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美国已经将"不战而胜"的希望寄托在了赵紫阳的身上。而陈云王震，这两位中共元老的最后日子里，他们都在不同场合，采取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怀念，表达了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的隐忧。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为普通的一年。
1988年，赵紫阳作为党的zong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一线执政的唯一一个整年。
这一年，对赵紫阳本人，意义自然是不平凡的。
对其他人呢？对中国无数的劳苦大众呢？1988年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时光荏苒，如今似乎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能记起1988年了，更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年份，竟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回首1988，感慨良多，故成此文。
一、1988：被尼克松寄予厚望的赵紫阳
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出版了一本著名的畅销书——《1999：不战而胜》。由于尼克松在这本书里十分坦率地提出了美国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共革命运动”的三个条件、与非共产党独裁政权发展关系的四条指导方针以及美国在与苏联进行有效竞争过程中必须加强的六项关键性能力，并且较为准确地预测了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将很快取得“不战而胜”的成果，因此这本书即便是到了今天，依然不乏读者。
作为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政客，尼克松在这本书里当然要提到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些看法。在对邓小平没有成为托马斯.潘恩式的“以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为长远目标的民主革命者”表示遗憾之余，尼克松特意提到了刚刚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党和人民军队主要领导人的赵紫阳。
他说：“(赵紫阳)是个既有魄力又有才干的经济学家和懂技术的领导人，但他也是个妙趣横生甚至是个很有魅力的人。......赵紫阳积极赞同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他甚至还迈开了一些很有希望的新步子，.......最重要的可能是制订新方针使共产党不要插手政府日常事务。......至于邓小平百年之后......这个领袖是否是赵紫阳，这取决于他作为政治策略家的手腕是否能和他作为经济策略家已成功地显示出的手腕相比美”。
很明显，尼克松对赵紫阳在中国政坛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美国前总统已经将在中美博弈中“不战而胜”的希望寄托在了赵紫阳的身上。那么，在尼克松先生殷殷期盼的目光之中，赵紫阳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1988年1月，由于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连续两年大幅度上涨，直接造成了广大工作在一线的干部、职工实际收入锐减的局面，在全国很多地区开始出现了抢购商品的狂潮。面对严峻的局势，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局联名向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赵紫阳提出了一份采取措施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的报告。读了这份报告，赵紫阳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不要有了一个物价问题，就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赵紫阳的言论无疑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位zong书记的上述论断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在通货膨胀危机已露端倪的1988年，全国继续增发货币679.6亿元，与1987年相比整整多增发了443亿元，一跃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货币发行量最大的一年。
与此相对应，全国零售物价继续猛涨，总水平相比1987年继续上升了18.5%，一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一时之间，多年来早已习惯了平稳物价的中国人面对如此失控的物价，惊惧、恐慌、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让他们承受如此巨大压力的风暴源头，竟然就是酷爱打高尔夫球的赵紫阳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1988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确认了关于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请求的决定。
在这个决定正式公布前一个月，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这份方案，对于当时已经习惯了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低廉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中国人来说，既感到好奇，又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的兴奋。当很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为自己的“房奴”身份感到苦恼，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们当中还有多少人会记起这份发布于1988年的普通文件呢？还有谁会记起当年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浮起的那份即将成为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主人的兴奋与快感呢？
1988年6月16日，创刊整整30年，单期发行量曾经高达330万册的《红旗》杂志在完成了最后一期的出版工作之后，悄然宣布停刊，彻底退出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阵地。
就在“红旗”落地的时候，一部名为《河殇》的电视系列专题片正在华夏大地上以十分迅捷的速度传播着。热烈地呼唤对蔚蓝文明的皈依与顺从，无情地嘲讽黄河文明的愚鲁与落后，成了这部号称要“启蒙中国人思想”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
实事求是地讲，这部电视片的主题，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依然显得是那样的偏激与极端，存在大量的硬伤与值得商榷之处。但是，1988年9月，赵紫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过程中，突然提出了要把一套电视片《河殇》的录像带赠送给李光耀的要求。面对着表情略带错愕的李光耀，赵紫阳很认真的说：“这部片子值得一看，我希望它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时之间，很多人都知道了，赵紫阳zong书记的心是同《河殇》作者们的心紧密相通的。
这就是赵紫阳的1988，一个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在顽强地自我表现，充满了赵紫阳特色的1988。应当说，赵紫阳的辛苦与努力确实没有白费力气，很多政治嗅觉灵敏的自由派人士在彻底搞清了赵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之后，开始积极地为他“鼓与呼”了。 1988年9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主编李怡用笔名“齐辛”在《信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家长该退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怡公开表示：“中国必须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要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
