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31日，延安迎来了第一位华侨领袖。
这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几乎用了整版篇幅，刊载了全国记者协会主席范长江从重庆发来的报道《陈嘉庚先生印象记》。
延安各界热烈欢迎陈嘉庚先生
下午，延安南门外的广场上集合了干部、学生5000多人，热烈欢迎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以及常委侯西友、秘书李铁民等三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早在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时，他就组织并领导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这一团体，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如此，陈嘉庚因对国内抗战状况、民众生活知之不详，又没有举派代表回国慰劳抗战将士及饱受战争创伤的民众，总觉得未尽义务。于是，他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仍不辞辛劳，毅然决定亲自率团回国。
考察团先在国统区做了一番考察，看到国民党贪污腐败、士气不振，深感失望，因此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决定到延安考察。但一行人到达西安后，国民党制造障碍，不准其他人前往，只让他们三人进入边区。
6月1日，对陈嘉庚而言，是十分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地亲切接见了他。
陈嘉庚一行到达之前，毛泽东就在门前迎候多时，陈嘉庚等人的到来使他特别高兴。
把客人迎进窑洞后，毛泽东拿出一罐英国香烟，亲自为陈嘉庚敬烟、点火。
陈嘉庚感到奇怪，想不到这儿竟有英国烟。
毛泽东赶忙解释说：“我每个月的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今天特地拿出来招待客人。”
陈嘉庚释然。毛泽东的话是真的，后来有一次，陈嘉庚亲眼看到毛泽东有一根烟抽了过半，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把烟头的火灭掉，搁在烟灰碟上，等到会完客后，再把剩下的部分抽掉。
陈嘉庚说：“我这次回国的目的，是代表南洋侨胞向祖国致敬、慰劳前方将士的。我们虽然生长在南方，但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在西北，西北是我们的老家，到中部县曾谒黄帝陵，到延安，倍感大家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一样的亲切。”
“感谢南洋侨胞的爱国热肠。”毛泽东谈笑风生。
毛泽东衣着朴素，蓄着长发，面容消瘦。他的卧室兼办公室也极简朴，墙壁上挂着一张地图，室内摆放着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和一条长板凳，仅此而已。 这真是一位穷人的领袖！陈嘉庚看到毛泽东消瘦的面容，问：“您的作息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毛泽东笑了笑：“我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始睡。”
陈嘉庚摇头：“这不妥，这不妥。您最好在白昼工作，这或许更有利于健康。另外，最好另建房屋专作办公用，敌机如来才进洞内。”
陈嘉庚讲的一口闽南话，毛泽东听起来较吃力。谈话间，两位华侨学生、一位福建集美的学生先后进来参加座谈，协助翻译。陈嘉庚细心地注意到，他们进来后没有敬礼，随便地坐了下来，毫不拘束。这是在哪个国家的政府机关都不可能见到的，陈嘉庚心想这就是平等无阶级的制度了。
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窑洞的院子里请陈嘉庚用餐。一会儿，朱德等人也来了。大家安然而坐，没有起立、敬礼等礼节。
说是用餐，而且是一党的领袖宴请华侨领袖，饭菜却十分简单。10余人围坐一桌，一块陈旧无光的圆桌布放在一张旧方桌上，4张白纸覆盖桌面以代桌巾，开宴之前，一阵风把白纸吹落，就干脆不用了。
菜也不多，与平时毛泽东的饮食相比，只多了一味鸡汤。毛泽东向陈嘉庚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陈嘉庚不知出席过多少盛宴，这是平生第一次出席由重要人物邀请的俭朴的宴会，感触很深。抗战时艰，共产党的领袖除了特有的机智和勇武，几乎和普通群众没有两样。
宴毕，毛泽东和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整个礼堂没有一把椅子，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陈嘉庚紧挨着毛泽东坐下，感受着边区人民的热情与朴实。
轮到陈嘉庚讲话了。他正正衣襟，走上主席台，说道：“我们来延安后，得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诸领袖畅谈，亲耳听到许多话，使我们万分相信祖国的抗战一定没有问题，并将此言宣达给南洋各侨胞。”
陈嘉庚原计划只在延安访问3天，因为李铁民头部不小心碰伤，侯西友患腹泻，于是便又多留了几天。
毛泽东、朱德多次找陈嘉庚进行深入交谈。
时间一长，也使陈嘉庚有了从侧面了解毛泽东的机会。
有一次，陈嘉庚和毛泽东闲谈南洋的情况，很多人跑来听，顷刻间，所有座位都坐满了。有一位勤务兵晚到了一会儿，发现毛泽东坐着的长板凳上略有空隙，就侧身挤了进去。毛泽东笑着看了他一下，把自己的身体移开了一点儿，让勤务兵坐得更舒服一些。
又有一次，毛泽东与陈嘉庚共进晚餐后，问起陪同陈嘉庚来延安的国民党陕西省府第一科科长寿家骏住在什么地方，陈嘉庚说在前面的平屋，毛泽东就信步走进寿家骏的住处与之交谈了几个小时。
