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今年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建成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腾飞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光辉篇章。
值此国庆佳节，食物君特推出国庆特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纪录片逐字版，纪录片共六集，还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推送最后一集——坚持不懈！
黄河北岸河南省的七里营，有8万多人口和9万多亩耕地，完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但是它近60年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却被称为中国农村发展的试验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毛泽东等四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视察七里营。2007年，七里营给国家交的税金已经达到了3.06亿，综合经济实力居河南省第五位。
在黄河北岸的河南省新乡县，有一个乡镇叫七里营，有8万多人口和9万多亩耕地，长期以来农业人口一直占多数。七里营镇有48个自然村，完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但是它近60年的发展道路，却被称为中国农村发展的缩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毛泽东等四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视察七里营。2007年，七里营给国家交的税金已经达到了3.06亿，综合经济实力居河南省第五位。
中国是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如何解决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何使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一直在进行积极探索，摸索出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所以，这里被专家学者们称为“新中国农村发展的试验田。”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民如何尽快富裕起来，这些问题一直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主席来到新乡县七里营视察，他在七里营走村入户，与农民亲切交流，到集体农庄取经问计，对农民自己创办的幼儿园、公共食堂、机械加工厂、集体耕种的棉田和政治学习室很感兴趣。
如今在七里营，集体经济已经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不仅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而且带领着农民走向了共同富裕。
新乡市市委党校教授张敬民：
集体经济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依靠集体的力量能把它办成。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集体经济就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然而七里营的集体经济并不是这样。
刘庄村：背靠集体，再也不用逃荒要饭卖儿郎
快到中午了，李嫂开始准备午饭，一会老伴、儿子、儿媳就要下班了，让他们回家吃上现成的午饭，也是女主人李嫂一天的主要任务。
李嫂一家六口人，老伴儿子在集体企业上班，儿媳在村里办的学校教书。孙子孙女上幼儿园，家里住着200多平米的房子。虽然说现在都是买菜吃，但是李嫂老伴还是喜欢在后院种点喜欢吃的蔬菜，这就是七里营普通农家的生活。李嫂说，顿顿不离肉，反正想吃啥做啥，反正啥都有，也不缺钱花。
而新中国成立之前，七里营的刘庄村和中国其他村庄一样，非常贫穷。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方言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土草房，糠菜半年粮。逃荒把饭要，忍痛卖儿郎”。周围的人都知道，这是个有名的佃户村、长工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为了让农民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许多农村都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1952年秋，当地连降大雨，刘庄收割到场的小麦发霉生芽，大片大片的秋作物被积水浸泡而死。眼看颗粒无收，村民们大都准备外出逃荒，就在这关键时刻，当时只有21岁的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来贺站了出来。
七里镇刘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刘俊荣：
史书记在大会上给群众们讲，“现在不是旧社会，旧社会是一遇灾荒年，穷人逃荒要饭，冻死饿死没有人管。现在是新社会，是共产党领导，只要有刘庄党支部，有我史来贺，就不会让大家饿肚子。”
于是史来贺带领大家一面排水排涝，抢种萝卜，一面旧砖打窑办豆腐房，到黄河滩割草。半年时间就给群众分了四次，并且兑现了当时的承诺。
