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9月，兰州机器织呢局，左宗棠筹办，进口全套德国设备，花费白银20万两，中国第一家近代毛织厂。照片为兰州织呢局车间内景。
1880年9月，兰州机器织呢局，左宗棠筹办，进口全套德国设备，花费白银20万两，中国第一家近代毛织厂，有蒸汽机2台，织机20台，粗纺锭1000枚，1883年因锅炉爆炸夭折。1908年恢复生产，改名为“甘肃织造局”，经营仍无起色，败于民国时期，仅剩2台顺毛机。新中国成立后投资重建，改称兰州第二毛纺厂。
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筹办，批准独家专营10年，1889年底开工，获利丰厚。照片为上海机器织布局大门。
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筹办，批准独家专营10年，1889年底开工，获利丰厚，1893年10月毁于火灾，损失150万两。同年11月，李鸿章派盛宣怀恢复生产，募集白银100万两于旧址重建。改名为华盛机器织布总厂，规模扩大，织布机达到750台，纺锭6.46万枚，资本80万两。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员工数千人。其后由于经营失当，华盛厂连年亏损。盛宣怀通过出售、转租等方式，逐步将华盛纺织总厂据为私有。1931年该厂被转卖给汇丰银行，后几经转手，工厂停产。地皮卖给美国大来运输公司，设备卖给申新纺织公司(荣氏家族企业)，申新将机器运至澳门路建厂，称申新九厂。1956年公私合营后，更名为上海国棉二十二厂，毛泽东主席曾至该厂视察。
1956年1月10日下午4时40分，毛泽东乘车直驶车间门口，看到荣毅仁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么?今天我来了。”荣毅仁连声说：“欢迎，欢迎!”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老板换了。”随后，毛泽东关心地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2009年在该厂原址设立上海纺织博物馆。
张之洞在武汉三镇创建的企业
1888年，湖北织布局，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筹设官办织布局，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6万两，共筹集资本40万两，从英国购置机器。1889年10月张调任湖广总督，机器等设备运到武昌，1892年织布局建成开工生产。有布机1000张，纱锭3万枚，雇用工人约2500名，每日出纱100担，获利丰厚。1894至1898年间，续设纺纱、缫丝、制麻三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有资产386万两。其后由于洋纱低价倾销，产品积压严重，经营陷入困境。1902年租给粤商应昌公司经营，年租金十万两。1911至1938年间，又先后由大维、楚兴、楚安、开明、福源和民生等公司承租经营。
1891年8月，轰鸣的机器声中，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也是亚洲第一座近代化钢铁厂——汉阳铁厂动工兴建。比日本八幡钢厂早7年建成。
1889年，湖北汉阳铁厂，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办，花费白银500万两，1893年9月投产，为中国近代第一座钢铁厂，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至辛亥革命前，有炼铁炉3座，炼钢平炉6座(容积30吨)，约年产生铁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余吨 。在一次大战期间经营状况较好，一战结束后钢铁价格大跌，汉阳铁厂由此衰败，被废弃了12年。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才将汉阳铁厂设备西迁重庆，建设兵工署第29工厂(即现在的重庆钢铁集团)。
1951年，武汉市政府在汉阳铁厂原址建设汉阳国棉一厂，1952年在原汉阳火药厂遗址上建成汉阳轧钢厂，1958年建成汉阳钢厂，后来两家合并为汉阳钢厂。目前该厂为世界第四大钢铁集团——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年产钢坯20万吨，无缝钢管12万吨，主要用于大庆、胜利油田，并出口欧美。
1893年，张之洞在湖北大冶创办大冶铁矿厂。图为铁矿厂一角
1890年，大冶铁矿，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办，1893年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座机械开采铁矿。雇工1000人，日产铁砂200吨，附设铁路31公里，车站4座，及机车修理厂，江岸卸矿码头。并有7艘拖轮组成的船队，将矿石从大冶运至汉阳晴川阁码头。1896年汉阳铁厂出现困境，张之洞无法筹集资金，只得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交由盛宣怀承办，改官办企业为官督商办。1904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问题，将大冶铁矿做抵押，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万日元，日本便逐步控制大冶铁矿。1908年，汉冶厂矿完成了改造、扩建任务，又开办了江西萍乡煤矿。1911年产煤111.5万吨，大冶铁矿产铁矿石35.95万吨。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钢铁联合企业。盛宣怀于是奏准清廷，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成立汉冶萍煤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企业为完全商办公司。一战结束后，世界钢铁价格猛跌，汉阳铁厂及大冶铁厂相继停产。到1925年后，汉冶萍公司只剩大冶铁矿一家生产铁矿石偿还日本债务(1927年江西省政府接管了萍乡煤矿)，矿山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完全沦为日本八幡制铁所的原料基地。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大冶后，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在大冶成立“日铁大冶矿业所”，直接掠夺大冶铁矿的铁矿石。从1890年大冶铁矿建矿至1945年抗战胜利，大冶铁矿共开采铁矿石2100多万吨，日本竟掠夺去1500多万吨，占总产量的72%。日本的八幡制铁所不仅是用甲午战争中国赔款的白银兴建，而且是用大冶铁矿的优质铁矿石喂肥的。
新中国建国后，大冶铁矿通过重建，成为武汉钢铁厂的主要原料基地，全国十大铁矿生产基地之一。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临大冶铁矿视察，到70年代初，矿山形成年产原矿440万吨，年选矿430万的综合生产能力，可直接和间接回收铁、铜、硫、钴、黄金、白银等金属和非金属矿物。从1958—2003年，累计采出原矿11261.23万吨，生产铁精矿 7220.64万吨，矿山铜338927吨，钴硫精矿200.88万吨，附产黄金13874.435公斤，白银195.374公斤。
189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办建成汉阳兵工厂。
1890年，汉阳兵工厂，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办，1894年建成，虽然创建时间晚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军工企业，但由于不惜巨资从德国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连珠毛瑟枪和克虏伯山炮等成套设备，因此，成为晚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1894年6月不慎引发火灾，厂房设备全毁。至1895年冬，花费白银200万两重建。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年产1300枝，月产枪弹13万发。1900年，慈禧出京西逃，张之洞拨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毛瑟步枪3000枝，无烟子弹50万发，洋制黑药子弹50万发，运往陕西募勇勤王。1904年9月26日，张之洞奏请将湖北枪炮厂改名湖北兵工厂。可日产步枪50枝。子弹12000颗。1908年，又改名汉阳兵工厂，有员工3000人，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兵工厂。到1908年，累计制造步枪11万支，枪弹4000万发，各种炮860余尊，炮弹69万枚，以及轻重机枪、手榴弹、地雷等兵器，被誉为“东方克虏伯”。
1911年辛亥革命，该厂被湖北新军占领，赶制枪械。1917年因上海停造步枪，所有造枪机械都运至汉阳厂。同年，设立陆军部汉阳兵工专门学校。1926年北伐军攻陷汉阳，该厂被国民党接管。1931年该厂遭洪水淹没，员工2万余人成灾民，洪水退后发生罢工。其后裁减员工数量。1933年产步枪5800枝，马克沁重机枪576挺，月产枪弹330万发。抗战爆发后，1938年6月该厂奉命迁湖南辰溪，改称兵工署第1工厂，后又奉命迁至重庆鹅公岩。枪厂迁重庆并入兵工署21工厂(原金陵兵工厂)。抗战胜利后，该厂于1946年3月裁撤，人员遣散，设备并入21厂和50厂。兵工署第1厂后为重庆建设机床厂，现为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员工1.7万人，年产摩托车120万辆。汉阳兵工厂原址于1958年迁入汉阳机器厂，1965年5月改称汉阳汽车制配厂(解放军3303厂)，有职工3000余人，生产军用特种载重汽车，如弹道导弹拖车。
台湾有汉阳兵工厂两个分支：一是台湾中正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来自汉阳兵工学校，二是汉阳兵工厂一部分与兵工署第44工厂合并迁至台北三张犁，改称联勤206厂，1980年迁往台北县三峡镇二阄山，是台湾唯一的导弹火箭生产基地。
1897年12月，奉天机器局，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满族镶黄旗)筹办，1898年开工，从德国进口铸币机器和锅炉，主要制造银元。1902年，奉天机器局与造币厂分开，设立奉天制造银元总局，制造正规龙洋。1919年，张作霖将该厂合并到奉天军械厂，1922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大败张作霖的奉军，退回关外的张作霖认为是奉军武器性能不佳才导致失败，于是将奉天军械厂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由丹麦文德(Winther)公司承建铸枪、炮弹、大炮等三厂，厂方还聘请德国、日本技工进厂指导。1926年至1928年，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到1928年，东三省兵工厂已拥有近8000部机器，员工达1.7万人，厂区达2.5平方公里，堪称当时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兵工厂。1929年时，兵工署资料称为辽宁兵工厂，日出13式79步枪130枝，枪弹41万发，全年出17式轻机枪300梃，13式重机枪50梃。1928年6月张作霖死于皇姑屯事件，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并宣布东北易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后，改东三省兵工厂为关东军野战兵器厂。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10月由伪满州国政府(50%)、日本大仓财阀(25%)、三井物产(25%)投资，改为奉天造兵所株式会社，由陆军中将黑崎岩次郎任社长。1937年伪满洲政府投资二千万元，扩充为八课及六个制造所。全厂机器已逾万部。由三村友茂任理事长。增建高射炮厂，最盛时期有职员1200余人，工人30000余人。 1944年12月7日及21日，美军两度空袭兵工厂，生产大受影响，步枪产量降至每月1000枝，轻机枪产量降至每月60挺，着手疏散。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占领该厂后拆运重要机器2400台，并将孤家子无烟药厂炸毁。1946年3月18日，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接收该厂，改组为兵工署第90厂。可年产步枪2.4万枝，冲锋枪6000枝，轻机枪1500挺，枪弹4000万发。
1948年11月2日解放军完全占领沈阳。12月2日军工部报告接收沈阳兵工厂，接收可用母机2357部，可用专门机器932部，可用杂机677部。已报到人员11389名。原生产能力每月步枪1000枝，改造步枪2000枝，美式冲锋枪500枝，79轻机枪100枝。该厂旧址现为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原来的奉天银元局，即现在的沈阳造币厂。
1920年1月，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发行的5元纸币。
