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起始于郑州，延及汉口江岸、长辛店等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开展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伟大政治斗争，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二七惨案发生98周年之际，谨发表《铭记中国工人阶级庄严宣示》，以弘扬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礼!
1925年4月初，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这四家全国最大的产业和地方工会组织，在时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联署发布《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这则300多字的短文，传来中国工人阶级久盼的讯息：原定1923年五一节在汉口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遭到反动政权疯狂打压、被迫推迟后，将于今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
这则讯息，如掣电，击穿万千劳工心头郁积的块垒与阴霾;似奔雷，震撼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带来光明和希望……
一、“最光荣的新记录”
“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确开了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光荣的新记录”![1]这是邓中夏作出的重要评价。他曾连续出席第一、二、三、四、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先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职务。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在即。1925年4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指出，这次大会“有重大意义”，“你们所代表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所负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你们的敌人虽然众多而且强有力，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的奋斗，不但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终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利也必然属于你们。”[2]
1925年5月1日至7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81人，代表166个工会、54万余会员。
5月1日，中共中央执委会发表《告中国工农阶级及平民》，指出在中国应该扩大“五一”的新意义。这天上午，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青年革命军人共10万余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盛大示威游行，展现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宏大景象。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奥斯托洛夫斯基在演讲中强调：“工会是炮台，坚固地建立起你们的炮台，打倒资本制度!”入夜，两个代表大会共同在广州大学大讲堂举行开幕典礼，与会1000余人，代表有组织的工农群众70余万人。赤色职工国际、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广东革命政府、青年军人联合会、革命学生等均派代表参加，致辞祝贺。在工农兵代表联席会议上，与会者一致通过《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中国革命万岁!”“全世界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怒吼直冲云天。
在此后的6天里，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们经过讨论，通过了30多项决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全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全总机关设在广州，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5月17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15期刊登署名亦农对这次大会的报道：“会场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工人阶级忿激的心理和再不承受现存社会制度的热情，没有一次在每个代表的演说中不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当总工会的章程通过和执行委员会选出时，‘全国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谋全国统一组织的热诚。”
在大会所有决议中，首屈一指、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申明：“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优越的势力保障之上”。“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3]
这一庄严宣示，蕴涵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信念、顽强意志、磅礴气势、万丈豪情，宛若势不可挡、摧枯拉朽的滔天巨浪，彰显千千万万苦难劳工作为新兴阶级的伟大觉醒!宛若气吞山河、声震寰宇的怒号朔风，饱含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心、不畏牺牲的凛然大义!宛若熊熊燃烧、驱散黑暗的神圣火炬，照亮无数革命义士砸碎旧世界、改地换天的铿锵步伐!
这一庄严宣示，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启示，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来自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浴血斗争!
二、“工人运动都是通过实质上是政治的斗争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中国工会有别于西方工会，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先于工会产生、工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诞生、发展、壮大，战胜种种艰险和挫折，不断走向新胜利。西方工会组织则多形成于工人政党之前，往往受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多种思潮影响，主张“工会无政治”，鼓吹阶级合作，局限于经济斗争，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捍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在多部著述中对于这些谬误予以无情批驳。他们在深入调查后得出定论：工人阶级“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4]在《共产党宣言》这个“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5]中，他们“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6]，鞭辟入里地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7]他们言之凿凿地强调，“工人运动都是通过实质上是政治的斗争成长和巩固起来的”[8]，“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9]。“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10]。单纯的经济斗争，是在“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11]
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全面革命”[12]，工人阶级要肩负起伟大历史使命，敲响剥削阶级政权的丧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促进以科技革命为内核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时代精神和整个人类精神升华，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坚持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要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理论论战来实现。1920年9月，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着重驳斥了“分离经济与政治，教工人专去做经济运动，做保护职业的运动，使他们永世生息于资本家剥削政治之下”的“危险说法”。[13]毛泽东回信表示赞成并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4]。1920年11月拟就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强调，“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15]。但这并没有成为党初创时全国数十名党员的共识。中共一大代表、后背叛革命的张国焘曾回忆：1921年1月间，在与“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利”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交谈时，相互发生了争论。我们“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等。“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16]
“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17]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从在上海、武汉、北京、广州、长沙、济南等六城市先后成立早期组织起，就十分重视开展工人运动，不仅广泛宣传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增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把工人阶级广泛组织起来，而且努力把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为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崭新政权坚韧奋斗。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名为“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工会组织建立的重要责任。是年4月2日，陈独秀等应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他认为，工人阶级不仅要开展经济斗争，而且要开展政治斗争。他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18]是年5月1日，内容新颖、共约400页《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是年9月，《新青年》改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理论刊物。是年11月21日，由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以“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等为目的的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近千人，孙中山、陈独秀等莅临并演讲。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工会，它强调不能变为“资本家的工会”、“同乡的工会”、“政客和流氓的工会”、“不纯粹的工会”、“只挂招牌的工会”。1921年1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
