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实行了对日寇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本质上就是实事求是，有什么条件就打什么仗。而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所拥有的物质条件，真是简陋得无以复加。当年的苏中抗日根据地，便是典型之一。
1940年7月，新四军从苏南北渡长江，挺进敌后，创建了以扬州、泰州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由于苏中根据地靠近敌伪的政治中心南京，战略位置重要，卧榻之旁岂容安睡?因而，新四军就面临着敌、伪、顽的四面围困进攻——敌是日寇军队，伪是汉奸武装伪军，顽是不抗日专反共的国民党部队。实际上，伪军多数是国民党部队投降日寇而形成，只是将原来的“青天白日”国民党旗，加上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形飘带。有时，敌、伪、顽甚至相互配合对付新四军。
到1942年和1943年，苏中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敌、伪、顽在军事上“清剿”、“扫荡”、“蚕食”，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老百姓生活艰难，以爱人民为宗旨的新四军部队就只能大力提倡省吃俭用。
怎么个省吃?干饭吃不到就吃稀饭，大米吃不上就喝大麦糁儿(大麦磨成的碎粒)粥(当时部队里曾传着一首《薄粥喝喝》的歌)，有时连薄粥也喝不上，只好用清水煮蚕豆充饥。
怎么个俭用?一师一旅一团七连的指战员，除了从主力部队来的连长、指导员穿新四军军服外，其余同志身上都是从家中出来参军时穿的便衣，还有少数同志穿着缴来的伪军制服。后来，七连根据上级的指示，向区政府借了点钱买布，要给指战员们每人做一套单衣裤。司务长通过关系，到伪军盘踞的集镇去买布，却怎么也找不到灰色布，只好买来一批蓝布。当时新四军的军服是灰色的。连队支委会讨论，大家认为布已买来不能退了，也不能浪费，战士们又急等着穿军装，决定用这批蓝布做军装。因而，七连就成了一旅一团中独一无二的“蓝装部队”。
以后，根据地布匹更加缺乏，部队就穿半截裤。有的战士打趣地说：小腿本来要打裹腿，这样一来，倒省去了打裹腿的麻烦。
苏中是水乡，夏天蚊子又大又多，部队发不起蚊帐，只发给每人三尺纱布，睡觉时蒙着头，不妨碍呼吸，又能保护面部不受蚊子侵害。
上级领导机关也创造出许多俭用高招。比如对纸张，提倡“一纸三用”：第一次用铅笔，第二次用蘸水钢笔，第三次用毛笔。
吸烟的同志，吸的都是毛烟，这是一种质量很差的烟丝。很多时候就连这个都没有，就用枯黄的黄豆叶子当烟丝，用竹根自做烟斗，倒也吸得津津有味。
战斗频繁，有时一天晚上要转移几个地方，部队在冬天常常十天半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换不上一次衣服。三九寒天，赤着脚穿着草鞋到野外执行任务，脚都要冻僵了;有了紧急任务，部队跑步行动一跑几里十几里，跑得满头大汗，内衣内裤都湿透了，却无法及时更换，由它穿着捂干。
长时间不洗澡不换衣服，许多同志身上生了虱子，咬得痒痒的，痒了就抓，抓破皮肤又生疥疮。行军打仗时精力集中，不感到痒，晚上宿营后，钻进“金丝被(战士们对垫铺稻草的戏称)”和衣而睡，身上有了一点热气，就浑身痒得难受，这时子弹袋、绑腿、衣服又不能解开，只有隔着衣服搔痒，搔来搔去不解决问题，好像连骨头都痒起来。白天敌情稍微缓和的时候，同志们隐蔽在一个地方晒太阳，有些人就脱下衣服，与潜伏在衣服缝里的吸血鬼展开“反扫荡”，个别人把捉到的虱子放进嘴里，“啪”地一声吃了，说：“你喝我的血，这下子我要连你的皮和骨都吞下!”同志们当时给虱子和疥疮取了雅号，叫做“抗战的虱子，救国的疮”。
对于战斗部队来说，最麻烦的是缺少弹药。每打一仗，一条步枪只准打三发子弹，主要靠手榴弹和刺刀去消灭敌人。现在看有些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老电影，我军伏击敌人，打几枪，丢一轮手榴弹，就吹号冲锋，与敌人拼刺刀，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而即便是这样，还要求战士们把打出的子弹壳从地里摸回来，战后一个弹壳换一发子弹。
当时，苏中根据地建有流动小军工厂，但只能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和子弹。这种土手榴弹很不保险，有时装在身上弹袋里，跑步时会自行爆炸。土子弹不能打连发，机枪上不能用，所以每次打仗缴来的子弹都分配给机枪手使用。
在这样简陋艰苦的条件下，我军自然只能以游击战为主，而游击战，是当时条件下最大限度打击日寇、保护人民的战争形式。
艰辛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并没有损害部队的凝聚力，根据地的干部战士抗战意志仍然坚强。1942年，新四军根据中央的指示精兵简政，采取主力地方化的措施，一师部队只保留四个主力团，其余部队加强到各县独立团。在精简中，不少女同志和年龄小、身体弱的同志被动员回家，让他们暂避一时，待情况好转后再回来。但这些同志却哭哭啼啼，不肯离开部队，经过反复劝说、做工作，才服从组织的决定回家了。
