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1日，紫石英号驱逐舰(F116)返回香港后受到在港英国人英雄般的欢迎。可以看到舰身上留下的累累弹痕。紫石英号1952年退役以后，1956年在英国拍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作为道具舰，但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终止拍摄，1957年拆解。
紫石英号(HMS Amethyst)护卫舰，1943年11月2日建成，排水量1475吨，主炮为3座双联装102毫米高平两用炮，舰员192名。该舰于1957年退役解体。
伴侣号(HMS Consort)驱逐舰，1946年建成，排水量2530吨，主炮为4座单管114毫米炮，舰员180名。该舰于1961年退役解体。
黑天鹅号(HMS Black Swan)护卫舰，1940年1月27日建成，排水量1300吨，主炮为3座双联102毫米防空炮，舰员180名。该舰于1956年退役解体。
伦敦号(HMS London)重巡洋舰，1929年1月31日建成，排水量9750吨，主炮为4座双联203毫米炮，4座双联102毫米炮，舰员685名。该舰于1950年退役解体。
1945年4月22日，紫石英号事件中，遭到炮击后停靠上海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伦敦”号重巡洋舰(HMS London)。舰身多次留下弹痕，事件中伦敦号15人阵亡，13人受伤。其凭借4座双联203毫米主炮，造成解放军伤亡252人。
就在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当天，中共军队与英国军舰发生交火，酿成“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20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护卫舰(HMS Amethyst)，准备由上海驶往南京，接应从南京撤运英国侨民和使馆人员的伴侣号驱逐舰(HMS Consort)。
4月20日拂晓，紫石英号驶入长江扬州三江营段，闯入解放军防区，遭到解放军开炮警告。其非但未停航，反而加速前行。部署在这里的炮兵3团6门火炮随即开火，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在历时数分钟炮战中，紫石英号舰桥被直接命中，正、副舰长均负重伤，前主炮被击毁，舰体被洞穿，船舵被卡死失去方向控制，紫石英号转向长江南岸，随后驶入一处浅滩搁浅。最后英国军舰挂起白旗，解放军随即停止炮击。紫石英号17人阵亡，20人重伤。
紫石英号遭到炮击并搁浅后，南京的伴侣号驱逐舰立即出发支援。13时30分，伴侣号到达三江营江面企图拖带紫石英号，遭到解放军炮兵炮击，伴侣号虽然摧毁了解放军的两门野炮，但自身也被多发炮弹命中，舰桥中弹，舰长负伤，两座前主炮被击毁，伴侣号向下游驶去企图脱离解放军炮兵的射程，但又进入解放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1团火力范围，遭到猛烈的炮击，伴侣号高速向下游疾驶，逃往江阴。伴侣号10人阵亡，12人受伤。解放军方面伤亡约40人。
4月20日当晚，英国海军由香港驶来的伦敦号重巡洋舰(HMS London)与驻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HMS Black Swan)与受伤的伴侣号驱逐舰汇合。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亚历山大·梅登中将，决定率伦敦号、黑天鹅号去接应紫石英号冲出解放军控制区。
4月21日晨，伦敦号与黑天鹅号由江阴向上游行驶，8时到七圩港江面抛锚停泊，并广播表明无意与解放军为敌。第10兵团司令叶飞与23军军长陶勇，决定将其警告驱离。英国军舰看到黄色信号弹示警后，准备起锚驶离。这时江边的炮兵6团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见英舰要跑，便下令开火，英舰随即开火还击。
由于解放军部署在江堤上的火炮阵地很隐蔽，对长江江面上的军舰可以进行直瞄射击，而英舰认为解放军炮兵阵地在江堤后面，所有炮弹都打到江堤后面，在江堤后准备渡江的步兵遭到重大伤亡，23军202团团长邓若波身亡。
伦敦号与黑天鹅号冲过炮兵6团阵地，进入炮兵1团负责封锁江面的四门榴弹炮的火力范围，伦敦号在炮战中多处中弹，舰桥被击中，舰长负伤。英舰放弃援救紫石英号的企图掉头返航。4月21日14时，英舰返回经过炮兵6团阵地，双发再次发生激烈的炮战。伦敦号与黑天鹅号脱离解放军炮兵火力范围后，汇合伴侣号返回上海。伦敦号15人阵亡，13人受伤;黑天鹅号7人受伤。解放军方面伤亡252人。在紫石英号事件中，这次炮战是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
1945年4月22日，紫石英号事件中，遭到炮击后停靠上海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伦敦”号重巡洋舰(HMS London)。舰身多次留下弹痕，事件中伦敦号15人阵亡，13人受伤。其凭借4座双联203毫米主炮，造成解放军伤亡252人。照片为“伦敦”号舰员在转运阵亡者遗体。
紫石英号事件的消息传回英国，英国国内一片哗然，首相艾德礼声称：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英国军舰有合法在长江中行驶执行和平使命的权力。前首相丘吉尔则宣称要求派航空母舰到远东“实行武力报复”。也有议员事后批评说：如果一艘亲纳粹国家的军舰在诺曼底登陆日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打得粉碎吗……。在英国远东舰队用军事手段救援紫石英号的努力失败以后，英国政府随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此时英国方面派遣驻南京使馆武官克仁斯少校(John S.Kerans)接任紫石英号舰长。4月26日，英国与中共展开了接触以及非正式的对话。解放军方面批准紫石英号舰员可与当地居民交换食品。
5月24日双方开始谈判，中共方面要求英方对未经解放军许可闯入解放军防区的行为认错并赔偿损失，英方认为并无过错，谈判多次不欢而散。6月鉴于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中共方面不希望在这种谈判中长期僵持，做出了适当的让步，6月20日中共方面建议英方承认未经许可闯入战区的错误，中方可将认定责任与紫石英号放行分开处理。虽然双方磋商有了实质性进展，但英国方面则坚持不认错。至7月11日谈判陷入僵持。
1945年8月11日，紫石英号驱逐舰(F116)返回香港后受到在港英国人英雄般的欢迎。
7月30日一场台风登陆过后，英国人决定利用江水上涨的机会突围。当日21时，镇江开往上海的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紫石英号时，克仁斯命令砍断锚链起航，实施灯火管制，尾随江陵解放号，利用客轮掩护紫石英号突围。共军发现后，随即开炮拦截。紫石英号为逃避打击，躲在客轮左舷并排行驶，被当作盾牌的江陵解放号中弹起火下沉。至7月31日凌晨，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与接应的英国皇家海军和谐号驱逐舰汇合。 8月11日，该舰抵达香港，受到隆重迎接。