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筹办，中国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资本500万两，主要股东包括李鸿章、招商局、电报局、北洋大臣王文韶、南洋巨富张振勋等。通商银行成立之初，清廷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分行遍及全国各大行省，业务极一时之盛。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后，北京分行遭焚毁，业务渐告不振。1919年，盛宣怀干儿子傅筱庵(大汉奸)控制通商银行，到处巴结权贵，谋取私利，1931年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5年被孔祥熙、宋子文、杜月笙联手撵下台。中国通商银行被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官商总股额为400万元，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通商银行迁往重庆。1938年10月傅筱庵叛国投敌，担任伪上海市市长。1940年10月在家中被厨师劈头而死。此事背后为杜月笙策划。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接收资产，将上海分行及各支行恢复营业。但是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经济崩溃，该行也陷入困境，只剩下一个空架子。1949年被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与上海其他59家私人钱庄、银行合并为公私合营银行，总部位于北京，下设14个分行，归中国人民银行管辖，1955年撤并入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原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即现在的上海外滩6号。
1898年，太原机器局，山西巡抚胡聘之筹办，1899年开工，现位于北方风雷工业集团厂区内。
1898年，太原机器局，山西巡抚胡聘之筹办，1899年开工，以修理枪械为主。1914年阎锡山统治时期，易名为山西陆军修械所。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遂放手大胆扩充军备。1917年扩充为5个厂，并制造铜元。1920年3月，阎锡山下令将修械所和铜元局合并，改称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以后曾多次变更厂名，先后称太原兵工厂、太原机械所壬申制造厂。其中太原兵工厂时期规模宏大，设17个分厂，有机器3800部，职工1.5万人，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之一。月产迫击炮100门，步枪3000枝，机枪15挺，冲锋枪900枝，炮弹1.5万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420万发。阎锡山依靠这些武器装备，使晋军发展到30万人的兵力，并有余力向其他军阀出售武器。1930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获胜告终，阎锡山退避大连，蒋介石责成张学良节制晋、绥两省军政，太原兵工厂和火药厂于1931年4月合并为太原修械所。原有的1.5万名职工裁减为1800名，只作一些军械修配和民品生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阎锡山握手言和。阎锡山由蒋介石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文武大权。太原修械所再次一分为二，将太原兵工厂部分改为壬申(是年为壬申年)制造厂，原火药厂部分改为壬申化学厂。两厂职工恢复到5000人。另将太原育才机器厂和太原育才炼钢厂合并为太原育才炼钢机器厂。为避免蒋介石起疑，将炮厂与水压机厂合称壬申第一厂，炮弹和炸弹两厂合称壬申第二厂，步枪厂改称壬申第三厂，枪弹厂改称壬申第四厂，机关枪厂与熔炼等四厂合称壬申第五厂，冲锋枪厂改称壬申第六厂。总称为壬申制造厂的组织与原兵工厂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只是加大了民用产品的生产。
1934年9月，阎锡山为防止蒋介石南京政权“收归国有”的企图，将这些工厂改组为“民办”企业。组建西北实业公司管辖，设置了西北机床厂、西北铸造厂、西北制造厂、西北水压机厂等数家大厂，占地面积约60万平方米，厂房2000余间，职工7000余人。1937年日军进犯山西，阎锡山想把工厂设备抢运到后方川陕等地，但直到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前，只运走小型机床1000余部和动力电机200余部，仅占西北制造厂18个分厂全部财产的2%，其余设备悉数落入敌手。日军将其中较好的设备4000余部，和西北炼钢厂炼焦部提炼汽油的设备，及设在左云县的育才炼油厂设备拆卸装箱，运往日本的东京、大阪和伪满的沈阳、大连。利用这些设备组织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以战养战。至此，阎锡山经营20多年，几经改组发展壮大的太原兵工厂元气大伤。1945年阎锡山返回太原后，命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接收日本侵占的兵工厂和民用工厂46处，并将各地分厂陆续迁回太原，综合调整为5个兵工厂，隶属于西北实业公司工务处(1947年8月，西北实业公司更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5个兵工厂包括西北制造厂、西北修造厂、西北机床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化学厂。5个厂共有员工12000多人，设备2000多台。以上5厂都于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时被解放军接收。原生产枪炮车间划归山西机床厂，修理机车车辆工厂划归太原市机车车辆厂，太原兵工厂更名为山西北方风雷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05年，天津造币总厂，袁世凯筹办，设备自美日德进口，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造币厂。1907年改称“户部造币总厂”。1912年，辛亥革命后与天津北洋银元局合并(前身为天津机器局内的宝津局铸币厂，毁于1900年)1914年在天津成立“北洋造币总厂”同时，广东、湖北、福建、江南、四川等造币厂都成为天津造币总厂的分厂，按统一标准铸造银元，即俗称的“袁大头”，共铸造1.8亿余元。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到1940年，风雨飘摇中的造币总厂终于停业。
1935年3月，中德合资的上海欧亚(中央)航空公司从国外购进的当时最新式飞机，运至上海龙华机场。其时世界航空工业仍处于起步茁壮期，包括美国波音都还只是中型公司，到二战才开始迅速膨胀。中国航空工业与国外虽有差距，但还不算望尘莫及。1936年5月，由陈济棠筹办的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研制出“复兴”号双翼教练机。1936年12月，周恩来参加西安事变调停任务，乘坐的就是复兴号飞机。然而其后失去国家全力扶植的航空工业，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致望尘莫及。到1949年国民党将中国仅存的航空工业尽数拆运至台湾，使得中国航空工业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中国近代以来，工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除了清政府衰亡导致中国财政、贸易主权沦丧外，软弱无力的国民党政权，没能承接好中国重工业发展的任务，也负有主要责任。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后，便进入了国民党吹嘘的“黄金十年”时期，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国民党有长达10年时间来发展经济。
1936年是南京国民党执政期间，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也是中华民国时期工农业经济的一个顶峰。当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缔结了《中美白银协议》，法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这样1936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毛值，大约为77.05亿美元。
作为对比：1936年日本的财政总支出为22.82亿日元，同年军费开支为10.78亿美元，占政府开支的近50%，可以计算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1：0.9447。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7.93亿美元。
大家都知道“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定的差别，在经济封闭的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开放的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国外净要素收入。我们不考虑“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别，也不考虑各种数据换算中的误差，即使在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黄金十年”的顶峰，中国的“GDP”也只是日本的55%，如果按照人均数，中国以4亿计算，日本以6800万，中国人均不到20美元，日本人均则超过200美元。
再看看经济发展质量。1936年外资在华投资资本42.85亿美元，其中日本20.96亿美元，英国10.46亿美元，美国3.4亿美元，法国3.12亿美元，德国1.36亿美元，其他国家3.54亿美元。1936年外资在华工业企业共295家，其中英国142家，美国67家，法国18家，德国29家，其他国家39家。1936年外资在华贸易商共1603家，其中英国501家，美国400家，法国123家，德国293家，其他国家286家。
近代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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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外国资本占60.7%，国家资本占31.2%，民族资本家占8.1%;
1913年——外国资本占80.3%，国家资本占9.7%，民族资本家占10%;
1920年——外国资本占70.4%，国家资本占11.4%，民族资本家18.2%;
1936年——外国资本占78.4%，国家资本占5.4%，民族资本家占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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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是在外国资本的支持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官僚买办集团的背景，决定了其发展工业的思路。由于重工业发展周期长，投资成本高，收益周期长，并不能引起官僚集团的投资兴趣。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人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下。清朝时期留下的重工业基础，在国民党手里惨遭淘汰。
这种淘汰，有两层含义，一是技术淘汰，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世界工业技术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大批新技术得到应用。而清朝留下的工业体系如果要维持竞争力，就必须投巨资进行技术升级换代。这种投资看不到短期收益，也便遭到很大的阻力。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维持的重工业体系，在技术遭淘汰的情况下，便失去了市场竞争力，再次遭到市场淘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将清朝留下的重工业体系摧毁殆尽。(这种去工业化过程，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也出现过一次)
1932年的上海外滩建筑群，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状况。中间那座尖顶大楼，是英国人控制的上海海关大楼，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梅乐和。最左边漏一角的是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左二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大楼，左三是轮船招商局大楼，左四那座庞大建筑是英国汇丰银行大厦，左五尖顶钟楼是上海海关大厦，被英国人控制。左六是交通银行大楼，左七是上海中央银行大楼，最右侧是日本人控制的台湾银行大楼。
国民党将发展工业的重心偏向投资周期短、盈利快、技术门槛低的轻工业。在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纺织业，机制面粉业，火柴业。而且资本来源主要为日资和私人资本。根据1936年对国统区主要工业部门资料统计，重工业仅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7.3%，而纺织和食品两个部门就占了63%。另外，重工业中又有半数是外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程度非常低。据统计，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工矿业的产值为20.76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10%左右，且多为外资;与日本相比，差距很大。1933年，我国的钢产量为3万吨，而日本为309.7万吨;我国的生铁产量为3.5万吨，而日本为203.1万吨;我国的煤产量为998.3万吨，而日本为3000万吨。全国范围内符合工厂登记法规定的标准即使用机器、雇工30人以上、资本一万元以上工厂仅有3935家，工人45万，而日本有106005家，工人293.7万人。特别是关系国防的重化工业，基础更差，军工业部门占工厂总数的16%，资本总额的4.4%，工人总数的7.3%。
