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个新疆“垦二代”制作的抖音视频，他的岳父岳母都是第一代进疆军垦人，他的视觉也多指向了那些军垦人的历史和现实，记录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思想，说到动情的地方，他经常不能抑制地哽咽起来，眼泪会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军垦老人，一辈子没离开那里，有人问他想不想离开的时候，这个老人说：毛主席让我来戍边，我哪儿也不去!
这个“垦二代”的视频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视频里记录的那些“垦一代”、“垦二代”、“垦三代”，甚至还有年幼的“垦四代”，他们朴实，忠诚，达观，富有感情，他们不为浮华的世界所动，默默地坚守着代代相传的忠贞，顽强地守护着祖国广褒的边疆，令人无不肃然起敬。
一幅毛主席的大边疆战略的图景徐徐铺展开来，一队队人马爬冰卧雪，向着边疆而来。
向着新疆而来。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主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对于解决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仅余的国民党一百多万作战部队，毛主席指出主要应采取北平方式，即不流血的和平方式来解决。随着战斗的减少，人民解放军要有战斗队向工作队转变，他说：
“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
在这次会议期间，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主动请缨进军新疆，他跟毛主席说：“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更需要发展经济。”
毛主席答应了王震的要求，他拿京剧《红娘》的故事激励王震：
“《红娘》这出戏很好，那位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
在向全国进军的号角声中，王震率大军一路向西，攻城克地，跋山涉水，直指新疆。与此同时，毛主席通过国民党起义将领张冶中劝降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1949年9月15日，王震率军翻越冰雪履盖的祁连山，看着那些冒着严寒奋勇前进的战士，他感慨地说：
“乌云把祁连山都遮住了，遥远的草原无边无际，我们翻过这座风雪祁连山，就可以胜利地向新疆前进了!”
曲作家王洛宾根据王震的这段话创作出了著名的战歌《凯歌进新疆》：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西进的勇士们唱着这首激扬的战歌，解放酒泉，直逼新疆。在强大的攻势之下，9月下旬，新疆和平解放。
那首《凯歌进新疆》，今天已经被永久镌刻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的碑文上。
新疆和平解放时，完全是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民解放大军进驻后，剿匪反霸，建立政权，创建垦区，发展生产，土地革命，解放农民，兴修水利，创办工业，发展教育。他们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到群众家里时，听从主人的招待;不在水渠里洗脸洗衣服;不吃本地民族禁吃的食物;不说本地民族忌讳的话;努力学习维吾尔族语言文化。他们象红娘一样为当地人民办好事，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获得了新疆人民的认同和称赞。一些农民在清真寺礼拜时也为“救星共产党、恩人毛主席、靠山解放军”祈祷，哈密的农民说：“把天下的树变成笔，天下的河变成墨，即使天下人都会写，也写不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分了土地的库尔班大叔执意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一见毛主席，留下了千古佳话。
随后，全国各地大批优秀青壮年、复转军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加入兵团行列，还有“八千湘女”进疆，一万名山东女兵和青年妇女以及全国各地妇女进疆，投身到艰苦而火热的新疆建设。1954年10月，中央政府命令驻疆部队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
此时，生产建设兵团人数17.5万，其中妇女4万余人。
他们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新新疆，王震功不可没。建设兵团第一任司令员陶峙岳曾为王震写过一首《书怀》的诗：“改造大自然，开发戈壁滩。挥锄为富国，执戈以防边。”他在诗的小序里写道:“今日新疆建设之成就，实在赖于当时王司令员植其始基。”
兵团就象胡杨一样在无边的荒漠里扎下了根，他们有了二代，有了三代，有了四代，他们在亘古荒原上先后建立起了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北屯市等一批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他们带给新疆的是繁荣，是兴旺，是边境的安全，是千古的巨变。
王震生前曾嘱托：“把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1953年，新疆人口不到400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90%以上;2010年，新疆人口2300多万，其中汉族人口883万，占38%。这种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是移民垦边带来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垦边潮流是何等源源不断，蔚为壮观。
向着东北而来。
1954年6月，王震来到黑龙江，当他看到一望无际的茫茫荒原，一个屯垦戍边的想法油然而生，他从新疆转战北大荒。
1955年元旦，北大荒建立了第一个农垦农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部队农场”，拉开了开发北大荒的序幕。
王震向中共中央呈递了《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请示，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的请示很快得到了批准。
从50年代至70年代，大量来自各方面的人员奔赴这片荒原，有十万官兵，有来自齐鲁大地的六万支边青年，有万名复转军人，有80万城市知青，有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他们满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甘洒青春和热血，把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
王震自己也是身先士卒，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北大荒。从1957年至1966年这九个年头，他有六个春节在北大荒渡过，在北大荒的初春，寒气逼人，他跟建设者们一起趟冰涉水，垦荒建设。1958年4月，他在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复转军人时，竖着他书写的诗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闭;英雄奔赴北大荒，好汉建设黑龙江。”
向着西藏而来。
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就提出了经营西藏问题。
1949年11月23日，他就经营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
“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在毛主席的周密部署之下，从1950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一部在西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向西藏进军。10月，发动昌都战役，打通了进军通道。1951年，进抵拉萨，西藏和平解放。
在进军西藏过程中，入藏部队及干部纪律严明，处处体现出仁义之师的鲜明特征。毛主席做出许多英明的指示，他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951年05月24日，他与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谈话时说：
“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反你们民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跟我说，我们马上就改。”
