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辽宁省复县沙坨村的扫盲班在地里通过实物进行扫盲教学。
1955年第10期《人民画报》，建设中的安徽梅山水库连拱桥。 梅山水库坐落在史河上游梅山城区，是淮河流域重点工程，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坝高88.24米,全长443.5米。 它位于史河上游，坝址在安徽省六安地区金寨县梅山镇大小梅山之间。北距史河入淮口130 km，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有发电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1954年3月动工，1956年1月连拱坝主体工程基本竣工，1958年水库开始蓄水。水库为多年调节，防洪库容10.65亿m3，设计灌溉面积25.53万平方公顷，装机容量4×10 MW。
1955年第6期《人民画报》，兴建中的龙溪河水电站拦河坝。
龙溪河位于四川省东南部，是长江上游北岸的支流，全长170公里，流域面积3280平方公里。河道上游较平坦，下游陡峻，狮子滩至下硐河段长24公里，天然落差约140米。利用下游的天然落差，于50年代末开始建设龙溪河四个梯级水电站，即狮子滩、上硐、回龙寨、下硐4个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04.5兆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合计5．16亿千瓦·时。
1955年第11期《人民画报》，新疆石油公司炼油厂。
1950年10月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国与苏联合资，其总经理部设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以西250千米的独山子，1953年1月迁驻乌鲁木齐。1955年1月1日，在接收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全部人员、财产设备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独资经营的新疆石油公司，公司机关仍驻乌鲁木齐明园。1956年7月新疆石油公司改称新疆石油管理局，机构驻地没有变动。1962年3月新疆石油管理局机关由乌鲁木齐迁至克拉玛依。
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是1959年创建的。建立初期至七十年代末，广大职工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超常的干劲，在设备极其简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开发生产出了火车冬用车轴油、汽油机油、变压器油、冷冻机油等一大批国家紧缺急需的油品。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时期，独山子是其唯一的石油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主要的后勤服务基地。除独山子外，中苏石油公司还在南疆喀什、库车地区甚至在吐鲁番地区开展石油勘探和地质调查工作，因此在喀什等地派驻了一些生产单位，成立过喀什钻井处和喀什矿区党委。此外，在乌鲁木齐地区，除公司机关外还驻有直接从事石油地质调查和勘探的地质调查处。
新疆石油公司在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基础上成立，其生产和生活基地承继前者。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后期停止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勘探工作，所以新疆石油公司的生产基地全部集中于北疆地区，主要在独山子和克拉玛依地区。
新疆石油管理局成立伊始，在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组织开展了中国石油发展史上第一次大会战，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1956年9月成立克拉玛依矿务局，1958年在4万人口的石油矿区基础上成立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市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东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300余千米。克拉玛依地区一直是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主力油田和主要生产基地。
炼油方面，为满足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后原油产量大幅增长的需要，独山子炼油厂进行了3次扩建，1960年加工原油121万吨，成为国内首家百万吨级炼油厂。尤其是1965年润滑油装置投产后，独山子炼油厂的产品迅速从10余种猛增到40多种，炼油厂因此从单纯的燃料型转为燃料——润滑油型。这一时期，还建成了两个年加工能力同样为15万吨的炼油厂：克拉玛依炼油厂、依奇克里克炼油厂。克拉玛依炼油厂利用低凝固点原油生产出国家急需的多种特种润滑油产品。
文革时期，独山子炼油厂建成当时被称为我国炼油行业“五朵金花”的延迟焦化装置，取代了1930年代延用而来的釜式焦化装置，年加工能力由60万吨增加到120万吨，油品种类由61种增加到81种。克拉玛依炼油厂原油加工量由1966年的6万吨提高到1976年的15万吨。1975年4月开工建设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
1978年5月，经过两年零9个月的时间，独山子炼油厂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建设的分子筛提升催化裂化装置正式投产，炼油厂的二次加工能力大幅提高。1980年代，随着油田原油产量的增加和稠油资源的开发，独山子炼油厂大力进行生产装置的扩建改造和产品研制开发，原油年一次加工能力由1977年的108万吨提高到1990年的250万吨；产品种类达到130多种，炼油厂由燃料——润滑油型转变为燃料——润滑油——化工型企业。克拉玛依炼油厂从1985年起，五年扩建装置14套，年原油加工能力达到165万吨，从油田小炼厂发展转变为燃料——润滑油——沥青型中型炼油厂。
1955年第11期《人民画报》，黑龙江鹤岗煤矿东山竖井——新中国第一座竖井。
鹤岗煤田的形成约在四千多万年前晚侏罗纪初期，为远海内陆断盆地型煤田。鹤岗煤田发现于1914 年， 1918年正式开采。 1926年成立东北国人第一矿——兴华煤矿有限公司，开始露天开采。 1931 年“九 . 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将鹤岗煤矿纳入了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从此开始了长达 14 年之久的掠夺式开采。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鹤岗煤矿获得解放。 12 月 1 日成立了鹤岗矿务局，鹤岗煤矿回到了人民手中。
自 1945 年开始，鹤岗矿务局就在东山东部区域自行勘探煤炭的分布及赋存情况，后由东北煤田地质勘探总局 109 队继续进行地质勘探。直至 1952 年，根据勘探结果提出最终的补充地质报告。报告表明，井田范围面积为 3.75 平方公里，区域内共有 9 个可采煤层，煤层倾角在 18 度至 36 度之间。修改后的地质储量为 8646 万吨，工业储量 6383 万吨。煤质以气煤和焦煤为主，发热量高，低硫低磷，是良好的动力煤和冶炼用焦煤。 根据区域内的煤田地质情况和当时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此建设一座大型现代化竖井具备充分的可行性。国家把这个项目称做“东山竖井”，并列为“一五”计划由前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