有一天，泰州独立团三连连长杨清化装进入一个伪军据点了解敌情，正走在大街上，迎面走来的一个伪军突然“啪”地一个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连长”!杨清一看，原来是本连精简回去的小王。杨清立即将他引入小巷，小声说：“这是什么地方?你穿着军装向一个老百姓敬礼?”小王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说：“啊呀，我刚才忘了身上穿的是‘黄狗皮’!”他告诉杨清，他回家后第三天就被伪军抓来当了兵，在这儿当汉奸狗腿子真别扭，要求能回部队去。杨清安慰他：“你既然来到这里，就呆下去，打仗的时候你可以起大作用。等到情况好转，部队会派人来接你回去的，到时候你可要多拉几支枪那!”最后小王说：“我身在汉奸队伍里，可我的心一直是咱们部队的!”
凝聚力强，主要来源于新四军部队对指战员的教育培训。比如杨清，1940年参加新四军时才十六岁，参军一个多月后，就被派到旅属教导队学习。教导队的学员以战斗连队调来的骨干班排长和优秀战士为主，还有一些从地方直接招来的知识青年。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军事、政治、文化三个方面。
军事方面，学习游击战术(进攻、防御、撤退、遭遇)，熟记毛主席的游击战十六字口诀，结合简易沙盘进行研究，然后到野外演练;练习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和队列训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政治方面，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治工作三大任务和社会发展史等，进行民族气节教育、阶级教育、土地政策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形势教育、国际主义教育等等。
文化方面，要求每人能识500—1000字，能写短文，能读旅部办的《挺进报》，能唱抗日救亡歌曲及地方歌谣。
学员除完成学习任务外，必要时也要参加作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如此培训出来的战士，真正是有文化、有理想、有头脑、有技能的新人，成为部队的基础骨干。像那个杨清，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就被分配到泰兴县第二区的区中队，十七岁的他被任命为中队长，不久，区中队被改编为靖泰警卫团七连，由他担任连长。
部队生活艰苦，但精神非常愉快。全体集合时，只要没有敌情，连队都要唱上几首歌，而一唱歌就要“拉歌”。说到“拉歌”，这是人民军队独有的一种歌咏形式，是在没有敌情的集会或行军时，各单位之间相互要求对方唱歌，往往是一排拉二排，二排拉三排，拉来拉去，歌声越唱越响亮。这种“拉歌”，体现了人民军队生龙活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且能增进兄弟单位或军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培养部队的集体荣誉感，振奋军心，鼓舞士气。
连队还经常开晚会。只要有可能，每周都要开一次晚会，晚会上有干部战士的大合唱，有班与班之间的歌咏比赛，还有唱家乡戏和民间小调的、说笑话的，五花八门，各显其能。这样的晚会，使指战员们都融入到革命大家庭的氛围之中，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在部队中培养和发展党员，更奠定了人民军队牢固的基础。
战争年代发展党员，考察慎重而过程简捷。比如杨清，参军四个多月后，1941年2月的一天，班长韩学成把他拉到稻草堆旁坐下，开门见山地说：“杨清同志，你想不想入党?”杨清顿时全身热血沸腾，兴奋地说：“怎么不想?就怕自己条件不够。”班长说：
【“我们接触这段时间，我从各方面观察，觉得你的表现不错。你是贫农的儿子，政治上纯洁，思想上有抗日的决心，学习上认真，生活上吃苦，是一个有志的好青年。我准备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没等他说完，杨清便高兴地说：“那太好了!”班长把一张十六开白纸大小的入党志愿书交给杨清，杨清工工整整地填好，交给他。过了几天，教导员朱启祥郑重地对杨清说：
【“杨清同志，组织上已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入党以后，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能吃大苦、耐大劳，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有准备流血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思想。”】
第二天下午，在一间茅草屋里，指导员带着班里几个被批准入党的骨干，面对着墙上挂的一幅党旗举行宣誓仪式。杨清他们宣读的誓词，既不同于以前的红军时期，也不同于后来的解放战争，更与新中国成立后以至现在的不一样，而是切合当时当地的形势：
【“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当逃兵，也不投降……”】
当天晚上，杨清兴奋得通宵未眠，一直在想：我该怎样履行自己的誓言?
