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整理自：新华社、人民网
编者按：这些天，一系列好消息传出，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可能就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筛选出几种能在细胞层面较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且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在新中国的医疗健康领域里还有许多成就，那些“第一”给了人类希望，挽救了无数生命。
首次发现青蒿素
人类已经和疟疾进行了数百年的斗争。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中分离奎宁。此后，奎宁的替代物氯喹一度成为抗击疟疾的特效药。
上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使得全世界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死亡率急剧上升。屠呦呦发现的全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新药。青蒿素目前仍然是人类治愈疟疾的唯一选择。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至今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疟疾治疗方法，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屠呦呦在工作。图片来源：新华社
亲历者说
屠呦呦：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发现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青蒿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新药，也是由原卫生部颁发的第一张一类新药证书，授予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中药研究所：“你单位研制的新药青蒿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符合我部颁发的《新药审批办法》的规定，特发此证。”
新药证书含金量十足。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让·安德森评价：“她(屠呦呦)以惊人的毅力发现青蒿素，是第一个证实青蒿素可以在动物体和人体内有效抵抗疟疾的科学家。她的研究跟所有其他科研成果都不同，为科研人员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上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的任务，39岁的屠呦呦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开始征服疟疾的艰难历程。
历经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屠呦呦和课题组发现，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40%。屠呦呦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有效成分浓度过低。
问题在哪里?屠呦呦重新把古代文献搬出来，终于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找到了答案：“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原来古人用的是青蒿鲜汁!屠呦呦立刻意识到，有可能是高温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
青蒿素的提取，只是第一步。自1972年分离得到青蒿素单体后，屠呦呦等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有机所和生物物理所协作，最终用X—衍射方法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青蒿素是一个具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也是一个与过去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的新抗疟药，打破了过去认为“抗疟药必须含氮杂环”的断言。
“青蒿素的发现不仅增加一个抗疟新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发现这一新化合物的独特化学结构，它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方向。”屠呦呦说，青蒿素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发明成果，而且是从中医药里集成发掘的，是中医药造福人类的体现。
首次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
1965年9月，中国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与天然胰岛素分子相同化学结构并具有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质，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胰岛素A、B链拆合。图片来源于网络
亲历者说
张友尚：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了牛胰岛素合成工作
人工合成胰岛素，最早是在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提出的。时任生化所所长王应睐院士回忆，那时，人们都想对祖国做出大贡献。什么贡献才算大?“合成一个蛋白质”建议一出，便赢得一致赞同。
赞同，原因正在于“挑战性”。张友尚当时还是著名生物化学家曹天钦的研究生。他介绍，胰岛素是当时唯一阐明化学结构的蛋白质。1955年英国化学家桑格完成了胰岛素的全部测序工作，并因此获得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然而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却发表评论文章断言：“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
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在1958年底被列入1959年国家科研计划，并获得国家机密研究计划代号“601”，意思是“六十年代第一大任务”。参加的科研人员来自中科院生化所和有机所，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
张友尚回忆，全合成胰岛素的研究策略是分别有机合成A肽链和B肽链，再进行组合折叠，最后鉴定生物学活性和各种理化性质。
为了摸索合成路线，生化所兵分五路，根据专家特长分别做有机合成、天然胰岛素拆合、肽库及分离分析、酶激活和转肽研究。经过实践，后三条路线被否定，大家再集中于一、二两条路线和分离分析工作。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他们就取得了天然胰岛素拆合成功，将胰岛素B链的所有30个氨基酸分别连接成了各种合成肽，最长已达到10个氨基酸的长度。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确定了全合成胰岛素的研究策略，即采用先分别合成A、B两个肽链，然后进行组合合成的路线。
这样的结果令人大受鼓舞，有关方面开始组织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研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当时，仅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就集中了五家研究所300多人的科研队伍。但此后，“大兵团作战”因收不到预期效果被叫停。
正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合成工作困难重重。党中央、国务院、科学院、教育部却都表示鼓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说：你们做，再大的责任我们承担，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也要搞下去!
