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刘源的访谈
分析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刘少奇、彭德怀之间关系的演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才有可能揭示出真实原因。研究现在的腐败问题，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比较中，才有可能发现历史的真谛。
——作者评点札记
刘源：徐才厚找我谈过，你告谷俊山，还没准谷俊山把你整倒了呢
作者：记者 王姝 何强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8-08-19 14:18:59
我是在十八大前一年，2011年11月份，向中央反映了他们的问题。当年，徐才厚跟我谈过，暗示我，还不一定谁整谁呢?刘源你告谷俊山，还没准谷俊山把你整倒了呢?
今年是刘少奇诞辰120周年。
刘少奇之子刘源做了一件事情，著书回顾父亲刘少奇的军事生涯。近日，这本题为《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的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8月18日，刘源在上海出席了新书发行活动。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对于刘少奇的军事贡献，身为上将的刘源有何评价?他怎么看待刘少奇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关系?以及他如何评价十八大后的军队反腐?对此，刘源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
刘源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对新京报记者说，写书的主要目的是反思历史，吸取教训，通过回顾刘少奇的军事经历，解读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来的”?回顾历史我们该怎么走向未来?我们应当如何传承“实事求是，经实践检验的真理才是真理”这一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精髓?
刘源是1951年生人，现年已67岁，2015年退出军职后，一直担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近古稀的他，思路清晰，有问必答，讲了很多历史细节，全程脱稿回答。在谈及与父亲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扭过脸去，努力控制情绪，声音变得低沉。
访谈当天，新京报记者来到采访地点，就看到他迎到了大门口，跟新京报记者挨个握手。初次见面，“哦，小王，你好!”“小何啊，你好!”然后，他把新京报记者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刚进屋就找工作人员，给记者们倒水。
“我们上将就这样，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工作人员说。
谈源起：军人的责任和儿子的义务，都决定我必须写这本书
新京报：今年是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为此，你撰写了《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这本书吗?
刘源：我在前言里写了一句话，“身为国之干城一将军、人民养育一小兵，军人的责任和儿子的义务，都决定我必须写这本书。”[评点：讲了这本书是怎么来的，是处于双重责任和义务才写就了这本书。]过去关于刘少奇的军事贡献，说得不多。[评点：关键是和刘少奇的其他贡献比较起来，军事贡献确实也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否则的话，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上又怎么会遗忘了呢?“说得不多呢”?]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有哪些贡献?很多人不清楚。[评点：这倒是真的。]大家可能普遍知道，他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评点：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此后在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下，刘少奇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成为党的接班人。]但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其里。[评点：看来是为了引起下文，说明刘少奇在军事上的贡献。]白区路线是怎么来的?人民军队的前身是谁呢?跟安源工运有什么关系呢?[评点：结合上下文来看，既然白区路线是正确的，人民军队的前身是工农武装，那么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又从事过安源工运，刘源先生是想以此来说明刘少奇的军事贡献。]
我本人是一名将军，也是人民养育的一小兵，也是我父亲的儿子。[评点：是啊，有着几重身份。]我作为后世之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历史情况说清楚，通过梳理父亲走过的军事历程，解读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来的”?[评点：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不是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才取得胜利的吗?我们要问刘源先生的是，我们现在忘本了吗?当年支持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工农群众，今天到底是国家的主人还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呢?到底是谁把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的呢?]想当年，在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环境下，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对比当年，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那么回顾历史，我们该怎么走向未来呢?[评点：是啊，换句话说，就是到底通过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未来呢?]
新京报：关于刘少奇在国防、军事、军队中的贡献，你提出了哪些新观点呢?
刘源：我在开篇就讲到，不少人不知道，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进过讲武堂，刘少奇不满18周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评点：这大概是事实。]毛主席早期也当过大头兵。[评点：是这样。]刘少奇对党的组织的贡献、对党的修养的贡献，这些大家都熟悉。[评点：对。]不过无论在白区还是在红区，我们党都离不开军事，最开始都是从白区出来的。[评点：白区的军事能够跟红区相比吗?白区的军事处于地下状态，力量也不大，不过是搞点除奸和袭击之类的活动。]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可人民军队的前身是谁呢?是武装工农。[评点：人民军队是从工农武装发展过来的，这倒不假。不过刘源先生在这里说这句话还是另有深意的，他想以此来肯定刘少奇的军事贡献。]
那个时候是从苏联学习的。苏联开始也没有红军，都是工人武装、农民武装，有了专业化军队才成立了苏联红军。[评点：拿苏联的例子来作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学苏联，一开始都是工人武装，后来是农民武装，都是自卫型的。[评点：这个时候的党是幼稚的，还没有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一南昌起义正式建军，而它的前身，很重要的党员骨干都来自工人纠察队。不到三万人的起义军队伍，党员不多，但工人运动中的老党员很多。[评点：是这样。]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当时毛主席说，“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其中的“工”，就是安源的那一部分。[评点：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的，但是结局却不同。秋收起义的部队转入井冈山，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我说的这些，都有史料记载，但是过去很少有人将建立工农武装、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没人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评点：不是没有人思考过这些问题，而是作者高估了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至于红区的农民武装发展为人民军队，这本来就是不争的事实，已经遍布于我们的党史、军史和革命史，这又怎么是“没人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呢?刘源先生说的这些话虽然有史料依据，但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当时产业工人在中国才几百万人，单靠工人阶级自己是难以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这就决定了工人运动不可能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毫疑问的)，就夸大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但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与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毕竟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工人武装改编成人民军队的事实存在，但是在人民军队的兵力构成中工人确实只是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的兵员还是农民。因而我们要对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力量对比有一个审慎的估计。即使现在将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上来思考问题，也不会在研究中有重大的发现，出现重大的突破。]
聂帅(聂荣臻)晚年曾经对母亲和我说，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决定南昌起义，派担任前敌军委书记的他，上庐山面见刘少奇，秘密通告起义计划，聂帅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评点：对，既然这样，那么是谁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呢?这里固然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中央的领导责任，但是作为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刘少奇无疑也是应该负责任的。以刘少奇在工人中的威望，在当时变幻莫测的时局下，化整为零，保存骨干，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聂帅的回忆，道明了工农武装、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刘少奇呢?就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评点：是有联系，起义需要工农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但是两者之间毕竟还是存在着重大不同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回顾了50年代的越南战争，指挥者是刘少奇?
