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公知们到底怎么了?真正能把这回事说清楚的学者其实不多。
一、南方人物周刊：中国公知的前世今生
“公知”一词在中国最早出自《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一个专栏，每年评选并公布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相关定义很宽泛。“知识分子”是20世纪初的阶级概念，当时受过教育且从事脑力劳动者皆可入列。在当今中国，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屈指可数，所以对于活跃在网上的年轻人而言，凡是对公共事务公开发表意见者皆可称为“知识分子”。若非要把知识分子的门槛提高到专家、教授阶层，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又达不到此标准，其中不乏教育水平不高的高中肄业者甚至前超市收银员。学术界对于划分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是公共，但何为“公共”?掌握话语权，且乐于透过互联网新媒体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无论是《南方人物周刊》那几年评选的公知名单，还是这些年活跃于各种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公知，都符合这个标准。“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写词，是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公知”一词更是对那些貌似公正博学，实则摇摆不定，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已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诲人不倦的一群文化人。尤其在网络和微博中，第三方提到“公知”多含有讥讽的意思。
“公知”一词的污名化以及这一群体遭到批评，当然有他们自身的责任。一方面，公知们虽然通常有一些专业知识，但是也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在一些新闻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上免不了过于依赖直觉。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公知年龄层次相对偏大。接受教育较早，知识相对也会比较老旧，有时候会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所以公知们虽然心系社会，也时不时会提出一些不靠谱的建议。例如，于建嵘教授发起“微博打拐”活动，发动网友拍摄街边的乞讨儿童，上传微博并报警，并希望立法禁止儿童乞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他们本没有权利无端怀疑并强迫检验，也无疑侵害了很多非拐卖儿童正常乞讨的权利。在药家鑫一案中，一些法学专家“废除死刑”的呼吁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个不得不重视的时间节点是微博的开通，微博的出现使得公知的缺点被放大。在此之前，传统媒体的民间话语权基本掌握在公知们手中。虽然网络的存在已使得一般网民能互相交流，但也仅限于论坛等小圈子。但是微博则开启了真正的网络自媒体时代。微博的存在使得公知和普通人的话语权差距一下子拉平，不同阶层的人们有了平等交流的权利。原本似乎“高高在上”的公知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微博上被人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和推敲，并反复接受不同观点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公知的一些知识、视野不足的毛病，一些不妥的举动，甚至是应对公众时公关能力的不足，都被放大了。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错误，加上一些观点对立人士的攻击，就成了了“公知”群体的“罪证”而影响了整体信誉。
如何对待公知?第一，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们在公众传媒上代表公共利益发声。公知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外来词汇。在英语中，“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指专门从事公共领域而非学术或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在公共媒体为公众的自由、平等等价值发声。第二，“公知”的污名化似乎造成了一种结果。网络上似乎不少人都对“公知”的名号敬而远之，仿佛带上了某种原罪。然而与此同时，无论议论时政而不敢自称公知的，抑或是猛烈批评公知的，他们又何尝不是自认为代表公共利益发声?第三，这些人似乎没有“知识分子”的名头和其他头衔背景。但在网络发达、话语权分散的当下，没有人先天占有多少优势。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视为“公知”。当下中国的公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外国需要公知，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公知，以推动改革和社会进步。第四，社会对待公知要宽容，公知们有许多错误。当然值得批评，他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但是这种代表公众的立场，无疑值得称赞。第五，如果仅仅因为公知们水平不高。言论出了一些小的错误，就无视他们的初衷和良心，把它们彻底否定，并站到公知们的对立面，标榜“独立思考”，那就反而陷入了为争论而争论，为反对而反对的误区，除了自己搏出位吸引关注以外，对他人没有任何好处。社会该营造对公知的宽松环境，激烈讨论观点，但不涉及人身攻击。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公知的行列。
二、许纪霖：“公知”的前世今生
苏东剧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但很快又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公知只有苦笑：生活总还是要有精神性吧?
1992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重返布拉格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玛。罗斯回忆起1970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894年的法国：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被流放海外。事后证明此事为误判，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国民议会也拒绝主持公道。在此背景下，一批作家与教育界人士著文为德雷福斯辩护。他们绝非来自一个同质的群体，此后他们各奔前程，而此时他们团结战斗，这是一种良心政治，他们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反对当权者。“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含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
此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44年-1973年的“光辉三十年”，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特。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二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了事件当事人或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是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作用，进而成了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
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景凯旋认为，法、俄知识分子有共通的东西，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基本上是批判性的。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19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也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萧功秦认为，“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美，观念性知识分子并不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国，从事公益事业、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为‘专业人士’的人群。”不过也不尽然，景凯旋就认为，观念型知识分子和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有关，通常出现在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之时。
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通常独立、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西里奈利也像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一样认为，“一方面，以‘正义’和‘真理’这样大写的崇高的事业为名义;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认为……能也该对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案卷进行表态”。
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从社会结构这一外在因素解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了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其特点是相对自由的漂浮(relatively free-floating)。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自己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而是与阶级、阶层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作某一阶级(通常是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这或许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谈人类，却不喜欢身边的人群;反对专制，却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不感兴趣。
台湾政论家南方朔认为：“评论……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后漂浮于土地之上。”和台湾各大新闻频道里的“名嘴”不同，南方朔讲话不大有气势，甚至偶尔结巴，但反应很快：“在西方，最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写文章出身的，他们可以办杂志维生，不必依靠体制活下来。知识分子要开拓自己的活路，经济不独立，你就不可能(对体制)批判得太过分，张俊宏(台湾知识分子，1970年代起从政参与党外运动)以前为了维持经济独立，最后去卖牛肉面。”
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一文，多次用“知识阶级”一词，针对当时知识阶级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园，主张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动员民众。他强调，“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胡适则认为这是对俄国民粹派主张的挪用，“‘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
1930年代，中国陷入党争，知识分子纷纷“有机化”进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断，成了现代汉语词典里“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论intellectual还是intelligentsia所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关怀的内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工具化定义的影响。王晓明曾说起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上课时的经历：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当家，你会选什么人上船?有说要挑身强力壮的，有说要挑选基因最优秀的，只有一个说各种人都要挑一点。又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该不该上这个船?多数人认为不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有一个说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这是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如果左拉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奥本海默则是“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向“特殊”(specific)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在看到核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后转而领导原子能顾问委员会(GAC)反对制造氢弹。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技术与科学突飞猛进，知识越来越细分，已很难再出现传统的、普遍的、超越的学者，而奥本海默正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权力关系之中，却可以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他已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权威的学者”。
福柯通过研究和译作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时，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知识界已开始分化。“众声喧哗是好事”，福柯著作的一位译者说，“把福柯、德里达介绍到中国，是希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思想资源。当然，他们的后现代理论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但这并不构成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在启蒙之上开出的花。”
1992年后，随着改革的胆子更大、步子更快，中国的市场化报刊开始崛起，媒体对评论、分析类文章的需求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必再为自己的作品费力寻找发表园地。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里，依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便有了可能，这也降低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依赖，使他们较以往更敢于自由言说。
在一篇结合个人经历的述评文章中，学者秋风提供了一种政经格局的分析：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了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借助市场化的“政治正确性”，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兴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而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也借这股东风登堂入室。自苏东剧变以来，公众舆论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比如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关心的话题。
那段时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袁伟时等少数人，多数学者都出生于1950年-1960年之间，比如朱学勤、秦晖、许纪霖、郑也夫、贺卫方、汪丁丁、展江(1957)等等。这一代学者属于1980年代“再造”的一代知识分子，接续的是建国后中断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较之于上下两代(从大学、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大都在“文革”中耽搁了正常学业，当过知青、工人、军人等等，却利用各种机会读书、自学。陈嘉映认为：“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养精神的时代。”
