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回忆录》是难过“社革关”的真诚注释
朋友张勋习推荐《邱会作回忆录》，上下两册50多万字。接受主要是因为此前有网文引用该书里王洪文受酷刑虐待的情节(《邱会作回忆录》第930-932页，以下只注明页数)，读后许多不为人知的高层具体内幕首次披露，另一番思绪波澜迭起。(社革关：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
上册回忆了少年时期从家乡江西兴国县参加工农红军。“1929年4月，我15岁了，也想当红军”，“我当红军的决心这么大”，“他(扬秀全)只好妥协(同意)了”(第17-18页)。从此追随共产党毛主席，历经井冈山、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九死一生、可歌可泣，从事后勤和军队政治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奉献。
1959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尽心尽力、忠于职守。在三年困难时期，首次提出军队搞农副业生产，在毛主席和军委的支持下，统一了“总后”领导的思想，自力更生解决后勤供应的不足，使全军杜绝了浮肿病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主席以此为据作“五•七指示”，作为推进“社革建”(注1)的重要内容转发全国大张旗鼓的展开。(第259-366页)
他在书中反复表述自己崇敬林彪的情怀，在军队后勤装备工作上纪录了林彪提出的“每个人都要多备一条鞋带子”(第266页)的指示，以自己亲身所见，用独到的例证说明林彪见微知著、心细如丝。
邱会作一生在夺取政权的血雨腥风中是合格的共产党人，解放后到文革岁月中将军履行职责，热爱共产党、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1980年，我在邓小平、彭真组成的所谓的公审法庭上，我也没有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第248页)虽有怨言，政治态度不变。
在文革开始后的年月中过“社革关”，从理性深度认识创造条件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时代，他未在继续革命理论上升华。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徐帅任军队文革小组长时，让他回“总后”参加文革，在军内被批斗中打伤落下了后遗症。“回忆录”中反复说“几乎被打死”，写到此时怨愤交加。正确对待群众、文革不是易事。批斗打人对文革的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邱就是因批斗挨打很反感文革。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老革命们在文革中的普遍现象。九大期间，“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主席说‘会议已经开始几天了，大家对大会有什么看法，这样开行不行?’又问‘今天在座的同志有多少参加七大的?只有许世友、陈锡联、黄永胜、杨得志、邱会作等人’”。“许世友楞头愣脑的说：‘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老干部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第626页)。事实证明了1976年后他们大都追随邓小平，上演了现代最大范围的“成者何也败者何”的悲剧。
他在书中详叙自己反对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是拥护毛主席的，但对文革不理解，对江青一伙的中央文革作了斗争”，主张“坚持党委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第907页)。“不理解”点出了要害。他非常痛恨邓毁掉“共社”，“邓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第909页)。但却觉悟不了自己反文革的迷误，陷入主观与客观相背离的片面性里不能醒悟。思想认识低于王光美，王还讲了“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要人否定自己的错误认识是困难的，这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明了的事情。后在宣判时敬佩江青大义凛然，“话音一落，江青立即站起来，用最大的音量并拉长嗓音说：‘革命无罪!打倒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江青是硬骨头”(第925页)。
因为第一次干社会主义，首次搞文革，尽管之前同苏修(注2)论战发表著名的“九评两论”(注3);毛主席三番五次重申阶级斗争，又对反复辟作出了系列论述;社教又下发了“23条”(注4);发动文革的报刊文章如雷贯耳;“5.16通知”到全党;批转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制定文革“16条”(注5);改组中央领导。到底是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内处在初始阶段的修正复辟倾向，没有类似目前的复辟现实佐证，未能引起林彪邱会作等如打仗那样思考社会主义可能失败后的悲惨境况，误以为社会主义“金刚不坏”。刘少奇林彪不具备理论思维的深度引申、设想资本主义复辟现实存在的因素、社会主义败亡的危险，使主席不得不忍痛割爱、分道扬镳。
按邱书中的表述，刘少奇林彪是自己不能醒悟自己的不自觉的修正主义，对实施自己主张的路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认识处于茫然地步，根本不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酿成资本主义复辟，最终连自己的功绩也一齐被彻底抛弃。邱会作在出狱后写回忆录还认为“毛主席打倒刘少奇，是他一生中政治上、组织上最大的错误”(第447页)。邓小平说“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们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如果真有此话，刘在九泉之下会“认”。 刘和邓有别，邓是自觉的走资派。
文革初一些心怀不满的领导干部蓄意破坏，其恶劣影响不可估量。万里任北京市副所长时，为大兴县杀害所谓“黑五类”提供资料，栽赃文革。还有东纠、西纠血统论、打砸抢。“三支两军”的军队支保不支革命群众。一些走资派挑动武斗，教唆群众斗群众;一些群众组织混入了坏人;一些造反派领导夹杂了种种个人主义思想;学生和工人组织的造反派“领袖”闹派性迟迟联合不起来，干扰了文革的正常进行。这都抹黑了文革。更为奸诈毒辣的是邓小平指示胡耀邦煽动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得势后又将北京市公安局知情干警骗去云南秘密处死，王震坐镇监斩(惲仁祥文)。永远不为人知的阴谋诡计还有多少?