刘源：梳理刘少奇走过的军事历程，我发现，工人运动、工农武装和人民军队是分不开的，这种分不开是怎么来的?是血脉传承下来的，比如50年代的越南战争。[评点：看来刘源先生是希望从“工人运动、工农武装和人民军队是分不开的”角度，通过刘少奇在工人运动中的贡献来肯定刘少奇在军事上的贡献，还拿越南战争来做出进一步的说明。]越南是怎么打下来的?国际上1954年就解密了，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也全部都解密了，但是并没有进行很系统的、简简单单看下来就明白的历史梳理。[评点：责无旁待，看来刘源先生要挑起重担，来研究这个问题了。]我就做了梳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越南战争就是中国帮助打下来的，而指挥者就是刘少奇。[评点：越南战争是中国帮助打下来的倒是不假，但要说“指挥者就是刘少奇”，却有点想当然了。刘少奇当时没有到过越南进行过战场指挥，这是有目共睹的;至于战略指挥到底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还用得着进行考证吗?客观地说，刘少奇不过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为越南战争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而已。这种拔高既与历史史实出现不合，也与作者上将的身份不符，更何况还是出自于刘少奇的亲属之口。]越南战争甚至比朝鲜战争打得还巧妙，打得还痛快。[评点：那是因为中国军队挟抗美援朝战争的风威，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威慑力，以及与美军作战又取得了经验教训的缘故。当年决策是否进行抗美援朝的时候，刘少奇不是顾虑重重，投了反对票，最后是在毛泽东的反复开导之下才转投赞成票的吗?]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胡志明徒步17天，找到中国，中国答应援助他们，刘少奇负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7月22日，刘少奇还在天安门广场的十万人集会上，发表《刘少奇主席声明》：“我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评点：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像援助越南这样的大事，在毛、刘之间通讯联络畅通的情况下，刘少奇能够不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就擅自作主吗?作出援助越南决策的到底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呢?从党内决策的程序上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了援助越南的建议，但是这与作出决策毕竟不是一回事啊。至于那个声明，是刘少奇在中央作出决策后，以国家主席名义发表的，这不足为怪。]
▲胡志明到刘少奇家做客(翻拍于刘源新书)
几十年抗法抗美，“越共”凭的就是绕行老挝，先打下北越;特别是开辟“胡志明小道”绕行老挝、柬埔寨，后渗透南越。[评点：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先北后南，把北越作为重点，打下北越作为根据地，然后再向南越逐步渗透，直到统一整个越南。这是因为越共在北方势力强大，同时又有地缘的因素，背靠中国便于获得支持和援助的缘故。这个时候通过“胡志明小道”联系的南越战场，有点像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待北越统一后，时机成熟的时候，北越军队向南方进攻，南方的游击队再配合北越军队一举统一整个越南。这就是当时整个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出自于中国军事代表团，还是越南，或者是中越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无从考证。但是在越南统一后，越共执行侵略扩张计划，行假途灭虢之计，吞并老挝和柬埔寨，要建立印支联邦的时候，却遭到了中共的坚决反对，这成为后来中越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越南靠的就是人民战争，中国军队的打法，“纠缠扭打战法”、先持久拖垮敌人，特别是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适当结合转换”、后击溃歼灭敌军，运用这两种方式作战。[评点：人民战争理论越南化，因地制宜，创新战术。]过去党史界、军事界没有人这样分析越南战争，我从这个角度分析，我想大家看完之后应该也会认同。[评点：要说系统总结还算靠谱，要说“没有人这样分析越南战争”，似乎与事实不符。既然是中国军队的打法，这并不陌生，怎么会没有人分析过呢?况且当时中国派出了大量后勤保障支援部队，还派出了军事代表团。]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刘少奇在军事上的历史功绩?
刘源：刘少奇在安源搞工运的故事，很多人很熟悉，工人代表一身是胆。[评点：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刘少奇这个时候从事的工人运动不仅是值得肯定的，也是载入史册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时候，从事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却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论”，说有了资本家的剥削工人才有饭吃，因而欢迎资本家多多剥削。这显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确立的对民族资本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薄一波后来说刘少奇天津讲话是“走了火”。到底是说话“走了火”，还是吐真言呢?如果联系到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反对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九六二年同意分田单干来分析，这是与他要搞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薄一波说的“走了火”不过是为尊者讳的辩解而已。]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的“工”，当时体现的是谁呢?主力就是安源工人。[评点：这里的工，是指工人阶级，农是指是农民阶级，是一个泛指，而不是特指，刘源先生在这里作了狭义的解读，真是用心良苦。]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直接关联。[评点：用语审慎。]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被公认开始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能成长连续的积极探索。[评点：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刘少奇的贡献大，还是毛泽东的贡献大?李立三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以后，才能作出准确的结论。]这之后几十年间，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做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评点：事实胜于雄辩。]
比如红军长征前，由福建省委组织指挥的汀州保卫战、松毛岭战役，英勇卓绝，不过史著很少有记载，刘少奇当时担任省委书记，临战时，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评点：对，刘少奇在遵义会议后还作为中央代表到三军团当过政治部主任。]关于白区的正确路线，谁能说白区的正确路线与国防、军事、军队无关呢?白区开展的游击战争，平原游击战几乎无人不知，可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最早提倡并领导了“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评点：游击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而且还将它提升到了战略地位，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等文章，指导着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当然，开始的时候，抗日游击战争主要是指山地游击战，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还有待于实践的证明。刘少奇作为中共北方局的党委书记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落实到河北平原地区，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特别是抗战初期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正规战的影响下更为难得。]1946年，刘少奇负责指挥“中原突围”，李先念晚年见我时说，“你爸爸指挥我们又打了一场大恶仗啊!惊心动魄啊!”[评点：“中原突围”到现在为止，在党史、军史上都有争论。当时共产党有六个战略区，中原就是其中之一。中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际，更是首当其冲，风险也最大。从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上来说，还是希望中原军区所属部队能够坚持下来，不行的话，还可以将队伍拉到桐柏山、伏牛山、大别山、白兆山等地去打游击战，毕竟保持这样一个战略区在我手中，可以在国民党全面进攻的时候，从外线牵制国民党军队，形成犬牙交错的形势，大大减轻内线作战的困难，使解放战争呈现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原局领导人老是向中央诉苦，说他们没有办法，非要突围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从保存中原军区所属部队的有生力量出发，同意了他们的突围要求。当时中原军区所属部队有六万人左右，为了吸引敌人主力，掩护主力突围，中原局派皮定均率领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主力则由李先念和王树声率领兵分两路向西突围。最后的结局是向西突围的两路遭到毁灭性损失，而向东伪装主力的皮定均旅却在掩护部队转移后，以微小的代价突破了重围。后来在延安召开的中原局高干会议上，刘少奇、任弼时代表中央宣布中原局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皮定均则因中原突围有功，一九五五年授衔的时候，毛泽东特意批示由少将晋升中将。]
刘少奇作为一辈老革命家，他的功绩、他的作为不是个人的，他有时候独当一面;[评点：对，不仅在理论的构建上，还有在实践的进程中。这也是他被毛泽东选中培养为党的接班人的重要原因。]有时候是辅佐毛主席。从1943年3月到1954年，刘少奇担任了11年半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过中央军委工作。在他任职期间，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革命战争胜利进程和国防建设突发猛进、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军事和军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为世界公认的最重要时期。[评点：这个时期刘少奇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确实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贡献呢?还是应该细细考究的。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期间，抗战胜利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全面内战前夕，刘少奇对形势发展比较悲观，以致于为了反对党内这种悲观思想，毛泽东才起草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但是却难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局势明朗时才作为中央文件下放全党);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刘少奇反对中央留在陕北，主张过黄河，最后中共中央才不得不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委过黄河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在抗美援朝的决策上，刘少奇开始时持反对态度。当然这些都是由于认识的不同，看法的差异，实际上算不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动摇刘少奇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刘少奇作为党内一位具有较高理论素养且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着个人主见作事果断的领导人，最为毛泽东所看重，被毛泽东推举到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培养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实际上刘少奇在军内的地位，始终不如在党内的地位，在党内的地位也是与毛泽东的大力举荐分不开的。党内存在着一股反对刘少奇的力量，当年的高饶事件不过是一个突出表现而已。]
谈写作：书里有我自己的看法，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新京报：这本书的书名“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有特殊寓意吗?