战士中有党员，班排有党小组，连队有党支部，这就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强大组织力量。当年毛委员在井冈山根据地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是人民军队的灵魂，连队的重要事务，都要由党支部委员开会决定。
像杨清这个连，因为买来的做军装的布颜色不对，就由支委会讨论，解决了问题。
1941年4月，连队在参加攻打姚家岱日伪军据点时抓到几个伪军俘虏，还有三个伪军官小老婆。在连队支委会讨论怎么处理俘虏时，二排长突然提出一个要求：“我已经二十三四岁了，父母早就要我娶老婆，能不能把三个伪军小老婆中间最年轻的一个留给我?”像这种事儿，如果是在敌、伪和国民党军队里是很正常的，但在人民军队里却决不允许，连长杨清立即严肃地说：“私自留伪军的妻子做老婆，这是军纪所不容的，同时也不符合自由恋爱。”其他支部委员也纷纷对二排长提出批评。支委会最后一致决定，把俘虏和伪军官小老婆统统放回家。
1943年，泰州独立团团长李庭杰企图带着两个连投敌，但因连队党支部和基层党员忠诚、坚定，掌握住部队，不为所惑，使李庭杰的阴谋落了空。
有了党组织的力量，新四军、八路军与以前的红军一样，真正成为顽强坚韧、具有崇高目标的人民军队。
人民军队不但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还是一个大学堂，使无数年轻人得以学习、锻炼、成长。比如十六岁参加新四军的杨清，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东南沿海前线长期斗争，历任战士、连长、参谋、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北京军政大学、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和中共中央党校深造。他从一个因为家境贫穷无力读中学、在饭店打杂的童工，在人民军队大学堂中，一步步成长为具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水平的人民军队高级指挥员。
当然，革命大潮难免泥沙俱下，前面提到的李庭杰就是一例。
1942年冬，李庭杰任泰州独立团团长。此人是个“老红军”，能说会道，给全团党员上党课，讲二万五千里长征，连提纲也不要，大家都听得入了神。他指挥作战也不错，在泰州独立团很有威信。
但就是这个人，1943年秋，趁自己带领两个连队单独活动之机，企图率部投敌!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党支部建在连上，组织力量非常强大，即使你有三头六臂，也休想把部队公开带到敌人那里去，李庭杰只得狼狈地只身叛变投敌，到兴化伪军中当了特务。
这个李庭杰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因不喜欢父母包办来的妻子，离家参加了红军，由战士提为干部。后来，他因乱搞男女关系，被撤职，当了挑夫。抗战中，他从延安来到苏中根据地，在兴化独立团任政委时，就与一个伪军家属(敌人埋伏在我根据地的特务)勾搭上了。组织上发现后，将其解职，调回一师师部审查，反省数月。后派到泰州独立团任职，为防止他犯老毛病，组织上把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工作，真可谓全力挽救，仁至义尽。但他仍与兴化那个伪军家属藕断丝连，女的几次来独立团找他。同时，他在泰州又有了新的姘头。
腐化者需要钱，没有钱就贪污。当时为了战争，上级有规定：各部队有钱可买子弹。他钻了这个空子，经常开条子，说买驳壳枪子弹花了多少钱，拿到会计处去报销。团政委知道后，多次与他个别交谈，指出他的问题，团党委也开过几次批评教育会。但是，他对组织一贯采取两面手法，会上检讨，会后变本加厉。
那时国际形势非常紧张，法西斯德军已逼近莫斯科城郊，他曾在一些干部中散布悲观论调。有一次行军中，他竟然对一位连指导员说：“苏联失败了，中国抗战也没有希望!”
最后，他终于走上叛党、叛军、背叛人民的罪恶道路。1945年9月初，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攻克兴化城，全歼被国民党收编、拒不向我军缴械的伪军二十二师，将担任该师情报处长的李庭杰抓获归案，后押解到黄桥镇，在群众大会上公审处决。
像李庭杰这样的人，秉性就不好，只能说是曾经的革命“同路人”，参加革命后也没有接受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内心里仍然是升官发财、情欲享受。或许有一定能力，受到提拔重用，犯了错误也被寄予改正的期望。在革命顺利的时候还好，遇到革命低潮、艰难困苦，就容易动摇，心生异念。这类人，即使不叛逃，留在革命队伍中也是个肿瘤，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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