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至1956年，毛泽东极为关心水利工程建设，对包括包括治理淮河工程、长江荆江分洪工程、治理黄河、修建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等工程做过指示。建国初期，中央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
1950年8月25日，国家水利部以毛泽东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领导下，傅作义部长主持召开了治淮会议。会议经反复研究和探讨，确定了根治淮河的“蓄泄兼筹，上中下游统筹兼顾”的基本方针和第一期工程。9月，水利部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后，国家水利部、华东水利部和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组织入海水道查勘团赴苏北实地查勘。
10月，淮河入海水道查勘团一行40人进行淮河入海水道线路测量，从洪泽湖高良涧开始，经淮安、苏家嘴、盐城东坎、六垛至滨海扁担港出海口止，全长168公里。入海水道线路定为堤距2500米，至年底基本完成测量任务。经一个多月的实地查勘和征集地方意见，编写了《淮河入海水道查勘报告》，提出了淮河入海水道方案，入海水道拟挖南北两槽，行洪8000立方米每秒，并确定入海工程为三堤两河，南北堤距共宽4000米。工程总经费10.065亿公斤(100万吨)大米。(折合1.63亿元人民币，足够建造三座太原重型机器厂)
1950年10月14日，就在中国出兵朝鲜前5天，政务院(后来的国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上游以蓄为主，中游蓄泄兼筹，下游以泄为主。所谓“蓄”，一是在淮河上游兴建水库控制洪水，库容20亿立方米;二是在平原地区的中游(主要在安徽)兴修4个湖洼蓄洪区和22个行洪区(总面积1000平方公里，库容50亿立方米，涉及500万亩耕地和200万人口)，通过在汛期行蓄洪以削减洪峰，保护淮干堤坝，最终保护沿淮城市。
所谓“泄”是在淮河下游，从洪泽湖向东开辟淮河入海水道，加强运河堤防及建筑三河活动坝等工程。由于当时挖掘淮河入海水道(后来的苏北灌溉总渠)有人力调度困难，决定先暂缓开辟入海水道。确定当年把重点放在入江水道疏浚，培修洪泽湖堤、运河堤，修建运河12个涵洞等6项工程。1951年先完成一期工程，以应付来年的淮河汛期。淮河经洪泽湖入长江水量定为每秒8500立方米。
1951年第4期《人民画报》，治理淮河。1950年冬，淮河中游60万治淮民工进行施工，照片为民工在安徽蚌埠市西线二段席家沟圈堤，以确保蚌埠市安全。蚌埠圈堤分为东西两段，以铁路桥为中心，向东沿老堤从广济闸至王家岗，长6.85公里，称东段圈堤;自铁路桥向西，沿顺河街至席家桥直北，再向南跨蚌怀路至席家庄，长4.30公里，称西段圈堤。堤顶高超过1950年最高洪水位1米，顶宽6米。整个工程由蚌埠市生产救灾治淮指挥部组织施工，1950年11月开工，1951年9月竣工，计完成圈堤土方60万立方米，筑石堤长1.2公里，引河土方31万立方米，筑旱闸12座。
1950年11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在安徽蚌埠成立。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淮委下设办公厅及政治、工程、财务3部。由于淮河支流特别多，分布地区广，工程量大，涉及豫、皖、苏、鲁数省，又加上当时物质、施工条件落后，因此治淮任务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不可想象。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于1950年11月底开工。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治淮工程先后启动。在这一工程中，动员民工人数达220万人(不包括各地自办工程的人数)，参加工程领导、行政和技术干部共有3万人。为运输工程所需物资，仅皖北地区就动员各种船只8314艘，车辆7438辆。1951年5月，由邵力子任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把印有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分送到了治淮委员会和三个治淮指挥部，极大地鼓舞了治淮大军的士气。经过9个月的奋战，第一期治淮工程于1951年7月20日完工。除完成建筑洪河上游的石漫滩水库和淮河中游润河集分水闸这两项主要工程外，还整修加固堤防2191公里，疏浚河道861公里，完成湖泊洼地蓄洪工程12处，其中较大的有洪河流域的老王坡、潼湖蓄洪工程，和汝河流域的吴家湖、蛟停湖蓄洪工程。完成大小闸坝涵洞92座。整个工程共完成土工1.95亿立方米(其中沟渠工程土工约1亿立方米，与三峡工程相当)，石工12.6万立方米，混凝土3万多立方米。第一期治淮工程的完成，为以后进一步根治淮河积累了经验和打下了初步基础。
1950年冬季的淮河治理工地。
一期工程量极其庞大，沿淮各县市均有大量配套工程。仅以安徽淮南市为例，在第一次治淮高潮期内先后修筑了淮北大堤、凤台城防堤、城市工矿围堤、西淝河左右堤、内河圩堤、行洪堤、茨淮新河堤共640公里;增辟董峰湖、上、下六坊、石姚湾、洛河洼、汤渔湖等6处行洪堤和瓦埠湖蓄洪工程;开挖了茨淮新河淮南段河道;疏竣了西淝河、港河、架河、泥黑河、窑河等;建设了支流入河的多个节制闸;兴建了董峰湖、菱角湖、永幸河枢纽、架河、祁集、汤渔湖等一批重点排涝站;修筑了南塘、丁山、乳山等6个山丘水库。全市以河道堤防、山丘区水库、行蓄洪区、涵闸控制工程、排涝站工程等有机组合的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形成。
这还仅仅只是安徽淮南一个市的工程量，由此可以想象当300万民工大军，奋战在沿淮一线进行劳动时，是何其壮观的景象。此时，在向淮河东北900公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上，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与美军热血鏖战，杀得难分难解。
1951年，男女老少齐上阵，数万民工在河南省禹县白沙水库工地运送土石，修筑水库大坝。这是淮河上游的一系列蓄洪水库之一。新华社资料照片。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如果在世界上称第二的话，没人敢称第一。
白沙水库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北30公里，与登封和新密三市交界处，距郑州市西南60公里，是我国解放后最早兴建的大型水库之一。1951年4月开工兴建，由河南省人民政府牵头组织登封、禹县(今禹州)、叶县、鲁山、密县(今新密)等14个县的民工10余万人参加工程建设。1953年6月竣工拦洪蓄水，1956年扩建为省办大型白沙落日水库之一。大坝东起二龙山，西接逍遥观，长1316米，高47.88米，宽6.69米，另砌防浪墙高1.2米，主要栏蓄颍河、石淙河、蛟河、四里河水，流域面积985平方公里，总库容2.9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杭州西湖)，水域面积19.43平方公里。水库建成后，不仅发挥了防洪、灌溉、保护生态等综合功能，也成为游览观光的胜地，每年接待全国各地游客4万多人。景区原有东岭关是三国时期关羽保护二位皇嫂“千里走单骑”，寻找刘备时“过五关斩六将”的第一关，至今还遗存有“义勇武安王庙”。庙前有戏楼和望嵩桥等文化遗迹。
白沙水库全景，左侧为水库大坝，左下方为排灌电站。
1951年第9期《人民画报》，整治淮河支流—濉河。1950年冬，皖北省宿县专区动员22.6万民工疏浚濉河，20天时间完成了413.3216万立方米工程量。人均每天挖掘挑运近1立方米土方，约合1.6吨左右。这些土方量，足够一百辆30吨的土方车运3300次。
濉河，淮河中游支流，古称睢水，古代鸿沟支流之一。源出安徽砀山县东卞楼，洪河为其主源，向东偏南流，经砀、萧、濉、宿、灵、泗及江苏泗洪等七县境，于临淮头注入洪泽湖。上至濉溪口下至洪泽湖边临淮头，河道全长133公里。
1951年4月，皖北省宿县专区(1952年1月，皖南、皖北合并为安徽省)濉河春季疏浚工程全面开工。计划疏浚土方为1840.1662万立方米，取土筑堤82.3万立方米，上游整理工程500万立方米，总工程量为2422.4662万立方米。1950年冬季即动员22.6万民工疏浚濉河，20天时间完成了413.3216万立方米工程量。其中泗县五万民工从1950年12月20日开工，克服了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与雪雨年关，一直没有停工。灵璧县和宿县在1月10日冰天雪地时放工，1月25日天气转暖后，沿河民工复工的即有二万五千余人。春季工程全面展开后，从2月11日起到20日止，上工民工已达二十四万五千人。濉溪至符离段上游50公里整理旧河工程四万民工，亦陆续上工。五河万余远征劳动大军亦于4月10日前后开抵泗县工段。濉河春季工程，尚有2009万余立方米工程量，最艰难的是浍塘沟以下至枯河头60公里排水工程，尤其是灵璧25公里新开河道排水工作异常艰巨。从灵璧禅堂集到泗洪石集约80公里工段挖砂礓工程亦很艰难，特别是泗县时铺到枯河头十余公里的砂礓层更严重。但民工情绪高涨，所有这些困难都正被一一克服着。(当时资料)
1950年6月淮河发生水灾，随后中央做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12月，淮河中游冬修工程开工。图为参加治淮工程的民工在工棚前吃饭。他们用铁锹、钉耙、锄头、箩筐、扁担、独轮车等一切可以使用的农具，完成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