中华民国时期，我国每年所需的机器，平均有76%依靠进口，车辆船舶83%依靠进口，钢铁95%依靠进口。化学、光学仪器、石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业不仅不发达，有些甚至是空白，比如制造水雷的硫酸、硝酸等化工原料的生产明显不足，制造火炮的特种钢材和制造枪炮壳的铜材以及光学仪器、通讯设备的生产几乎为零。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才急急慌忙地将沿海工矿企业西迁重庆等地。到1938年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这基本就是国民党经营工业的家底。
正如1949年，毛泽东建国初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
有人说中国是“大炮不要黄油”。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大炮，连手里的黄油都保不住。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但是其与中国的茶、丝、瓷器贸易中，照样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为了扳回贸易劣势，无耻的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输送鸦片，赚取巨额白银。林则徐虎门硝烟后，英国公然用战争解决贸易冲突。区区2万英军凭借舰炮横行中国沿海。英国仅以死伤523人的代价，逼清廷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银2100万两，开放五口通商，获取贸易特权。这是中国第一次被人逼着用大炮交出了黄油。由此开端，此后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一次次被列强强奸，签下一千多项不平等条约。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首都南京遭日军屠城。中国要想不被强奸，就必须倾尽国力发展重工业。
——因为我们不想再次亡国灭种。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上海北区日军向国军开枪，上海市长俞鸿钧立即电告南京外交部。日军沿北四川路、江湾路、军工路一线全面展开攻击，日舰巨炮亦向上海市中心区猛射，造成极大伤亡。淞沪会战由此爆发。图为日军炮击上海人口稠密区。
1949年前中华民国工业产品最高产量，与1949年产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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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纱1933年最高产量44.5万吨，1949年产量32.7万吨
棉布1936年最高产量27.9亿米，1949年产量18.9亿米
火柴1937年最高产量860万件，1949年产量672万件
原盐1943年最高产量392万吨，1949年产量299万吨
食糖1936年最高产量41万吨，1949年产量20万吨
卷烟1947年最高产量236万箱，1949年产量160万箱
原煤1942年最高产量0.62亿吨，1949年产量0.32亿吨(1943年东北煤产量占全国的49.4%)
原油1943年最高产量32万吨，1949年产量12万吨
发电量1941年最高60亿度，1949年43亿度(1943年东北发电量占全国的93.3%)
钢1943年最高产量92.3万吨，1949年产量15.8万吨(1943年东北钢产量占全国的94.5%)
生铁1943年最高产量180万吨，1949年产量25万吨(1943年东北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7%)
水泥1942年最高产量229万吨，1949年产量66万吨(1943年东北水泥产量占全国的66%)
硫酸1942年最高产量18万吨，1949年产量4万吨(1943年东北硫酸产量占全国的69%)
纯碱1940年最高产量10.3万吨，1949年产量8.8万吨
烧碱1941年最高产量1.2万吨，1949年产量1.5万吨
金属切削机床1941年最高产量0.54万台，1949年产量0.16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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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79、242-248页。
1948年5月，美国得克萨斯州杰克逊湖边的化工厂。此时，美国在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宝座上，已经坐了半个世纪。J.R.Eyerman拍摄。
单纯看中华民国的工业产品数据，大家会没有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把1949年的中国工业产品数据，与世界各国做横向对比，便会发现中国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苏联、德国、日本这些工业强国。
甚至远远落后于印度。
1949年以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其他国家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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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发电量 美国3451亿度——苏联783亿度——日本415亿度——印度49亿度——中国43.1亿度
(1952年美国4537亿度，日本519亿度，印度62亿度，中国73亿度。1978年美国22860亿度，苏联12000亿度，日本5640亿度，中国2566亿度。直至1995年中国以发电量1.0070万亿度超过日本的9686亿度，用了46年;2010年中国发电量4.2280万亿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用了61年。)
1949年粗钢产量 美国7074万吨——苏联2329万吨——日本311万吨——印度137万吨——中国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
(1952年美国4852万吨，苏联3449万吨，日本699万吨，印度160万吨，中国135万吨。1953年中国粗钢产量超过印度，1992年超过俄罗斯，1993年超过美国，1996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用了47年。)
1949年生铁产量 美国4982万吨——苏联1639万吨——日本160万吨——印度164万吨——中国24.6万吨
(1952年日本359万吨，印度189万吨，中国193万吨。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国生铁产量超过日本，1961年后严重下滑，1992年以7589万吨再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第一位是独联体11国。期间用了43年。)
1949年煤炭产量 美国43597万吨——苏联23550万吨——日本3974万吨——印度3220万吨——中国3243万
(1952年日本4490万吨，印度3689万吨，中国6649万吨;1978年苏联7.24亿吨，中国6.18亿吨，美国5.99亿吨。1992年以11.16亿吨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期间用了43年。)
1949年焦炭产量 美国5773万吨——苏联2430万吨——日本258万吨——印度191万——中国54万吨
(1952年日本381万吨，中国289万吨。1978年苏联8640万吨，美国5250万吨，中国4690万吨，日本4389万吨。2010年中国焦炭产量3.876亿吨，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原油产量 美国24892万吨——苏联3344万吨——日本19万吨——印度25万吨——中国12.1万吨
(1952年日本30万吨，中国44万吨。1978年，苏联57246万吨，美国42919万吨，中国10405万吨，日本54万吨。2010年中国原油产量2.04亿吨，居世界第四位。)
1949年天然气产量 美国1535亿立方米——苏联52.4亿立方米——日本0.6亿立方米——印度无——中国0.07亿立方米
(1952年日本0.9亿，中国0.08亿。1978年美国5331亿立方米，苏联3724亿立方米，中国137亿立方米，日本29亿立方米。2010年中国天然气产量946亿立方米，居世界第10位。)
1941年10月19日，大批苏联装甲车开赴前线。(美联社照片)。此前20年苏联，还只是一个饱经战争动荡的农业国，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只用两个“五年计划”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这些坦克/拖拉机厂造出来的数以万计的坦克/装甲车，挡住了德国百万精锐的进攻，苏联人仅用四年时间，不但收回失地，而且推平德国，将德国女人骑在身下。
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恰恰就是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时期，两个的命运却天差地别。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其实是在美国大力支援下完成的。
1949年以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其他国家的对比。【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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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化肥产量 美国426万吨——苏联124万吨——日本62万吨——印度2万吨——中国0.6万吨
(1952年日本76万吨，中国3.8万吨。1978年，苏联2365万吨，美国1941万吨，中国869万吨，日本215万吨。2010年中国化肥产量6740.6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硫酸产量 美国1037万吨——苏联220万吨——日本161万吨——印度10万吨——中国4万吨
(1952年日本266万吨，中国19万吨。1978年，美国3481万吨，苏联2240万吨，中国661万吨，日本643万吨。2010年中国硫酸产能706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烧碱产量 美国202万吨——日本14.6万吨——印度0.6万吨——中国1.5万吨
(1952年日本26.8万吨，中国7.9万吨。1978年，美国960万吨，苏联276万吨，日本270万吨，中国133万吨。2010年中国烧碱产量2086.7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纯碱产量 美国355万吨——日本12万吨——印度1.8万吨——中国8.8万吨
(1952年日本20万吨，中国19.2万吨。1978年，苏联488万吨，美国164万吨，中国133万吨，日本118万吨。2003年首次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纯碱产量2047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精炼铜产量 美国104.9万吨——日本7.4万吨——印度0.6万吨——中国0.2万吨
(1960年日本24.8万吨，中国10万吨。2006年中国精炼铜299万吨，超越智利，跃居世界第一。期间用了57年)
1949年铝产量 美国71.1万吨——日本2.3万吨——印度0.4万吨——中国仅10吨
(1953年美国为113.6万吨，1955年日本6.7万吨，中国1万吨。1978年美国577万吨，日本172万吨，中国36万吨。2001年中国电解铝433万吨，跃居世界第一。期间用了52年)
1949年黄金产量 日本4.1吨——印度5.1吨——中国4.07吨
(1963年日本8.2吨，中国5.02吨。2007年中国黄金产量首次超过南非，2010年中国黄金产量340.876吨，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汽车产量 美国625.4万辆——英国62.9万辆——苏联27.6万辆——日本2.9万辆——中国0辆
(1955年日本6.9万辆，中国100辆，印度2.2万辆。1978年美国1287.6万辆，日本924万辆，西德458.4万辆，法国408万辆，苏联217.3万辆，中国14.9万辆。2009年中国汽车产量1379万辆，首次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期间用了60年。)
1940年10月11日，横滨，日本帝国海军为纪念所谓“神武纪年”2600年举行的特别观舰式。日军战列舰们，金刚、榛名、长门、陆奥、山城、伊势，后排是南云同学糟蹋掉的四艘正规空母。参加的军舰99艘，总吨位622000吨。包括当时因渡海轰炸中国内地而一举出名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内的527架飞机参加了检阅，可谓隆盛。但参加者中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这支海军会灰飞烟灭，几乎全部沉没了在太平洋的海底。或者战后成为美国核武器的试验品。——因为日本的工业实力，不过是美国的一个零头。
1949年以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其他国家的对比。【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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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卡车产量 美国113.4万辆——苏联23万辆——英国21.6万辆——日本2.8万辆——中国0辆