七里镇刘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刘俊荣：
史来贺当时就说，党支部带领全村人搞生产自救，到过年的时候，要让家家户户吃上白馍和饺子。确确实实，书记说到做到。到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的晚饭和春节的早饭，全村人都吃上了饺子，吃上了白馍。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让农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而刘庄凭借着微薄的集体家底，带领大家种棉花，建砖瓦窑，想尽办法改善生产条件。很快刘庄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而刘庄也成为了当时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全国的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而这时的刘庄则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很快就实现了粮棉双高产。然而这并不能让刘庄人满足，于是党支部书记史来贺又开始寻找致富的办法。
全国劳动模范、刘庄村党委书记史来贺：
棉粮是双高产，旱涝保收，但是进一步高产的潜力就很小了。农业再突出，没有副业，没有工业，你再投入生产就没钱了。要再进一步富裕，不办工业就富裕不起来了，对不对？
史来贺琢磨来，琢磨去，相中了畜牧业，那还是在1964年，当时集体的家底还不富裕，史来贺花了90元从新乡买回三头小奶牛，大家一看这小奶牛的模样都愣住了。
七里镇刘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刘俊荣：
有人还问老书记，“史书记你买的是牛还是羊啊？就凭这还想让咱全庄人喝牛奶呢，晚上派些壮劳力，可别叫老鼠给它拉走！”老书记当时就笑着说了一句话，“有苗不愁长，没苗愁断肠，咱走着看吧。”
正是从这三头小奶牛开始，刘庄发展起了畜牧业，集体开始有了积蓄，而此时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正当全国为恢复生产而努力的时候，刘庄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
1974年刘庄的工业从生产小喇叭开始起步了，从开始时一天只能生产一对，后来增加到五对、五十对、一百对。刘庄的小喇叭响遍了大江南北。
接着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又陆续建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等，为集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庄已经由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入了商品经济生产。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集体经济力量雄厚。
时光来到了1985年，此时刘庄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快车道。经过反复考察，刘庄决定引进一项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设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制药厂——华星药厂，这下引来了一片质疑声。
七里镇刘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刘俊荣：
制药厂生产的肌苷，是一种治肝炎、肾炎的药。开始说生产肌苷，说实话农民搞生物（工程），世界都罕见。别说生产药了，就连它的原料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也有人说，“生产肌苷呢，那全国有多少鸡的肝让咱去生产药啊？”实际上肌苷的主要原料是玉米淀粉。
史来贺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人家能干成的东西，咱为啥干不成。于是刘庄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华星药厂正式投产。
到了收获的季节，七里营小麦大丰收，收获的日子往往也是农民最辛苦的日子，然而在刘庄却是另一番情景。麦收了，在刘庄看不到为收麦子忙碌的身影，年轻人照常在企业里上班，老人们与往常一样生活悠闲，刘庄有耕地1050亩，而经营管理者只有19个人。
村民：
（集体经营）有利于机械化的耕作，有利于良种的繁育。
如今的刘庄确实富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实现粮食亩产收千斤。到八十年代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元，再到现在，村民人均年收入超万元，户户有存款，充分享受着住房、上学、就医、退休补助等40多项免费福利，这一切都是集体经济给刘庄人带来的实惠。
刘庄村拥有的固定资产就达到了9亿元以上，2007年上缴国家税收超过了一亿元。集体经济壮大了，共同富裕就不再是一句空话。刘庄人在说起自己的好日子时，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集体。
村民在被采访时，表示“大集体好得很，共同富裕”“啥都不用操心”“到时候你不会过日子了，就是豇豆绿豆摆在你眼前，大肉、面、米全部给你分好，生活没法过都过得了，东西给你发家里，你还不会吃么？”
史来贺从1952年担任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到2003年逝世，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岗位上整整工作了50年。他生前经常说“集体空没人听，集体有跟党走。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说自己几十年只干了两件事，一是让刘庄人跟共产党走，二是让刘庄富起来了。