在《九十年代》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甚至有人发出了要让赵紫阳成为“独裁者”的呼吁。与此相呼应，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一篇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学”学者严家其的谈话录。在这篇谈话中，严家其很清楚地表示：“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利更迭的覆辙“。很多人都明白，严家其的这段话就是为了赵紫阳说的。对于这些甚嚣尘上的“拥赵”舆论，赵紫阳表现得非常置身事外，他没有做出任何表态。
其实，很多时候，不表态就是一种最好的表态。
二、1988：忧心忡忡的“总会计师”陈云
陈云，中共党内最著名的经济“操盘手”，高层领导中公认的经济学家。当然，如果单从接受教育的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经济学修养，陈云无论如何都是不够格的。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陈云的履历表中“学历”这一栏永远填写的都是“小学”。但是，凭借着几十年主管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陈云在中共党内早已成为了在经济工作领域最具有发言权，而且发言最具有权威性的一个独特的客观存在。
在对经济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感到极度的忧虑之中，陈云开始了自己的1988年。当赵紫阳在1988年年初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时候，陈云已经感到了一丝隐忧，他在多个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了他在1980年12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的观点：“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这些，无疑已经引起了赵紫阳潜意识里的不愉快。
1988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来到美丽的杭州，向正在那里修养的陈云通报了由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提出的最新意见。
熟知陈云个性的姚依林努力运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向这位中共党内的经济元老通报道：“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
听到这，陈云突然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吗?”
姚依林谨慎地回答道：“我讲的是初步理顺，大概要用五年时间。”
陈云不肯罢休，继续问道：“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你们想过吗?”
姚依林答道：“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听到这，陈云连连摇头，表示怀疑。他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
面对陈云的质问，姚依林只好实话实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
面对姚依林的迟疑，陈云突然提高了声音：“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你们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你去问问赵紫阳，他敢讲不敢讲?”
姚依林答道：“那是非讲不可的。”看着已经有些窘迫的姚依林，陈云轻轻叹了口气：“你们想过没有，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我们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把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就是不相信。”
似乎是感到意犹未尽，5月28日陈云专门找到刚刚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李鹏又进行了一次态度鲜明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云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的观点。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出乎陈云意料之外的是，尽管他已如此明确的表达了他对可能引起经济动荡的经济改革的忧虑，但他的意见仍然没有引起新组建的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认可，在最后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中，他的意见事实上已经被否定了。陈云沉默了。
然而，迅速恶化的经济形势，迅速出现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完全印证了陈云的担忧，当赵紫阳被迫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承认“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之后，1988年10月8日上午，陈云专门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陈云在以往的谈话或文稿中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但是在这次谈话中，他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了“西方”两个字。
陈云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意思就是要明确告诉类似赵紫阳这样盲目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共高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切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都是严重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的，是一定会陷入困境的，是一定行不通的。
几年之后，陈云在自己的谈话中有一次提到了已经离开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岗位的赵紫阳，他说：“(赵紫阳这个人)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去了”。
陈云的这段谈话，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赵紫阳的评价无疑也是符合实际的。其实，对赵紫阳的这个看法，陈云早在1988年的焦虑之中就已经完全认定了。
三、1988：愤怒的“王胡子”
如果用“忧虑”作为陈云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那么，同样作为中共的元老级人物，共和国副主席王震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只能用“愤怒”这个词儿来形容了。
1988年，王震已是80高龄的老人。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著名战将，长期以来一直以打仗作风强硬，为人性格火爆而著称于世。尽管王震一生其实并没有长时间保持蓄须的历史，但是人们依然从他强硬火爆的性格特点出发习惯称其为“王胡子”。
1988年，“王胡子”怒从何来？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领域的乌烟瘴气彻底激怒了这位共和国的元勋战将。
诚如本文前面所言，一部《河殇》彻底搅乱了1988年的中国思想界，而作为中共中央zong书记的赵紫阳对《河殇》的大力推广与积极支持，无疑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状态。在很多人选择了缄默或观望的时候，王震将军终于爆发了!