朱苏力认为，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做了铺垫。2003年“胡温新政”让公共舆论迎来了新气象，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即为明例。那时国人开始感受到“观念的力量”：一批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并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知识分子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源头，但与中世纪领域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批判能力。
次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封面报道，评选标准是“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从一百多年前的“德雷福斯”，到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再到二十多年前的“人文精神”，所有这些不论好与坏都该构成人们今天再次谈论“公知”的大背景。《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榜单里有郎咸平的名字，这该与他当年炮轰MBO，特别是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有关。现在看来，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了他“影响中国”的转折点：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迅速上升到如何评价改革是非成败的严肃讨论。
2005年孙立平认为改革的共识已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秋风认为，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为市场辩护的“精英”、“专家”先是在民间失掉了他们的光环，这两个“头衔”后来在互联网上遭遇板砖无数，而后又被当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一届政府边缘化。在政府腾转挪移之间，经济自由主义连带政治自由主义成了买单者。此后几年，几乎是顺理成章，国进民退，大国崛起，自由主义节节败退，国家主义话语大行其道。2008年以后许多原本批评政府的同行纷纷转向，为“中国模式”唱起赞歌。这固然是体制内资源的吸纳，但又何尝没有知识分子主动献身于国族意识的激情?诚如一战后班达(Julien Benda)的预言：“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中国的现实一次次印证着他的判断：媒体人秉持“一点点推后新闻红线”的理想，自以为谨慎地推着，忽然发现红线已在身后，稀里糊涂成了异端，而公权力借用的正是那些向异端投掷石块的狂热民众。这段话在群体狂热情绪仍大有市场的今天既不合时宜又振聋发聩：“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的灵魂。”
马克•里拉(Mark Lilla)曾探讨“叙拉古的诱惑”这一亘古命题：柏拉图曾不顾友人劝阻前往古城叙拉古，试图以哲学改造暴君戴奥尼素父子致力于正义，结果却遭到软禁和流放。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纪一样古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马克•里拉认为，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这些知识分子不过是待在书斋里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
如果把1992年看作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发言的开始，那么这20年他们面对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人文刊物、市场化周报、市场化日报、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中国公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热衷于在媒体写评论，尝试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他们认为，媒体写作的一个诱惑力是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朋友读到了会立刻反馈，写一篇学术文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但相应的问题则是碎片化、缺乏积累，写到后来“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徐纪霖，都会严厉地提醒他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于是他重回书斋，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很多元化了。这个时代需要共鸣，需要释放感，不需要论证和解释。人们对说理已变得非常不耐烦，他们总是问，你的立场是什么?摆出来!然后交锋。
要用微博，不要为微博所用。一个人要善于养气，不要在情绪上头开始写作，不然一定要后悔。当然，人是有性情的，但你要自省。不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事实上，网民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不好的观感，正是从他们骂人、约架、“知行不一、鼓吹自由主义却不实践自由主义”开始的。如今知识人都会讲，公共言说与私人品行该分开看，欧几里德定理的正确与否和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听起来没错，但这只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来看，人是容不得这般分割的，“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说他作为选民时是一种人格，作为画家，另是一种人格，身为丈夫，又是一种人格——凡此，乃失真悖实之论。”(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公私分开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但倘若发言者期望以文字影响社会、推动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尽量做到“统一”会更让人信服。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贵族气，中国的士大夫和他们更有心灵感应。古代讲“士农工商”，和农、工、商不同，士不是职业，共同的精神世界是儒学，真正能代表天下人讲话。士是中国最早的“公知”，但儒学毕竟不是一种客体，不可能对象化，你必须一边学一边知，知行合一，君子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近代以后，由讲善恶变成讲新旧，价值多元，再无知行合一的标准。
微博出现之前唐小兵的《“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就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时，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人，2012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680万人。
“真理被民主化了”，古德纳描述的是20世纪的西方历史，但听上去就像是为现在的中国量身定做，“所有号称真理的说法在批判式言论文化的审视下都是平等的。甚至最有权势的群体的说法和自我理解都要与社会最下层的人及目不识丁者同样进行评判。”一种思潮想要传播不能靠几句口号式的常识，而要和人们的生活形成更加丰富的结合方式。比如谈论政府权力界限，你可以从社区自治谈起，从一个个故事谈起，这样你的话说出来是有肉感的，才能让人深切体会到。而微博这140字，把可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畅销书作家、企业家甚至是明星本来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出名的，所以很懂商业操作。精英多元化，传统的知识分子边缘化。台湾也是如此，只剩下名嘴。林毓生哀叹，知识分子讲话没有人听了，他去台大做个讲座，来者寥寥。
学术界对“何谓知识分子”这个问题都试图从主体性，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自我实现的角度去回答，但很少去研究这一“命名过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按照“命名”的思路，讨论人们现在所说的“公知”更有意义。
“公知”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可是它一旦成词就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如今有人认为“公知”是职业代骂，代表底层发泄对体制的怒气;有人认为“公知”一词已被明显污名化。政治学者周濂说，“我们小时候给别人起绰号时，不管这绰号是不是适合这个人，一旦它流行开了，那个人就再也不可能摘掉它。当所有人以起哄的方式喊这个绰号时，其实对那个人造成了极大的羞辱，而且喊绰号的人心里充满了快感。公知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给别人起绰号，当你用公知去给别人扣帽子时，就是典型弱智儿童心理的表现。”
假如我们采取一个较中庸的态度，或许多数人会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好吧，你可能是真理与良心的代表，也可能与之相反，但中国的现实是，你的知识和道德都未必能完全说服我，只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平台，声音比我大，我们这个社会又有这么多需要讨论的公共事务，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对你有所期待。那么，“公知”这一名称(仅指“公知”，而非“公共知识分子”)的建构，就意味着它的外延已大大扩展了，几乎包括了所有“意见领袖”。1992年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让更多的人无需讨好体制就能养活自己，公共空间在商业的驱动下表面一片繁荣，催生了大量“意见领袖”或“媒体知识分子”，很难简单地说他们遵循的是什么，也许是公民发言，也许是商业逻辑，也许兼而有之。
如果说此前的传统媒体还算得上“等级森严”，“公知”规模有限，那么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则让这个市场急剧扩张，大量假冒伪劣发言者侧身其间几乎是必然的事。只需看看如今的微博上有多少假托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说的“公知体”便可体会一二，而那些营销账号，截取历史或新闻的某一片段，编辑加工，再以插科打诨、耸人听闻的形式加以传播，或许有时他们也打打擦边球，但偏激背后的逻辑却是吸引眼球、迎合市场。或许问题还在于一些人对于现状的内化：娱乐明星以公民身份稍微评论两句时事就要被说不务正业(或是炒作)，而专门点评时事的人马力稍微开足一点就要被说“激进”(或是“演过了”)，而所有对智识、对崇高、对美好的追求都有虚伪(或是“装X”)之嫌。现在人人都会用“道德绑架”这个词，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然而，在一个不够自由的社会，“消极自由”之下，也有一条暗河通往“积极的不自由”。人们常常在安全的领域挥洒道德激情，却在需要冒一些风险时太过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
然而，如果真正重要的问题总不允许讨论，那么人们不讨论“演”还是“不演”，“装”还是“不装”，能讨论点别的什么呢?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公知”的问题更多的是公共空间的问题。当年菲利普•罗斯对伊凡•克里玛感叹“富起来”的危险，倘若我们也借用“公知体”对罗斯先生的话做一段戏仿，那或许就是：在我们这儿，什么也不许做。而且，什么都无关紧要。
朱学勤曾谈到“利维坦”的两头头颅：“四百年前霍布斯以海底巨兽‘利维坦’比喻国家专权，那时怪兽只伸展出‘绝对权力’单一头颅，四百年后在中国大陆，‘利维坦’却长出了‘资本控制’第二头颅，呈犄角之势，相互支援……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政界、学界很多人寄望于第二头颅能消解第一头颅，为‘公民社会’开辟向上发展的空间。但此后二十多年‘稳定压倒一切’，第二头颅越来越成了第一头颅的合作者，而不是消解者。它的‘历史功勋’是帮助‘利维坦’完成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市场列宁主义)。针对互联网及其‘翻墙者’，前者崇尚暴力，只知打压;后者另具慧眼，能将‘抗议者’包装为‘广告明星’，将‘抗议’之‘骨’转化为对前者并无威胁的‘利润’之‘肉’。一个现成的例证，即2011年年底的‘韩三篇’事件。”
在所有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不专业”可能是最有力的。说来有趣，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一词最早在英文世界里提出是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牵头的。他担心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在学院化时代被大学一个个细分的专业吸纳，变成“只有专业”的专家和学者而背离了公众，故有必要重新强调知识分子天生有的“公共性”。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还有最后一个据点，那就是“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理查德•波斯纳曾批评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矛头直指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的兴起激励了知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导致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日渐萎缩。大学促成的知识专门化，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令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没有鉴别力，而学术同行和媒体也没有履行监督之责。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学术人士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缺乏大学世界一般约束和激励的市场，或身处一个轻视学术却高度竞争的大众文化和新闻报道的世界。告别了停泊的港湾，学术专家把小心和谨慎抛到湿漉的海风中。就像挣脱了学术苦差的羁绊，张开双臂拥抱着假日的阳光，并隔三差五地显现出度假游人的敷衍塞责。
当今中国同样批评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批评他们跨界太多、文艺化、泛道德化，要求他们更专业、更学术、更“技术流”。这也许是批评者对长期以来空洞地谈论价值观、谈论“主义”感到了审美疲劳;也许不是，但对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当然构成有益的监督(暂且不讨论是否“苛责”)。而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中国的许多行业离“专业主义”还差得很远。然而，在公共空间(而非细分的行业内部)，你也能看到一种对专业化(用更时兴的话说，“技术含量”)的崇拜正在上升，有时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审美，把工具理性视作最高的价值，而“价值”本身……等一等，还有价值吗?滑向另一个极端之前不妨听听萨义德的：“今天对知识分子造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了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客观的’……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即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南方朔谈及台湾的反核四运动，“知识分子不要害怕专家，任何学问很难有单一的标准，知识分子可能对核物理外行，但这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什么近代反对公害都不是专家指出来的?专家为了生活，为了圈子，不能讲行业的坏话。但知识分子也必须不断学习，尽量把批判的角度、想法、能力强化，无论如何你对知识的热忱不能打折扣，这是增加你发言权惟一有效的手段。”
对爱德华•萨义德来说，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总的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制造不快。”他批评那些逃避的知识分子，“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不愿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起来有争议性……”也许在萨义德“再思”(second thoughts)的讨论有着特殊意义：部分西方知识分子从早年拥抱共产主义到“再思”后变成反共阵营的一员，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则在“再思”后从泛阿拉伯主义投向伊斯兰教的怀抱。倘若将语境置换到今日之中国，这种奇怪的“再思”几乎无处不在：接受现代文明后就变得“逢X必反”，学到方法论后就把价值观贬得一钱不值，掌握技术后就开始视情怀为无物，了解到消极自由的可贵后就迅速遁入了“积极的不自由”……如萨义德所说，“自己服侍以往的主人的历史当然就被踩在脚下或说成是鬼迷心窍，但这并未在你身上激起丝毫的自我怀疑，并未激起任何欲望去质疑大声服侍神祗此一前提”，那么结果自然是从一个神祗走向另一个神祗。萨义德说，“如何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讽刺——最好也是自我反讽。是的，你有信念，下判断，但这些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
“生活在真实之中!”苏东剧变之后的前苏联与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做出了选择，与真实的生活相比，对公知的所谓“污名化”算得了什么呢?