刘源：“梦回万里”，这是我的回忆，梦回万里江山，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是怎么来的?想当年，老一辈革命家面对亡国灭种、九死一生的艰难困境，也有“中国梦”，要保种，要振兴中华。[评点：如果非要赶赶时髦，用中国梦这个术语，那么我们不妨说有两种中国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梦;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中国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内这两种中国梦的分歧和矛盾还没有显现出来。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这两种中国梦的分歧和矛盾逐步走向尖锐，形成了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今天，我们要怎么走向未来，怎么再次振兴起来呢?[这还用问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卫黄保华”，从两个名字理解就好了。一个是父亲刘少奇的名字，不满17周岁，他就领头参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勿忘国耻”“不当亡国奴”的抗议游行，并给自己改名“刘卫黄”，意为“保卫黄种人”，捍卫炎黄子孙。[评点：文革期间刘少奇在开封病世，在骨灰盒上登记的就是这个名字。]“保华”是他给我大哥刘允斌起的名字，是保卫中华、保卫民族和国家的意思。[评点：刘允斌在文革期间卧轨自杀，令人婉惜。]“卫黄保华”既是他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对后辈的重托。[评点：有宏伟志愿固然不错，但关键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离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还打起了民族主义的的旗号去空谈救国宏愿，那不过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而已。]
新京报：为什么邀请宋平写序呢?
刘源：宋老过一百岁了，现在身体很好。今年春节我还去海南见过他。这几年每次见我，宋老都会讲起当时怎么请刘少奇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座的事情。所以我就请他写序。[评点：讲了请宋平作序的原因。]
宋老回忆，当年，刘少奇回到延安，张闻天让宋老接刘少奇到马列学院，因为听众越来越多，刘少奇只好站在操场的一张木桌上，讲了好几天，每天都讲三四个小时，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大家完全被吸引住了，有的甚至忘了记录。宋老记了一大本，课后被不少人借走。[评点：这个时候刘少奇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整风期间对王明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抨击，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我开始的时候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站在木桌上，给大家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呢，没有板凳吗?宋老说，没有，就是站在木桌上，大家或席地而坐，或搬块石头坐在地上听。[评点：延安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却充满着生命力，通过延安整风，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思想已经事实上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确实在党的建设上起过重要作用，还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当然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就批评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谈夺取政权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时，刘少奇还特意将引文中列宁的一段话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删去了，这件事在文革期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乃至于文革后出版《刘少奇选集》的时候，编者也对这件事感到费解，认为难以自圆其说，损害了引文的原意，只好对此作了猜测性的注释。]
新京报：这本书你写了多久?
刘源：写书大概用了一年多。几年前，有单位要拍电影《刘少奇军事生涯》，我接受采访谈了大致脉络，根据这次采访，后来形成了近4万字的文章，去年8月在《党史博览》上发表了。这一年来我又补充完善，该丰富的丰富，添加了内容和背景材料，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大概13万字，“干货”有11万字。[评点：谈了该书的成书过程。]
过去出版过《刘少奇军事画传》，党史专家黄峥在20年前写了《刘少奇的军事贡献》，王双梅写了《刘少奇在长征中》，回顾了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是怎么开辟华北战场等故事。不过，大家包括专门研究军史的专家，对刘少奇在军事方面的贡献很多都不知道。[评点：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少奇在军事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彪炳于世的贡献，不然的话怎么会不知道呢?]
新京报：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要注意历史真实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平衡。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
刘源：我是学历史的，我当时的历史老师讲，只求自圆其说。我认为，写历史必须回到当时的环境背景中，尽量帮助今天的人理解历史，用今天的语言来理解。我在叙述中，提纲挈领把一些内容写出来，有各种史料支撑，书里加入了很多注解，也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看看有没有道理。[评点：对，态度是谦和的，也是严谨的。不过，作者能够做到吗?特别是在文革的认识上。]
作为子女撰写回顾父辈的文章，我的身份比其他作者还是占了一点便宜的。[评点：不过当局者迷，有时还有为尊者讳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我写彭德怀，描述他的臭脾气“高山顶上倒马桶”，一般作者在正文中不好这么写。我写邓小平“巴蜀老汉尝遍天下美味”，讲的是战争年代经过晋冀鲁豫根据地时，刘少奇跟邓小平久别重逢。我在书里写到：“晚年邓小平回忆刘少奇时，还会提起这次会面，炖了干羊肉，‘好久没吃过肉了’，倍儿香。四川人最会吃，能让一位尝遍天下美味的巴蜀老汉回味终生的，那得多香啊?闻香思人，真情实意!”一般作者也不会这样写邓小平。我的身份是从小一辈的角度看老一辈，跟他们可以调侃调侃开开玩笑，所以我还是占了一点便宜的。[评点：插科打诨，了解一些真实的故事情节，读起来更有人情味。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谈父子最后的见面：我非常后悔，对不起他，那时候即便我就大胆地跟他说话，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新京报：刘少奇会跟家人讲述他的经历吗?
