紊乱现象，钦命蒋经国(时年38岁)到上海“协助经济管制督导生产”，俗称“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蒋经国到上海后，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宣告成立由3000人组成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0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1000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几天后，他两次率领上海6个军警单位，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为了掌握真实的物价，他微服私访小菜场，抄录当日的蔬菜鱼肉价格。他还成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专门接受告密举报。
上海已经多年不见这样的整肃阵仗，而且，“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又实在让人眼亮心动。蒋经国“打虎”是为了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控制通货膨胀，以稳定时局，二是打击官僚资本集团，以挽回民心。果然，落到他手上的，每只都是“老虎”。8月21日的《大公报》刊出记者季崇威的新闻稿《豪门巨富纷纷收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文称：“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不洗面不吃东西，匆匆赶到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3000万股永纱(永安纱厂)，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此文一出，市场哗然，币制改革为国家核心机密，竟然有人抢先得悉倒卖获利。蒋经国用枪逼着交易所交出账目，查出19日抛售股票的两个大户，一个名叫李国兰，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陶启明供出自己是从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处获悉机密消息的，三人迅即被捕，陶启明被处决。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竟然是上海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儿子。蒋经国居然也不手软，下令逮捕杜维屏，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8个月。小蒋连小杜都敢打，算是动了真格的。在随后一个多月里，64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居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被公审枪决。
在蒋经国的铁腕打击下，把囤积物资、控制物价的上海“五虎将”抓了起来。(指棉纱大王、中新纺织公司总经理杜月笙女婿荣鸿云，纸业公司理事长詹沛霖，棉布巨头吴锡龄，永泰和香烟公司经理黄以聪，上海“皇帝”杜月笙之子杜维屏。)。蒋经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沪上企业家，一一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否则，一旦发现，严惩不贷。上海市民们也乖乖地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这些黄金一年后都被国民党偷偷运到了台湾。)
1987年春节，宋美龄与孔令侃(右)、孔令伟(左)摄于台北士林官邸。
面对儿子女婿被抓，上海“皇帝”杜月笙以退为进，9月底，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沪上的工商业代表开会，重申“打虎”宗旨。与会的杜月笙发言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全场目光齐聚在蒋经国身上，蒋经国当即朗声回应：“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令侃(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没有生育，对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最是宠爱。在过去的几年里，扬子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自金圆券改革以来，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对扬子公司动手了，他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第二天，国内各大报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清算豪门”之声陡起。公司被查，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专程到沪，以中秋节聚会为名，把两人约到永嘉路孔家宅邸面谈和解。
宋美龄劝解说：“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一听便急了：“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接着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蒋经国见无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令侃也不示弱，对着蒋经国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姨表兄弟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宋美龄无计可施，只好去搬最后一张王牌。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乘飞机赶回处理家事。他将蒋经国痛骂一通，劈头就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父子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小蒋就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了上海政军官员，亲自为扬子公司案开脱：“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也不可能真正铁面无私。我看这个案子化了了吧!”蒋介石发话了，谁能违拗呢?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蒋经国的老部下贾亦斌登门质问蒋经国，扬子案究竟办还是不办了。蒋经国黑着脸，十分消沉地说：“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
就这样，轰动天下的“扬子案”以如此荒唐的方式落幕，这也意味着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的戛然终结。扬子公司被“放生”后，蒋经国辛苦建立起来的整肃权威顿时冰散，市场信心瞬间崩溃，从10月起，上海物价再度飞扬。《申报》报道称：“黄牛党无缝不钻，长蛇阵随处可见，绒线香烟西药等物无一不被抢购。”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记载，那些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有的人提起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
1948年9月13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第四版刊登文章《蒋经国走出了办公厅》。副标题写道：蓬松着头发，穿着香港衫黄卡其裤，颈上挂着个照相机——他也是个平常的人。
1948年10月初，蒋介石坐镇北平指挥东北战事，此时国共辽沈战役激战正酣，国民党处于全面不利局面。蒋介石在作战会议期间，突然接到宋美龄发来的急电，说其姨侄孔令侃囤积物资，被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抓个正着，要蒋速飞沪解围。蒋随即动身，第二天傅作义就在9日《北平日报》上看到，蒋介石夫妇与孔令侃同坐一车在上海巡视。傅作义说“如此轻国事而重私务，对国事形同儿戏，哪里还像个国家总统!他要爱美人、要金元，连江山都可不要，我们何苦为他撑这只破船呢?”
三个月后，傅作义与中国达成协议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华北尽入中共之手。
国民党继1937年丢失华北半壁江山后，12年后再次全面败北，不过这次的对手，是国民党几十年来不懈围剿，称之为“匪”的民国时期最大反对党——中国共产党。
1948年前后，沈阳忙碌的机场，这是飞往汉口的航班。标志为CAT的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公司，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简称CAT)前身是民航空运队，有美资背景，为美国陈纳德将军在抗战时所创办的空运队基础下成立。是中华民国的三大航空公司(中央、中国、民航)之一。照片里的飞机机型为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的C-46运输机。
1949年起，国民党政府见大势已去，便将三大航空公司的几十架飞机，全部转运到香港，准备弄到台湾去。结果1949年11月9日，中央航空、中国航空两家公司的总经理陈卓林及刘敬宜，指挥12架飞机(1架CV-240、3架C-46与8架C-47等)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往中共控制的北平和天津，两航2000余名职工也声明投共，并陆续回到中国大陆。前后总计有80架飞机飞回大陆。此事件被国民党称为“两航事件”。
事发后，国民党将两航在香港剩余的83架飞机，全部产权转移给民航公司，由王助接任中航总经理。但此时港英政府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将全部飞机移交中共。国民党请陈纳德出面，提出诉讼要求扣押这批飞机。最初香港最高法院判民航公司败诉。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和紫石英号事件的影响，美英政府介入，推翻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这批飞机随后由美国出动航空母舰，全部运回美国。
民航公司被国民党弄到了台湾后，仍由陈纳德经营，飞岛内，及香港、东京、大阪等航线。该公司与美国CIA关系深厚，曾经介入中南半岛战争空运补给，被击落多架飞机。1975年该公司宣布解散。
回归祖国的两航公司，成为中国民航的第一代骨干。1949年11月9日、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两次宴请“两航”起义北飞人员。随后开辟国内国际航线，并设立航空学校培训飞行人员。
1948年前后，沈阳机场。东北战争阴云笼罩，市民们在沈阳机场准备逃到南方去。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国共兵力部署示意图。
1948年8月，解放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国军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北宁铁路(北京至沈阳，即京奉铁路)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当时东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人民解放军军力超过国军的地区，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把决战的第一个战场选在东北。东北地区是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和最大的产粮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东北即成为国共两党两军争夺的焦点。