刘庄人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老书记史来贺的引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今周围村的干部还会谈起史来贺老书记对他们的影响。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梁周敏：
史来贺同志他们的示范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不仅对七里营，对其他许多地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包括龙泉、小冀，整个新乡大地我觉得是一片热土，它有巨大的这种示范带动作用，每一个不带主观偏见的人，到这块土地上都会被这个基层组织的这种魅力所感动，所吸引。
南新庄村党委书记宋敬志：
刘庄很富，我们也很羡慕，我当干部那天就想，刘庄、龙泉他们都有造纸厂，我就想我能跟他的一样好，甚至能比他干得更好，我一直都是这个念头。
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
这个奉献精神，你对大家的要求，它都有理念，一律跟大家，一直在熏陶着，如何去做奉献，怎样去做奉献。
曹庄村党支部书记曹殿印：
你像我们刘庄的老书记史书记给刘庄搞的那么好，他去世以后，他没带走一点。我们当干部，群众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我们作出的东西还要留下一在曹庄，这些财产取之于民，最终还要用之于民。
新乡县县委书记焦锡武：
七里营进行党组织建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依据了史来贺老劳模的基本精神，我们一直在宣传总结，作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他的基本精神浓缩到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无私奉献。这种精神影响和带动了新乡县乃至七里营的一批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南新庄：带头人带领集体共同富裕
七里营镇党委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村民选择好基层带头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中国都在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工作的时候，南新庄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400元，是七里营有名的落后村，贫穷困扰着这里的人们，吃饭都成问题。当地人形象的说法是“老饿”。
为摘掉穷帽子，南新庄想到了自建一家村办集体制造厂，谁当带头人更为合适呢？七里营镇党委政府想到了南新庄的能人宋敬志。经过村民选举，他回村当起了技术员。建纸厂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技术，宋敬志虽然精通机械，但对造纸业却是一无所知。为了迅速掌握造纸技术，他先后到各地去学习，但是对于当时没有资金的宋敬志来讲外出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宋敬志很快掌握了造纸技术，回村后他带领村民们白手起家，克服种种困难，照葫芦画瓢，终于仿制了一台787造纸机。厂建成了，宋敬志被选为厂长，当年就实现了利润扭亏为盈。
企业挣钱了，这给南新庄2000多口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改变。他们再也不用羡慕别人的好日子了。经过短短二十年的发展，全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比1987年超出了26倍。而在宋敬志看来，他为大伙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七里营南新庄村党委书记宋敬志： 在这个新家里面，在这个农村村干部光想着自己也没啥意思了，我这样想，既然咱当干部了，一村之长也好，村党支部书记也好，有责任把这个村给带好，有责任要让大家都富起来。
龙泉村：分田到户集体经营，
群众监督，党员办实事
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同在七里营与刘庄相隔不远的龙泉村村民，还在整地造田，平整土丘，要想方设法解决村民的吃饭问题。1971年11月龙泉村的300多名壮劳力，顶着呼啸的北风，对2000亩盐碱洼地进行改造，第二年就见了成效。
最后都是用平车，一车一车组织个专业队把它拉出去，修了两条生产路，把这个路平整了，又腾出来几百亩地。
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
第二年、第三年平均产量就有五百到六百公斤，等于翻了五六倍，这样呢，一下子解决了吃粮问题。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要按现在的理念就是解决吃粮，解决温饱问题。
到了1973年，龙泉村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50万斤，从而甩掉了每年吃国家返销粮的帽子。
到了1985年11月份，龙泉村决定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每家农户都分到了三四块地，但是每家的地分散在不同地块，原先集体的一百多台大型农业机械没有了用武之地。大多数农民又开始用牛耕地了。
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