(1978年美国370.8万辆，日本326.4万辆，苏联85.9万辆，法国45.6万辆，英国38.4万辆，西德30万辆，中国9.6万辆。)2010年中国卡车产量392万辆，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拖拉机产量 美国60万台——苏联9.3万台——英国9万台——日本无
——中国无
(1977年，苏联56.9万台，中国41.9万台，日本28.8万台，美国20.5万台。2010年中国小型拖拉机产量228万辆，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机床产量 美国11.6万台——日本0.7万台——中国0.16万台
(1952年日本1.1万台，中国1.37万台。2010年中国生产机床101.7万台，其中数控机床23.6万台，产值、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1958年电视机产量 美国528万台——英国200万台——西德149万台——日本121万台——苏联98万台——中国200台。
(1977年日本1521万台，美国786万台，苏联707万台，西德468万台，中国28.5万台。1987年中国1934万台，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期间用了29年)
1949年化纤产量 美国47.8万吨——英国13万吨——日本5.7万吨——苏联2.5万吨——印度0.1万吨——中国0吨
(1957年日本48.1万吨，中国0.02万吨。1978年，美国390.7万吨，日本184.8万吨，苏联110.0万吨，西德88.2万吨，法国33.5万吨，中国28.5万吨。2010年中国化纤产量309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1952年塑料产量 美国89万吨——西德17万吨——英国12万吨——日本4万吨——印度0.1万吨——中国0.2万吨
(1963年日本107万吨，中国4.8万吨。1978年美国1238万吨，西德675万吨，日本587万吨，苏联352万吨，法国291万吨，英国277万吨，中国68万吨。2010年中国塑料产量555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1960年乙烯产量 美国247万吨——西德23万吨——苏联18万吨——日本8万吨——中国0.07万吨
(1978年美国1247万吨，日本439万吨，西德322万吨，法国197万吨，中国38万吨。2010年中国乙烯产量1418.9万吨，居世界第二位。)
德国巴伐利亚州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奥迪汽车总部所在地)，奥迪博物馆收藏Horch 855轿车。该车由茨维考(Zwickau)汽车联盟的霍希工厂于1939年生产。当时仅生产七辆，价格为22000德国马克，相当于当时的一套独立住宅的价格。奥迪历史文化部耗时两年，花费了5000多个工时将其修复。——1939年的中国能造什么呢?1949年的中国能造哪怕一辆汽车么。
1949年以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其他国家的对比。【续四】 =============================================================================
1949年水泥产量 美国3594万吨——苏联815万吨——日本328万吨——印度214万吨——中国66万吨
(1952年日本712万吨，中国286万吨。1978年苏联12928万吨，日本8489万吨，中国7390万吨，美国7174万吨，西德3350万吨。1985年中国达1.46亿吨，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
1950年木材产量 美国28266万立方米——苏联26600万立方米——日本5136万立方米——中国664万立方米
(1952年日本4845万立方米，中国1233万立方米。1977年，苏联37670万立方米，美国33844万立方米，中国4967万立方米，日本3431万立方米。)
1949年纸板产量 美国939万吨——英国163万吨——苏联100万吨——日本51万吨——印度9万吨——中国11万吨
(1952年日本102万吨，中国37万吨。1978年美国5752万吨，日本1650万吨，苏联940万吨，西德687万吨，法国496万吨，中国439万吨。2010年中国纸板产量1亿吨，居世界第一位。)
1952年自行车产量 日本101万辆——中国8万辆(1958年日本252万辆，中国117万辆。2010年中国自行车产量5205.4万辆，电动自行车2954.4万辆，居世界第一位。)
1952年缝纫机产量 日本132万台——印度6万台——中国6.6万台(1978年日本343万台，中国486.5万台。2010年中国缝纫机产量1596万台，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手表产量 日本76万只——中国0只(1957年日本342万只，中国0.04万只。2010年中国手表产量8.7亿只，占世界总产量76%，居世界第一位。)
1946年2月14日，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个庞然大物使用了18800个真空管，占地面积达170平方米，重达30吨。ENIAC真空管的损耗率相当高，几乎每15分钟就可能烧掉一支真空管。不仅如此，ENIAC也是位耗电大户。据说ENIAC每次一开机，整个费城西区的电灯亮度都会随之降低。——10年之后，中国开始研制我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
1949年以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其他国家的对比。【续五】 =============================================================================
1953年发电设备 日本116万千瓦——印度无——中国2.2万千瓦
(1969年日本1122万千瓦，中国203万千瓦。2010年中国发电设备产量1.17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火力发电设备产量8235万千瓦，占世界总产量的80.3%，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风力发电设备1646万千瓦，居世界第一。水电设备1819万千瓦，居世界第一位。)
1957年矿山设备 日本3.63万吨——印度无——中国5.29万吨
(2010年中国矿山设备产量37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1949年计算机产量 美国2台——中国0台(1959年7台，1986年4.2万台，1990年8.2万台，2000年672万台，2008年1362万台)
1958年集成电路产量 美国第1块——中国0块(1965年第1块，1967年2万块，1970年423万块，1980年1684万块，1990年1.08亿块，2000年58.8亿块，2008年417.14亿块)
1949年6月，刚刚解放的上海外滩空空荡荡。Jack Birns拍摄
弹指一挥62年，着实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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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美国GDP为2673亿美元，1980年美国GDP为27895亿美元，2010年美国GDP为146578亿美元。前后增长54.8倍。
1949年中国GDP约为179亿美元，1980年中国GDP为3034亿美元，2010年中国GDP为59847亿美元。前后增长334倍。
1949年日本GDP为232亿美元，1980年日本GDP为10593.8亿美元，2010年日本GDP为54588.7亿美元。前后增长2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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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台湾“中央银行”金库里，国民党从大陆偷运到台湾的黄金，装在一个个木桶里。照片里的人是新任中央社社长曾虚白。国民党偷运到台湾的黄金曾经有多个存放地点，包括台湾银行金库、台北市杭州南路联勤司令部金库、台北新店乌来山文园(伪中央银行)金库。
1949—2010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经济总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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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GDP约为179亿美元，1980年中国GDP为3034亿美元，2010年中国GDP为59847亿美元。
1951年中国台湾省GDP为12.28亿美元，1980年中国台湾省GDP为414亿美元，2010年中国台湾省GDP为4304.51亿美元。
1949年香港GDP为5亿美元(26.32亿港元)，1980年香港GDP为182亿美元，2010年中国香港GDP为2250.0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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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前后，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偷运到台湾的资产包括——376.5358万两黄金(117.67吨)、3526.9万枚银元、8000余万美元(含存入美国银行的1537万元)、3300吨纯银(约合8910万两)。大陆转移至台湾的官僚资本约10亿美元。
1950年至1965年，美国对台湾经济援助高达14.8亿美元，超过1950年台湾全省GDP。15年间，美援平均约占台湾投资毛额的34%，而弥补了台湾商品及劳务入超的91%。
1950年至1965年6月，美国对台军援高达23.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台湾全省GDP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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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对日本赔款白银2.3亿两，几乎抽干了清政府推动工业发展的资金。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劫掠至台湾的黄金白银，相当于甲午赔款总和。加上其他资产，至少相当于甲午赔款两倍，占当年中国GDP总值的10%以上。这是中国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再一次出现严重失血，几乎掏空了中国的家底。
195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57亿美元，到1951年仅剩下0.45亿美元。
一个人最难赚到的钱，就是起家的资本。更何况是一个国家。
蒋经国曾在书中说——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
当中国仅有的家底都被掏空时，中国该怎么办?
1884年，马克沁在英国表演他的机枪时，清朝军机大臣李鸿章，就已经见识了全世界第一种自动武器，后来闻名天下的马克沁水冷重机枪。
中国能造马克沁重机枪，始于李鸿章时期，早在1888年，金陵机器制造局就仿制出了马克沁重机枪。三十年后，阎锡山才开始搞太原兵工厂生产枪械。
清朝留下的家底，到了国粉嘴里，就是国民党的功劳，这屁股坐到哪边去了。
1951年，共产党接管被外资控制了半个世纪的上海电力公司，其后外国资本几乎在中国销声匿迹。解放前上海被外资控制了几十年的的水、电、煤公营事业，全部收归国营。
借你国民党豹子胆，你国民党敢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共有1700多家，其中英国299家、美国212家，这些公司控制了中国主要工业基础。如上海市军管会接管的上海电力公司，有资产5700多万美元，其他包括有美国控制的上海电话公司，美国商业银行、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等115家企业。到1952年底，包括北京、青岛、重庆等地，共接管美国资产企业304家，冻结存活上亿元。与此同时，美国也冻结了8.05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的资产。
1972年中美建交后，双方着手解决冻结资产问题。1979年美国政府委派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具体负责此事。美国提出中国被冻结在美国的8.05亿美元，部分由于无法追回，只能归还4.017亿美元。美国要求中国归还的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美国邮政部的61.9亿美元资产(原文应该有误，绝不可能有这多)，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1.12亿美元资产，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国民党政府的260万美元贷款。
双方最终还是按照先前所达成的一揽子计划，无息归还了美国被冻结的在华私人资产和政府资产，但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债务，中国政府不予承担。同时，美国承诺归还所冻结的中国在美资产的另一半也在后来兑现。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股票、债券问题在1972年中美两国建交后，通过两国政府之间协商解决。
方互相冻结资产，再解冻的方式，就是你嘴里的赔偿?