三、汤三十一：公知们的前世今生
从秦朝到隋朝之间的800多年里，中国人遵循了一般的古代人类斗争规律——武力斗争。在这800多年的历史里，和平的日子非常的少。这800多年里，中国人不断的实践着武力为主的征服和治理模式。我们可以将这些时代的中国政权，叫做军事性政权。这一类政权，国家的经营是倾向于军队和战争的。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超级军事混乱之后，时间来到了短命的隋朝，几百年的试错和思维碰撞在隋文帝这里开出了制度改良的花朵，中国人终于看得清清楚楚，军事性的统治由于成本过于高昂，根本无法长期持续。于是中国从隋朝开始，逐步转向成了一种高度民事性的国家政权。即国家的经营和运转围绕民间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放弃了以军事建设为中心的千年模式。隋朝科举制的开始，终于让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心。他们主要由民间的读书人构成，历史给予了他们一个名字：士大夫集团。
此后儒学道统真的在庞大的士大夫集团里发扬壮大了：在朝堂之上，士大夫集团掌握着道统制高点，与皇帝掌握的法统激烈博弈，达成共治。在民间乡里，这群读书人抱着儒学文化，对山野和边缘地区的渗透和教化，一个个，一代代的读书人，几乎将儒学渗透到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也是在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中国大地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了相同的文化认知。
这一切的原因和动力，正是崇文思想下的中国政治，给与了这群读书人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朝堂之上可以制约皇帝，民间乡里受万人推崇。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故事布满了后来的整个中国历史。可以这么说，自隋朝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是中国获得名利和特权最多的阶层。在他们最巅峰的日子里，明朝中晚期的张居正，他领导的文官内阁，甚至可以让皇帝失业。
曾几何时，巨大的利益和崇高的社会地位，鼓励着中国的读书人集团，捍卫儒学道统就是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传播者，甚至努力的把儒学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每当国家危亡文化衰微时，无数的读书人用死弘道。书写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只不过那是曾经了。
斗转星移，时移世易，当世界进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理性主义和冷血工业在世界传播开来。全世界所有农业文化里温情脉脉的关系，都被浸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各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如此。此时的儒学，还来不及进化。一个适合农业协作的保守文化，适应不了工业时代冷血而疯狂的扩张。
也许给与儒学更多的时间，她还能像以前一样，进化成新的模样。但是中国的近代史血雨腥风，没有条件给与她太多的时间了。面对激烈血腥的国际竞争，中华民族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让农业保守文化继续存在，指望着有朝一日人们能自然而然的变成充满竞争力的冷血群狼。要么，就主动的文化断臂，通过激进的否定让所有中国人变成充满竞争力的冷血群狼。
世界给与中国的时间并不多，被围攻的局势并不乐观。最终中国人被迫选择了后面的一种激烈的断臂方式。暂时斩断了保守的儒家农业文化，在之后的日子里，中国人成了了世界上最凶猛、最冷血、最狂放的一群经济群狼，一路碾压着竞争者，直到今天和未来。而读书人和他们的士大夫集团，终于在现代失去了他们千年以来高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终于失去了他们的经济特权。他们在朝堂之上再无发言权，他们在民间乡里也只是被人嘲笑的边缘群体，他们被迫放下了身段，只能靠辛勤的劳动去维生。也正是由于现实利益的剧烈丧失，他们开始仇视现代的中国，开始向往他们脑海中的外国文化，开始希望“彼岸”的乐土。他们逐步的从中国文化的卫道士、传播者转变成了一个哀怨和唾骂本国文化的群体，无所不用其极的谩骂，根本不管对错。他们现在的名字叫：公知。
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会将某群人推向舞台的中心。同样，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也会将某群人赶下舞台。公知们带着仇愤和偏见，可怜的集体的失去了这样基本的反思能力。他们不再观察时代，不再追求真知，他们以为谩骂和破坏，能让他们重新获得地位。他们看不到那条真正能让他们重获新生的道路就在眼前，即重新拾起他们的儒学道统和尊严，接上中国文化的断臂，让这条持续几千年的文脉演变和进化出新的形态，焕发出奔向未来的生命力。冷血的理性主义需要他们抵抗，人们需要文化上终极的关怀。这才是读书人们该聚集的正途。
喜爱读书，却整天自怨自艾，到处骂街，实在是没有出息。
四、艾萨：公知的进化史与政治观
“公知”原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此词先后经历了一个语义上的变奏曲，原初的圣神性被一种轻蔑所遮蔽，其本身所承载的价值和理念快速贬值，尤其在互联网舆论场中更是屡屡被揶揄讽刺。
“知识分子”原指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的一个特殊群体，“公共知识分子”其一是因为知识的公共性，其二是因为主体所讨论话题的公共性，亦即主动介入大众话题，用专业知识阐释社会性议题。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开展“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活动，原初评选对象主要定义在专业的学术领域，尤指人文社科领域有学术成就和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譬如李敖、唐德刚、余世存、许倬云、杜维明、金庸、钱理群、秦晖、汪晖、北岛、吴敬琏、茅于轼、胡舒立、梁从诫、崔健、贾樟柯、章诒和、何清涟、毕淑敏、龙应台等，这些名字至少在专业角度观察，都无愧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甚至在历史的纵横坐标上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我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热言时代”，自媒体大行其道，人人握有言说的麦克风，只要有网络和移动网络的地方，所有被当局允许讨论的公共议题中，每个人都成了时评家，不受时间空间和技术的任何限制，众声喧哗背后是被撕裂的共识，所谓多元背后充斥着各种不尽相同的利益诉求。互联网本身带有一种破除信息障碍和话语垄断权的原生力量，众人起初都怀抱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梦想，尤其在微博上，开通之初都想翻越现实生活中牢不可破的阶层藩篱，至少在言说的层面是这样，但事实上最初的愿望变成了一种诱人的远景，藩篱依然存在，只不过从现实平移到了互联网，现实中的话语权与网络上成正比，仅仅换了一个场域而已，大佬还是大佬，屌丝还是屌丝，现实中拥尽各种资源的成功人士们在微博上依然风生水起，被大量粉丝所簇拥，甚至随着网络的几何式扩散，风头一时盖过现实中的自己，在“转发”和“评论”的合力下造就了一个个虚幻的大V形象。在泛物质和娱乐化的时代，成功商人和光鲜的艺人自然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拢聚资源，以什么方式走向前台，以什么言论说教，他们总会有没完没了的拥趸，掌声和鲜花如影随形。现实另一极的网络上依然如此，这两类人拥有让所有人艳羡的粉丝，掌声和鲜花变身为“转发”和“评论”，一些无厘头和不明就里的言语总能得到乐此不疲的关注，但随着粉丝的渐渐增多和影响力不断扩散，他们也不满足于娱乐和专业说教，逐渐参与到一些关注度较高的社会议题，甚至见缝插针地议论本就被管制的政治话题。在话语权和传播力决定一切时，“公知”一词的性质也悄然变成了一个被过度消费的词汇，本身所代表的群体也发生了戏剧性的移位，前次说过的专业知识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共话题讨论变成了消费和娱乐，知识退而其次，各种盲从和片面之词粉墨登场，“公知”被卸下了崇高，最初的那一串名单变成了李开复、薛蛮子、潘石屹、任志强、徐小平、孙海英、姚晨、伊能静、赵薇，等等。当此“公知”们纷纷占领网络制高点时，反弹也便烽烟四起，即便是他们拥有了数量惊人的关注者，但是依然掩盖不了四下里斥责的声音，甚至同步有“母知”等恶搞词汇应运而生。无意因为彼“公知”们的崇高而贬低此“公知”们，或许是一个时代的使然而已，只不过这个时代的转变因为科技的介入而显得如此迅速，让人一时恍如时光倒错。
当下的政治思想生态中被粗暴地以“左”“右”来区隔，“左”在广义上是追求公平践行社会主义理念的一派，“右”则是追求效率践行资本主义理念的一派，二者并非没有共同点，都声称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和民富国强，但在网络舆论场尤其是微博上讽刺挖苦多过理性对话，缺少严谨的历史论据和推演，极尽嘲笑之能事，各自总觉得真理在手，居高临下。进化之后的现“公知”们在大众意义上被划分为“右”，唯美国马首是瞻，强调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时时不离嘴，将市场看成是万能钥匙，他们内部也会抱团取暖，互相支持，对论敌群起攻之，无“最大公约数”。最近“公知”的领军人物李开复和潘石屹等都会在时政议题上有所发挥，就在还没有完全冷却的“宪政热”中都有他们的声音，李开复8月5日的一则微博写道：“《中国若动荡，比苏联更惨》一文屡次使用陈旧过时的俄罗斯数据，却掩饰了近10年的腾飞。该文章若是10年前发表，在俄罗斯现状方面还有一定的说服力。今天发表，说好听点是鸵鸟思维，说难听点就是谎言蒙骗。”而潘石屹在8月7日的微博则是：“好的体制在激发人的潜能、智慧、创造力，欣赏他们。不好的体制在抑制、打击这些好东西。”二者皆有所指。除却以上二者，其他活跃的现“公知”们在每一个社会热点，甚至是政治节点(十八大、两会)都会发声，或明或暗，基本形成了一个套路，为“民主自由”鼓与呼，表面上挑战现执政当局，凡是有冲突的地方，第一责任人基本都是政府和体制，甚至在很多新闻事实还未清晰时就先入为主地定论，例如最近的“唐慧案”，几乎所有的公知从一而终为唐慧摇旗呐喊，但部分事实经由南方周末(通常被定义为公知一边的“右派”)有所翻转之后，全部哑然。即便如上，现“公知”们依然清楚在中国大陆的生存逻辑，他们永远都会有一个底线，并非是真“勇士”，不该触碰的他们永远都会保持距离，他们大多都是从商之士，明白中国大陆的“政商关系”，不然也没有他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姿态，甚至是被其自身的粉丝民意所裹挟，他们知道退路在什么地方，台阶在什么方位，如何与握有实权的官僚打交道，他们在言说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时往往瞅准了一道安全的夹缝，必要时全身而退，这是不得不学会的政治哲学，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公知”的政治立场和姿态也是其自身被贬损和污名化的帮凶，在政治上夸夸其谈而在私下里却赚得盆满钵满，除了部分人象征性做一点公益赚取声名外几乎与底层脱节，只迎合中产和小资们的情调，甚至有拿着资本和权力媾和的嫌疑，然后导致市场畸形，一味拉大贫富差距，激化整个社会的深层矛盾。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富有“公知”们的利益诉求开始转向，对自身的财富没有了安全感，便设法寻找一种途径来保障现有的利益和长期的资源需求，这既是商人的天性，也是现实中国的生存逻辑，所以，他们的政治哲学中，“对抗”仅仅是一种表层的态度，深层的合作和妥协才是真实的内心世界。现“公知”们最擅长描述一种虚幻的未来，注入很多引人入胜的辞藻，而自己们却时时准备着和现权力进行或短暂或长期的欢愉，他们时时听候差遣，权力一有招呼，他们便鞍前马后笑逐颜开，这部分因环境而造就，部分因自身逐利的本性使然。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传统中国的“士文化”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中，清末接续其后的知识分子历经了风云变革和劫难重重，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帷幕下，所谓的“公知”们只剩下实用的名利哲学和分裂的政治观。
五、梁文道：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知”
不管问什么问题，梁文道都可以回答。这个通路的开启跟他不断讲到的“人生的活法”有关：一个人是否时刻正念，非常专注地活在当下。知识分子该做什么，那种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是你基本上不要去谈你对未来世界是更乐观还是更悲观，你觉得世界是更好还是更坏，你只需要关心你在做什么。他说，《论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旧知识分子手册，他信奉《论语》里教的这个。