1920年8月，武汉共产党组织成立，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1921年5月5日，武汉共产党组织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反对车行加租，罢工工人提出 “奋斗，争自由，争人格” 口号。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名为“共产党小组”，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此前，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等在北京组织召开有500多校工和学生参加的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会议。在北京共产党组织领导下，1921年1月1日，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4月9日，召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京汉铁路等各路工人1000余人参会;5月1日，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上，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群众15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唱革命歌曲，呼吁“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尽”。
1920年10月，广州共产党组织成立，名为“广州共产党”。1920年10月10日《劳动者》第2号刊登《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引述“广东共产党警告粤人”的传单内容：“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19]1921年春，在陈独秀亲自指导下，广州共产党组织重建，那些不认同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6月，广州共产党组织推动广州土木建筑工会、广州理发工会等27个工会成立。1921年5月1日，广州共产党组织发动各行各业3000余工人集会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号召工人起来革命，掌握政权。
1920年11月，长沙共产党组织成立。在此前后，毛泽东等于1920年10月，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万余人“双十节”请愿游行，呼唤“建设新湖南”;1920年11月7日，举行庆祝苏俄十月革命三周年的大示威;举办第一师范工人夜校等，在工人中开展大量工作。毛泽东与志在拯救劳工于水深火热的庞人铨、黄爱先后建立联系。1920年11月21日，由黄爱、庞人铨领导，拥有20多个工会、5000余名会员的湖南劳工会在长沙成立。毛泽东启发他们放弃纯粹经济斗争的主张，认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政治斗争是经济斗争胜利的前提。他曾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 [20]。1921年5月1日，不畏反动军阀阻挠，毛泽东指导湖南劳工会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举办劳动节游艺会，组织长沙织造、铁业和泥木等行业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游行，散发传单数万份，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经过毛泽东等的争取和引导，在工人中声誉广泛的湖南劳工会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影响。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与会代表报告各地工作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两项。”“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21]
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在济南共产党组织领导下，1921年6月，山东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在津浦铁路大槐树机车厂建立，这是具有工会性质的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引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新型工会组织被誉为中国工人阶级真正的阶级工会、革命工会、现代工会，不仅迥然有别于行会、帮口、秘密结社等旧式组织，也迥然有别于劳资不分、工商混合的招牌工会，鼓吹“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和“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的流氓工会，叫嚣“反工农”、“反共产”、“反苏联”的工贼工会。
三、“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1921年”[22]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23]等光辉思想得到更加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掀起轰轰烈烈、前赴后继、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斗争，不仅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而且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以及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强调：“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中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24]
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指出：工人“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强调“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25]。从这年8月到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南方分部、长江分部、湖南分部相继成立，在次年6月和8月，山东分部、上海分部建立。
特别是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猛烈地开展了起来”[26]。在如火如荼的工人抗争中，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27]这一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深刻阐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筑牢中国工人运动的思想理论根基。1922年11月5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下辖24个工团、约4万会员，毛泽东任总干事。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强调：“工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并指出，“我们的同志也时常有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会使工会运动软弱永远处在非法的地位。”“工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与资本家和政府奋斗;……工会是一战斗的团体，不专是共济的机关。”[28]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劳动运动议决案》等，强调：“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29]。
192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指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工会的责任是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扩大他们的眼界”，使日常的争斗“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成真正的阶级组织，真正的阶级斗争的学校”[30]。为加强党对工运的领导，会议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和每一地方委员会的工农部内，各特设工会运动委员会。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取得指导的地位”，“必须立即开始切实的党的工作，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宣传上的政治教育在现时已经非常重要 ，……在每个经济斗争中应当指出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31]。
在中共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各地通过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创办《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启发引导工人群众增强阶级觉悟;积极发展工人俱乐部等工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创建党团组织，推进工人运动;同“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招牌工会坚决斗争，工运面貌焕然一新。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共有30多万工人掀起100多次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罢工高潮蓬勃兴起，饥寒交迫的劳工们发出悲愤怒吼：“打破资本专制!”“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奋起抗争的怒涛汹涌澎湃。1922年1月，香港3万余名海员大罢工，3月初罢工工人达10万人以上;1922年1月，汉阳钢铁厂3000余名工人罢工;1922年1月，长沙第一纱厂罢工，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被杀害;1922年3月，芜湖2000余人力车工人罢工;1922年4月，上海日华纱厂第一、二两厂3800余名女工罢工;1922年5月，广州1000余名盐业工人罢工;1922年6月，澳门72个工团3万余名华工总罢工;1922年8月，长辛店3000余名铁路工人大罢工;1922年8月，唐山、郑州、武汉、长沙等地工会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组建“劳动立法大同盟”，发动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请愿，要求通过《劳动立法大纲》;1922年9月，安源1.7万余名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10月，开滦煤矿等近5万余名工人大罢工;1922年12月，水口山3000余名铅锌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1月，汉口4家棉花厂3000余名工人反帝同盟罢工;……
1922年5月1日至7日，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发起召集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173人，代表12个城市、116个工会组织、34万余工人。大会通过10项决议案，其中有《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规定明年在汉口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大会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32]这确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邓中夏指出：“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的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它给予全国工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们只看大会以后，中国罢工高潮便发展到最高度，就可证明。”[33]