1950年2月6日中午，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17架，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照片为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视察被炸毁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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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6日中午，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17架，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沪南水电公司等设施。在几次轰炸中，计投掷炸弹六十余枚，炸毁房屋1000多间，市民伤亡人数达1300余人，市区上海80%的工厂被迫停产。
1950年2月6日下午1时许，美制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各电厂。上海电力公司的江边电站直接命中10枚重磅炸弹，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全站停止发电、职工伤亡、市区供电中断。上海市人民政府责令上海电力公司经理立即组织抢修，并动员全市各界进行支援。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次晨去电厂视察损失情况、慰问抢修职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要求公司经理在抢修期间必须日夜值班。通过全体职工努力，25号炉和10号机在2月8日凌晨1时30分恢复发电，接着共有13台炉和6台发电机陆续经抢修恢复运行。
近代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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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外国资本占60.7%，国家资本占31.2%，民族资本家占8.1%;
1913年——外国资本占80.3%，国家资本占9.7%，民族资本家占10%;
1920年——外国资本占70.4%，国家资本占11.4%，民族资本家18.2%;
1936年——外国资本占78.4%，国家资本占5.4%，民族资本家占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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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经济发展质量。1936年外资在华投资资本42.85亿美元，其中日本20.96亿美元，英国10.46亿美元，美国3.4亿美元，法国3.12亿美元，德国1.36亿美元，其他国家3.54亿美元。1936年外资在华工业企业共295家，其中英国142家，美国67家，法国18家，德国29家，其他国家39家。1936年外资在华贸易商共1603家，其中英国501家，美国400家，法国123家，德国293家，其他国家28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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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份数据里面，1936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增加到80173.3万元，单位应该是法币。1936年法币汇率1元等于0.295美元。
那就是说1936年中华民国工业增加值80173.3万元法币，折合不过2.1154亿美元。
与外资相比实在少的可怜。
不知道这点可怜的数据，有什么好吹嘘的。
再看工业增长率，同以工业起步重建时期做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后，1874-1890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12.1%。
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0年中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3.4%
南京政府时期，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达8%
新中国成立后，1952-1957年年均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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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期经营的中国工业成绩，同样垫底。
1950年，鞍山钢铁公司恢复生产——1945年9月起，鞍钢遭到苏联军队大规模拆卸破坏，基本失去生产能力。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曾经说“鞍钢只能长高粱”。
鞍钢前身为1916年组建的“振兴铁矿”和“鞍山制铁所”。1916年7月，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与北洋政府合办的“振兴铁矿无限公司总局”，总部位于沈阳，注册资本14万日元，名义上中日投资各半，实则由满铁全额初资。在辽宁千山设采矿总局，两年后总局迁鞍山。1917年获得了大孤山、樱桃园、东鞍山、西鞍山、王家堡子、对面山、关门山、小岭子、铁石山等8个矿区的开采权。其总面积达14578亩。1921年又获得的白家堡子、一担山、新关门山等3个矿区的开采权。仅在1926年—1933年采量480万吨。该总局经营到1940年宣布解散，并入鞍山昭和制钢所。
1916年，日本政府批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建立鞍山制铁所，1917年4月3日举行“地镇祭”， 动工修建高炉。1918年5月15日，“鞍山制铁所”正式成立，八田郁太郎任鞍山制铁所所长，建厂工程大部分在年底完成。1919年3月，炼焦厂开始生产焦炭。4月29日，1号高炉点火，标志鞍山制铁所正式投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1933年，日本政府在军部支持下，将原定在朝鲜兴建的昭和制钢所改迁鞍山，由满铁全额出资,在鞍山制铁所已有基础上，兴建制钢厂、轧材厂，成为钢铁联合企业。株式会社鞍山昭和制钢所为日本法人，属满铁的子会社，社长为伍堂卓雄。1940年12月7日，昭和制钢所办完了矿转让手续，彻底兼并了振兴铁矿无限公司，形成了采矿、选矿、炼铁、轧钢的连续生产作业系统。
随着日本军备规模的扩大，鞍钢的生产规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41年，已经具备年产生铁250万吨、钢锭130万吨、钢材75万吨的能力。其钢铁生产能力占日本控制的总生产能力的28.4%，规模仅次于日本九州的八幡制铁所(今天的新日铁)。当时满洲国另外一个钢铁生产企业——本溪湖煤钢会社(隶属于日本大仓财阀)，规模仅相当于昭和制钢所的三分之一。到1943年，昭和制钢所的生产能力达到最高，当年生产铁130万吨、钢84.3万吨、钢材49.5万吨。据《鞍山志•鞍钢卷》记载：“1935年—1945年，昭和制钢所及满洲制铁会社鞍山工厂累计生产生铁905.6万吨、钢547.4万吨、钢材327.8万吨。
到1944年，鞍钢已经有9座高炉，使用还原焙烧法。
1号高炉，第三代，1932年建，主要部件为德国德马克公司制造，年产能力70万吨生铁
2号高炉，第三代，1935年建，主要部件为德国德马克公司制造，年产能力70万吨生铁
3号高炉，第二代，1930年建，主要部件为美国GE公司制造，年产能力80万吨生铁
4号高炉，第一代，1937年建，主要部件为德国德马克公司和AEG公司制造，年产能力70万吨生铁
5号高炉，第一代，1938年建，日本自建，年产能力100万吨生铁
6号高炉，第一代，1938年建，日本自建，年产能力100万吨生铁
7号高炉，第一代，1939年建，日本自建，年产能力100万吨生铁
8号高炉，第一代，1939年建，日本自建，年产能力100万吨生铁
9号高炉，第一代，1943年建，日本自建，年产能力25万吨生铁
(年产能力是在使用抚顺煤——所谓“标准东洋煤”——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理想产量。实际由于煤炭供应和生产问题，各高炉均未达到过最高产量)
第一炼钢厂：600吨混铁炉1座、300吨精炼炉3座、150吨平炉2座、100吨平炉4座，年产能力钢锭58万吨。
第二炼钢厂：600吨混铁炉2座、300吨精炼炉4座、150吨平炉62座，年产能力钢锭75万吨。
鞍山地区的矿山储量为贫矿427.6亿吨，富矿1.6亿吨。主要矿山为弓厂岭、大孤山、樱桃园，其他铁矿13处。采矿能力为年产300万吨。配套发电厂拥有美国GE公司生产的2台1万千瓦和2台1.8万千瓦发电机组，另一一台德国生产的2.5万千瓦机组。炼焦厂四座，考波式炼焦炉19座，年产能力207.5万吨焦碳。焦油厂两座，蒸馏器16套，生产中油和重油。化工厂一座，年产萘1800吨，硫酸61000吨，硫铵46000吨。
此外，在鞍山地区还有其他几家钢铁企业，号称是昭和制钢所的“卫星工厂”：
1，亚铅镀株式会社，日本原田商事会社投资，年产镀锌板、铁丝、铁钉32000吨
2，鞍山钢材株式会社，昭和制钢所的子公司，年产钢材30000吨，钢轨60000吨
3，日满钢管株式会社，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分支，年产焊接管和无缝管70000吨
4，井口洋行，私人产业，年产铆钉、螺丝2400吨
5，住友钢管株式会社，住友财阀分支，年产武器用钢管25000吨，其他钢管15000吨
6，满洲铸钢所，神户制钢所投资设立，年产锻钢件和铸铁件6000吨
7，满洲钢辊制作所，私人产业，年产各种钢辊、机械铸件54000吨
8，满洲久保田铸铁管会社，大阪久保田铁工所、东隅田川精铁所、大连机械制作所投资，年产钢管33000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6日苏军到达鞍山。从1945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仅40多天时间里，苏联红军监押数万名日本战俘，将鞍钢的关键机械设备，连同其他物资共达70000余吨，拆卸运回苏联。鞍钢生产作业完全瘫痪。
1946年3月苏联红军撤退后，鞍钢被国民党接管。在国民党接管统治鞍钢的22个月中，鞍钢总共只生产了9500吨钢、钢材1.25万吨、焦炭2万吨，到1948年2月19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时，已是千疮百孔、满目荒芜，日本人甚至预言——鞍钢只能长高粱。
1948年12月2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同时宣布撤销鞍山钢铁厂。1949年4月，鞍钢在邵象华等专家努力下恢复生产。7月9日鞍山钢铁公司举行开工典礼，并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公司职工有10512人，其中有职员486人，技术人员418人，工人 9608人。技术人员多为留用的日本人。为了解决设备紧缺问题，鞍山市发动了全市人民献器材活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献交器材1123种21万件。1948年12月到949年1月，鞍钢职工4255名献出器材62400件，从而解决了鞍钢修复设备急需。
1949年3、4月间，鞍钢又有部分分厂先后复工。1949年4月5日炼出第一炉钢。5月1日中央派贺龙出席炼钢厂复工典礼。6月又炼出第一炉铁水。年底基本恢复生产。1950年从全国各地调来500多县地级以上干部支援鞍钢，从中南、华南招500多名文化素质高、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这时期一边坚持生产，一边修复，想尽一切办法，包括从湖北大冶、四川重庆等地将国民党时期残存的钢铁工业设备调集到鞍钢，以及花费外汇通过香港向瑞士、瑞典购买重要器件设备，才使其恢复生产。
到1952年残存在鞍钢的设备恢复生产。炼钢炼铁、焦炉、矿山、平炉、高炉、选矿及其他厂矿都已生产。这时期鞍钢总人数为6.76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629人，有部分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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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至1952年，中国经济恢复重建时期，中国面临的困境难以言述，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最关键的是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大量工业人才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1950年人民画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恢复生产。该厂即为北京首都钢铁集团前身。
石景山炼铁厂即后来的北京首都钢铁集团(简称首钢)，位于北京天安门西侧17公里，永定河畔。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钢铁厂之一。他由大汉奸主持兴建，被北洋政府废弃了4年，被国民党废弃了14年，见证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由侵华日军主持投产，解放后曾经是中国第一大钢铁厂，又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了中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停产搬迁。其背后见证了中国近代百年兴衰荣辱。
