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41周年纪念兼论他对文化革命的真实态度
文革中的周总理，由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焦·洛蒂拍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到今天正好是41年。
选了《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对总理临终前的回忆，以此缅怀。文章较长，本想精简一下，可是每读到这些文字就控制不住自己，实在做不到反复的阅读和编辑，遂选取全文，希望大家理解。
如下：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思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剧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着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着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引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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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后台常有人问我周总理和文＃革的关系。
1963年中央发过一篇《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来批判当时日渐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由于这篇文章中的许多内容和后来文革前后毛主席批官僚主义的讲话非常相似，所以中外学者一直认为它的实际作者是毛，并作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雏形（许多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就是这篇文章最终导致文＃革，《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有提到）。
可惜，九十年代一批解密的档案显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周恩来。
后来人们又发现，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周总理亲自支持姚文元发表并批准印刷的。
“一月夺权”后周总理亲自指导北京的红卫兵南下武汉批判当地官僚集团。
所以我想说的是，不要轻信一些所谓“权威”，亲自看看一手资料。周总理对文＃革中的“武斗”、对保守派搅乱形势乱斗人、对许多人借文＃革之名长期破坏生产等行为十分反感多次批评，但是他对文＃革这一场革命的整体态度究竟怎样，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会越来越清晰。
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的经典照片，看周围外国人的神情
西安事变时期的周总理。光头是检验颜值的最高标准
也有人问朱总司令对文＃革的态度。
朱总临终前最后一次苏醒，叫秘书读了当天的解放军报，然后断断续续说了最后几句话，第一句是：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
现在官方常用这个版本作为朱德的遗言，可是这句话其实是朱德听完报纸后的评论。他还提出要处理文件，秘书含着泪不肯，朱老总用微弱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讲出了生命中最后的话：
我还能做事……
要工作……
革命到底！
然后就再也没能醒来。其实在临终前一年的1975，朱总司令还能做简单的活动。他喜练毛笔字，反复书写“革命到底”四字，挂在床头，送给晚辈，手迹至今尚在。
再看看其他元帅们：
1990年8月5日，重病的徐向前将子女叫到床前：
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
1972年，陈毅从昏迷中最后一次醒来，口中喃喃，女儿凑上去听到他在断断续续地讲：
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临终前最后一次醒来，拉着夫人林月琴说：
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
又对孩子们说：
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然后口中就不断说着：
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不久以后再次昏迷，当天下午逝世。
罗荣桓是第一位去世的元帅。他去世后毛主席十分悲痛，于深夜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后四句最为著名：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一共领袖们的情怀和精神是当今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于是许多人就以自己的小人之心编造谣言，做出无数阴谋论的推断。诸如毛的私生活，周总理是历史上最大“老狐狸”，朱总城府深会装傻，陈毅善玩权谋见风使舵等等。
毛主席一生最崇拜的人除过马列之外便是鲁迅。早在1925年鲁迅即写下这样的文字：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革命者永垂不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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