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05 02:24
李发锁 口述 张妮 整理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今年是长春解放七十周年。在解放长春的战役中，国共两党于1948年6月初开始、10月19日结束的一场特殊的“长春围困战”格外惊心动魄，引人深思。多年前，台湾作家龙应台撰写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对这场战役的不客观描述引发巨大争议。最近，吉林省作协副主席李发锁出版5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围困长春》，以详细史料还原了那段围困战饿死百姓5.8万人而非30万人的历史事实，并揭示了国民党“杀民养军”造成百姓饿死的真相及原因。
为何围困而不攻城?
长春是东北的中心及交通枢纽，作战双方谁控制了长春，就等于在对方腹部扎上一颗“钉子”。1948年春，国民党军已被中共部队围逼到沈阳、锦州、长春三个孤立的城市据点。长春既属于单悬于远方的孤军，又是安插在中共核心地域的一支劲旅。从国民党方面看，长春守军既可牵制相当多的中共部队，又可在中共部队南下作战时断其后路。这是蒋介石迟迟不肯撤走长春这支孤军的主要原因。从共产党方面看，围困长春不是孤立的战役，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大战略，是整个辽沈战役的重头戏。
当时，擅长运动作战的中共部队攻城能力实际是，若对长春进行攻城，不仅胜算不大，还有伤亡严重连带全局失败的危险。一方面，长春的城防工事不仅是东北各城市中最为坚固，而且当时“坚冠全国”的评价并不为过。另一方面，中共部队在以往攻坚战中有过惨痛的失败教训，一是在二下江南中林彪的头等主力第六纵队等4个师攻打占据德惠国民党军1个师，牺牲近千人，万幸主力撤回江北。二是围困长春之前的四平攻坚战，其工事并不如长春，守军仅有3.5万余人。中共部队集中7个师，激战13天，付出高达1.3万人伤亡，也未攻下该城。因此当时对长春守敌采取围困的方式，是完全正确和唯一的选择。
长春百姓为什么会饿死?
深谙攻守之道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主将郑洞国，洞悉粮食对坚守的极端重要，下令长春市长尚传道对全市两个方面情况展开地毯式清查，最后得出了两个数字：第一，“卡哨内共有40万长春市民”和“10万部队、军政人员”及“市政府所属公职人员及警察等共8000人”;第二，“全市存粮只够吃到7月底”。为了让守军支撑更长时间，郑洞国发行大额本票，将市场上的粮食很快劫掠一空。同时制定《战时粮食管制办法》，规定老百姓只准留3个月的粮食，其余要全部上交。
中共围城部队原计划经过3个月左右围困，使城内守军断粮并衰弱，或投降、或在出逃时歼灭。为此对长春周围50里进行严密封锁，禁止城内人员出城，断绝城内粮草进入渠道。令中共围城主将肖劲光没料到的是，城内守军向外突围两次未果后，6月中旬(在城内有粮情况下)国民党军警宪特押解驱赶百姓出城。郑洞国的目标是驱赶20万百姓，想把20万人两个半月的口粮全部收归部队，供10万部队多食用5个月，从根本上使中共部队围困战流产。此举还有另外三个目的：一是发动大批难民向我方步哨冲来，使我方无法抵抗;二是宣传中共“见死不救”，涣散我围城部队战斗意志;三是派谍报人员混入百姓队伍，借机出城。地主还乡团混出卡后，到我后方土改区疯狂杀害农会干部，以扰乱根据地。
面对卡哨内出现饿死百姓的情况，中共部队8月初下令放行卡哨内难民。不料“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城内难民又疏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最多时卡哨中滞留难民达8万人之多，8月14日，林彪、罗荣桓责成吉林省委作出《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当时城内守军的一个共识是，“匪我双方孰能狠心孰胜”。城里守军对居民的驱赶仍在加剧，面对郑洞国一硬再硬，面对大批百姓被饿死，中共围城部队终于彻底退让了。自9月11日起，凡要求出城的百姓均给以全部放行，并全力救济。古今中外困饿战极少有围困方在绝对优势下中途放弃的。那时守军主力新七军还有3个月存粮，而郑洞国最终投降不是因为困饿，而是因为锦州“大门”最终关闭，使新7军丧失了逃生的希望。
10月19日长春解放，新七军军部仓库被打开，“里面装的有大米、白面、罐头、饼干、白糖，还有很多桶豆油”。围困期间，国民党军比百姓多围困38天，但10万部队、警察宪兵特务、军人眷属、政府官员无一人饿死。围城期间，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33岁生日一桌酒席花费达900亿元(国民党时期货币)。
死亡人数岂能凭空想象?
近几十年来，围绕围困长春战役，海内外有若干说法。有极少数人不负责任地发表议论，脱离了当年的历史事实。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著名学者、作家龙应台女士。龙女士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写道，围困长春战役：“饿死的人数从10万到65万，取其中，就是30万人。”为了使“打折”数字站住脚，龙女士先是确定围城里的“总人口可能是80万到120万”，用文学家的想象——“可能”，一下子将围城内(40万)人口翻了两至三倍，使饿死65万人的推理有了“基础”。
我坚持认为，被饿死百姓人数为58063人，这是最靠近当年历史事实的数据。依据有二：第一，围城中的人口总数为40万人。这是当年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挨家逐户数人头得出的。这个数据一年后被共产党政府所证实。第二，长春解放前，围城内(军人除外)尚剩有人口179241人，出卡收容人数为154297人，两项合计为333538人，距离40万人(390765)尚有6万多差距。第三，58063的死亡人数，是中共部队进城后四次修正后的数据，统计是严肃认真、数着尸体逐步修正的。
龙女士对国民党“杀民养军”的恶果只字不提，所有矛头都指向千方百计解救难民的围城一方，并同“南京大屠杀”相联系。其实，龙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刚一发行，便受到海内外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最为代表的是，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本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李敖先生批评龙应台女士不懂什么是战争，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价值判断”。
而为证明前述共产党与国民党对“围困长春”战及对百姓的不同举措，我收集整理各方面证据达120多条目。比如，重要当事人的证明，既有守军主将郑洞国的证明(《困守长春始末》)，也有共产党围城主将肖劲光的证明(《解放长春》)等。国共双方重要当事人在主要问题方面的说法均一致。
长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长春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为了东北与全国人民的解放，长春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愿《围困长春》这本书能使后辈们永远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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