1914年5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来到中国。当时袁世凯还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安特生受农商部聘请，来中国寻找矿藏。当时北京还有一位丹麦矿冶工程师麦西生(F.C.Mathisen)。安特生去拜访时，看到他的寓所里有一些赭红色的岩石。他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种铁矿石。这些矿石是麦西生从河北农民手里买来的。农民原作为“染料”兜售。经化验这是一种含量甚高的赤铁矿。麦西生后来从这个农民身上打听到这些“染料”出自北京往西100多公里的龙关山。
对于安特生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运气。他马上与麦西生前往龙关山察看，接着又同地质调查所的技师新常富等人一起亲自前去踏访。发现在龙关、辛窑堡一带确实有一个巨大的矿层区，储量达1亿吨。据记载“那是个富铁矿，矿石含铁量在46%到56%之间，都可以直接投到炼铁炉里冶炼”。
发现铁矿的消息报到北洋政府，引起轰动。袁世凯抽空发了安特生一枚“三等嘉禾勋章”，以示嘉奖。当时最早向北洋政府呈文要求开发龙关铁矿的是陆宗瀚。此人并不出名，但他的哥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名人——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陆宗舆参与了与日本的“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后来在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一道被学生们列入要求严惩的“三大汉奸”。不过在1916年时，陆宗舆刚刚从驻日公使任上卸下，后来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他那时名声没那么恶。
陆宗瀚是在1916年6月向政府提出呈文的，他在报告中说，要集资100万元，组建龙关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先采矿，再办炼厂。但是在这一年，袁世凯因称帝病亡，代行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琪瑞正忙着派系权争，另一面还要对付张勋的复辟行动，哪里顾得上龙关山的铁矿?呈文递上去就没了下文。
1918年的时候，安特生与新常富等人又一次前往龙关勘查。当他们出了麻峪口进入河北宣化境内时，又发现有人在兜售铁矿石(运气好到爆，莫非天意)。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后来到了烟筒山，翻山越岭历经了十几天颇为艰辛的现场勘察，发现这里又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铁矿藏，含铁量平均为48%，与龙关铁矿同属一个矿床。安特生在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其矿产之美富不亚于凤凰山、龙关、秣陵、大冶诸处，实为最近发现唯一之大铁矿。”
安特生的报告来得正是时候。此时今非昔比，1918年国际上发生最大的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了第五个年头。中国是在1917年宣布了加入协约国一边对德宣战的。不过战争带来的经济上的直接影响，就是铁价暴涨。在上海，钢板和马蹄铁价格狂涨10倍，废铁价格从每担3两银子抬高到14两。全国掀起大办钢铁厂的潮流。上海兴和铁厂年产钢3万吨，山西阳泉铁厂建起日产生铁20吨的高炉。钢铁业成为中国最赚钱的生意，开铁矿比开金矿更具诱惑力。
看到此种行情，又有徐绪直等人对陆宗瀚开办龙关铁矿的报告旧事重提。徐绪直是北洋元老、民国总统徐世昌之子。徐绪直向政府打报告说，现欧战方酣，铁价日昂，国内主要铁矿正宜乘时开发，以辟富源。他建议交龙关铁矿公司改为官商合办，资本增加到200万元。到1918年2月，报告被政府批下来了，3月16日颁下“大总统令”：派财政部次长陆宗舆为该矿督办。
陆宗舆，1876年生，浙江海宁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亲日派，1907年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驻日公使，1918年被段祺瑞委任财政部次长，督办龙烟铁矿。1919年五四运动，因二十一条被指大卖国贼;1922年逃亡天津，1940年归附汪伪政权任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陆宗舆当即向农商部提出要求，将烟筒山铁矿划入龙关铁矿公司并案办理，最后获得批准，公司更名为“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于1918年7月18日宣告成立。办铁矿，第一需要的就是资金，由于是官商合办企业，由官方与商界各出一半，共集资500万元。官股250万元来自农商部和交通部。农商部既然为统办，需要承担128万元;交通部以后要依靠该公司所产的钢铁来制作铁轨，于是要分担122万元。商股的250万元，都是私人出资。私人股东140户，筹集到了230万元，涵盖了当时北洋政界商界的主要风云人物。
矿山有了、资金有了，接下来就是选择炼铁厂地址。由于中国当时没有制造炼铁设备的能力，石景山炼厂建厂事宜全由美国贝林马雪尔公司筹办。最初考虑过宣化、石景山、天津、坨里、长辛店、卢沟桥、通州和丰台等九处，最后美国专家才选定在北京西部的石景山东麓。花费5.8万银元购地1300亩作为厂址。为了保险，还花费25万银元，将4万多吨铁矿石运至湖北汉阳铁厂试炼。解除了“烟筒山铁矿含矽量过高不能炼铁”的疑问。此时的陆宗舆却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点名要被打倒的三大卖国贼之一。而且当年6月被徐世昌总统宣布撤销币制局总裁职务。1919年5月13日，陆宗舆的老家浙江海宁召开万人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的乡籍，通电全国;并在3处树立石碑，上刻“卖国贼陆宗舆”。
1919年9月，石景山炼铁厂破土动工。高达20多米的青石山被炸平，作为高炉地基。从美国贝林马雪尔公司订购炼铁炉(总容积397.8立方米)、热风机、锅炉等设备，设计日产量250吨(年产生铁9万吨)。还修建了6公里铁路专线，运输铁矿石。并修建了专供美国工程师格林办公和住宿的别墅。当1921年美国的设备陆续运到时，此时炼铁厂的筹建工作已完成80%。而就在这时，龙烟公司没钱了。
为了建成石景山铁厂，陆宗舆已经调动了全部能力，自己入股资金达11万银元。在困难关头，作为日本通(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陆宗舆想到的挽救龙烟之策就是从日本借钱。1921年陆宗舆跑了趟日本，9月返回后，向龙烟公司董事会提出向日借款的合同草案，以龙烟所有财产做担保，拟向日本东亚兴业借款180万日元。为此，龙烟铁矿所有技师、会计聘用日本人稽查，每年需向日方交铁砂10万吨，生铁4万吨。这个借款合同被报纸披露以后，正打在中国人最敏感的心结上。当时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这是一个卖国协定。农商部急忙出来澄清没有这回事。
1922年4月，龙烟铁矿公司召开紧急董事会，要求增加资本500万元，拟发行400万元债券，以解燃眉之急。然而恰在此时，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和吴佩孚的22万人马，在长辛店一带交火，石景山炼铁厂正处在兵戈血刃夹击之中。美国设备安装工程师格林仓皇撤离回国，建设工程停滞。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曹锟与吴佩孚获胜收场。有着皖系军阀背景的徐世昌总统被逼下台。陆宗舆的靠山倒了。控制北平后的吴佩孚，最先想到的是把龙烟铁矿公司抓到手中。1922年6月11日，持枪士兵包围了北平陆宗舆住宅，而听到风声的陆宗舆，已经逃到了天津日本租界的豪宅当寓公去了(这座豪宅就是后来末代皇帝溥仪居住的静园)。陆宗舆出逃，使得工程完全停顿。
龙烟公司既然是官商合办，拥有那么多地位显赫的官员股东，陆宗舆们也不是没想过让政府来出手相助。1923年4月15日，当时被直系军阀扶上台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是龙烟的股东之一)来厂视察。黎元洪也是个风云人物，曾经两度出任民国大总统，一生投资过17家银行、12个工厂、6处煤矿。大总统向接待他的龙烟公司工程司负责人程文勲问道，投产需要的总资金是多少?程文勲告诉黎总统：若要开炉，总计共洋318.8万元左右。黎元洪听罢说，所需费用，政府补足就是!两月后，这位大总统就被曹锟赶下台，弃政从商了。龙烟公司的拨款也再无音讯。
可前面投资的巨额资金不能泡汤啊。龙烟公司除了向日本人借款，还想过向“四国新银行集团”(包括英、美、法、日四国)申请垫款120万元。起初该银行集团也表示愿意共同投资，但却迟迟不见行动，直至1924年时不了了之。
1919年，龙烟铁矿公司在北京石景山东侧山腰，明代法明寺旧址，修建“龙烟别墅”，供美国设备安装工程师格林使用。1922年格林因第一次直奉战争殃及北京而回国。这幢别墅便闲置下来。1937年8月日本日军占领，其后一直被日军中岛部队占据，直至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接收。解放后“龙烟别墅”曾用作石景山炼厂民兵炮营。现在为首钢厂史博物馆。龙烟别墅是龙烟铁矿留下的唯一遗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和平时期到来，钢铁价格暴跌，世界钢铁市场一片萧条。曾经鼎盛一时的湖北汉阳铁厂，硬挺了两年，也终于宣告停产。为了偿还贷款，每吨钢铁作价仅为欧洲战时价格的二十分之一。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近代史上最混乱的年代，大小军阀割据混战。当权者再也没有顾及石景山铁厂这个烂摊子。到1925年，石景山铁厂只保留下20多人，厂区闲置的土地租给农民耕种。
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逼近北京城，张作霖乘火车逃回沈阳时，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国民党控制北平后接管龙烟公司。此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已经被国民党迁到了南京。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草拟了庞大的《龙烟铁矿复兴计划》，南京开发西北协会也发布了《开发察省龙烟铁矿的提案》，都未见实施。相反，国民党战地委员会接管石景山铁厂后，冶炼设备的刷油维护工作从此中止，到处锈迹斑斑。炼铁高炉炉体上长草，烟囱上出现鸟巢。一座即将建成的钢铁厂，就在国民党手里继续白白废弃了9年。从1919年开工到1937年的18年里，这个钢铁厂没有炼出一吨铁。
1937年7月7日，就在被国民党废弃的石景山铁厂东南方10公里外，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用钢铁武装起来的日军，仅用22天就攻陷了北平城。8月初，日军在进北平城前，首先派重兵占领了龙烟铁矿公司及下属的石景山炼铁厂。此时这座钢铁厂已经荒废了14年之久。
日军占领该厂后，实行军事管制，1938年4月交给由十河信二(1955年任日本国铁总裁，负责修建日本第一条新干线，被称为新干线之父)负责的兴中公司经营。兴中公司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在华仅次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和南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业)的经济侵略机构，霸占垄断了中国华北的重工业企业。
十河信二，被誉为日本新干线之父。也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殖民掠夺中国经济的头面人物之一。
十河信二这个人要单独介绍一下，它是个老鬼子，于1884年生于爱媛县，1909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加入铁道院。时任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为后藤新平(满铁首任总裁)。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设立了帝都复兴院，全权负责震后重建。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兼任帝都复兴院总裁，十河信二担任经理局局长。1924年发生土地交易受贿事件(復興局疑獄事件)，十河信二遭到逮捕，一审被判有罪，上诉后被无罪释放。此后被派往中国大连，担任满铁理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十河信二积极怂恿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与关东军合作，挑起事端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关东军阴谋得逞后，1932年1月，十河信二担任满铁经济调查会委员长(即原来的满铁调查部)，负责全面收集中国经济军事情报，成为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急先锋。
1935年12月20日，满铁在大连设立了兴中公司，由十河信二担任社长。这是日本帝国的国策会社，负责对中国华北进行全面经济扩张的中枢机关。在华北驻屯军协助，和国民党政府妥协下，兴中公司先后侵占龙烟铁矿、石景山铁厂(后来的北京首钢)、井陉煤矿、焦作煤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占领华北，兴中公司规模迅速膨胀，全面垄断华北重工业资源。这样引来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大仓等财阀眼红，联合争夺华北利益。日本政府为避免内斗，将兴中公司改组为华北开发公司，由藏相贺屋兴宣兼任总裁。到1945年日本战败，华北开发公司的总资产，已从起家时的3.5亿日元，膨胀至783亿日元(约合52亿美元，规模惊人)，子公司多达70余家。被兴中公司和华北开发公司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难以计数。
