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访华报告
(1975年)
维护和保护工作
我们所到之处都有许多事情使我们深感到中国对其未来的信心。人民共和国正在探寻和修复中国盛藏的古文物，其中的一小部分目前正在美国展出。我所访问的每一个省都有一个省博物馆，其收藏品主要是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发现或发掘的物品。展品往往从政治上被用来强调旧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剥削。
不管在什么地方，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如十三陵、洛阳的龙门石窟和长城的某几部分都已修缮一新，供公众游览之用。这种对传统的优秀文化的重视充分说明了举国上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拖不垮的复原力和智慧来发展新中国的自力更生的精神。至于未来，中国很显然还没有大力控制空气污染。全中国的工厂都大冒黑烟，河流中的工业废水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没有汽车运输，空气污染还不是那么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到处都有保护自然资源的工程。例如，城市和农村都开展群众植树造林，其规模之大据说已使有些地区的气候好转。我所到之处都看到许多水土保持工程，地方官员们都引以自豪。譬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的城市环境是风景秀丽，空气和水都很纯净，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对此赞不绝口。现在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保护这些好的东西。不过，这个地区现在已拥有二百六十个工厂，而控制这些新景物的不良影响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譬如，这里有一家造纸厂，过去曾一度排出烧碱，而现在正采取一种措施回收碱。还有一家烧煤的热电厂，过去把废渣排到漓江，现在却用这种废渣造砖。
地处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的河南省也许最能说明新中国改造自然的工作。治理黄河的成就可以说是中国重视保护资源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缩影。黄河对中国的兴盛休戚相关，但是这条河流是变化无常的，据记载它在历史上曾经二十六次改道，每一次都造成极大危害。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人们都熟知黄河是中国的忧患。据说在大规模进行水利工程前，上游高原地区十年九旱，而下游则水灾频繁。
这条河流之所以叫做黄河是因为它从上游高地带了大量泥沙，每立方米水中含有八一·四磅泥沙，而尼罗河每立方米河水中只有二·二磅泥沙。几百年来，黄河下游两岸都修筑了护堤，但是不断淤积的泥沙和不断加高的堤坝使河床比毗邻的陆地高九至二十一英尺。离得更远的一些地区则低于河床达六十英尺之多。因此，黄河有时被称为“空中河流”。
一九四九年以前，由于决堤，平均每三年发生水灾两次，受灾和死亡人数达数百万之多。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没有发生过决堤。当地居民仍然满怀悲愤地记得，一九三八年一个国民党军事将领曾下令扒开河堤，阻止进犯的日本军队。据说由此而造成的水灾淹死了八十九万中国人。
过去二十五年来中国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在黄河上修建了五座大坝，在支流上修建了七十八座。下游修建了一百四十项分洪工程。上游地区有大批防止水土流失的工程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而下游地区则完成了大量灌溉工程。仅河南省就有一千万人参加水土保持工作。防洪工程成效很大，一位公社领导人对我说：“我们怕的不再是河流泛滥，而是怕没有足够的水用来灌溉”。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平均粮食产量已经增加了近九倍。通过有意识地控制洪水和泥沙淤积来垫高土地已经使许多新的土地用于耕种。这个办法还将继续下去，直至最靠近河堤的土地都处于最高洪水水位之上。
在农村发展方面，另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地方是河南省辉县。在这个县，数以千计的人正在看来地形险恶的地区造新田和修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人们告诉我眼下还没有已经造出的新农田的数字，但是其数量显然是很大的。这种新田是用手工凿的石墙隔成一级一级的，顺着山坡由下往上徐徐伸延，直至碰到坚硬的秃岩。这些完全可以灌溉的农田工程是由首先受盒的生产队发起和从事建造的。因此，既有经济上的刺激，也有爱国的动机。
辉县被视为全国修建灌溉工程和变非生产地区为生产田的标兵。一九四九年以前，辉县所在的地区只有水浇地五千英亩。而现在水浇地达八十三万三千英亩，并计划扩大水浇地三十五万英亩。为了弥补雨量不足，该县从多方面开辟水源，其中有黄河支流、巧妙地开发地下水、天然喷泉以及水井。尽管一九七四年遭受大旱，据说产量仍高于一九七三年。
我参观了一个从一条地下渠道引水的灌溉系统，渠道上面是覆盖着的，可以种植粮食。水是通过一连五个抽水站和大型的石块混凝土渡槽，一共提升二百八十英尺，然后分流到三十二英里长的许多小渠中，灌溉五千三百五十英亩土地。这项工程是由两个公社的十四个大队投资，用了三年时间建成的。粮食产量从每英亩约五百三十磅提高到每英亩六千至七千九百磅。