我跟我的一家亲戚喂过牛，喂牛为了拉肥，为了拉庄稼，因为收割机用不上了，你只有拉一块一块的庄稼地。收割机卸零件都卖掉了。播种机不能播，因为（地是）一块一块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们看到这种状态非常心酸，这种原始方式，如果没有改变，或者农村干部不能想方设法的改变，我当时说是一种耻辱。
这种生产方式让村支书梁修昌以及班子成员感到深深的不安，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呢？农村村党委会决定，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比较全面的社会服务化体系。于是，集体对村民承包的土地，实行了基本统一，把每户农家的土地连接起来，利用大的机械化设备统一耕种，而农民只负责给农田打打农药，到收割时将粮食收回家，这就是村民所说的集体拿钱，农民受益。
分些地村民自己去管理，而大队管收割和扒地。肥料是属于村民的。地扒好了，大队负责浇地，到施肥的时候村民自己去施肥。到收割了，大队又有车去安排收割。
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
实际上地是分了，但是经营也是集体经营了，两者结合，两种积极性都发挥了。
龙泉村建立了高效农业园区，投资了千万元，建立了果树观光园，所占用的土地是从农民手中反租回来的，集体耕种管理，这样龙泉村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家家有份。
龙泉村是一个拥有近四千人口的大村。要想把全村的事情办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纪委书记每天都要在村里转转，和村民们聊聊家常，为了使村委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龙泉村为干部制定了约法三章，首先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干部必须首先做到。制度制定了，还要让村民们监督自己，每逢月初，村委会的小梁都会把一张电费使用明细表贴在村公告栏上，它只包括四种人的用电量，村干部、企业厂长、村民组长和电工。
村支部书记梁修昌：
你自己消耗，你自己得有费用，你自己享受了，你得付出。你不拿钱谁管你用电呢，反正你少拿一元钱的电费，群众都得给你摊，所以说我们有意让群众进入监督程序。张榜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水费、电费都在那儿公布。
每个月15日和30日的晚上，龙泉村全体党员都会到村委会参加党员学习，龙泉村有150名共产党员，他们的一举一动，全村人都看在眼里，所以提高党员的素质成为了长期必做的功课。
今天请来的是新乡市委党校的张教授，这样的学习村民也可以通过闭路电视同步收看。从1973年至今，龙泉村的党员学习制度从来没有间断过。
龙泉村纪委书记孙来孝：
提高全体党员的奉献精神，要提高全体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所以党员干部都很主动的考虑如何为龙泉做贡献。党员这样干了，自然群众他对党组织都更增加了信任。所以说龙泉村党委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很强。
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还要真正为村民办实事，一天下午，孙书记又一次来到了村民宋玉良家，询问他的生活情况。
孙来孝：村上每月低保是二百。
宋玉良家：二百。
孙来孝：对对对，那钱现在每月够花不够花？
宋玉良家：够花了。
孙来孝：够花了？
宋玉良家：给的够花了。
孙来孝：现在这身体症状怎么样了？
1999年7月份以前，龙泉村村民宋玉良一家的生活与其他村民没什么两样。他在村办企业上班，父母在家种点地，干点杂活。妻子带着刚满七岁的女儿，日子过的虽然不算富裕，但是和和美美，家庭幸福。然而就在1999年7月11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这个家庭推入了不幸。
宋玉良在造纸厂上中班的时候，一失足掉进了蒸池中，全身重度烫伤90%以上，情况十分危险。正当他昏迷不醒的躺在医院与死亡抗争的时候，又发生了更大的不幸，他的妻子看到他的惨状感到生活无望，丢下重伤的丈夫和年仅七岁的女儿服毒自尽了。
宋玉良：
(妻子)她说，玉良就是活了，也是个残废。她说俺小女儿长得这么瘦，也指望不上，两个老的吧，俺叔（爹）脑筋不够用。一个老娘吧，70多岁了。你看俺的地也没人种，没人管。她回来她想不开她就喝了药（自尽了）。
宋玉良母亲：
那咋过呢，都没法过了孩子，咋过呢，你想想，也没有人，儿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这个老头是个傻子，抱着一个小孩，我逃荒我都是为的儿，叫儿娶媳妇能养活我，我不知道能出这样的事。
而这时村党委会正在全力以赴挽救宋玉良的生命，前后为他花费了将近40万元。终于宋玉良在医院治疗了一年半，生活能够自理以后，回到家里修养。从此，村上每个月给宋玉良200元生活费，减免了小女儿的学费，并且为他的父亲找了一个门卫的工作。让她的母亲帮助打扫卫生贴补家用。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这些年龙泉村村民的收入增加了，有了经济实力，大家就希望能住上新房。龙泉村根据村民的经济条件，配了三种不同规格的房子，通过集体补贴的形式，让大家都改善住房条件。但就是这样，宋玉良一家住进新房，还是有些困难。于是，宋玉良的母亲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梁修昌。
宋玉良母亲：
他说，咋说都得叫你过去了嫂，咋说都得叫你住上楼，你就放心了。
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