日本战败后，日军战犯部分得到审判，而三菱、三井等财阀在战争中的罪行(残害劳工、侵占资源、种植贩卖鸦片等等)，并未得到彻底清算。这批财阀企业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南满铁路在1945年8月被苏联占领军和国民党政府接管后，大批罪恶累累的满铁官员返回日本，并重新进入日本铁道系统工作。十河信二在战后回到日本，担任了爱媛县西条市市长、铁道弘济会主席。
在北京石景山上山路上，还遗存有两座日军修建的碉堡，枪眼都被堵了起来。这两座碉堡都是日伪占领时期日本人为控制石景山制铁所和附近的发电厂而修建。
兴中公司将石景山炼铁厂从龙烟铁矿公司分离出来，改为一个具有日本色彩的名字——“石景山制铁所”。1938年4月，日本人在原炼铁厂1300亩土地的基础上，强行拆除附近4个村的3000多间民房，征地1000亩，将石景山制铁所的占地规模扩大近一倍。同时日军驱使近万名国军战俘，和从附近村庄抓来的劳工，对石景山铁厂进行修复，残害致死者不在少数。4月20日举行炼厂修补典礼。那座从美国进口的1号炼铁高炉，已经废弃了15年，日本人经过数个月的修复，安装完成配套设备，于1938年11月20日正式开炉出铁。
——这座被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废弃了14年的钢铁厂，终于在日本人手里淌出了它的第一股铁水。后有诗人称之为“龙烟铁厂的第一滴眼泪”。
由此开始，来自中国北平的钢铁，便源源不断地造成武器，装备日军前线部队。1940年12月，在日本军部扩大钢铁生产的指令下，石景山制铁所改名为“石景山制铁矿业所”。出资总计2500万日元扩大钢铁生产。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日本战略物资更为吃紧，日本内阁要求华北驻军抓紧掠夺中国的“二黑二白”即煤、铁、盐、棉。
1943年，日本人再次强征土地2500亩，扩大石景山制铁所。并投资2亿日元进行大规模扩建，增建炼铁、炼焦、制钢设备，抢建11座日产20吨的小高炉。并从日本釜石制铁所，迁运来一座有10年炉龄的老高炉，容积516立方米，日产量达到380吨。这就是石景山铁厂的2号高炉。原本还准备从日本八幡制铁所搬迁一套炼钢、轧钢设备，能够年产钢坯6.5万吨，刚材4.5万吨。设备以及解体，但由于战争导致海上运输能力有限，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施。在日本人手里，石景山制铁所的规模成倍扩大，厂区面积达到2.558平方公里，1944年10月有员工2.57万人，其中日籍人员1492人，技术人员872人，管理人员704人，中国苦力劳工22683人。
由于中国劳工的消极反抗和暗中破坏，该厂高炉事故频发，屡屡停产，各大小高炉从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在日本占领时期，设计日产250吨的一号炉平均日产仅72吨。据日本技师在《第二炼铁炉概要》中记载，为抢速度，二号炉许多部分尚未完工，即在12月15日开炉投产，次日操纵室便发生火灾。在以后的617个工作日中，停风330次，停机13.8万小时，共出铁3.2万吨，日均产量仅52.1吨。
从1938年11月起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石景山制铁所共冶炼生铁262617吨。为了冶炼这些生铁，共从中国各地掠夺铁矿石55.911万吨、煤炭86.986万吨、焦炭23.318万吨、石灰石50.316万吨、水2531.2万立方米、电3834.28万度。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钢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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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国统区生铁产量为41000吨，钢产量900吨
1939年国统区生铁产量为41466吨，钢产量1944吨
1940年国统区生铁产量为55182吨，钢产量1500吨
1941年国统区生铁产量为66836吨，钢产量2011吨
1942年国统区生铁产量为77499吨，钢产量5793吨，敌占区高达170万余吨。
1943年国统区生铁产量为70000吨，钢产量7707吨
1944年国统区生铁产量为40130吨，钢产量13361吨
1945年国统区生铁产量为20867吨，钢产量1204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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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45年，国统区累计生铁产量为41.298万吨，钢产量4.5264万吨。
资料来源：《资源委员会季刊》1946年第6卷第1、2合刊，王子祐《抗战八年来之我国之钢铁工业》。
作为对比：
1920年中国生铁产量为43万吨，钢产量6.8万吨，超过抗战八年产量之合。
1935年—1945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控制的，昭和制钢所及满洲制铁会社鞍山工厂，累计生产生铁905.6万吨、钢547.4万吨、钢材327.8万吨。
另外作为对比，看看湖北汉阳铁厂的钢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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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为25890吨
1908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为66410吨，钢产量22626吨
1910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为119396吨，钢产量50113吨
1911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为131976吨，钢产量38640吨
1912年汉阳铁厂因辛亥革命遭到炮击，停产整修。
1913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为67512吨，钢产量42631吨
1914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为130846吨，钢产量51252吨
1917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为192582吨，钢产量42653吨
1919年汉阳铁厂生铁产量为166096吨，钢产量50113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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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汉阳铁厂自1894年5月25日开炉，至1925年10月停产，共产生铁240万吨、钢60万吨。
1938年抗战时期，国民党经营下的钢铁工业，还赶不上1908年清王朝覆灭之前的汉阳铁厂。
当国民党叫着嚷着没法发展钢铁业时，北京石景山制铁所，在国民党手里废弃了14年。
14年能干什么呢?
1959年第12期人民画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扩建工程。
日本人将北洋政府废弃了4年、国民党废弃了14年的石景山铁厂起死回生。背后中国人付出的是以万计的人命和耻辱。在日本占据期间，石景山制铁所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达5600余人，全部埋葬厂区周围，其中包括大量童工。大批中国劳工在日军枪刺下，过着猪狗不如的苦役生活。抗战期间，日军用石景山铁厂炼出的钢铁制成武器，再来屠杀中国军民，其间死伤者难以计数。
1941年6月1日，当初主持石景山铁厂建设的陆宗舆，病死北京，终年65岁。在1922年逃至天津日租界后，陆宗舆辞去了督办职务，从此不再管理龙烟公司事务。但1925年以后，他又继续担任了名义上的公司督办。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陆宗舆移住北平，1940年被汪精卫伪政权聘为行政院顾问，以卖国终老。陆宗舆死后，灵柩运到石景山地区，葬于福寿岭东山坡一处山间平地上。这块墓地是他亲自选定的，由于背负汉奸恶名，不能埋入浙江海宁老家祖坟，他只能在这里遥望石景山铁厂，看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产业。他的墓地早已被人盗毁，只剩下一个墓坑。
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百万大军和原子弹的压力下，日本人终于宣布投降了。8月17日，国民党河北先遣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开进石景山制铁所受降。投降的日本人在撤离过程中，蓄意将液态铁水留在两座高炉里，导致铁水冷却后变成铁坨，彻底封死高炉。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接管石景山制铁所，并更名为“石景山钢铁厂”。当美国专家实地考察了两座高炉状况后。他们给出的建议是：无可救药，原地报废。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以支持即将发生的国共内战，国民党投入巨资，由政务院经济部派员，主持修复损伤较轻的1号高炉。此后累计生产了3.6万吨生铁。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开始对北平石景山地区发起进攻。国军抵抗5天后，12月17日凌晨1点，解放军发起总攻，歼敌1600人，占领石景山。当天下午6点，毛泽东对东野发出指示，林彪、罗荣桓即命令东野1纵143师增派1个营的兵力，进驻石景山钢铁厂。这座命运多舛的钢厂，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此前，国民党在撤退前，企图再次对1号高炉重演日军铸死高炉的悲剧，在爱国技术人员阻挠下封炉，后趁热进行抢修，最终得以保全。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石景山钢铁厂开展生产竞赛，工人们增产节约，为前线捐献飞机25架。与此同时，厂党委开始筹划修复铸死的2号高炉。针对铸死在炉缸内的铁坨，在缺乏先进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工人们硬是用57天时间，一点点敲凿掉了这铁坨.1950年12月25日，这座已经废弃了五年的2号高炉宣告复活，再次淌出火红的铁水。直至1978年3月，这座高炉才易地大修，由于应用了30多项最新技术，1979年12月修复投产后，被命名为新2号高炉，炉内容积从516立方米，扩大到1327立方米。
石景山钢铁厂在最初几十年只能炼铁不能产钢。1958年国家投入2.4亿元人民币对石钢进行技术改造。1958年9月7日，技术人员建成第一座3吨侧吹炼钢转炉，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1961年5月建成了当时具有先进水平的年产30万吨小型材轧钢生产线，标志着企业轧钢能力开始起步。1964年12月24日，中国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在石钢诞生，揭开了我国转炉炼钢新的一页1965年，石钢高炉喷吹煤粉、入炉焦比、高炉利用系数等经济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使石钢炼钢技术居于当时全国领先水平。1967年9月13日，经冶金工业部批准，石钢改名为“首都钢铁公司”(简称首钢)。到1978年，首钢钢产量达到179万吨，成为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
改革开放后，首钢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1984年底，首钢以1250万美元，买下比利时赛兰钢厂，用以建设第二炼钢厂。1985年9月起，381名首钢工人，用7个月时间将6.5万吨机器设备，从比利时拆运至北京。1987年8月6日，首钢年产能300万吨的第二炼钢厂建成投产，拥有210吨级大转炉，使首钢总产能达到400万吨。1991年10月首钢在原试验厂的基础上，进行大修改造，建设年产250万吨的第三炼钢厂，于1992年10月1日出钢。到1994年首钢钢产量达到823.7万吨，从全国第八位跃居第一位。首钢一家企业的利税就占到全北京市税收的1/4。
此后的10年间，中国钢铁产业格局经历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和不断洗牌。到2002年，首钢的钢产量依然停留在800万吨左右，而此时的上海宝钢已经接近年产2000万吨，达到世界排名第五。当全国各大钢铁集团都在向年产千万吨大关冲刺的时候，首钢却窝在北京石景山，一再压低产量。
2011年，北京首钢集团遗址，该厂已经整体停产搬迁，在河北唐山曹妃甸港填海造地21平方公里，另建千万吨级新厂。照片左侧即为北京石景山，高183.7米，面积375亩。自1919年始建首钢，石景山就被淹没在了高炉、铁塔的钢铁丛林中，并不被人熟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在举国欢腾的同时，净化首都环境也成为一个极其紧迫和敏感的问题。首钢由此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一次做出在2002年压产200万吨的承诺，相当于将原来1/4的冶炼生产能力进行停顿。