东山竖井，是苏联煤炭工业部矿井设计总局列宁格勒设计院设计，由鹤岗矿务局自行施工建设的。 承担这个项目施工的是鹤岗矿务局建井工程处。当时这支施工队伍刚刚组建，就担负起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现代化竖井建设的艰巨任务。 1950 年 9 月 20 日破土动工时，苏联派来专家组在现场指导工作。时任处长的于洪恩带领这支队伍，克服重重困难，历时 5 年时间的施工建设，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并于 1955 年 9 月 20 日将这座设计能力为 90 万吨／年的东山竖井建成移交生产。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后 建成的第一座竖井 ，在投产后被国家煤炭部命名为 “新一煤矿”。
这座令世人瞩目的东山竖井，由主井和副井两个并列井架组成。其主井深为 182.1 米，净直径 6 米；副井深 166.2 米，净直径 7 米。竖井为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砌筑。主井用作出煤及通风，副井用作升降人员、输送材料及通风。这座竖井所安装的绞车、主扇、压风机、提升箕斗、罐笼以及采煤机等主要设备均为苏联产品。当年施工总概算 5400 万元，截至移交当年完成投资为 4678.9 万元。在工业广场还建有联合福利大楼，工人在更衣室更换工作服以后乘罐笼下井，升井后在更衣室内洗浴、照射太阳灯、更衣。这在当时是国内最先进的系统。
为了使中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移交生产以后能够掌握这座新型矿井的技术，中苏两国商定，派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到苏联学习培训，学习苏联的煤矿管理方法、采掘技术、各种矿山设备的使用和操作、故障的处理等等，培训期一年。前去学习的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如回国后任鹤岗矿务局副局长兼新一矿首任矿长宋肖颂；回国后任新一矿第一任总工程师于兴隆。
1955年第8期《人民画报》，建设中的湖北武汉长江大桥。
1955年第12期《人民画报》，康藏公路雅安到拉萨段。
1954年12月25日，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中国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全线正式通车。 康藏公路从原来的西康省会雅安到拉萨，全长2255公里。
1955年7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西康省建制的决议，西康省人民委员会于1955年9月底撤销，其政务由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接管。
因此，康藏公路也随之改为川藏公路。
今天，当我们在公路上轻松地驾车行驶时，谁能想象，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们，是怎样在这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仅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战胜高山、大河、冻土、流沙、冰川、泥石流等千难万险的呢？
仅雅安至拉萨的2255公里康藏公路，就翻越了14座大山，10多条大河。经过4年多的建设，路通了，桥通了，却有三千余忠魂长眠大山大河之间。可以说，每一公里路都是以一至两名官兵的热血和生命筑就。
西藏军区司令部原参谋长、时任入藏测绘队队长的杜斌回忆，1950年部队进军西藏时，没有一幅像样的地图。没有地图，就要给后人留下一幅地图！更迫切的是，要在“世界屋脊”上踏勘出一条合理的公路线。
那时的测绘队，哪有什么先进设备？杜斌记得，测绘队成立后，以军管会的名义跑到接收的国民党仓库找仪器，找到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简单仪器，又把炮兵测距仪要来“充数”，同时配备两个藏族翻译进行地名调查。
就这样，测绘队跟着154团一路艰苦行进到拉萨，沿途既要测量，又不能掉队。到了拉萨，又跟着154团开赴江孜、亚东一线，初步掌握了地名沟名等第一手资料，回来再进行修订，以10万比1的比例尺绘制出地图。
继杜斌带领的测绘“先头部队”打下基础后，先后又有10多个勘察队（组）共600余人相继上路。当他们完成踏勘任务回到司令部时，一个个衣衫破烂，满头长发，面黄肌瘦！
经过全面勘察，雅安到昌都的线路很快确定下来。打通雀儿山是争取1952年通车昌都的关键。1951年初冬，总计1.2万人的筑路大军投入雀儿山区的“攻坚战”。
“住的是5000米高度，睡的是斜坡30度，气温是零下30度，开水是沸点70度，可我们的劳动热情却到了100度！”这是当年参加打通雀儿山“战役”的老兵们都能背得出的顺口溜。而每个讲述这场“战役”的人，又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位英雄——张福林。
当年开凿石方全靠钢钎打眼和放炮。时任18军53师159团3连炮班班长的张福林，带着全班利用休息时间到工兵部学习，不几天工夫，就掌握了在坚石、特坚石、孤石、片石上打眼装炸药的技术，成倍提高工效。
白天，他领着全班奋战在风雪中；部队收工了，他主动留下来装药点火；夜里，大家都入睡了，他还在清理和整修全班的工具……
就是这样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却在这场“战役”胜利在望的时候，永远地闭上了眼睛。1951年12月10日这一天，也因他的突然离去而永远定格在战友们的记忆中：
那天中午收工后，张福林照例在工地上检查炮眼及装药情况，发现一个炮眼有毛病，就趁午饭时间修理。不料，正当他作业时，一块巨石滚下来，砸在他的右腿和腰上。 当战友们闻讯起来，搬开石头时，张福林已经昏死过去，鲜血染红了冰雪……
张福林牺牲18天后，雀儿山段的公路修通了。
1955年，浙江杭州，大学老师在布置自家客厅。 吴宝基拍摄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仍然很大，普通工人农民，为建设国家流血流汗，而旧社会留下的资产阶级文人、富商、官僚、富农地主，依然拥有远远超过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些新生的共产党官僚干部，依靠手中的权力，为亲朋故旧谋取私利，甚至欺压老百姓，因此不断积累阶级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全面爆发。
1955年，甘肃兰州，村民们乘皮筏过黄河。
皮筏是黄河上游常见的水上运输工具，它是由几只充气的羊皮或猪皮袋组成，皮袋系扎在柳条架上，放在水中可以乘人载物。搬运很方便，一人就可以背走。最早的皮筏是用牛皮制作的，后来才出现羊皮筏。相传100多年前，兰州上游有一位老汉赶着牛车过河，不幸中途老牛掉下了水，但牛并未淹死，而且游到了对岸。老汉从中得到启示，回家后宰掉了老牛，剥下牛皮，放在油里泡制，然后缝戍袋形，用嘴吹气制成皮胎。从此，他就骑着牛皮胎过黄河了。这一发明经后人推广、改进，把几只牛皮胎扎在一起，制成牛皮筏，可运载更多的货物。
羊皮筏子分大、小两种。最大的皮筏用600多个羊皮袋扎成，长12米，宽7米，6把浆，载重量在20至30吨之间。这种皮筏一般用于长途水运，从兰州至包头，每天顺流行进200多公里，12天可抵达包头。小皮筏系用10多个羊皮袋扎成，适于短途运输，主要用于由郊区往市区送运瓜果蔬菜，渡送两岸行人等。皮筏的制作较麻烦，现已不多见。
现在皮筏已经被明令禁止使用了，包括黄河上的旅游项目在内。 当官的怕担责任，禁止是最容易的办法。
1955年第9期《人民画报》，改造黄河的伟大计划。
1955年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邓子恢副总理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开发报”。根据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中国人民不仅要使几千年来严重的黄河水害从根本上予以彻底解决,而且要从各方面来开发黄河的巨大富源,来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黄河综合规划包括远景计划和第一期计划两部分。远景计划规定了:黄河从青海省龙羊峡以下到海口之间共将修建46座高低不等的拦河坝,这46座拦河坝将排成一连串的梯级,使黄河成为一条“梯河”。这46座拦河坝一共可以发电2300万千瓦。