刘源：不是的。父亲很少跟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经常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评点：刘少奇在文革期间与家人分别时，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不过，我们要问的是，这个人民的主体是谁呢?不就是工农群众嘛。他主张的路线一旦实行，人民的主体工农群众就会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不知他对此会有何感想?这让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又如何能够了解他呢?]他工作起来非常忙，从早忙到晚，我们那时候上学又住校，也就在周六、周日一起吃顿饭。我们跟他打个招呼，有时候他理都不理，有时候也就点点头。我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文革”开始以后，1967年春天和夏天，是我们父子相处的最后两段日子。[评点：父子情深，难忘啊。]
当时他被隔离监禁，外人接触不了，谁都不敢接近他，哨兵只能隔一段距离看着他，工作人员也都在划清界限，谁来照顾他的生活呢?[评点：这个时候当然不能与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相比了，但是中央还是安排了工作人员照顾刘少奇生活的。特别是在他生病以后，如果没有这些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的照顾，刘少奇是活不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的。]因为我过去当过兵，小时候和大家关系挺好，挺老实，我被特许出入，简单照顾他的生活，端饭、洗碗、打扫卫生，我成为唯一在他身边的亲人。[评点：说唯一在他身边的亲人，符合实际，要说唯一在他身边照顾的人，则不妥，因为当时确实有人在照顾刘少奇的生活。当然，由于亲情的缘故，其他人是代替不了亲人的。刘源先生能够得以照顾父亲，恐怕不仅仅是他说的“和大家关系挺好，挺老实”，也是由于亲情的缘故，上边默许了的。]
当时，他特别关心外边的情况，关心社会上的质疑，关心那些大字报都说了什么。我当年只有16岁，懵懂无知，什么也搞不清楚，看完了死记硬背，回来跟他说。他当时也很愿意回答我的询问，对社会上的一些污蔑，他说的比较多一些，澄清了不少问题。[评点：心底无私天地宽。大字报中的内容有些是事实，有些则是谎言，澄清谎言，解答质疑是必要的，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从戚本禹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间有人揭发刘少奇提倡做红色买办，刘少奇矢口否认说过这样的话，后来还是谭震林写了揭发材料，说他听到刘少奇讲过这个话，这到底是戚本禹的造谣呢，还是真就有这回事?]但是对于自己的功绩，他从来不说。后来我慢慢看历史，看追忆他的书，就会回想起来，他当时说的哪些话，对应的是哪个阶段的事情。[评点：这可能是刘源和父亲思想交流最多的时候。]
新京报：他当时跟你澄清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刘源：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多次讲到党和军队的经费等“物质基础”。至今，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除了查阅共产国际的部分资料。我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关注和挖掘这一重要方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年的许多情况，开辟研究新的领域。[评点：这只是强调了唯物论，却忽视了辩证法。主张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而否定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就是只强调唯物论，忽视了辩证法，这种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主张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而否定物质对精神、存在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就是只强调辩证法，而忽视了唯物论，这种辩证法就是唯心辩证法。根据唯物辩证法，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但是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又具有能动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只强调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辨识，就会形成唯生产力论。要打破唯生产力论的窠臼，就要坚持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且还要进行政治思想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难以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发展的成果不能被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公平享有，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只有从这里才有可能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原因。这样看来，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唯生产力论，一条是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的主要原因。建国后的六十年余年的社会实践，已经对生产力发展的两条路线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验证。]
当时有大字报说他戴“金鞋拔子”、“金皮带圈”之类的。他给我说，当时的地下工作就是这样的性质，地下工作总得带经费过去，金子便于携带。而且，在地下工作，身上多少都要装戴点东西，比如遇到敌人盘查，也许给敌人两块银元就能过关了。[评点：是这样。]
新京报：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说了什么?
刘源：最后一次见面在八五批斗会之后，1967年9月份。八五批斗会的时候，对我父亲已经是严加看管了，我都不能靠近他身边了，就在他旁边的一个屋子，帮他刷个碗、洗洗被子、洗洗袜子。[评点：还是有机会交谈嘛。]
当时，有一个战士做完了菜，端到小餐厅。他吃完饭，我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给他洗毛巾，准备去刷碗。他突然走过来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不允许我跟他说话，所以我特别紧张，小声说，“妈妈就在你后边的房间”，“他们不许我给你说话”。他还想再问，但没有问，站了大概2分钟，扭身就走了。这就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我非常后悔，对不起他，那时候即便我就大胆地跟他说话，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评点：这说明还是有几分自由的。由于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父亲了，刘源先生为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父亲的理解和敬仰而内疚，以至于愧疚终身。]
所以我很想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亲自经历过，千万千万不能再有这种事了，今天一定要汲取教训，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一块石头不能绊倒两次。[评点：放心吧，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有人宣扬的二次文革不是认识的幼稚，就是故弄玄虚。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坚强后盾，文革又怎么能够搞得起来呢?看一看文革发动之际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的禁止出动军队和公安镇压学生的指示，在全面夺权阶段果断实行“三支两军”，这不就是明显的例证吗?当然文革期间确实出现了乱批乱斗，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武斗，存在着严重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充其量也不过是三分错误的问题。把三分错误当成了七分乃至十分错误，就在认识上误入了歧途。看来刘源先生对文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阶段，被他们家及父母的遭遇迷住了眼睛，没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背景下，没有从建国后六十余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他只看到了文革错误的一面，而对文革的功绩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一面视而不见，更没有对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严重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而是站在父亲的肩膀上来研究问题，从而在思想上离开了唯物史观。这样也就难以把握文革的真谛，从而接近真理。这是令人婉惜的。]最近，彭真的儿子傅洋给我打电话，兴奋得要命。这本书他看了两天，他也认为，不能再犯“文革”的错误。[评点：傅洋先生是彭真的三儿子，既在黑龙江的农村插过队，也在陕西省商县氮肥厂做过工，因而彭真在文革发动之际被打倒，他也跟着受了不少累，因而对文革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作为彭真的儿子，不知他是否知道，文革结束以后，彭真曾经对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人员有林讲，毛泽东原先是想通过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但是最后却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彭真直到死也没有讲清楚这个原因。有林不清楚，邓力群虽然在《国史讲谈录》中多次谈到这件事，但是他也搞不清楚这个原因。虽然彭真到死也没有讲清楚这个原因，但是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原因是不利于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文革的，否则的话，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彭真又有什么样的顾虑呢?傅洋先生作为彭真的儿子，不知是否知道这个原因?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王震去看望彭真，彭真对他说：“你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毛主席的重大贡献，我们将愈益看得清晰。讲得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要问傅洋先生的是，毛泽东正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才被宣布犯了严重错误的，那么，彭真讲这个话的真实涵义是什么呢?傅洋先生认可父亲的说法吗?说彭真反毛泽东，恐怕不符合事实。因为就是在文革期间彭真还召集家人约法三章，一是不要自杀，二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反对毛主席。就是在文革以后也是如此。当毛泽东被党内某些人诬蔑攻击的时候，彭真还仗义执言，为毛泽东说话，说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既然这样，为什么文革期间彭真又被打倒了呢?虽然他不反对毛泽东个人，但是却不执行毛泽东倡导的路线。毛泽东要求跟线不跟人，他不是以是否跟他为标准，而是以是否执行他倡导的路线为标准，这才是彭真被打倒的原因。傅洋先生认可这个说法吗?]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知道刘少奇离世的消息?
刘源：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了，他离世3年以后。[评点：这确实让人痛心。]当时我还在山西朔州山阴县白坊村插队，回北京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说了消息，但是不敢确认。第一个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他当时在郑州总参炮兵学院当兵，告诉我，我父亲可能已经在开封离世了。[评点：高干子弟之间信息灵通着呢，彼此还互相照应，让人不禁想起了西纠和联动。]但那时谁也不敢相信，人为什么会到开封去了呢?[评点：当时是为了保密，也是维护刘少奇安全的考虑，否则的话，让群众知道了后果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呢?]