在这个地区，另一个灌溉系统把水池里的水抽到一个山顶蓄水池。还有一顶地方工程利用从坚硬的岩石中凿出来的一系列隧洞把水引到邻县，水渠上面还铺设了一条公路。我参观了八百码长的“愚公洞”。它是以中国一个著名的寓言命名的，这个寓言说的是通过一代代的艰苦奋斗和毅力而终于完成了看来不可能做到的工作。这个寓言出自新乡地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发扬了这一传统。
自力更生也应用于电力生产上。我在华南的广东省参观了一个用中国制造的涡轮机装备起来的小水电厂，它用的是从综合水库通过隧洞引过来的水。这个水库不仅用来为农业和工业发电，而且用来控制洪水、灌溉七万五千英亩土地和养鱼。这个电厂所发的电是同全省范围的电网联在一起的，尽管在这个电网范围内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公社、大队和各个生产队办的小水电厂至少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部分电力。多余的电力卖给国家，输入全省范围的电网。
在这种遍布全中国的大规模的人工建造的工程面前，西方用来衡量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就显得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列入西方国民生产总值的许多服务性项目，诸如垃圾和污水处理费、抗污染工程以及酒精中毒和吸毒治疗中心，更不用说广告费和商品五花八门的包装费，这些东西同中国的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所需要的许多东西是通过回收和重新使用以及投入大量劳力来满足的，而在西方世界，这就需要大量的投资。中国是一个完全行之有效的节俭而又自给自足的社会。
工业发展
河南省是有计划的发展、分散经营和自力更生的范例。这个省不但农业生产水平高，而且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工业中心。省会郑州的人口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增加到一百一十万，预计这个城市的人口将稳定在这个数字，而这一地区继续增加的人口将分散到农村中新建的村庄中。象上海这样的其他大城市的人口也有所限制，其办法是把年青的工人送往人口不太稠密的地方和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
郑州这个工业基地原来只有八家小工厂，现在已增加到八百个，其中有些工厂雇用数千名工人。我参观了一个为该地区和全国许多纺织厂以及为出口而制造纺织机械的工厂。这个厂有五千名工人，而一九四九年只有三百人。他们告诉我该厂所用的二千台机床有百分之四十五是自己设计和制造的。这个厂设有医院、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中学、业余大学和文娱活动场所。
技术工人的学徒制是采用边工作边培养的办法，为期最多三年，学徒期间每月工资约十五美元。全厂的平均工资大约每月三十美元。技术人员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妇女，这个比例还在增长。妇女是五十五岁退休，男人是六十岁，退休后领取相当于原工资约百分之七十的养老金。
我在洛阳访问了一个拖拉机厂，该厂一九七三年生产了二万四千三百台拖拉机和推土机。也许底特律会认为这个厂的装配线已经老掉了牙，但是同旧中国相比，这个工厂却创造了技术上的奇迹。它基本上是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
这个厂的主要产品之一是四十马力轮式拖拉机，完全由该厂工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他们所使用的百分之九十的机床都是中国制造的，其中有百分之二十是拖拉机厂自己制造的。只有百分之十是在中苏合作期间进口的。
平均工资每月二十七美元。工人享受公费医疗，每月付大约一美元的房租，还有免费的教育和文娱活动，病时工资照领，退休后有退休金。
在云南省，我参观了昆明第二机床厂，该厂生产用于制造多种机具的精密、高速机床。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个厂的四百名工人只能制造磅秤和小型车床。现在这个厂有四千名工人，制造一百多种重型机床。近年来，该厂工人设计并制造了十三种新机床，其中有些已在广州交易会上展出，并远销国外。在生产线上有许多妇女在干活。厂部后面还修建了地下车间，这显然是出自国防的考虑。
在所有的工厂和街道都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生产指标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标语。不时还可以看到用这种方式对工厂管理部门和其他领导的批评。一个官员说这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
我参观每一个工厂都得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工人们都很年青，大多数看来只有二十出头。中国的工业几乎是白手起家的，近几年来发展得最快。因此，年青人在新兴工业中操作机器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
严格地说，中国这个种族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是由许多种族构成的。但是西方一贯称之为“中国人”的人在中国是划为汉族人，这个名称来源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统治着中国的那个朝代。汉人历来是同种的中心集团，它是中国文化扩展和同化的核心。在古代，汉人聚居地区以外的人都被视为“蛮人”。