从1952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1954年10月，在苏联专家道德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妙的远景：在黄河上要修筑起46座河坝，“500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到1100亿度，相当于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10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1659万亩扩大到1.16亿亩。
2300万千瓦是个什么概念呢？现在世界第一大水电站——长江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是2240万千瓦。三峡开建之初，所以人都觉得是在耗费全国之力，怕中国承担不了。可以想见1955年这个黄河改造规划的规模。
这些工程都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
个人奋斗最困难的是创业期，缺钱、缺人、缺技术、缺资源，更何况一个国家呢？
中国国内矛盾就这样不断激化了。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以1万元旧币对比1元新币。新币面额共有10种：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和5元（10元币系1957年发行）。照片为新币发行的第一天，人们在新旧人民币兑换处换到了新币。当天桂林教师韦之珠领到手的工资，从34万多元变成了34块5毛。
六十年前，一毛钱都不是小钱，富裕家庭的小孩子，平时有个几分钱的零花钱就足够引起其他小孩子羡慕了。
而建设一项工业工程，动辄就是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
这些工程的造价，放在现在，至少要将造价乘以120倍。
1955年1月，台湾国民党飞机轰炸福州，留下遍地瓦砾。
1955年1月20日7:10 至12:30，50架国军B-17轰炸机以台江万寿桥为瞄准点，在福州下77吨炸弹。”部分担任护航的P-51野马战斗机得到命令，环绕福州对路面交通设施进行低空扫射，藉此凭添混乱”。火焰风暴吞噬了福州，不少平民在逃离时遭到了国敏档反动派飞机的猛烈扫射，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投掷了466吨炸弹。在四轮空袭中投掷的炸弹总共约有390吨.
燃烧轰炸按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轰开屋顶，使屋内的木材结构暴露出来。接着以引火装置(燃烧棒)使木材结构燃烧，然后用更多的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持续一段时间的火焰风暴，温度激增至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空气温度暴涨而且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蒋军飞机轰炸台江，导致4000余间房屋损毁，大火一直从下午烧到半夜，8000余户、3万多百姓无家可归。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1月至1958年7月，国民党空军飞机进入大陆达15546架次，投弹339，扫射110次，大陆沿海军民伤亡704人，毁各型船只63艘。其中，以1955年春节前夕的三次大轰炸尤为著名。
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是在战争威胁下进行的。改开朝恬不知耻的否地前三十年。新闻联播一提国家建设，就说自1978年改开以来如何如何，绝口不提新中国前三十年，亿万中国人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创业奋斗历程。
无耻，无非如此。
1955年10月8日，被美国政府非法软禁达５年之久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这是钱学森(左)回到祖国后，和前去访问的新华社记者谈话。他说：“我终于回到了日夜想念着的祖国，今后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1955年10月摄）新华社
中国不但有汉奸卖国贼，还有一批怀有赤子忠诚的报国者。他们不计毁誉，为建设国家奋斗一生，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1955年，福建妈祖岛上的居民。
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后，妈祖岛作为战争前线，划为军事管制区。后国民党军队嫌“妈祖岛”太柔弱，所以去掉一个女字，改为马祖岛。
照片里的小孩赤着脚，当时台湾普通老百姓也是穷得叮当响。只有那些国民党中上层官僚，和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的富商，能过着不错的生活水平。
1955年8月，山西太原矿山机器厂宿舍职工家属们，在检查每户节约用粮的情况。太原矿山机器厂宿舍南二行四排十二号院，全院共有12户51人。按定量供应粮食应为1252斤，由于职工家属们精打细算，把每日用粮计划订出，不但吃得好，全院十户（有两户不在）还节约粮食83斤。新华社记者 周树铭摄
太原矿山机器厂当时应该是山西最大的机械制造企业。1951年，太矿研制的新中国第一台割煤机，开启了新中国现代煤机制造的先河，被誉为“中国采煤机之父”。1954年该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8M平板玻璃引上机，供秦皇岛耀华玻璃厂生产使用。1958年6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对该厂下达扩建任务。第一期工程投资总额6293.13万元，其中土建工程占25.6%；设备及安装占68.5%；其他占5.9%。扩建后的太矿的设计、制造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品种随之成倍增长，到1960年底共安装各种新设备367台（套），技术革新取得极大成果，制造新品种238种。1958-1978年，国家两次对该厂进行改扩建，为全国三大矿山机械厂之一。
1961年该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Φ20-102七辊矫直机，并逐步发展成立式、卧式和精密三种14个规格的管棒矫直机系列。1964年自行设计研制我国第一套Φ325高频螺旋焊管（全套成型）机组，在临汾钢铁厂1965年投产使用。1975年该厂成功试制了我国第一台1200吨液压压砖机，送鞍钢大石桥镁矿试车鉴定，进行工业性作业。
1978年该厂职工总数为7092人，主要设备有1916台，固定资产达7066万元，流动资金2629万元，企业利税总额543万元。企业经营状况良好。
就这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到了邓某人掌权的改开朝，差点搞得破产倒闭。从1980年起到1982年，连续3年，国家没有给太原矿山机器厂下达指令性生产任务，企业生产任务严重不足。为了找条活路，企业开始寻找国外市场，向菲律宾出口线材轧机。当时一些南方农村翻盖房屋需要钢筋、螺纹钢，导致市场紧缺，太矿先后又为国内十几个钢厂提供了20多条线材轧机。
从1990年代起，该厂效益迅速下滑，到1997年已经濒临破产，拖欠职工17个月工资，列入全国重点亏损企业名单。2005年，山西省政府决定由七大煤炭集团出资2.7亿，将太矿及山西煤机公司，重组为太重煤机公司，进行全面改革整顿，这家老厂才起死回生。
毛泽东时代经营得好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到了xxx时代，全面陷入破产倒闭。这些厂子垮掉的经历要是完整写出来，不知道有多少贪污犯要抓起来枪毙。
1955年10月，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钢铁公司青山新厂区正式破土动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个百万吨级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58年9月13日15时25分，武钢炼铁厂第一号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毛泽东主席亲往现场观看出铁。照片为武钢一号高炉建成投产庆典。