1945年9月，中共抢先进军东北后，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一度占据了优势地位，兵力达十余万人。然而到1946年3月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将20多万国军王牌军运输到东北战场，短期内即攻陷大量主要城市。中共军队北撤到松花江以北地区，两军就此隔江对峙。1946年10-11月，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主力发动新开岭战役，在宽甸西北全歼国民党军第52军25师8900余人，首创东北共军全歼国民党一个整师的范例。
1946年12月至次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又集中南北满主力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迫使国军在东北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中共东北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和扩大。194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军区之冀热辽军区及所属部队共8万余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达46万人。
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性反攻，在长春至沈阳段和沈阳至吉林段铁路两侧地区发动了夏季攻势，歼国民党军8万余人。8-9月间，以12个独立师(旅)编成第7、第8、第9、第10纵队，并成立了南满、冀察热辽两个军区前方指挥所(后改称第1、第2前方指挥所)。9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又集中9个纵队的兵力发动秋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6.9万余人, 攻克城市15座，进一步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1947年12月15日至1948年3月15 日，东北野战军冒着零下30℃的严寒，发动了为期90天的冬季攻势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5.6万余人，收复城市18座，将国民党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互相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内，东北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占东北的86%，为全歼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以原民主联军总部机关为军区兼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伍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到1948年8月，东北解放军已经拥有总兵力103万人，其中野战部队70万人，地方部队30多万人。在东北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共54个师70万人。拥有战防炮、迫击炮1600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600余门，高射炮116门。具备对东北国民党军的兵力优势。
1948年10月，北平，坐镇北平的蒋介石，与傅作义(左)、卫立煌(右)合影，美国摄影师Jack Birns拍摄。
卫立煌，1897年生，安徽肥东人，1915年到广州投粤军，在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3师第9团团长。北伐战争时，入闽作战，升任第一军第14师师长。192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9军副军长。1928年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后入陆军大学校将官特别班进修。1930年任第十四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1938年2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4月访问延安，1939年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9月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与八路军友好相处。1941年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被撤职，1943年11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1944年收复滇西。1945年1月打通滇缅公路。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1月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因违抗蒋介石命令，战败后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针对全国战争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先从东北下手，全面掌握东北地区。其好处是，第一，东北野战军兵力大大优于敌人，打歼灭战比较容易成功。第二，东北野战军若拿下东北，可以以东北工业支持其余解放区部队。第三，辽沈战役一旦胜利，东北野战军即可挥师入关，协助华北人民解放军一同对抗华北国民党部队，组织平津战役。于是，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东北野战军集中53个师70万主力发起辽沈战役。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指挥辽沈战役。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东野制定了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长春，主力南下北宁线(今京沈铁路)攻克锦州，采用“关门打狗”战术，把国民党军压缩在东北，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
此时，国民党在东北军队龟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大战略要点——沈阳的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率周福成第8兵团、廖耀湘第9兵团，共8个军24个师30万人，驻守沈阳及外围的本溪、抚顺、铁岭、新民地区，作为防御中枢，准备随时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郑洞国，率第1兵团，共2个军6个师10万人，驻守长春孤城，以牵制东野主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上将率卢浚泉第6兵团，共4个军14个师15万人，驻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以确保与关内的联系。国军兵力总计55万。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林彪、罗荣桓率东北解放军发动攻击，连克辽宁昌黎、滦县、兴城、绥中、义县、国民党军被分割在锦州、锦西、山海关地区。锦州西距山海关近200公里，东距沈阳230公里，是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与华北“剿总”连接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第6兵团部及2个军部、7个师及其他部队共10万余人，固守该市待援。
9月24日，困守锦州的范汉杰向蒋介石致电求援，蒋介石召卫立煌立至南京开会，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仍然拒绝接受。后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的命令，仍遭拒绝。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从华北和山东海运葫芦岛7个师(华北第62军3个师、第92军1个师、独立第95师、烟台的第39军2个师)，加上葫芦岛的第54军4个师，共计4个军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华北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再从沈阳抽调5个军11个师(新1军2个师、新6军2个师、新3军3个师、第71军3个师、第49军1个师)和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准备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晚间蒋介石又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餐，随后蒋介石又接见了几位军政要员，10月3日即匆匆离开沈阳坐镇北平指挥。
10月5日，东野“前指”到达位于锦州西北30多里的牤牛屯，召开军事会议。遵照中央军委攻占锦州的指示，林彪、罗荣桓决定以5个纵队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夺取锦州，以2个纵队8个师在锦西以北塔山、虹螺山一线组织坚守防御，阻击“东进兵团”(即塔山战役)，以3个纵队11个师置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组织运动防御，节节阻击“西进兵团”(即黑山战役)，以1个纵队主力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
1948年10月9日—15日，林彪调集东北野战军25万人，向锦州发起攻击。
这又是一场虎口拔牙的恶战，10月9日，锦州外围作战开始，经过激烈争夺，至13日，共军主力已攻占锦州外围，国民党军退守锦州城内。14日10时，共军对锦州发起总攻，东北野战军集中火炮360余门，向锦州城发动猛烈轰击，为步兵突击扫除障碍。11时左右，突击部队迅速突入锦州城内，后续梯队及时投入巷战。15日拂晓，攻城部队胜利会师，歼灭范汉杰指挥所和第6兵团部。此时残余守军约1.6万余人退守锦州老城，企图凭坚顽抗。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由南门和城东南角突破，第2纵队由城西北角突破，并迅速攻克该城，至18时战斗结束。锦州战役东北野战军伤亡24548人，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其中俘范汉杰以下官兵8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解放军迅速攻占锦州，对国民党军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范汉杰，1896年生，广东梅州客家人，1915年入陈炯明粤军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粤军第六路少将司令兼三水县长。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是黄埔一期中唯一一个带将军衔的学员，毕业后返回粤军。1927年任浙江省浙东警备师师长，是黄埔同期最早升任师长的人。同年秋蒋介石下野，旋辞军职赴日本留学，后转赴德国陆军大学学习和考察军事，1931年夏回国。1932年任第十九路军总部参谋处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由时任陆军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保荐，任第一军副军长。1942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6月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任第一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1945年1月陆大将官班毕业，3月授陆军中将。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1946年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任陆军副总司令，山东第一兵团司令官，热河省政府主席，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锦州战败被俘后，1960年11月特赦获释，任全国政协委员，197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1948年10月，锦州战役，塔山、黑山阻击战。