陈嘉庚在窑洞口等候与毛泽东告辞，直等到晚上10点还没见毛泽东出来，只好进窑洞就寝。对此，陈嘉庚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竟与一科长长谈了那么长时间，足见其虚怀若谷。”
延安华侨联合会安排了一些华侨男女青年给陈嘉庚当翻译，或组织他们座谈。在这些华侨子女面前，陈嘉庚显得特别轻松愉快，询问的问题不但多，而且直来直去，不绕弯子。
陈嘉庚反复问大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鬼子还是打内战的？共产党是否不讲伦理道德？毛泽东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毛泽东、共产党？你们又是怎样到延安来的？生活习惯不习惯？⋯⋯青年们一一如实相告。
陈嘉庚了解了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代表穷苦人的，不但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而且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十分钦佩。
陈嘉庚想起了来延安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幕幕情景。
在重庆，蒋介石好像皇帝，他在重庆励志社三楼接见陈嘉庚时，陪同的是一大帮国民党中央要员，陈布雷、邵力子、吴铁城等都在其列。门口那个传令兵是从国民党百万大军中精挑细选上来的，声音特别洪亮。
当蒋介石的座车驶到时，那个传令兵喊一声：“蒋委员长到！”楼上的人立刻全体肃立，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喘。等到蒋介石上来，卫兵为他卸去大氅，他挥手请大家坐下，大家方敢徐徐落座，诚惶诚恐，正襟危坐。
陈嘉庚处处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化、挥霍民脂民膏的种种现象。为迎接他的到来，仅重庆一地就准备了8万元招待费，安排住豪华宾馆，举办一系列大小宴会，一掷万金。
国民党中央大员无官不贪。比如吴铁城，几乎天天宴客，只这项开销就超过他的俸给不知多少倍！他还在嘉陵江边建造了一座豪华别墅。陈嘉庚后来与人气愤地谈论起此事，说：“依照我的估计，非花加币（新加坡的货币）50万元以上不可。他如果不贪污，这些钱从哪里来？”
陈嘉庚这次回国，还到了自己的家乡福建。在家乡，最使陈嘉庚不满意的是押解壮丁的情形。国民党对待壮丁采取种种残酷手段，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那种情形怎能鼓励青年们奋勇作战、杀敌卫国呢？
国民党极力阻止陈嘉庚等人去延安。
在重庆时，蒋介石曾亲自设宴招待陈嘉庚一行。席间，蒋介石问：“陈先生到成都后，是否他往？”陈嘉庚答：“兰州，西安。”蒋介石又问：“尚往别处否？”陈嘉庚知其意，即答：“延安如交通方便，也要去。”
蒋介石听后，竟破口大骂起共产党来。陈嘉庚看到蒋介石声色俱厉，便答：“我受华侨委托，回国慰劳考察，只要交通无阻，我不能不亲自前往，以尽职责，回南洋方可如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对陈嘉庚的答复颇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得说：“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骗。”
⋯⋯
想到这些，陈嘉庚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了。短短几天时间，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了工厂、学校、商店、市场。抗大学员赠送他一套八路军灰色军服。这套粗布军服凝聚着敌后浴血抗战的军民对坚决支援抗战的爱国侨胞的敬意，他欣然收下了。他向延安中央医院捐款3000元，表达对该医院尽全力使李铁民、侯西友恢复健康的谢意。
8日凌晨5时，陈嘉庚一行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领导及延安各界代表的夹道欢送下惜别延安，前往山西考察。
延安之行，成了陈嘉庚一生的重要经历。他后来写文章说：“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至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
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农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诚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杂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
回到重庆，陈嘉庚从国共两党占领区的实际情况及国共关系出发，希望国民党能实行民主与团结的政策，积极抗日，不要继续搞反共摩擦了。国民党不但不考虑这一公正建议，反而指责他“自访问西北后，态度转向媚共”。
陈嘉庚不以“媚共”为耻，反以“亲共”为荣。他把延安与国统区相比较，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他对身边的人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后来，毛泽东称赞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本文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垂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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