梁文道不把自己当作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书。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是身边的社会。“我在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对世界的一个回应跟反省。而我要做这些事，是因为我希望能参与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塑造跟改变，并不是自大到一个地步，要让社会成了我想象中的样子，而只是在想怎么样做点什么，起码不要让这个社会变得太坏，或说太恶劣。我的想法就是我能做点什么事。”
很多人都知道梁文道曾想出家，30岁左右变得很有名时，觉得自己读了一些书，但在做人这件事上挺荒废。这种能力由何而来?他从佛教的方法论入门，成了佛教徒。梁文道走到这里的脉络和小时候解决疑惑时一样，为了找一棵树，进了一片森林。这和很多佛教徒学佛的顺序是相反的。小学六年级他就在想人生的意义的是什么?其实不就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我要活成什么样。
他讲到很多年前听到的故事：有一位日本大禅师，日日修行，也没什么别的嗜好，唯独喜欢甜食。在他病重时，弟子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探望，当然也不忘带一些果子送给恩师，好让他在圆寂前尝一尝。终于到了快要坐化的那一刻了，老禅师一如任何道行高深的修行者，端坐席上，相貌平和。然后，他竟然拿起了一块甜饼，放进口中，有点艰难地慢慢咀嚼。吃罢，他微微启唇，好像要说点什么，于是弟子们统统紧张地紧聚过去，心想师父要做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开示了，非得好好听清楚不可。老禅师终于说话了，他只说了两个字：“好吃!”然后就断了气。“这就叫活在当下，就是所谓的正念。因为你死前吃了一块甜品，你对甜品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好吃，哪怕我马上要死了，我也只有这个最直接的反应。”
六、许知远：“不专业”可能正是公知的价值
劳伦斯·萨默斯(第27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直率得令人不适，他的快言快语与格林斯潘的含混不清同是华盛顿的一景。他将这种在华盛顿的最后岁月中有所收敛的习惯带到了哈佛当新校长上任几个月内，先是批评了哈佛成绩的高通过率，因为太多的学生通过了;接着他竟然在自由风气浓重的校园里大谈“爱国”问题;然后他又开罪了美国黑人名教授康奈尔韦斯特(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前教授)，他批评康奈尔过于随便给学生好成绩，还干了一些严肃教授所不屑的事，比如录制一张说唱乐的，总是写那些只被流行的《纽约时报书评》而非严谨的学术刊物评介的著作。这场不断升级的争吵如今已进展到“政治正确”、“保守派与自由派”、“多元文化”的高度，而多才多艺的韦斯特教授也要挟转投普林斯顿大学。与此同时，芝加哥著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出版了《公共知识分子：一项衰落的研究》。这部一出版即招致诸多非议的著作按照名字被引用率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排名，其中基辛格为第1名，爱尔兰诗人叶芝是第98名……除了排名本身令人惊诧、被人指责为缺乏数据基础外，波斯纳还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学院知识分子比公众知识分子更值得尊敬。
在波斯纳眼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群依靠媒体的知识人，他们依靠读者而生存，因此他们常常会被市场逼迫迅速出版著作，为吸引注意力而妄下定论。相反，学院知识分子则由同行们提供判断标准，他们更注重严谨性与真实性。波斯纳承认，有很多杰出的学院派同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罗素、萨特等，但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在专业领域内不再有发展空间，才最终转向公众的。他们所倡导的那一套东西和平、革命等的确也不需要太多的智力成分，它们更接近常识。萨默斯校长与波斯纳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学者不该热衷于为公众写作，他们该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钻研。而现状也的确令人堪忧。放眼世界，知识分子似乎正在陷入媒体圈套，热衷于接受媒体的访问，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公众影响正在取代学术影响而成了更重要的判断标准，从象牙塔中走出而试图进入明星行列。这场由来已久的争论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在于学术本身的追逐还是在于对公众的解释作用，这两者间是否存在优劣之分。很显然，这样区分正像波斯纳教授无聊的比较一样，犯了一个基础错误。判断知识分子杰出与否的标准并非在于他是否身处学院，是为《纽约时报》还是为《美国经济学研究》写作，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创造力。学院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有同样的重要性，最杰出的人物永远身兼两职。爱因斯坦可以研究相对论，也会发表和平倡议书，爱德蒙威尔逊一辈子依靠为杂志写作生存，却成了美国最了不起的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同时，还在为普通读者推荐书目……
公知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比如文学与哲学出身的萨特偏爱谈论政治，《纽约时报》的社论编辑常常对相隔万里的主题发表见解，他们被批评为“不够专业”，但正是这种不专业体现了公知的真正价值。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想像不到今天知识分子的模样。那个老人与铁匠、面包师交流对于世界、生死的看法，他无比自由，却是人类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并一直追问下去。知识体系的庞大与复杂使得“专业化”成了今日知识界的主流，而学术发明对于普通人来说越来越像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他们开始拒绝理解日新月异的知识世界了。流传在学院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笑话：一本学术书籍常常只有十几个人能读懂，作者们沉浸于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的语言符号之中。但公众知识分子却了解如何将知识世界的进展解释给公众，他们也了解如何用人类传统沉积下的智慧去解释正在变化的环境，从信息中提取出变化的趋势。其中可能充满了“不够专业”式的错误，但他们打破了一维的视角，他们在解释经济问题时可能同时加入了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他们的确常常被市场所驱动，需要将文章写得富有趣味。但正是这种趣味性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使他们跳出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暗淡，转而思考更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元素。
学院知识分子或公众知识分子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高级知识分子被自己的好奇心驱动，尽可能地探索感兴趣的领域并获得杰出的成果;低级知识分子则普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或是干脆躲在狭小的领域内静待自己的思维发霉。为公众写作并非是知识分子的职责，而更多的是作为公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你可以将之称作一项“追逐名声”的游戏。从未有一个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热衷于名声，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总是潜藏着“载入历史”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强烈度就好比商人对于利润、小市民对于幸福家庭的渴望……我们欢迎罗素既能写出全世界没几个人能看懂的《数理逻辑》，又能对听众宣讲哲学的作用。他还从不避讳自己的弱点：“是的，我热爱名声。”
七、凤凰网：公知在中国的演变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民国年间的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改革开放后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压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重新形成。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正式使用是在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兴起的时代仍然是传统媒体占主流，因此媒体上的发言权也仍由那些带有头衔的“知名人士”所掌握，其中关心公共事务的就很容易成了公知。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当中的绝大部分，普遍博览群书，尤其是大学教师，一般还有某一方面(通常还是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这就使得他们的发言水平能有保证，也更具信服力。公知的价值立场“为公”，往往以公共利益代表自居。公知们往往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公共事务，自认为自己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的。所以人们经常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这些公信力激励着公知们的道义担当。
网络发达以后，与“专家”、“教授”等词汇一样，“公知”也渐渐成了带贬义的词汇。在很多语境中，“公知”往往成了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他们甚至遭到关于动机的指责，一些观点相左者认为他们“被外国收买”、“搞乱中国”等等。“公知”一词的污名化以及这一群体遭到批评，当然有他们自身的责任。一方面，公知们虽然通常有一些专业知识，但是也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在一些新闻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上免不了过于依赖直觉。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公知年龄层次相对偏大，接受教育较早，知识相对也会比较老旧，有时候会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所以公知们虽然心系社会，也时不时会提出一些不靠谱的建议。例如于建嵘教授发起“微博打拐”活动，发动网友拍摄街边的乞讨儿童，上传微博并报警，并希望立法禁止儿童乞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他们本没有权利无端怀疑并强迫检验，也无疑侵害了很多非拐卖儿童正常乞讨的权利。在药家鑫一案中，一些法学专家“废除死刑”的呼吁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其他一些事上，公知们也常有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过多呼吁政府管制的毛病。另外，不少公知都身处政府供养的学术机构，加上年龄、视野的局限，也使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一个不得不重视的时间节点是微博的开通。在此之前，传统媒体的民间话语权基本掌握在公知们手中。虽然网络的存在已使得一般网民能互相交流，但也仅限于论坛等小圈子。但是微博则开启了真正的网络自媒体时代。微博的存在使得公知和普通人的话语权差距一下子拉平，不同阶层的人们有了平等交流的权利。原本似乎“高高在上”的公知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微博上被人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和推敲，并反复接受不同观点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公知的一些知识、视野不足的毛病，一些不妥的举动，甚至是应对公众时公关能力的不足，都被放大了。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错误，加上一些观点对立人士的攻击，就成了了“公知”群体的“罪证”，而影响了整体的信誉。当然，同时不得不提的是，由于网络的发达，信息的爆炸，普通人学习的门槛越来越低。原本只能在高等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掌握。一些年轻一代由于走在时代前沿，知识水平已不逊于年龄较大的公知们，视野则更为开阔，在微博上的观点碰撞中常常能胜出。