紫石英号事件——宣告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在中国的舰炮政策就此终结，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入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结束。日不落帝国在二战后，已经全面衰败。 1950年1月5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在西方国家中是第一个。 —— 一个时代终结了，一个时代开始了。为了这天，中国人等了100年。
补一张更老的照片，与紫石英号事件做对比。
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随军摄影记者费利斯·比托(Felice A. Beato)拍摄天津大沽口炮台，被英法联军攻陷的景象。清军在奋战后溃败，守台将士全部殉国，僧格林沁率剩余清军撤退到天津。8月23日清朝派钦差大臣桂良、恒祺与联军代表额尔金在天津议和失败，24日联军占领天津，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10月6日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圆明园，7-9日纵火三天，烧毁圆明园。10月24日清廷与英国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赔银800万两。10月24日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北京条约》，许以特权，赔银800万两。11月14日，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
1949年4月，宵禁使上海百老汇大楼(外白渡桥旁)前门可罗雀。该大楼其时为美国军事援华的总部。
百老汇大厦位于外白渡桥旁，建于1934年，由弗雷泽设计，高77米，是当时上海第二高建筑。1937年8月17日中午11点，日军如狼似虎地进入了百老汇大厦，命令非日本居民全部撤出，随后在大厦顶部升起了日本国旗，炫耀着日本武力。1938年4月，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经过上海，特意在百老汇大厦前作了停留，目睹着其时上海第二高的大厦顶部，飘扬的日本国旗，他的神色有着相当的得意。当然，他没有看到帝国军旗灰飞烟灭的一幕。
1945年秋季，国民党政府重新接管了上海。工部局将百老汇大厦的部分租给了外国记者，其中大厦靠近顶层的四个楼面做了“外国记者俱乐部”。对此，美国记者约翰·罗宾逊称之为“亚洲最好的记者俱乐部”。他们是“从头到脚都被仆人伺候着”。此后，大楼一楼至五楼，由美军在华军事援助团的400名美军官兵入住其中。
1949年4月30日，当陈毅的部队已经由多个方向攻入上海后，汤恩伯的残余部队还占领着苏州河沿岸的制高点，其中百老汇大厦中便有千余名国民党军人。他们埋伏在大厦各层，妄图作着最后抵抗。当时，约有200多个外国人被困楼内，美国人彼得·唐森德回忆道：“当你把头刚刚伸出阳台栏杆的时候，一颗子弹便从你的头上呼啸而过，这让你以最快的速度缩回脑袋，赶紧将双手抱膝，乖乖地缩成了一团。”唐森德还回忆道：百老汇大厦里不断有国民党军人上吊自杀。
1949年5月28日，当百老汇大厦被陈毅的部队占领后的第二天，上海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1951年，上海市市长陈毅将百老汇大厦更名为“上海大厦”，他同时入住了其中的1119房，可以俯瞰黄浦江从脚下流过。
1949年4月，上海北站，开往杭州列车上的逃难人群。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应该是拍摄于西湖边上。
1949年5月10日，新疆省银行发行的六十亿元面值新币，折合1万元金圆券，按照市场行情，在上海仅能买到77粒米。在5月10至29日，这种60亿元面值的钞票，共出库14次，发行了480万张，总面值高达28800万亿元。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唯一在一枚纸币上并列两种不同的货币单位和金额的纸币。
这种当年如同厕纸的钞票，现在在收藏市场还挺值钱，全新品相的并不多见。一张能卖到2万元人民币左右。
1949年5月，上海，遭受战火破坏的虹桥地区。——宁为太平狗，莫做乱世人。
1949年5月初，上海外滩东侧，英国领事馆前的绿地，背景建筑为百老汇大厦。几十万共军兵临城下， 一帮外国人在打完网球后休息。
1949年5月上旬，上海，共产党嫌疑犯及经济犯，在公审后从福州路警察局示众游街到刑场执行枪决。
1949年5月上旬，共产党嫌疑犯及经济犯在公审后从上海福州路警察局示众游行到刑场执行枪决。
1949年5月上旬，上海闸北公园，共产党嫌疑犯被卡车押到刑场的那一刻。这张照片展示了他脸上的表情：不屈，从容，甚至可以“慷慨”形容。
1949年5月上旬，上海闸北公园，国民党军警用美国柯尔特(Colt)自动手枪，将其枪杀。
——这是国民党政权最后的疯狂。
1949年5月上旬，上海闸北公园，国民党军警用冲锋枪枪毙第二个嫌犯。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又用同样的方式，以“共产党嫌疑”为名，在台湾枪杀了一批台湾人。
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胡适(叶公超代)，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傀生，政务委员吴铁城、徐永昌、陈立夫、万鸿图、王师曾。图为当时立法院选举投票的场景。
二十多年前，国民党在苏联人扶持下，从一个广东地方党派，通过战争席卷全中国，并成为中国政权的代表。二十多年后，国民党又回到了广州，不过这次是从南京逃回来的，而且还要如同丧家之犬一样，逃到重庆、成都、直至台湾。
1949年6月15-19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沈君儒、李济深等新政协筹委会全体委员合影。
会议一致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举出筹备会常务委员21人，常委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在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
1949年5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接管海关管理权。这是被接管的上海海关大楼401室。1927年12月19日，英国籍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在搬进这间办公室时，洋洋得意地用戒指上的钻石，在窗户玻璃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F.W.MASE)。这成了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近百年历史的最为形象的见证。这间办公室现在是上海海关关长办公室。