这家曾经拥有十几万名职工的特大型国企，去年亏损超过75亿元，总负债近700亿元。 当年武钢的建设者来自祖国各地，在一片荒滩原野上，住草棚、喝浑水，手拉肩扛，条件十分艰苦把武钢建了起来。谁会想到身后的败家子，把企业玩垮了。
1955年10月，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钢铁公司青山新厂区正式破土动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个新型钢铁联合企业。
照片是1958年9月13日15时25分，武钢炼铁厂第一号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照片为毛泽东主席亲往现场观看高炉出铁。 武钢一号高炉炉容1386立方米，可年产生铁75万吨，于1957年7月动工兴建，次年9月3日竣工，投资额1665万元，是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建造的世界第一流的高炉。武钢一号高炉采用了世界炼铁技术的最新成就。“高压炉顶”和“高风温冶炼”将保证炉子炼得快、炼得多，而耗用的焦炭少。用耐高热的炭素砖和高铝砖砌筑的炉底，将保证它连续生产十年不大修。从供料、冶炼到产品处理的全部机械化自动化操作，既解除了工人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加强了生产的准确性和节奏性。直接负责装料、冶炼和出铁的高炉工段，只需一名工长和八名工人值班。高温工作场地的“空气淋浴”，使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工人在武汉盛暑中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这座六十年前建设的高炉，到现在还在工作。到2011年停炉大修的时候，已经累计生产铁水1649.3251万吨。
这个产量是什么概念呢？盖三峡大坝用了55万吨左右的钢材，盖北京鸟巢体育馆，用了11万吨钢材。普通老百姓盖个三层别墅，用钢量大概15-25吨。
这座炼铁高炉直到1990年代，在国内也是数得上的先进高炉。
1955年，山东青岛 休产假的织布女工，收到厂里送来的工资。 吴新陆
青岛纺织业始于1902年，由德国商人成立的德华缫丝厂。日军占领青岛后，设立了一批日资纺织厂，使青岛纺织能力排名全国第二，与上海、天津一起并称为“上青天”。1949年青岛解放时，全市纺织业有纱锭389074枚，线锭40216锭，织布机8064台。以此为基础，改组为青岛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五厂、国棉六厂、国棉八厂、国棉九厂等九大棉纺厂。1951年，青岛国棉六厂的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
1953年起，青岛纺织业抽调人力物力，支援全国各地的纺织工业建设。1966年至1973年，青岛纺织业在山东省内产棉县市，建起15家分厂，其中10个棉纺织厂、2个针织厂、1个印染厂、1个纺织器材厂、1个纺织机械厂。纺织业成为山东省支柱产业之一。1990年代后期，随着席卷全国的纺织业亏损破产浪潮，青岛九大国棉厂中，有八家破产倒闭，债务总额超过40亿元。位于青岛市区的厂区土地，大多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建成高价楼盘。发展百年的青岛纺织业，就此灰飞烟灭。青岛市下岗失业职工累计超过10万人。
当年下岗职工的惨状，实在是作孽啊。
1955年，北京，天桥街头的克朗棋摊。
提起克朗棋，恐怕80后的同学们了解得就不多了。克朗棋棋桌形状四方，大小没有明显的规定，一般为木质结构，四周有沿，台面一般玻璃材质，四角设圆洞，下有布袋或者网兜，和现在的台球桌十分类似，克朗棋的“球”，也就是棋子，圆形，木制，和大号象棋子大小，“球杆”一般一米见长，前细后粗，标准的克朗棋台面有大小相同的28个圆圈，放4色棋，玩者用“球杆”像打台球那样击打母棋，使其撞击其他棋子落网，打进者可以连击一次，直到没有打进为止，将所有棋子打入洞内就算一局，谁打入的棋子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这种娱乐活动在50年代至70年代比较流行，当时城乡不少单位的俱乐部都有克朗棋摆放，供大伙儿活动。到了80年代初，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各种娱乐活动的不断翻新，克朗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不过还有些老人会玩。
1955年，中国抓获的美国战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飞机经常越境轰炸中国东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防空部队打下了一批美军飞机，因此活捉了一批美军俘虏。
1953年朝鲜停战后交换俘虏，在4300名美军战俘中，有21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军队捕获的美军战俘，选择在中国居住而不是回到美国。他们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美国人指责他们是叛国者，就连他们的家人也不理解。另外还有1名英国人、几名比利时人以及350名南朝鲜人也选择到中国生活。
当时的美军战俘霍金斯回忆说：“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到中国去，我当时就说：‘嗨，那太酷了。’”。这些想到中国去的战俘并没有马上被送到中国，而是给了他们90天的“冷却期”进行思考，在这期间允许他们改变主意。最后，爱德华·迪肯森和克劳德·巴彻勒改变了主意，决定回美国。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两人的命运似乎比其他人更惨一点：他们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迪肯森的罪名是“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他被判刑10年。巴彻勒的罪名是“私通敌人”，被判终身监禁，后来刑期减到20年。不过，他们两人最后都只服刑3年就被释放。
1954年2月24日凌晨4点，天气又黑又冷，一列火车带着这21名美国战俘驶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他们先到了太原，之后，一些人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语言和政治，另一些人则直接进了工厂或者农场。开始的新奇感过后，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中有的人开始想家，并通过各种途径回到美国。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些美国人认为在他们被关押期间，中国军队对他们进行了洗脑。但是大部分人选择到中国去的真正原因，却是当时美国国内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指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于1951年～1954年间发动的反共以及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的法西斯行径)和冷战气氛。
美军俘虏中大部分人是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的。威尔逊是在一个南方小村里长大的，家里有8个孩子，他是老大，当地大部分的人以种菜为生，或者到当地的磨粉厂打工。不仅如此，这21人中大部分还生活在因父母离异导致的破裂家庭中。在当时，离婚还不多见，所以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影响了他们的性格，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决定。