锦州激战的同时，共军在锦州西线阻击国民党援军的“塔山战役”和阻击东线沈阳援军的“黑山战役”也在激烈进行。塔山是锦州西南30公里的一个小村落，为增援锦州必经之地。10月7日，蒋介石亲自乘坐重庆号巡洋舰赴葫芦岛54军军部督战，并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集海军，以舰炮轰击塔山共军阵地。10月10日起，西线国军9个师在海空军协同下，对塔山发起轮番猛攻。守卫塔山的东野4纵(吴克华部)、11纵(贺晋年部)死守塔山6天6夜，以8个师阻挡国军9个师，未让国军前进一步。塔山阻击战共军伤亡3774人，歼灭国民党军6549人。
东野11个师在锦州东线阻击沈阳援军的“黑山阻击战”(国军称辽西会战)，取得了更大的战果。黑山是距离锦州东北165公里的小镇。10月23日，廖耀湘指挥的国军“西进兵团”10万余人，逼近锦州东北部的黑山、大虎山一线，企图重新夺回锦州。东野率先进驻黑山、大虎山，组织坚守防御。廖耀湘未组织强力猛攻，给立足未稳的共军以一天的巩固防御时间。10月24日，廖耀湘集中7个师、200余门火炮和200多架次飞机，发动全线猛攻，向黑山以东高家屯一线突击。东野10纵第28师(贺庆积部)顽强阻击，梁兴初坐镇指挥，两军反复争夺。国军新6军(王牌精锐)由于有25日必须占领黑山的死命令，全军发起猛攻，与共军进行白刃战，几乎全军覆没。
10月25日，廖耀湘见久攻不下，感到局势危机，决定放弃重占锦州的计划，改向营口撤退。此时东野主力6个纵队十余万人，已经分为两部包抄廖耀湘部撤往营口、沈阳的退路。10月26日，廖耀湘见撤往营口受阻，命令全军向沈阳撤退。此时东野6纵(黄永胜部)已经切断其向沈阳的退路。
从10月26日凌晨起，东北野战军的第1、2、3、5、6、7、8、9、10纵队及炮兵纵队按统一部署，对合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1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展开大规模的分割围歼。10月27日，解放军继续压缩包围，展开攻击。国民党军已近崩溃，除少数部队仍在抵抗，大部已溃不成军，四下乱窜。仅解放军第6纵队两个排俘虏的2000人中就有五个军九个师的番号，其溃乱程度可见一斑。10月28日拂晓，廖耀湘兵团所部属新1军、新6军、新3军、第71军和第49军共计5个军12个师10万余人全部被歼灭，兵团司令廖耀湘中将、新6军军长李涛中将、第71军军长向凤武中将、第49军军长郑庭芨中将被俘。至此，辽沈战役第二阶段结束。这一阶段消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主力，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1948年10月，第四野战军43军129师386团(即东野6纵黄永胜部)，及436团、437团随主力部队参加辽西会战(辽沈战役)，我阻击兵团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采取阵地坚守与运动防御相结合战术，坚决阻击敌人，使企图夺路南逃之廖跃湘兵团寸步难行。图为辽西战场我军阵地一角。
1948年6月，围城中的长春百姓。
黑山阻击战从包围到消灭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只用了两昼夜，战果之大，进展之快，不仅在东北，就是在解放军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过锦州、黑山两战，歼灭国民党军20余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东北国民党军兵力已经损失过半，陷入恐慌之中。
就在10月15日锦州城破之日，蒋介石又飞抵沈阳，派飞机去长春空投手令给郑洞国，要其率部立即突围南撤，否则将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1948年10月17日，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所属3个师2.6人万起义。当晚，解放军悄然接管了长春东半城第60军的防务。10月19日，新7军军长李鸿率其军部及所属3个师投降。郑洞国及其司令部仍踞守长春银行大楼，派人与解放军接洽，要求允许他再“抵抗”一两天，并发布一个他受伤被俘的消息。郑的要求获得解放军同意。从5月23日至10月19日，10万共军对长春围困近五个月，10万国民党守军粮食燃料极度缺乏，众多平民饿死，饥民与国军抢夺粮食，遭到国军开枪镇压。8月下旬共军下令饥民可通过指定关口出城，并给予救济，共收容长春出城难民15万余人。1948年10月21日4时，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投降，长春解放。战后国共双方在城外掩埋尸体12万具左右，整个长春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大量房屋被烧毁取暖。
1949年拍摄的郑洞国照片。
郑洞国，1903年生，湖南石门人，1924年顶替别人姓名考入黄埔军校一期，1925年随校军东征任营长，1927年因功升任团长，1931年任旅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南天门与日军激战8昼夜，《塘沽协定》后退驻北平。1935年《何梅协定》后撤出北平，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1936年升任第2师师长，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失陷后，第2师撤往河南，关麟征拟让张耀明任52军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郑愤而请假离军回到长沙。1938年被汤恩伯委任为第98军军长，后受杜聿明之邀任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1师师长。1943年，郑洞国出任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次年攻占密支那，与滇西的部队胜利会师。1946年郑洞国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8年任东北剿总副司令，10月21日在长春投诚。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1991年1月病逝北京，终年88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8年，沈阳。一片萧条的街道。
1948年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命令辽宁军区迅速从黑山一线占领辽河渡口，架桥准备大军过河进军沈阳。此时蒋介石已经任命杜聿明为华北剿总副司令，将卫立煌架空。杜聿明飞抵沈阳后，与卫立煌商议部署东北国军从营口、葫芦岛海运撤退。卫立煌见大势已去，于10月30日乘飞机离开沈阳。
10月31日，东北野战军日夜兼程，对沈阳完成包围。11月1日拂晓，东野对沈阳发起总攻。当天中午，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和他的300名卫队在银行大楼放下武器。只有戴朴率第6军207师顽强抵抗，但很快被解放军消灭。11月2日，沈阳全城为解放军占领。同日，解放军攻占营口，除刘玉章率第52军军部及所属第25师等几千人乘船从海路撤逃外，其余14000余人全部被歼。至此，辽沈战役结束。
11月8日，东北国军残余5个军12个师，在杜聿明指挥下，由葫芦岛乘船撤逃。其中，原华北的第62军、92军及第95师撤往秦皇岛，其余第37军，52军及54军撤至上海、南京。11月26日，蒋介石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全推在卫立煌身上。蒋介石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随后将卫立煌软禁于南京家中。
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军47.2万余人，其中毙伤国军官兵5.68万人，俘虏32.43万人，反正及投诚6.49万人，起义2.6万人，俘虏国军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86名。国军共损失1个东北“剿匪”总司令部，1个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1个冀辽热边区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和36个师。此外，还有1个骑兵司令部，5个炮兵团、战车团等特种兵部队。损失各种火炮4709门，轻重机枪13347挺和其他枪支175361支。
辽沈战役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总兵力的对比，使东北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对于早日结束国共内战具有决定性意义。
1948年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这是我军正冲入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大楼。沈阳是东北“剿总”的所在地，卫立煌手上控制着的新1军、新3军、新6军、71军、53军及青年军207师都集中于此。
1948年10月， 一运输机用于从沈阳机场撤离国军家属至上海。能坐飞机撤离至少要师长、军长级别以上吧。
1948年10月，美国摄影师Jack Birns，在飞机上拍下了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另一场决定国共命运的激战，已经在华北大地全面展开。
1948年10月，美国LIFE杂志摄影师Jack Birns，在飞机上拍摄的北平城照片。
我们还是跟随摄影师的镜头，回顾一下63年前这座千年古都的全貌。我相信很多人都没看过这些照片。
这是1948年前后的北平。鸟瞰紫禁城和鞑子城(内城)，这些地方汉人以前是不准进来的。
1436年至1445年，明英宗对北京城进行了第二次增建，主要工程包括：将城墙内侧用砖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九门城楼、瓮城和箭楼;城池四角建角楼;城门外各立牌坊一座;护城河上的木桥全部改为石桥，桥下设水闸，河岸用砖石建造驳岸。整修之后的京城周长45里，形成了极其坚固的城防体系。在京城远郊建设了皇陵以及昌平城、拱极城和内长城等防御设施。
清代北京城基本沿袭明朝北京城的格局，但裁撤了皇城的设置，将明代皇城内的大量内廷供奉机构改为民居，同时将内城的大量衙署、府第、仓库、草厂也改为民居。同时将内城改为八旗居住区，令汉人迁往外城居住。清朝还在北京城内修建了大量黄教寺庙、王府，并在西郊修建了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区。因此，汉人不可以居住在内城，但是在清末时好像就可以了。
1948年北平。空中俯瞰紫禁城，虽然荒废颓败了半个世纪，仍挡不住皇家气派。
1948年，北平。前门，国军站岗，车马改靠右行，地面为电车轨道，城楼上高挂蒋介石画像。
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1年筹办始。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从法国借款作为官股，吸收商股合资筹办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几经周折，到1924年12月17日在天安门南侧举行通车典礼，第一条有轨电车线18日正式通车。这条从前门至西直门的有轨电车线，全长9公里，配有10辆有轨电车(车和设备购自法国)。至抗战前夕，有轨电车线路有5条，以红、黄、蓝、白、绿等颜色相辨别。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1958年，前门有轨电车停运，代之以公共汽车。
自1924年至1935年间，北京城开发了49公里长的有轨电车轨道，配备96辆车，其中66辆机车，30辆拖车，6条电车线路。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有143辆电车，其中机车93辆，拖车49辆，洒水车1辆。至1949年底有轨电车保有量为103辆，7条营运线路，1950年增加28辆，开辟平安里、西单、东单、北新桥、地安门、平安里环线电车，1951年修复原有全部电车，开始制造新电车，1956年7月10开通西直门到北京体育馆的8路有轨电车，至1956年底，共制造机车68辆，拖车43辆，运营车辆达到240辆，线路9条，长度总计85公里，年客运量达到1.5亿人次，有轨电车发展到顶峰时期。
1948年，北平。前门大街，远处即前门门楼。这里是北京的核心地带，还算热闹。
这张是美国摄影师拍摄的1948年北平天安门彩色照片。这就是真实的原生态的天安门，城楼前走过一排女学生，城楼墙上是“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华表后的巨幅画像不就是常凯生嘛.