汉人占中国现有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其余的包括五十四种民族，共四千万人，称之为“少数民族”。这百分之五的人口分布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陆地上。非汉族人聚居在现已划分的五个“自治”区内。这些自治区是：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来是广西省，成立于一九五八年，它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十二个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个自治区，其中最大的是壮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政策是要消灭壮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此相反，显而易见的是正在共同努力保留该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传统。
中国特别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从少数民族中招收的小学生的人数为一九五○年的十四倍。虽然课本是汉文的，教学也用汉语，但是也有用壮语讲课的。操两种语言即壮语和汉语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在其他地区也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四所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师范学院。
每一个县都有用当地语言进行演出的文工团。还有专门的壮语广播节目。在少数民族地区放映的电影都用当地语言配音或加上字幕。
在人烟比较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不控制人口的。他们告诉我这个地区壮族和汉族人口的增长率差不多是一样的，即每年百分之二。而在壮族聚居的双桥公社，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点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中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在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上对他们没有歧视。地区、县、社的党员领导人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少数民簇。双桥公社七名公社领导人中有六名是壮族，其中包括公社主任。在地方上人们都讲土话，不讲汉话。但一般来说文件均需用汉文记载，因为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
在财政上，自治区比正规的省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北京在预算上也给予一些补助。区一级有一笔专款用来帮助解决当地特殊的少数民族问题。如果某一地区的收入特别低，这个地区可以得到卫生、教育、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补助。此外，还有一项政策保证最边远地区的基本商品的价格同城市中的价格一样。
继广西壮族自治区之后，我访问了云南省。居住在云南省的二十四个少数民族人口占该省二千三百万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省有八个专区或州和十五个县是由少数民族管理的。这些地区在许多方面实行自治。压迫和歧视政策已被废除，目前正大力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卫生、教育和一般福利状况。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样，少数民族有权使用他们的土话和他们自己的文字（如果有的话）、办由他们自己的教师任教的学校和拥有他们自己的地方公安部队。他们在使用地方资金方面也同样有更大的灵活性。
少数民族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参加上起省政府下至生产队的政权各个部门的工作。地方党员干部均为当地少数民族。
我参观了昆明的民族学院。自一九五一年创办以来，这所学院已为二十四个少数民族培养了一万多名干部。这些年青人经过两或三年的训练后回到原地区的工厂、公社或其他政府部门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有些则留下来在省政府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了许多小工厂，生产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纺织品、拖拉机和其他产品。各地区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其地理位置、各少数民族起步时的发展水平和当地工业基础的大小。然而，各种迹象表明少数民族现在的生活比二十五年前要好得多。过去，有些少数民族濒于绝种，而现在由于有较好的医疗条件，人口不断增加。据介绍，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已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万增加到八百万。