1971年林彪事件后，引发全民性的震惊和反思。[评点：这个观点是从八一年历史决议中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一论断中演绎出来的。所谓“全民性的震惊和反思”，不过是后来否定文革的那些人，打着所谓民意的旗号兜售自己的私货而已。其实，远的不说，就从中国近现代史上来看，这也并非孤立的事件。在民主革命时期不是也出现过汪精卫和张国焘这样的汉奸和叛徒吗?他们当年的地位和林彪也不相上下啊!在革命的滚滚洪流面前，大浪淘沙，总有一些不坚定分子被淘汰，不管他们当时的地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因为抗战期间出现了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就说明国民党进行抗战是错误的吗?难道因为共产党内出现了张国焘这样的叛徒，就说明共产党执行的革命路线，进行的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吗?其实，林彪事件的发生，也是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咎由自取自已酿就的恶果。中共九大以后，在要不要进行斗、批、改的问题上，林彪和毛泽东渐行渐远，在文革路线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同时，林彪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活动日益严重，这在林彪及其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发布“第一个号令”以及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分裂活动中表现出来。鉴于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在党内军内的特殊地位，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及其集团成员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已经成为对文革成果巩固与发展的最大威胁，因而才着手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最初，毛泽东还是希望作为党内矛盾问题，采取“较着陆”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林彪却做贼心虚，冲破阻挠，潜逃叛国，折戟沉沙，酿成了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尚属意外。]当年高喊打倒的那些人，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评点：毛泽东知道文革作为一场波及面很广的群众运动，肯定会造成冤假错案，但是横竖不杀，搞错了以后再平反。不能因为冤枉了一些人，就说明文革是错误的。问题蹊跷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人往往是思想上的走资派，而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走资派，这样可能迷住了一些人的眼睛，使他们认为“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毛泽东的远见在于，他深切地认识到一旦条件适宜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看一看现在积重难返的腐败问题吧?看一看改革开放后，有多少党员干部变成了资本家，又有多少党员干部在资本家的企业里面拿着“干股”，这不是有力的证明吗?刘源先生肯定是有深切体会的。]大家找不到刘少奇的一句话是反对毛主席的。[评点：是吗?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表示反对。这是毛泽东一九七○年十二月对斯诺谈话时自己说出来的。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还质问毛泽东，到底谁是党内走资派?毛泽东脱口而出，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后来，朱德、贺龙私下找到刘少奇，要刘少奇顾全大局，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找到毛泽东检讨时，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问题。在《王光美访谈录》中对毛、刘之间的争论也作了说明，不过是将双方之间的争论用比较缓和的方式说出来罢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八月四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时，刘少奇当场以不怕下台为由拒绝接受批评。文革后在起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这篇文章时，王光美对《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孙兴盛说，这是刘少奇唯一一次公开顶撞毛泽东。其实，早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但是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以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当然，“五一六通知”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一个泛指，而不是特指。刘少奇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党的接班人，虽然他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再继续做接班人了，但是并没有立即提议变动刘少奇的职务，刘少奇仍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即使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了错误，毛泽东也没有提议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而是仍然寄望于他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预计会期为五天，根本就没有将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上。要不是在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不台为由拒绝接受批评，这次会议还不会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怎么是没有反对毛主席呢?毛泽东主张跟线不跟人，如果拥护他个人，反对他倡导的路线，那这种拥护又有什么意义呢?毛泽东又怎么会与拥护他个人而反对他倡导的路线的人和平共处呢?这种和平共处实际上就是丧失原则。这也就不难解释文革后党内一些高级干部虽然仍然拥护毛泽东却难以避免在文革中遭受冲击乃至被打倒的原因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一些家庭可以探望被打倒的人。[评点：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是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林彪事件的发生没有本质联系。]可是我们家的申请，没人敢批准。[评点：主要是因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了性的缘故。]
1972年7月份，我们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看看母亲。”[评点：这是在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经过中央全会已经定性的情况下作出的批示，显示出人道的一面。]当天，专案组就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说毛主席批示了，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母亲，父亲已死。[评点：效率蛮高嘛。]这一天，专案组这两个人也来到监狱，通知了我母亲，说“刘少奇已死，1969年11月12号，死在开封”。我们问他们，人为什么会死在开封?他们又不吭气了。[评点：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嘛。在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战备疏散，当时就连中央领导人也都疏散到了各地，将刘少奇疏散到开封，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的。难道等着中苏大战一起，苏军袭击或攻占北京，把刘少奇丢给苏军而不管吗?当时刘少奇的病情确实已经非常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北京医生是在将刘少奇的护理方案向当地医生交待清楚以后才返回北京的。刘少奇在开封病世，是偶然中的必然。刘少奇治疗的病历档案都在，就是当时不知道，现在也是不难弄清楚的。]大约是1972年8月，我们去监狱看了母亲，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3年了。[评点：王光美毕竟还活到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江青可是没有这么幸运，是在坐了十几年牢以后自杀身亡的。]
谈刘少奇和毛泽东关系：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望其项背
新京报：你在书中谈到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评价说“深厚密切、相契相合”。
刘源：我觉得，读完这本书，读者们也会这样想，两人“深厚密切、相契相合”。[评点：对，一九六○年以前确实是这样。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际，联动的成员就打出旗号，提出要忠于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这些共同的基本准则外，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望其项背。[评点：对，要不然毛泽东为什么将刘少奇培养为接班人呢?]两个人都是思想家、理论家，又是实干家，性格又很相像，毛主席有时候更性情一点，诗词歌赋啊，有时候发个火拍个桌子，我父亲很少，他是比较理智的。[评点：关键是两个人在路线上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建国后就缓慢发展，一九六○年以后迅速激化，一九六六年不可调和，直至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变动。本来，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是毛泽东提议中央分一、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的。中共八大还修改党章，增加了设立中共中央名誉主席的条款。毛泽东设想第一步辞去国家主席，第二步辞去中央主席，还形象地说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了，自己只担任名誉主席，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以便以后他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至于遭到很大震动。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路线上的分歧日益严重。这种路线上的分歧，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后来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刘之间的分歧主要是路线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执行的路线将会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至于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被开除出党，是由于历史问题，而不是路线上的分歧所致。刘源先生对毛、刘之间路线上的分歧讳莫如深，到底是由于认识的原因，还是处于得失的考虑，值得深思。]
回顾他们两人共同走过的路，我讲几段史实。中共二大刚结束，就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传达“二大”会议精神。当时，毛泽东担任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说，建党一年后，毛刘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现在的话说在一个班子工作了，28岁的毛是班长，23岁的刘是成员。何葆贞也是毛主席介绍的，何葆贞跟杨开慧是闺蜜，当时是杨开慧发展、毛泽东批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然后二大之后认识刘少奇了，毛主席派何葆贞到安源。1923年，父亲刘少奇与何葆贞在安源结婚，1925年我大哥刘保华出生，后名刘允斌。[评点：对，在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时候，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志同道和。]
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主席，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评点：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路线的一致把毛、刘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对王明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批评了政治路线错误，固然可嘉，但是从党内斗争的策略上显然是不够适当的。大敌当前，从党内团结的需要出发，首先解决的是军事路线和人事变动问题，至于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可以从长计议，以后时机成熟时再搞。因而毛泽东及时阻止了对于政治路线的批评，而是在肯定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解决了迫切的军事路线和人事变动问题。在这方面，显然毛泽东的主张更为成熟和稳重，在斗争策略上更显得炉火纯青，这就团结了更多的同志，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白区工作路线，开始的时候不断被否定，1937年6月的白区工作会议，吵了十几天，有人指责刘少奇“老右”，有路线错误。毛主席态度鲜明地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肯定了刘少奇坚持的工作路线，说“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评点：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党内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就不仅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肯定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
新京报：王光美逝世前，曾促成毛刘两家后代的聚会。现在两家还会经常聚会吗?