一等兵阿列·佩特选择到中国的理由是“寻找和平”，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美国，不可能为和平而战，任何想为和平而战的人都会被告发，最后被杀死。”斯科特·拉什说得更明白：“我决定为和平而战，而中国是惟一能让我自由地为和平而战的地方。”
莫里斯·威尔斯在自传中阐释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他说：“在被俘虏前，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暴政国家，可是我在战俘营中接触到的一切却完全不同，一切都很好，他们让我们住在一起，安排得非常周到，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到中国去。”后来，他如愿以偿了。
亚当斯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选择到中国去的真正原因是厌倦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事实上他1947年加入美国陆军的原因，也是为了躲避警察对他的折磨。他因与一白人男子发生争执而受到了美国警察的不公正对待。到中国后，他在武汉大学学习，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林。在中国居住期间，亚当斯当翻译，而且到处旅游。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和妻子悄悄地回到了美国。但是他们在美国的日子非常艰难。他背着叛国者的恶名生活，找不到工作，而且经常遭到政府官员的审问。1970年，他在家乡孟菲斯成功地开办了一个美式中国菜饭店，生活才有了转变。他于1999年去世。
霍金斯来自俄克拉何马，在中国期间就读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到武汉汽车配件工厂工作，中国留给他的记忆是美好的，但两年半以后他还是决定回到美国。他的朋友和家人不知道美国军队已经给他贴上了“告密者”的标签，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曾问他是不是个间谍。
科登于1958年从中国回到美国，但宣称他依然喜欢共产主义，而且认为共产主义中国最终会赶上美国。
威廉·科沃德与贝尔和格里格斯一起从中国的一个集体农场回到美国，被美军逮捕，后被无罪释放。他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约翰·罗德尔·杜恩在中国生活期间与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姑娘结了婚，后来两人一起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斯科特·伦纳德·拉什与一位中国姑娘结婚，后来两人带着孩子回到美国，如今退休在家。2002年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他说自己很好，但却拒绝接受详细采访，因为担心他的朋友和邻居知道他的过去，他说他不想再被人叫做叛国者。
事实上，直至今天，美国依然是个意识形态迫害非常严重的国家，看看特朗普选举中的闹剧，和这些美国战俘的经历，实在让人唏嘘不已。而中国，则在毛泽东逝世后，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眼里只认钱的国家。
世界上，除了钱，还是应该有些其他东西，留给后人的。
1955年，广东汕头 吟唱潮州歌册的老妇人。 韩志光拍摄
潮州歌册是广东省潮州地区传统民间说唱文学的一种，由唐代以来的潮州弹词演变而成。歌文都用潮州方言编写，有曲有白。一般曲文多为七字句，四句为一组，押韵以组为单位。
潮州歌册的作者多数出自落魄秀才、闲散文人、潮剧艺人或记账先生之手。旧社会在重男轻女的现实中，即或处于高第门庭的女子很多也难于接受文化教育，她们都感到精神饥渴，同寅姐妹、妯娌之间常常围坐一起纳凉或互访，或边绣花边舂米边纺纱而念念不忘歌文，从听歌册到学会唱歌册中获得文化滋润，不仅学到文字，还懂得历史知识并从私奔、自由择偶的歌册中得到妇女追求解放的启迪。因而她们嗜歌册如命，潮州歌册成为她们的良师益友。她们被潮州歌册故事吸引：听到忠臣被害就咒骂奸，听到公子落难得救就宽心舒气，听到情郎与小姐相会就眉飞色舞。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潮州、揭阳、汕头各地的文化人，如陈觅、李昌松、李作辉、萧菲等。纷纷挥毫创作新潮州歌册，汕头市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这一说唱文学，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其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白毛女》 、 《红灯记》 、《红珊瑚》等二十多部，都是潮汕作者所写的。这些新潮州歌册与传统潮州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诵唱起来吸引听众等特点。
1978年改革开放后，时移世易，随着西式舞厅、录像厅、卡拉OK厅的兴起，唱歌册的人越来越少了，也只有一些老人在公园里交流交流。一曲毕了，老人们感慨唏嘘：现在的人们不喜欢这项娱乐，以后歌册怕要失传了，应该有人传承，毕竟它是潮汕独特的说唱艺术。
1955年6月17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杨进兴，在四川南充县被捕。杨进兴，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杀害罗世文、车耀先、杨虎成、宋绮云的刽子手。临解放时，杨逃至成都，奉毛人凤之密令于1949年12月带妻室及随从10余人，前往川北华蓥山打游击，途中所带人员先后各自逃窜，杨携妻女化名杨大发，潜伏于南充县青居乡种田。1953年全国第一次普选工作时被发现，于1955年6月在南充县逮捕，1958年处决。
毛泽东时期全国一盘棋，对汉奸特务抓得很紧，一些隐藏了一二十年的汉奸特务，最后都揪了出来。改开后，随着各方外部势力不断渗透，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如同筛子，漏洞百出。一些与西方勾结的公知精英，公开在媒体上摇唇鼓舌，谁又能拿他们怎么办。 这些人要是在美国，恐怕早就被人扣上了各种政治帽子而打入冷宫。
1955年，粟裕视察辽东半岛军事演习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中共中央深深感受到中国面临核武器、化学武器、帝国主义在我国沿海登陆“三大威胁”。在朝鲜战争中，美军遭到我军沉重打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并于1953年春季将原子弹运到日本冲绳岛。很显然，现代战争不可能回避核武器，中国不可能回避核战争 。1954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防化兵部队，把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化作战提到了我军的议事日程。
新中国面临的三大威胁之一是海上登陆，近代以来的外国侵略者大多是从海上登陆入侵我国，对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抗敌登陆作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毛主席极为关注辽东半岛军事大演习。1955年7月，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将有关辽东半岛组织一次大型演习的报告上报中央军委毛主席，很快得到了批准。这次军演由叶剑英任总指挥，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陈赓、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训练总监副部长肖克担任副总指挥。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次演习定位为：在假设使用原子弹和化学武器的条件下，方面军组成集团军、军两级，除了演习部队外，还有部分民兵参加抗战登陆战役演习。
当时解放军正在实行军衔制，粟裕没能进入十大元帅行列。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军功勋章授予朱德、彭德怀等十位开国元勋。