1963年，中科院生化所、有机所和北京大学三家单位重新启动协作，生化所合成B链，有机所和北京大学合作做A链。北京大学还从最初的研究羊胰岛素A链改做牛胰岛素A链，以便能实现协同。
张友尚说，他做的分离纯化重合成胰岛素工作，1959年就已完成，由于它关系到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路线并未立刻发表，直到加拿大学者报道了类似工作后，才不得不在1961年公开发表。
“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工作中，有太多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张友尚说：“西方国家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在科学还比较落后的中国能做出这样的工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能够取长补短、密切合作，再加上领导者的精心组织，因而能发挥团队精神，在集体中充分发挥出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中集中培养起的一批科研人才，日后成为我国生物化学界的中坚力量。
第一支援外医疗队
1963年，应阿尔及利亚政府邀请，中国派出援外医疗队，开启了中国援外医疗的历史。医疗队工作地点赛依达，靠近撒哈拉沙漠。当时，当地生活贫苦，医疗条件简陋，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中国医疗队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诊治37万多人次，手术3000多例，接生1000多婴儿，未发生一次医疗事故。
徐贤泽救治阿尔及利亚儿童。图片来源于网络
亲历者说
徐贤泽：85岁，中国第一支援外医疗队队员，湖北省中医院退休医生
56年前，29岁的徐贤泽刚下夜班，便收到一个出差通知。“当时人事科长告诉我是参加非洲援外医疗队，一定要保密。”徐贤泽回忆。
当年，医院选派3人，只有徐贤泽成行。
“当年，只有我爱人支持我，她仅提了一个要求——为肚子里的孩子起个名字。”徐贤泽告诉妻子，家里是书香门第，如果是男孩就叫彬，女孩就叫文，文质彬彬的意思。
“虽然去之前有一定心理准备，但阿尔及利亚的条件还是超出我们预期。”徐贤泽一边回忆，一边摇头。“首先是饮食不习惯。当地厨师所做的牛肉，每块巴掌大，1厘米厚，表面烤熟，切开后里面还有血水。”好在不久后，当时的卫生部派来了中国厨师。更让人不安的，是当地的紧张局势，“我们当时还赶上一次政变”。
虽然条件艰苦，但当地将中国医生当作尊贵的客人。徐贤泽说，医疗队不时会被邀请参加当地人的婚礼，还两次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的接见。
原定半年至1年的援外，因阿尔及利亚政府3次强烈挽留，一再延期。徐贤泽在非洲待了两年多，直到1965年10月才回国。回到家中，家里的男孩彬已经两岁多了。
援外期间，徐贤泽印象深刻的是抢救一名产妇。1965年，一名产妇被送到医院后大出血。当时正赶上当地人过节，找不到献血的人。于是徐贤泽和一个同事毫不犹豫地给这名产妇献了血。当天，产妇平安生产。第二天，这名产妇当面向徐贤泽和同事表示感谢，场面十分感人。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交往不断扩大，派遣的援外医疗队数量逐渐增加。
截至2018年7月，中国先后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71个国家派遣过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2.6万人次，诊治患者2.8亿人次。中国向56个国家(其中45个是非洲国家)派有医疗队，1095名医疗队员分布在111个医疗点上，1809人次获得受援国政府颁发的总统勋章等各种国家级荣誉。
脊髓灰质炎糖丸减毒活疫苗研制成功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每年报告2万—4.3万例脊髓灰质炎病例。控制脊髓灰质炎，成为新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
1958年，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1959年，我国成功研制出首批“脊灰”活疫苗，1962年研制成功糖丸减毒活疫苗。“糖丸”将不易贮存的液体疫苗转化为固体，大大延长了保存期，方便送往农村和偏远地区，能更大范围控制疾病风险。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这是继全球消灭天花之后，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的又一重大成就。 董德祥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图片来源于网络 亲历者说
董德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原副所长，参与糖丸减毒活疫苗研制
1955年，一种被称为小儿麻痹症的恶疾在江苏南通暴发。这种疾病，由病毒引起，学名为脊髓灰质炎，多发于7岁以下儿童。孩子患病后，有些手动不了，有些腿脚变形，最严重的不能自主呼吸，甚至导致死亡。
那时，我国对这种流行病知之甚少，国家将其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仅南通一地就收到上千例报告。随后，发病地区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人人闻之色变，家家不敢开窗，儿童不让外出，每年因病致残的儿童多达数万名。
为应对疫情，1959年初春，董德祥和顾方舟、闻仲权、蒋竞武4位科学家被卫生部派往苏联考察。从学术会议得知，当时国际上有活疫苗和死疫苗之争。中国该怎么选?
顾方舟查阅了所有能获取的公开资料，立足我国患病人口多、经济欠发达的实际，大胆提出走活疫苗技术路线的建议，最终被卫生部采纳。这一决策，对我国战胜脊髓灰质炎产生决定性影响。
决策已定，分秒必争。董德祥4人赶回国内，抓紧研制“脊灰”活疫苗。卫生部召集中国医科院及北京、成都生物制品所组成协作组，由顾方舟任组长，短短3个月就试制出Ⅰ、Ⅱ、Ⅲ型各500万人份的减毒活疫苗。
在第一期临床试验阶段，需要找10名易感小儿服苗观察。“我带的头，对疫苗有把握，我孩子小东算一个!”顾方舟率先给年仅一岁的儿子报了名。在他的感召下，同仁们纷纷参与，顺利完成试验。到了第三期临床试验，有450万名7岁以下儿童参与，结果发现明显降低了发病率。这证明活疫苗安全有效，具有很好的免疫学和流行病学效果。
1958年，中国医科院选址云南昆明，建设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疫苗生产基地。
活疫苗对低温要求很高，为方便运到偏远地区，必须改进剂型。顾方舟提出研制糖丸疫苗，并由董德祥具体负责。时任中国医科院副院长沈其震亲自选定药厂，采用中药制丸技术，将病毒液包裹在糖丸中制成疫苗。
历经3年，董德祥团队不断改进糖丸配方和滚丸工艺，1962年终于成功制出可在室温条件下延长保质期的糖丸疫苗，第二年全国推广。自此，一颗颗糖丸，挡住了“脊灰”病痛，成了全中国孩子们心中永远的甜。
随着疫苗需求增长，生产任务不断加大，从最初的每年500万人份，达到最高1亿多人份。为跟进病毒动态，研究所每年开展病毒学、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不断改进免疫方案。1971年选育出了中Ⅲ2株代替原来使用的SabinⅢ型毒种。1985年又成功研制出三价糖丸疫苗。
所有科研工作者一起努力，奠定了战胜“脊灰”的基础。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当年赴苏联的几位专家相继离开昆明，只有董德祥留下一直与疫苗做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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