毫无疑问，这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胜美国人后，中国人民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1951年夏，上万民工在安徽阜阳，润河集蓄洪分水闸工地施工，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润河集(现润河镇)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润河与淮河交汇处(颍上县城西南19公里)。1951年初，皖北行署确定修建润河集分水闸工程，利用城西湖等湖洼地控制蓄洪。是年7月，润河集工程完成后，又陆续建成了城东湖、溕洼、瓦埠湖等控制蓄洪工程。1954年大水，检验出原计划中游蓄洪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太低。大水后，进行淮河流域规划，确定淮河上中游除完成山谷水库外，中游洪水控制采取建临淮岗水库方案，加高加固淮河干流堤防，使中游防洪标准达到百年一遇。1958年始建临淮岗工程，拆除润河集分水闸工程。1962年临淮岗工程停建，使城西湖蓄洪区失去进洪控制。此后多次会议均确认临淮岗工程应该复建，现已建成。
润河集分水闸工程位于正阳关上游润河集，工程包括城西湖进洪闸、拦河闸、固定河床。控制蓄洪区包括城西湖、溕洼、润河洼地以及枢纽以上的河道、洼地等。该工程于1951年2月动工，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河道枢纽控制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曾得到全国的支援，既是1万多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血汗和智慧的产物，又凝结着全国人民的友谊。但因经验不足，存在防洪设计标准过低，未考虑综合利用等问题，1954年大水时进洪闸下游护坦与闸门油路系统被冲毁，未能发挥分洪蓄洪作用。1958年修建临淮岗水库时拆除了该工程。1971年润河集上游4.8公里处另修建了王截流城西湖进洪闸，设计进洪流量6000立方米每秒，每孔孔径10米，共36孔。从此城西湖蓄洪区又有了进洪控制闸。
1951年第9期《人民画报》，修复淮阴船闸。1934年2月开工，1936年6月完成，7月1日通航，毁于抗战。共打松木基桩2000余根，赖生钢板桩603块，松木板桩700余块，浇制混凝土4000余立方米，挖土43万余立方米，筑堤22万立方米，共费法币约94.6万元。
转一段亲历者文章，颇为生动。
淮阴船闸，是1936年建成通航，由当时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投资，上海中南营造公司负责施工。后因日本人入侵，船闸毁于战火。1950年春，由苏北行署水利局筹备修复。笔者为度春荒，曾与家父一起在船闸工地上做工，先是砸石子，就是将零星石块，砸成小石子，按箩计价，以维持生计。后来又参加输水廊道清淤。输水廊道，塞满淤泥，上游有一个进口，闸室内有若干排水孔，只能容瘦小躯干进入，箩筐无法进出，每个孔有专人在廊道里挖土，外边人用布兜盛运，施工条件很差，也采取计件工资，一兜泥虽只有几十斤重，但一路泥水淋漓，只能光着脚或穿草鞋抬运，再爬十几米高坡送到弃土区，弃土时有人验收后发一个竹牌，三天结算一次。
负责修复工程的是后来任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周子范，鼻子高而且尖，戴一深度近视镜，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不少人误认为他是外国人，大家背后叫他周大鼻子。因此，淮阴船闸修建完成时间应当是1951年春夏之交。这时笔者已经参加工作，所在单位是苏北北段工程处，属苏北行署水利局和淮河下游工程局双重领导，地址在今水门桥北道路中心，管辖着上自苏鲁界下至板闸一线运河堤、涵(板闸以南属南段工程处)。
船闸建成典礼，邀请友邻单位派人参加，循前国民党时期旧例，要设宴招待来宾。记得当时有一段趣事：工程处下属的淮阴县运河工程事务所政工股长刘习前代表参加。刘习前同志是工农干部。回单位后同志们问他宴会情况，他除了说好，讲不出所以然来，但使他遗憾的是，那里的茶水不好喝，锅没有刷干净，不仅颜色发黑，还有一股子焦糊味。工程处有一位王工程师，因为题写了淮阴船闸闸名，因而也在被邀之列，笔者询及典礼茶水一事，他噗嚓一笑：那是咖啡。
因此詹先生文章说在1950年就看到过船有误，应是1951年。詹先生说他二姨父在船闸旁开一小饭店，笔者印象亦深。1951年秋，船闸已经通航，清江市(淮阴市)筹建发电厂，位置选中船闸南，即今淮阴一、三线船闸身下，电厂选在这里可以减少过闸费用。要规划厂房、道路、码头，但缺少地形图纸，而当时清江市建设科，缺少技术力量和测量仪器，而我们工程处则拥有数十名接收的旧水利部门技术人员，被请支援。笔者有幸成为一行六人之一。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已年近60丁启太老工程师，三天时间中晚饭就在这个小饭店包伙。当时笔者享受的是供给制大灶伙食标准，每天2400元(旧币合今币0.24元)，早晚稀饭加馒头，中午四人一盆菜，每周一大荤一小荤，星期日一顿饺子。而对旧人员仍沿袭旧制，享受薪金制，外出测量每天补助费1.2万元，相当于我们五天伙食标准。因为参与这项工作，同样享受补助，但是按实报销，超支不补，节余上缴。因此这三天中，中午八菜一汤，四荤四素，晚上五点晚饭，四菜一汤，感到是神仙日子，虽然每天往返二十多里，觉得非常幸运。
淮阴船闸建成，码头三闸便完成历史使命。究竟是什么时候堵坝断流?两篇文章都不甚具体。在三闸断流前，灌溉总渠尚未开挖，为了及时向里运河补水，船闸工程处在惠济正闸下建了一座现代单孔闸，改为机械启闭闸门，仍叫惠济闸。惠济越闸，则进行封堵。因为越闸有闸门控制，堵闭无溜，相对技术比较简单，便由笔者负责。记得当时吃住在越闸下面贺学明家。贺学明原来也是干管闸这一行的，吃饭按供给标准支付，住宿则另予补助，当时人们都比较淳厚，并不计较多寡。
新惠济闸收尾阶段，清理上下游河道和拆除坝埂，由淮阴县运河工程事务所负责，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有的还是临时聘用的。当时工地办条件很差，设施简陋，借民间方桌办公，只有负责人孙股长一人配有一个皮包，连个像样的箱子都没有，也无专职会计。从事务所取款100万元旧币，存放在盛测量仪器的钢质盒子里，以备发放民工工资。后来100万元失窃，当即报案。经公安部门排查，确定为内部人员作案。因为这个仪器是瑞士进口的，箱子两侧有弹簧搭扣，不是内部人员，不知如何打开。碰巧有一位聘用人员请假未归，公安部门未费吹灰之力，第三天便破案。
说来现代人感到好笑，盗窃者可算是历史上最笨的贼。正是这位请假的聘用人员，曾经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卫生员，被解放遣返。他盗得公款，回家将赃款全额买了玉米，储在家中。他家连父母三口人，只有两小间房子。当时玉米市价是600元一斤，近1700斤玉米竟将房子堆积满满的。笔者亲历的这些住事，说明淮阴船闸建成于1936年，修复于1951年春夏之交。而码头三闸断流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旧三闸退出历史舞台，应与淮阴船闸修复同步，向里运河补水由新的惠济闸承担。1958年淮沭河的开挖，彻底切断三闸水流。(潘俊青)
1951年第9期《人民画报》，上海工人制造的润河集分水闸闸门。解放前，中国水利工程设备主要向国外进口，财力浪费很大。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由苏联专家指导设计，所用的闸门机件重约1400吨、宽度500米。由上海一百二十三家工厂自己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很短的时间内赶制完成，这在当时堪称奇迹。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对“造机器”和“买机器”的区别，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这是中国工业化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当然，直至今天，还有人对此的认识并不清醒。
1951年3月29日，润河集蓄洪分水闸枢纽工程开工建设，整个工程仅用了4个月，7月25日完成。其枢纽由进湖闸、拦河闸、固定河槽、拦河坝组成。这一年还修建了可灌溉9万多亩耕地的洪河水库，还培修加固了多处大堤，第一期治淮工程顺利完成。
更加庞大的二期工程，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
1951年第9期《人民画报》，治理淮河一期工程完工。
江苏淮安洪泽县，洪泽湖东岸的高良涧进水闸工程，已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块石碑背后，记述着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绝后的水利工程壮举。
1952年6月29日，治理淮河工程，洪泽湖东侧的高良涧进水闸(苏北灌溉总渠进水口)放水。滔滔淮河水流经洪泽湖后，经高良涧进水闸流入168公里长的苏北灌溉总渠，一直向东泄至黄海。
高良涧是洪泽湖东岸最大的港口，历史悠久。相传在大禹治水时，这里是一个小鱼村，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大禹以此为中心，设点收粮、征集民工、发动百姓、整训治水队伍，以治理水患，当地人民称其为“交粮站”。这名称一直沿用数千年之久，1749年春，乾隆皇帝南巡时，带着一队人马由清江浦(淮阴)经过这里，见湖光水色，波涛逐浪，好一派鱼米之乡的景色，遂将“交粮站”改为“高良站”。1956年洪泽建县时，高良涧镇为洪泽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洪泽县城)。
高良涧进水闸位于洪泽湖东岸，是苏北灌溉总渠西端起点，它是8孔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水闸，总宽81米，净高40米。1951年11月开工，1952年6月29日竣工放水。
苏北灌溉总渠地图，西起洪泽湖东岸的高良涧进水闸，东至盐城六垛的扁担港，总长168公里。流经洪泽，青浦、淮安，阜宁、射阳，滨海等6县(区)市。