这张照片是1948年，美国摄影师站在前门城楼上拍摄的天安门广场全景照片。
这才是真实的原生态的天安门广场，仍是皇城格局，几年后被改造成如今的模样。以适应大规模群众活动。天安门两侧的建筑也被改造成如今的军博、人民大会堂等建筑。
这是1948年美国摄影师拍摄的北京新华门，位于紫禁城西侧。两年后，它成为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象征。也就是今天北京中南海的正门。
这张俯拍照片看得更真切。
由美国摄影师Dmitri Kessel拍摄，其为俄国出生的犹太人，十月革命逃亡罗马尼亚，后辗转美国，以摄影为业，这幅照片是其为LIFE杂志工作时拍摄。
1948年，北平前门大街市井照片。拉板车的、拉黄包车的、走路的，还不少。
六十多年过去，这张照片里的人应该所剩无几了。
1948年雪后的皇城
1948年10月，北平。国军积极备战平津，准备迎战从满洲战场山海关打过来的80万东北共军以及东面来自山东的华东共军的夹击。
1948年10月，北平，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此时他手上指挥着60万大军。
1948年，华北。深秋的华北大地，普通人的生活如常，摆摊的和女顾客，卖洋酒、罐头的，开私营旅馆的。
1948年10月，北平机场逃离的人员。大批国民党指明“保护”的学者，乘飞机逃到了南方，如北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55年，他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
台湾今天的科研人才基础，包括那些商业巨头，几乎都是1949年国民党弄到台湾去的。
1948年10月，北平。故宫博物院门口，一群小孩拿着纸扎的大象，标语上写着“杜威好运”(表示支持美国驴象的共和党人上台)。这个背景标语写着：“肃清奸匪，安定社会”。蒋介石公然帮杜威竞选，这次真把杜鲁门气得发疯，彻底断绝援助中华民国。
1948年杜威和杜鲁门竞选美国总统。民意测验中，杜威遥遥领先，胜券在握。蒋介石正在指挥军队打内战。得知杜威的支持率大大高于其他几位候选人时，他研究了美国大选形势，决定秘送一笔巨款给杜威，作为他的竞选经费。1948年夏，蒋介石秘密派人去美国，将一笔巨额资金交给杜威。按美国的法律，参加竞选总统的人，不能接受外国的捐款。但此时的杜威太缺钱了，已顾不了那么多。杜威接过钱后，十分感激，并一再向送钱的国民党人说：我很感谢蒋委员长的帮助。如果我顺利当选，将尽力帮助蒋委员长扭转不利战局，彻底消灭中国境内的共产党，使蒋委员长能安安稳稳地做“总统”。
于是在当时的北京街头，在远隔万里之外的中国北平，就出现了为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制造声势，游行助威的场景。他们由神武门出发先向东，绕过紫禁城角楼向南，经东华门再向南，由长安左门向东。沿长安街走到南池子，进南池子向北。
出乎意外，这次美国总统选举——杜威失败了，杜鲁门当选总统。
由于蒋介石和秘密献金人长期对此守口如瓶，国民党到底送了多少钱给杜威，至今还是个谜。于是杜鲁门恨透了蒋介石。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该声明再次确认历次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决议，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同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就台湾问题答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时，又重申这一立场。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杜鲁门竟表示不承认。他在华盛顿和李宗仁往来密切，互相以“总统”相称。杜鲁门为和李宗仁会见事，还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到杜鲁门以何种礼仪接待李宗仁时，杜鲁门答道：“我以代总统地位邀请之，我以代总统地位招待之。”当记者又问：“蒋介石不是已复任总统了吗?”杜鲁门竟答：“我与他并无往来。”
若不是1950年6月爆发朝鲜战争，根据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共很快会统一台湾。不久，中共中央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抗美援朝上，台湾渡海作战便搁置了下来。这样，朝鲜战争使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避免了覆亡之灾，直至今日苟延残喘了62年，也当了62年的美国看门狗。
1948年11月，北平。画家齐白石，时年84岁。Jack Birns拍摄。12月，平津战役开始，友人劝其南迁，齐白石考虑再三，决定居留北平。
1948年11月，北平。画家齐白石向美国LIFE杂志摄影师拱手作揖道别。Jack Birns拍摄
1948年，华北。东北大学的教授和大学生，从东北逃亡后在树林里复课。
1948年10月，北平。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北平督战期间的留影。
此时东北55万国军精锐，被共军绞杀殆尽，平津地区周围被共军全面围困。
1948年10月25日10时许，北平地下党向驻扎在河北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发来急电：蒋介石、傅作义妄图偷袭石家庄。从北平到石家庄只有600多里，如果进犯之敌借助机械化运输工具和空中优势，不顾一切地突进，少则2日，多则3日便可到达石家庄;而我野战军主力尚在数百里之外的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赶回来也需四五天。西柏坡紧挨着石家庄，党中央所在地面临危险，情况十分严重。正在指挥辽沈战役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军委其他领导紧急磋商，在军事上作了严密的部署，同时实施了一项异乎寻常的破敌措施：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写了3则电讯。
当天，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写的第一则电讯：《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电讯只有一二百字，揭露了敌人的偷袭阴谋，号召解放区民兵动员起来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敌人认为自己极为秘密的行动暴露了，兵马未动，已被吓破胆。为了进一步动摇军心，瓦解其斗志，10月27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写的第二则电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
国民党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先头部队刚去保定南下，就遭我地方部队有力的阻击，搞得焦头烂额，伤透脑筋，两天里才走了几十里路，到了唐河北岸又不能继续前进了。蒋介石、傅作义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在做石家庄的梦，继续调兵遣将，向前推进。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第三则电讯：《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篇评论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点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伤。结果，国民党偷袭石家庄计划流产。
三个月后，华北60万国军全军覆没。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平津战役示意图
1948年11月8日，辽沈战役以国民党全面溃败结束，东北尽入共军之手。此时中共兵力已由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时的129万，上升至300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国民党总兵力则下降到290万人，折损兵力近百万人，而且国统区经济陷于崩溃，士气民心尽失。
194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指出：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权从根本上打倒。此时，中共军队在华东和华北战场乘胜追击，组织百万兵力，全面发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力求通过战略性决战，彻底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在西北战场，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10万余人，已经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的胡宗南部，压缩于关中地区。
在华北战场，徐向前率领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原晋冀鲁豫军区)3个纵队11.5万人，将阎锡山部10万人压缩在太原地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原晋察冀军区)由杨得志率领的4个纵队十余万人，在河北阜平县修整(距北京西南200公里)，切断华北国民党军与南方的联系和退路。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由杨成武率领3个纵队，在绥远(内蒙古)东部集结，准备围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的后方基地——归绥(呼和浩特)。
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大捷后，先遣部队立即西出山海关，推进至河北省蓟县(北京东部80公里);东野主力则在沈阳、营口、锦州一线休整，一个月内西出山海关，与华北军区协同围歼华北国军傅作义集团。此时，孤悬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集团60多万人，面临着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打击的严重局面。