我无从评价整个中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情况。但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和云南省的情况来看，人民共和国看来是决心要为少数民族谋利益和谋福利，并确保它们的文化。现行的制度只要使这些少数民族既能保留过去的精萃，又能参与现在的发展工作。一位农村的壮族领袖朴实地对我说：“毛是壮族人民的救星。”中国对待其少数民族的态度并不是实行“熔炉”论，而且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各种文化的同一化。
同我交谈过的少数民族代表似乎都认为他们是左右逢源——既保留了他们的老传统，又分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收益。正如白族领袖所说的那样：“解放后，一些历来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就人类历史而言，二十五年并不很长，我们仅仅是开始发展。同汉族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不算大。我们还要紧紧赶上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愿望是使各民族发展壮大，从而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祖国。”
结束语
在旧中国，饥荒和瘟疫比比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这种悲惨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造成这种惨境的政治制度也同样一去不复返了。依我看，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从各种现象来看，公社里的家家户户和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中国社会革命的自愿参加者。
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和才能都用于生产性的工作。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还是一个穷国。她的财富在于多才多艺的人民、丰富绚丽的文化和茂盛的自然资源，这一切都在一种政治制度下紧密地结合起来。而这种制度正向四分之一的人类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和一些福利。
（二）美—中关系上海（公报）以来的道路
对我们在二次大战以来的对华政策一无所知就不可能理解当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人发生军事冲突以后就想要隔离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策，在它和朝鲜久已没有干系以后，却还继续了二十个年头。这和我们支持在台湾岛上栖身的中华民国有关。有这样心照不宣然而是不现实的想法：那个政府有朝一日是会返回大陆去的。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把这个人民共和国看作一个由苏联操纵的、莽撞而又强大的交战国，而北京则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斗争中的革命政府，试图在内战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为中国人民的需要胜任愉快地服务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美国为搞遏制作出的努力，被认为是西方世界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为要统治和剥削中国而作出的努力的一个延伸。
这一过时的政策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一种歪曲和国内深刻的政治恐惧上面的，为之付出的代价无法估量。它所作出的臆断和估计错误是导致在朝鲜和中国进行对抗的一个因素。它是把二百五十万以上美国人引进东南亚这一危险的政治流沙中去的一个元素。三万三千美国人在朝鲜的丘陵和峡谷中丧命，五万五千人在印度支那的稻田和丛林里面捐躯。越南战争所花费的金钱和这一场冲突所造成的悲剧——对我们国家的团结的损害、对我们对我国政治体制的信念的损害以及对我们的经济制度的损害——相比就微不足道的了。
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是回到现实和中国打交道的道路上的重要的一步。尼克松这一创举现在还被中国领导人誉为一项大胆和建设性的行动。尼克松一周的“上海公报”为重建关系提供了蓝图。该文件发表后的近三年来，和中国在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方面的交流有所发展。那末和解的情况目前又如何呢？就如一位中国官员所说：“一般来讲，我们的关系是好的，是向前发展的。但我们是否已经满足了呢？我不能这样说。”
台湾
台湾问题仍然是个僵持局面，这是上面这个既好又不好的估价的基本原因。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上面的：从大陆逃往台湾的中国人是替中国亿万人说话的。时至今日，在台湾的政府仍然声称自己为中国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在技术上，这样的主张仍然为美国所承认。而且我们还仍然和这个政府结盟，而这个盟约据说是对付我们正在试图与之搞关系正常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上海公报”中有关台湾的规定如下述：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在“上海公报”三年以后西太平洋的情况比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要平和得多。