二
下册是文革初期从批斗场合被保护转移，进军委办事组和9.13后的岁月，其中很长的篇幅述说了1976年12月31日(第852页)关押在秦城监狱的蹉跎辛酸，到1981年9月12日出狱。毫不隐瞒地纪录了自己反感文革的情绪和事实，以己所见写明林彪在九大前夕就对继续搞文革有反感。党内如林彪那样的上层要理解共产党夺取政权搞“社革建”，绝不搞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同义反复，必须继续革命才能使社会主义处于不败地位，不是说说就能一通百通的事情。
1969年，全国各省市革委会先后成立后筹备召开九大，“主席决定由林(彪)总作政治报告后，林总自己开始拉条子，并告诉办公室的同志们他已有了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下来，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邱认为“对经过几年暴风骤雨的文化革命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下卷第615页)。被毛主席理所当然否定了。这证实了“十大政治报告”阐述林彪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不符合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路线是准确无误的。
读邱书再次领悟了毛主席晚年坚持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复辟，揭批党内走资派陷于难以逾越的局限性中，倍感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持续的坎坷。公有制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以往所有私有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破私立公不断推进“社革建”，引来了大范围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在上层格外突出。
“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了很大的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还不如说是读报告”。“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彪说我就是要念的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下卷620页)。林帅幼稚了，“共社”(注6)是领袖一个人的?复辟了打江山的辉煌战绩都会作为罪恶讨伐。
林彪都这样，毛主席在当时的中央真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艰难。1965年8月，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灾难》长篇论著，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阐述全面深邃，进入到社会主义就难以跨越继续革命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各级领导保证社会主义持续进行应有权力，但赋予权力的名利却损伤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扩大共产主义因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和政策使各级领导趋于和人民群众划等号，代表了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趋势和人民利益，在一定的时期内过不了“社革关”的领导层不满意，也不被许多群众思想深处存在的欲望所认可，必然不能像维护个人利益一样捍卫社会主义。使坚持干社会主义者陷入庸俗个人主义者奚落的“出力不讨好”的地步。
共产党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搞社会主义，这是比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万分难干的事业。并不是夺取政权完成所有制改造，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就万事大吉了。从苏中“共社”败亡的过程剖析，因为都是第一次搞“社革建”，没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比较鉴别。失败的最大危险主要来自党内上层的走资派，他们能干成外部敌人想干而干不成的改变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内容，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点身为九大政治局委员的邱会作几乎无任何意识。
领袖无限忠贞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大业，忧虑革命成果得而复失、共社”的前途命运。依据斯大林后苏共出现现代修正主义，断定如不纠正必将亡党亡国。联系到中共上层的所作所为，分外警觉，思谋对策竭力防止走资派篡党夺权。在国际共运中首次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又破天荒的揭明“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创造性的搞社教文革，以巨人之声在全党全国指明说清叫响，不是刘少奇范围的邱会作一类党内上层是不以为然的。毛主席73岁发动文革，无精力把继续革命理论如《论持久战》一样详尽阐述，只是言简意赅式的论断，出现人们理解上的困惑在所难免。邓小平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倒理解的准确，写出了可以过关的检讨。
毛主席居于党内最高领袖的最高权力地位，一言九鼎。惊世骇俗的理论，只是处在防微杜渐的“千里之堤决于蚁穴”的“蚁穴”阶段，无“大堤”溃决的现实证明，自然不能在党内取得有事实依据支持的共识。断然拿掉则成了滥杀无辜，后果更加不利。这是非常难的“两难抉择(判断)”。具体表现为：
有毛主席和其讲话、指示、批发的文件在，刘邓就越发小心谨慎，千方百计藏匿真实的思想意图，(后来的华国锋也成了这样)，这就越发缺乏鲜明的可资证明毛主席论断的事实依据。又因为被批判的走资派都是党内久享盛名的领导人、同志、战友，又必须讲政策和策略，不是如打倒蒋介石那样，广大干部、群众就越发认为是无的放矢、内心抵触，被批判者反而得到同情而生支持和拥护的意识。毛主席就越发加大力度进行宣传灌输，又越发被抵制。这是一难。《邱会作回忆录》就证明了这一点。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不停的张罗，收效甚微，大家口服心不服，反而同情林彪”，“毛没有绕出这个怪圈”。(下册783页)
