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之后，以谣言支撑历史书写成为某些精英的努力方向，这个努力过程也显著地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历史的看书。谎言应当剥去，还历史以真实。
本文是在微群讨论历史话题的发言，稍加整理而成，主要就官场中间的“主流趋势”与“投机潮流”，官僚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政策干预的主渠道，不同政见之间的聚讼焦点与各种观点主张的现实寄托，以及事实证据、逻辑与结论的关系等方面，简要回顾一下毛时代晚期经济政策与执行过程中间的“左”与“右”问题。
一
有人说，毛时代的左派没有能力治国，所以，不得不使用右派。这样看来，似乎治国的人力资本被右派垄断了，果真如此吗?邓小平、胡耀邦有能力?把一胎化的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样的极端政策完全依据拍脑壳生产的谎言宣传材料而做出，今天事后检验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对了还是错了?此种反智状况说明一个简单的问题：对立于人民且把人民视为消极因素的反动右派，很难具有真正的智慧。数学网友总结了一个“右派大笨蛋定律”，这个定律，在毛时代的官场也不见得就不适用。
1979年，邓小平等人为了边缘化陈云，开始迎合地方官僚的投资饥渴症，搞放权让利让各路诸侯都一起上马办企业，结果先后三轮投资都统统失败了，这也叫有能力!这也说明，一个人如果私心太重的话，往往会投机心理占上风，决策或者政策选择会偏离公认的常识。当然，官场机会主义的存在，给一些投机者以巨大启示：顺着官场机会主义的需要去操作，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主动跟随。也就是说，在一切政策中间，顺应官场机会主义的政策，会在执行环节得到最高限度的落实。
说右派能力强，一个主要依据是在官场受欢迎，说话有人听，执行力占优。这个方面的差别，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阵线问题，在文革把阶级与政治阵线完全明朗化的条件下，左右翼的在官僚阶级中间的“市场行情”，是从属于阶级关系中间的对抗性与不兼容范围的，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能力与智慧的事项。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有些马屁精宣传，把这个现象说成是官员个体能力和得人心与否问题，这是否弃“阶级斗争为纲”的分析框架之后，搞张冠李戴式的因果捆绑。有些自居左翼，也抄袭这样的分析方法及其结论，难道发现了什么新的事实依据吗?据你们所知，四人帮到底在政治方面认识错误，还是参与过经济决策提了错误意见?
二
甩开混沌不清的事实，人云亦云的传言，还可以就官僚组织内部一般分工协作状况，进行对照检验。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中国，拥有全球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官僚组织机器，任何个体在这样的管理机器中间，都缺乏起码的信息与知识去介入全部管理事务，不得不按照分工协作的规则参与一部分组织运作，再高级别的官员，再能干或者喜欢到处伸手的跨界行为，也有其最高限度。个体官员，都只能在这个官僚组织担负一个方面的工作，从未有人能够干预一切，或者能够四两拨千斤去发挥超常影响力。按照郭松民的说法“毛主席给了四人帮几个人批判权，没有给过执政权。”这个很符合事实。这几个人也从未介入或者负责过经济决策或者经济主管工作，这些都是周总理和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的职权和职责范围。
江青对毛主席抱怨过：九大之后她就是一个闲人，毛主席安慰她说：我也是看材料啊。从中央与国务院的具体分工看，四人帮中间张春桥主管过教育和意识形态，姚文元具体负责过编辑《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那些抄袭官方宣传资料的人士，也没有出示新的证据能够证明：江青等几个人曾经插手过经济工作，还产生过实际影响。至少在海量的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材料中间，至今也没有披露过哪怕是一条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这几个人参与过决策或者具体执行过什么样的极左经济政策。
就高官的个体能力和素质而言，毛时代的经济体系，地方和企业运作中间的主动性较强，有一个较为稳固的微观基础。至于说某个上层的能干性，显著促进或者促退了宏观经济表现，还真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案例，而且，不要说一个国家，就算是一个企业，想要具备促进其市场表现的显著提升，哪怕是技术进步业已到位的条件下，按照小钱德勒的看法，也得进行成功的“三重投入”(设备和厂房等硬件投入、市场购销网络的建设以及管理结构方面的投入)，在三重投入中间管理结构投入耗费时间最长，平均而言一个企业在技术成熟后到形成市场竞争优势，管理结构投入需要大约十年时间。