这也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公知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公知们确实存在着自己的不足，他们的正面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大多数遭到攻击的“公知”通常也是改革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例如司法界的公知如贺卫方、何兵、陈有西等人都是司法改革的著名推动者，长期呼吁推进司法改革并提供专业角度的意见。而经济学界如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教授，也一直致力于呼吁和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茅于轼前不久还获得了“弗里德曼经济学奖”。公知们也热心于维护公民权利，不仅如此，在不少新闻事件中，更能看到公知们直接参与其中的身影。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孙志刚事件”。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某收容所被殴打致死后，许志永、俞江、滕彪，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等多维法学专业人士都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不仅仅推动了司法制度的进步，同时也是对全体公民基本人权的关注。在广东乌坎事件中，也能看到许多公知或网络呼吁，或亲赴实地声援。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们在公众传媒上代表公共利益发声，公知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外来词汇，Public intellectual指专门从事公共领域而非学术或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在公共媒体为公众的自由、平等等价值发声。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联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网络上举行了一次“百大公知”读者投票，评选百位健在且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最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名列榜首，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榜上有名。此外，不在候选名单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物理学家霍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人也得到了读者的额外提名。2008年这一评选再次举行，乔姆斯基、樊纲等人仍然入选。
“公知”的污名化似乎造成了一种结果，网络上似乎不少人都对“公知”的名号敬而远之，仿佛带上了某种原罪。然而与此同时，无论议论时政而不敢自称公知的，抑或是猛烈批评公知的，他们又何尝不是自认为代表公共利益发声?诚然这些人似乎没有“知识分子”的名头和其他头衔背景，但是在网络发达、话语权分散的当下，没有人先天占有多少优势。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视为“公知”。当下中国的公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外国需要公知，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公知，以推动改革和社会进步，以免中国被错误的舆论误导。
公知们有许多错误，当然值得批评，他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但是这种代表公众的立场，无疑值得称赞。如果仅仅因为公知们水平不高，言论出了一些小的错误，就无视他们的初衷和良心，把它们彻底否定，并站到公知们的对立面，标榜“独立思考”，那就反而陷入了为争论而争论，为反对而反对的误区，除了自己搏出位吸引关注以外，对他人没有任何好处。社会该营造对公知的宽松环境，激烈讨论观点，但不涉及人身攻击，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公知。
八、搜狐新闻：是谁搞臭了“公知”?
“小明你看，这叫鸳鸯。公的是鸳，母的是鸯。公鸳配母鸯。”“老湿我懂了!下一张写着蜘蛛。那么公的是蜘，母的是蛛，公蜘……”“住嘴!”——这是最近网上最火的笑话之一，矛头直指“公知”。近日方舟子和吴法天为了争谁是倒韩旗手，又“打”起来了。回顾十年前，如果你称某人是个“公知”，多少还是一种赞扬;如今，你要是再叫别人“公知”，那人该骂你了。是谁搞臭了“公知”?在网络狂欢里，“公知”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正式使用是在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网友恶搞“方韩之争”哪有热点，哪就有“公知”，这几乎成了微博诞生以来的一条准则。韩寒在《就要做个臭公知》的博文里写道：“是的，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不管韩寒说得有没有道理，至少有一句话他是说对了：公知们热衷于消费热点。从“小悦悦”事件到PM2.5，从方韩大战到微博约架，从打车被宰到房价上涨，公知们的身影进进出出，不亦乐乎。网民目光所及之处，几乎都有公知们在出没。而今谁人不“公知”继“微博女王”姚晨有点意外却也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公知”之后，以八卦娱乐界著称的宋祖德也华丽转身，从一个人人喊打的“大嘴”变成了万众景仰的“公知”。公知的全称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时至今日，这个词和“知识分子”已没有多大关系了。只要你能就公共事务说两句掺两嘴，公知的帽子就给戴上了——甚至，你不愿戴都不行。于是，任志强、潘石屹们不只是房地产商了，人家是公知;罗永浩不只是办培训学校的老罗了，人家是公知;演艺明星们也脱去了“肤浅”的外衣，穿上了公知的厚外套……总之，似乎谁都能当公知，就看你乐意不乐意了。以前想成了公知必须阅读大量书籍和文献，但现在你只需要好好掌握七个关键词，你就足够成了一名入门级的公知了。这七个关键词分别是：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普世价值。只要能在博文和微博中时不时的提及这几个关键词，你至少在形式上已和公知等价。从思想上你必须提高认识，这七个关键词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作为一个中级公知，很重要的是贬低对手的一切。这里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管国外的情况有多差，你必须一口咬定，中国的情况还要差十倍，如果你做不到，那你的公知之路将无比艰辛，脸皮薄是注定做不了公知的。自己光着膀子上阵辩论，这还属于初级阶段，情况好一点的公知都有一群小弟帮忙打群架，根本就不需要你老大出手。公知也分三六九等，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便宜，但表面上要为老百姓做义务的代言人。但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人作为一个个体，其智商有高有低，但是人作为一个群体，其智商相当低。群众对于理性是免疫的，能影响到群众的唯有“情绪”。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圆：新闻里播放欧洲债务危机，很多人破产自杀，于是有人告诉你其实“民煮”也不是万能的。你必须立马把重点引回国内，你可以说中国其实还有更多的危机没有爆发。你的读者全都在国内，他们只管身边的事儿。他们的目的是发泄，所以你引导他们发泄。体制问题是万能钥匙：例一，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好成绩。你必须立马把话题转向“举国体制”下一切成绩都是不值一提的。例二，新闻里提到中国学生学习成绩远好于国外，那么你要立刻将矛头对准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你要咬定这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只会考高分，完全没价值。
“公知”刚刚产生时，本是个中性词，指就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但渐渐的，这个词变成了褒义词，那些写书作序的、杂志评奖的、电视台采访的、饭局上互相吹捧的，都乐于将对方捧成“公知”。哪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再牛X，也来不得“公知”这个词让人肃然起敬。于是，记者、教授、作家、艺术家们都纷纷兼职做起了“公知”。而“公知”门槛如此之低，必然会引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可预见的。网友恶搞的“公知形象”在刚刚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电影《神探亨特张》里，警察们提到了“吴法天和五岳散人打架”一事，其实这只是微博“公知”们乱象的一个侧影。原来，公知出名的一大利器是骂脏话，哪怕是写文章华丽优雅的记者公知，骂起对手来可丝毫不含糊，生殖器满天飞，还要问候对方家人。后来，骂人不过瘾，公知们开始约架、打架，打完了回到微博上咱接着骂，你有你的盟友，我有我的兄弟，你有粉丝十万，我有崇拜者上百万，总之，拉帮结派，总好过孤身奋战。微博时代，“公知”泛滥有人要问，为什么我说了那么多，还是做不成一个“公知”?那么一定是你发言的姿势不对。在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媒体上，不仅现代文学教授就古典文学问题发表意见、刑法学者就民法问题发表意见已司空见惯，而且我们更经常地看到的是，文学教授在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经济学家在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法学专家在谈历史问题。而且，越是如此，还越是被媒体和一般社会公众当成有公共关怀的表现。这些人现在已成了全知全能的神，日本地震了，他们可以讨论非常专业的核技术问题;西南干旱了，他们马上会讨论水利问题;出现抗拆了，他们都会变成三农专家;出现影响比较坏的刑事案件，他们都变成了刑法和证据专家。
有人认为公知被污名化，是公知群体出了问题，但公知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群体或团体。任何一个网络或媒体上发言并有一定知名度的人，都可被视为公知。对公知的污名化完全是网络社会无底线造成的，即当一个名词的概念还没有厘清，就开始将其妖魔化。公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广场上的发言者，他针对公共社会问题发表独立见解。通常，有专业背景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具权威性，也更有影响力。网络生态也为草根一族提供了成了公知的可能性，他们通过网络学习与思考，也日益进入公共话语领域，并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影响力。网友调侃：“公知”只打鸣不下蛋“公知”为什么能火?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如今的社会处在一个各种问题显露而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时期。普通网民关注并希望握有话语权的名人们表态。在没有衡量标准和监督的情况下，“公知”的失范在意料之中。在当下的中国，热气腾腾的消费欲望冲淡了大众对社会的责任感，犬儒化成了一种普遍倾向。然而，当公知被烙上羞惭的印记，当没人愿承担公知的身份，当“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之类的气急败坏成了一种现象，社会将更快的倒向全面的虚无主义。人们将耻于介入公共话题，将无法大胆表达观点，将不愿进行严肃对话，就如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市场大潮来临前对崇高的解构一样。离开了那些更为重要的争鸣，对金钱的追逐会摧毁了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真正的公知该长啥样?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改革已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物质平台，但还不具备现代社会的健全的政治环境。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和健康发展对知识群体来说，仍将是一个自我剖析、自我改造的过程。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
九、视野论坛：几个嘲笑公知的段子
1.爱因斯坦死后上了天堂，上帝派了3个仆人服侍他。老爱问第一个：你智商多少?他回答：150。老爱很开心：那我们可以谈谈相对论了。老爱问第二个：你智商多少?他回答：120。老爱：至少我们可以谈谈数学问题。老爱又问第三个：你呢?他回答：70。老爱又说：那你对一人一票民主选上帝怎么看?
