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
100多年前，在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影响下，以缪伯英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女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最早成立知识女性爱国社团
步入北京市鲁迅中学校门，别致的小院映入眼帘：青砖雕花，回廊相连，房屋错落有致，环境古朴典雅。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所学校数易其名：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直到1996年，正式更名北京市鲁迅中学，沿用至今。
我们不能忘却，100多年前，这所学校的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国妇女解放之路上留下的鲜明而坚定的印迹。
1919年五四前夜，北京大学曾派两名男学生到女高师，联络一同上街游行事宜。当时，女高师虽是清末革新派力主的产物，却仍在用重重封建礼教束缚着学生。
校方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由，把男女学生代表分别安排在大礼堂的两个角，双方交谈需要通过坐在中间的女学监传话。因为沟通不畅，女高师的学生们没能参加五四当天的游行。
5月5日，思想进步的国文教师陈中凡在课堂上讲述了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要求，以及北京各学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的情况，女高师的学生们听后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我们也停课，一致支援被捕的学生!”学生们不顾校方阻挠，走出校门，高呼口号，加入游行队伍。
随后，女高师的学生们成立了自治会，向学校争得了会客自由和行动自由。她们在校内以自治会的名义发布通知、召集会议、编写革命刊物、参加游行请愿活动。
5月7日，女高师学生“议决散布传单，集合北京各女校一致行动”。在女高师的倡议下，北京十余所女校的 40余名代表齐聚崇文门，召开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发布《告全国女界书》，声言“爱国不分男女，爱国女子不能后人”。
这个联合会以“提倡社会服务,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规定“凡属北京市高等小学以上女学校赞同本会宗旨愿加入者，其全体学生皆得为会员”。这也是五四时期最早成立的知识女性爱国社团。
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成立后，各女校学生通过罢课、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日货，抨击卖国政府，配合五四爱国运动。
同时，通过创办平民学校、设立平民工厂、号召女子储蓄、刊发《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汇刊》等举措推动妇女解放，将妇女解放运动与爱国运动进行了有机结合。此后，其他诸省纷纷效仿。
这些社团互相响应，互相联络，渐渐构成了全国性的女性运动网络。
当时报界曾有这样的评价：“各校女士热诚爱国不亚于各男校学生殊堪令人敬佩也。”“北京女学界近日思潮亦甚激昂。”不难看出，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在中国历史变革时期产生了重要作用。
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在劳动
开办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新思潮交汇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气象。女高师的学生们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主动扛起妇女解放的大旗。
在当时，社团或者小组是流行的学习理论与参加实践的新方式，女高师的学生就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这个社团成立于1919年底，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采取半工半读形式，分为四个小组。
其中，第三组是女高师学生缪伯英等女生开办的，因为全是女生，又被称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
为了参加工读互助团，缪伯英中断了学业，她和她的伙伴们怀着对创造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了间房子，挂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的小木牌，开起裁缝店、洗衣店，女学生变身女裁缝。开张之日，她们还贴了不少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那个时候，女学生们的想法是“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打造工读结合、互助进步的社会。她们还在《晨报》上发表《吾亲爱的姊妹们曷兴乎来!》，号召“处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并具有毅力的姐妹们参加女子工读互助团，“造就社会的新生活”。一时间，学生搞工读互助成了社会新闻，经过媒体报道后，甚至吸引了外地女生前来参加。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女学生们凭着理想和热情，不怕吃苦，勤于劳作。但事与愿违，社会环境封建性仍浓，对女性办店冷眼旁观，加上她们没有经营经验，赔了本钱。美好的空想被现时的残酷击碎了。
不到一年，在四个小组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也不得不解散了。此时，女高师的学生们意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于是，她们摒弃了工读主义，开始寻求革命真谛。
李大钊(后左三)与女高师学生合影
接受妇女解放新知识
五四运动后，女高师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不断向北京高校学生介绍新思想，学生们的思想更活跃了。
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湖南学生同乡会，在那里，她认识了北大学生、同乡何孟雄，在他的帮助下，缪伯英经常到北大听课，对北大的民主学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通过何孟雄认识了一批追求真理、勇于改革的先进青年，和他们一起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她仔细阅读、认真领会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文章，尤其被李大钊文章中的那种改造国家、解放民族的磅礴气势以及源于理论、脚踏实地的求实态度所折服。