一个高级别官员，做几次讲话，甚至还来不及完成决策程序或者政策下达，能够在几个月或一两年内，就能够显著促进或者促退宏观经济实绩，这是神仙也做不到的——一个神仙也没有能力创新性地改变大部分“非神仙下属”及其所在的管理结构。宣传干事或者秘书写的“首长英明伟大”之类的材料，看看就好，要真是信了，那就是反智了。而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运作实绩，恰好说明，文革期间在绝大多数省区执行军管职能的老军头们，虽然建国后一直身居军营，外在于经济管理过程也因此极度缺乏经验，但他们还真的没有把经济弄坏成咋样，与刘邓陈云这些被吹得很高的执政团队相比，也没有见到他们差到哪里去。甚至，因为这些军官对于教育和医疗行业没有定见或者偏见，他们在地方主政时期，没有主动和积极地去妨碍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与小学教育的普及过程，基层小干部们就能够起来热切地响应成功经验，结果短期内就普及了，这应该算是一个“外行们”的“消极”贡献。而文革刚刚一结束，卫生部和教育部一经恢复权力，官老爷就要按照他们的思维定势来搞，结果农村教育和医疗事业就陷入快速的萎缩趋势之中。
上面分析过：四人帮这几个人都不在经济管理部分任职，也为发现他们的主张进入决策或者政策执行过程。他们发挥自身影响的主要方式，主要是作为批判者或者宣传者在起作用，也就是说，他们透过宣传发布的观点如果需要产生实际作用的话，还必须透过决策与执行环节，如果仅仅只是有某种观点的话，那实际影响就很有限了。
三
当然，如果拒绝独立思考，同时也拒绝深入搜寻准确的事实材料，仅仅依靠阅读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的宣传材料，还是很容易得出谁谁极左印象的。问题反而是：那些东西说的是事实吗?要做点验证，普通人进不了中央档案馆，但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至今依然只存在于档案馆——那就说明他们的主张对于现实的影响为零，因此，一个人的思想主张必须见之于社会现实之后，才能够干预现实。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的主张要发生影响，最重要的渠道是透过预算和投资分配、财税和金融政策去发挥作用，否则对于实体经济的运作就影响不大。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获得验证某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思想主张是否发挥过作用了，作用到底是大还是小。
我们可以对照检验一下姚文元主编《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面推出的正面文章和负面材料，各有些什么，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如果降一等的话，与张姚关系密切的朱永嘉等人，主编了上海的《学习与批判》等杂志，他们在宣传阵地上又肯定或提倡了些什么，这些材料虽然对于实体经济运行影响不够直接，但肯定能够说明他们的一些经济主张，查阅这些文献，能够发现，文革期间支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推广鞍钢宪法(检索光盘，发现1968年《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主题包含鞍钢宪法的文章，1978年最后一次出现)，宣传工农业高涨的各种先进典型，始终是占主流报道，批判歪风邪气的文章也有，但极少且很有节制，多针对小概率的极端案例(多为接近于犯罪的恶劣案例)，这很少会构成真正的思想障碍或者禁区。
是否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在毛时代的经济政策辩论中间，占据中心位置。这个方面的分歧，包含着是否支持向地方放权，是否肯定农民办工业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当时冲击一统天下的经济计划的主渠道。对于今天闻名世界的华西村，1970年之后《人民日报》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正面报道，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表过长篇的实地考察文章，并配有手绘图。
毛时代是公有制企业的一统天下，这个方面没有不同政见，具体政见分歧集中于是否支持中央计划独断天下，以及对计划外的“准市场经济”的宽容度——对集体企业尤其是社队企业的支持度。在这两个方面，姚文元他们是支持毛主席“公社办工业”的主张的，支持集体工业肯定就要部分地肯定准市场经济——这没有别的原因，集体企业规模小，多数不能列入国家计划，其产供销一开始就得面对市场。去看看姚文元主持编辑的杂志和报纸，发过多少肯定社队企业的文章和先进典型。恰好相反，毛时代反对农村社队企业，反对准自由市场的是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等人，他们死抱住建国初期反对通货膨胀的老经验不放，什么经济流与货币流都想要监控住，认为放开这个部分会冲击宏观经济计划;1970年代很多大国企，囿于投资计划的严苛与招工制度的僵化，往往与农村社队工业联手，把部分生产环节外包出去——此即所谓的“厂社挂钩”，结果国企在没有新投资、新厂房与新招工计划的情况下，生产成倍地扩大，上海的自行车等行业的产能急剧扩张，就是这个模式;与此同时，郊区罗店公社等地，出现了一批年产值千万量级的社队企业。
不仅如此，相当部分社队企业的产品还直接进入市场，并不经过国家计划和商业渠道，短缺经济时代这些产品与货币的相向流动，主要是由产品销售地向产地派驻“采购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稳定联系。当时社会安定，骗子很少，银行等机构那时还有些积极的服务精神，为此创造了“托收承付”以及后来的“托收无承付”等结算方式，服务于社队企业的产品实现需要。所谓托收无承付就是无需付款方事先的正式承诺(无需正式合同与盖有公章的承诺书)，仅仅凭借采购员手写的提货收据，银行即可代办委托收款业务;到了1970年代后期，毛周去世后李先念的发言权大幅度上升，他对此深恶痛绝，发表公开讲话反对“采购员满天飞”“白纸条满天飞”，此后银行停止过一段此类业务。