海关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大门，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然而自1854年上海建立江海关起，至1949年的九十五年时间里，中国海关一直都被英、美、法、日等列强所控制。海关作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长期被外国人控制。使得中国的国家主权、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工商业发展，都被列强所操控。
清朝康熙年间(1685年)废除海禁政策之后，清政府分别于广州、漳州、宁波、江南(上海)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沿海4关的设立，在中国海关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海关”命名的沿海边境对外贸易管理机关。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控制江南地区，上海的江海关名存实亡。清政府被迫同意由洋人插手海关事务。
1859年，年仅27岁的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其父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成为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负责募用外国人在中国各口岸任税务司，由此中国海关管理权全部为外国人控制。甚至连鸦片都以“洋药”为名列入税单。
1861年，年仅26岁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接替李泰国，出任清政府代理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11月正式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由此至1908年离开中国，掌管中国海关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1910年，在辛亥革命爆发后15天，英国人安格联(F.A.Aglen)奉旨成为中国第三任海关总税务司。由于清政府以海关关税做抵押，向欧美列强借贷巨额战争赔款。海关实际成为还债机构，总税务司成为各债权国在华的代理人。中华民国成立后，安格联依然把持海关大权，直至1927年，掌管中国海关长达17年。
1927年7月，英国人梅乐和(F.W.Maze)，出任中国第四任海关总税务司。其是赫德的外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梅乐和遭日本人拘押，至1943年3月获释后去重庆，复任总税务司，同年5月退休返回英国。其掌管中国海关长达16年。
在1941年12月梅乐和被日本人拘押，至1943年3月释放的这段期间。英国人周骊代行重庆海关总税务司职务，掌管内地未遭日军占领的14个海关。这时列强在华的斗争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英国势力迅速衰退，美国迅速膨胀。于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第一次由原粤海关美国籍税务司李度(Lester Knox Little)继任。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1日，李度回到上海，接管了日本管辖下的江海关总税务司署。此后重庆和上海总税务司署合而为一。但是李度的时代，是国民党政府经济总崩溃的时代，海关的日子也不好过。
1949年5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在外滩海关大楼召开接管大会，正式接管上海海关管理权，标志着中国正式收回“国门钥匙”。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被中国共产党明令废止。其职权由国外贸易管理局代管。1953年1月正式设立上海海关。
而原中华民国海关总税务司，在1949年4月迁往台湾。直到1950年，逃到台湾的美国籍总税务司李度退休，这一职务才由中国人担任。到1991年，台湾“伪中华民国”将海关总税务司署改制为“伪关税总局”。2011年3月，由于日本311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影响，美国政府将侨民和外交人员撤往台湾，直接将台湾“伪海关”甩到一边，由美方人员主导快速通关，查验身份和行李。这种奇耻大辱，“伪中华民国”也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咽。
1949年7月6日，上海几十万群众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
自从1949年5月27日接管上海后，陈毅领导的上海市军管会，就面临着从占领上海，到管理上海这个百万人口大城市的挑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自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失败后，金圆券狂泻不止，几乎等同厕纸。1949年初，国民党将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洗劫一空，全部偷运到台湾，使得物价迅速崩盘。到1949年夏季，上海一只大饼已涨到3万元，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为了扭转金融失控局面。中共华东局一入上海，便决定以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圆券，市民纷纷争换人民币。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钞票贬值之苦，一拿到人民币又去调换银元，换大米，银元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就涨到1400元。如此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就会立不住脚。