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蒋介石与傅作义为了各自利益，做出了不同的打算。蒋介石认为辽沈战役失去东北，华北必然不保，同时淮海战役也迫在眉睫。蒋考虑放弃北平、天津等地，要傅作义率60万人南撤，以确保长江防线或加强淮海战场。而傅作义是华北地方军阀，深怕南撤后，其主力被蒋介石嫡系吞并，故不愿南撤。傅的另一条出路是向西逃至归绥(呼和浩特，北京以西400公里)，但又怕西逃后势力孤单难以生存，故摇摆不定。
11月初，蒋介石电召傅至南京商谈华北战局，经过磋商，认为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东北野战军需经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因此华北暂无威胁，而控制平津，支撑华北，牵制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两支部队，使其不能南下，对整个战局亦属有利。基于上述判断，蒋介石决定暂守北平、天津、张家口，并确保塘沽海口。傅作义依据上述方针，于11月中下旬调整兵力部署，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除归绥、大同两个孤立地区外，以4个兵团12个军共42个师(旅)，连同非正规军共60余万人，部署于东起河北唐山滦县(北京以东200公里)、西至河北张家口柴沟堡，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其中，以蒋系的3个兵团8个军共25个师，防守北平及其以东廊坊、天津、塘沽、唐山一线;以傅系的1个兵团4个军共17个师(旅)，防守北平及其以西怀来、宣化、张家口、柴沟堡、张北一线。这种部署，反映了蒋介石和傅作义虽然在方针上已统一于暂守平津，但仍各有打算，即战局不利时，蒋、傅两系部队分别向南和向西撤退。
1948年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中国军事形势》。认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
中共中央判断形势后认为，一旦华北国军南逃，虽然可不战而得天津、北平，但国军难逃将加强长江防线，对以后渡江作战不利。故于11月17日做出“围而不死”的决定，命令华北军区第1兵团停攻太原，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围归绥，以稳定傅作义集团，不使其感到孤立而早日撤逃。另外指示新华社等媒体多播放东北野战军庆功、练兵开会等消息，让蒋介石对东野入关时间做出误判。然后由杨得志率领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和杨成武率领的第3兵团，出击张家口，切断傅作义西逃的退路，吸引傅、蒋集团兵力，为东野出关争取时间。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80万人提前结束休整，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西出山海关，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11月25日，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率第1、第2、第6纵队由集宁地区(内蒙古乌兰察布，距北京西北300公里)东进。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华北军区第3兵团突然首先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12月2日，先后占领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傅作义判断，华北军区部队对张家口的进攻是一次局部行动，决心乘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之际，集中主力首先击破华北军区部队的进攻，然后以逸待劳，迎击东北野战军的攻势。遂令其主力两个军分由丰台、怀来乘汽车连夜向张家口驰援;令驻昌平的第104军(欠1个师)移至怀来，驻涿县(今涿州)的第16军移至南口、昌平，以确保北平与张家口的交通联系。
中共中央军委鉴于吸引傅系主力西援的目的已经达成，于12月2日命令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部，率3、4、8纵由易县、紫荆关向涿鹿、下花园急进，切断怀来、宣化间的联系;命令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41军、第48军等部组成的先遣兵团，由蓟县向怀来、南口急进，切断北平、怀来间的联系。该两兵团到达后，协同华北军区第3兵团抓住平张线上的守军与援军，使其既不能西逃，亦不能东撤。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合进行了平津战役。图为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和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林彪等人，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合影。
1948年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在行进途中攻克密云，歼灭国民党军第13军1个师，尔后主力继续南进;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后，感到北平受到威胁，急令第35军由张家口星夜东返;令第104军主力及第16军由怀来、南口向西接应;令第94军(欠1个师)及第92、第62军由杨村、崔黄口、芦台地区开往北平，加强防御。12月6日，国民党军第35军乘汽车东撤，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12旅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节节阻击，将其滞留于新保安地区。接着，第2兵团主力赶到新保安以东，并于8、9两日打退了第35军及第104军主力的东西夹击，将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12月9日晚，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前出到怀来、康庄、南口间。进至康庄的国民党军第16军指挥所及2个师，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撤逃，12月10日被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所属第41军歼灭于康庄东南地区。国民党军第104军主力发现腹背受到威胁，又得知第16军已经东逃，即放弃接应第35军的计划，由新保安以东地区经怀来向北平撤逃。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各部队立即展开追击和堵击，于11日在怀来县城以南的横岭、白羊城一带将其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3兵团解放宣化，并于7日在沙岭子追歼由宣化向张家口撤逃的傅系第101军第271师，8日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随后，由华北军区第3兵团指挥的北岳军区部队、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骑兵旅和内蒙古军区骑兵第11师等部攻克张北，歼灭守军一部，孤立了张家口。在此期间，东北野战军主力第1梯队6个军，由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到达河北省蓟县、玉田、丰润地区。此时，人民解放军虽已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的道路，但尚未切断其南逃的道路。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平津战役开始阶段，我军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方针，对敌进行分割，截断敌人逃路，各个歼灭。这是我军赶修工事分割敌人。
为了防止傅作义集团放弃平津由海上逃跑。中央军委决定对傅集团“围而不打”，待整个部署完成后，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次序，从容歼灭各点之敌。同时将淮海战场富余兵力调至济南附近，防止傅集团沿津浦铁路经济南向青岛逃跑。经过上述部署，傅作义已经陷入重兵围困、欲逃不能的境地。傅于是收缩兵力，重点防御北平、天津、塘沽等战略要点。共军随后切断了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傅集团的战略合围，使其成为“笼中之鸟”，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天津当时有人口200万，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城防坚固，战略地位重要。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下辖兵力13万人，火炮60余门，企图凭恃“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中共对陈长捷劝降，可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陈长捷拒不接受这一解决办法。1949年1月2日，各攻击部队进至天津周围，东北野战军决定集中5个军共22个师，连同特种兵总计34万人，附重炮538门、坦克30辆，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夺取天津。至1月13日基本肃清了外围据点。
1949年1月，平津战役，东野战车团出动坦克32辆协同38、39、44、45军的步兵攻入天津。