据老田所知，上海地区的银行与税务部门放下架子，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寻找新的服务空间，与上海造反派黄金海(纺织厂六级老工人)有关，他进入革委会且参与财贸管理之后，狠批银行、税务和商业部门对工厂和消费者，是长期的老爷作风与修正主义架子。此后上海地区银行、税务和商业部门，多有下厂劳动和调查如何提高服务水平，上海南京路的24小时商店营业试点，银行的新业务均与这一新的努力方向有关。应该说，这些加强老爷部门服务水平的努力方向，恰好是王张江姚所支持的文革胜利象征和“新生事物”，其出现多与造反派进入官场且狠批官老爷恶习的推动过程有关，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的恰好是那些“一贯正确”的老干部群体。在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四人帮与毛主席一致，显属观点偏右，陈云李先念包括邓小平到是真正的“左派”。
文革后揭批四人帮时期，说上海与河南都是四人帮影响的所谓重灾区，是所谓的“造反派掌权”的地方。但是，文革期间经济增长，恰好是这两个地区在全国领先，这也应该能够说明相当一部分问题。
四
至于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中间很猖狂，这个是彻头彻尾的捏造。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张春桥就对上海市革委会的一班人说过：“以后上海稳着一点，让辽宁去出头。”一个人心理再强大，与千万人作对心理负担还是很沉重的，更何况，文革晚期就连毛主席也采取守势，且对各路对手让步，预备“和平移交”。
难道四人帮对此现实力量对比完全无知，谁谁还涨势了?亲历者可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访问过传说中的王洪文秘书肖木，他说自己参加过的多次政治局会议，从未出现过任何一次后来宣传的那种剑拔弩张状态，也从来没有存在过所谓的江青威逼谁谁。说四人帮很猖狂，连邓小平都不会同意，她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间，就说她父亲英明伟大的证据之一，就是敢于跟四人帮作斗争，还不是防守型的而是进攻性的斗争，甚至，连王海蓉唐闻生诸人都投机参加了这样的进攻斗争过程。邓力群的回忆录中间，也说邓小平之设立国务院研究室和办刊物，就是为了夺取四人帮分工掌握的意识形态权力。
应该说，在官场中间，文革晚期的一般态势是“反文革派”成为主流，四人帮处于弱势和守势状态。这与四人帮的选择和站位方式有关，他们这几个人的主要特点是与官场主流相扞格，他们一贯不选择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选择投机与迎合，从而，不仅在分工决策方面对经济事务介入不多，在执行层面也不可能赢得很多自愿追随者。这就决定了这四个人对于官场的影响不大，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链条上，都是如此。
四人帮等人行使批判权，总的来说是目标对准走资派，是批判矛头向上而非向下，从来都不是拿旧统治阶级或者工人农民的个体行为作为批判对象的。恰好相反，文革期间把“黑五类”或者非公经营作为打击对象，一贯是太子党及其父母支持的“转移运动大方向”的策略。派工作队下农村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国性的运动是在1975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1975年9月召开的，邓小平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讲的农业要整顿的，而割尾巴是作为“农业要整顿”的一部分内容而推下去的，据柳随年等人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为执行邓小平的整顿任务，下派了上百万的工作队。这与文革初期的工作队一样，也是专搞“形左实右”的，这与与否定批评走资派的“乾坤大挪移”方案，内在逻辑完全一致。
至于说学大寨导致平原造梯田的投机乱来，是胡耀邦批示宣传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根据。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哪里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发过神经，在平原上修了梯田的。老田自己就是职业农民出身，很清楚修一亩梯田要花多少工，每亩667平方米，2米梯度就需要搬动1300多立方米土石方，这就需要数百个工日，如果想要保留熟土在上避免减产，则需要来回搬运这部分土壤，一亩梯田起码需要近1000个工日。说白了，就算是你说的天花乱坠、顽石点头，我也不会相信农民和生产队干部在平原上修梯田的，农民就算都是些蠢猪肯定也不会去做这种无用功——至少也不会去干累死累活还会减产的事情的。
阅读《杜润生自述》发现，硬说学大寨导致平原修梯田，还说农田水利建设都是毁林开荒和围湖造田的破坏环境行为，这些都是胡耀邦灵机一动决策、马屁精记者执行的，这些想当然的宣传材料虽无实际依据，但是能够达到抹黑集体农业、为分田政策开路的目的。依据胡耀邦确定的那个宣传口径，把农民说成是只会跟风投机的蠢猪，试问：农民有投机的必要吗?能够捞到什么好处?提职加薪还是评上先进?何况，要农民修平原梯田，当时强体力劳动每工日按0.5元的低标准计算，每亩至少得给500元以上(仅仅考虑工费，不考虑减产损失)，才能够保证口粮钱不亏，谁出这笔钱给农民?