在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声势浩大、震惊中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2月4日，争取组建工会权利的全路总同盟罢工爆发，不到三个小时，货车客车军车全部停驶，1200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3万余名铁路工人坚决响应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决议，振臂疾呼：“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只有前进，决无退后!”不畏流血牺牲，奋勇参加罢工，义无反顾地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展开伟大政治斗争。共产国际致函赞誉中国铁路工人：“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里”。自5日起，敌人调动20000多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7日尤甚，共产党员、工运领导人林祥谦、施洋和工人群众牺牲52人，负伤500余人，被捕入狱100余人，被开除流落他乡1000余人，工人家属遭到敌人的迫害和洗劫。这场悲壮惨烈、气贯长虹的大罢工，标志着以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跃变为反对军阀、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新焕发，开辟了中国工人运动新阶段，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二七惨案发生后，反动军阀将京汉铁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一律封禁，各地工会除粤湘外，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们的尸首，营救被捕的难友，继续与敌人殊死搏斗。由高潮被迫陷入沉寂的中国工人运动，开始转向振兴!1923年6月，为抗议日本水兵枪杀工人和学生，长沙工商学界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1923年11月，为抗议军阀阻止工人俱乐部成立周年大会召开，湖南水口山工人举行罢工;1924年7月，为抗议英法殖民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歧视和侮辱，广州沙面数千名中国工人罢工 ;1924年9月，为抗议资方苛刻的管理条例等，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7000余名工人罢工;1925年2月，为争取改善工人生存权利，胶济铁路全线工人大罢工;1925年2月，为抗议厂方无故开除工人等，22家上海日商纱厂4万余工人大罢工;1925年4月，为抗议日方资本家用武力阻挠工人组织工会等，青岛6家日商纱厂1.8万余名工人罢工……
对于1922年1月以来中国工人阶级英勇的罢工斗争，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看这些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34]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高度自觉、严密严明的组织纪律，精诚团结、顽强战斗的强大力量，他们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英勇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充分发挥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作用，同全国人民一起，汇聚起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时代洪流!
中国工人运动的独特发展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裴宜理潜心研究后，深有体会地说：“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工人骚动起了重要作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带来新政治文化的五四运动、国民政府的兴衰、共产党的胜利，甚至1949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无不深受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尽管工人人数相对较少，但中国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35]
四、“政治性是工会组织的灵魂”
毛泽东指出：“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36]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九十五年来，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始终铭记、自觉践行中国工人阶级庄严宣示，奋力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国工会深入探索工会工作新路子，不断书写崭新答卷。然而，一段时间一些人发出某些噪声，泛起几许历史沉渣，提出所谓“接轨”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同志多次在重要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坚持推动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贯彻落实，警惕和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2005年7月4日，全总第十四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决议》;2012年1月8日，全总十五届执委会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学习宣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决议》。决议强调 ：“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树立理想信念，忠诚党的工运事业，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团结意识和群众意识”[37];指出：“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工会的根本政治原则，也是中国工会区别于西方工会的显著标志”;首次在工会属性中增加“高度的政治性”重要内容，[38]等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得到全国广大职工群众和各级工会干部的一致赞同、热烈响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有关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39]。2015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40]。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工会组织的政治责任。”[41]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工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要“加大政治动员、政治引领、政治教育工作力度”[42]。这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光芒的重要论述，指明新时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前进方向。
2018年10月22日，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强调“政治性是工会组织的灵魂，先进性是工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群众性是工会组织的根本特点”[43]。两年多来，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信念，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竭诚为党的工运事业不懈奋斗，处处热潮迭起，呈现勃勃生机。
回溯漫漫征程，瞻望光明前景，坚决响应党的召唤，赤诚奉献职工群众，自觉肩负突出政治建设、把准政治方向的重要责任，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是中国工会赓续弘扬的光荣革命传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是在新形势下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重大举措，意境高远、理念宏邃、内涵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吹响新时代冲锋号角，擂动全民族奋斗鼙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面对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中国工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团结服务广大职工群众、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会工作有机统一起来，坚决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努力使全世界职工数量最多的工会日益成为组织职工、引导职工、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最强最优的工会，把亿万职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注释：
[1]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78页。
[2]《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1页。
[3]《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6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6页。
[6]《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41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1、29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11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5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4页。
[13]《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21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5页。
[15]《“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3页。
[16]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20页。
[17]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3、14页。
[18]《新青年.政治卷》，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08页。
[19]《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719页。
[20](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版，第131页。
[21]《“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97页。
[23]《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42页。
[24]《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页。
[25]《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页。
[26]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页。
[27]《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页。
[28]《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2、13页。
[29]《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3、24页。
[30]《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4、36页。
[31]《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47、49页。
[32]《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4页。
[33]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页。
[35][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81页。
[37]《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奋勇前进》，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89页。
[38]《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奋勇前进》，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93页。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1版，第47页。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1版，第306、307页。
[41]《中国工会十七大文件汇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5页。
[42]《人民日报》2019年2月28日。《中国工会十七大文件汇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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