苏北灌溉总渠，是一条完全从平地挖成的人工运河，总长168公里。60年前的1951年11月，治理淮河二期工程启动，江苏省动员苏北118.9万民工，仅用83天时间，便建成了这条与埃及苏伊士工程量相当的巨型人工运河。总挖掘土方量达到6321.9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千台1立方米挖掘机，挖掘四个月的工程量。如果把这些土方全部堆到10米高，足以堆满878座足球场。
苏北灌溉总渠——这项足以与埃及苏伊士运河媲美的工程，在世界上却乏人知晓，即使是在中国，在苏北当地，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历史。因为它早已被毛泽东时期那些震撼人心的水利工程所淹没。而今天的中国舆论，充斥着妖魔化毛泽东时期的污言秽语，对此更加乏人问津。
站在高良涧进水闸上，向东眺望苏北灌溉总渠。这段宽160米的河面，就是苏北灌溉总渠入口处，滔滔淮河水流经洪泽湖后，经由这里流入苏北灌溉总渠，向东奔流168公里，在盐城六垛乡附近，直入黄海。
1950年9月，水利部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后，国家水利部、华东水利部和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组织入海水道查勘团赴苏北实地查勘。10月，淮河入海水道查勘团一行40人进行淮河入海水道线路测量，从高良涧开始，经淮安、苏家嘴、盐城东坎、六垛至滨海扁担港出海口止，全长168公里。入海水道线路定为堤距2500米，至年底基本完成测量任务。经一个多月的实地查勘和征集地方意见，编写了《淮河入海水道查勘报告》，提出了淮河入海水道方案，入海水道拟挖南北两槽，行洪8000立方米每秒，并确定入海工程为三堤两河，南北堤距共宽4000米。工程总经费10.065亿公斤大米。
1951年7月26日至8月10日，中央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治淮会议，水利部水文局作了淮河水文计算的报告，提出经过水文计算，核定淮河洪水总量为760亿立方米，入湖最大流量11400立方米每秒，经洪泽湖调蓄后，并由苏北灌溉总渠下泄700立方米每秒后，三河下泄最大流量可不超过7000立方米每秒。因此，认为“入海水道可以不再开辟，改自洪泽湖至黄海修筑一条以灌溉为主结合排洪的干渠，分泄流量700立方米每秒。”会议明确指出：“依据1931年及1950年水文计算，并参照1921年下游洪水估算所得和根据上游蓄洪能力”，“下游则依据洪水总来量800亿立方米计算，洪泽湖水位为14米，中渡流量为80000立方米每秒。”据此肯定不需开挖入海水道。因此淮河入海水道就由开挖苏北灌溉总渠代替。(40年后在苏北灌溉总渠北侧沿线，建成了淮河入海水道，进一步提高了泄洪能力。)
苏北灌溉总渠，需完成土方6321.9万立方米，总工日4070万个，实支经费147.5万元。工程全长168公里，渠底宽60—140米，堤顶宽8米，设计流量700立方米每秒。其以灌溉为主，辅以防洪、排涝、航运、发电能力。可灌溉苏北平原2580万亩土地，十倍于秦始皇修建的“郑国渠”，使苏北成为中国重要的产粮基地之一。
站在高良涧进水闸上，向东眺望苏北灌溉总渠。这段宽160米的河面，就是苏北灌溉总渠入口处，滔滔淮河水流经洪泽湖后，经由这里流入苏北灌溉总渠，向东奔流168公里，在盐城六垛乡附近，直入黄海。
1950年9月，水利部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后，国家水利部、华东水利部和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组织入海水道查勘团赴苏北实地查勘。10月，淮河入海水道查勘团一行40人进行淮河入海水道线路测量，从高良涧开始，经淮安、苏家嘴、盐城东坎、六垛至滨海扁担港出海口止，全长168公里。入海水道线路定为堤距2500米，至年底基本完成测量任务。经一个多月的实地查勘和征集地方意见，编写了《淮河入海水道查勘报告》，提出了淮河入海水道方案，入海水道拟挖南北两槽，行洪8000立方米每秒，并确定入海工程为三堤两河，南北堤距共宽4000米。工程总经费10.065亿公斤大米。
1951年7月26日至8月10日，中央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治淮会议，水利部水文局作了淮河水文计算的报告，提出经过水文计算，核定淮河洪水总量为760亿立方米，入湖最大流量11400立方米每秒，经洪泽湖调蓄后，并由苏北灌溉总渠下泄700立方米每秒后，三河下泄最大流量可不超过7000立方米每秒。因此，认为“入海水道可以不再开辟，改自洪泽湖至黄海修筑一条以灌溉为主结合排洪的干渠，分泄流量700立方米每秒。”会议明确指出：“依据1931年及1950年水文计算，并参照1921年下游洪水估算所得和根据上游蓄洪能力”，“下游则依据洪水总来量800亿立方米计算，洪泽湖水位为14米，中渡流量为80000立方米每秒。”据此肯定不需开挖入海水道。因此淮河入海水道就由开挖苏北灌溉总渠代替。(40年后在苏北灌溉总渠北侧沿线，建成了淮河入海水道，进一步提高了泄洪能力。)
苏北灌溉总渠，需完成土方6321.9万立方米，总工日4070万个，实支经费147.5万元。工程全长168公里，渠底宽60—140米，堤顶宽8米，设计流量700立方米每秒。其以灌溉为主，辅以防洪、排涝、航运、发电能力。可灌溉苏北平原2580万亩土地，十倍于秦始皇修建的“郑国渠”，使苏北成为中国重要的产粮基地之一。
1952年，苏北群众在高良涧水闸建设中。新华社资料照片。
苏北平原是中国最年轻的土地，5000年前才由泥沙沉积变成陆地。在这块荒凉的盐碱地上，茅草芦苇丛生，不是荒地就是旱地，老百姓一亩能收个一百来斤粮食就不错了，而且一点保障也没有，只能望天收。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自1951年11月起，江苏省淮阴、盐城、南通、扬州等专区十数个县的民工计118.9万人次开赴建设工地。这些农民工在寒冬里抛妻别子，自带最原始的大锹、泥兜、石硪，踏着用芦苇编织的“毛窝子”(草鞋)，义无反顾地奔赴工程前线。东台县分配到的施工工段从阜宁三灶乡天沟村起，向东到滨海，当时有1万多东台民工参加。他们要靠两条腿步行上百公里过来，花费几天才能赶到工地，即使这样也很少发生逃工溜号的情况。因为这项水利工程，将彻底改变苏北人民“靠天吃饭”的命运。
进入工地后，百万民工展开空前的劳动竞赛。一时之间，在西到洪泽湖畔东至黄海之滨，全长168公里的工地上，红旗招展，一片欢腾。苏北民工们喊出了50年代的最强音：“长城是人修的，总渠是人挑的!”，“我们如今翻了身，也要让淮河翻个身!”。工地上人山人海，劳动号子此起彼伏，振奋人心。但开工不久便进入隆冬严寒，来了一场北方冷空气风暴，接着又是一场大雪，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4-15摄氏度，滴水成冰，积雪最厚达到0.3米左右，使施工遇到很大困难。
冰天雪地里，被冻实的土地犹如铁板，一铁镐砸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点;一铁锹下去，一道白痕。民工们动起了各种办法，泰县(泰州市)总队港口大队沈焕林小组，在冻土上先打开一个洞，凿开一条缝，再用扁担、铁锹连成一气往上撬。被撬开的冻土盖大的有二三百公斤，小的也有百十公斤。通过这种办法，他们每人每天挖运冻土达2.8立方米。冻土被民工们征服了，但大雪封堤，上下坡困难，一度又影响了运土进度。淮安、宝应、涟水等总队的民工们采用铲雪铺草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1952年7月13日，《苏北日报》刊载“高良涧进水闸胜利完工”照片。
在工程中，最难挖的是淤泥段，锹不好挖，筐不好抬，也无法筑堤。高邮县承担的8公里长的工地上，有7公里长的淤泥积水。面对这条泥龙，5000多民工发扬志愿军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卷起裤腿，跳进泥浆，打堰戽水。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他们白天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水，夜晚又变成一身冷水，就是靠这种敢于战胜一切艰苦的精神，保证了工程进度。
当时除了施工条件简陋外，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上百万民工除少数在当地群众家里打草地铺外，大多住在自己搭的茅草窝棚里。有的人甚至在当地老百姓家的棺材里(为老人准备的)，睡了几个月。在吃的方面，除了国家提供的粮食外，当地老百姓都吃山芋煮粥就咸菜。能吃饱饭，就已经够让人满足的了。工地上为了调动民工劳动积极性，还给优秀劳动模范奖励一头水牛，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到1952年2月，苏北灌溉总渠春季工程继续进行，淮阴专区组织施工民工总数增加到72.5万人，在民工们迎战最后攻坚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东分团，于3月21日专程来工地，先后作报告5次，给广大民工以极大的鼓舞。民工们纷纷表示“治好淮河发展生产，增强抗美援朝力量，建设伟大的祖国”。百万民工在常人难以料想的困难境地，奋战83个晴天，硬是用手挖肩挑车推，完成了整个工程6321.9万立方米的土方任务。
这些朴素的苏北民工，闪烁着中国人民千百年来顽强不息的英雄本色。就在15年前，他们还在等待侵华日军的屠刀下挣扎。今天，他们用肩膀创造出世界水利工程奇观。
1952年第7期《人民画报》，根治淮河之苏北灌溉总渠放水泄洪。自此，苏北平原千万亩盐碱地，逐渐变成沃野良田。
苏北灌溉总渠，是一条完全从平地挖成的人工运河，总长168公里。60年前的1951年11月，治理淮河二期工程启动，江苏省动员苏北118.9万民工，仅用83天时间，便建成了这条与埃及苏伊士工程量相当的巨型人工运河。总挖掘土方量达到6321.9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千台1立方米挖掘机，挖掘四个月的工程量。如果把这些土方全部堆到10米高，足以堆满878座足球场。
83天!!!这世界还有谁能比肩!