在台湾除了供实战的美国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有官兵一百四十七人，一九七二年以来仅减员十八人。该团的基本目的是替在台湾的中国人出主意，装备并训练他们使之能最有效地对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作战。该团在本财政年度要花费美国纳税人大约三百六十万美元。美国还继续供应台湾武器，是通过长期、低息信贷购买的。一九七三年，即在作出“上海公报”的保证后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美国政府通过信贷卖给台湾的武器共计四千五百二十万美元；在一九七四财政年度，达六千万美元；本财政年度的军火信贷则预定为八千万美元。
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在加强和台湾自封的中国政府的联系的同时，指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展新的关系。“上海公报”是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安排而设计出来的；它并没有说我们的对华政策可以一直是双重性的、爱恶并存的。中国官员们明确宣告，在美国终止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前，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最近有这样的建议，把台北的美国大使馆和在北京的美国联络处对换一下，即使是这种建议，中国人也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领导人强调说，走向正常关系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通过“日本的公式”。必须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外交关系上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能和台湾保持贸易关系。如果美国想要效法，这意味着终止和台湾的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军队，以及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在美国，不时有人公开提出在所谓两个中国这样的办法下的一个独立的台湾的可能性。台湾当局和人民共和国有一点是看法一致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历史也并不能为一个独立的台湾这样的概念提供可信的依据。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国就有各种远征队前往台湾，中国向该岛移民早在六世纪就已开始。台湾在十四世纪归并为中国的一个省，在十六、十七世纪，大批中国人从福建、广东前去该岛。在清朝，台湾于十七世纪归并福建省，后来又分开另成一省。直到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根据结束中日战争的马关条约的条款，该岛被割让给日本之前，中国人一直在台湾行使主权。日本对该岛实施管辖凡五十年。
一九四三年，美国、联合王国同意中国：“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按照这项保证，中国国民党部队于一九四五年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队的投降。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台北建立临时首都。
毫无问题，除开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日本占领期不算，台湾自从一六八三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直属的一部分。早在二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就在该岛发扬光大。
不管我们将会怎样做，中国人有信心有一天台湾将和大陆重新结合。中国领导人坚持说，在美国终止它和该岛的关系之后，“至于台湾将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归回”是他们的内政，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将得到和平解决”。
贸易事务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优先考虑的是强调购买特别是和发展粮食生产有关的货品。主要的进口一直是成套的工厂、机器和设备。贸易还被用来克服国内生产或内部销售中出现的窒塞现象，和取得供设计参考的原样件。至少，直至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避免长期外国信贷，而是采取中期或短期的商业信贷来为某些进口解决资金。