刘源：我母亲逝世前的那次聚会，正好人比较全，照了张相，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写了一篇文章。这些年，我们也经常聚到一起坐坐，前年“十一”国庆节、去年“八一”建军90周年，我们都聚到了一起。一般都是我召集，不过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有的还腿脚不好，所以每次聚会都是谁方便谁就来，如果身体有点不舒服就算了。[评点：王光美女士召开毛、刘两家聚会，刘源先生为毛新宇颁发少将证书，为李讷儿子介绍对象，令人赞赏，君子之风油然而生。]
新京报：你用了较大篇幅，对刘少奇与彭德怀两人的关系做了澄清，如何评价两人的关系?
刘源：近年，市井网络风传，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戚本禹专门在书中这样讲过。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老主任，“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南海，我称他“大逄叔叔”。近年，他多次嘱咐我驳斥戚本禹。我答应他，认真写史实，以正视听。所以我在书里写了一段，把他们的关系说清楚。[评点：《戚本禹回忆录》说的是否属实，待将来文献档案公布后可见分晓。当然，在人际关系方面恐怕也不见得在档案中有所记载。刘少奇和彭德怀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看，在庐山会议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生活会上，刘少奇在发言时说高饶事件前，彭德怀对自己有七八点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对军委有意见，发牢骚，刘少奇起草了电报要彭德怀、杨尚昆签字，结果彭却不签字，电报以杨尚昆、刘少奇的名义发出去了。延安时期刘少奇和彭德怀一块去看关向应，关向应流着泪对彭德怀说，你以后不要反毛主席了。彭德怀嫌刘少奇没有表示意见，对彭不满。彭德怀对刘少奇召集的华北座谈会，也就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骂他四十天娘的那次会议有意见。当刘少奇在生活会上提到这件事时，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与刘少奇无关，是他建议召开的。因为彭德怀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就把问题先在小范围内扯清楚。刘少奇还说，这件事跟我无关，但帐记在我身上。高饶事件，是高饶搞宗派主义要把刘少奇拉下马，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彭德怀卷入很深，但是被保护过关，这件事在庐山会议期间又揭出来了。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公开出版的资料在这方面往往躲躲闪闪，难以见到真实的记录。现在出版的一些书籍对庐山会议作了扭曲式的记述。比如七月二十三日召开的由纠“左”转为反右标志的那次会议，在《王光美访谈录》中王光美说刘少奇七月二十二日晚上吃了安眠药很晚才睡，七月二十三日晨正在熟睡中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起床后就迷迷糊糊地走了，给人的感觉是刘少奇根本不知道要召开会议批彭。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却说，七月二十三日开会其他常委也是临时得到通知的。但是他也知道一旦将来档案文献公布以后对自己不利，因而在行文时加上了“据传”二字为自己开脱。他们这样叙述是为了说明批彭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专断，别的常委是被毛泽东裹挟着批彭的，这就为他们作出的毛泽东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判断进行了背书。李锐是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写这本书的，而且胡乔木还表示要对李锐写的这本书负责，况且李锐在写作时是有条件和机会查阅档案文献资料的，可是胡乔木却为什么听任李锐这样信口雌黄呢?后来邓力群说，李锐的这本书不全面，不准确，只把对他有利的材料公布了。那么，真实的历史情况如何呢?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四位常委开了长达五个小时的会议，商量着第二天开大会。召开七月二十三日会议是中央常委集体作出的决定。其实，庐山会议搞到后来那样，原因是很复杂的。比如会议后来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事实上是子虚乌有，但是当时也并非空穴来风。贺龙揭发说，彭德怀说过再不改变错误就要请苏联红军来的话。当时苏联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建立联合舰队，危害中国主权，妄图干涉中国内政，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却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传出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本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七月十六日批示印发会议，从吴冷西转述的田家英的说法，以及王任重的回忆看，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把彭德怀的信看得多么严重，除了个别用语外，彭德怀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正是毛泽东此前在纠“左”过程中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是信件印发会议后，却使本来就意见分歧的会议走向激化，如果毛泽东不出来讲话，不仅意见统一不了，甚至还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那么中国的发展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这两种结果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因而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必然要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就说人民公社化运动吧，实际上不仅当时的许多人，就是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老是把共产风、大锅饭、大呼隆、瞎指挥、平均主义等同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实，我们要真正研究人民公社，就要把一九六二年以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人民公社作为标本来进行研究。一九六二年以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稳步发展，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不仅为国家工业化和三线建设提供了资金和原料，而且还初步开辟了农村市场，进行了积累。这是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物质保障。人民公社是高级社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有工、农、兵、学、商、党、政，是政社合一的组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是农村工业化的实现途径。早在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在整顿人民公社的时候就对全党高级干部说，别看我们人民公社的工业产值很小，但是人民公社真正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国家工业化初步实现的情况下，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农村社队企业蓬勃发展，即使在一九八三年解散人民公社以后(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在公社解散后，被称为乡镇企业)，其惯性发展的势头又保持了几年。这种状况令邓小平感到非常意外。他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说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由于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社队企业改成乡镇企业，在其发展的惯性消失以后，最终趋于瓦解和破产，于是才出现了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农业合作化上本来就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一九六二年的单干风上又表现出来，就是在一九六五年在刘少奇住地召开一次会议，刘少奇抱了一堆马列著作，对袁宝华等人说，先有机械化再有合作化，这个观点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夕和张平化的谈话中也谈到了他为什么反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他说，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一变，我国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要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性质迟早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我们要问刘源先生的是，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对不对呢?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到底是多少呢?这种所有制的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要胡乔木起草一个文件，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再发一个纠“左”的文件，这个提议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当时胡乔木觉得这个文件不好写，跟刘少奇说是不是先跟毛主席谈一下，刘少奇生气了，说你先写，我会去谈的。后来胡乔木找彭真跟刘少奇谈，这个文件决定不写了。一九六一年，广州会议后回京的路上，胡乔木跟毛泽东说了刘少奇要起草一个纠“左”文件的事。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有这回事。后来开会，刘少奇把胡乔木批得很厉害。不久，胡乔木就得了神经衰弱症，休养了。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是如何跟刘少奇讲的呢，以致于刘少奇对胡乔木发了这么大的脾气?从现在公布的《毛泽东年谱》看，毛泽东后来几次在谈话中批评刘少奇当时没有跟他讲这件事，说如果批彭的文件不传达到县以下，县以下继续纠“左”，就不会有后来更严重的浮夸风了，严重经济困难也会小得多。这件事给毛泽东造成的印象是深刻的，以至于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反复强调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冲了我们的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期间把农业是否增产作为搞好“四清”的重要标准，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实行“三支两军”，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有人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隔断历史，看不到其中复杂的变化，把庐山会议后出现的经济困难，简单地说成庐山会议反右倾是错误的，进而否定庐山会议期间右倾的存在。这实际上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立场的不同造成的。当然，我们这里扯远了。但是，说到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关系的时候还是离不开这些问题的。]
他们之间不回避矛盾，也经常争吵。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彭德怀的个性很强，我父亲也是。他俩都是讲武堂出身，两个湖南伢子同年兵龄，他们那个年代的交流方式就是争吵，不过吵完一点都不记仇。有时候彭德怀就把杯子摔了，我父亲就说，“你没词了吧，没理了吧”，然后哈哈大笑。他俩互相杠着、互相抬着，有什么话直来直去。[评点：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斗争的重要手段，是解决党内分歧和矛盾的重要方式。只要处以公心，是主义之争，最终是会团结起来的。所以，有些争论和分歧并不可怕，也不必大惊小怪。毛泽东就说过党内不怕搞阳谋，就怕搞阴谋。在党内搞阴谋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
谈童年：我小时候的这种特殊化，跟今天一些领导干部给子女搞的各种关照、“创造”条件做生意本质不同
新京报：你小时候跟老一辈的革命家接触的多吗?