2003年建成的淮河入海水道工程，位于苏北灌溉总渠(照片最右边的河道)的北侧，采用沟渠与筑堤“束水漫滩”行洪并用的方式。照片左侧的两根河道和旁边的滩地，都是泄洪道，泄洪能力达到每秒2270立方米，是苏北灌溉总渠的三倍。两侧筑有高高的防洪堤，行洪滩地日常可以耕作，只有泄洪时被洪水淹没。这种方式修建的泄洪道，只征地6万亩，节省了几十万亩土地，减少拆迁14万人。
苏北灌溉总渠虽然兼有排洪入海的功能，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由于起初对洪水来量计算的不足，一旦发生流域性洪水，总渠便屡出险情。其实早在1951年治淮一期工程时便计划着手修建“淮河入海水道”，只是限于国家财力有限，而选用了灌溉与泄洪并举的苏北灌溉总渠方案。国家穷啊，没办法。
到了1991年夏季，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苏北灌溉总渠全线告急。其时，中国财力已远非建国初期能比，修建淮河入海水道计划再次提上日程。行洪方案采用“泓滩结合”的河道行洪，河道全长163.5公里。自二河闸起向下3.5公里处穿二河东堤设二河新闸，沿苏北灌溉总渠北侧挖河筑堤与总渠两河三堤并行入海。河底宽210至324米，外堤脚距750米。
1998年10月28日，淮河入海水道工程开工典礼在淮安市城东乡炮刘村隆重举行，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讲话并为奠基石揭牌。工程采用渠北河线，与灌溉总渠并行入海。静态投资41亿元，动态投资47亿元。163.5公里的河道工程，土方施工量达到1.36亿立方米，是50年前修建苏北灌溉总渠的两倍。然而这次采用机械化施工，全线采用了4000台套机械设备，最多只调集了1.3万人，避免了以往水利施工中采用的“人海战术”，保证了整体工程全面快速推进。2003年6月28日，淮河入海水道一期工程告竣，通水仪式在盐城市滨海枢纽举行。6天后，淮河大水，淮河入海水道开始行洪，至8月7日结束，共33天排泄洪水44亿立方米，相当于排空了两个洪泽湖的库容量。2006年10月21日，淮河入海水道工程全面建成，通过水利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持的竣工验收。2007年7月10日再次行洪至8月2日结束，行洪22天，共下泄洪水36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洪泽湖的蓄水量。该工程保护了淮河两岸数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巨大的防洪效益。
从1951年动动员118.9万人修筑苏北灌溉总渠，到2006年仅用1.3万人和4000台套机械，便能建成更加庞大的淮河入海水道工程。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近60年来工业能力和国力的突飞猛进。
二河枢纽工程地处江苏省淮安市和平镇(在洪泽湖高良涧进水闸东北10公里)，是淮河入海水道的入口第一级枢纽工程。二河新泄洪闸共10孔，单孔净宽10.0米，总宽120.08米，设计泄洪流量每秒2270立方米。工程于2001年11月8日开工，2003年5月19日移交管理单位运行，总投资9435万元。
淮河入海水道工程，最神奇的地方，当属亚洲最大的“水上立交”——淮安枢纽水上立交。照片中横贯东西的河流是淮河入海水道，位于下层，采用涵洞泄洪。上层南北方向的是京杭大运河。为了保证在淮河行洪期间，能为此京杭大运河的运输，于是采用了立交渡槽的方式，分割两条河道，保证互不影响。京杭大运河里一根根像虫子似的东西，其实是内河运输船队。由此可以想见这个渡槽有多大。
这样的水上立交，在淮河入海水道上，共有两个，还有一个是滨海枢纽。
这张照片是淮安枢纽水上立交建设时的场景，下方的涵洞，即为淮河入海水道的泄洪口，上方的河道是京杭大运河。
这张照片是淮河入海水道入海口枢纽，位于盐城射阳六垛乡扁担港海边。左边的河道是苏北灌溉总渠，右边的淮河入海水道。由于照片拍摄的时候恰逢淮河行洪期，可以看到高涨的洪水，已经把入海水道的滩地全部淹没。淮河洪水出了闸口，便流入了黄海。60年前，这一片可是荒凉的盐碱地。现在河道两边的农田是盐城射阳国营淮海农场，闻名全国的射阳大米出自此地。
淮河入海水道入海口枢纽，行洪流量每秒2270立方米，工程于2001年12月20日开工，2003年6月底基本建成，挖填土方273万立方米，钢结构制作安装2800吨、液压启闭机17台套，总投资1.18亿。
转几张淮河入海水道行洪时的震撼照片。
这是淮河入海水道江苏淮安段，最北侧的大堤(东西走向)，属于一级设防。大堤上的闸门平时打开，用于南北交通。一到汛期淮河行洪时，闸门便会关闭。从照片闸门口延伸出去的道路，在行洪时，会被几米深的洪水完全淹没。行洪道宽度750米。(学校足球场的长度一般是105米，相当于7个足球场的长度)
这张照片是站在淮河入海水道北岸大堤上(就是上面照片里闸门旁的大堤)，看到的交通干道、路灯、行洪滩地，和买柑橘的卡车，远处还能看到淮河入海水道的南岸大堤。
你能想象这样一幅车水马龙的景象，在淮河行洪时，会是什么样子吗?
这张照片是2007年7月，淮河入海水道行洪时，站在大堤北岸，向南岸看去的情景(与上面照片同一个位置)。。。。。。惊心动魄!上面照片里的交通要道和滩地全部被淮河洪水淹没，路灯只剩下半截露在水面上。
这还不算最惨烈的。淮河汛期最危险的是安徽省的几个蓄滞洪区，一到紧急关头，蓄洪区里的数万居民，必须用板车拖着电器财物，在政府组织下举家撤离，看着自己的村庄被淮河水淹没。比较著名的有安徽阜南县的蒙洼蓄洪区，面积达180平方公里。作为补偿，蓄洪区的居民会领取国家发放的补贴。面对凶猛的洪水，人还是显得太渺小了。
1950年代的北京天安门。
195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街头，这个位置位于今天的新世界百货门口。
1881年(光绪七年)5月16日世界上第一辆有轨电车诞生。同年7月英商怡和洋行(鸦片巨头)即向上海租界当局提出了在租界内建设有轨电车的倡议。虽然法租界董事局表示同意，但当时在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英商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以“电车轨道回转电流会侵蚀煤气管和自来水管”为由，表示反对而作此议搁浅。1898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联合组成电车设计委员会，但也因意见分歧未有结果。此后，投标、审议时有断断续续。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英商布鲁斯?庇波尔公司获得了在上海筹建有轨电车工程的权利。并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签订电车专营合同，取得电车专营权35年。英商布鲁斯?庇波尔公司随即在公共租界西部赫德路(今常德路)附近(即现在7号线静安寺站东侧)购地12亩，准备建造电车车库。同时将工程给美商哈泼兄弟公司承包。第二年，布鲁斯?庇波尔公司又将经营电车业务的权利转让给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程仍由哈泼兄弟公司施工。1906年4月工程开工，1907年轨道、电杆、架空线、车库等陆续完工。
1907年10月1日，隶属于上海电气事业建设公司的上海电气建设公司上海电车有限公司成立，总管理处设在北苏州河路2号，注册资本为70万英镑，而公司董事会则设在英国伦敦。同年，上海电气建设公司位于静安寺地区的静安寺车栈 (赫德路80号) 竣工。12月25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派克路(今黄河路)、斐伦路(今九龙路)兴建的电车专用变电站亦最终完成。有轨电车所需各项基本要素都已完毕。
1908年1月21日，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从静安寺车栈驶出，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上进行试运行和相关设备的最后调试。3月5日清晨，上海第一条公交线路，英商1路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 全线总长6.04公里, 自静安寺至外滩上海总会。同年3月24日，由外白渡桥至杨树浦路勒克诺路的英商2路有轨电车通车。5月，卡德路向北经新闸路至靶子场(虹口公园)的电车线路开通运营。12月11日，英商2路电车延伸至外滩的上海总会，后改称3路电车。当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总计开通8条有轨电车线路，分别为由静安寺--广东路外滩，杨树浦--广东路外滩，卡德路--虹口公园，北站--广东路，卡德路--芝浮路，静安寺--北站，卡德路--茂海路，东新桥--上海北站。
此后，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业务逐步发展，在1941年以前，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公交电车线路共有20条，其中包括有轨电车、无轨电车。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同时接管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翌年3月20日，日军占领当局将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强行委托给华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经营，上海电车公司中止存在。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9日，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公用局在九江路50号，成立上海市公共汽车公司筹备处。11月，国民党将英商上海电车有限公司发还原股东、董事会继续经营。1947年，35年前与工部局签订的电车专营权合约期满，上海市政府准许其继续经营，并且规定延长期为7年，到1954年止。
1949年6月以后，上海解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管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参战，英美等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因而使得英商上海电车有限公司运营日趋艰难。最终于1952年11月，上海市军管会宣布接管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外国人控制上海半个世纪的电车交通业务，回到中国人手里。
1953年7月1日，行驶于人民路-中华路的1路公共汽车改成21路无轨电车。 11月2日，沪南水电交通公司成立 , 位于重庆南路275号。同年，国产2000型无轨电车制造成功。1954年1月，静安寺车栈1月改名“上海市电车公司第一保养场”, 停车场面积1.62万平方米。同年，国产3000型无轨电车制造成功。1956年4月21日，上海市电车公司轨线工程所与沪南车场轨线直流管理所合并为上海市电车公司轨线管理所。10月25日 上海市公共汽车公司成立。原公共汽车第一、二车场、公私合营浦东公交公司归该公司领导。同年，上海公交的票价改革：有轨电车起价0.03元，共5级，按0.03元进级;无轨电车起价0.04元，共4级，按0.03元进级;公共汽车、电车月票统一为公共交通月票，定价每张6元
1957年6月1日，上海市公共汽车公司、电车公司同时撤销，各公共汽车、电车场、厂、所均直属公用局领导。1958年7月25日，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统一经营管理市内电车和公共汽车及附属工业单位，属上海市公用局领导。其后有轨电车逐渐被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取代。
1950年第7期《人民画报》，北京公共汽车修理厂研制的五一式煤气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并不具备批量生产客车的能力，仅有上海、重庆、天津等极少数汽车修理厂，从事进口客车的修理和改装工作，而这些由国外车型(美国道奇、布拉格等品牌)改装而来的客车多用于各地公交运营。由于车型和品牌不仅陈旧而且混杂，老百姓称之为“万国牌”。此外，当时数量少之又少的公交车，并不能解决多数市民的出行问题，公交车在当时也并不是城市交通的主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开始在极其薄弱的工业技术基础上，自行研制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等交通工具。1950年4月9日，北京公共汽车公司修理厂朱临等研制成功汽车用“五一式”煤气炉，并安装到汽车上。该炉替代了当时汽车上安装的木柴炉、木炭炉。北京公共汽车公司奖励设计者朱临(工程师)小米一万斤。1951年6月，北京公交车公司修理厂在“五一式煤气车”的基础上，又生产出“控温式”煤气炉和“双筒式”煤气炉，并在丰田及道奇T234车上推广使用。
同样是1950年，上海客车修造厂(上海客车厂前身，建于1945年)正式推出新中国第一辆改装的公交车。该车采用美国道奇卡车底盘，拖有装置煤气发生炉的挂车，白天运营，晚上进站后出煤渣，次日生好煤球炉后才上街。
