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凤霞，本命杨淑敏，这其实也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幼时在天津被一个叫杨金山的好心汉子收留后为她取的。父女二人在天津戏院门前卖糖葫芦为生，卖着卖着卖进了戏院里，杨淑敏也就耳濡目染上了唱戏的道，并通过一位老勤杂工拜了王先舫先生为师。
在王先生门下，即便他出于种种原因不好好教，但杨淑敏天资聪慧、自学乃至偷学成才，15岁成功救场《女侠红蝴蝶》(主演生病)而大火，便改艺名为杨小凤。
随后就是新中国的到来。
苦出身的杨小凤是热爱和拥护新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她亲眼见证了毛主席是如何带领亿万像她这样的贫苦百姓推翻了地主老财，给了自己一个可以为劳苦大众献唱歌声的舞台。
于是，才有了《艺海深仇》、《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金沙江畔》、《志愿军的未婚妻》、《会计姑娘》、《祥林嫂》等为贫苦妇女翻身把歌唱的经典剧目。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国家的诞生，她甚至又给自己改了名：新凤霞。
1953年，新凤霞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评剧团一队任演员;两年后，中国评剧院成立，新凤霞在中国评剧院一团担任主力演员、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却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偶像，这不得不说是一份奇迹——一份属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奇迹。
以上，就是新凤霞文艺之路的梗概。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1951年9月，新凤霞和吴祖光在北京饭店举行婚礼。
吴祖光，父亲是集官员、文化名人和文物鉴赏家于一身的吴瀛。
吴祖光从小受过良好教育，长大亦为爱国学者。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毛主席著名的词作《沁园春·雪》，正是吴祖光任主编的《新民晚报》副刊率先向全国发表的。
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本是妥妥的革命有功之臣，两人新婚燕尔，连欧阳予倩、老舍都来主婚祝贺，阳翰笙为其证婚，齐白石更是收下新凤霞为关门弟子和“干女儿”……这对才子佳人在新中国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由此凸显的是毛主席为代表的开国元勋们对知识分子和文艺事业的尊重。
然而，就在1957年，党的“双百”方针在文艺界进行得如火如荼、有效地引导了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工农大众服务时，吴祖光却“不干了”。
那年，他相继在《戏剧报》上发表《外行领导内行》、《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等批判文章，指责党不该插手文艺，认为文艺应当自由生长……
应该来说，这样的观点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贻笑大方的——好巧不巧，那一时段美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麦卡锡主义运动，整个美国社会陷入于恐怖的政治高压——更不要提是在面临国际围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了。
客观来说，作为八旗遗少的吴祖光，其骨子里还是瞧不起共产党的，特别是在文艺层面，其内心深处“军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的小资产阶级幼稚和小知识分子局限，在双百方针面前现了原形。
再加上那时反右运动被某些直接领导蓄意地扩大化，吴祖光理所应当地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
就此，新凤霞一家居住的四合院也被冠以“反动俱乐部”之名。
丈夫的遭遇也拖累了新凤霞，这就是新凤霞日后“遇难”的政治铺垫。
当时她白天演出、晚上接受组织上的思想改造，但内心深处依然深深地热爱党、热爱共和国，因为她自己最清楚丈夫的问题以及国家的理想信念。
即便受到许多限制，但新凤霞还是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只不过因为丈夫的原因其时没有获批。
时间来到1966年，便发生了今天微博上被翻来覆去翻炒的事情。
我先不多说事情本身，就说说所谓的「那个十年」。
以1968年为界，甚至又可以以1966年的“红八月”为单独一个区间——过去四十年，后来者以偏概全的把戏实在玩的太多了。
我没法写得过多，毕竟有的人依然逍遥法外、指着自己的影子痛骂人造的阴暗。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不是说了：“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完全公布，不是担心有损毛泽东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损某些人的形象。”(O-欧洲金靴-)
我在此举上三人之例，包括前文提到的老舍：
老舍自杀日期：1966年8月24日
傅雷自杀日期：1966年9月3日
卞仲耘被打死日期：1966年7月31日
老舍先生与卞校长我之前都写过太多了，铁粉应有深忆。
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悲剧，那些红卫兵(西纠联动)的暴行，是谁的错?是毛主席吗?
此前话音在世的童老先生，他欲言又止的真情，仍旧有人装瞎装傻吗?(下图)
还是毛主席老人家洞彻一切，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是这样揭露和批判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张少华曾在面对诘难时自省地吐露过一句：“身不由己…”
她确实身不由己，说这句话也是无能为力。
因为关于那段历史，我们的眼睛依然被蒙着一层纱布地观望它、解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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