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电令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茨宣布无罪，应予照准。”石美瑜不敢违抗，就写好了对冈村宁茨的判决书：
“被告冈村宁茨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944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审判只走了个形式，即宣判冈村宁茨“无罪”释放。
审判结束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有的民间武术团体扬言要“手刃战犯冈村”。但是国民党当局却派武装秘密护送冈村宁茨于1月30日乘坐美国轮船回日本。
犯下了累累罪行的冈村宁茨，如何能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活着回日本呢？
原因要追述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于此前一直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大多集结于四川、贵州一带的大后方，不可能迅速赶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军的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马上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不准接受日本投降，同时致电冈村宁茨，命其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即八路军、新四军）。
冈村宁茨立即复电蒋介石：尊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茨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也遭到同样的拒绝。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茨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
何应钦又说：“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茨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天，何应钦派人给冈村宁茨送去了月饼和茅台酒，像招待自己的亲戚。
1945年12月23日晨，冈村宁茨受蒋介石召见，去总司令部见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即将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真是一副认贼作父的嘴脸。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茨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已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在东京正式开庭。1946年8月和10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次发出传票，敦促中国政府把冈村宁茨送到东京审判。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茨同样被列为一号战犯。
面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敦促，面对全国人民和共产党方面的责难，国民党蒋介石完全弃之于不顾。1946年底，为了藏匿冈村宁茨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一座非常隐蔽的别墅。冈村宁茨在此住了一年多时间。隐居期间，冈村宁茨著述颇丰，著有《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茨，征求他的看法。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冈村宁茨对侵略中国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让国民党军官对他产生了迷信，以为凭借冈村宁茨一席指点，可以扭转国共战场上的颓势。
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宁茨带走。国民党在左右为难中作出这样的决定：对外称冈村宁茨因肺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后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宁茨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5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茨。 因此，国民党政府对冈村宁茨的审判走了一下过场，就将他“无罪”释放了，并送回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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