外贸总额在一九五九年约为四十三亿美元，而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下降，一直到一九七○年才又重新达到这个水平。但在一九七三年，却增加到九十亿美元，逆差约为三亿美元。估计一九七四年贸易总额在一百二十亿美元到一百四十亿美元之间，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和非共产党国家的交易。要判明一九七四年的收支如何为时太早，虽然中国对通货膨胀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对它某些产品的出口市场疲软是担心的。计划在一九七四年内进口的大批货品，包括美国粮食，已被推迟到一九七五年。
石油
中国在一九七三年进入国际石油市场，售与日本一百万吨原油，并在下一年，作出了安排，大量运给菲律宾。对菲律宾的承诺是在殷勤接待菲律宾总统的妻子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夫人时作出的。
中国自一九六五年以来石油一直自给，而且在一九七三年向日本出售前的好几年中，一直在向北越、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出口石油产品。中国人现在指望石油成为赚取外汇的主要手段，以此来为增多的工业厂房、工业设备的进口设法提供资金。西方商人长期用以剥削中国的古老口号“为中国提供灯油”，被赋予了讽刺意味。
中国海岸外面的大陆架，特别是在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地区以及在黄海下面，被许多石油专家认为是包罗了世上石油储存量最为丰富的一些地方。中国的海岸线北起朝鲜湾，南至东京（北部）湾，而大陆架则缓缓地伸出去成为一个斜坡，在有些地方伸出去有二百英里之遥。没有人确实知道这海岸外的潜藏量究竟有多大，因为勘探在最近刚开始。已向日本购置深海钻探机，还向美国和其他国家添购勘探的设备。不过，大部分用来发展中国沿海和陆上的石油资源的石油技术是中国自己的。举个例说，中国最近宣布在黄海设立了它第一口沿海钻井，使用上海一家造船厂制造的一艘钻井船。
在开发亚洲周围的一些沿海油藏时将会产生棘手的国际问题。就在联合国在一九六八年主办的、对中国大陆架进行的一次地球物理考查的结果发表以后，台湾、日本和南朝鲜每一家都对该地区的一些部分提出要求，而且有些是相互重叠的。一九七○年十二月，人民共和国发表了它对该大陆架和尖阁群岛（我钓鱼岛，下同——本刊注）的所有权的主权要求，虽然日本和台湾对后者也提出了主权要求。美国的政策是不鼓励在这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勘探，但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公司则已从台湾取得有开采权的租借地。具体说来，这些公司是海湾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大陆石油公司、海洋石油公司、克林顿公司和特克斯费尔石油公司。其中一些供开采的租借地就在尖阁群岛周围。不过美国还没有在该地区进行钻井活动，但是，在台湾海峡中台湾海岸以西的钻井活动则已有美国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和大陆石油公司的参加，是由在外国登记的、由外国海员操纵的、但所有权属美国的船只进行工作的。对这些钻井活动，美国政府并没有颁发投资保证。
位于越南东南的帕拉塞尔群岛（我西沙群岛——本刊注），南越和中国都对它提出主权要求，但已为中国所独占，那里也有油的潜在的可能。事实上，就在一九七四年两国发生军事遭遇的时候，人民共和国在其中的一个岛屿上就已经有了一口钻井了。中国、南越、菲律宾和台湾对同样位于越南东南的斯普拉特利群岛（我南沙群岛——本刊注）也有互相冲突的主权要求。随着石油蕴藏成为愈来愈重要的资产，对亚洲沿海交相提出的主权要求包藏着非常严重的困难种子。在根据合理办法来处理这些困难的国际努力中，美国不应该避不参与，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提供刺激，以避免鼓励那些希望在有争议的地区致力于勘探和开发的公司。
在沿海可能存在的蕴藏之外，中国还有非常有希望的内陆含油盆地。事实上，陆地勘探现在仍是主要重点。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国的蕴藏量的估计一直在往高处修改。中国究竟会有多少油，即使是约略的数字现在也还没有。不过普遍的看法是其潜藏量是很大的。
我被告知中国的油产量现在“相当于阿尔及利亚的幅度，也许稍微多一点”。中国的产量在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比率递增。如果保持这个比率，到一九八四年，产量将推进到四亿吨以上，而在一九七四年，估计是六千万吨多一点，这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石油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售与日本五百万吨原油，大约挣了四亿五千万美元，据说一九七五年要给一千万吨。卖给菲律宾和泰国的数量稍小一些。有传说，中国建议向美国公司出售石油。中国一九七五年的石油出口预计要在一九七四年的水平上翻上一番，并在新的产品出来之后，继续上升。产量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缺乏设备和运输能力。
下面是一份最新的分析的摘要，它对中国石油输出的潜力提出了一些恰当论点：
在秦皇岛和青岛港口建筑新的处理石油的设施；购进疏浚设备以便使中国港口深到可以容纳载重五万吨以上的、为出口原油之用的大型油船——这一切说明北京有计划在今后五年中要大幅度扩大石油出口。中国远洋轮船中油船的吨位在过去一年中已经翻了一番，目前总计差不多有二十万吨载重量。
一九八○年出口五千万吨原油的指标看来是可行的。即使没有沿海油田的投产，蕴藏量也是足够的。如果生产加速度增长，或即使只是以百分之二十二的比率增长——这是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二年间取得的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八○年可以出口五千万吨，而仍然能绰绰有余地来利用石油对经济进行现代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需要的石油量在不断增加。所以出口的潜力可能不会象乍一看那样多，然而数量还应该是可观的，因为中国人对能源或其他任何商品的使用都是不浪费、不铺张的。的确，如果美国在使用石油方面能采取中国做法的那怕是一部分，这个国家也就会自给而有余。