我们要让困难家庭住进单元楼。第一对他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第二对这些暂时困难的家庭也是一种让大家看到的一种感触。证明我们集体确实是为了群众，去给群众办事的。
于是，村党委规定号召全体党员捐款，帮助宋玉良一家住上新房。2007年初，龙泉村的全体党员为宋玉良一家人进行了募捐。全村党员干部共捐款15500元，帮助他们住进了127平方米的新居。
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
反正我不知道，我现在我忘了捐多少，我可能最少捐了三百块钱，大概我们的副书记、书记都是捐了，都应该是二百到三百元钱，一般党员都捐一百块钱。
龙泉村纪委书记孙来孝：
对这个特殊户，我们用我们党员的爱心给他一些帮助，所以这样全体党员积极响应，我们给他捐了15500元钱，他不但把这个房子整个都装修好了，剩余的钱还买了一些做饭的炉具。
宋玉良母亲：
好得很，好得很。要不是这些领导我咋过呀，我没法过了，我这一家没法过了，也不会活了，也不会过了，傻的傻，残废的残废。儿子花那么些钱，咋过呢。我还是说党的好领导，全凭大队的党的好领导，我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
住房百年大计：人均120平米
今天的七里营村容整洁，幢幢别墅错落有致。像刘庄、龙泉、南新庄等村庄，都被称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就是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住房问题。
于是为了使农民的建房一次到位，七里营镇党委政府对建房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但是又根据村情不同，采取了灵活的建房模式。一种建房模式就是集体投资，村民福利分房。王大妈家是刘庄的一户普通人家，全家6口人，住着472平方米的四层别墅楼，老伴和儿子、媳妇在企业上班，两个孙子都在上学。“那都是咱村领导的好。到现在一直咱村上都是集体（给的），也都是享咱共产党的福了。”
王大妈住的这472平方米的别墅，已经不是刘庄的第一次建房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农村还处于改革前夜的时候，刘庄的新农村建设就已经开始了。
那还是在1976年刘庄统一规划了第一代新村，为了能为村民改善居住条件，老书记史来贺领着全村人白天种棉粮，晚上盖楼房，男女老少齐上阵，经过六年的奋战拆除了原有的旧屋，建起了一百多间一户一院的楼房。成为了中原第一家农民集体新村。
当第一批新房落成时，干部群众再三要求史来贺先搬进去，他说什么也不肯，直到全村楼房盖齐，他们家才最后一批搬进了楼房。
村民：
俺们一庄都挪完了，他才挪。俺那书记，不挪，不叫社员辛辛苦苦的，我干什么住里头，不住，不挪。最后那一溜房盖好，他才挪。
时隔20多年后，到了2001年，刘庄人的住房已经不能适应环保居住等方面的要求，于是开始规划建设新一代住宅。这个被刘庄人称为百年大计的住房，每套面积472平方米，人均达到120平方米。
老百姓一分钱没有出过，全是集体投资，2000年规划了别墅400套，分三批建起。
然而样板房刚刚建好，不幸的消息传到了村民耳朵里，老书记史来贺病危，这时村民都有一个愿望，希望老书记能够住到新房里去，然而大家的心愿并没有实现。
七里镇刘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刘俊荣：
俺全村人都提意见，村民给俺村干部提意见，说老书记操了那么多的心，把咱的新村别墅样板房盖好了，叫老书记住进去吧。哪怕是住上一天，全村人心里都好受点。老书记到底没有去，没有住上，老书记没有住上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如今，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村民搬进了别墅，入住别墅的首要条件就是家里有老人的先搬，但是全村唯独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还住在周转房内，她就是已故老书记的老伴。
村民：
她不搬，我们见了心里可不好受，比她年轻的老人都住上了，就她没住。
如今七里营大多数村庄的新村建设都已经开始了。
教育：不出村读完高中
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七里营视察时，来到幼儿园看到了这些可爱的孩子，这个当年还被老师抱在怀里的孩子叫孙祥。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孙子来到了幼儿园，让他感触最深的不仅是条件的变化，更让他感慨的是他的孙子不出村就能学完高中的课程。
在七里营孩子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00%，国家为了使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都能够受到教育，出台了许多有利措施，而七里营在这方面无疑已经走在了前列。如今，全镇从幼儿园到初中完全是义务教育，不收取任何费用，一切开销完全由集体支出。
夜校：精神富，才是真的富
在2008年5月30日这一天傍晚，龙泉村的豫剧小组正在活动，纪委书记孙来孝来到村文化大院，嘱咐在这里自娱自乐的村民们不要忘了今晚的大事——上夜校。这是我们现在在厂里都很少看到的夜校，但是它在七里营可不是一件新鲜事。
七里营的龙泉村，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12次夜校学习。16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
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
光有钱不算富裕，不算幸福。必须得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如果有钱了横行乡里，吃喝嫖赌，不行正道，还不如穷一点，起码不伤害社会。（如果）有钱了就（可能）伤害社会，所以说我们把精神文明建设和老百姓的富裕连在一起。
龙泉村纪委书记孙来孝：