2.一老农去理发，理发师拒绝收费，说：农民都很苦，我也是农民出身，就不收你钱了。第二天理发店门口多了十个瓜。一教师来理发，理发师也不收钱，说：我从小就尊敬老师，所以不要钱。第二天门口多了十朵康乃馨。一公知也去理发，理发师也不收费，说：你是中国的良心，我怎么好意思向你收费呢?第二天，理发店门口站着十个等着理发的公知。
3.某公知去食人族所在的小岛旅游，路过一个人肉专卖店，看到橱窗里有如下标价：普通人的脑每斤19元，五毛的脑每斤20元，公知的脑每斤880元。公知看完对店主说：这说明公知的价值远大于五毛，不是吗?店主苦笑道：哪里啊，因为公知大多无脑，不知道要抓多少公知，才有那么一斤脑，物以稀为贵!
4.印度人、犹太人、公知结伴投宿小客栈，由于只剩一间双人房，必须一人睡柴房。印度人自告奋勇睡柴房，不久又回来说里面有一头牛，印度人不能睡在圣牛旁。换犹太人睡柴房，不久也回来说里面有一头猪，犹太人不能睡在脏猪旁。公知被迫去睡柴房，不久敲门声响，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头牛和一头猪。
5.一个经济系研究生和一个公知班学员聊天。前者说：“经济学真麻烦，对于同一个问题，每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的答案，伤脑筋啊。”后者自豪地说：“你还是来学做公知吧。对于公知而言，不管什么问题全都是体制问题。”
6.有人问：“老端，听说很多公知总喜欢说谎，你能否告诉我，如何判定他在说谎?”我说：“这个很简单，公知大都比较诚实，很少掩饰自己。你只要注意他的嘴就行了，嘴一动，他就在说谎。”
7.一个信基督教的公知去森林里玩，突然一只大狗熊出现，公知逃跑，狗熊紧追不舍，一不留神公知脚下打滑摔在地上。公知赶紧向上帝祈祷：主啊，请赶紧把这只凶猛的野兽变成虔诚的信徒吧!一道灵光闪现，奇迹发生了，狗熊突然跪下，双手放在胸前，低头喃喃自语：感谢主赐给我这道丰盛的晚餐，阿门!
8.小时候我跟老公知学本领。某天我问老公知：“当了公知真的有那么多好处吗?可以无量造谣不受罚?可以一边捞体制内的好处，一边受众屌丝膜拜?”老公知叹了一口气说：“你太小，是不会懂的了，一入公门深似海，从此节操是路人。到死时，才会把节操和你一同安葬，那时候才是完整的身子。”
9.两只龟在田头一动不动。公知问老农，两只龟在干什么?老农：“它们在比耐力，谁先动谁就输。”公知指着龟壳上有甲骨文的龟说：“据我多年研究，这只龟已死五千多年了。”另一只龟伸出头说：“草!死了也不说一声，害老子在这干等!”带甲骨文的龟说话了："你输了，公知的话你也信”!
10.一文人在农村诗兴大发：“哇，绿油油的稻田望不到边……”感慨还是有选票的地方空气好!旁边老农说：一看你就是公知。此文人喜不自禁：你是如何看出来的?老农回答：依据有二。1、你赞美的稻田其实是韭菜地，符合公知没常识的原理;2、农村普选贿选成风，又符合公知其实最不懂民主的原理。
11.船上一位公知问船夫：“你懂民主吗?”船夫说：“不懂。”“你的生命价值失去1/3。”公知说。 “那你懂人权吗?” “更不懂。”“那你的生命失去了1/2。”突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公知掉进河里。船夫问： “你会游泳吗?”公知喊到：“不会。”船夫说：“那你的生命价值就失去了全部。”
12.收音机传来主持人的甜美声音：“性是个好东西，很多人都喜欢。”一个公知道貌岸然地对旁人说：“这个社会肿么啦，如此堕落呀。”听着听着，公知很失望。这时主持人又说：“谈完了杏，我们再来说一说桃子……”
13.一公知在微博天天骂中国舔美国，可粉丝数越来越少，拿到手的美分也越来越少，心情郁闷之极，找到一高僧诉苦：“大师!我爱美国之心日月可鉴，天天宣传pussy价值和湿疣民煮，难道这都有错吗?公知这行怎么越来越难混了呢?现在公知这两个字都快臭大街了!”大师找来一只鸡，在鸡腿上系一根绳子，一拉绳子鸡立马倒地，但倒地后就立即站起。公知大悟：您想让我越挫越勇?坚持到底，一定胜利?大师用浓厚的乡音回答：哎，我看你还是拉鸡八倒吧!
十、知乎：公知是如何获利的?为什么有人黑公知?