陈毅深知局势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几省都会受影响。陈毅与华东局财委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银元，以使人民币兑换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陈毅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资力雄厚，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继续涨到1800元。陈毅决定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6月10日上午10时，两营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八层高的证券大楼，向正在楼内进行投机交易和其他活动的2000多人宣布了命令：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讯问搜查。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在“厚生证券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光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25部，夹墙里还搜出几十块黄金。大楼里的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许多正当商人经盘查后先后释放，最后只将250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这期间，大楼外观者如堵，市民莫不拍手称快曰：“大亨鼠坍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
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大头”从2000元猛泻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可以想见提着米袋，拎着油瓶的市民们见此情景会何等喜悦。
“银元之战”，只是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6月23日，国民党派出军舰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这样一来，上海急需进口的柴油、汽油、棉花、橡胶等工业原料陷入困境。上海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陈毅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反封锁任务。第一、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渡过困难。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贷原料。上海永安纱厂总经理郭棣活有300多万斤棉花及1万纱锭的瑞士纺机搁在国外出产地运不来。陈毅专门关照银行、铁路给予协助。专门派出火车去香港拉回原棉和纺机。上海私营工商业真正感受到国家的扶持。
第二，开展整编节约运动，大力减少开支。在国民党特务伺机刺杀他的紧张情况下，陈毅坚决将自己的警卫人员从16名减为6名，并带头吃大灶。7月份上海解放军省下20万石军粮，支持上海反封锁斗争。
第三，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性，节约原料，试用代用品。上海电厂烧油，每月要“吃”3万吨。上海市委支持工人进行技术改造，将燃料改为煤炭。上海耗用汽油最多的公交公司，也研究改用煤气动力牵引汽车。
第四，妥善处理经济萎缩造成的10万失业工人。由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同时号召在业工人捐献每月工资的1%用做救济。
反封锁斗争的结果，纺织业7月中旬只有4成开工，到11月达9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工20%，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来了大批定货，增到60%。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走上了复苏。
7月6日，上海几十万军民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陈毅军服整齐登台检阅。由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组成的3个美式榴弹炮团，一个日械摩托化兵团，一个美械摩托化兵团，以威武雄壮的列队，隆隆开进，举行庆祝解放的“入城仪式”。
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一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态度蛮横地抗拒交通警干涉，引起群众公愤。陈毅果断下令道：“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这位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被拘留，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一份“道歉书”。消息公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要在以前，美国吉普车轧死中国人，就跟轧死条狗似的。现在连美国副总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看来中国真的变天了。
1949年7月7日，北平各界群众二十余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当毛泽东、朱德冒雨到达会场时，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带领大家高呼：“中国人民万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在各界代表讲话后，又带领全场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8月8日，停泊在广州港的美国圣保罗号(USS Saint Paul，CA-73)重巡洋舰。该舰为巴尔的摩级，1943年2月下水，1945年2月服役，在上海黄浦江出现过，1971年退役，标准排水量14500吨，主炮为3座三联装203毫米炮，副炮为6座双联装127毫米炮。舰员1700人。
这种万吨巨舰，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大杀器。
1949年8月8日，停泊在广州的英国光辉级航母。
1949年8月8日，广州街头，从中国北方败退而来的国民党军队。Jack Birns拍摄
1949年8月8日，广州的苏联驻华大使馆。随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一起逃到广州。Jack Birns拍摄。
1949年3月，中共百万大军逼近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仓惶撤至广州。同时照会外国使馆也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支持国民党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跟国民党到广州，只是派遣少量工作人员到了广州。反而是被西方国家和国民党，一向视为是中国共产党后台的苏联，却遵照国民党政府的建议，指示其驻华大使罗申将大使馆随同国民政府一道迁往广州。