毛主席用心在经营西藏。1959年4月7日，他致信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汪锋，说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的情况，他一共列举了十三条，包括藏族人口、面积、农奴制的内容、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喇嘛庙对农奴的压迫情形、贵族是否有杀人权、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等等，他写道：
“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时谈到西藏问题时说：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
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
1961年1月2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说：
“西藏工委同你的关系要搞得更密切一点。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你所想的，他们不知道不好。我现在非常高兴，西藏有好几千青年干部，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是好事，是很好的事。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将来逐步发展起来，在每个专区有个中学，各县都有小学。汉人要学藏话，藏人要学汉话，在这里的大学里也要有藏人学习。藏人要有开飞机、办工厂、开汽车、搞地质、搞气象等各方面的人才。各兄弟民族都如此，先是汉人帮助，慢慢地本民族的人才出来了。”
毛主席对西藏的经营获得了巨大成功，平叛、民主改革、对印自卫反击、民族自治，解放了百万农奴，粉粹了西方及西藏分离主义蓄意把西藏独立出去的一切梦想。1962年在决定对印进行军事反击前，毛主席对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说：
“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毛主席改变了西藏，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根本制度的改变，那就是百万农奴的解放。西藏人民一直传唱着一首歌《翻身农奴把歌唱》：
“毛主席呀红太阳，
救星就是共产党。
翻身农奴把歌唱，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这首歌就是西藏铁打的江山。
西藏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人口的大增长，从1959年的122万增长到如今的350万人，实现了毛主席所希望的人兴财旺。
向着广东、海南、云南而来，向着艰苦的边疆而来。
一大批军垦、农垦和地方国营农场如雨后春笋，在广阔的边疆生根发芽，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成了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和最荣耀的选择。
1956年，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他讲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说要改变工业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状况。他说：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从1965年开始，毛主席开始了战略性“三线”建设。
1964年08月20日，毛主席在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时，对重工业布局，他说：
“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以二线也好嘛!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
长达15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先后建成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形成了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修筑了10条总长8000公里铁路干线。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子、化工为先导，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
毛主席的战略，使整个国家从沿海，到内地，到边疆，实现了均衡发展，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兴旺和发达，从经济角度上是这样，从战备上更是夯实了根基，打开了战备广度和深度，退可守，战可攻，战略可纵深，退守可自如，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物有物，这样强大的战备支持可以保障中国应对任何级别的军事威胁。中国能够在美、苏争霸那样险恶的环境中险中求存，危中取胜，其自信盖有赖于此。
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毛主席时代人流的朝向却打破了这一规律，背道而行，逆流而向。他们唱的歌是这样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儿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翻山越岭去巡逻，敌人侵犯决不饶他。”是这样的：“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延边人民斗志昂扬，军民团结建设边疆，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是这样的：
“到农村去到边缰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1981年8月，王震在新疆视察期间，一位当年随他一道长征后又一起进疆的老同志前来看望他。当他听说这位老同志在1974年就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便劈头盖脸地批评说：
“你雪山草地都走过了，现在却当了逃兵，没出息!你就一定要那么封建，一定要死在家乡呀?战争年代，谁想过自己的骨头一定要扔哪里哟!哪里不能埋忠骨!我死了不让你给我送花圈，你死了我也不给你送花圈!”
那位老同志被批评得满面通红，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作自我批评!我还有三个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证，我一定教育他们安心新疆，扎根新疆!”
为平定西藏立下大功的张国华，1962年初因病在成都休养，还一直心系西藏的工作，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毛主席让我们守西藏，我死也死在这里!”
这是毛主席时代的价值观，这是毛主席时代的精神，这是毛主席时代的坚守，这是毛主席时代的忠贞，这是毛主席时代的倔强。
他们筑成了中国边疆的钢铁长城，他们带来了中国民族持久的安宁和平。
随着时间的流逝，毛主席苦心经营的边疆战略受到了一定的侵蚀，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价值观的变化，人口越来越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内地经济发展中心城市流动，农村、东北以及其他边疆地区多呈一种人口流出状态，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目前人口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不少地方纷纷出台放开落户政策等优惠措施，吸引人口流入，这更会加重地域经济及人口的不平衡状态，而处于不利地位的边疆必然会首当其冲，受到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
有人的地方才有力量，如果边疆人口减少了，它就成了薄弱的地方。
前些日子我曾跟一个来自新疆的小同事聊了一会儿天，我问她怎么来青岛上班啊?她说新疆当地不如青岛这边发达;我问她新疆的年轻人到外地工作的多吗?她说：反正我的同学是很少回去的，大多都来东部沿海或者比较发达的城市了。
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似乎已经难以逆转了，它被一种力量牵引着，不管不顾、头也不回地奔向了那个叫“发达”的地方。
任何一种大逆转都是一种价值观的逆转，都是一种大战略的逆转。
而不同的逆转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于当今的逆转，很多人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从长远来说，无论从区域的平衡还是战备的考量，都存在着巨大的隐忧。
仰望毛主席的大边疆战略，禁不住感慨他的雄才大略，无人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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