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有一种糟粕，那就是投降主义。
拿抗日战争来说，投降主义比比皆是，我们熟知的一些词汇，“伪军”，“伪政府”，“二鬼子”，“汉奸”，都是投降主义的产物。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伪军就达300多万，是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两倍!这就是典型的日本人的“以华制华”。
有投降主义，就有不投降主义。
面对投降主义，毛主席曾拍案而起。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怒斥：
“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1937年的清明节，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举行的祭陵仪式上，国共两党分别宣读了祭文，陕甘宁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宣读的祭文由毛主席撰写，被人称为抗日“出师表”，其中言道：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毛主席奉行的就是不投降主义。
1945年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代表召开了一个“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战线上所牺牲的人。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演说，他说的一段话，最能体现他的不投降主义的立场。他说：
“如果谁拿刀子杀人，要来杀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对付。我曾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
的确，在毛主席的一生中，是找不到“投降”二字的，有的，只是与投降主义的彻底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批判“右倾”投降主义，拿起了枪杆子，誓将革命进行下去。
反抗日本侵略时期，他力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打投降主义的“亡国论”，唤起民族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免于“亡国灭种”之灾的中流砥柱。
1936年8月2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写道：
“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十大救国纲领”，他要求：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1937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他说：
“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1937年11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把投降主义分为两类：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阶级投降主义表现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地位，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面前投降，新军阀主义，对国民党的无原则迁就退让。民族投降主义就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二者的关系，他说：
“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
193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所写的《反对投降活动》中，认为战与不战是抗日战争的第一等问题，“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面对投降派的阴谋和猖狂，他指出“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他说：
“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抗战时局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筹备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1940年2月1日，延安人民举行讨汪大会，愤怒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恶行。毛主席起草《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第一条为“全国讨汪”，他写道：
“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⑴，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
抗日战争将要结束的时候，美国人确定了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为蒋介石打内战撑腰打气。有一个到延安的美国人曾向毛主席建议去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美国人就会骂。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就这个问题说：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
之后的三年内战，其实毛主席对抗的是美、蒋，最后的结局，是美蒋势力从中国大陆的败退。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讽刺，同时也讴歌了中国人的骨气，他说：
“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毛主席在文章中质问：“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中国要走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不但没有美国能够活命，没有别的什么国家也一样能够活命。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苏联表现出对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妄想的时候，毛主席同样给予了毫不客气的反击，什么共同舰队，什么长波电台，想都不要想。
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境问题和国际形势， 谈到国际形势时，毛主席说：
“苏联对我们现在相当讨厌呢!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日本跟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在硬着头皮顶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毛主席逐步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为中国找到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1972年12月，毛主席对国际形势有这样的看法：
“现在是两霸争夺，就像夹肉面包。肉很多，都要争。一块肉是西欧，几个国家的共同市场，十七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市场，都和苏联对抗，它要依靠美国，所以苏联就拼命地挤进去。一个苏修，一个美帝，称霸欧洲，所以欧安会也没有开成。东边日本也是一块肉，不甚肥，既没有原料，也没有市场。第三块是中国，是块肥肉，也是美苏争夺的。这块肉是肥肉，这块肥肉很多人都想争。还有第三世界，亚非拉，那是更大的肥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苏联不可一世，五十年代后，氢弹爆炸、卫星上天，苏联一天天膨胀起来，变成两霸争夺世界，但争夺不下来。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
1974年4月，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述了毛主席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即：
“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阐明了六项主张并宣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原则立场，六项主张是:
“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中国的地位和立场是: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毛主席的不屈服、不投降，带给中国的是独立自主和民族尊严，带给世界的是公平正义，他成了维护第三世界的生存空间的英雄和道义的化身。1974年3月25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到访中国，他在接受毛主席会见时说：
“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
毛主席曾把投降主义分为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如果说，他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时期，在国际关系中勇于反抗美、苏两大霸权，并成为第三世界的实际倡导者和领导者，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投降主义，解决中国的洋奴思想，那么他探索的继续革命理论，他对于《水浒传》的评论，则是对于解决阶级投降主义的尝试了。
1975年8月14日，毛主席在回答古籍助读芦荻关于对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看法时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
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从毛主席批《水浒》看出，他并非无的放矢，他对于阶级投降主义这个问题是有着深深的思虑的。
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三个世界的平衡格局已不复存在，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容恰如其分，既然平衡不复存在，不平衡就会登上世界舞台，它将在长期动荡中寻求新的平衡。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曲折的，痛苦的，极度危险的，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和威胁，而投降主义必然仍将是如毛主席所说的“第一等问题”。
投降主义一直都未远去，它一直都在发生，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侵害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只是人们不愿意去承认罢了。
投降主义曾经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未来它仍将是中华民族的 大敌，它是一颗威胁我们民族肌体的恶瘤。
毛主席说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所以他一直在根治这一病灶，他一直在培植民族自信主义，培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他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
毛主席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代表了中华民族最优秀和最核心的文化。
我们应该坚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因为这个民族里，有一群人，他们的字典里，没有“投降”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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