1950年初，天津市原计划从日本引进10辆无轨电车，并于当年7月1日正式通车;但由于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使得原方案无法实施。为此，天津市电车公司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始自行研制无轨电车。1950年12月12日，天津市电车公司自行试制出新中国第一辆无轨电车，此举确保了天津市第一条由解放桥至新仓库的无轨电车正式通车，而这款无轨电车被定为401型。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长春一汽正式下线，对我国汽车工业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对我国客车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以解放牌汽车下线为起点，客车生产企业相继使用解放底盘开发的公交车、团体客车，填补了用国产载货汽车底盘改装客车的空白，此时也涌现出新中国第一辆无轨电车(公交车的一种，车身属于客车，使用电力驱动，在道路上不依赖固定轨道行驶，亦即“有线电动客车”，使用的电力是通过一对架空电缆，经车顶上的集电杆取得。无轨电车使用的橡胶轮胎是绝缘体，不象有轨电车可使用路轨实现电路导通)、第一辆单机公交车、第一辆铰接式公交车、第一辆旅游团体客车等众多极具纪念意义的客车产品，我国客车产业发展初现规模。
从1949年不会造汽车，到1956年解放牌卡车下线，新中国只用7年时间，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汽车生产体系，比欧美国家起步晚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差距中，国民党至少耽误了30年。
1950年1月15日，重庆，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中华路举行“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1949年9月6日，国民党政府逃亡台湾前，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幼女，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全部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照片由杨志鸿拍摄，藏于三峡博物馆。
杨虎城，1893年生于陕西蒲城农民家庭，国军二级上将。由于家境贫寒，他仅读过两年私塾，便为人佣工。1908年，其父杨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杨虎城即投身反清运动。1917年，参加陕西民主革命早期仅有的一支武装力量——靖国军，后又参加国民军。1924年参加国民党，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1936年12月12日，同张学良联合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国考察。回国后，被囚禁达十二年之久。1949年9月17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之戴公祠，终年56岁。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及不满10岁的女儿、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
杀害杨虎城全家的国民党凶手叙述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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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养浩所乘的第一部车子开得特别快，黄昏过后已抵重庆南岸海棠溪。这时候毛人凤派专人拦路转交一封亲笔信，嘱周养浩先回家休息，一切后事由来人接办。毛人凤并已准备好渡轮，于是他们很快就过了江。周养浩立即回到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他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至于后来杨虎城等人怎样遭遇刺杀的情况，都是从临场的特务队长张鹄口中得知的。
1949年9月6日晚10点钟过后，第二部汽车也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戴公祠”的时间是午夜11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即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先生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到台湾的飞机。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他们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必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执行者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倒下来后不久后，从贵阳来的第三辆汽车也到了“戴公祠”。这时除了杨的两位副官在过江后已被带往“戴公祠”坡下汽车间，宋绮云夫妇及两个小孩都先后下了车，本来毛人凤也想把阎继明和张醒民两位副官一起杀掉的。但是周养浩极力反对，他认为阎、张两人是无辜的，如果说他们对上司尽忠，那也是应该的，不是他们的过错。毛人凤勉强同意了周的意见，所以车子过江以后秘密把他们押往渣滓洞监狱。特务们哄骗他们说，毛人凤想要了解杨将军的生活情况，好向上边报告，所以要先见见他们两位。但是他们始终逃不了死亡的厄运，在后来重庆沦陷时也都被杀，未能幸免。
再说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氏夫妇逼向墙角，立即刺杀。两个小孩突然被这种可怕局面吓呆，一名行刑人一个箭步向前，两个小孩也呱的惨叫了一声，终于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8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也是在囚禁中生的)不到10岁的宋振中。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埋入花园的一座花台里。执行人员为了保守秘密不易使人辨认，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的尸体也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民国三十八(1949)年9月6日午夜12时半。杨虎城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执行此一任务的六个人，除杨进兴外，其余五人后来都被专机送往台湾。而策划此一行动的主要份子徐远举和周养浩，却因尚有未完成的任务继续进行，未能及时离开。直到是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当天，他们二人才同机飞往成都，次日转飞昆明，被临阵变节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成为中共的俘虏，在北平战犯管理所关了二十多年。徐远举于民国六十二(1973)年病故，稍后周养浩也被释放离开大陆。本文所引述杨虎城最后被杀的经过，大部份就是周养浩在海外发表专文所说的。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当天调查杨虎城的下落，第二天发现杨虎城的遗体。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代表共一千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年2月，将杨虎城迁葬于西安城南长安县韦曲镇少陵原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同时在西安举行颇为隆重的追悼大会。以后又给杨虎城绘制了一张很大的相片，挂在西安市中心的鼓楼上面，今犹存在。
1950年1月15日，重庆，中共西南局在中华路举行“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1949年9月6日，国民政府迁台前，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幼女，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在蒋介石的亲自策划下，全部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杨志鸿拍摄
1930年陕西修建“关中八惠”灌溉工程，就是由杨虎城将军主持的。
这样的爱国将军全家都遭残忍杀害，民国不亡，天理难容。
1950年1月15日，重庆，中共西南局在中华路举行“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重庆各界群众沿街追悼烈士。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从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 , 国民党飞机出动4批17架，对上海各发电厂进行狂轰滥炸。上海市供电量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伤亡共1448人，毁坏房屋1180间。
1950年5月1日，解放海南岛。
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依然靠着简陋的木帆船与国民党精锐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作战，强渡琼州海峡，并于17日凌晨突破“伯陵防线”，胜利完成琼岛北部的敌前登陆。随后，人民解放军向纵深进军，相继解放了大部分沿海城镇、控制了海南岛北部长达400里的海岸线。4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三亚等重要城市。5月1日，解放全岛。
1950年5月18日解放舟山群岛。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市和浙江省大部分地区，残余国民党军队纷纷向舟山群岛逃窜，所属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省军管区司令部、省警备司令部、省绥靖总司令部等均安寨在舟山岛上;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一绥靖区等也窜至嵊泗列岛及普陀山、岱山等岛。
5月9～16日，蒋介石偕子蒋经国乘江静轮，至宁波大榭、金塘、舟山、岱山、普陀山、朱家尖、登步、桃花、虾峙、六横等岛及其周围海域巡视，其间于12日在定海策划成立舟嵊防卫司令部，万用霖任司令，30日改称舟山警备司令部，由浙江省主席周岩兼司令，当时集结舟山的国民党军队，陆军有八十七军、七十五军、二十一军、暂一军4个军，辖14个师，6万余人;海军有第一舰队和第一军区，约50艘舰艇;空军则加紧修复定海机场并准备修建岱山机场。
7月13日，又根据解放军解放象山半岛后的形势，改舟山警备司令部为舟山防卫司令部，石觉任司令;将二十一军编入七十五军，暂一军编为独立七十一师，其余师级番号编并为6个师，以4个师防守大榭、梅山、金塘、六横等外围岛屿，8月3～6日，蒋介石、蒋经国再次抵舟山活动，督促其部加紧修建各岛防御工事，网罗沿海土匪武装，封锁海上交通;增调作战飞机，轰炸和袭扰华东沿海各地，严重危害解放区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解放外围岛屿
1949年7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为保障沿海之安全，粉碎敌机敌舰对我大陆之进扰，便利今后设法攻占台湾，首求攻占定海，肃清舟山群岛之敌的战略意图，决定由二十二军和二十一军六十一师担负渡海作战，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成立浙东前线指挥所，宋时轮任司令员，王必成任副司令员，姬鹏飞任政委;同时成立担负支前工作的战勤指挥部，来光祖任指挥，董鸣春、朱之光任副指挥，苏展任政委。自8月中旬至10月下旬，解放军参战部队对大榭、金塘、六横、桃花等岛先后发起攻击，盘踞各岛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逐渐形成对舟山岛的包围。
首战大榭岛
