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年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毛对刘“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当时在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戚本禹回忆说，在会上，刘屡次打断毛的发言。当时气氛非常紧张，绝非简单的意气之争。这些举动，激怒了毛泽东。因此在此次会议进行中，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这一举措，实际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公开暴露了毛泽东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事件以刘在其它同志劝告下低头道歉告一段落。
这件事情让毛下了倒刘的决心。我们梳理一下事件的起因就可以发现毛刘之争确实不关首个人，而是路线之争。四-清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但是，对于运动的方向、性质，党的最-高-领-导毛与刘之间存在根本的分岐。到了1964年底的四-清运-动中这两-条路-线的矛盾集中爆发了，毛表现出对刘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的公开分歧。建-国之后，两种路线、两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矛盾冲突，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和其后文-革中尖锐地表现了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须经过他的“修理”才能“依靠”。而对毛和来说，真正的群-众运-动必须一切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自己也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改造和提高自己。救民于水火，与增加民众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在一定时间内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是否走群众路线，是检验真假共-产主-义者的一块试金石。
毛除了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外，他更强调：将传统意识中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颠倒过来。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认为，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在四个月里，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组织了湖南全体农民的一半。毛主席当然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可以肯定这一千万农民没有一个农会是靠毛主席“扎根串连”建立的，毛主席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产党当然起了领导作用，但大多数农会是农民自己组-织的。
而在刘看来，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刘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党员必须作驯服工具的论述，和这种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四-清运-动中刘的多番指示，表明刘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这是再次重复他1961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后来，由毛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既然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党和精英来“体察民情”，来“为民做主”，刘指示调查组讲究工作方法，注意群众情绪，注意他们说话的语气，从中发现问题。如你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笑脸，还是哭脸，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群众变成了不会说话的婴儿，要由父母官们去解读其表情。干部群众一开始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或是被当地干部所胁迫，或是被“极左”所禁锢，不敢说真心话。这真描绘出一个封建传统秩序下的民众状态。总之，群众就是这样一群软弱无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启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感染上兴奋症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在刘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这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按照《后十条》，“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建立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能算数。“一哄而起”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算数，因为这样的贫-下-中农队伍没有掌握在他们手里。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大发脾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
刘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毛之所以在《二十三条》里特别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明确了革命的敌人，也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把矛头向下转到大多数群众的头上。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在四个月里，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组织了湖南全-体农-民的一半。毛当然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可以肯定这一千万农民没有一个农会是靠毛“扎根串连”建立的，毛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产党当然起了领导作用，但大多数农会是农民自己组-织的。
在毛心目中，“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解-放，因此，赋权的主要手段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在其他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群众路-线，是经过封-建传统的“明君”、“清官”的棱镜过滤过的“爱民如子”意识、“为-民请-命”意识、“青-天老-爷”意识。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后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中央根据毛对刘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后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但实际上刘-邓还是做自己的一套。
文革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在怀-仁-堂会议上，陈伯-达根据上海的意见，给邓小平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了套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陈-伯-达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话要文-革小-组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七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发现刘就北大“六-一八”事件(即工-作组把反对工-作组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把这个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作出批示：“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看了这个批示，毛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见《王力反思录》)然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他说，问题不在工-作组，而在于工-作组执-行了错-误的路-线。
八月四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刘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见毛对刘镇-压学-生运-动愤怒到了什么程度。他又说：北-洋-军-阀-镇-压学-生;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批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明确指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他读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和一篇革-命演-说，给他们写信，表示热烈支持。之后，在八月五日当天的《北京日报》上写了几百字的批语，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后，他又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首-都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以这样鲜明的态度，支持革-命学-生、红-卫-兵小将大造修-正主-义的-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原《红旗》杂志搞了一个调查，题为《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清华大学是刘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蹲的点，和“桃-园经-验”如出一辙，为害更烈。毛看后，就把题目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人们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根子就是刘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毛总结道：“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三个“根本区别”把对待群众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区分得简洁明了!
自古以来的剥削阶级最怕群众组织起来，所以毛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工农群众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改放后，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连名义上的都不要了，工厂的工会也根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会干部都是官方指定的，帮着官僚和资本家镇压工人，即使有个名义上的选举也充满着作弊。骨子里他们根本就不赞成工农有自己的组-织。就是再搞二、三次，四、五次文化大革-命，还会有人要这样做的。
源自：百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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