早在1948年党内就在酝酿军队评衔问题。1950年12月中央收到解放军总干部部的评衔报告。毛泽东很快指派彭德怀、罗荣桓、徐立清、萧华、宋任穷等人主持评衔工作。最初的军衔在1952年11月定为六等十二级，但是遭到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时隔两年多后定为六等十九级。在最初的授衔方案中，准备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元帅初拟13人，除后来公布的10人外，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大将14人，除后来公布的10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虽然在战争年代大家都能同舟共济，但是到1955年评衔时，各种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有人主动谦让，要求降低军衔等级；有人摆功劳，要求提高军衔等级，还有人甚至哭鼻子。毛泽东说，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最后综合平衡，评出十大元帅、十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802名少将。
【干部工资等级制、军衔制的实施，推动了干部特权阶层膨胀。1963年四清、1965年取消军衔制、1966年文革均针对共产党内干部特权阶层。】
1955年春节，北京市的小学生们慰问军人家属洪老先生和洪老太太。
以前军人地位是非常高的，不单是政治地位、福利待遇，即使是普通士兵，在社会上也是受人尊重羡慕的职业。连带到军人家属都很光荣。尤其是立有军功的军烈属，会受到各级机关部门的照顾。
当兵要送钱，军队经商搞贪污腐败，在毛泽东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1955年第9期《人民画报》，全国游泳竞赛在上海举行。这个比赛应该演化成了现在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
游泳是中国竞技体育中的一个比较重视的项目。1957年5月1日，在广州越秀山游泳场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泳表演赛上，当时的中国“蛙王”戚烈云以1分11秒6的成绩打破100米蛙泳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创造者，同时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同时冷战时期，体育也是美苏竞赛的一个战场。欧美国家在兴奋剂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而中国直至80年代，在兴奋剂方面没有下什么功夫。1984年，中国有14名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的中国游泳项目无一人进入前8名的A组决赛，甚至连B组决赛（9-16名）也未染指。
中国游泳运动员大规模使用兴奋剂，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源自1986年东德游泳教练克劳斯。东德（民主德国）是兴奋剂大国。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女子代表队拿走了所有的游泳金牌。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女子游泳队的五名队员，搞定了四枚金牌五枚银牌，震惊了全世界（同一批运动员四年前在汉城运动会，只拿到三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1991年冷战结束以前，使用兴奋剂是世界体育界的潜规则，甚至是一国医药科技研发实力，在体育领域不光彩的体现，美国和欧洲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魁首。
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中国代表队出事了。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不太好，日本人拿出录像资料，和日本人在中国运动员居住的酒店房间内的窃听器，证明中国运动员在房间内注射服用药物，此外随意丢弃的针头也成为证据。为了防止技术力量不够，让中国人蒙混过关，中国运动员的尿检样本被送往欧洲检测最终检测出合成类胆固醇，这是一种能促进肌肉生长的人工合成物，与人体雄性激素类似。
最终，中国队被剥夺了12枚金牌，包括其中涉案的四名女游泳运动员。此事在国际上被称为"近代运动史上最大的药物丑闻"。中国游泳队被禁止参加1995年的泛太平洋游泳赛。1996年中国代表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入场时，美国解说员说的是：一支靠吃药得奖的队伍向我们走来。在这次奥运会上，除了乐靖宜拿了一枚金牌之外，中国女子游泳队再也没有斩获。（欧美国家运动员肯定也是服用兴奋剂的。）
在历次兴奋剂检测结果中，排名最靠前的永远都是科技比较落后的几个国家（比如俄罗斯、印度、意大利、法国）至于科技指数全球前五名的美国、中国、德国、英国、日本，他们不会出现在前十排名里——因为查不出来，或者被判定合法使用药物。
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俄罗斯田径队遭到全体禁赛处罚，中国运动员则被澳大利亚运动员以吃药的进行羞辱。然而随着俄罗斯黑客曝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秘密资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欧美运动员吃兴奋剂，竟然是合法的。其中包括大批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运动员。
竞技体育、奥运会、兴奋剂这些玩意，本来就是西方国家捣鼓出来，展现欧美人种优势的工具。自己作弊，毫不意外。
1955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召集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座谈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初期，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建设，由国家出资赎买，将私营企业国有化，一些私营企业主因此获得了国家干部身份，并且享有丰厚的工资待遇和股息分红。全国有将近80万名私营企业主，每年能从企业盈利中获得5%的股份分红。这是一笔极其庞大的经济收入。如上海一些纺织厂老板，每年能从国家拿到几万元的分化。而普通工人年收入仅仅二三百元而已。这些天文数字般的分化，造就了上百万规模的富人群体，他们住别墅、用保姆、吃西餐、购买名人字画，乱搞男女关系，因此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
到1966年破四旧抄家时，光在上海就抄出了大量黄金、首饰、外汇、古董等贵重奢侈品。徐汇、虹口的小别墅里，住的都是有钱有势的旧商人、文人名流之类人物。因此，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贫穷，完全是一种误读。事实上，直至文革爆发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局面才得以不断缩小，阶级差别也在缩小。文革斗争之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得到释放，中国社会进入相对安定团结的局面。
而改开后，随着经济建设大旗竖起，大批国有资产遭到廉价瓜分处理，从来只看到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事件，还没见哪个私营老板主动将资产国有化。中国社会贫富分化进入令人瞠目的悬崖状态。
1955年第8期《人民画报》，人民代表深入选区了解选民的要求。基层干部参加选举，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民主评议，群众可以提出不赞成候选人的意见。