1949年1月14日10时，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东野各部队迅速从东西南三面9个地段突破天津城防，1月15日晨，东西主攻集团于金汤桥会师，将守军分割成数块。尔后采取击弱留强，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法，经过激烈战斗，至15时攻占这座坚固设防和重点守备的大城市，全歼守军13万余人，生俘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天津解放后，据守塘沽的国民党军第17兵团部及第87军等部5个师共5万余人，于1月17日乘船南逃。东北野战军第49军追歼其后尾3000人，解放塘沽。
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守军相继被歼后，驻北平的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还剩8个军25个师，连同特种兵和非正规军总计25万人，完全陷于绝境。天津之战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军委鉴于北平是千年古都，为保护文化古迹和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决定通过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傅作义曾于1948年12月15日派代表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表示，希望傅作义集团自动放下武器，可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傅作义认为尚有实力，可再坚持3个月，观望全国形势的变化，以致谈判未获结果。新保安、张家口解放后，傅作义于1949年1月7日派代表偕同民盟北平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谈判。但由于傅作义仍持观望态度，也未能达成协议。1月13日，傅作义派与中共素有交往的华北伪"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此时国军已经在淮海战争中全面溃败。国民党大势已去。
陈长捷，1892年生，福建闽侯人，早年考入保定军校，后来在阎锡山的部队中服役。1926年8月升任第18旅(旅长卢丰年)上校参谋长。1927年3月第18旅扩编为第10师(师长卢丰年)，仍任上校参谋长。7月调升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阎锡山)独立第15旅(辖两团)少将旅长。1930年4月第106旅扩编为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12师(辖三团)，升任少将师长。1936年7月升任第72师(辖两旅)中将师长。1937年8月升任第1预备军(辖第72师)中将军长。10月预1军改称第61军(辖第72师)，仍任中将军长。11月15日晋任陆军中将。1941年4月调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中将副总司令。11月调任伊盟守备军(辖新编第26师、骑兵第7师)中将司令。 1946年3月陆大毕业后派任军政部第20军官总队中将总队长。1948年6月调任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11月兼任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1949年1月15日在天津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被俘后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4日特赦释放后派任政协上海市秘书处专员。1968年4月7日在上海因遭批斗自杀。1979年2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予以平反。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
1949年1月16日，罗荣桓致函傅作义，敦促其当机立断，不要再拖延。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以恫吓、暗杀、封官许愿等手段，极力阻挠和破坏傅作义的和谈行动;蒋介石还派次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到北平，要傅作义坚守北平或南撤。在此关键时刻，傅作义最终选择与中共和平解决北平问题。1月21日，傅作义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949年1月22—31日，驻北平的国民党军全部撤出城外，进至解放军指定的地点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持续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总司令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包括在战役中重建和新建的部队)及非正规军4个师，共52.1万人(其中俘敌232510人、毙伤29790人、投诚8700人、改编25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在平津战役中，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东北局领导两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前线，组织了154万民工和38万辆大车，2万副担架，为人民解放军筑路、修桥、运输物资、转运伤员，并调集了3.1亿斤(15.5万吨)粮食到前线，有力地保障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
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随之迁到北平。又过了6个多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入城式。整个仪式从上午10时开始，至下午4时结束。随着4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由指挥车先导，然后是乐队车、装甲车队、炮车队、骑兵方队、步兵方队，从永定门经前门再经过外国使馆区。
1950年1月，北京市军管委发布公告，取消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外国取得的在华“驻兵权”，收回各国在北京的兵营土地和建筑。至此，国外军卒横行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宣告结束。
此帖所揭露的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的冰山一角，真正的黑暗都已湮灭在时空里。 那背后是我们祖辈数以亿计的亡魂。
1948年11月，山西太原、大同已成孤城，阎锡山死守待援。这里是太原城北的“西北炼钢厂”。照片上方的城垣即为太原城。
1908年(光绪34年)7月5日，清政府批准设立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成为山西第一家机械化煤矿。1920年保晋公司创办了保晋铁厂(即阳泉铁厂)，建立高炉，用现代化技术工艺炼铁，结束了山西用土坩埚炼铁的历史。1926年，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创建了育才炼钢厂(后与育才机器厂合并，称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即后来的太原矿山机器厂)。其从德国引进一吨半的电炉，冶炼工具钢、模具钢等特殊钢，开创了山西省炼钢之先河。但是由于产量小，而且有钢无铁，更没有大型钢胚和轧钢设备，不能轧制铁路钢轨等各种钢材。当时，山西军需、民用钢材，全靠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因此，阎锡山在制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时，即将建设一个从采矿、炼焦、炼铁、炼钢到轧钢的联合钢铁厂列为重点工程，决意筹建炼钢厂(即现在太原钢铁集团的前身)。
1932年，西北实业公司开始筹建太钢的前身——西北炼钢厂，1934年8月8日，破土动工。1937年10月，初步投产，形成小型钢铁联合企业。但是11月8日太原陷落，西北炼钢厂被日军占领，更名为太原铁厂，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4月26日被共军接管并恢复生产，成为今天世界最大的不锈钢供应商——太原钢铁集团。
在1932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按照阎锡山制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所列建设项目，炼钢、毛织、纺纱织布、卷烟、洋灰、造纸、皮革、印刷、电气、煤炭、窑厂等工厂相继建成投产。1935年开始动工建设，先后投资800万元的西北炼钢厂，1937年9月已完成基建工程90%以上，各种机器设备也已购妥，部分已经安装，但尚未来得及投产，抗战爆发，太原沦陷后，被日军占领。当初，为了统辖管理这些企业，1933年8月1日，阎锡山成立了一个“西北实业公司”。据统计，到“七七”事变前，公司所辖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包括原各军火工业)已达33个。员工总数达2万余人(职工2051人，工人18597人)，公司资本已达2166.4多万元。公司在太原地区的企业有27个，以重工业为主。
即使在民国时期，山西工业在不少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阎锡山对重工业的重视，让蒋介石掌控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相形见绌。
1948年11月，被共军团团围困的太原城近郊国军阵地，不到两里外就是共军的重炮阵地。
当百万共军解决平津战役时，华北大地上还有一场攻坚战在进行。自1948年9月起，徐向前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18个旅11.5万人，集结于山西榆次、太谷、清原等地，准备发起太原战役。