张韦：我一朋友，收钱写黑毛泽东的文章。于是，绝交。
术士风伯：百度：美国皿煮基金会
知乎用户：卖书，卖土特产，转发微博收费……
匿名用户：等着王朝颠覆那天大笑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找着北了：一条言论五美分
利休：一句话能说清楚难道?大家的关注就是潜在的财富。
Phil：黑公知，有各种原因，有时是那些人心智不全，不知道常识;有时是利益使然，是收钱来黑;有时则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特殊利益，确保屁民不会有现代公民意识，一直成了他们的家丁私奴。
令狐蜀客：真正关心国家，指出问题，提出建议的人怎么会被黑?但是现在有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当然可以黑一黑。
天涯明月：但凡有点名气的就开始有人喷有人黑了，被喷被黑是要火的开始。
IDONTCARE：当你看到那些小县城的政府里都有专门的“网络斗争办公室”，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黑公知了，这几年来五毛大军疯狂扩大预算和人手，如今体积非常庞大，带得起节奏。
匿名用户：相当大部分的公知比五毛还五毛
五号：公知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当你对大众亮出观点，别人有不同意见进而黑之也就很正常，黑这个公知的人可能从不会黑另一个公知，但所有的公知都可能被黑。如果是近期网络上的那类“公知”，我个人认为他们本来就黑。
王小明：大学时候我很敬佩的一个文学院老师讲到过“公知幻象”，网络把个人的观点暴露给大众，让大众觉得自己也可以参与其中，也开始试着说说话，发表自己的观点。却由于大家对网络的广度没有概念，对自己的影响力产生误解，从而变成自认公知，开始盲目自大。具体表现：你发表了一条见解，发送至朋友圈or微博。然后你得到了一个赞，“好兴奋!”两个赞，“真的有人看!”三个赞，“还有没有更多!”十个赞，“这说明我说的是对的，你看这么多人认同!”五十个赞，“我真牛b，我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句话是我说的!”一百个赞，“我可能火了……”一千个赞，“我觉得我身上有了一种责任……”更多个赞，“我需要跟进一些新的想法了……”然后，一条接一条，就自以为自己是个公知了，甚至以后还会反问“你竟然没听过我的观点?”这就是公知了?网络那么大，你的世界里就那么一两千人?这种公知幻象在每个爱发朋友圈，爱当朝阳群众，爱发微博公开批判时事，混迹各种论坛上写教学贴的人身上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点。只是大多没有到这个程度，要说黑，我们黑的是这些自认为公知，成天bb没用的的。至于黑成什么样，过分了，你可能也以为自己是个公知了。
十一、杨靖武：慕容雪村是被逼成公知的
慕容雪村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关注现实，热爱自由。近年来，他接连在各地发表演讲，而他的言论，都会在网络热传。他已是青年追随的“公知”。近日，慕容雪村旅行途经成都，应本刊之约，直言不讳地谈了他的“转型”历程。
人物周刊：你有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吗? 慕容雪村：变化还是挺大的，3年前我想不到自己会做这么多演讲，那时更关心小说本身，读书也是文史哲方面居多，认为谈论公共事务的价值低一些，而文学则可以流传久远。比如鲁迅，《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始终要比《友邦惊诧论》之类的文章更有价值。人物周刊：你算是有一个转型? 慕容雪村：该算是转型吧。我一直很关注现实，我的小说也跟现实有很多关系，《原谅我红尘颠倒》引起很多律师的愤怒，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批评者，更多是以小说家的角度来看问题。大约在2009-2010年前后，我开始成了一个自觉的批评者。有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出版过程中，我遇到一个特别变态的编辑。在这本书的某一处，我写某人“放了一个带了印度风味的屁”，结果编辑说“印度”两个字必须删掉;在另一本书中，我提到一句话：“南中国最后一块儿酱牛肉”，他勒令我把“南中国”3个字删掉，理由是这3个字从未在正式的官方出版物中使用过，“有分裂中国的嫌疑”。这本书的内容曾在《人民文学》全文刊登，还得了一个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迟早会成了这么一个人，我的小说都涉及一点社会现实，《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第一版删掉将近一万字，《原谅我红尘颠倒》的第一版删掉近两万字，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我的反感。人物周刊：这样的现状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慕容雪村：写《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时，我根本不知道审查的边界在哪里，因为网络世界的宽度还是比较大，直到要出书时才知道哪些可以有，哪些真不能有。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约束自己，或称为自我审查。在《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中有一个校园骚乱的场景，我本来想的是另一回事，但到真正动笔时，自我审查机器开动了，我写成是因斗殴事件引起一场学生骚乱。后来我开始认识到，写作不能仅仅为此时此世，而应为后世和更遥远的未来。
人物周刊：你知不知道你的演讲在青年中的影响?慕容雪村：很多大学都请我去演讲，但在国内和国外讲的尺度不太一样。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有个演讲叫《梨花飘落的瞬间》，这在国内算尺度较大的，但也只是讲如何爱国、如何做一个好公民等等。大城市还好一点，越小的地方越敏感。人物周刊：你如何选择话题?慕容雪村：主要是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我一直在观察这个社会，以前是作为小说家，现在很多时候都在关心时局和政治，不承认自己是公知也不行了。人物周刊：你承认自己是公知，但现在有人把它当骂人的词。慕容雪村：许多词本来是个好词，但这个社会却把它抹得全黑或半黑。“公知”这个词也一样，即便不是褒义词，它至少也该是个中性词。“公知”汚名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自发过程。人物周刊：谈谈你的微博感受?慕容雪村：微博改变了许多东西。最近我发起一个抵制日货的小调查，有大约70%的人反对抵制日货，如果放在两年前，数字该会有所不同，这就是微博带来的改变。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说明我们逐步向一个正常的社会过渡，这两年通过微博也争取到了一些权利。我刚上微博时谈论“文革”等都是禁忌，现在偶尔也会被删，但基本上放开了，这就是3亿多注册用户和几千万活跃者长期争取的结果。在微博上，现在不论我发的是什么内容，都会有很多人跟在后面骂。被人骂肯定会不舒服，但我已能平和地来看待那些骂我的言论。有一次一个网友用极其肮脏的话来骂我，而我跟他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于是回了一条，说如果他有时间到北京来，我想请他吃顿饭，不是约架，就想知道我究竟干了什么，会让他这么恨我。微博上确实有很重的戾气，我觉得这是言论放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需要时间。人物周刊：那你对网络上表现出来的民粹情绪有担心吗?它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演变为现实的暴力吗?慕容雪村：很有可能，但我还是认为它是言论开放的结果。如何引导不是我的责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只讲我该讲的话。我很欣赏《幼学琼林》中一句话：“斯世清浊，全赖吾辈激扬”，我不认为自己负有那么重大的责任，也不认为自己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毫无疑问，说真话的人少一些，话假话的就会多一些。激扬的人少一些，斯世就会更加混浊一些。人物周刊：你打算如何走下去?慕容雪村：我看自己的微博，那些只跟文学或历史有关系的微博，转发量往往只有几百，而对网络热点事件发言时，转发量就成千上万，这大概可以说明那些关注我的人对我的期许，这对我是有影响的。当你发表的某种言论受关注特别多，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多讲同类的言论，很容易就会被喝彩声绑架。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每当转发量很高时，我就想，这么多人说好，是不是我哪里出错了。同时，我也会有意识地发一些转发量不高的微博，最近尤其明显，我会发一些文学类的传说。在公共事务发言方面，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冒充什么都懂，自己不懂的太多了。这一年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汉娜•阿伦特和阿马蒂亚•森，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去阅读这些大师的著作来充实自己。如果只是对事泛泛而论，说一些谁都能说的话，我觉得价值并不高。对某些问题仅凭直觉就够了。比如最近的靖江公务员砍人这类事件，但如果想对更多事作更深层次的发言，我觉得需要学养来支持，很多事仅凭直觉很难想明白，但是多读几本书，你就会发现前人已说得非常清楚。人物周刊：你觉得你赶上了一个什么时代?慕容雪村：这是一个可以做一些事的时代，我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才有意义。人物周刊：现在你是在充当启蒙的公知。慕容雪村：石康最近也在批评我，我们曾经一起谈论维也纳学派，后来他发现我在谈论民主，他说这就相当于读了弗雷格之后再回头去读洛克，他认为这在智力上是一种堕落的表现，因为读洛克不需要什么智力。我渐渐能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年人的责任，并且自认对这个世界的败坏负有一点责任，所以愿去做一点低价值的事。人物周刊：你现在主要关心什么公共话题?慕容雪村：最近比较关注劳教、户籍制度、计生之类的话题，现在网上的意见分为儒宪派、民宪派、法宪派，对于如何实现民主，他们争得不可开交，对此我愿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说法，当我们对如何实现绝对正义争论不休时，可以把这种话题先放在一边，先关注身边明显的非正义。
人物周刊：以后打算写重大现实题材吗?慕容雪村：我始终觉得文学不该赶时髦，文学该慢一点、滞后一点。我更愿写冷一点、远一点的事，可以看清其来龙去脉，也能看清其是非曲直。我一直有个理念：文学该站在时代的后排，不该跟得太紧。人物周刊：你终归还是比较关注现实的作家，甚至会潜伏到传销队伍中去。慕容雪村：我去时还没想过要把它写成一本书，那时我和很多不了解传销的人一样，直到了解了那些人的生存状况和传销的泛滥程度，才意识到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物周刊：下一部小说是什么?慕容雪村：《骗子世家》。我虚构了一座山，山顶上住着骗子帝国的核心人物，各种各样的骗局都是他们发明的。书里描写的各种骗术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但有的骗局可以识破，有的不能。对于怎样识破骗局，那些人为什么会被骗，书里写得会比较多。王亚南说前现代社会只有3种人：骗子、傻子和哑巴。骗子行骗，傻子被骗，哑巴闭紧嘴不肯说话。可喜的是，我们现在已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骗子越来越多，傻子都快不够用了。有些骗局极其拙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原因在于思考成了一种极为难得的能力。人物周刊：在中外作家当中，你认为你和谁比较像?想往哪种方向发展?慕容雪村：在生活方式上我羡慕海明威，他一生经历非凡，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在非洲打过狮子，在加勒比海的狂风大浪中捕过鱼，最后用一根猎枪崩掉了自己半个脑袋，死前的遗言很温暖：“这世界是个好地方，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作品气质上，我喜欢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他的作品中也触及很多社会现实，始终在两个问题上苦恼和焦虑，那就是道德和罪恶。在他的书中，罪恶的硫磺味儿会比道德的清苦味儿更浓烈一点。现在受到胡适的影响也比较多，我买了胡适全集正在看。我觉得胡适和鲁迅对于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蒙昧愚蠢都有差不多的认识：鲁迅的做法是一针见血地批判，有时候甚至可以称为刻薄。胡适也批判，但他更愿从正面加以引导，用理性的态度、平和的语言引导他的读者和学生去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公民。我早年很崇拜鲁迅，现在则更多崇拜胡适。
十二、林爱玥：公知的悖论
最近写了几篇扒皮公知的文章，有人据此说我对公知有偏见。讲真，我只是看不惯公知那种为了黑而黑，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德性。话说，当下有些公知为了黑中国已完全到了抛弃常识抛弃良知的病态程度了，比如前两天被@无为李爷 挂出来“游街示众”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 。
@孟彦弘 先生是研究历史的，按理来说该是非常明白事理的人，然而，生活中有难免会有意外，起码，在我看来，@孟彦弘 先生就是个意外。孟彦弘先生曾说“我对所有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用质疑的眼光去看的”，不过，据我的了解，孟彦弘先生口中的“所有政府”其实就是中国政府，至少我未看到孟彦弘先生质疑过任何其他政府。孟彦弘先生会辩解其他政府跟他没关系，轮不到他去反对，真这么说的话好像听着也没错，问题是，如果天下真的没有好政府，质疑不质疑都是那么回事，那质疑还有什么意义呢?更不要说，既然如此，孟彦弘先生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今天质疑这个，明天质疑那个，那岂不是让自己永远活在质疑当中，活得累不累啊?不过，联系上下文，孟彦弘先生的本意显然不是为了质疑政府那么简单，而是为了给香港的废青开脱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几个月来，香港废青的所作所为有目共睹，然而，按照孟彦弘先生的说法，因为政府说那些打砸抢烧的废青是“暴民暴乱”，所以，孟彦弘先生反而有充足的理由去“怀疑”“暴民暴乱”的定性了。老实说，孟彦弘先生的逻辑非常奇怪混乱，连我这样一直自认为脑子很好使的人都给绕晕了。我真的好久没有写扒皮公知的文章了，拉孟彦弘出来“示众”一下完全是出自对@中国历史研究院 的敬意，我实在不想看到在这样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有害群之马的存在。话说，点对点揭发公知是非常容易招人忌恨的，不过，正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虽然不敢以君子自居，不过有些事该做还是会做的。毛主席曾说：“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虽然我们对公知依然充满善意，不过，可想而知，公知是永远都不可能对我们有什么善意的，这么想想也就豁然开朗了，反正已把公知得罪到家了，多得罪一个少得罪一个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官员，三更没有人给过我一分钱，费时费力扒皮公知纯粹是因为公知做得太过分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实在看不过眼了才站出来说两句而已。这些年，公知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大家有目共睹。说起来真的挺悲哀的，虽然公知中不乏不学无术之徒，可毕竟还是有一些人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何这些人的骨头那么软要自甘堕落去做什么公知，像钱学森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那样好好的做学问，好好的学以致用为人民服务不好吗?