从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共为214798个，进行选举的人口共为571434511人；登记选民总数为323809684人，占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18％；参加投票的有278093100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普选。邓小平在讨论选举法草案时说：根据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规定一个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凡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有男女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选举法草案规定了在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直接选举，而在县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3月1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选举法实施。
基层民主直选，对于压制基层干部贪污渎职、以权谋私，起到一定效果。但随着建国后行政体系官僚化、形式化、指令化，一些基层干部仍然肆意妄为，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直至1964年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爆发，对干部队伍进行整肃清理。人民群众不是用选票，而是用组织化、武装化的革命运动，召开批斗会，执行民主权利，将官僚队伍压制住。
改开后，随着官僚集团翻身解放，基层干部贪污腐败、渎职谋私，出现小官大贪的奇特现象。一些默默无闻的村干部、县乡干部、贪污亿元或者身价巨富的案例屡见不鲜。
尤其是临近大城市郊区的城乡结合部，乡村干部为经济利益，进行强制暴力拆迁，引发群众以死反抗。
1955年第8期《人民画报》，丰台-沙城铁路7月15日通车典礼。
丰沙铁路起自北京丰台至河北沙城，它逆永定河而行，具有坡度小，运能大的特点，这条线路是清末著名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修建京张铁路时所选择的若干条线路中，被认为是方案较好的一条线路，但因工程艰巨、财力不足而被迫放弃的线路。
丰沙铁路自北京丰台至京包铁路的沙城，全长106千米。1952年9月开工，1955年6月通车。1955年11月交付运营。
丰沙线一直担任煤运的重任。1963年初增建第二线。1972年，丰沙线复线改建完成，1984年电气化。全线隧道密集，上行线共隧道65座，下行共隧道67座.其中上行056号隧道长19.8米，是丰沙线，同时也是中国准轨铁路最短的隧道。
丰沙铁路烈士纪念碑矗立在丰沙线进山的第一个隧道之前，琉璃渠村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旁边，碑文记录了丰沙铁路的修建过程以及英勇的铁道兵在与洪水、风沙、落石、塌方等恶劣自然条件抗争的过程中英勇献身的动人故事。
修建丰沙线铁路共有四万余人。有集体转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工程第八师，有原各营业线的职工，有祖国各地的农民兄弟组成的这支建设队伍，共有108名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105公里的铁路，108位永载史册的烈士，日夜倾听着列车的穿梭。
1955年第12期《人民画报》，改建后的辽宁沈阳电线厂。
沈阳电缆厂建于1954年，由苏联提供技术支援，1956年正式投产，并改名沈阳电缆厂，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1949年建国的时候，全国电线电缆行业只有职工2000余人，生产设备约500台，年最高用铜量仅6500吨，主要集中在昆明、上海、天津、沈阳四个电线厂。1952年全国电缆导体产量达1.53万吨，为建国前的2.63倍。1953年机械部直属电线电缆厂有昆明、沈阳、天津、上海、湘潭和哈尔滨等6家。与此同时，国家对迅速发展中的私营电线厂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针对当时产品重复、工艺落后、质量低劣的现象采取整顿措施。上海市将当时的105家私营小厂合并为18个中心厂，天津市将65个私营小厂合并为10个电缆厂，北京市将17个小厂合并为北京电线厂，广州将18个厂合并为广州电线厂，武汉将3个厂合并为武汉电线厂，福州将10个厂合并成福州橡胶电线厂。通过合营改组，进步了技术和治理水平，促进了生产发展。
为了开展科研、工艺设计、工艺装备设计三结合的科研设计工作，1957年10月在上海组建了上海电缆研究设计试冬从事电线电缆产品的研究设计、新材料新工艺研究、电缆厂工艺设计、电缆专用设备设计及成套设备选型定型工作，并作为部局技术后方和电线电缆产业的情报中心。
1958年，各地电线电缆厂竞相发展，新建较大规模的郑州、西安、兰溪、白银、贵阳等五家电缆厂同时，大规模扩建湘潭、昆明、上海三个厂。此外，重庆、衡阳、佛山、南宁、开封、苏州、杭州、西安、芜湖、北京、邢台、榆次、辽源、哈尔滨等地又兴办了不少电线厂、电磁线厂、线材厂。1966年—1976年又新建了一批厂，如长春、吉林、集安、青岗、肇东、阜新、延庆、离石、平远、西宁等厂。邮电部系统建立了侯马电缆厂、铁道部系统建立了焦作铁路电务器材厂、天水铁路电缆信号厂等。
1980年代，电缆行业形成了南北两霸，即沈阳电缆厂和上海电缆厂；至1990年代早期形成了沈阳电缆厂、上海电缆厂和郑州电缆厂三足鼎立的格式。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私营企业在电缆行业中占有比重逐年上升。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廉价冲击市场。加上国有企业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导致大量国有电缆企业垮台倒闭。
曾经作为电缆行业亚洲第一大企业的沈阳电缆厂，也在90年代的国企破产浪潮中改制，一部分成为日资的沈阳古河电缆公司，一部分改制为沈阳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国有龙头企业——上海电缆厂已不复存在，其2/3的资产已经与日本公司合资。
改开近四十年来，外资、私营企业在中国电缆市场攻城略地，不断吞并国有龙头企业。国内几千家本土私营线缆企业，主要围绕利润不足20%的廉价中低端市场，竞争异常惨烈，而30家左右的德国、日本外资厂商，在中国分割利润高达80%的高端电缆市场，涉及经济利益达上千亿元。
曾经极其成功的大型国有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何以在90年代的短短几年内亏损、垮台、倒闭，最终成为外资、私营资本嘴里的肥肉，这些案例如若深入剖析，一些亿万富翁怕是要睡不着觉了。
1955年第11期《人民画报》，即将完工的新疆石河子大泉沟水库。
大泉沟水库在新疆石河子市北18公里处，人工水库，水质优良、纯净，水库中有一小岛。水草丰美，为百鸟栖息之地。该地原是一片洼地沟壑，沟内有一泉眼群，故名“大泉沟”。1954年建水库后，蓄水养鱼，发展渔业；如今水库已开辟了游览区。1985年10月，石河子市人民政府正式把这里命名为北湖公园。如今的北湖，拥有11平方公里的宽阔水面，水面碧波荡漾，快艇习梭，游船慢逸，情侣依依，卧龙长坝，垂柳相拥。垂钓者悠然自得，游泳者足踩万波，加之湖中天鹅、大雁等几十种水鸟相嬉，石山、古亭相衬，仿佛让人来到了鱼米之乡的江南。
该公园门票每人25元（包含人身意外险5元）。
前人开水库，后人收钱，利益至上，实在笑话。
1955年第12期《人民画报》，在北京举行的匈牙利探矿设备展览会。
匈牙利原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二战时加入德意日轴心国，1944年被德国占领。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此后成为苏联卫星国。由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因此中国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中，从东欧国家引进了不少工业技术和设备，用于中国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