中国的能源百分之八十产自煤块，而煤的储藏量估计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每省都有一些煤，和石油一样，煤大部分还未开采，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出口物资赚取外汇。
美中贸易
讲到美中贸易，在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以前，两国之间并无直接的商务，而且多少年来美国各项政策是，甚至对这样的贸易也要加上一项补充性的抵制。“上海公报”扭转了这个局面，如下文所述：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随着打开门户，一九七二年实现了总额九千六百万美元的贸易，其中美国对华输出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一九七三年，美国出口，主要是农产品，总数为七亿四千万美元，从中国进口的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估计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总数是九亿三千万美元，其中美国出口八亿一千万美元，进口一亿二千万美元。这样，从对华贸易看，我国仅次于日本。
随着一九七五年的贸易总数下降，虽然美国的七比一的顺差会降低到三比一，这个比例仍然不能为互利的贸易提供坚实的基础。中国人所持的看法是：“短期来说，这个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行的。”从中国的进口可能会在目前的水平上增加，不过主要的货品将仍然是一些经济上处于软弱地位的消费项目，诸如纺织品、猪鬃、工艺美术品。一个中国商业代表团今年晚些时候将要访问美国，研究向我国扩大出口的前景。许多美国商人现在参加每年一次的广州交易会一九七四年秋天有三百五十人参加。合乎情理的是美国的这支队伍在人数上仅次于日本。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人对美国运交的小麦有一种人们称为ＴＣＫ小麦黑穗的霉菌提出意见。对玉米和大豆的质量也有意见。
除非在贸易上有新的安排，如美国出售它先进的技术设备换取中国石油，一九七五年后的美中贸易会有重大削减。要是贸易如预期那样缩小，它不会是由中国人作出的一项政治性决定的结果。它部分地将是美国没有能力吸收更多的中国出口物资的结果。必须注意到，美国并不是向中国输出农产品的传统供应者，而过去两年大部分美国卖给中国的物资却是这些商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显然更能充任这个角色。而且不管怎样，中国自己的农业生产正在迅速地增长。有迹象表明中国在一九七五年以后停止购买美国的粮食。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得到最惠国税则的待遇，这一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贸易中的不平衡。举例说，中国出口的玩具要课以百分之七十的税金，对大部分其他国家是百分之十点五；地毯是百分之四十五，对其他许多国家是百分之十五。
最惠国待遇对我们和中国的贸易可能产生的具体后果还不能肯定。很清楚，对目前这样规模的不平衡，它的作用将是极其微小的。不过，实际方面并不象所牵涉到的原则那样重要。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政策的做法是把贸易变成一项政治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制定了各种法律堵塞和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并对这种贸易加以歧视。国会现已授权总统磋商协议，去终止这种歧视。最惠国税则待遇并不是一项殊遇；它在本共和国早期，就是标准美国贸易中的做法。现在如不能恢复这种做法，不管经济后果如何，其结果就是在中美关系中继续保持不必要的政治刺激物。
杰克逊修正案，它和移民自由有关，看来对中美和解关系不大。在人民共和国与香港之间，人们来来往往，流动相当大，然后是从香港往外移。中国和加拿大已达成协议，允许中国人去和他们住在加拿大的家属成员会合，和美国作出类似安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于被冻结的资产和拒绝赔偿要求这个问题，美国私人要求人民共和国赔偿的在（中国）大陆上的财产损失约为一亿九千七百万美元，另外一方面，中国人提出一九五○年以来在美国被冻结的资产大约是八千万美元。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变成经济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巨大障碍。譬如说，它排除了直接建立银行和航运关系，以及中国的航空公司在美国的定期航空业务，因为中国人在美国的财产即使是临时留在美国的财产也可以受到私人在法律上的扣留。不过，必须指出，中国人看来对此并不过于关切，现在也并不急着要解决这个问题。
交流