那些公知无法与钱学森等老一辈的科学家相提并论，但有些公知肚子里多少还是有些货的，他们真正比钱老他们差的不是学问，而是输在了人格上。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公知还是“吃皇粮”的，可那些公知说的话做的事却是典型的吃里扒外吃饭砸锅，这就是人品问题了，话说，如果那些公知辞去公职，做个什么“自由学者”，然后再怼天怼地，起码还让人觉得他们是条汉子。
一些公知整天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国这么大，肯定有地方是不尽如人意的，这咱不否认，但你不能转脸又把美国夸得跟朵花似的，话说，美国就啥问题都没有吗?再说了，美国好与不好跟你们公知有一毛钱关系?打个不恰当比方，自己的老婆再不漂亮那也是自己的，别人的老婆再美也不会给你暖床更不会给你生娃，你一边心安理得让自己老婆暖床生娃，一边将别人家老婆夸得贤良淑德肤白貌美大长腿，整天用别人的老婆膈应自己老婆，这不是犯贱?
公知都快成过街老鼠了，可自我感觉却依然良好，动辄以“民意代表”自居，以为老百姓会像他们一样向往所谓的“民主”、“自由”。不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真想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起码也要向老人家说的那样：“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敢问公知：你们谁这么做过?你们连这些最起码的都没做过，凭什么代表老百姓呢?你们不是最痛恨“被代表”吗?
老百姓要的无非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当下生存和温饱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不成问题，现在无非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已，而公知推崇的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能解决什么问题?前有苏联，后有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不仅发展无从谈起，连生存温饱都成了奢望，这样的“民主”、“自由”老百姓躲都怕躲不及，又怎么可能神经到去响应呢?
老百姓无法理解公知为何自甘堕落对中国咬牙切齿又对美国奴颜媚骨，就像公知永远无法理解老百姓为何“奴性十足”，奉劝公知以后别问那么多为什么了，你们公知和老百姓根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次元里。老百姓的想法无非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罢了：年轻人白天上班，晚上吃鸡王者撸串;老年人白天带娃，晚上广场舞Hi起来，这日子想想都美得不行。话这种日子还不够“自由”?当然，公知是肯定不会同意的。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乐意认可的!
十三、告别公知时代
因为刘瑜的言论风波，想起曾经的知识偶像和立场先锋。连岳从鼓吹政治自由、滑落到经济自由、财务自由跌落到靠鼓吹恋爱和丈母娘自由来帮一条卖货了：呼吁个体的绝对自由，又借消费主义陷用户于枷锁。薛涌的个人公号最后一次是在某个知识付费平台聊一聊怎样在家庭教育中培养聪明的儿童，阅读量刚刚到一千。从做公知到转型做教育专家，在线教育这条路看来也是不好走。许知远活成了一个人梯，不管采访谁都会被解读为“以其腐儒衬托他人通透”。怪不得刘瑜那段曾经政治正确的表态放到今天，没几个年轻人还能坐聆听点头状。
刘瑜的批判起点是给民间运动引发的舆论声浪冠上大字报的名义，但大字报倘若真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则反而没什么可怕的。真正有破坏力的大字报没几张是群众自发贴的，更别提什么呼吁以法律途径来解决。这种正确的废话摆明了是对现实毫无体察，在现实法律途径里，政治、人情都排在了公正前面。舆论审判是弱者手中最后的一张牌，苛责大家为什么不去走更理性客观的法律途径，本质上是知识精英的另一重“何不食肉糜”，也是学术和右派版的岁月静好。
知识分子不能理解现实，这几乎是个难以解决的通病。作为知识分子的托马斯·索维尔以前就极为看不上自己的同行。他说，公共知识分子“在某个领域的知识和理解力，使得他们忽视了自己在那些向公众言说的事上的无知，公众往往也会忽略这一点，即他们在某些基本知识上的无知”。这次MeToo运动之中，不少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或从事公共写作的人，都被暴露出对于下的平权运动及其背景缺乏理解，更是对于今天的现实处境缺乏认知。他们迷信在自己的价值理念之中，并且坚持不懈地以这套理念来衡量一切。这是另一种知识迷信和霸权。中国早期的公知，从根源上都是精英右派。而右派又活在一个尴尬的情势里：从本质上，他们所倡导的理念是精英主义，是反大众和反平等主义。但在现实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和庸众站在一边。他们一方面以人民的名义来宣传自由主义的理念，同时，从根本上看，又是在潜意识里认同“乌合之众”，对群众力量心存戒备。刘瑜的表态正是拧巴的产物。没人敢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但从智识和本能上，也没人敢真的相信人民群众。公知时代的落幕，恰恰也源于此。
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为自己落后于时代的现实感买单，为自己不曾进步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买单。但问题还不限于此。如果放在过去，刘瑜和其他公知那套说辞该还是行得通的，不至于像今天，遇到这么大的反弹。可惜最近十年的底色，是全民向左转。除了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些，还包括了传播技术变革、舆论的转向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上看，博客和微博是去中心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公知依然能在这个传播模型中形成足够的控制力。但当社交网络继续向前，平台、技术的变革就带来了平权的结果。结果，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平台都出现了草根偶像。例如天佑、美妆博主和抖音网红。当有权选择时，大家都只会挑爱看的，而不是挑自己该看的。宪政、法治、自由主义、凡此种种，曾经被一致认为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那几年，大家都愿坐下来聊聊程序正义，是因为多少还觉得有协商的可能。但随着这一套方案在上层被否定，在下层则过于脱离群众。一个公知的历史舞台，就这样在当今中国坍塌了。
群众其实不会在意过程。围观者只想快速要一个结果。要求群众相信法律、相信正义、保持隐忍，不堕入集体主义的陷阱，不走入原子主义的极端，实在太难了。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过，现在的情势，是公众缺乏直接的利益代言人。于是他们只能背身往回走，走民粹路线，走爱国主义和舆论审判。这就像为什么精英阶层理解不了快手、读不懂拼多多，他们同样理解不了MeToo运动背后的底层权力焦虑，也无法坚定地站在群众运动一边。MeToo运动的深层含义是，中国过往几乎所有的权力结构都是男权主义的，信仰征服和恐惧。从公司、政府到家庭，几乎都是强权逻辑，都喜欢喊着口号去征服他人侵略内心。这样的环境下，要逼迫大家弄懂什么君主立宪、辩论原则，真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可爱想象了。
1927年，中国各路知识分子为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呼号，权力终于反攻倒算。三一八惨案，卫兵向请愿学生射击，邵飘萍、林白水等知名报人被杀害，时评写手鲁迅则化名躲进了日本医院。权力击碎了曾经那套正确的废话，民众挤向另一个极端求方案。什么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渐进改革，没人听得进去。大家要的是一个快速见效的手段，于是长久不被知识界待见的一个湖南青年选择了顺流而上。他跑回湖南农村，弄清了底层逻辑，从公知的小粉丝变成了革命家。从那时起，知识分子们意识到期待中和平友好的现代化转型道路事实上断了。
摆在面前的是高度集中不受约束的权力和对这套权力结构已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这样的历史时刻也就该让公知退位而暴力政治恶性循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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