1955年第12期《人民画报》，太原钢铁厂职工学校。
这个学校有年头了，应该是1956年组建的太钢技校，1999年升格为太原冶金高级技工学校。光是跟太原钢铁厂发展有关的技校就有几个。
建国初期，为推动工业建设，国家对职工技能培训体系建设下了很大力气。技术工人不但工资高、社会上也受尊重。现在是成绩差的学生考中专、技校，而在90年代以前，只有成绩最好的尖子生，才能考上中专、技校，而且毕业之后国家包分配。
国人常夸德国、日本、瑞典的产品工艺如何精湛，工匠精神如何令人钦佩，殊不知，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恰恰建立在完善的技工培训体系之上。没有素质精良的技术工人，不惜工本的设计、研发、制造过程，哪里会出好产品。
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乡镇私营企业崛起，建立在农民工基础上的工业体系，以生产廉价低质产品冲击市场，败坏中国制造声誉，xx年来遗害非浅。
1955年第12期《人民画报》，西北农学院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教授,培育出来的小麦新品种碧蚂一号。
赵洪璋教授先后育成以“碧蚂1号”、“丰产3号”和“矮丰3号”为代表的几批优良小麦品种，其中“碧蚂1号”年最大种植面积达9000万亩，“矮丰3号”的育成推动了矮化育种的发展，为中国小麦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大量资料证明，“碧蚂1号与4号”及“西农6028”三个品种具有较突出的抗倒、抗病能力，综合性状全面，适应性广泛，亩产可达150-200公斤以上，比一般品种增产15%-20%。“碧蚂4号”最大面积亦达1100万亩。
为了表彰赵洪璋教授对人民做出的突出贡献，1950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5年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6年后连续当选为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6年，赵洪璋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丹麦、印度等国考察访问。他认真研究了丹麦的小麦高产经验，并带回几个茎秆较矮、穗大粒多、抵抗锈病、可以作为杂交亲本的品种。1957 年，他用“丹麦1号”与“西农6028”、“碧蚂1号”等品种组配了一批杂交组合。前一组合于1964年选育出“丰产1、2、3号”小麦新品种，它们不仅对条锈病具有良好的抗性，而且茎杆健壮，耐肥抗倒，穗大质佳，适应当时地力已普遍提高、亩产二、三百公斤的水平，一般增产10%-20%，深受群众欢迎。其中“丰产3号”表现突出，到1976年种植面积达3000 余万亩，成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关中和黄淮冬麦区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是该麦区小麦品种再次更换和小麦产量再上一个台阶的主力品种之一。至1982年，“丰产3号”仍在全国种植978万亩，利用时间长达20余年。
1955年第9期《人民画报》，国营北京第一棉纺厂于1954年9月投产。
在1949年建国前，北京纺织工业也一直处于“前无纺纱，后无印花”的境地，从业者多为分散的小户，基础薄弱。因此，1951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在朝阳门外选址，成立棉纺织企业，暂命名为“北京棉纺厂”，并在西单绒线胡同成立了筹建处，由时任东郊区（现朝阳区）委书记刘拓任处长。“最初的班子只有几十人，筹建处就开始从各地调配干部和技术人员。”邸长明说，“我们这批学生先是在北京接受了一个多月的思想教育，接着就被送到天津培训。”与此同时，购买土地和设备的工作也在有序展开。“十里堡当时叫‘陈家林’，是一片坟地，周边住户不多，而且都是看坟人家，因此买地很顺利。另一边，刘拓忙着与东德联络，洽谈购买设备。”到1953年初，已完成主要的准备工作，只待破土动工。
1952年，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确定在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四处发展纺织工业。在此形势下，有关部门认为筹建中的北京棉纺厂“再由地方管理已不太合适”，1953年确定改由纺织工业部直接管理，并将厂名改为“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当时已经不只是准备建一个厂，而是要把朝阳门外从慈云寺、经八里庄直到十里堡，建成北京的纺织工业基地，也就是说，国棉二厂和国棉三厂的建设也已经列入了规划。”
建设这三个厂, 国家共投资13076万元, 除北京 第一棉纺织厂的纺纱设备是从民主德国引进,其余都是国产设备。三个厂共有纱锭234576枚，自动布机7284台，建筑总面积达37万多平方米。 当时，北京国棉一厂的设计规模是11000台织布机，年产量5万锭，由于没有建设如此大规模工厂的经验，直到1954年9月25日正式开工前，纺织工业部领导对能否如期投产仍不太放心，甚至把厂长杨慧洁叫去询问：“你们都弄好了吗？”杨慧洁回答：“我们已经开工十几个班了。”时任副部长钱之光说：“我这就去看看！”到厂里时，工人已下班，杨慧洁打开一个车间，里面洁净异常，连地板都放着光，“就像从来没人动过一样”。钱之光疑惑地说：“你们真开过工吗？”“事实上，那时厂里就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下班前所有东西都要按军营标准摆成一条直线，对车间全面清洁，由工长带领各组长检查完毕，确保没有问题才能离开。”
邸长明说，更令他引以为傲的是建成投产后北京国棉一厂，在全国同行业中开创的几个第一：1962年率先试制成功棉涤良（即的确良，直至60年代初，仍然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有此生产能力）；1979年首先试制生产出氨纶纱（1976年前后由美国杜邦公司发明）等。
直至1980年代，中国国营纺织工业仍然运行良好。然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中央经济政策混乱，三角债等经济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纺织工业进入全面破产衰败状态。仅上海市的纺织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就超过50万人。北京三大国棉厂全面亏损，被迫在1997年改制重组，组建北京京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而北京国棉一厂的厂区，朝阳区十里堡2号，已经被彻底推平，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建设高档住宅和商场。
1955年第9期《人民画报》，扩建中的玉门油矿老君庙炼油厂。
玉门油矿是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到1957年建成。老君庙炼油厂是中国第一座炼油厂，1954年2月，炼油厂真空炼油装置改炼轻柴油试验成功。
1954年10月21日，炼油厂试制润滑脂成功。
1955年2月13日，炼油厂原油脱盐装置建成并试厂。
1956年1月3日炼油厂地蜡凡士林装置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
1958年炼油厂蒸馏装置创平稳开炼200天和降低原油加工成本至4.6元/吨的全国记录，获全国同工种竞赛第一名。
1974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套分子筛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在玉门炼油厂由IV型催化裂化装置改建而成，年处理量18万吨。
1955年第10期《人民画报》，大连造船公司制造的我国第一艘3700吨石油驳船。
1955年第11期《人民画报》，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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