苏联驻华使馆到达广州后，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官员保持着类似以往的外交接触。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最希望苏联大使馆能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积极推动国共之间和谈，以推迟其失败的步伐：而对于苏联政府来说，将苏联大使馆迁往广州，无非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即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保持联系以及继续与国民政府就新疆地区的经济贸易进行谈判，以期获取在新疆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双方如意算盘都没能得逞。面对国民政府的协调请求，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这样回答：“中国国内冲突的和平谈判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应当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是最好的。苏联人民从自己的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尽管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正处于逃亡和大撤退时期，因此使馆在广州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也极其有限。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后，罗申低调地由广州返回莫斯科，以至于在广州的国民党媒体对此也未做相关报道。
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一切事务均由公使瓦西科夫负责。l949年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国民党政府将在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这令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感到恐慌。为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瓦西科夫求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卜道明回答说：“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
6月11日，即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瓦西科夫做了如下通报：“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门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仍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布撤至重庆只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对广州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进行。”
经请示莫斯科，瓦西科夫决定带领一部分人员随广州政府西迁，但由于重庆方案未得到落实。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再离开广州。苏联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期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支持中共的做法一直不悦，但彼此心照不宣，也未提出过正式的反对意见。但在刘少奇使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政府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的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还是令国民党政府感到愤怒。
8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并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议。叶公超指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本着维护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立场，并最后请瓦西科夫尽快将照会内容转告苏联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立即将照会的内容和部长的口头声明转告莫斯科。但苏联方面明知理亏，遂采取回避问题的办法处理此事，对上述照会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l949年10月2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直至1949年10月30日，苏联使馆人员才从广州经天津塘沽港，抵达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
1949年8月8日，俯瞰广州珠江。两个月后，这片亚洲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改变了数亿中国人的命运。
1949年9月2日，南京，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为国家所有，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基础。图为南京市军管会没收官僚资本及敌伪战犯财产物资的布告。
1949年9月6日自11月29日，重庆军统对关押在歌乐山的政治犯分批进行屠杀，共计321人，其中285人确定为烈士，另有31名为叛徒。9月6日夜，杨虎城将军及儿女等人遭屠杀，10月28日陈然等10人遭枪杀，11月4日江姐等30人遭枪杀，11月27日集体屠杀207人，11月29日枪杀32人后，国民党特务仓皇逃离。1949年12月1日解放军冲入歌乐山，只见到烈士尸体。
渣滓洞在歌乐山下，原为煤矿，1939年军统逼死矿主，强占改为政治犯监狱。白公馆距渣滓洞2.5公里，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后改为政治犯监狱。