说白了，政治投机在官场和学界还有些可能，例如那个人民日报名记者范某人，在宣传和否定大寨时期都跳得高，都很积极，这样的反复投机无关他对事实的体认，仅仅服务于迎合政治需要，没准新领导一高兴就能够提职加薪，压倒同侪然后一个人先爬上去。农民投机谁给收益?有什么必要投机?这些都是坐在书斋里瞎想才会出现的。
农业学大寨说的很清楚，修建高产稳产农田，是要把“三跑田”修成“三保田”，然后推行“三深法”(深耕、深锄、深种)耕作，什么时候都没有简单化为只要修梯田的。各种关于学大寨的文献中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实现粮食增产，从未有任何一篇文章说只要修梯田就行了。要不是除了胡乱帮的宣传材料就一无所知之外，要是认真读过任何一篇宣传大寨经验的文章或书籍，就不会一板正经地硬要在这里代理推销胡耀邦的乱邦宣传内容了。
相比较而言，大寨倒是真抓实干，否定大寨的那群人完全是造谣和放空炮，这些乱邦宣传员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后果今天我们也看的更清楚了：他们那伙人到底是为了对极左纠偏?还是用编造谣言的方式去否定务实的农村政策?今天难道还暴露得不够清楚吗?
五
说大寨主张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什么的，还说大寨主张大批促大干，都是否定大寨时期，捏造强加在陈永贵头上的。按照这些宣传材料所营造的印象，似乎农民都不愿意老实干活，专搞运动和空头政治。其实对照检验一下不难，陈永贵本人发言留下来的不少，看看他自己说了些什么，又有些什么样的看法，看看1971年韩丁访问陈永贵的访谈(见韩丁《深翻》之八十三《沃土丰收》)，非常务实和实际，不仅没有左，还很有点右。
而且，就算是陈永贵与郭凤莲说了些什么，难道他们说过的就成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和政策，能够代表毛时代左派的主张?非毛化时期还宣传说毛时代只重视投资不重视消费，也引1963年大寨救灾时期提的口号“先治坡，后治窝”为证。农业需要抢季节，不得不如此安排，否则过了季节，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试问这样的口号上升到国家投资决策层面并执行了吗?谁上升的又是谁执行的?这算是毛时代不重视消费的合格证据吗?之所以有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说明那伙乱邦宣传员，实在是找不到像样的证据了。所以，发言或辩论的最基本要求，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仅仅凭着深揭狠批时期的宣传印象说话，还要强作解人，这就无意之间充当乱邦宣传员的传声筒了。
在整理昨天群里辩论“四人帮极左”的争论内容时，发现一个奇迹般的耦合：当年非毛化或者揭批四人帮时期，因为找不到四人帮干预经济搞极左的证据，就搞张冠李戴把宣传大寨时期一些记者的口号化说法，扣到毛主席或者四人帮头上，说那些就是他们在经济上搞极左的证据。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方面的证据匮乏局面没有丝毫改变，很多群友都不是专业研究经济史的，更没有发掘出多少靠谱的材料，去完成当初的残缺论证过程，补全证据缺陷。
群友们之间进行类似的辩论，当然也未能免俗和脱俗：只要你坚持四人帮极左这个判断，然后你就肯定找不到证据，去证实你的结论，然后，你就一定得回到“非毛化时期”的张冠李戴策略上，结果，辩着辩着，就从四人帮“大跨度”地扯到大寨身上了。
看来，无论在什么层次展开的相关辩论，都同样地受制于证据的极度匮乏，最终都“不得不”回到最初阶段那个“张冠李戴”的策略上去。昨天的群友辩论，不过是在较低的非专业层次，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结论：除了张冠李戴的手法之外，真找不到像样的证据证明“四人帮极左”。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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