盘踞大榭岛的国民党军队为七十五军十六师四十八团全部、四十六团一部和师警卫连约千余人，8月18日18时，解放军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及六十六师一九六团，在军山炮团配合下向大榭岛发起攻击，29分钟后担任主攻的一九○团登陆成功，迅速控制滩头阵地，后续部队亦相继登陆，以分割、穿插等战术，在红毛尖、将军山、七顶山等山头，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19日拂晓攻占全岛，同日12时，舟山防卫司令部派七十五军十八团在海、空军掩护下于关外村登陆反扑，一九○团等迎头还击，于20日拂晓前予以全歼，大榭岛之战共歼国民党军1448人，与此同时解放军一九一团一、三两营分别对外马神、穿鼻山两岛实施攻击，均全歼岛上守军，23日，盘踞梅山岛的国民党军1个团惧于被歼，仓惶逃窜，解放军六十五师一九三团进驻该岛，至此临近穿山半岛诸岛屿全部解放，解放军伤亡121人。
激战金塘岛
国民党舟山防卫司令部在大榭失守后调整防守部署，将八十七军整编为二二一、二二二两师，置于舟山岛东部及六横、登步等岛;七十五军整编为六、九十五、一○二3个师，置于舟山岛西部及附近各岛，其中一○二师的2500人置金塘岛，以三○四团、三○六团及军炮兵营置于南部，三○五团置于北部。10月3日18时30分，解放军二十二军六十六师和六十四师一九○团在3个炮兵团的火力支援下，对金塘岛发起攻击，部队冒着大雨，乘木帆船航行75分钟后在该岛西南部的双礁、柏塘、横岚一带登陆成功，乘胜于4日凌晨攻占岛南半部，继而向纵深穿插，于5日拂晓攻占西北部的沥港和大鹏岛，共歼国民党军一○二师2409人，活捉其少将副师长李湘萍，师长朱式勤率残兵百余人逃至舟山岛，解放军阵亡113人，失踪52人，淹死2人，负伤436人。
速战桃花岛
金塘岛解放后，六横岛、佛渡岛的国民党军队惧于被歼，于10月7日弃岛逃至桃花、登步等岛，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一师随之进驻六横、虾峙两岛，蒋介石在台湾接到上述消息后于11～14日第三次来舟山与陈诚、周至柔、桂永清、石觉等“海陆空军”将领会谈，企图“防卫定海，收复金塘、六横”;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所”，郭忏任主任，石觉任副主任，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这段活动后承认“定海大门敞开，形势益危急矣!”。“舟山防卫司令部”将八十七军二二一师六六二团三营和交警第九总队约1500人置于桃花岛，以图固守，解放军六十一师不给其以喘息，于18日17时40分投入4个营的兵力，在六横、虾峙岛人民支援和炮兵火力掩护下向桃花岛发起进攻，登陆后经过10个小时战斗，于19日4时歼八十七军和交警部队1300余名，攻占桃花岛，20日晚，解放军六十一师一八三团又对桃花西南的大、小双山发起攻击，驻岛交警的1个中队全部投降，23日，一八三团三营攻克悬鹁鸪岛，歼国民党军1个连，俘获50余名。
血战登步岛
1949年10月下旬，国民党增调六十七军至舟山，作为“舟山防卫司令部”的总预备队，增防舟山岛东部，原置于舟山岛东部的八十七军二二一师六六一、六六二两团移置登步岛;调海军主力第二舰队至舟山，驻长涂港。11月3日20时，解放军六十一师以一八二团和一八三团一营组成突击队，分别从桃花岛鹁鸪门、茅草山、千步沙起渡，攻击登步岛，20分钟后第一梯队7个半连登陆成功，其余部队因风向骤变未能登陆，登陆部队勇猛作战，至4日拂晓歼国民党军8个连，俘获600余人，控制岛上四分之三地区，将国民党军残部压缩至岛北鸡冠村及沿海一隅，4日晨，国民党六十七、七十五军各1个团(二○○团和二二四团)，在海、空军掩护下抵达该岛，向解放军登岛部队反扑，解放军登岛部队冒着国民党空军的狂轰乱炸，与反扑的国民党军反复争夺于流水岩、炮台山一线，整连战士与突入阵地的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当晚9时，解放军六十一师师长胡炜率增援部队2个营1个半连登陆成功，与第一梯队共同投入战斗，5日晨，国民党军队又派出六十七军一九九、二○一两团和军警卫营等增援，解放军于流水岩、野猪山塘一线与之反复争夺，坚守至晚，因岛上的国民党军处于优势，解放军战前准备不足，短时内难以继续组织部队登岛作战，遂于当晚主动撤回桃花岛，是役，歼国民党军3396人，解放军伤亡1488人。
双方对峙
登步战役后，解放军决定增强攻取舟山岛的兵力，11月7日，二十三军奉命进驻大榭岛和穿山地区，1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决定从成立不久的海军中抽调部分兵力投入舟山战役，并确定二十一军全部参战，调高炮十三团进驻宁波担任防空任务，自11月4日至翌年3月28日，毛泽东曾5次电示、电询舟山作战部署，同时国民党军队极力宣染登步岛和金门岛的局部胜利，企图稳定军心。
11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携其《致舟山前线将士慰问信》来舟山，代表蒋介石到登步等前线岛屿进行慰劳，并增调部队至舟山加强防御，12月16日，四十五师由金门抵达岱山岛，五十二军抵达定海，至12月底，踞舟山总兵力增至10万余人，同时在 认为可能被解放军登陆的滩头阵地敷设、加固电发爆破筒、屋脊形铁丝网、单墙式铁丝网、鹿寨、木桩等防御工事，多达八九道，并多次举行“陆海空三军联合反登陆演习”，出动飞机滥炸沪、杭、甬等城市及附近交通线。
1950年2月底，解放军七、九两兵团在杭州召开作战会议，确定二十四军投入舟山战役，于3月底发起攻击，3月底，两兵团再次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根据双方兵力情况，将舟山战役延至6月份进行，并增调炮兵至金塘、大榭岛参战，至此，攻击部队增至4个军12个师和10个炮兵团及部分海军，共13万余人，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4军全部进入前沿阵地，3月初，国民党陆军九十二师从台湾增援舟山，4月13日，十九军的2个师由金门经舟山转岱山，时总兵力增至12.5万余人。4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杭州召开海陆空三军联席作战会议，决定第七、九两兵团6个军全部投入舟山战役，由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宋时轮分别指挥，以二十军、二十六军取岱山，其余部队从东、中、西3路取舟山，战斗仍定在6月份进行。
人民支援
1949年秋，夺取舟山外围战役打响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支持下，会同浙江、上海、苏南、苏北、皖南、山东等省市(区)相继成立支前委员会，浙江省还成立了军队与地方共同参加的支前司令部，在省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领导下，全省人民特别是宁波地区人民，把支援解放军解放舟山作为头等大事，宁波地区参加支前民工、民兵达166185名，船工4598名;支前用船2060艘，手推车285辆，担架786副，运送粮食、柴草、弹药等军用物资92970吨，伤病员1000余名，金塘、六横、虾峙、桃花等岛解放后，即有2000多位渔农民参加支前，苏南、山东等地也动员大批船只和民工，水陆兼程，来到舟山前线。
1950年2月，华东地区的徐州、南京、杭州、衢州、宁波等空军机场大部竣工投入使用;3月，航空兵部队进驻上海，到4月底，各机场拥有作战飞机约200架，4月2日至5月11日，从上海、杭州等机场起飞的解放军空军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6架，夺取了苏浙沿海的局部制空权。
群岛解放
1950年5月初，台湾当局得悉海南岛解放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将对舟山实施攻击的消息后，引起极度恐慌，为保存实力，10日，国防部根据蒋介石命令召开最高作战会议，以“空中优势不能确保”、“补给线长、运输困难”等理由，决定立即将舟山驻军悉数撤至台湾，以“美援及日本赔偿物资运输计划”为撤军代号，“舟山防卫司令部”司令石觉参加该会议后当日飞回舟山。
次日，蒋介石又派副参谋总长郭寄峤、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纪壮、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等到舟山实施撤军计划，在逃离过程中大造反攻金塘等岛的舆论，以飞机和舰炮对外围岛屿和穿山半岛进行频繁的轰炸、炮击，严密封锁航道，于13日晚至16日全部逃离，逃离时抓走壮丁万余人，不从者惨遭杀戮，国民党特务机关则将关押在东管庙、丁家、朱家大院内的“嫌疑犯”屠杀，仅被杀在北门外普慈寺旁者就有50余人，同时炸毁定海机场、海军码头等建筑物和停泊在干西码头的千吨级铁壳货船(用作浮码头)隆安轮。
5月1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电示前线指挥所“舟山守敌在我军的威迫之下有逃窜的可能，必须立即摸清虚实，采取行动。”当晚前线部队派出侦察兵渡海侦察，证实了陈毅的判断，遂于16日发出全线攻击的命令，当日二十一军占领登步岛，二十二军占领册子岛，二十三军进驻大猫岛，17日二十三军从中路进占定海城，二十二军占领舟山岛西部，二十一军占领沈家门和朱家尖岛，18～19日，岱山、长涂、衢山、普陀山等岛全部解放。
定海县属各岛解放后，嵊泗列岛仍盘踞着500余名海匪，继续在苏浙沿海进行抢劫，破坏渔业生产，7月7日，解放军淞沪警备区九十八师的4个营分乘30艘渔轮，华东军区海军派护航炮舰、登陆艇各两艘，协同对嵊泗各岛发起攻击，是日10时，二九四团三营攻占大、小洋山;14时，二九三团三营在泗礁山登陆，未遇抵抗，俘匪百余人;15时，该团二营在海军炮火支援下进攻嵊山，不克，转而攻取枸杞，8日复攻嵊山，至20时全歼残匪，至此舟山群岛全部解放，共歼国民党军8900余人，缴获各种炮83门、枪支3209支(挺)、电台16部、汽车22辆，击毁、击伤军舰各一艘;解放军牺牲近2000人。
1950年10月6日，西藏昌都战役打响。北线右路部队千里大迂回，配合主攻部队，歼灭藏军主力。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照片为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令2700余名守卫昌都的藏军放下武器。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在京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
新中国建国初期，出兵驻屯西藏、新疆、内蒙、云南、广西，全面恢复自清朝末期起，中国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丧失的控制权，其功在千秋。唯独外蒙古和台湾，一个被国民党出卖，一个被国民党流寇盘踞作为反华基地。
1950年第7期《人民画报》，毛泽东主席接受民主德国(东德)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呈递国书。建国初期，我国建设工业体系，从德国获得了部分技术援助，如北京的酒仙桥电子工业区，就是苏联和东德技术支持下建起来的。
1950年第7期《人民画报》，瑞典大使阿马斯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1950年第7期《人民画报》，宣传画——全国科学家、工程师努力学习新技能，改造自然为发展工业原动力而奋斗。
这种富有工业特色的宣传画，从细微之处反映了中国从百年战乱中爬起来后，希望发展工业的迫切期望和决心。
1950年第8期《人民画报》，天津恒源纱厂改造。
天津恒源纺织公司(一般称为恒源纱厂，以下简称恒源)是民国时期天津六大纱厂之首，1919年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1920年8月正式开工。该厂开办资本达400万银元，是天津最大的纱厂。投资人有军阀官僚、商人，其中军阀投资占31.75%，主要有北洋军阀首领曹锟(直隶督军)、曹锐(直隶省长)家族和鲍贵卿(吉林督军)、田中玉(山东省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东北王)等。
恒源纱厂是1919年曹锐任直隶省长时办的，由官办直隶模范纱厂和商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合并组成，属官商合办性质。公司成立之初，直隶省长兼直系军队兵站总监曹锐任总经理，章瑞庭为协理，共有股东137户，拥有资金400万元。工厂坐落在天津河北区天纬路西侧。初创时，纱锭3万多枚，织机近300台，工匠和徒工约1200人，是当时天津资本最大的纱厂，产品为“蓝虎牌”棉纱和“炮车牌”帆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逮捕了曹锐，目的是要曹锐吐出贪污赃款，报销一批军费开支。曹锐误以为冯玉祥要杀他，所以吞了生鸦片自杀。曹锐死后恒源纱厂失去了政治靠山，又遭到日本纺织品的低价倾销，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到1934年终因无力偿债，不得不将公司委托给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共同组织的诚孚公司代管，产权仍归恒源所有。