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阳光，却没能活着走出国民党的牢房。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662人。图为会场外景。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会议还选出了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左三)，副主席朱德(左二)、刘少奇(左一)、宋庆龄(左四)、李济琛(左五)、张澜(左六)、高岗(右一)，在大会主席台上。随后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经周恩来审批，新政协会议筹委会批准的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8月中旬，北平饭店413房间被辟成临时选阅室，陈列着3012幅应征的国旗图案，供与会的政协委员进行初评。委员们一致看好三幅红底黄色的图案——第一幅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一条黄色的横杠;第二幅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下面两条横杠;第三幅是上面一颗大星，下面三条横杠。五星红旗图案在第一轮的筛选中就被淘汰了。
为慎重起见，评选小组将上述三幅图案和其他几十幅图案汇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大家再一次讨论。编印资料时，田汉问：“怎么没把那幅五颗星的图案收进去?”他从被淘汰的一堆设计图案的最底下翻出了那幅图案：“这个设计简洁大方，而且寓意也深，你们认为呢?” 看得出，大家并不太喜欢这幅图案。短暂的沉默后终于有人吞舌吐吐地说：“许多人觉得这幅图案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在3012幅应证稿件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设计图不是模仿苏联国旗就是模仿美国国旗，有的甚至是模仿欧洲一些小国家的国旗。所以在第一眼看到五星红旗时，大家就把它放在了一边。
最初的五星红旗中的大星带有镰刀和斧头，田汉建议可以将镰刀和斧头去掉，以编号为32号参加评审。几天后，收集了38幅图案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和代表们的手里。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对国旗的看法：“你不是说过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吗，在国旗上画一道杠，有把国土一分为二的嫌疑!再讲，用一条杠子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与此同时，田汉把五星红旗的图案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把眼光定格在了大星中的镰刀斧头上，微微皱起了眉头。田汉马上说：“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我认为可以拿掉，这并不妨碍整体的效果，反而更简洁了。”这一观点得到各委员认可。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9月28日，国旗图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9月29日，市民争相订购国旗，旗帜加工厂的工人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国旗的制作中。10月1日，家家户户门前的五星红旗与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
1950年的9月27日，上海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的曾联松(1917年生，浙江瑞安人)被正式告知，他就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并邀请其参加北京国庆观礼活动。11月1日，从北京参加观礼回来的曾联松收到一封标有“1137号文件”的公函。其中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对其设计国旗表示感谢，赠送一本全国政协纪念画册，及人民币500万元。当年的500万元相当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
1949年6月政协筹备会议后，周恩来就委托陈叔通邀请治印名家为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和下属机构治印。京城篆刻大师张樾丞，拟定了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10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审批选中了宋体印文。10月31日，这方铜印镌刻完成，11月1日正式启用。印面方形，方9厘米，厚2.5厘米，圆柄长10.9厘米。在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前，这方国印是行使中央政府权力的凭证。1959年5月拨交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
台版上经常有一群无知的台湾人，经常说是毛泽东把“中华民国”这个烂招牌，换成了金光闪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新中国的国名是怎么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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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在致词的最后，毛泽东连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之一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共中央、毛泽东一般习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在全国政协筹备会议讨论国家名称的时候，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政协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经8月17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为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