在我们村大街上看不到吵架闹事，在家里头也没有吵架的，因为他们既懂法律又有道德，知道咋样处理。
“晒被子”和“好媳妇”
在七里营，为了使邻里和睦，家庭和谐，每个村庄都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在龙泉村，他们以孝道作用连接点，开展的晾被子活动。说起举行晾被子的缘由，时光还要回到1991年。在过去，农村贫穷的时候，有些人赡养父母不主动，不积极，特别是在富裕之后，有些人只宠爱自己的子女，但是对待老人却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龙泉村党支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选择了家庭这个载体，从敬老养老做起，在1991年拉开了为老年人晾被子活动的序幕。敬老爱老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在中原地区的农村，老人家几乎都是和儿子儿媳共同生活。对公婆好不好，从一些小事情上就能够看出来。村委会一商量决定把家里老人的被子晾出来，看看谁家老人的被子干净，再抓阄的前提下，突然拿出来一个村民组65岁老年人的被子、褥子等，在大街上晾晒，把老人以及儿子儿媳的名字贴上去。与此同时，孙书记广播了这样一个通知：
全体村民注意了，今天咱们举行晒被子活动，就是给老年人晒被子了，现在晒的是第二村民组的被子，所有被子都已经晒出来了，请全体村民来大街上参观了。
龙泉村纪委书记孙来孝：
当时老年人的被子还确实很脏，有四家老人的被子，不但被子的两头整个是黑的，就像理发员那个备刀布一样，又黑还发亮，中间还有窟窿。
有一位老大爷听说，把他的被子晾出来了，就急急忙忙跑去收起自己的被子就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龙泉村纪委书记孙来孝：
有一个老先生回家，他孙子说，爷爷，大队把你的被子抱走了。他说，谁呀？孙子说，大队。干啥呢？不知道。老先生赶紧跑去一瞧，整个二三十米长，都是晾的被子。他一看，他也蒙了，他挨个看，就看到他的被子了。因为他的被子太脏，他抱着被子就跑。老先生没有老伴，就他一个老头。被子又脏又烂，觉得丢人。
晾被子活动坚持了四五年之后，那位大爷又跑到晾被子的现场去看，刚好和孙书记撞见，这回他的反应和以前却是大不一样。
龙泉村纪委书记孙来孝：
我说老叔，你现在被子咋样了。他拉着我不愿意走，说走，你到我家看看。我到他家一看，被子非常干净，我说我被子干净，如果再晾到我的，我谁的都敢跟他比。他把晾被当成是啥，当成是比赛了。
晾被子活动已经坚持17年了，如今公婆的被子一个比一个干净。家庭和睦了，邻里团结了，社会风气好转了。其实对于做的不够好的晚辈，龙泉村党委会也从来没有严厉的批评过谁，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
龙泉村纪委书记孙来孝：
我们对待差的不批评，因为啥呢？因为这个群众是需要希望鼓励（的），我们鼓励好的，表扬好的，那个差的本身就觉得不舒服了。另外这个群众整个在看，群众捣脊梁（议论）这个作用很大，群众一传，谁父母的被子可（很）脏，对谁是个很大的打击。
如今的七里营把培养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作为纯洁民风的主要目标。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家庭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祖秀芳（音）和徐启香（音），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好婆媳，但是她们同时又都是好媳妇。徐启香是婆婆祖秀芳的好媳妇。而祖秀芳也是自己的婆婆的好媳妇。如今她的老婆婆已经90高龄了。
徐启香：奶，人家问俺妈对你好不好，媳妇儿对你好不好？
祖秀芳婆婆：好。
徐启香：咋样好，俺妈咋样好？咋样好，咋都好。
祖秀芳婆婆：我说都好，咋都好。
在七里营龙泉村有个规定，结婚20年以后才能参评好媳妇，只有长年坚持孝敬父母，勤劳致富，正确教育子女，不歧视女婴等方面都做的好的，才能被评上。如果连续三年不评为好媳妇，就会有一个终身荣誉，获得好媳妇的命名。
村民徐启香：
连续三年评上好媳妇的时候，给你发了个荣誉证，往娘家送红花，送奖状，敲锣打鼓送奖状，开车都去，大队人都跟着都去了。我娘还是可（很）激动，很高兴，都戴了大红花，照了相。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梁周敏：
他们搞这种农民群众通俗易懂的活动，像村规民约、好媳妇、晒被子，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没有组织者、引领者，没有示范，那么这种东西都变成个人的行为。那么这时候我觉得通过党组织把它规范协调引领，那么它示范带头、精神号召的作用，榜样的力量，就产生出来了。
2005年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来了20多位美国客人，一住就住了20多天。他们可不是到这里观光旅游的人，而是要写一篇有关中国农村现状的论文，于是他们在七里营寻访农户，深入各村了解情况，想真正的了解中国农村是不是像有些西方媒体所说的那么淤泥落后。结果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想象完全相反。
美国学者1：
我觉得很惊奇，来到这里很多东西都和我预想的不一样。（比如）每个村子之间的不同模式。
美国学者2：
每天早晨我经过那里都会想，如果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些村子，看到如今的新中国，他会怎么想。
七里营经过将近60年的发展，如今在养老、教育，以及医疗等方面都有了保障。如今的七里营，村村道和谐，和谐乃春耕。春光照万象，和谐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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