为了北京整体产业布局，和摆脱首钢的发展局限。2002年首钢决定与唐山钢铁集团联合，在北京东南方230公里外的河北唐山曹妃甸港，渤海之滨，填海造地21.05平方公里，建设一个年产970万吨的巨型钢铁基地。2004年12月21日，首钢曹妃甸项目正式通过国家审批立项。2005年2月1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首钢搬迁方案，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在顺义建设轧薄板生产线，在2010年底前完成搬迁。
北京石景山这座占地面积8.08平方公里，拥有12万员工的钢铁集团，面临着1919年建厂以来，最为关键的一次脱胎换骨。耗资677亿元人民币，将一座年产800万吨的钢铁企业整体停产搬迁，分流职工6.47万人，其规模之大，工作之复杂，也是世界罕见的。首钢大搬迁，将腾出一块7.07平方公里的土地留给北京市。
2005年6月30日，首钢第一座大型高炉正式停产封炉，它原本每年可产生铁90余万吨。2006年5月9日，世界上炉龄寿命最长的首钢二号焦炉停产。其42年来共生产焦炭648万多吨，产出焦炉煤气26亿立方米。2008年，首钢启动压产400万吨工程，4号高炉和第三炼钢厂先后停产，这是首钢实施搬迁调整以来停产规模最大、关闭设备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项工作，首钢为此直接损失利润26亿元。四号高炉投产于1972年，迄今共连续生产35年零两个月，共产铁水4295吨，相当于建造400座鸟巢体育场。
2010年12月20日，北京首钢最后一炉钢材轧出，至此，首钢全面停产。2010年，首钢钢产量达3154万吨，销售收入2200亿元，资产总额增加到3090亿元。2011年1月13日，首钢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举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颁发“功勋首钢”纪念牌。
在北京首钢逐渐熄灭高炉的同时，渤海之滨，河北曹妃甸，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基地正在崛起。这里集中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大型焦炉、烧结机、高炉、转炉等设备，如亚洲最大的4座7.63米特大型焦炉、世界最先进的5500立方米巨型高炉、2250毫米热连轧机组、2230毫米酸洗-冷轧联合机组。具备年产生铁898万吨、钢970万吨、钢材913万吨的能力。
回望石景山钢铁厂百年历史，恰恰证实了那句话，一个不重视铁的民族，将付出血的代价。
2008年北京首钢集团卫星照片，其位于北京天安门西侧17公里的永定河畔，门头沟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交界处。厂区占地8.08平方公里，呈狭长形，南北距离6公里。这张卫星图片，只显示了首钢厂区的四分之三。其中上方是炼铁炼钢流程区，下方是轧钢流程区。这座年产近千万吨的巨型钢铁基地，已经走入历史。
2010年1月13日，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举行。此前，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已于2010年底全面停产，这座有90多年历史的钢城光荣退役。该照片视角为站在石景山上拍摄的首钢炼铁高炉夜景。
北京首钢集团搬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填海造地21平方公里，建设千万吨级钢铁基地。这里集中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大型焦炉、烧结机、高炉、转炉等设备，如亚洲最大的4座7.63米特大型焦炉、世界最先进的5500立方米巨型高炉、2250毫米热连轧机组、2230毫米酸洗-冷轧联合机组。具备年产生铁898万吨、钢970万吨、钢材913万吨的能力。
曹妃甸首钢京唐一期工程基本完工，产能已经完全恢复。
2010年产量达到一期工程970万吨设计目标。曹妃甸首钢还有二期、三期计划。二期设计目标1000万吨，投资额估计为1500亿元。
曹妃甸这个钢铁基地，跟鞍钢在辽宁营口鲅鱼圈建设的千瓦吨级钢铁基地，都是近几年来罕见的巨无霸级钢铁厂。
1950年第10期人民画报，应该是参加国庆1周年庆典后，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参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
石景山发电厂是北京最早的发电厂之一。北京使用电比上海要晚，早期只有清廷皇宫和外国驻华使馆使用。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朝御史、行部员外郎史履晋、御史蒋式惺及候补同知冯恕等人，集股筹办公用电力事业，共筹得官商股本白银8万两，1904年商部正式复文批准，1905年正式成立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公司在前门西城根处建设发电厂，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这座初期容量仅为300千瓦的发电厂，就是石景山发电厂的前身。
前门发电厂受水源和储煤场地的限制，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最后选择在石景山西北临永定河处兴建设新厂(石景山炼铁厂旁边)。石景山发电分厂于1919年8月动工兴建，新装一台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和三台锅炉，始称石景山发电分厂，就近燃用冯恕任股东的门头沟煤矿的京西硬煤(无烟煤)，1922年2月向北京城送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该电厂被日军控制。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被日本人控制的华北开发会社，强行收购股本宣告解散，组建伪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易名北京发电所。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管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北京发电所改为北平发电所，开始与津唐电网77千伏输电线路连接。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发电厂。
1948年12月，石景山发电厂被中共接管，进行两期扩建，安装两台德国制造的容量为1.2万千瓦机组和一台瑞典制造的容量为3万千瓦机组，使全厂装机容量达到11.5万千瓦。1973年继续建设京西发电厂。1975年20万千瓦燃油机组并网发电。1980年7月，石景山发电厂与原官厅水力发电厂合并，组建成为石景山发电总厂，包括石景山发电厂、高井发电厂、京西发电厂、113电站和官厅水电站、下马岭水电站、下苇甸水电站、模式口水电站。至此，石景山热电厂总装机容量达8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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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华北的重工业基础，几乎都是清朝开始起步，北洋政府时期发展，1928年国民党接管后停滞，到1931年日军全面占领中国东北，1938年日军全面占领中国华北。日本人在侵略的土地上，开始大肆发展重工业。
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只能龟缩在中国大西南苟延残喘。
1950年第8期人民画报，天津机器厂的工人在制造零件。前身是1935年日本商人甲裴在河西区小刘庄开办的甲裴铁工厂。1953那年更名为天津动力机厂。
天津动力机厂前身是1935年日本商人甲裴在河西区小刘庄开办的甲裴铁工厂。1939年，日本江商洋行收买了这个厂，改名兴亚铁工株式会社，生产纺织机和矿山机械。1941年，迁至河北区小王庄，1944年改组为华北机械工业株式会社，工人增至400多人，专门生产枪、炮等武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管了这个厂，改名为天津机器厂。1951年10月，该厂试制成4146型80马力柴油机。1953年9月改名为天津动力机厂。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动力机厂曾经生产出中国第一台中马力4146型号的高速发动机，并到世界博览会上参展，获得国外同行的一致好评;大庆油田开发过程中使用的红旗100推土机所配置的146发动机，就是天津动力机厂生产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所乘坐的专机上使用的双脉冲调速器也是天津动力机厂生产的;动力机厂最辉煌的时候是在1993年，当时全年生产了7001台柴油机;由天津动力机厂自主研发设计的130系列发动机，油耗小、噪音低，低温启动，在国内同行业中都是领先的。
目前，厂房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还保留有几台建厂时期的老设备。从1982年开始，天津动力机厂一直在生产130型发动机。同时还生产各种工程装载机、插车、拖拉机、推土机的配套装置，以及橡塑机械、铸造机械、食品机械、燃油泵、垃圾处理机等等配套设施以及大量发电机设备。
1950年前后，中共接管的重庆钢铁厂，即国民党时期的兵工署第29工厂。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将已经停产废弃了12年的湖北汉阳铁厂高炉等设备、以及大冶铁矿、上海炼钢厂等的主要设备，共3.7万吨拆迁至重庆大渡口，建设兵工署第29厂。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厂，但产量少得可怜，甚至还不如清朝末期汉阳铁厂的产量。那座100吨高炉是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高炉，也是从废弃了12年汉阳铁厂拆迁而来。现在的重庆钢铁集团，也自认是汉阳铁厂嫡传。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国民党在逃跑前埋下炸药部分炸毁该厂，12月6日由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隶西南工业部领导，更名为西南工业部一零一厂。1950年4月3日，该厂三所2号平炉恢复炼钢，至5月7日全厂除100吨高炉外局部恢复生产。5月10日，该厂将1938年从汉阳铁厂迁运来的800毫米轧机修复，成功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用于成渝铁路建设。至1952年5月19日，成功完成为成渝铁路提供505公里钢轨的任务。为此，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派代表专程来厂颁发一等奖奖状。
此后该厂陆续兼并重庆附近小型钢铁企业，并投资改扩建，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后更名为西南钢铁厂。为建设内昆铁路、天成铁路、兰新铁路、武汉长江大桥、重庆发电厂等工程，提供了大批钢材。向全国各地输送技术骨干8000余人。到2010年末，重钢集团在岗职工2.1万余人，资产总额524亿元，是重庆市属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
1951年前后，成渝铁路即将铺设完成的大渡口至菜园坝段铁道。
成渝铁路前身为1903年清政府兴建未成的汉川铁路(汉口—宜昌—万县—重庆—成都)，成渝铁路即为其西段。自1903年7月(清光绪29年)，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奏请建设汉川铁路后。该路几近波折，共提出了20条建设路线，原因即为川蜀之地地质条件复杂，建设难度极大。2011年才建成通车的宜万铁路，即为汉川铁路的宜昌至万县段，被称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难修建的铁路。由此可见，清政府想修成汉川铁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古语绝非虚言。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提及汉川铁路计划，不过那只是空谈而已。汉川铁路从1909年11月开工修建宜昌至秭归段，1912年辛亥革命后修建汉口至杨家洚段，后于1917年停工，到1926年各铁路局撤销。从1903年计划启动至1926年为止，汉川铁路共花费3000余万银元，西段(宜昌-姊归段)仅完成157公里路基工程的40%，试铺轨7.5公里，后废弃。东段完成汉口段166公里路基，后改为公路。到1947年，汉川铁路最终仅完成了14%的工程量。
1949年12月31日，当时西南战事还未结束，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决定，“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1950年6月15日，在举行了成渝铁路开工典礼。邓小平莅临致词，贺龙亲手将一面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授予筑路大军。当天筑路一总队高举“开路先锋”的旗帜，开赴九龙坡、油溪工地，揭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序幕。
为了建设这条全长505公里，贯通西南重镇的铁路，四川人民提供了129万根枕木，十万劳动大军奋战在铁路沿线。至1952年6月13日胜利贯通。1952年7月1日，四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贺龙亲自剪彩。成渝铁路是在新中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修筑完成的第一条铁路，堪称奇迹。直至今天，这条铁路仍然是西南铁路大动脉，1987年完成电气化改造。
——中国的奇迹，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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