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就是领袖和部分群众很难取得共识的一个难以抉择判断。那时邓未干出1977年后的大量复辟事实。这也是有传达的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在，报刊文章说的异常明白，就是内心不认同，而用心险恶的邓胡私下串联煽动就起来了。
走资派掌握了类似毛主席那样的权力，干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成功了，要再次革命打倒就没有毛主席作领袖这个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了。这是防止社会主义失败的另一个难以抉择。邱会作即使到逝世也从来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三
从《邱会作回忆录》分析推测，又是在香港出版，不可能将政治态度的真相弄虚作假隐藏到死，写出了中央内部人所难知的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内幕，加深了理解毛主席晚年坚持社会主义的辛酸。他从失去自由到进秦城监狱，释放后隐居至逝世，热爱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不变。9.13后黄吴李邱被清除出党并牵连了大批“四野”干部。非邓小平势力可以直接掌控党内的高干力量削弱了，从而给邓死党留下了递补的空缺，党内有效制衡成了另外的人事结构。
夺取政权在枪林弹雨中凝成的“山头”情谊，内心的认同感高于政治路线，并遗传到子女一代，且形成了自觉遵守的等级次序。这是长期革命战争年代自然凝成的，有利有弊，毛主席深察洞明。在文革中成为启用江青的难以言明的内因，党内高层真诚拥护继续革命者过于稀缺，现在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追求100%完满是不可能的，从来找不到完美无缺之事。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防止中途夭折，毛主席晚年在文革时期如若斯大林镇反一样拿掉几个大走资派，把复辟制止在坯胎状态中，那也就彻底否定了自己，走到斯大林的覆辙上。没有反面事实的证明，连同打倒刘少奇都会被人们从心理上否定。在时间的推移中也会否定反复辟和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而复辟仅是时间的推迟。
现在的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有两种或多种存续和前进方向，干社干资或其它不完全的某种社会制度均不能灭亡一个国家或民族。任何国家或个人，从来不会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条件下同时实行两种或多种关乎前途命运的社会制度，供人们按定时的期限进行优劣定性比较，平和地选择取舍。比如说在美英法德意日加诸国划定地区实行社资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和平运行50或100年，尔后决定一种社会制度。这当然没有可能性，均是二选一的“单项选择”答案。
反动派不反动就不是反动派了，对立统一规律就不存在了。孙中山如不过早逝世，蒋介石就不能上台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也就不可能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的特殊片段，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往往系于一人，因为当时一人从最高权力方面代表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愿望充分或不充分或相反体现在国家权力上。毛主席就义无反顾的担当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责任。
邱书如实写照了林彪同毛主席对九大以后有了社会发展方向上的分歧，就能顺理成章的理解之后包括九届二中全会发生的一切。不是毛主席容不下林彪当权，而是在自己还作主席的情况下，不容忍再发生类似以前刘少奇那样的林彪修正主义。这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如邱会作说的，毛主席重用“双一”(一方面军、一军团)人员的原因，让林彪接班就必须启用和林彪接近的人员。假若主席把感情置于政治之上，在路线上同林调和，必定是重演翻版的修正主义，毛主席当然不干。中国不会因干资灭亡，只是很大一部分群众苦难的再延续而已，形象的说卖身求生者再度延续。
从成千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上看，先进的最终战胜落后的势力。但在百年或几百年内的历史片段中，落后势力居社会潮流的主导地位也是存在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还占据支配社会的主要位置上。现在的世界反共反社势力居主导地位。
尽管社会主义失败了，林彪、邱会作等作为曾经叱诧风云的一种派别的代表人物，是总结经验教训熟悉可依的资料依据，也是对评说丰富多彩历史的奉献，存留在记忆中可资减少重建社会主义的阵痛。
注1，社革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
注2，苏修：毛主席时代指苏共领导推行现代修正主义，以后习惯称“苏修”。
注3，九评两论：九评是1962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的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两论是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育》，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注4，23条：1965年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中共中央通知，指导全国社教运动。简称23条。
注5，16条：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规模的决定》，简称16条。
注6，共社：共产党，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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