缪伯英特意找到李大钊，激动地说：“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见她非常诚恳，就答应了她的要求。从此，缪伯英经常找李大钊求教。
李大钊曾在女高师短暂任教，主要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和伦理学等课程。他不仅把大学课堂当作传授科学知识的场所，还把它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谈到十月革命时，他告诉学生，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并且指出，只有摧毁官僚、军阀、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
谈到国内形势时，他告诉学生，中国首先要消除封建军阀、卖国官僚、投机政客。谈到女权问题，他告诉学生，只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1925年 5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决定驱逐实行封建专制管理的校长杨荫榆，中共北方党组织发动各校学生进行声援。8月中旬，北洋政府下令停办女师大。11月28日首都革命爆发后，女师大得以恢复。图为女师大复校后，学生合影留念
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在他的影响下，女高师许兴凯、石评梅、缪伯英等进步学生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
她们逐步认识到，社会积弊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她们慢慢地摆脱“工读互助”思想的影响，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0年11月，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参加了会议，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一批团员转为党员，当时21岁的缪伯英也在其中，她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1921年，以女高师和北京高师党员为主组成的中共西城支部成立，缪伯英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此时，女高师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师生开始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思考、分析和研究问题，并逐步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新途径。
左：缪伯英，右：何孟雄
投身党组织地下联络活动
1921年10月9日，缪伯英与有着共同理想和信仰的共产党员何孟雄喜结连理，在景山东侧的中老胡同5号举行了结婚典礼。从这天起，他们家就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同志们经常在他们家里开会活动。
在中老胡同5号，缪伯英夫妇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党的工作，一起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刊物《工人周刊》和《劳动通讯处》编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国内外工人生活和斗争的情况，受到工人们的欢迎。
1922年秋，陈独秀从上海秘密来到北京，住进了中老胡同5号，准备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他听说何孟雄出席少共国际“二大”时所带的介绍信和“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是缪伯英帮着缝在衣服夹缝里的，当时连看守都没搜出来，便想也这样干。
何孟雄闻听此言表示，自己虽然在满洲里被捕没去成，但缪伯英确实是把文件缝进了衣服夹缝里。两口子爽快答应了陈独秀的请求。缪伯英穿针走线，巧妙地将文件缝进了陈独秀衣服内层。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2月7日拂晓，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与警察镇压长辛店罢工工人。缪伯英与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等一起，在这个地下联络站附近秘密编辑《京汉工人流血记》，并到长辛店组织救护，慰问受伤工人、援助失业工人。为合理发放募集来的救济物品，缪伯英还到受难工人的家里逐一了解，及时把东西送到他们手中。
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后叛变，北京党团组织暴露。缪伯英根据党组织指示，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开展革命运动。后来，她又转战武汉、上海领导革命运动，一刻都没有停歇。
1929年10月，缪伯英突患伤寒病，被送往上海仁济医院救治。10月下旬，病危之际的她神态凝重地对丈夫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党，告别了亲人，溘然长逝。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今天的鲁迅中学，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中国近代教育设施之一。来到这里重温历史的人们，都会被百年前那些年轻、坚定的女性所感动。昔日女高师学生们参与的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不仅显示了“妇女撑起半边天”的巨大力量，也展示了共产党员投身革命洪流的奋斗不息。
她们怀着人民解放、民族振兴的火热理想，不畏强暴、不畏牺牲，为后世青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贾晓燕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21年2月18日，原标题“女高师，培养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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