恒源纱厂创办初期恰逢纺织业获利尾声，1921年盈利达90万余元，但以后越来越低，1927年后企业处于年年亏损。银行抵押借贷成为恒源纱厂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要占到企业资金的一半以上。恒源纱厂的情形，实际是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与银行关系的一个典型。北洋政府在天津办实业时，就是依靠金融机构的支持。1906年4月，开办北洋劝业铁工厂，周学熙(袁世凯发展北洋实业核心人物)以其掌握的天津官银号(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二家官办金融机构)拨银20万两予以支持，7月，启新洋灰(水泥)公司筹办时，周学熙分别借拨官银号50万元为行本，淮军银钱所50万元为坐本。1907年9月，滦州矿务公司创办时，由天津官银号垫借本银50万两。周学熙很清楚实业与银行的关系，因此在1916年发起创办中国实业银行。该行为随后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在创办企业的同时创办金融机构的，并不止周学熙一人。金城银行的发起人王郅隆、倪幼丹在开办裕元纱厂的同时，还开设有裕庆公银号，但觉得它的资金实力不足以扶助裕元，又决定开设金城银行(1951年并入公私合营银行，现在香港有分支延续)。开设阜丰面粉公司的孙多森创办了中孚银行(1952年底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1931年元旦期间，天津恒源纱厂锅炉部全体工友合影照片。
银行与实业的紧密联系，是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实业获利，则银行受益。实业失败，银行便会接管对企业的控制权。以恒源纱厂为例，1927年8月，恒源以纱厂全部房地产和大部分机器作为抵押，向天津盐业、金城、中南、东莱、道生、中国、浙江兴业等七六家银行和永济银号借款50万元。1930年1月，因恒源纱厂逾期不能归还借款，银行便委托诚孚公司对恒源纱厂进行管理，又逢棉贵纱贱、工潮爆发等困境。到1934年工厂陷入停产状态，此时已负债累累，所欠银行本息合计297万元，另欠各商号债款本息36万余元，已经资不抵债。各家银行为保证债权，在1934年7月又与恒源纱厂订立新的借款合同，由诚孚公司代管工厂事务，直至1946年恒源纱厂由董事会收回。新资金注入后，恒源修缮厂房，更新机器，于1936年5月重新开工。但仅仅一年后，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天津被日军占领，日本纺织品倾销中国市场，对恒源产生了不利影响。到1942年，恒源终于还清了所欠的债务本息。抗战时期天津的许多民族资本纺织企业，都抵不住日本纺织厂的排挤，最后只剩下恒源、北洋、达生三家。
恒源纱厂的困境，是民国时期中国纺织业的一个缩影。被银行接管的纺织厂还有永豫、汉口第一、上海纺织印染、恒丰、北洋第一、振新、申新第二、申新第五、大生第三纺织厂等。被银行拍卖或收买的还有大生第二、裕元、宝成第三、华新等公司。被银行长期监管的有大生第一、大生副厂、沙市、苏伦、豫丰等。它们基本上都是因无法偿还银行债务而被银行控制。由于银行不便直接经营这些企业，便诞生了诚孚公司、中国棉业公司、扬子纺织公司等代管机构。
1946年恒源纱厂利用法币贬值之机，还清了诚孚公司的债款，由董事会赎回纱厂产权。同年由曹锐之孙曹郁文任恒源纱厂经理，拥有112142股。曹锐之妻严淑君也是恒源纱厂的股东，有2394股。曹郁文还有天津蕴宝斋古玩店等。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他将店里值钱的珍玩玉器装了100余箱携逃香港。天津解放后，恒源纺织迅速恢复生产。1954年10月1日实行公私合营，全年生产棉纱36925包，棉布553869匹。1962年，恒源纺织改为天津第一毛纺厂，设备有毛织机168台，精纺纱锭1万枚和全套染整设备，成为华北一大毛纺织厂，生产的全毛华达呢、仿毛华达呢、哔叽、毛涤花呢、派立司、舍味呢等深受消费者欢迎。1991年又改用原来的恒源厂名，是天津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
1950年第8期《人民画报》，黑龙江的国营通北机械农场。斯特兹-3号煤油式拖拉机为苏联进口。1949年美国拖拉机产量为60万台，苏联为9.3万台，英国9万台，中国0台。1959年，中国制造的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在北大荒投入使用。2010年中国小型拖拉机产量228万台，大中型拖拉机产量38万台，居世界第一位。通北农场(又称赵光农场)位于哈尔滨以北250公里，是北大荒第一批国营机械农场之一，建于1947年。
世界上有三块著名的黑土地：一块是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是欧洲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还有一块是中国黑龙江的“北大荒”。这块总面积5.53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位于哈尔滨市以北方圆250公里范围。北部靠近小兴安岭，涵盖西部的松嫩平原、中部的三江平原、和东部的牡丹江平原，横跨黑龙江省74个县区市。千万年来，黑龙江、松花江、嫩江环绕着这块无人开垦的肥沃荒原。而今，北大荒是黑龙江垦区的特称，其下辖9个农场管理局，114个农牧场，有耕地3974万亩(是台湾省耕地面积的三倍)，总人口165万。是中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营农场群，“北大仓”之名远播海内。
北大荒之所以“荒凉”，源自气候和历史原因，这里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区，北纬48度线附近，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南部年平均气温为2.6℃，北部年平均气温仅为零下3.5℃，历史最低温度达零下40℃。有的地方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冰雪之下，冻土层最厚达2.5米，自古以来即为苦寒之地。元、明时期，这里曾搞过屯田，但只是昙花一现。到了清朝时期，满族人口大量迁入关内，使沙俄势力乘虚而入，哥萨克匪徒到处杀人放火。康熙7年(1668年)，清王朝为了巩固祖宗的“龙兴之地”，竟下令废止招垦，实行长达200年的“封禁”政策，修筑长达千里的“柳条边”(隔离墙)，严禁汉族人民进入东北地区。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中国东北边境空虚，变成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到了清朝末期，虽然关内百姓特别是山东、河北两地饥民灾民不得不冒死“闯关东”，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进入北大荒，但和那片广袤的土地比较起来，如同杯水入沙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区区2万日军仅用四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绝不抵抗”的政策下，张学良率领的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逃。日本人占领这片土地后，为巩固殖民统治，实行向中苏边境地带武装移民。1932年6月，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皇姑屯事变元凶)向日本政府提出《屯垦意见书》，主张由在乡军人(日本退伍军人)为主干，编成吉林屯垦军基干队，武装屯田。当年即试验移民493人于佳木斯，下设4个步兵中队，12个小队，还有炮兵1队、机关枪1队。1936年5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计划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500万人(广田弘毅是1948年绞死的日本七个甲级战犯之一)。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移民户数是呈递增的，第一期为10万户，第二期为20万户，第三期为30万户，第四期为40万户。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日本共向中国东北派遣开拓团1131个、33万多人武装殖民，掠夺中国土地3.9亿亩，是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三倍。
日本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被集中监押在“人圈”中为日本人做苦力，其间冻饿而死者难以计数。日本人还征用大批劳工修筑铁路、公路和军事要塞，数十万劳工死于非命;在建设查哈阳诺敏河输水工程黄蒿沟运河时(长25公里，宽50米，深近7米，土方量680万立方米)，日本侵略者诱骗抓捕中国劳工15万人，其中有5万人被残害致死。查哈阳位于齐齐哈尔市以北125公里，日本人从山形、福井等8个县招募3700人，组成10个武装开拓团，想把查哈阳建设成一个总面积为735万亩的庞大灌区(水稻基地)，为黑龙江西部的日本官兵提供大米，日本人曾经喊出这样的口号“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查哈阳”。
查哈阳以东隔着嫩江，就是广袤的北大荒，日本人曾向北大荒腹地开发，却连遭惨败，不少开拓团成员葬身于沼泽之中。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开拓团成员集中遣返回国，余者或狼狈逃窜，或集体自戕于荒原或烧毁房屋、破坏机器及水利工程。日本人短短9年的垦殖历史至此终结，北大荒依然还是北大荒。
1947年，这所房子是北大荒的第一个农场开荒总指挥部。与战士们自己搭建的马架子茅草窝棚相比，已经算是“豪宅”。
1946年6月，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身，羽翼未丰)，被几十万国民党军精锐大败，被迫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区。以哈尔滨为核心，与国民党军隔江对峙了两年。松花江以北地区，因此成为共产党在东北最重要的后方基地。为了在东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要求松江省委(即黑龙江省)在北满地区办一批粮食加工厂，主要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将来发展农业机械化做准备。6月初，松江省长冯仲云，找来省建设厅主任秘书李在人，让他负责筹建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省政府调拨了三台旧拖拉机(日本开拓团遗弃的)，一辆烧木炭做燃料的汽车，5名工作人员，11名技术人员。
这支由18人组成的队伍，从哈尔滨出发来到了珠河县一面坡(尚志县)东太平沟开荒生产。1946年6月13日，宣布“松江省营第一农场”成立。冯仲云省长签署任命，李在人为场长，刘岑为副场长(原吉黑军区司令部秘书)。后来，“松江省营第一农场”经历“三次开荒，两次迁场，三易场名”，于1948年3月迁到宁安县附近的石头城一带定点，改名为松江省宁安农场。
1947年7月，原辽北军区司令部作训科科长周光亚，与老红军廉享泰一起，着手筹建通北机械农场。11月，周光亚带领3名通信员，冒着风雪到通北县实地踏勘。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人财物极端缺乏，他拥有的仅仅是几个人和上级拨给的1500元钱。荒原上赖以栖身的唯一的房屋，是日本开拓团训练学校旧址，只剩下断壁残垣。他们借来门板，割几捆草堵上窗户，在地面铺上厚厚的羊草，就算安家落户了。12月正式确定这里为场址，定名为东北行政委员会通北机械农场，任命周光亚为场长，全农场只有79个人。他们原来大都是抗日联军、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具有吃苦耐劳、大胆勇敢的坚韧性格。这群拓荒者白天踏查荒地，夜里防范狼群侵袭。住的是自己搭建的不避风雪的马架子(茅草窝棚)，睡的是木杆拼凑的铺板，吃的是窝窝头。
听说轱辘磙河桥下有一台日伪开拓团扔下的火犁，周光亚就带领人马，驾着一辆大车去了。到那里一看，天寒地冻，一台“万国牌”旧机车结结实实地冻在泥潭里，纹丝不动。他和大伙就轮流喝一口烧酒，下到冰冻的泥潭里又刨又挖，总算把这台破旧机车挖了出来。这就是通北农场的第一台拖拉机，以后，又用战场缴获的福特、法尔毛、小松等杂牌机车，组成了第一支拖拉机队，投入了开荒生产。除了风雪严寒和物资短缺，北大荒最让人厌恶的是蚊子，劈空一抓就是一把。到了晚上，蚊子全体出动，‘嗡嗡’声不绝于耳。蚊帐里一次灭个几十只蚊子是常事。同一时期，松江省政府在北大荒又创建了花园、查哈阳等农场。这些农场人数少，规模小，没有固定经费和物资来源，只有拓荒者的一腔热血。
1948年6月，垦荒部队调往前线准备辽沈战役，通北机械农场由黑龙江省建设厅接管，更名为国营赵光机械农场。赵光是1945年12月在通北牺牲的革命烈士，年仅23岁。为了纪念赵光烈士，1949年6月20日，通北县人民政府在通北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修建了“赵光烈士纪念碑”，上面刻有碑文。还把通北车站所在的全国最早的国营农场之一——通北机械农场，正式改名为国营赵光机械农场，车站也更名为赵光车站。
这种茅草窝棚，就是当年垦荒官兵的栖身之地。