刘源：多，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今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的活动现场，朱和平就拿出手机来了，说这是你送我们家那幅画，你画了四只麻雀。我当年10岁，也送给了周总理一幅画，画了六只虾，总理一直挂在他的卧室里，挂了很多年，现在这幅画的下面还标注了“中南海珍藏”。并不是说我的画有多么高的水平，而是一幅10岁小孩的画，总理挂了这么长时间，这幅画的背后是老一代之间的情谊。
我们小时候就起一个作用，调剂调剂他们的生活，当时警卫员、秘书、医生护士啊，经常让我们进到他们的办公室里，给他们“打打岔”，打扰打扰他们的工作。有时候我们正在外面跑，警卫员就把我们“抓”过来，说快点洗把脸，进办公室跟总理玩一会儿，让他休息一下，他太累了。[评点：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路线分歧，分道扬镳。]
新京报：1964年13岁，你第一次当兵锻炼，后来的军旅生涯，有没有受到刘少奇的影响?
▲1964年，刘源第一次当兵锻炼时与李勇(右，李富春外孙)的合影(翻拍于刘源新书)
刘源：我从小生活在中南海这个环境中，周围没有一个人不是军人的，包括我母亲，也在军委办公厅翻译组工作过。周围都是军人，我等于从小生活在军营里。13岁第一次到部队去当兵，按今天的话来说，“也是一种特殊化”。197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人说，你从小当兵不是“特殊化”吗?我说是，这也算特殊化。[评点：能否理解当年毛泽东做出的打破特殊化，取消北京贵族学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呢?]
不过，我小时候的这种特殊化，跟今天一些领导干部给子女搞的各种关照、“创造”条件做生意本质不同。[评点：是这样。不过，现在的“关照”和“‘创造’条件做生意”难道不是过去“这种特殊化”的逻辑发展吗?从逻辑关联上来说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防患于未然，把“这种特殊化”消灭在萌芽状态，而是任其发展，将来会在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亡党亡国啊。苏共的垮台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毛泽东搞文革就是要防止这种悲剧的出现，可是刘源先生又为什么把文革看作一场空前的灾难，而不是对文革作出历史的分析呢?]我父亲让我从小去当兵，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从小就习惯吃苦。那时候每年到北戴河，他要求我们必须到农村去劳动，每天劳动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到稻田里拔草，到玉米地除秧。到部队锻炼，回来必须向他汇报，他问的很详细很认真，几点起床?是先跑操还是先吃早饭?什么时候洗脸?每天学习几个小时、训练几个小时?训练的都是什么内容?他并不问我在部队里表现得这么样，而是通过我来了解部队生活，搞调查研究。[评点：到基层去，到困难的地方去，排除万难，改造世界观，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条件。]
书里有一张照片，就是我当年向他汇报，右手比划了一个数字“六”的手势，当时就是他问我每天几点起床，我打手势说六点，这一幕正好被我妈妈拍了下来。[评点：珍贵的纪念，永恒的瞬间。]
▲1965年8月，刘少奇于家中听儿子刘源汇报在部队锻炼的情况(翻拍于刘源新书)
谈军队反腐：徐才厚找我谈过，你告谷俊山，还没准谷俊山把你整倒了呢
新京报：你谈到，写这本书的宗旨之一是反思历史，吸取教训。那么结合实际，最应该吸取哪方面教训?
刘源：我觉得，概括来说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经实践检验的真理才是真理。这是我们思想路线的精髓。就像书里写到的，为什么说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呢?这是经过实践检验出来的，并不是我白纸黑字写他正确，他就是正确了。[评点：实践出真知，但是真理是有阶级性的。]
新京报：你被称为军队“反腐先锋”，对于如今的军队反腐成绩，感到欣慰吗?
刘源：我认为，目前军队的腐败情况已经得到了有效制止，正在往更好的方向走。[评点：确实取得了成效，但是否得到了有效制止，还是要看一看。]不过，徐才厚掌管政治工作十年期间，对选人用人造成的污染和危害是全局性的、致命性的，对党和军队事业损害破坏极大。[评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纪律检察机关干什么去了呢?文革初期有一些人搞武斗固然不对，但是就连中央军委副主席及总部的领导人也遭到炮轰的情况下，想想看还会有徐才厚式的人物在军内高层稳掌十年大权，以致于对军队造成“全局性的、致命性的”的损害而得不到处理吗?文革后不是把这种大民主的方法说成是对老干部的迫害而予以取消了吗?]反腐败斗争一开始，虽然没有点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郭徐)，但说了他们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以前他们是不遮掩、明面上腐败，到后来是遮着掩着。[评点：如此严重的问题，谁应该对郭、徐二人的腐败行为负责任呢?古人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为什么没有人对此作出检讨呢?]
因此，应该认识到，反腐是一场持久战，十八大之后，肃清郭徐影响，重塑军队，是绝对正确的。[评点：关键是执行毛泽东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比如张阳、房峰辉的问题，都是郭伯雄、徐才厚遗毒的一部分，当时牵连出来很多人。但张阳的问题比郭伯雄、徐才厚还严重，张阳涉案数额巨大，作为政治部主任，他“五毒俱全”。[评点：看来张阳是吃、喝、嫖、赌、抽都占全了。这样的人竟然能够一路攀升，坐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主管全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己所不正，焉能正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张阳的问题主要是十八大之前的，他还担任过全军教育整改领导小组组长，负责肃清郭徐流毒。我认为，对张阳的处置是天大的好事，表明我们有问题敢于去抓，敢于抓出来，不怕丑，不遮遮掩掩。[评点：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敛，“五毒俱全”的家伙，却疏于监管，仍然让他安居家中，以致于自杀身亡了呢?这到底是监管上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虽然他死有余辜，但是以自杀的方式了此残生，不仅让他逃避了法律的严惩，而且还带走了许多行贿受贿的证据，致使不少案情因为他的死亡而最终胎死腹中。]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谷俊山曾跟你说，“我下一个职务是总参第一副总长，上将。中央军委委员中，也将有我一个，你不挡我的道，我也不挡你的道”。谷俊山这样威胁过你吗?