太原为山西省会，东倚罕山，西临汾河，自古即为坚城，易守难攻。阎锡山在此经营数十年，使太原构成由各式堡垒与壕沟、暗道相结合的，互为依托的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在北起黄寨、周家山，南达武宿、小店镇，西起石千峰，东到罕山的防线内，仅主要防区就有大碉堡5000多个。
1948年11月，山西太原。太原、大同已成孤城，驻防太原的十几万山西国军准备与共军决一死战。太原构成由各式堡垒与壕沟、暗道相结合的，互为依托的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仅主要防区就有大碉堡5000多个。城东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城东北卧虎山，城东南双塔寺等要点，筑有以碉堡群为骨干的永久性工事，成为太原的主要屏障。阎锡山经营山西时留下的军工基础，是其能够负隅顽抗的资本。照片的背景即为太原城北面的“西北炼钢厂”高炉。西北炼钢厂就是现在太原钢铁集团的前身。
国民党军为加强防卫力量，从西安空运整编第30师(后改为第30军)增援太原;通过抓丁等手段，将该市守军扩编为5个军部、14个步兵师和3个暂编总队、3个特种师，连同保安部队等，使总兵力增至近10万人，拥有各种火炮600余门。将太原市划分为1个中心防御区和东(后分东南、东北)、南、西、北4个外围防御区。其部署是：以5个军11个师(总队)担任东、南、西、北区的防御;以直属部队防守城内中心区;以1个军6个师担任机动作战。防御重点置于南北两区。
针对太原的情况，华北军区前委于9月28日决定，采用围困、瓦解、攻击方式，逐步削弱太原守军，然后一举将其击溃。10月2日，太原守军为破坏解放军的战役准备，以7个师的兵力向南出击。徐向前决，心抓住守军脱离防御阵地的有利战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先在野战中歼其有生力量。
10月5日拂晓，第7纵队和第15纵队发起东西夹击，切断国军通向太原的退路，并准备阻击太原守军南援。第8、第13纵队迅速包围国民党军。战至10月6日晨，歼灭国军暂编第44、第45师全部和第72师、暂编第49师各一部。随后共军各纵队继续扩张战果，用炮火控制太原城北新城机场。共军各部队经11天激战，歼国民党军2个师、3个团又7个营，共毙伤俘1.2万余人，迫近并部分突破太原南北守军第一道防线。
1948年11月，山西太原、大同已成孤城，驻防太原的十万山西国军准备与共军决一死战。这是太原兵工厂为国军日夜赶制75mm口径炮。Jack Birns拍摄。应该是西北育才机械厂，75mm山炮由日本投降时的6门增产至15门，手榴弹9万枚，山炮弹16000发，飞雷筒15000个，并可年产机械设备150台。
10月16日，共军第7、第13、第15纵队和第8纵队一部，在晋中军区部队配合下，分由南北两面迅猛地向太原东山要塞守军发起攻击。至10月19日，相继攻占黑驼、石人梁、大窑头、大小北尖、榆林坪、孟家井和牛驼寨等筑垒阵地，歼守军一部，迫使罕山守军1个团投降，占领东山主峰罕山及大部阵地。阎锡山集中第30军和留用的日本军人为骨干组成的暂编第10总队，在炮火支援下向牛驼寨实施多次猛烈反扑，在不到300平方米的阵地上，每天倾泻炮弹万发以上。第7纵队等部顽强抗击，激战3日，予敌以重大杀伤后撤出牛驼寨。
10月26日，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部为摧毁守军东山防御阵地，夺取攻城依托，再次调整部署，分别以第7、第8、第15、第13纵队夺取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东山四大要点。守军在空军配合下，凭借险要地势固守顽抗，并施放毒气弹、燃烧弹。第1兵团等部勇猛突击，多次打退守军反扑，经19昼夜反复激烈争夺，至11月13日全部攻占东山四大要点，共歼灭守军2.2万余人，并争取了太原守军第8总队起义。与此同时，晋中军区部队攻占城北青龙镇、城南许坛以及汾河西岸的南北堰等据点，紧缩了对太原城的包围。在此期间，国军第30军军长黄樵松，派代表与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接洽起义事宜。第1兵团随即派员入城协助组织起义。但因被出卖，黄樵松等遭逮捕和杀害，起义未能实现。
1948年11月，山西太原。太原、大同已成孤城，驻防太原的十万山西国军准备与共军决一死战。这些是太原保卫战期间国军的住所，他们拥挤在一座以前的教堂内，睡在肮脏的床垫上，穿着破旧的制服。
11月上旬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中共中央军委考虑到太原攻克过早，有可能使傅作义集团感到孤立而由平津地区南逃或西撤。为稳住傅作义集团，于11月16日发出缓攻太原的电令。
华北军区第1兵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从12月1日起，对太原守军“围而不攻”，将其压缩在方圆15公里的狭小区域内。之后，共军以部分兵力坚守太原前沿阵地，监视守军，主力转入休整。同时，围城各部队通过战场喊话、散发传单、动员守军官兵亲属规劝等方式，广泛开展政治攻势，促使大批守军起义投诚，至1949年3月共瓦解守军1.2万余人。通过阵前练兵，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攻坚能力。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军区奉中央军委指示，将主力调集至太原，使太原前线解放军兵力达到32万余人，由徐向前、彭德怀等人统一指挥。
1948年11月，山西太原、大同已成孤城，驻防太原的十万山西国军准备与共军决一死战。这些是太原之围最残酷的东山战役后，国军向媒体公布缴获的解放军装备，照片里面展示了23挺苏制DP轻机枪，攻城一方主攻的是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国军的缴获主要应该来自这支部队。这批机枪可能也是早前共军从国军手里缴获的。
太原国民党守军经过数个月的消耗，已经损失4万余人。但已处绝境的阎锡山非但拒绝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太原的劝告，反而抓丁征兵扩充军队，编组“神勇师”、“铁血师”、“坚贞师”。并从榆林空运第83师到太原，使太原守军仍保持6个军的兵力，连同非正规军共约7万人。
1949年2月15日，阎锡山乘飞机逃离太原，指令“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5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10兵团司令官王靖国，指挥太原守军继续顽抗。3月31日，中共太原前委确定了“割裂包围外围之敌，进行连续攻击，争取歼其大部或全部，占领攻城有利阵地，尔后集中全力攻城”的战役方针和部署。
4月20日共军全线开始进攻。各部队在强大炮火支援下，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迅速突破守军防线。至4月22日，全部攻占外围据点，歼灭守军12个师，并控制了双塔寺、卧虎山制高点，直逼太原市区。为减轻对太原市区的破坏和市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太原前线司令部于22日，向守军发出劝降通牒，孙楚、王靖国等人仍拒不投降。
1949年4月24日，解放太原，我军攻入敌“太原绥靖公署”。
1949年4月24日凌晨，共军攻城部队用1300余门火炮进行火力准备后，对太原城发起总攻。第20兵团首先由小北门东侧突破城垣，第18、第19兵团也相继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至上午9时许，共军攻入太原“绥靖”公署，俘虏孙楚、王靖国和日本顾问今村、岩田等人。至上午10时，太原守军被全部歼灭。
太原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4.5万人，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公署、2个兵团部、6个军部、20个师，共毙伤俘13.5万余人。拔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华北的最后堡垒。浴血奋战6个多月，以4.5万人伤亡为代价的太原战役可以说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太原的解放，标志着华北地区的彻底解放。太原解放后，大同国民党守军万余人见大势已去，也于4月29日接受改编，大同和平解放。至此，山西全省解放。统治山西长达38年的阎锡山逃到了台湾。
1948年10月，解放太原的人民解放军装备缴获国民党军的日制97式、94式装甲车。
日制97式坦克是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从沈阳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收缴的一辆97式坦克，是解放军历史上最早的一辆坦克。在1948年攻打锦州的战役中，董来扶驾驶它，单车突入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此董来扶荣立大功一次，这辆坦克被授予“功臣号”坦克的光荣称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时，董来扶亲自驾驶97式坦克，通过天安门广场，该坦克现存北京军事博物馆。
1948年10月，解放太原的人民解放军缴获国民党军的日制97式战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算不上是坦克大国，其生产坦克的总数只有4500辆，只相当于苏联坦克的年产量，而且日本坦克的性能也不算先进，连重机枪都能击穿车体。但是，在亚洲战场，日本薄皮坦克却可以耀武扬威。日本陆军军横扫千里，逐渐产生了“东亚无敌手”的轻狂心理，这样一来，反倒停滞了日本坦克的发展。
在二战期间，日本最有名的坦克是97式中型坦克。这种坦克于1937年设计定型，并开始装备部队。它名为中型坦克，实际上战斗全重只有15吨，只相当于别国的轻型坦克。它有4名乘员，装一门57mm短身管火炮，装甲厚度一般为25mm，只相当于现在的轻型装甲车。采用风冷柴油机为动力装置，不对称的炮塔，铆接结构装甲车体和炮塔，无线电台的框形天线和主动轮在前，是97坦克的几大特征。97坦克的总生产量为1500辆。