北大荒的开垦，从1946年由一批军人拉开序幕，创建了第一批国营农场，到1949年共建成省级农场18个、县营农场85个，垦荒49.35万亩，播种33.9万亩，粮食总产达12.8万吨。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发布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有15个师，主要在新疆和黑龙江垦区。1954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集体转业，组成八千官兵的垦荒大军，从山东广饶北上，挺进以沼泽地闻名的三江平原。这支英雄部队于1954年9月进入密山地区，因密山地区沼泽低洼，须修建巨大的排水工程才能种植，时间要三年以上，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和邓子恢副总理，同意继续北上踏查转点建场。终于在松花江两岸的绥滨县和集贤县境内，两团各建一个农场，并以部队番号命名为二九0农场、二九一农场。二八九团与铁力农场合并，时值国庆节定名为十一农场。这是北大荒第一支整建制集体转业的军垦大军。
1954年共和国成立五周年，苏联政府向我国赠送了可供30万亩耕地使用的机械设备。国务院决定在黑龙江北大荒建立国营友谊农场，任命王操犁(原省农业厅厅长)为场长，选配魏震五(原辽北省建设厅厅长)等一批高级干部为建场委员会成员;中央组织部从各省挑选21名地县级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农业部选调12名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担任技术员，并从外省农场、农业机械学校等单位选调430名农机工人。黑龙江邮电局组织职工，冒着风雪严寒在北大荒原野上，架设了37公里电话线，解决场内外通信联络问题;省交通厅调动筑路大军，紧急修建通往场区的公路;建筑公司承担了农场的房屋建设。
1955年5月初，友谊农场开始开荒，到6月9日共机械化开荒39.3万亩，当年播种小麦5.27万亩。总场下设5个分场(实行总场、分场、生产队三级管理)，1956年基本建成，到1957年已拥有耕地45.5万亩，拖拉机97台、联合收割机96台、汽车60台，职工2360人，总人口5400人。这是中国第一个用比较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起来，并实行科学管理的国营农场。
官兵们在泥水沼泽地里收割野草建设农场场部。建场之初草的用处可不少，脱土坯，建拉合辫草房，扇房顶等等。谁能想到当年这片日本人未能征服的不毛之地，50年后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
1954年3月，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师，奉命赴黑龙江省抢修汤旺河森林铁路，5月至9月，王震将军两次到五师，动员五师指战员“到北大荒建设机械化农场”，师长余友清率员踏察了密山、虎林、宝清、饶河等地，1955年元旦，第一个以铁道兵部队番号命的农场：八五○农场在虎林建成。
1954年至1956年，经中央军委同意，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将军命令铁道兵二、三、四、五、六、九、十一师的复转官兵，近两万人马，来北大荒安营扎寨开荒造田。2万铁道兵用短短三年时间，在八五○农场周围，出现了一批“八”字头农场：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八五八、八五九等农场。国营农场很快由15个发展到96个，耕地面积由41万亩发展到457万亩，拖拉机由1.1万马力发展到6.2万马力，年产粮食由2400万斤增加到4.54亿斤。
1955年8月，王震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呈《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彭德怀做了批示。1956年6月，王震以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部长的身份参加在密山召开的“铁道兵农垦局成立大人会”，组建铁道兵农垦局。之后铁道兵二、三、四、五、六、九、十一师和一个军官预备队，陆续开进北大荒，建立起了八五一、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八五五(现五九七)、八五六(现勤得利)、八五八、八五九以及八五○九(现汤原)农场。12月，接收了军委后勤部所属的牡丹江军马场和省划给的金沙、永安农场。1957年又接收公安系统划归的密山、青山农场和牡丹江青年垦区队组建的青年农场。耕地面积由1956年的457万亩增加到1370万亩。
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超过当时两个农垦局(牡丹江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原职工总人数的一倍，而且住房紧缺，粮草不足，多是在荒原新建拓荒，条件异常艰苦。照片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军人，叫王承烈，他也是其中一员，而且是住在上海华亭路42号大宅里的富家子弟。他的父亲是上海协新毛纺织厂总务科长，1963年退休。姑妈嫁入无锡唐氏家族(协新毛纺老板)，唐家后去香港发展，后辈中有一位是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王承烈1951年参军，1958年来到黑龙江垦区后，在密山、虎林等地当了两年农工、电焊工。1963年上调黑龙江省农垦厅办公室任科员。1965年又下放哈尔滨市王岗国营红旗农场劳动。1969年后调任政工组任干事、组长。1983年上调黑龙江省农场总局物资局任政工科长，1991年12月，王承烈从局工会主席岗位上退休。王家兄妹10人，出了多位高级工程师。
到1958年前后，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先后有14万转业官兵，10万知识分子，还有20万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山东等地支边青年，陆续来到这里，开始了大面积的开发建设。其中包括在反右斗争中国家直属机关被错划的1500名“右派分子”相继来到北大荒，其中有著名诗人艾青，著名戏剧家吴祖光、李荒燕，著名作家和画家聂绀弩、丁玲、丁聪等人，这些拓荒者为北大荒开发建设做出了应有的特殊贡献。仅1958年开荒即达345.7万亩。1959年，中国制造的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在北大荒投入使用。
一位历史学家曾对十万官兵进军北大荒作如下评语：“转业官兵们的丰功伟绩值得大书特书，作为垦区的中流砥柱，他们不仅为三江平原的开发奉献了全部心血，而且树立了成千上万个忠诚爱国者的形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会师到冰天雪地莽莽千里荒原。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留着创伤，却始终巍然不动，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他们没有索取只有奉献‘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他们以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无言的行动，树立了一座座雄伟而壮丽的丰碑!”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北大荒农场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之后，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设立农垦厅，下辖九三、赵光、查哈阳、红色草原农垦局。国务院决定撤消牡丹江、合江农垦局，成立东北农垦总局。1963年，谭震林副总理部署在黑龙江省建立100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1965年秋，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随即向中央建议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武装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管理体制上是党、政、军、企四权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的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
前人创业的艰辛，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196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所属的10769名复转官兵分批到达黑龙江边境的29个农、牧场 ，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建第一师和第二师，共辖9个团的24个营94个生产队。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以“中发[68]98号”文件发出了“关于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文件上做了批示(简称“618批示”)。原东北农垦总局和省农垦厅所属的农场及农建一师、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下辖五个师计58个团，约1300个连。共接纳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温州、齐齐哈尔、鹤岗、双鸭山、鸡西知识青年共约45万人。
1969年后，又在三江平原东北部，依托三师的四个团新建6个团，组建第六师。1968年到1971年，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纷纷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相继开赴北大荒。前后十几年时间里，几十万人潮水般涌入北大荒，并在这里留下了青春、汗水和喜怒哀乐。从北大荒的土地上走出了聂卫平、张德英、姜昆、赵炎、何新、梁晓声、张抗抗、李晓华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棋圣、世界冠军、艺术家、企业家、作家。
2008年7月10日，上海知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营成员)组团重返黑龙江哈尔滨，探访40年前奋斗的北大荒国营红旗农场。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国农村、农场先后兴起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浪潮，而且势不可挡。北大荒垦区也不例外，整个垦区连职以上知青干部走了5000多人，技术业务骨干走了8000多人。农场机车无人开，账目无人算，学校无人教，病人无人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垦区领导对待知青返城现象表示理解，尽管中央还没有明确政策，他们还是冒着风险，尽量放宽政策，让知青顺利返城读书和就业。同时，立足垦区，自力更生，努力培养农场“永久牌”的各类人才，促使北大荒垦区的经济、社会继续发展。
197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家农垦总局的基础上，恢复农垦部，加强对农垦事业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对黑龙江、新疆等大垦区的领导。批准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引进一整套农业机械及大型喷灌设备，在黑龙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进行农业机械化试点。五分场二队用这套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技术，创造了20个农业工人耕种18540亩土地，人均生产粮豆10.67万公斤的初步成果，引起强烈反响。从1980年到1984年，经过友谊农场5年试点，提高产量30%，累计盈利1048.1万元。据此，黑龙江农垦总局决心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家提供的相关配套资金，进一步引进先进的农业机械，在北大荒洪河农场、鸭绿河农场、二道河农场，装备了60多个农业项目开发点,占垦区耕地面积10%以上。1985年以前，国家对农场实行财务包干，限期扭亏为盈，利润不上缴，用于扩大再生产，搞好多种经营，兴办农畜产品加工业;尽快建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在农业现代化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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