刘源：这个是不言自明的，他倒没有明着跟我这样说，但是他当时确实在谋这个位置，跟别人这样说过。当时甚至徐才厚都说过，还不一定谁整倒谁呢?[评点：这不是明显的宗派主义吗?这些人简直是猖狂至极，是谁授予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党的领导在哪里呢?当时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此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纪律检察部门形同虚设了呢?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党政军中出现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党军中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极大。当年毛泽东决定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中开展文革，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呢?他难道不知道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性吗?但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人民军队一旦被走资派所控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面对军内两位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还能够说毛泽东的认识是杞人忧天吗?其实，文革是一次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是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如果时不时的在总部机关里面搞搞大民主，还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吗?文革初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生活作风严重，不是被整得不轻吗?后来他被林彪保下来，另当别论。]
我是在十八大前一年，2011年11月份，向中央反映了他们的问题。[评点：这是刘源先生在军队反腐中的重要贡献，在当时军内贪腐势力蔽天喧嚣尘上的时候，刘源先生能够挺身而生，举报谷俊山，令人赞佩!]当年，徐才厚跟我谈过，暗示我，还不一定谁整谁呢?刘源你告谷俊山，还没准谷俊山把你整倒了呢?[评点：这是在为谷俊山公关，也是为了自保，显然是宗派主义在作怪。刘源先生会被他吓倒吗?当然不会。这里引发我们的深思。当年，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刘少奇当场就表示反对，还质问毛泽东究竟谁是走资派?当然，毛泽东说的走资派，主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上的走资派，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走资派，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变成掌握物质财富的走资派，变成吸工农鲜血的资产阶级。刘源先生说说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论到底谁手上握有真理呢?固然，走资派不一定都贪腐，有一些人虽然也比较清廉，但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这些人不是走资派吗?但是贪污腐化的人个个都是走资派。我们要问刘源先生的是，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房峰辉、张阳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是不是军内走资派呢?]
新京报：本轮机构改革成立了一个新机构——退役军人事务部，你觉得这个机构会起到哪些作用?
刘源：我觉得这表明党和国家重视退役军人这个群体，重视军人退役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从组织架构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进步。不过，解决好退役军人工作生活面临的问题，要经过多个方面的努力。[评点：到底怎么样，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看来，刘源先生也意识到难度不小，对此并不乐观。]
新京报：很多人关心你退役以后的生活，现在还是保持以前的生活规律和高强度工作压力吗?
刘源：现在好多了，基本没什么工作负担和工作压力了。人大的工作，主要是立法，做好调查研究。[评点：退居二线了，工作负担减轻了，需要做的事还不少嘛。]现在主要是锻炼锻炼身体，再写点东西。反正今年这一年，第一位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本书写好。[评点：可以怡养天年，著书立说了。刘源先生是历史专业科班出身，能不能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运用唯物史观，着眼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比较，对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写出一部既有筋骨又有血肉的著作来呢?这可是比搞毛、刘两家聚会更有意义的事啊。我们期待着!]
新京报记者 王姝 何强 摄影 吴江 校对 郭利琴
总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并肩战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刘源先生从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的视角对刘少奇的贡献和成就进行分析和解读，当然是有意义的。即使在这方面出现一些分歧和争论，也是可以理解的，无可厚非的。
但是纵观访谈的整个内容，从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三人关系的剖析中，刘源先生只是叙述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琐事，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他们之间争论和分歧作了戏剧性处理，没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上，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进行解读，这样也就难以揭示他们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根源，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由革命战争年代的亲密战友，会变成民主革命的同路人，最后分道扬镳的真实原因。
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才有可能找到历史的真相。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领导全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就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实践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就是发展生产力，人民公社就是在高级社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探索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其实践活动就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问题。
围绕三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在天津宣扬“剥削有功论”，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对民族资本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的。毛泽东主张在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则主张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发展工业化方面，毛泽东主张为了实现工业化，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刘少奇则主张应该侧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们之间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方面(刘少奇与高岗、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支持高岗、张闻天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和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上(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的意见)表现出来。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严重的分歧。刘少奇还一度积极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彭德怀问题的出现，是党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进行的一次严重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渐产生的。围绕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三面红旗”表现出动摇，党内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纠正了三风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
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是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四清”运动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同时，“四清”运动的发展，又暴露出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不论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还是省市自治区的高级干部，对此却熟视无睹，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和警觉。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由此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和看法，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分歧，特别是一九六二年的单干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到了“四清”运动期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刘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再与以前他们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他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
今天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根本原因、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的统一。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这是因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如果我们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么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为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如果不进行继续革命，或者继续革命失败了，由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存在，社会上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以及分配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一旦联手，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就会迅速制造出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为此提供了证明。我们要注意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所说的阶级矛盾主要是从政治思想领域来讲的，而不是经济领域来讲的，这个时候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以前是存在重大不同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彭德怀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只有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放在路线斗争的角度，才有可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否则的话，就有可能被说成是权力斗争，或者是共产党高层毫无原则地斗来斗去，最后造成了一场灾难。当然，这些分歧和矛盾说到底也是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党内矛盾，一般情况下还不是敌我矛盾。至于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被开除出党，是因为历史问题，而非路线问题。彭德怀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武斗最为厉害，还被造反派打了耳光，这是违背文革的精神和原则的。后来他因为身患癌症去世了。彭德怀过早地去世了，如果他长寿的话，看到今天严重的三农问题，工农群众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严重的腐败问题和两极分化，侄女彭钢在军内反腐上的艰难跋涉，他一定会为自己当年在庐山会议期间的鲁莽而惭愧，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殊不知，和他并肩战斗的战友王震，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对身边工作会员说，他死后见到了毛泽东，一定跟他说你以前说搞不好就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懂了。去世前，王震想到自己在毛泽东病重和去世后的作为，自责懊悔的心情油然而生，由衷地感叹道：我对不起毛主席，毛主席至少比我远看五十年。
刘源先生与军内高层腐败分子进行斗争的勇气是可嘉的，令人赞佩的。但是他没有对现在的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没有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社会主义民主铲除腐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上所进行的探索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和说明，这样也就没有通过对改革开放两个不同时期的对比形成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实，腐败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和资本家一起瓜分工农创造的剩余价值，党员干部利用掌握的权力给资本家以便利，而资本家把他们榨取的剩余价值分出一块来贿赂党员干部造成的。在一个资本横行的社会里，要想打造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就是说要把党员干部贪腐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使资本家能够获得全部剩余价值，让共产党人忠实地为资本服务，这样能否做到我们暂且不论，就是做到了，除了资本及其人格化代表资本家皆大欢喜外，对工农群众又会有什么益处呢?因而反腐不反私(私有制)不会取得根本性成效。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刘源先生在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彭德怀之间关系的时候，没有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度和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解读，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更是作了漫画式的涂鸦，这样就不自觉地离开了唯物史观，滑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本来作为历史科班出身的刘源先生，不论是从家庭背景，还是自己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都是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写出一部有份量地深刻解读文革和毛、刘之间关系演变的著作的。我们希望以后能够看到刘源先生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对比中，剖析毛、刘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著作。我们期待着!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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