自从打破美中关系的僵局以来，教育和文化的交流已成为重建美中人民的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这一点，“上海公报”是这样说的：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一九七二年以来，大约共有八千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其中大部分是华裔（访问中国的美国人中有福特总统，他是一九七二年作为众院少数党领袖前去中国的——原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间，美国根据交流的安排，一共派出二十个各式各样的代表团，包括从篮球队到大学校长，去中国访问。中国方面访问我国的团体有沈阳杂技团、新闻工作者、农业科学家和医生（两国专家的名单以及根据双边安排访华的美国国会议员名单见附录Ｅ和Ｆ——原注）。这些交流对增加两国之间了解和改进两国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中国对目前的交流的级别和范围看来是满意的，但并没有否定扩大这个交流，“如果这符合每一方的需要……”
至于游览观光，作这一类要求的完全是学者方面的。在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和在华盛顿的联络处，访问中国的申请书有泛滥之势，但正如前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主要是祖先为中国人的美国人取得了签证。也有一些情况不同的美国人作了私人访问——有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商人、教育家和其他。不过中国对可能是外汇收入来源的游览事业不感兴趣。在观光游览这一范畴内访问过中国的唯一的大型的美国团体是去春乘坐邮船“法国号”和“维恩达姆号”到广州游历的人，那两条船曾为此在香港停泊。中国的旅馆、翻译事业、汽车运输以及其他旅游事业的必要设施有限。正在到处建造更多的旅馆居住面积，但这种扩充主要是接待因官方或半官方的目的到中国去的中国旅客和外国人的。没有什么迹象说明中国对旅游事业作为外汇的来源感到兴趣。
在和交流有关的两个问题上，中国人不同意高级中国官员前去美国访问，不同意建立常设的新闻机构，原因是台湾问题。指出：“因为在华盛顿有台湾去的大使，派出高级官员”会有困难。中国人还说在华盛顿有台湾委派的新闻代表，这就使得新华通讯社不可能派遣记者长期驻在这里。当被问到在联合国中新闻代表问题上出现的这类麻烦时，中国的外交部长说，中国的新闻代表团曾就此事向瓦尔德海姆秘书长提出，台湾中国人的“报界已被撵走”。
在华盛顿国立艺术馆举行的中国考古展览曾计划对报界来一次预展，在这一件事上曾发生争执；这一争执可以拿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台湾问题是如何出现并妨碍中美关系的开展的。有人指出：“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直到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为止，此类问题将经常发生。”（根据“在东南亚囚禁和失踪的美国人家属全国联盟”的请求，我对中国官员们还提出了另外一点。我提请他们注意，约瑟夫·Ｐ·邓恩海军上尉、鲁本·Ｂ·哈里斯军士和肯尼思·ｗ·皮尤军士的情况不明，根据一位联盟的代表的说法，他们是在越南战争中在中国边境附近被击落的。我还提出请中国帮助在可能的情况下取得在这次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的情况。中国人准备进行一次调查，如果他们被认为是在中国的话，“但要是他们是在北越或老挝，这就不在我国的范围之内，我们无能为力。”——原注）
小结
“上海公报”以来，在恢复中国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方面有了进展。我们现在通过我们各自的联络处彼此进行正式的交往。相互学习的过程重新开始——美国人去中国观看、学习并分享中国人的知识；美国人欢迎了中国的体育、文娱演出者、科学家以及其他代表团。仅在三年的时间内，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这项贸易是非常不平衡的，美国的出口大大超过它的进口。
美国不再卷入亚洲大陆上的战斗，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中国发生摩擦的其他起因看来已经缓和下来。已经朝着和解的方向跨出了微小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步子，例如国会废除了福摩萨决议案。
这些步骤已把我们导向一个平稳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现在面对着走向正常化的最后的一道主要的障碍，即，台湾问题。中国人双方的观点都说台湾是中国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已得到美国政策上的承认，见诸“上海公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争辩说美国驻军事力量于台湾以及美国和岛上当局作出的防御上和外交上的安排是对中国内政的不正当的干涉。我们对此未加异议。从正式的政策上说，我们是在两头讨好。我们还没有面对这个台湾问题，不过如果要使完全的正常化回到中美关系中去，就如已经回到一百个别的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中去那样，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在目前，我们和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官方关系是通过设在两国的联络处来进行的。这样的关系还比不上我们和东欧一个小国的正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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