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对组织法草案的总纲作了几点说明，第一点就是关于国家名称的问题。董必武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作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这个意见，为政协全体会议所接受。
向政协大会提交的几个文件中，原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均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获得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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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1889年生，陕西大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73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约请程潜、陈明仁和张元济等人同游天坛。前排右二李明扬、右三程潜、右五张元济、右六陈明仁;后排右三李明灏、右四程星龄。
程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1882年生，湖南醴陵人，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后任湖南省省长，1968年病逝北京，终年86岁，入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明仁，国民党陆军中将，1903年生，湖南醴陵人，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病逝北京，终年71岁，入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1867年生，浙江海盐人，1949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病逝上海，终年92岁。
李明扬，国民党陆军中将，1891年生，安徽萧县人，参加过台儿庄战役，1949年在徐州起义，1978年在北京逝世，粟裕为其主持追悼会。
李明灏，国民党陆军中将，1897年生，湖南醴陵人，1949年促成程潜起义，1980年逝世。
程星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秘书，程潜的表弟，1900年生，湖南醴陵人，1987年逝世。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告解放。图为进军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同新疆民族军胜利会师。新疆民族军起源于1944年的新疆“三区革命”武装力量，有1.3万人。1950年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其后，各路大军向华南、西南、西北迅猛挺进。在西北战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攻西安，克兰州，占西宁，据银川，进军河西走廊，兵临玉门，10万大军直叩新疆大门。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异想天开，打电报给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叫他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之外，把其余的部队全部调进关内;同时，马步芳也多次打电报给其侄子骑5师师长马呈祥，要把其部队调回青海;宋希濂也趁机要把军长训练班的全部人员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陶峙岳想请示兰州张治中谋求对策，可这时，张治中已离开西北，投身到了北平中共方面。张提前到达彼岸，留下孤军无援的陶峙岳。
当时新疆驻军有国军第78、42、骑1师三个整编师，下辖178、179、231等10个整编旅，总兵力约10万余。陶峙岳很清楚，这些部队分属不同派别，师、旅长各受其主之命，并非总部和总司令所能完全指挥。陶峙岳洞悉李宗仁之谋划，反对部队入关打内战，便亲拟一个十万大军千里戈壁行军、耗费庞大的缓兵之计，报南京政府，拖延时日。
1949年9月15日，一位中共秘密使者悄然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住进了包尔汉的寓所。他，就是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他将张治中的电报，转交给国民党驻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省长包尔汉。邓力群向陶峙岳等详细阐述了中共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和政策，希望其配合。然而此时被国民党保密局新疆站察觉，企图暗杀破坏。
深思熟虑后，陶峙岳召开第一次师、旅长会议，会上透露的和平起义消息，遭到78师师长叶成、骑1师师长马呈祥和179旅旅长罗恕人的反对，这些都是顽固反共份子。驻新疆的部队中，有半数操纵在这几个人之手。为了打通叶、马、罗的思想，陶峙岳天天接他们来公馆恳谈，并坦然相告：国民党大势已去，新疆只有走和平道路，别无选择。诸位留下来双手欢迎;出走也热情欢送。三人自知无法扭转乾坤，弄不好还会丢了性命，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找陶峙岳谈判：愿意交出部队，办清手续，个人离开，从南疆去印度。
9月21日，彭德怀指挥一野两兵团会师于甘肃张掖。10万雄师集结于酒泉、安西一线，直扣新疆大门。9月25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联名向毛泽东发去了和平解放电报。
自此，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国土的新疆(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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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峙岳，国民党陆军中将，1892年生，湖南宁乡人，1949年在新疆起义，开始屯垦戍边，组建新疆建设兵团，任司令员。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以90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病逝长沙，终年97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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