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中说：
“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藏医用汞来治疗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
冯玉祥《我的生活》“赴俄途中”一章讲述1926年经过外蒙古的经历，说：
“其次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迷雾君注：此处引用的蒙古人口具体数具有误，但原则没错）。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迷雾君注：只有少数地区如此严格）。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
“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
“其时蒙古喇嘛教领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过去，活佛的地位等于专制时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夺之权都归他一人掌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顾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属要来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属中有年轻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权强她留在宫内，与他们做‘欢喜佛’。王公们一则忧于他的淫威，二则恐怕也已积久成习，视为当然，对此横行，丝毫不加反抗。”
“这位活佛因淫欲无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烂塌了鼻子，而且闹得身体虚弱达于极点，两眼渐致失明，甚至坐着不动时，也须人扶持。”
冯玉祥感叹，“革命后的蒙古政府对社会旧有制度及习尚，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权威，一方面努力于破除迷信的工作。社会上顽固分子，即喇嘛阶级，虽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数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已为喇嘛者，亦多已还俗，各理生业。同时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
这也是后来冯玉祥“中原毁佛”的由来。1927年，冯玉祥在河南废寺逐僧，将大相国寺改成市场。并发动全省毁佛运动，所有比丘、比丘尼一律驱逐。所有寺产没收，寺院改为学校，或作救济院、图书馆，或成为娱乐场所。继河南之后，直、鲁、秦等各行省，也都纷纷跟从，华北佛教因此几乎衰绝。
一九四○年七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的《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题纲》中说：
“蒙古民族于元时信奉喇嘛教，满清政府曾利用喇嘛教来毒害蒙古民族。当时满清政府极力提倡喇嘛教，建立寺院，尊重活佛，优待喇嘛，赐与特权，使蒙古民族迷信喇嘛达于极点，喇嘛在蒙古人口中达到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惊人数目，遂影响到蒙古人口锐减、性病激增、生产停滞、民族意识消沉等种种严重恶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20年性病防治回顾》中说：
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的性病流行更为严重......内蒙古个别地区的梅毒患病率高达48％。”
好医生论坛的《全国及各地皮肤性病科的历史及现状》中，这样介绍内蒙的情况：
“解放前，内蒙牧区是以蒙医药防病治病为主，城市医院很少，无皮肤科设置及专业医生。解放初期，牧区性病严重流行，人民政府采取重要防治措施，于1950年成立性病防治所......自1950～1965年的15年中全区累计检查性病患者130万人次，治疗病人18.7万人次，性病患病率由最初的59％至1965年已降到0.5～2.4％。”
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蒙古族通史》中说：
对付蒙古人，满清优待、收买蒙古贵族和上层喇嘛：王公贵族赐予各等爵位，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特权和优厚待遇，还有满蒙联姻；上层喇嘛享有与王公同等特权和礼遇，赐予活佛、大国师等各种封号。
同时，对蒙古实行封禁政策：在蒙古各地设旗，但是禁止各旗往来；严格限制蒙古人和汉人往来，限制蒙古人学习汉文化，使蒙古人封闭落后。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大力推广藏传佛教（黄教）：满清利用蒙古人信仰黄教的特点，封赏哲卜尊丹巴为大喇嘛，后进一步控制哲卜尊丹巴和其他活佛的转世。同时，大力兴建寺庙，鼓励蒙古人出家当喇嘛。
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税赋，等于是鼓励蒙古老百姓放弃生产、生活，出家当喇嘛。
喇嘛教的流行，造成蒙古人口锐减。
就这样，一代天骄，曾经统治世界的蒙古族后人，差点因为喇嘛教被灭族。
然而，现在很多假冒的仁波切们又成了净化心灵、法力无边的上师。历史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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