1988年9月30日下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式，正当赵紫阳准备在例行询问一下与会人员还有没有什么事要说之后宣布大会闭幕的时候，在主席台下列席会议的王震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喊道：“我来讲几句！”面对所有人投来的惊愕的目光，王震几乎是用怒吼的方式完成了他的发言。他激动异常的说：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赵紫阳zong书记在十三大的报告有一个镜头。但后面是讲的改革呀，改革呀。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对于王震的发言，赵紫阳很明显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在简单搪塞了几句之后，他便匆匆宣布散会了。事后，陈云感慨地说：“在正式举行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像‘王胡子’这样个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向党中央报告自己对重大问题看法的，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过去从未有过”。
在这次公开陈辞之前，王震其实已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表达了他对《河殇》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乱像的愤怒。比如就在这次发言前不久，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自己的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河殇》时说： “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
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 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在愤怒的背后，王震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心情甚至是很有些悲凉的。在他1988年的很多谈话中都非常直率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怀念，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席晚年作为的重新理解与更深刻的认识。比如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办公室对几位理论工作者谈话时说道：“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80高龄的王震将军终于懂了。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不断丢城丧地的残酷现实面前，他终于理解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好在，一切似乎还都不算太晚！
四、“1988年”之外的一点思考
时间是一条紧密相连的索道。在通向未来的路上，时间的锁链里总是潜藏着许多默默扩散着张力的逻辑碎片。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作为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领导者，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赵紫阳第一次系统解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他说：“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纯”，必须允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必须允许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原则长期存在，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正确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须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地展开”。
对此，邓小平只是简单地批了五个字：“这个设计好。”
1987年5月29日，赵紫阳对到访的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将来党不会再插手政府事务，党内将会有高度的民主”。
在冠冕堂皇的说辞掩盖下，赵紫阳完全在按照自己的思路行动着。在这样的思想导引下，1988年，当赵紫阳的“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迅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动荡和思想领域的大混乱，无疑是毫不奇怪的。正如美国人傅高义在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实际上，赵紫阳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无限期拖后，他要让那些希望经过短期整顿后党会再次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人打消这种念头。”
1989年6月，赵紫阳由于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被撤销了在党内担任的一切职务，成为第二个被邓小平亲自选定，又被邓小平亲自拿下的党的zong书记。
1993年3月12日，王震去世。
1995年4月10日，陈云去世。
在这两位中共元老的最后日子里，他们都在不同场合，采取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怀念，表达了他们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的隐忧。1990年4月，陈云在致信江泽民时，突然提到了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他说：“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现在是时候了！”
1993年1月底，重病中的王震向秘书交代，让中央政策研究室来人，他要谈事情。在这次类似政治遗言的谈话中，王震又一次提到了毛泽东，提到了改革。
他说：毛主席绝对不保守，绝对不闭关锁国。解放初，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我们，扼杀我们，不让我们开放。我们只能向苏联一面倒。
后来，赫鲁晓夫变了脸，美苏联手封锁，扼杀我们，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条路。日子过得苦啊！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搞乒乓外交，许多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我们重返联合国。这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条件和基础”，
“毛主席主张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干部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想用这些办法缩小差别，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阶层。......两极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会混乱不堪”。
是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们!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去世。
2015年1月，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有人认为应该纪念一下。
纪念他的什么呢?
或许应该纪念一下他用自己一生的作为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一切改革，都不应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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