日军入侵中国时，97坦克被广泛使用，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在南京大屠杀、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中，到处都留下了97坦克罪恶的身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靠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了惊人的进攻速度。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日军坦克部队宣称取得了“破竹进击”的战果。但是，随着美军的M3、M4坦克投入到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日军的97坦克根本不是对手，其火力和防护力明显不足。于是，日本军方对97坦克进行紧急改进，并研制新型坦克，包括Ⅰ型、Ⅱ型、Ⅲ型、Ⅳ型和Ⅴ型五种型号的坦克。但为时已晚，这些坦克有的生产出少量，有的只造出样车，有的还停留在图纸上，日本就战败投降了。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投降后，有300多辆97式坦克被苏联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缴获，少量被共军缴获。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就是缴获的97式坦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从沈阳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收缴一辆97式坦克。由于这辆坦克是由几辆坦克拆拼而成，经常出现故障，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风趣地称它为“老头坦克”。
1945年12月1日，东北延安炮兵学校坦克大队正式成立，全队30余人，只有1辆97式坦克坦克。这是共军历史上最早的坦克部队。此后又从国民党军手里陆续收缴了几辆日制坦克。1947年10月，东北坦克大队扩编成东北战车团，参加了锦州战役、天津战役。1949年2月，东北战车团在天津改编为战车第1师，有近百辆坦克。1950年改编为坦克第1师，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军骑兵第1师鏖战近一年，直接进行地面战斗87次，击毁击伤美军坦克21辆。1951年接收了苏联两个团的T-34坦克。该师就是现在镇守华北的65集团军装甲第1师。
1948年10月，太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缴获装备的蒋军日制97式坦克。
题外话——我们通过坦克这种工业产品，来看看中日两国，近百年来为什么会走上迥然不同的道路。
世界第一辆坦克是1916年英国制造的“马克”Ⅰ型坦克，外廓呈菱形，履带式行走，装备2门57毫米火炮和4挺机枪。1918年在英国留学的日本陆军辎重兵大尉水谷吉藏从英国购买了两辆“马克”Ⅳ型坦克，辗转运回国内。这是坦克首次出现在日本本土。当时，日本陆军正与驻青岛的德国军队作战，新运到的坦克给日本陆军带来了希望。随后日本又引进了英制“赛犬”A中型坦克和法制"雷诺"FF轻型坦克。1920年，日本将数辆“赛犬”A和“雷诺”FF集中到陆军步兵学校和骑兵学校，进行坦克战术研究。1925年5月1日，日本千叶步兵学校的5辆“雷诺”FF和3辆“赛犬”A组成了教导战车队。这是日本陆军建立的第一支坦克部队。之后在九州久留米建立了第一支实战坦克部队。
1919年法国派遣了少部分的雷诺FT-17到俄国远东的海参崴，参加当时的多国对苏俄干涉军。后这批坦克辗转落到了张作霖手上。奉系军阀张作霖1922年向英、法等国订购了36辆“雷诺”FT-17型坦克，1924年运抵大连，交付中国。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装备坦克。(这批坦克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又被日军缴获。)
可以说，近代中国和日本同时起步进行坦克装甲部队建设。但是其后十年的工业发展，使得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1922-1925年，国际上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军备限制条约。日本陆军也相应进行了缩编。由于军费减少，外购坦克十分困难，所以日本开始了坦克国产化的准备工作。日本陆军省对能否自行生产坦克没有信心，但技术本部因为之前顺利研发了3吨级的牵引车，自信心膨胀，认为绝对有能力生产坦克。
1925年6月，坦克计划书全部完成后。仅用了11个月，日本大阪兵工厂就接到了试制合同，拿到了设计图纸。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是因为日本大量抄袭了法国“沙拉”2C型坦克的结构与布局。1927年初样车全部完成。该车全重18吨，采用V8水冷汽油发动机，功率140马力，安装一门57毫米短管加农炮，射程5.7公里。主要装甲厚度8-17毫米。以20年代日本的工业水平，能在1年9个月里生产出一辆全新的坦克，是相当不易的。其为此后日本坦克装甲车辆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同时期的中华民国，还在花费巨资大量进口外国坦克，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仍然忽视重工业体系建设。对于坦克这种玩意，花钱买就是了，里面油水大大滴。整个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只能在进口美国汽车的基础上，加装重机枪，改装成薄皮轮式装甲车。
其实以清朝晚期洋务运动给民国留下的工业基础，中华民国与日本的工业差距并不大，甚至日本工厂的大量熟练技工都是从中国招募去的。如果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中国后，能够下决定发展重工业，完善军工体系，完全有能力赶上日本。最低限度不会像后来那样，被日军薄皮坦克打得逃窜千里。对付日军这种薄皮坦克，不要说重机枪，连燃烧瓶都能搞定，可笑的是，在民国时期，连制造燃烧瓶的酒精，都是稀缺物资。废柴的中华民国，就此让中国工业化历史停滞了数十年。
中国第一辆国产坦克，是1958年12月，内蒙古包头一机制造的59式坦克，采用苏联T—54A坦克仿制而成。比日本制造第一辆国产坦克整整晚了31年。
这就是“造机器”和“买机器”产生的差距。当一个国家不重视发展工业时，它只会被其他工业化国家越甩越远，甚至成为刀下鱼肉。
北方车辆研究所火控六自由度实验台。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62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已经能够研制世界第一流的主战坦克。对付日本根本不在话下。
而逃到台湾62年的国民党，还在用着早已进入博物馆和沉入海底当鱼礁的美制M60、杂交M48系列古董坦克。甚至现在还在做梦购买美国退役的M1A1系列坦克。你们这帮杂碎，天生就是做走狗的命。
国民党逃到台湾去后，在国小学生洗脑教材上宣传的“太原五百完人”。
——台湾小学国语课本第八册第九课《太原五百完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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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
那时候，共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共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共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
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共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共匪侮辱他们的遗体。
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共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
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共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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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梁敦厚，即阎锡山的姨表侄。此人1948年任特警处处长期间，逮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等3300余人，秘密处死370余人。1949年2月阎锡山逃离太原后任山西省代主席。4月24日太原城破时，在山西省政府大楼，与属下淋汽油自杀。
1988年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曾对五百人的名单进行调查，结果认定“太原五百完人”自杀者最多不过百余人，且大多是太原绥靖公署特种宪警指挥处的成员，是害怕中共报复才集体自杀。
台湾解严之后，李敖等人对太原五百完人首先发难，称其为伪史。经历史学者考据，太原五百完人之中，还有日本人存在。这批日本人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的战俘，被阎锡山、蒋介石揽至麾下，参加国共内战。
1948年，上海警察用十轮装甲车来维持上海中央银行门前秩序。
1935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从美国进口了一定数量的GMC十轮卡车，将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改装，成为轮式十轮装甲车，这些装甲车外形不一，装备不同。大体外形类似二战前德军生产的一些装甲车。武器则有装37mm炮的、有装“马克沁”式重机枪的。这些战车在日本投降后，就参加了国共二次内战，在国共内战中大部损毁或被解放军缴获。在新中国49年的开国大典中也有它的身影。
国民党的这些装甲车，根本对付不了日军部队，主要用来维持“国内秩序”。
在镇压上海学生反美游行等地方都能看见它们的身影。
1949年3月，上海街头的国军10轮装甲车，可以看见装有两挺马克沁重机枪。
该型装甲车的具体资料，有待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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